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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发表于  2008-11-19 18:40:38 5777字 ( 8/1388)

[研究小岗](十四)听听“争功者”的声音

[研究小岗](十四)听听“争功者”的声音


(写在前面)为了学习小岗村,所以要研究小岗村。为了研究小岗村,需要找些资料。大于研究问题历来的做法是尽量不用与自己思想倾向相同的材料来证明问题。因为大于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要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所以在研究小岗村时,基本上不用攻击和否定小岗村方面的材料。如本文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农民严宏昌的30年》(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6日12:32 人民网)。大于对材料真假识别的法则是:凡是谎言,必有矛盾,以其矛攻其盾,矛盾破则真相生。大于对小岗村的研究步骤是,先识别肯定小岗村方面材料的真假,再从真材料中总结我们应该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


1978年安徽实行的“省委六条”和“借地度荒”政策,不仅催生出小岗村的“分田单干”,还产生了好几个“包产到户”的典型,乃至后来还为谁是“第一家”而争论不休。比较有特色的是肥西县黄花村,佘林明先生可以作为黄花村的代言人,听听他们的声音,对我们深入研究小岗村,也可以作为一个方面的参考。

佘林明先生是中外散文诗研究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安徽省散文家协会理事,高级编剧。下面摘要来自佘林明博客《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家探源》:


中国农村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的,至今已经30年了。至于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家是谁,通常的说法是指凤阳的小岗村和肥西的小井庄,一个“井”,一个“岗”,形成了中国第二次井冈山革命。可当我们宣布,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家是肥西县黄花村时,人们免不了诧异,会问:黄花村,我们怎么不知道呢?



包产到户既是农民发明的,谁具备首家发明权呢?既然有人提出了“第一家”问题,我们不妨用“实事求是”这个标尺来对“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家”作个测检吧。

发端

时间次第无疑是鉴定第一的第一要素。在这两家公认的典型中,到底是谁最先发动了农村改革呢?

多数资料介绍说:1978年秋天,肥西县山南区在百年未遇的大旱胁迫下,率先实行了包产到户。

《起点》一书介绍说:1978年9月15日晚,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在本区柿树公社黄花大队召集24名党员和生产队长会议(笔者注:实际是23名,有一名党员因事未到场,另有汤茂林等工作队4人,总计27人),讨论秋种问题。当时,省里借地种麦的文件还没有下达,听到风声的汤茂林便先行一步了,在“借”字上做文章,他和党员、生产队长们共同议出了“四定一奖”的办法。

9月15日这个时间是准确的,有当时的会议记录为证:

黄花大队党支部讨论秋种记录

时间: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五日晚八时。

地址:黄花油厂南仓。

主持人:解绍德

出席人:汤茂林 权巡友 廖玉峰 秦世明 解绍德 张伦好 解启福

解正琢 杨本高 汪朝艮 汪庭塘 张先华 赵本同 郭益柱

郭享海 解绍检 张明华 黄传友 汪定堂 郭益树 徐之友 孙世堂 汪朝荣 解志策 吴东和 张明年 李言风

会谈内容:讨论秋种方案,决定采用“四定一奖”办法。

1、定土地:全大队每人包一亩地种麦,半亩油菜。

2、定工本费:每种一亩地生产队补贴五元,用于买种子、化肥。

3、定工分:每种一亩地记工200分。

4、定上缴:每种一亩地小麦上缴队200斤,油菜每亩100斤。

5、奖惩:超产全奖,减产全赔。

这是一份会议记录,但同时又是一份中国最早承包合同书的样本。

汤茂林用借地之名,四定一奖之法,打开了包产到户的口子。第二天,也就是16日,山南区委通过在黄花大队进行四定一奖试点的决定。17日,黄花大队开始“借地”给社员。全大队1037口人,“借”了1590亩耕地。紧接着,山南区委在黄花大队召开现场会,推广四定一奖的做法,仅1个月时间,山南全区近10万人播种小麦8万余亩,大麦2万亩,油菜近5万亩,总计约15万亩,比上级下达的任务多播种9万亩。第二年午季,小麦、油菜都获得了大丰收。

【典型对照之一:

小岗是什么时间开始动作的呢?

《半月谈》杂志在《难忘的“第一”》中说:1978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人家一致同意包产到户,并立下了“生死状”,按下手印。我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发端。(笔者注:凤阳自称是包干到户)

这个关于冬天发端的说法,首先就比山南的秋天发端迟了一个季节。

再深入到具体日期吧!于是我们便发现各家说法不一,就连中学生教材和补充教材上记载的时间也不一致。96版的高中《思想政治》说,小岗于1979年1月立契画押;97版的中学读本《强国之路20年》则明确说,1978年12月18日,小岗人签字盖章。这些都是抄第二手材料,我们姑且不论,但最原始最如实的凤阳县委政策研究室于1979年12月20日的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应该最符合实际情况了,但这份材料却说:今年春天(1979年),小岗偷偷摸摸地搞起了包干到户。

小岗人自己“立契按手印”的那张纸该最具说服力了吧,但那张纸上标下的日期却是1978年12月。

我们且以凤阳县委、县政府一致通过的“大包干”对外宣传法定日期(滁州日报记者汪强语)为准吧,这日期是:1978年11月24日晚上,在社员严立华家,18位农民召开了“绝密会议”。

记下上面两个发端日期,我们就可以看出:山南比小岗整整早了70天。


风险

山南区共7社1镇,81个大队,1096个生产队,26000多户,近10万人口,进行这样大面积大声势的改革,所承担的风险自然很大,特别是区委书记汤茂林同志,简直是骑在老虎背上向前冲,弄不好,不仅会被摔下虎背,甚至有被老虎一口吞掉的危险。

黄花会议刚刚过去6天,也就是1978年9月21日,便有人写了状告汤茂林的“人民来信”。这封署名“农村教师”的信写道:

山南干部社员正在分田到户,搞单干,破坏人民公社所有制,并且得到汤茂林和山南区委的怂恿、支持。汤茂林在山南代表的是曾希圣分田单干的错误路线,他是中了刘少奇“三自一包”的毒害,照他这样干下去,整个山南区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集体经济,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私有经济,变成小香港了……

汤茂林究竟把10万山南人民带向何处去?看他的所作所为,不是昭然若揭吗?

这封信,分别寄给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六安地委书记徐士奇和肥西县委书记常振英。万里在信上作了批示:转省农委调查。

调查人把山南的情况带回了省里,省委大院不亚于炸响了一颗重磅炸弹,机关干部议论纷纷,有人建议省委发通知,立即纠正肥西的包产到户。后由于省农委副主任周曰札的谏阻,这个通知才没有发下来。

1979年,虽然万里力倡,省委常委会决定在山南进行包产到户试点,但许多人不理解,纷纷进行干涉。

六安军分区一位副司令员来到山南,对汤茂林命令道:立即把分掉的田地统统收回来,不然的说,就把你抓起来,坐班房。

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专程赶到山南,指着山南公社书记王立恒的鼻子斥责说:毛主席带领我们打江山,现在毛主席不在了,你们就把江山统统丢掉,家产都败掉了,你就是败家子!

这位副司令员又驱车肥西县委,强令县委书记下文件把包产到户改正过来。

看上头,《人民日报》正在批判包产到户。看下头,出现了争水、争牛、打架事件。有的支持,有的反对,肥西县委如坐火山口上。有些常委怕犯方向路线错误,有的领导坚决反对搞包产到户,在会议上讲:毛主席逝世才三年,就变了,我们怎么才对起他老人家,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和民族。老牛会讲话,也要告到中央。

说罢,这位常委嚎啕大哭。

就是在这种特定形势下,肥西县委发出46号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还强令山南区委办学习班,限期纠正包产到户。当时,正是双抢时节。被关在学习班里的汤茂林是心急如焚。后来,恰巧省委副书记王光宇来到山南,帮山南区说了话,县委才同意,山南区按王书记的意见办,不改了。

从上可见,山南区的干群为了冲破禁区,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冒出了极大的风险。

【典型对照之二:

小岗村是以生死契约书而闻名的,让我们先抄录此契约书原文:

1978年12月 地点: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严宏昌(盖章)

关廷珠等21人签字按印略

小岗村的这份生死契约书,一直被认为是敢冒风险的凭证。但恰恰是这份契约书,证明了小岗人的胆小怕事,抗风险能力极低。

如果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肝胆相照,就不存在这张契约书了。

既然相互不放心,为防不测,那就写一份吧。

按正常逻辑,应该是村民立约,向村干部保证,然后再按上手印。

但事情却颠倒了。这份契约书并不是村民对村干部的承诺,而是原副队长严宏昌自己写的,要求大家,如出现意外风险,须“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且只有严宏昌自己签名盖章,另两名村干部不愿同签。

这样一来,性质就变了,成了村干部害怕出事,乞求村民们给予善后承诺。

于是,才有了契约书上的21个手印。(当时在场18人,严宏昌多盖了一个章,另两个手印是代按的。)


说法

读了上文,读者一定要询问:这中国改革第一家的报导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也是笔者要探究的问题。

按说,在邓小平首肯包产到户之前,不论关于肥西山南的大量材料和凤阳小岗的少量材料都属于内部材料:即会议材料、调研材料、报送领导参阅材料。这些材料只是对领导决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但在当时均未通过媒体进行传播。即使对山南这样最早的试点典型,万里也规定:不制止,不宣传,不登报。就说小岗村吧,当年凤阳政研室吴庭美采写的调研材料《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也是19年后方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这样一来,我们不仅要问:小岗是如何宣传出去的呢?

据现有材料看来,新闻界开始关注小岗应该是1983年以后的事情,因为1983年2月9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编导王映东三下小岗,方从严宏昌手里讨了一份“红手印”的复制品(王映东语)。这个“红手印”被录进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之中。1984年国庆节,这件“红手印”复制品又有幸进入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的纪念改革成就展。从此,新闻界开始了对“红手印”竞相炒作。请看《安徽画报》发表、汪强撰文的《小岗“红手印”真假揭谜》所言:

到了1986年之后,小岗的“红手印”被越炒越红。据小岗人回忆,“红手印”造假年代就从这时盛行。首先是深圳人来拍电视片《征服饥饿的人们》需要“艺术再现”,拉开复制“红手印”的序幕。灯光下,18户户主面对着摄象机的镜头,当起了演员,重复当年的现场。自此,小岗人第一次开始复制“红手印”。接着国家电视台的某电视片、省里电视台的某某电视片依次造访,北京某家报纸来再现过,某地摄影家来“创作”过,造假不断,先后在严学昌、关友江、严立华、韩国云、严家国等人家里庭院中表演过6次之多。据严宏昌回忆,1985年后他经手就复制过4次,但手印绝对不齐,内容中错字也不相同。据会计严立学回忆,经他之手至少也为电视片写过三回。小岗人关友江、严立华回忆说:“有几回,邀我们按一次、拍一个镜头还给我们每人发20元补助费呢,18个人不齐,干脆就拉外人代替。”前些年,在小岗复制“红手印”已被传为笑谈,不再是新闻了。

虽然,有权威人士认为小岗的“红手印”是造假,为此,报纸上也曾展开真假之辩。关于这一点,我们姑且不论。但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1.小岗真正报导出去是1984年以后的事情,其时,全国的包产到户已经定局,在当时也谈不上典型影响和典型作用了,充其量只不过是革命之后的回忆而已。2.小岗宣传出去主要是因为新闻界炒作“红手印”而炒出去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当时并非第一家也未能产生大的影响,而事后全凭新闻炒作炒出来的典型,其典型质量也就要大打折扣了。

緣此,笔者认为,当年包产到户时间最早人数最多影响最大价值最优且最有专家权威定评的肥西山南,在改革胜利之后,未能得到应有的肯定,这不仅是一种不公平,也是对农民创造的不尊重和对历史事实的违背。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听听“争功者”的声音,不管他的看法对不对,起码让我们对安徽省当年农村改革的形式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不过,从这些材料来看,我认为黄花村与小岗村是没法比的。因为黄花村的做法是“包产到户”,而小岗村的搞法是“分田到户”,这中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我想,当年没有选择黄花村而选择了小岗村,关键也在这里。


(待续)





59.63.105 发表于  2008-12-24 21:43:01 133字 ( 0/3)

以前(1978年前)没有设区,

[研究小岗](十四)听听“争功者”的声音


(写在前面)为了学习小岗村,所以要研究小岗村。为了研究小岗村,需要找些资料。大于研究问题历来的做法是尽量不用与自己思想倾向相同的材料来证明问题。因为大于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要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所以在研究小岗村时,基本上不用攻击和否定小岗村方面的材料。如本文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农民严宏昌的30年》(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6日12:32 人民网)。大于对材料真假识别的法则是:凡是谎言,必有矛盾,以其矛攻其盾,矛盾破则真相生。大于对小岗村的研究步骤是,先识别肯定小岗村方面材料的真假,再从真材料中总结我们应该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


1978年安徽实行的“省委六条”和“借地度荒”政策,不仅催生出小岗村的“分田单干”,还产生了好几个“包产到户”的典型,乃至后来还为谁是“第一家”而争论不休。比较有特色的是肥西县黄花村,佘林明先生可以作为黄花村的代言人,听听他们的声音,对我们深入研究小岗村,也可以作为一个方面的参考。

佘林明先生是中外散文诗研究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安徽省散文家协会理事,高级编剧。下面摘要来自佘林明博客《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家探源》:


中国农村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的,至今已经30年了。至于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家是谁,通常的说法是指凤阳的小岗村和肥西的小井庄,一个“井”,一个“岗”,形成了中国第二次井冈山革命。可当我们宣布,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家是肥西县黄花村时,人们免不了诧异,会问:黄花村,我们怎么不知道呢?



包产到户既是农民发明的,谁具备首家发明权呢?既然有人提出了“第一家”问题,我们不妨用“实事求是”这个标尺来对“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家”作个测检吧。

发端

时间次第无疑是鉴定第一的第一要素。在这两家公认的典型中,到底是谁最先发动了农村改革呢?

多数资料介绍说:1978年秋天,肥西县山南区在百年未遇的大旱胁迫下,率先实行了包产到户。

《起点》一书介绍说:1978年9月15日晚,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在本区柿树公社黄花大队召集24名党员和生产队长会议(笔者注:实际是23名,有一名党员因事未到场,另有汤茂林等工作队4人,总计27人),讨论秋种问题。当时,省里借地种麦的文件还没有下达,听到风声的汤茂林便先行一步了,在“借”字上做文章,他和党员、生产队长们共同议出了“四定一奖”的办法。

9月15日这个时间是准确的,有当时的会议记录为证:

黄花大队党支部讨论秋种记录

时间: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五日晚八时。

地址:黄花油厂南仓。

主持人:解绍德

出席人:汤茂林 权巡友 廖玉峰 秦世明 解绍德 张伦好 解启福

解正琢 杨本高 汪朝艮 汪庭塘 张先华 赵本同 郭益柱

郭享海 解绍检 张明华 黄传友 汪定堂 郭益树 徐之友 孙世堂 汪朝荣 解志策 吴东和 张明年 李言风

会谈内容:讨论秋种方案,决定采用“四定一奖”办法。

1、定土地:全大队每人包一亩地种麦,半亩油菜。

2、定工本费:每种一亩地生产队补贴五元,用于买种子、化肥。

3、定工分:每种一亩地记工200分。

4、定上缴:每种一亩地小麦上缴队200斤,油菜每亩100斤。

5、奖惩:超产全奖,减产全赔。

这是一份会议记录,但同时又是一份中国最早承包合同书的样本。

汤茂林用借地之名,四定一奖之法,打开了包产到户的口子。第二天,也就是16日,山南区委通过在黄花大队进行四定一奖试点的决定。17日,黄花大队开始“借地”给社员。全大队1037口人,“借”了1590亩耕地。紧接着,山南区委在黄花大队召开现场会,推广四定一奖的做法,仅1个月时间,山南全区近10万人播种小麦8万余亩,大麦2万亩,油菜近5万亩,总计约15万亩,比上级下达的任务多播种9万亩。第二年午季,小麦、油菜都获得了大丰收。

【典型对照之一:

小岗是什么时间开始动作的呢?

《半月谈》杂志在《难忘的“第一”》中说:1978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人家一致同意包产到户,并立下了“生死状”,按下手印。我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发端。(笔者注:凤阳自称是包干到户)

这个关于冬天发端的说法,首先就比山南的秋天发端迟了一个季节。

再深入到具体日期吧!于是我们便发现各家说法不一,就连中学生教材和补充教材上记载的时间也不一致。96版的高中《思想政治》说,小岗于1979年1月立契画押;97版的中学读本《强国之路20年》则明确说,1978年12月18日,小岗人签字盖章。这些都是抄第二手材料,我们姑且不论,但最原始最如实的凤阳县委政策研究室于1979年12月20日的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应该最符合实际情况了,但这份材料却说:今年春天(1979年),小岗偷偷摸摸地搞起了包干到户。

小岗人自己“立契按手印”的那张纸该最具说服力了吧,但那张纸上标下的日期却是1978年12月。

我们且以凤阳县委、县政府一致通过的“大包干”对外宣传法定日期(滁州日报记者汪强语)为准吧,这日期是:1978年11月24日晚上,在社员严立华家,18位农民召开了“绝密会议”。

记下上面两个发端日期,我们就可以看出:山南比小岗整整早了70天。


风险

山南区共7社1镇,81个大队,1096个生产队,26000多户,近10万人口,进行这样大面积大声势的改革,所承担的风险自然很大,特别是区委书记汤茂林同志,简直是骑在老虎背上向前冲,弄不好,不仅会被摔下虎背,甚至有被老虎一口吞掉的危险。

黄花会议刚刚过去6天,也就是1978年9月21日,便有人写了状告汤茂林的“人民来信”。这封署名“农村教师”的信写道:

山南干部社员正在分田到户,搞单干,破坏人民公社所有制,并且得到汤茂林和山南区委的怂恿、支持。汤茂林在山南代表的是曾希圣分田单干的错误路线,他是中了刘少奇“三自一包”的毒害,照他这样干下去,整个山南区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集体经济,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私有经济,变成小香港了……

汤茂林究竟把10万山南人民带向何处去?看他的所作所为,不是昭然若揭吗?

这封信,分别寄给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六安地委书记徐士奇和肥西县委书记常振英。万里在信上作了批示:转省农委调查。

调查人把山南的情况带回了省里,省委大院不亚于炸响了一颗重磅炸弹,机关干部议论纷纷,有人建议省委发通知,立即纠正肥西的包产到户。后由于省农委副主任周曰札的谏阻,这个通知才没有发下来。

1979年,虽然万里力倡,省委常委会决定在山南进行包产到户试点,但许多人不理解,纷纷进行干涉。

六安军分区一位副司令员来到山南,对汤茂林命令道:立即把分掉的田地统统收回来,不然的说,就把你抓起来,坐班房。

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专程赶到山南,指着山南公社书记王立恒的鼻子斥责说:毛主席带领我们打江山,现在毛主席不在了,你们就把江山统统丢掉,家产都败掉了,你就是败家子!

这位副司令员又驱车肥西县委,强令县委书记下文件把包产到户改正过来。

看上头,《人民日报》正在批判包产到户。看下头,出现了争水、争牛、打架事件。有的支持,有的反对,肥西县委如坐火山口上。有些常委怕犯方向路线错误,有的领导坚决反对搞包产到户,在会议上讲:毛主席逝世才三年,就变了,我们怎么才对起他老人家,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和民族。老牛会讲话,也要告到中央。

说罢,这位常委嚎啕大哭。

就是在这种特定形势下,肥西县委发出46号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还强令山南区委办学习班,限期纠正包产到户。当时,正是双抢时节。被关在学习班里的汤茂林是心急如焚。后来,恰巧省委副书记王光宇来到山南,帮山南区说了话,县委才同意,山南区按王书记的意见办,不改了。

从上可见,山南区的干群为了冲破禁区,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冒出了极大的风险。

【典型对照之二:

小岗村是以生死契约书而闻名的,让我们先抄录此契约书原文:

1978年12月 地点: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严宏昌(盖章)

关廷珠等21人签字按印略

小岗村的这份生死契约书,一直被认为是敢冒风险的凭证。但恰恰是这份契约书,证明了小岗人的胆小怕事,抗风险能力极低。

如果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肝胆相照,就不存在这张契约书了。

既然相互不放心,为防不测,那就写一份吧。

按正常逻辑,应该是村民立约,向村干部保证,然后再按上手印。

但事情却颠倒了。这份契约书并不是村民对村干部的承诺,而是原副队长严宏昌自己写的,要求大家,如出现意外风险,须“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且只有严宏昌自己签名盖章,另两名村干部不愿同签。

这样一来,性质就变了,成了村干部害怕出事,乞求村民们给予善后承诺。

于是,才有了契约书上的21个手印。(当时在场18人,严宏昌多盖了一个章,另两个手印是代按的。)


说法

读了上文,读者一定要询问:这中国改革第一家的报导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也是笔者要探究的问题。

按说,在邓小平首肯包产到户之前,不论关于肥西山南的大量材料和凤阳小岗的少量材料都属于内部材料:即会议材料、调研材料、报送领导参阅材料。这些材料只是对领导决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但在当时均未通过媒体进行传播。即使对山南这样最早的试点典型,万里也规定:不制止,不宣传,不登报。就说小岗村吧,当年凤阳政研室吴庭美采写的调研材料《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也是19年后方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这样一来,我们不仅要问:小岗是如何宣传出去的呢?

据现有材料看来,新闻界开始关注小岗应该是1983年以后的事情,因为1983年2月9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编导王映东三下小岗,方从严宏昌手里讨了一份“红手印”的复制品(王映东语)。这个“红手印”被录进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之中。1984年国庆节,这件“红手印”复制品又有幸进入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的纪念改革成就展。从此,新闻界开始了对“红手印”竞相炒作。请看《安徽画报》发表、汪强撰文的《小岗“红手印”真假揭谜》所言:

到了1986年之后,小岗的“红手印”被越炒越红。据小岗人回忆,“红手印”造假年代就从这时盛行。首先是深圳人来拍电视片《征服饥饿的人们》需要“艺术再现”,拉开复制“红手印”的序幕。灯光下,18户户主面对着摄象机的镜头,当起了演员,重复当年的现场。自此,小岗人第一次开始复制“红手印”。接着国家电视台的某电视片、省里电视台的某某电视片依次造访,北京某家报纸来再现过,某地摄影家来“创作”过,造假不断,先后在严学昌、关友江、严立华、韩国云、严家国等人家里庭院中表演过6次之多。据严宏昌回忆,1985年后他经手就复制过4次,但手印绝对不齐,内容中错字也不相同。据会计严立学回忆,经他之手至少也为电视片写过三回。小岗人关友江、严立华回忆说:“有几回,邀我们按一次、拍一个镜头还给我们每人发20元补助费呢,18个人不齐,干脆就拉外人代替。”前些年,在小岗复制“红手印”已被传为笑谈,不再是新闻了。

虽然,有权威人士认为小岗的“红手印”是造假,为此,报纸上也曾展开真假之辩。关于这一点,我们姑且不论。但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1.小岗真正报导出去是1984年以后的事情,其时,全国的包产到户已经定局,在当时也谈不上典型影响和典型作用了,充其量只不过是革命之后的回忆而已。2.小岗宣传出去主要是因为新闻界炒作“红手印”而炒出去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当时并非第一家也未能产生大的影响,而事后全凭新闻炒作炒出来的典型,其典型质量也就要大打折扣了。

緣此,笔者认为,当年包产到户时间最早人数最多影响最大价值最优且最有专家权威定评的肥西山南,在改革胜利之后,未能得到应有的肯定,这不仅是一种不公平,也是对农民创造的不尊重和对历史事实的违背。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听听“争功者”的声音,不管他的看法对不对,起码让我们对安徽省当年农村改革的形式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不过,从这些材料来看,我认为黄花村与小岗村是没法比的。因为黄花村的做法是“包产到户”,而小岗村的搞法是“分田到户”,这中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我想,当年没有选择黄花村而选择了小岗村,关键也在这里。


(待续)





59.63.105 发表于  2008-12-24 21:37:26 76字 ( 0/3)

以前(1978年前)没有设区,

[研究小岗](十四)听听“争功者”的声音


(写在前面)为了学习小岗村,所以要研究小岗村。为了研究小岗村,需要找些资料。大于研究问题历来的做法是尽量不用与自己思想倾向相同的材料来证明问题。因为大于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要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所以在研究小岗村时,基本上不用攻击和否定小岗村方面的材料。如本文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农民严宏昌的30年》(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6日12:32 人民网)。大于对材料真假识别的法则是:凡是谎言,必有矛盾,以其矛攻其盾,矛盾破则真相生。大于对小岗村的研究步骤是,先识别肯定小岗村方面材料的真假,再从真材料中总结我们应该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


1978年安徽实行的“省委六条”和“借地度荒”政策,不仅催生出小岗村的“分田单干”,还产生了好几个“包产到户”的典型,乃至后来还为谁是“第一家”而争论不休。比较有特色的是肥西县黄花村,佘林明先生可以作为黄花村的代言人,听听他们的声音,对我们深入研究小岗村,也可以作为一个方面的参考。

佘林明先生是中外散文诗研究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安徽省散文家协会理事,高级编剧。下面摘要来自佘林明博客《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家探源》:


中国农村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的,至今已经30年了。至于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家是谁,通常的说法是指凤阳的小岗村和肥西的小井庄,一个“井”,一个“岗”,形成了中国第二次井冈山革命。可当我们宣布,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家是肥西县黄花村时,人们免不了诧异,会问:黄花村,我们怎么不知道呢?



包产到户既是农民发明的,谁具备首家发明权呢?既然有人提出了“第一家”问题,我们不妨用“实事求是”这个标尺来对“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家”作个测检吧。

发端

时间次第无疑是鉴定第一的第一要素。在这两家公认的典型中,到底是谁最先发动了农村改革呢?

多数资料介绍说:1978年秋天,肥西县山南区在百年未遇的大旱胁迫下,率先实行了包产到户。

《起点》一书介绍说:1978年9月15日晚,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在本区柿树公社黄花大队召集24名党员和生产队长会议(笔者注:实际是23名,有一名党员因事未到场,另有汤茂林等工作队4人,总计27人),讨论秋种问题。当时,省里借地种麦的文件还没有下达,听到风声的汤茂林便先行一步了,在“借”字上做文章,他和党员、生产队长们共同议出了“四定一奖”的办法。

9月15日这个时间是准确的,有当时的会议记录为证:

黄花大队党支部讨论秋种记录

时间: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五日晚八时。

地址:黄花油厂南仓。

主持人:解绍德

出席人:汤茂林 权巡友 廖玉峰 秦世明 解绍德 张伦好 解启福

解正琢 杨本高 汪朝艮 汪庭塘 张先华 赵本同 郭益柱

郭享海 解绍检 张明华 黄传友 汪定堂 郭益树 徐之友 孙世堂 汪朝荣 解志策 吴东和 张明年 李言风

会谈内容:讨论秋种方案,决定采用“四定一奖”办法。

1、定土地:全大队每人包一亩地种麦,半亩油菜。

2、定工本费:每种一亩地生产队补贴五元,用于买种子、化肥。

3、定工分:每种一亩地记工200分。

4、定上缴:每种一亩地小麦上缴队200斤,油菜每亩100斤。

5、奖惩:超产全奖,减产全赔。

这是一份会议记录,但同时又是一份中国最早承包合同书的样本。

汤茂林用借地之名,四定一奖之法,打开了包产到户的口子。第二天,也就是16日,山南区委通过在黄花大队进行四定一奖试点的决定。17日,黄花大队开始“借地”给社员。全大队1037口人,“借”了1590亩耕地。紧接着,山南区委在黄花大队召开现场会,推广四定一奖的做法,仅1个月时间,山南全区近10万人播种小麦8万余亩,大麦2万亩,油菜近5万亩,总计约15万亩,比上级下达的任务多播种9万亩。第二年午季,小麦、油菜都获得了大丰收。

【典型对照之一:

小岗是什么时间开始动作的呢?

《半月谈》杂志在《难忘的“第一”》中说:1978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人家一致同意包产到户,并立下了“生死状”,按下手印。我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发端。(笔者注:凤阳自称是包干到户)

这个关于冬天发端的说法,首先就比山南的秋天发端迟了一个季节。

再深入到具体日期吧!于是我们便发现各家说法不一,就连中学生教材和补充教材上记载的时间也不一致。96版的高中《思想政治》说,小岗于1979年1月立契画押;97版的中学读本《强国之路20年》则明确说,1978年12月18日,小岗人签字盖章。这些都是抄第二手材料,我们姑且不论,但最原始最如实的凤阳县委政策研究室于1979年12月20日的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应该最符合实际情况了,但这份材料却说:今年春天(1979年),小岗偷偷摸摸地搞起了包干到户。

小岗人自己“立契按手印”的那张纸该最具说服力了吧,但那张纸上标下的日期却是1978年12月。

我们且以凤阳县委、县政府一致通过的“大包干”对外宣传法定日期(滁州日报记者汪强语)为准吧,这日期是:1978年11月24日晚上,在社员严立华家,18位农民召开了“绝密会议”。

记下上面两个发端日期,我们就可以看出:山南比小岗整整早了70天。


风险

山南区共7社1镇,81个大队,1096个生产队,26000多户,近10万人口,进行这样大面积大声势的改革,所承担的风险自然很大,特别是区委书记汤茂林同志,简直是骑在老虎背上向前冲,弄不好,不仅会被摔下虎背,甚至有被老虎一口吞掉的危险。

黄花会议刚刚过去6天,也就是1978年9月21日,便有人写了状告汤茂林的“人民来信”。这封署名“农村教师”的信写道:

山南干部社员正在分田到户,搞单干,破坏人民公社所有制,并且得到汤茂林和山南区委的怂恿、支持。汤茂林在山南代表的是曾希圣分田单干的错误路线,他是中了刘少奇“三自一包”的毒害,照他这样干下去,整个山南区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集体经济,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私有经济,变成小香港了……

汤茂林究竟把10万山南人民带向何处去?看他的所作所为,不是昭然若揭吗?

这封信,分别寄给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六安地委书记徐士奇和肥西县委书记常振英。万里在信上作了批示:转省农委调查。

调查人把山南的情况带回了省里,省委大院不亚于炸响了一颗重磅炸弹,机关干部议论纷纷,有人建议省委发通知,立即纠正肥西的包产到户。后由于省农委副主任周曰札的谏阻,这个通知才没有发下来。

1979年,虽然万里力倡,省委常委会决定在山南进行包产到户试点,但许多人不理解,纷纷进行干涉。

六安军分区一位副司令员来到山南,对汤茂林命令道:立即把分掉的田地统统收回来,不然的说,就把你抓起来,坐班房。

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专程赶到山南,指着山南公社书记王立恒的鼻子斥责说:毛主席带领我们打江山,现在毛主席不在了,你们就把江山统统丢掉,家产都败掉了,你就是败家子!

这位副司令员又驱车肥西县委,强令县委书记下文件把包产到户改正过来。

看上头,《人民日报》正在批判包产到户。看下头,出现了争水、争牛、打架事件。有的支持,有的反对,肥西县委如坐火山口上。有些常委怕犯方向路线错误,有的领导坚决反对搞包产到户,在会议上讲:毛主席逝世才三年,就变了,我们怎么才对起他老人家,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和民族。老牛会讲话,也要告到中央。

说罢,这位常委嚎啕大哭。

就是在这种特定形势下,肥西县委发出46号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还强令山南区委办学习班,限期纠正包产到户。当时,正是双抢时节。被关在学习班里的汤茂林是心急如焚。后来,恰巧省委副书记王光宇来到山南,帮山南区说了话,县委才同意,山南区按王书记的意见办,不改了。

从上可见,山南区的干群为了冲破禁区,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冒出了极大的风险。

【典型对照之二:

小岗村是以生死契约书而闻名的,让我们先抄录此契约书原文:

1978年12月 地点: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严宏昌(盖章)

关廷珠等21人签字按印略

小岗村的这份生死契约书,一直被认为是敢冒风险的凭证。但恰恰是这份契约书,证明了小岗人的胆小怕事,抗风险能力极低。

如果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肝胆相照,就不存在这张契约书了。

既然相互不放心,为防不测,那就写一份吧。

按正常逻辑,应该是村民立约,向村干部保证,然后再按上手印。

但事情却颠倒了。这份契约书并不是村民对村干部的承诺,而是原副队长严宏昌自己写的,要求大家,如出现意外风险,须“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且只有严宏昌自己签名盖章,另两名村干部不愿同签。

这样一来,性质就变了,成了村干部害怕出事,乞求村民们给予善后承诺。

于是,才有了契约书上的21个手印。(当时在场18人,严宏昌多盖了一个章,另两个手印是代按的。)


说法

读了上文,读者一定要询问:这中国改革第一家的报导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也是笔者要探究的问题。

按说,在邓小平首肯包产到户之前,不论关于肥西山南的大量材料和凤阳小岗的少量材料都属于内部材料:即会议材料、调研材料、报送领导参阅材料。这些材料只是对领导决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但在当时均未通过媒体进行传播。即使对山南这样最早的试点典型,万里也规定:不制止,不宣传,不登报。就说小岗村吧,当年凤阳政研室吴庭美采写的调研材料《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也是19年后方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这样一来,我们不仅要问:小岗是如何宣传出去的呢?

据现有材料看来,新闻界开始关注小岗应该是1983年以后的事情,因为1983年2月9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编导王映东三下小岗,方从严宏昌手里讨了一份“红手印”的复制品(王映东语)。这个“红手印”被录进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之中。1984年国庆节,这件“红手印”复制品又有幸进入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的纪念改革成就展。从此,新闻界开始了对“红手印”竞相炒作。请看《安徽画报》发表、汪强撰文的《小岗“红手印”真假揭谜》所言:

到了1986年之后,小岗的“红手印”被越炒越红。据小岗人回忆,“红手印”造假年代就从这时盛行。首先是深圳人来拍电视片《征服饥饿的人们》需要“艺术再现”,拉开复制“红手印”的序幕。灯光下,18户户主面对着摄象机的镜头,当起了演员,重复当年的现场。自此,小岗人第一次开始复制“红手印”。接着国家电视台的某电视片、省里电视台的某某电视片依次造访,北京某家报纸来再现过,某地摄影家来“创作”过,造假不断,先后在严学昌、关友江、严立华、韩国云、严家国等人家里庭院中表演过6次之多。据严宏昌回忆,1985年后他经手就复制过4次,但手印绝对不齐,内容中错字也不相同。据会计严立学回忆,经他之手至少也为电视片写过三回。小岗人关友江、严立华回忆说:“有几回,邀我们按一次、拍一个镜头还给我们每人发20元补助费呢,18个人不齐,干脆就拉外人代替。”前些年,在小岗复制“红手印”已被传为笑谈,不再是新闻了。

虽然,有权威人士认为小岗的“红手印”是造假,为此,报纸上也曾展开真假之辩。关于这一点,我们姑且不论。但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1.小岗真正报导出去是1984年以后的事情,其时,全国的包产到户已经定局,在当时也谈不上典型影响和典型作用了,充其量只不过是革命之后的回忆而已。2.小岗宣传出去主要是因为新闻界炒作“红手印”而炒出去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当时并非第一家也未能产生大的影响,而事后全凭新闻炒作炒出来的典型,其典型质量也就要大打折扣了。

緣此,笔者认为,当年包产到户时间最早人数最多影响最大价值最优且最有专家权威定评的肥西山南,在改革胜利之后,未能得到应有的肯定,这不仅是一种不公平,也是对农民创造的不尊重和对历史事实的违背。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听听“争功者”的声音,不管他的看法对不对,起码让我们对安徽省当年农村改革的形式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不过,从这些材料来看,我认为黄花村与小岗村是没法比的。因为黄花村的做法是“包产到户”,而小岗村的搞法是“分田到户”,这中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我想,当年没有选择黄花村而选择了小岗村,关键也在这里。


(待续)





天外飞砖 发表于  2008-11-20 11:27:05 0字 ( 0/241)

为什么这种事情都出现在安徽?草民不禁想起一首民谣:山东的响马,四川的贼,小偷小摸出安徽,杀人放火下东北。

为什么这种事情都出现在安徽?草民不禁想起一首民谣:山东的响马,四川的贼,小偷小摸出安徽,杀人放火下东北。 [研究小岗](十四)听听“争功者”的声音


(写在前面)为了学习小岗村,所以要研究小岗村。为了研究小岗村,需要找些资料。大于研究问题历来的做法是尽量不用与自己思想倾向相同的材料来证明问题。因为大于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要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所以在研究小岗村时,基本上不用攻击和否定小岗村方面的材料。如本文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农民严宏昌的30年》(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6日12:32 人民网)。大于对材料真假识别的法则是:凡是谎言,必有矛盾,以其矛攻其盾,矛盾破则真相生。大于对小岗村的研究步骤是,先识别肯定小岗村方面材料的真假,再从真材料中总结我们应该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


1978年安徽实行的“省委六条”和“借地度荒”政策,不仅催生出小岗村的“分田单干”,还产生了好几个“包产到户”的典型,乃至后来还为谁是“第一家”而争论不休。比较有特色的是肥西县黄花村,佘林明先生可以作为黄花村的代言人,听听他们的声音,对我们深入研究小岗村,也可以作为一个方面的参考。

佘林明先生是中外散文诗研究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安徽省散文家协会理事,高级编剧。下面摘要来自佘林明博客《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家探源》:


中国农村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的,至今已经30年了。至于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家是谁,通常的说法是指凤阳的小岗村和肥西的小井庄,一个“井”,一个“岗”,形成了中国第二次井冈山革命。可当我们宣布,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家是肥西县黄花村时,人们免不了诧异,会问:黄花村,我们怎么不知道呢?



包产到户既是农民发明的,谁具备首家发明权呢?既然有人提出了“第一家”问题,我们不妨用“实事求是”这个标尺来对“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家”作个测检吧。

发端

时间次第无疑是鉴定第一的第一要素。在这两家公认的典型中,到底是谁最先发动了农村改革呢?

多数资料介绍说:1978年秋天,肥西县山南区在百年未遇的大旱胁迫下,率先实行了包产到户。

《起点》一书介绍说:1978年9月15日晚,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在本区柿树公社黄花大队召集24名党员和生产队长会议(笔者注:实际是23名,有一名党员因事未到场,另有汤茂林等工作队4人,总计27人),讨论秋种问题。当时,省里借地种麦的文件还没有下达,听到风声的汤茂林便先行一步了,在“借”字上做文章,他和党员、生产队长们共同议出了“四定一奖”的办法。

9月15日这个时间是准确的,有当时的会议记录为证:

黄花大队党支部讨论秋种记录

时间: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五日晚八时。

地址:黄花油厂南仓。

主持人:解绍德

出席人:汤茂林 权巡友 廖玉峰 秦世明 解绍德 张伦好 解启福

解正琢 杨本高 汪朝艮 汪庭塘 张先华 赵本同 郭益柱

郭享海 解绍检 张明华 黄传友 汪定堂 郭益树 徐之友 孙世堂 汪朝荣 解志策 吴东和 张明年 李言风

会谈内容:讨论秋种方案,决定采用“四定一奖”办法。

1、定土地:全大队每人包一亩地种麦,半亩油菜。

2、定工本费:每种一亩地生产队补贴五元,用于买种子、化肥。

3、定工分:每种一亩地记工200分。

4、定上缴:每种一亩地小麦上缴队200斤,油菜每亩100斤。

5、奖惩:超产全奖,减产全赔。

这是一份会议记录,但同时又是一份中国最早承包合同书的样本。

汤茂林用借地之名,四定一奖之法,打开了包产到户的口子。第二天,也就是16日,山南区委通过在黄花大队进行四定一奖试点的决定。17日,黄花大队开始“借地”给社员。全大队1037口人,“借”了1590亩耕地。紧接着,山南区委在黄花大队召开现场会,推广四定一奖的做法,仅1个月时间,山南全区近10万人播种小麦8万余亩,大麦2万亩,油菜近5万亩,总计约15万亩,比上级下达的任务多播种9万亩。第二年午季,小麦、油菜都获得了大丰收。

【典型对照之一:

小岗是什么时间开始动作的呢?

《半月谈》杂志在《难忘的“第一”》中说:1978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人家一致同意包产到户,并立下了“生死状”,按下手印。我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发端。(笔者注:凤阳自称是包干到户)

这个关于冬天发端的说法,首先就比山南的秋天发端迟了一个季节。

再深入到具体日期吧!于是我们便发现各家说法不一,就连中学生教材和补充教材上记载的时间也不一致。96版的高中《思想政治》说,小岗于1979年1月立契画押;97版的中学读本《强国之路20年》则明确说,1978年12月18日,小岗人签字盖章。这些都是抄第二手材料,我们姑且不论,但最原始最如实的凤阳县委政策研究室于1979年12月20日的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应该最符合实际情况了,但这份材料却说:今年春天(1979年),小岗偷偷摸摸地搞起了包干到户。

小岗人自己“立契按手印”的那张纸该最具说服力了吧,但那张纸上标下的日期却是1978年12月。

我们且以凤阳县委、县政府一致通过的“大包干”对外宣传法定日期(滁州日报记者汪强语)为准吧,这日期是:1978年11月24日晚上,在社员严立华家,18位农民召开了“绝密会议”。

记下上面两个发端日期,我们就可以看出:山南比小岗整整早了70天。


风险

山南区共7社1镇,81个大队,1096个生产队,26000多户,近10万人口,进行这样大面积大声势的改革,所承担的风险自然很大,特别是区委书记汤茂林同志,简直是骑在老虎背上向前冲,弄不好,不仅会被摔下虎背,甚至有被老虎一口吞掉的危险。

黄花会议刚刚过去6天,也就是1978年9月21日,便有人写了状告汤茂林的“人民来信”。这封署名“农村教师”的信写道:

山南干部社员正在分田到户,搞单干,破坏人民公社所有制,并且得到汤茂林和山南区委的怂恿、支持。汤茂林在山南代表的是曾希圣分田单干的错误路线,他是中了刘少奇“三自一包”的毒害,照他这样干下去,整个山南区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集体经济,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私有经济,变成小香港了……

汤茂林究竟把10万山南人民带向何处去?看他的所作所为,不是昭然若揭吗?

这封信,分别寄给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六安地委书记徐士奇和肥西县委书记常振英。万里在信上作了批示:转省农委调查。

调查人把山南的情况带回了省里,省委大院不亚于炸响了一颗重磅炸弹,机关干部议论纷纷,有人建议省委发通知,立即纠正肥西的包产到户。后由于省农委副主任周曰札的谏阻,这个通知才没有发下来。

1979年,虽然万里力倡,省委常委会决定在山南进行包产到户试点,但许多人不理解,纷纷进行干涉。

六安军分区一位副司令员来到山南,对汤茂林命令道:立即把分掉的田地统统收回来,不然的说,就把你抓起来,坐班房。

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专程赶到山南,指着山南公社书记王立恒的鼻子斥责说:毛主席带领我们打江山,现在毛主席不在了,你们就把江山统统丢掉,家产都败掉了,你就是败家子!

这位副司令员又驱车肥西县委,强令县委书记下文件把包产到户改正过来。

看上头,《人民日报》正在批判包产到户。看下头,出现了争水、争牛、打架事件。有的支持,有的反对,肥西县委如坐火山口上。有些常委怕犯方向路线错误,有的领导坚决反对搞包产到户,在会议上讲:毛主席逝世才三年,就变了,我们怎么才对起他老人家,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和民族。老牛会讲话,也要告到中央。

说罢,这位常委嚎啕大哭。

就是在这种特定形势下,肥西县委发出46号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还强令山南区委办学习班,限期纠正包产到户。当时,正是双抢时节。被关在学习班里的汤茂林是心急如焚。后来,恰巧省委副书记王光宇来到山南,帮山南区说了话,县委才同意,山南区按王书记的意见办,不改了。

从上可见,山南区的干群为了冲破禁区,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冒出了极大的风险。

【典型对照之二:

小岗村是以生死契约书而闻名的,让我们先抄录此契约书原文:

1978年12月 地点: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严宏昌(盖章)

关廷珠等21人签字按印略

小岗村的这份生死契约书,一直被认为是敢冒风险的凭证。但恰恰是这份契约书,证明了小岗人的胆小怕事,抗风险能力极低。

如果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肝胆相照,就不存在这张契约书了。

既然相互不放心,为防不测,那就写一份吧。

按正常逻辑,应该是村民立约,向村干部保证,然后再按上手印。

但事情却颠倒了。这份契约书并不是村民对村干部的承诺,而是原副队长严宏昌自己写的,要求大家,如出现意外风险,须“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且只有严宏昌自己签名盖章,另两名村干部不愿同签。

这样一来,性质就变了,成了村干部害怕出事,乞求村民们给予善后承诺。

于是,才有了契约书上的21个手印。(当时在场18人,严宏昌多盖了一个章,另两个手印是代按的。)


说法

读了上文,读者一定要询问:这中国改革第一家的报导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也是笔者要探究的问题。

按说,在邓小平首肯包产到户之前,不论关于肥西山南的大量材料和凤阳小岗的少量材料都属于内部材料:即会议材料、调研材料、报送领导参阅材料。这些材料只是对领导决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但在当时均未通过媒体进行传播。即使对山南这样最早的试点典型,万里也规定:不制止,不宣传,不登报。就说小岗村吧,当年凤阳政研室吴庭美采写的调研材料《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也是19年后方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这样一来,我们不仅要问:小岗是如何宣传出去的呢?

据现有材料看来,新闻界开始关注小岗应该是1983年以后的事情,因为1983年2月9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编导王映东三下小岗,方从严宏昌手里讨了一份“红手印”的复制品(王映东语)。这个“红手印”被录进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之中。1984年国庆节,这件“红手印”复制品又有幸进入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的纪念改革成就展。从此,新闻界开始了对“红手印”竞相炒作。请看《安徽画报》发表、汪强撰文的《小岗“红手印”真假揭谜》所言:

到了1986年之后,小岗的“红手印”被越炒越红。据小岗人回忆,“红手印”造假年代就从这时盛行。首先是深圳人来拍电视片《征服饥饿的人们》需要“艺术再现”,拉开复制“红手印”的序幕。灯光下,18户户主面对着摄象机的镜头,当起了演员,重复当年的现场。自此,小岗人第一次开始复制“红手印”。接着国家电视台的某电视片、省里电视台的某某电视片依次造访,北京某家报纸来再现过,某地摄影家来“创作”过,造假不断,先后在严学昌、关友江、严立华、韩国云、严家国等人家里庭院中表演过6次之多。据严宏昌回忆,1985年后他经手就复制过4次,但手印绝对不齐,内容中错字也不相同。据会计严立学回忆,经他之手至少也为电视片写过三回。小岗人关友江、严立华回忆说:“有几回,邀我们按一次、拍一个镜头还给我们每人发20元补助费呢,18个人不齐,干脆就拉外人代替。”前些年,在小岗复制“红手印”已被传为笑谈,不再是新闻了。

虽然,有权威人士认为小岗的“红手印”是造假,为此,报纸上也曾展开真假之辩。关于这一点,我们姑且不论。但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1.小岗真正报导出去是1984年以后的事情,其时,全国的包产到户已经定局,在当时也谈不上典型影响和典型作用了,充其量只不过是革命之后的回忆而已。2.小岗宣传出去主要是因为新闻界炒作“红手印”而炒出去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当时并非第一家也未能产生大的影响,而事后全凭新闻炒作炒出来的典型,其典型质量也就要大打折扣了。

緣此,笔者认为,当年包产到户时间最早人数最多影响最大价值最优且最有专家权威定评的肥西山南,在改革胜利之后,未能得到应有的肯定,这不仅是一种不公平,也是对农民创造的不尊重和对历史事实的违背。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听听“争功者”的声音,不管他的看法对不对,起码让我们对安徽省当年农村改革的形式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不过,从这些材料来看,我认为黄花村与小岗村是没法比的。因为黄花村的做法是“包产到户”,而小岗村的搞法是“分田到户”,这中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我想,当年没有选择黄花村而选择了小岗村,关键也在这里。


(待续)





202.156.10 发表于  2008-11-21 03:43:28 0字 ( 0/25)

天下响马数四川

天下响马数四川 [研究小岗](十四)听听“争功者”的声音


(写在前面)为了学习小岗村,所以要研究小岗村。为了研究小岗村,需要找些资料。大于研究问题历来的做法是尽量不用与自己思想倾向相同的材料来证明问题。因为大于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要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所以在研究小岗村时,基本上不用攻击和否定小岗村方面的材料。如本文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农民严宏昌的30年》(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6日12:32 人民网)。大于对材料真假识别的法则是:凡是谎言,必有矛盾,以其矛攻其盾,矛盾破则真相生。大于对小岗村的研究步骤是,先识别肯定小岗村方面材料的真假,再从真材料中总结我们应该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


1978年安徽实行的“省委六条”和“借地度荒”政策,不仅催生出小岗村的“分田单干”,还产生了好几个“包产到户”的典型,乃至后来还为谁是“第一家”而争论不休。比较有特色的是肥西县黄花村,佘林明先生可以作为黄花村的代言人,听听他们的声音,对我们深入研究小岗村,也可以作为一个方面的参考。

佘林明先生是中外散文诗研究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安徽省散文家协会理事,高级编剧。下面摘要来自佘林明博客《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家探源》:


中国农村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的,至今已经30年了。至于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家是谁,通常的说法是指凤阳的小岗村和肥西的小井庄,一个“井”,一个“岗”,形成了中国第二次井冈山革命。可当我们宣布,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家是肥西县黄花村时,人们免不了诧异,会问:黄花村,我们怎么不知道呢?



包产到户既是农民发明的,谁具备首家发明权呢?既然有人提出了“第一家”问题,我们不妨用“实事求是”这个标尺来对“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家”作个测检吧。

发端

时间次第无疑是鉴定第一的第一要素。在这两家公认的典型中,到底是谁最先发动了农村改革呢?

多数资料介绍说:1978年秋天,肥西县山南区在百年未遇的大旱胁迫下,率先实行了包产到户。

《起点》一书介绍说:1978年9月15日晚,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在本区柿树公社黄花大队召集24名党员和生产队长会议(笔者注:实际是23名,有一名党员因事未到场,另有汤茂林等工作队4人,总计27人),讨论秋种问题。当时,省里借地种麦的文件还没有下达,听到风声的汤茂林便先行一步了,在“借”字上做文章,他和党员、生产队长们共同议出了“四定一奖”的办法。

9月15日这个时间是准确的,有当时的会议记录为证:

黄花大队党支部讨论秋种记录

时间: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五日晚八时。

地址:黄花油厂南仓。

主持人:解绍德

出席人:汤茂林 权巡友 廖玉峰 秦世明 解绍德 张伦好 解启福

解正琢 杨本高 汪朝艮 汪庭塘 张先华 赵本同 郭益柱

郭享海 解绍检 张明华 黄传友 汪定堂 郭益树 徐之友 孙世堂 汪朝荣 解志策 吴东和 张明年 李言风

会谈内容:讨论秋种方案,决定采用“四定一奖”办法。

1、定土地:全大队每人包一亩地种麦,半亩油菜。

2、定工本费:每种一亩地生产队补贴五元,用于买种子、化肥。

3、定工分:每种一亩地记工200分。

4、定上缴:每种一亩地小麦上缴队200斤,油菜每亩100斤。

5、奖惩:超产全奖,减产全赔。

这是一份会议记录,但同时又是一份中国最早承包合同书的样本。

汤茂林用借地之名,四定一奖之法,打开了包产到户的口子。第二天,也就是16日,山南区委通过在黄花大队进行四定一奖试点的决定。17日,黄花大队开始“借地”给社员。全大队1037口人,“借”了1590亩耕地。紧接着,山南区委在黄花大队召开现场会,推广四定一奖的做法,仅1个月时间,山南全区近10万人播种小麦8万余亩,大麦2万亩,油菜近5万亩,总计约15万亩,比上级下达的任务多播种9万亩。第二年午季,小麦、油菜都获得了大丰收。

【典型对照之一:

小岗是什么时间开始动作的呢?

《半月谈》杂志在《难忘的“第一”》中说:1978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人家一致同意包产到户,并立下了“生死状”,按下手印。我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发端。(笔者注:凤阳自称是包干到户)

这个关于冬天发端的说法,首先就比山南的秋天发端迟了一个季节。

再深入到具体日期吧!于是我们便发现各家说法不一,就连中学生教材和补充教材上记载的时间也不一致。96版的高中《思想政治》说,小岗于1979年1月立契画押;97版的中学读本《强国之路20年》则明确说,1978年12月18日,小岗人签字盖章。这些都是抄第二手材料,我们姑且不论,但最原始最如实的凤阳县委政策研究室于1979年12月20日的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应该最符合实际情况了,但这份材料却说:今年春天(1979年),小岗偷偷摸摸地搞起了包干到户。

小岗人自己“立契按手印”的那张纸该最具说服力了吧,但那张纸上标下的日期却是1978年12月。

我们且以凤阳县委、县政府一致通过的“大包干”对外宣传法定日期(滁州日报记者汪强语)为准吧,这日期是:1978年11月24日晚上,在社员严立华家,18位农民召开了“绝密会议”。

记下上面两个发端日期,我们就可以看出:山南比小岗整整早了70天。


风险

山南区共7社1镇,81个大队,1096个生产队,26000多户,近10万人口,进行这样大面积大声势的改革,所承担的风险自然很大,特别是区委书记汤茂林同志,简直是骑在老虎背上向前冲,弄不好,不仅会被摔下虎背,甚至有被老虎一口吞掉的危险。

黄花会议刚刚过去6天,也就是1978年9月21日,便有人写了状告汤茂林的“人民来信”。这封署名“农村教师”的信写道:

山南干部社员正在分田到户,搞单干,破坏人民公社所有制,并且得到汤茂林和山南区委的怂恿、支持。汤茂林在山南代表的是曾希圣分田单干的错误路线,他是中了刘少奇“三自一包”的毒害,照他这样干下去,整个山南区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集体经济,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私有经济,变成小香港了……

汤茂林究竟把10万山南人民带向何处去?看他的所作所为,不是昭然若揭吗?

这封信,分别寄给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六安地委书记徐士奇和肥西县委书记常振英。万里在信上作了批示:转省农委调查。

调查人把山南的情况带回了省里,省委大院不亚于炸响了一颗重磅炸弹,机关干部议论纷纷,有人建议省委发通知,立即纠正肥西的包产到户。后由于省农委副主任周曰札的谏阻,这个通知才没有发下来。

1979年,虽然万里力倡,省委常委会决定在山南进行包产到户试点,但许多人不理解,纷纷进行干涉。

六安军分区一位副司令员来到山南,对汤茂林命令道:立即把分掉的田地统统收回来,不然的说,就把你抓起来,坐班房。

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专程赶到山南,指着山南公社书记王立恒的鼻子斥责说:毛主席带领我们打江山,现在毛主席不在了,你们就把江山统统丢掉,家产都败掉了,你就是败家子!

这位副司令员又驱车肥西县委,强令县委书记下文件把包产到户改正过来。

看上头,《人民日报》正在批判包产到户。看下头,出现了争水、争牛、打架事件。有的支持,有的反对,肥西县委如坐火山口上。有些常委怕犯方向路线错误,有的领导坚决反对搞包产到户,在会议上讲:毛主席逝世才三年,就变了,我们怎么才对起他老人家,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和民族。老牛会讲话,也要告到中央。

说罢,这位常委嚎啕大哭。

就是在这种特定形势下,肥西县委发出46号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还强令山南区委办学习班,限期纠正包产到户。当时,正是双抢时节。被关在学习班里的汤茂林是心急如焚。后来,恰巧省委副书记王光宇来到山南,帮山南区说了话,县委才同意,山南区按王书记的意见办,不改了。

从上可见,山南区的干群为了冲破禁区,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冒出了极大的风险。

【典型对照之二:

小岗村是以生死契约书而闻名的,让我们先抄录此契约书原文:

1978年12月 地点: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严宏昌(盖章)

关廷珠等21人签字按印略

小岗村的这份生死契约书,一直被认为是敢冒风险的凭证。但恰恰是这份契约书,证明了小岗人的胆小怕事,抗风险能力极低。

如果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肝胆相照,就不存在这张契约书了。

既然相互不放心,为防不测,那就写一份吧。

按正常逻辑,应该是村民立约,向村干部保证,然后再按上手印。

但事情却颠倒了。这份契约书并不是村民对村干部的承诺,而是原副队长严宏昌自己写的,要求大家,如出现意外风险,须“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且只有严宏昌自己签名盖章,另两名村干部不愿同签。

这样一来,性质就变了,成了村干部害怕出事,乞求村民们给予善后承诺。

于是,才有了契约书上的21个手印。(当时在场18人,严宏昌多盖了一个章,另两个手印是代按的。)


说法

读了上文,读者一定要询问:这中国改革第一家的报导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也是笔者要探究的问题。

按说,在邓小平首肯包产到户之前,不论关于肥西山南的大量材料和凤阳小岗的少量材料都属于内部材料:即会议材料、调研材料、报送领导参阅材料。这些材料只是对领导决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但在当时均未通过媒体进行传播。即使对山南这样最早的试点典型,万里也规定:不制止,不宣传,不登报。就说小岗村吧,当年凤阳政研室吴庭美采写的调研材料《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也是19年后方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这样一来,我们不仅要问:小岗是如何宣传出去的呢?

据现有材料看来,新闻界开始关注小岗应该是1983年以后的事情,因为1983年2月9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编导王映东三下小岗,方从严宏昌手里讨了一份“红手印”的复制品(王映东语)。这个“红手印”被录进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之中。1984年国庆节,这件“红手印”复制品又有幸进入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的纪念改革成就展。从此,新闻界开始了对“红手印”竞相炒作。请看《安徽画报》发表、汪强撰文的《小岗“红手印”真假揭谜》所言:

到了1986年之后,小岗的“红手印”被越炒越红。据小岗人回忆,“红手印”造假年代就从这时盛行。首先是深圳人来拍电视片《征服饥饿的人们》需要“艺术再现”,拉开复制“红手印”的序幕。灯光下,18户户主面对着摄象机的镜头,当起了演员,重复当年的现场。自此,小岗人第一次开始复制“红手印”。接着国家电视台的某电视片、省里电视台的某某电视片依次造访,北京某家报纸来再现过,某地摄影家来“创作”过,造假不断,先后在严学昌、关友江、严立华、韩国云、严家国等人家里庭院中表演过6次之多。据严宏昌回忆,1985年后他经手就复制过4次,但手印绝对不齐,内容中错字也不相同。据会计严立学回忆,经他之手至少也为电视片写过三回。小岗人关友江、严立华回忆说:“有几回,邀我们按一次、拍一个镜头还给我们每人发20元补助费呢,18个人不齐,干脆就拉外人代替。”前些年,在小岗复制“红手印”已被传为笑谈,不再是新闻了。

虽然,有权威人士认为小岗的“红手印”是造假,为此,报纸上也曾展开真假之辩。关于这一点,我们姑且不论。但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1.小岗真正报导出去是1984年以后的事情,其时,全国的包产到户已经定局,在当时也谈不上典型影响和典型作用了,充其量只不过是革命之后的回忆而已。2.小岗宣传出去主要是因为新闻界炒作“红手印”而炒出去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当时并非第一家也未能产生大的影响,而事后全凭新闻炒作炒出来的典型,其典型质量也就要大打折扣了。

緣此,笔者认为,当年包产到户时间最早人数最多影响最大价值最优且最有专家权威定评的肥西山南,在改革胜利之后,未能得到应有的肯定,这不仅是一种不公平,也是对农民创造的不尊重和对历史事实的违背。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听听“争功者”的声音,不管他的看法对不对,起码让我们对安徽省当年农村改革的形式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不过,从这些材料来看,我认为黄花村与小岗村是没法比的。因为黄花村的做法是“包产到户”,而小岗村的搞法是“分田到户”,这中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我想,当年没有选择黄花村而选择了小岗村,关键也在这里。


(待续)





凤姐姐 发表于  2008-11-19 22:31:00 0字 ( 0/21)

如果当年选择了黄花村,或许会是另一种结局。可惜。

如果当年选择了黄花村,或许会是另一种结局。可惜。 [研究小岗](十四)听听“争功者”的声音


(写在前面)为了学习小岗村,所以要研究小岗村。为了研究小岗村,需要找些资料。大于研究问题历来的做法是尽量不用与自己思想倾向相同的材料来证明问题。因为大于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要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所以在研究小岗村时,基本上不用攻击和否定小岗村方面的材料。如本文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农民严宏昌的30年》(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6日12:32 人民网)。大于对材料真假识别的法则是:凡是谎言,必有矛盾,以其矛攻其盾,矛盾破则真相生。大于对小岗村的研究步骤是,先识别肯定小岗村方面材料的真假,再从真材料中总结我们应该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


1978年安徽实行的“省委六条”和“借地度荒”政策,不仅催生出小岗村的“分田单干”,还产生了好几个“包产到户”的典型,乃至后来还为谁是“第一家”而争论不休。比较有特色的是肥西县黄花村,佘林明先生可以作为黄花村的代言人,听听他们的声音,对我们深入研究小岗村,也可以作为一个方面的参考。

佘林明先生是中外散文诗研究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安徽省散文家协会理事,高级编剧。下面摘要来自佘林明博客《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家探源》:


中国农村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的,至今已经30年了。至于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家是谁,通常的说法是指凤阳的小岗村和肥西的小井庄,一个“井”,一个“岗”,形成了中国第二次井冈山革命。可当我们宣布,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家是肥西县黄花村时,人们免不了诧异,会问:黄花村,我们怎么不知道呢?



包产到户既是农民发明的,谁具备首家发明权呢?既然有人提出了“第一家”问题,我们不妨用“实事求是”这个标尺来对“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家”作个测检吧。

发端

时间次第无疑是鉴定第一的第一要素。在这两家公认的典型中,到底是谁最先发动了农村改革呢?

多数资料介绍说:1978年秋天,肥西县山南区在百年未遇的大旱胁迫下,率先实行了包产到户。

《起点》一书介绍说:1978年9月15日晚,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在本区柿树公社黄花大队召集24名党员和生产队长会议(笔者注:实际是23名,有一名党员因事未到场,另有汤茂林等工作队4人,总计27人),讨论秋种问题。当时,省里借地种麦的文件还没有下达,听到风声的汤茂林便先行一步了,在“借”字上做文章,他和党员、生产队长们共同议出了“四定一奖”的办法。

9月15日这个时间是准确的,有当时的会议记录为证:

黄花大队党支部讨论秋种记录

时间: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五日晚八时。

地址:黄花油厂南仓。

主持人:解绍德

出席人:汤茂林 权巡友 廖玉峰 秦世明 解绍德 张伦好 解启福

解正琢 杨本高 汪朝艮 汪庭塘 张先华 赵本同 郭益柱

郭享海 解绍检 张明华 黄传友 汪定堂 郭益树 徐之友 孙世堂 汪朝荣 解志策 吴东和 张明年 李言风

会谈内容:讨论秋种方案,决定采用“四定一奖”办法。

1、定土地:全大队每人包一亩地种麦,半亩油菜。

2、定工本费:每种一亩地生产队补贴五元,用于买种子、化肥。

3、定工分:每种一亩地记工200分。

4、定上缴:每种一亩地小麦上缴队200斤,油菜每亩100斤。

5、奖惩:超产全奖,减产全赔。

这是一份会议记录,但同时又是一份中国最早承包合同书的样本。

汤茂林用借地之名,四定一奖之法,打开了包产到户的口子。第二天,也就是16日,山南区委通过在黄花大队进行四定一奖试点的决定。17日,黄花大队开始“借地”给社员。全大队1037口人,“借”了1590亩耕地。紧接着,山南区委在黄花大队召开现场会,推广四定一奖的做法,仅1个月时间,山南全区近10万人播种小麦8万余亩,大麦2万亩,油菜近5万亩,总计约15万亩,比上级下达的任务多播种9万亩。第二年午季,小麦、油菜都获得了大丰收。

【典型对照之一:

小岗是什么时间开始动作的呢?

《半月谈》杂志在《难忘的“第一”》中说:1978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人家一致同意包产到户,并立下了“生死状”,按下手印。我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发端。(笔者注:凤阳自称是包干到户)

这个关于冬天发端的说法,首先就比山南的秋天发端迟了一个季节。

再深入到具体日期吧!于是我们便发现各家说法不一,就连中学生教材和补充教材上记载的时间也不一致。96版的高中《思想政治》说,小岗于1979年1月立契画押;97版的中学读本《强国之路20年》则明确说,1978年12月18日,小岗人签字盖章。这些都是抄第二手材料,我们姑且不论,但最原始最如实的凤阳县委政策研究室于1979年12月20日的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应该最符合实际情况了,但这份材料却说:今年春天(1979年),小岗偷偷摸摸地搞起了包干到户。

小岗人自己“立契按手印”的那张纸该最具说服力了吧,但那张纸上标下的日期却是1978年12月。

我们且以凤阳县委、县政府一致通过的“大包干”对外宣传法定日期(滁州日报记者汪强语)为准吧,这日期是:1978年11月24日晚上,在社员严立华家,18位农民召开了“绝密会议”。

记下上面两个发端日期,我们就可以看出:山南比小岗整整早了70天。


风险

山南区共7社1镇,81个大队,1096个生产队,26000多户,近10万人口,进行这样大面积大声势的改革,所承担的风险自然很大,特别是区委书记汤茂林同志,简直是骑在老虎背上向前冲,弄不好,不仅会被摔下虎背,甚至有被老虎一口吞掉的危险。

黄花会议刚刚过去6天,也就是1978年9月21日,便有人写了状告汤茂林的“人民来信”。这封署名“农村教师”的信写道:

山南干部社员正在分田到户,搞单干,破坏人民公社所有制,并且得到汤茂林和山南区委的怂恿、支持。汤茂林在山南代表的是曾希圣分田单干的错误路线,他是中了刘少奇“三自一包”的毒害,照他这样干下去,整个山南区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集体经济,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私有经济,变成小香港了……

汤茂林究竟把10万山南人民带向何处去?看他的所作所为,不是昭然若揭吗?

这封信,分别寄给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六安地委书记徐士奇和肥西县委书记常振英。万里在信上作了批示:转省农委调查。

调查人把山南的情况带回了省里,省委大院不亚于炸响了一颗重磅炸弹,机关干部议论纷纷,有人建议省委发通知,立即纠正肥西的包产到户。后由于省农委副主任周曰札的谏阻,这个通知才没有发下来。

1979年,虽然万里力倡,省委常委会决定在山南进行包产到户试点,但许多人不理解,纷纷进行干涉。

六安军分区一位副司令员来到山南,对汤茂林命令道:立即把分掉的田地统统收回来,不然的说,就把你抓起来,坐班房。

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专程赶到山南,指着山南公社书记王立恒的鼻子斥责说:毛主席带领我们打江山,现在毛主席不在了,你们就把江山统统丢掉,家产都败掉了,你就是败家子!

这位副司令员又驱车肥西县委,强令县委书记下文件把包产到户改正过来。

看上头,《人民日报》正在批判包产到户。看下头,出现了争水、争牛、打架事件。有的支持,有的反对,肥西县委如坐火山口上。有些常委怕犯方向路线错误,有的领导坚决反对搞包产到户,在会议上讲:毛主席逝世才三年,就变了,我们怎么才对起他老人家,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和民族。老牛会讲话,也要告到中央。

说罢,这位常委嚎啕大哭。

就是在这种特定形势下,肥西县委发出46号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还强令山南区委办学习班,限期纠正包产到户。当时,正是双抢时节。被关在学习班里的汤茂林是心急如焚。后来,恰巧省委副书记王光宇来到山南,帮山南区说了话,县委才同意,山南区按王书记的意见办,不改了。

从上可见,山南区的干群为了冲破禁区,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冒出了极大的风险。

【典型对照之二:

小岗村是以生死契约书而闻名的,让我们先抄录此契约书原文:

1978年12月 地点: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严宏昌(盖章)

关廷珠等21人签字按印略

小岗村的这份生死契约书,一直被认为是敢冒风险的凭证。但恰恰是这份契约书,证明了小岗人的胆小怕事,抗风险能力极低。

如果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肝胆相照,就不存在这张契约书了。

既然相互不放心,为防不测,那就写一份吧。

按正常逻辑,应该是村民立约,向村干部保证,然后再按上手印。

但事情却颠倒了。这份契约书并不是村民对村干部的承诺,而是原副队长严宏昌自己写的,要求大家,如出现意外风险,须“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且只有严宏昌自己签名盖章,另两名村干部不愿同签。

这样一来,性质就变了,成了村干部害怕出事,乞求村民们给予善后承诺。

于是,才有了契约书上的21个手印。(当时在场18人,严宏昌多盖了一个章,另两个手印是代按的。)


说法

读了上文,读者一定要询问:这中国改革第一家的报导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也是笔者要探究的问题。

按说,在邓小平首肯包产到户之前,不论关于肥西山南的大量材料和凤阳小岗的少量材料都属于内部材料:即会议材料、调研材料、报送领导参阅材料。这些材料只是对领导决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但在当时均未通过媒体进行传播。即使对山南这样最早的试点典型,万里也规定:不制止,不宣传,不登报。就说小岗村吧,当年凤阳政研室吴庭美采写的调研材料《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也是19年后方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这样一来,我们不仅要问:小岗是如何宣传出去的呢?

据现有材料看来,新闻界开始关注小岗应该是1983年以后的事情,因为1983年2月9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编导王映东三下小岗,方从严宏昌手里讨了一份“红手印”的复制品(王映东语)。这个“红手印”被录进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之中。1984年国庆节,这件“红手印”复制品又有幸进入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的纪念改革成就展。从此,新闻界开始了对“红手印”竞相炒作。请看《安徽画报》发表、汪强撰文的《小岗“红手印”真假揭谜》所言:

到了1986年之后,小岗的“红手印”被越炒越红。据小岗人回忆,“红手印”造假年代就从这时盛行。首先是深圳人来拍电视片《征服饥饿的人们》需要“艺术再现”,拉开复制“红手印”的序幕。灯光下,18户户主面对着摄象机的镜头,当起了演员,重复当年的现场。自此,小岗人第一次开始复制“红手印”。接着国家电视台的某电视片、省里电视台的某某电视片依次造访,北京某家报纸来再现过,某地摄影家来“创作”过,造假不断,先后在严学昌、关友江、严立华、韩国云、严家国等人家里庭院中表演过6次之多。据严宏昌回忆,1985年后他经手就复制过4次,但手印绝对不齐,内容中错字也不相同。据会计严立学回忆,经他之手至少也为电视片写过三回。小岗人关友江、严立华回忆说:“有几回,邀我们按一次、拍一个镜头还给我们每人发20元补助费呢,18个人不齐,干脆就拉外人代替。”前些年,在小岗复制“红手印”已被传为笑谈,不再是新闻了。

虽然,有权威人士认为小岗的“红手印”是造假,为此,报纸上也曾展开真假之辩。关于这一点,我们姑且不论。但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1.小岗真正报导出去是1984年以后的事情,其时,全国的包产到户已经定局,在当时也谈不上典型影响和典型作用了,充其量只不过是革命之后的回忆而已。2.小岗宣传出去主要是因为新闻界炒作“红手印”而炒出去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当时并非第一家也未能产生大的影响,而事后全凭新闻炒作炒出来的典型,其典型质量也就要大打折扣了。

緣此,笔者认为,当年包产到户时间最早人数最多影响最大价值最优且最有专家权威定评的肥西山南,在改革胜利之后,未能得到应有的肯定,这不仅是一种不公平,也是对农民创造的不尊重和对历史事实的违背。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听听“争功者”的声音,不管他的看法对不对,起码让我们对安徽省当年农村改革的形式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不过,从这些材料来看,我认为黄花村与小岗村是没法比的。因为黄花村的做法是“包产到户”,而小岗村的搞法是“分田到户”,这中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我想,当年没有选择黄花村而选择了小岗村,关键也在这里。


(待续)





220.114.44 发表于  2008-11-19 22:04:05 9字 ( 0/11)

历史笑柄还争!!!

[研究小岗](十四)听听“争功者”的声音


(写在前面)为了学习小岗村,所以要研究小岗村。为了研究小岗村,需要找些资料。大于研究问题历来的做法是尽量不用与自己思想倾向相同的材料来证明问题。因为大于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要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所以在研究小岗村时,基本上不用攻击和否定小岗村方面的材料。如本文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农民严宏昌的30年》(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6日12:32 人民网)。大于对材料真假识别的法则是:凡是谎言,必有矛盾,以其矛攻其盾,矛盾破则真相生。大于对小岗村的研究步骤是,先识别肯定小岗村方面材料的真假,再从真材料中总结我们应该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


1978年安徽实行的“省委六条”和“借地度荒”政策,不仅催生出小岗村的“分田单干”,还产生了好几个“包产到户”的典型,乃至后来还为谁是“第一家”而争论不休。比较有特色的是肥西县黄花村,佘林明先生可以作为黄花村的代言人,听听他们的声音,对我们深入研究小岗村,也可以作为一个方面的参考。

佘林明先生是中外散文诗研究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安徽省散文家协会理事,高级编剧。下面摘要来自佘林明博客《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家探源》:


中国农村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的,至今已经30年了。至于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家是谁,通常的说法是指凤阳的小岗村和肥西的小井庄,一个“井”,一个“岗”,形成了中国第二次井冈山革命。可当我们宣布,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家是肥西县黄花村时,人们免不了诧异,会问:黄花村,我们怎么不知道呢?



包产到户既是农民发明的,谁具备首家发明权呢?既然有人提出了“第一家”问题,我们不妨用“实事求是”这个标尺来对“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家”作个测检吧。

发端

时间次第无疑是鉴定第一的第一要素。在这两家公认的典型中,到底是谁最先发动了农村改革呢?

多数资料介绍说:1978年秋天,肥西县山南区在百年未遇的大旱胁迫下,率先实行了包产到户。

《起点》一书介绍说:1978年9月15日晚,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在本区柿树公社黄花大队召集24名党员和生产队长会议(笔者注:实际是23名,有一名党员因事未到场,另有汤茂林等工作队4人,总计27人),讨论秋种问题。当时,省里借地种麦的文件还没有下达,听到风声的汤茂林便先行一步了,在“借”字上做文章,他和党员、生产队长们共同议出了“四定一奖”的办法。

9月15日这个时间是准确的,有当时的会议记录为证:

黄花大队党支部讨论秋种记录

时间: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五日晚八时。

地址:黄花油厂南仓。

主持人:解绍德

出席人:汤茂林 权巡友 廖玉峰 秦世明 解绍德 张伦好 解启福

解正琢 杨本高 汪朝艮 汪庭塘 张先华 赵本同 郭益柱

郭享海 解绍检 张明华 黄传友 汪定堂 郭益树 徐之友 孙世堂 汪朝荣 解志策 吴东和 张明年 李言风

会谈内容:讨论秋种方案,决定采用“四定一奖”办法。

1、定土地:全大队每人包一亩地种麦,半亩油菜。

2、定工本费:每种一亩地生产队补贴五元,用于买种子、化肥。

3、定工分:每种一亩地记工200分。

4、定上缴:每种一亩地小麦上缴队200斤,油菜每亩100斤。

5、奖惩:超产全奖,减产全赔。

这是一份会议记录,但同时又是一份中国最早承包合同书的样本。

汤茂林用借地之名,四定一奖之法,打开了包产到户的口子。第二天,也就是16日,山南区委通过在黄花大队进行四定一奖试点的决定。17日,黄花大队开始“借地”给社员。全大队1037口人,“借”了1590亩耕地。紧接着,山南区委在黄花大队召开现场会,推广四定一奖的做法,仅1个月时间,山南全区近10万人播种小麦8万余亩,大麦2万亩,油菜近5万亩,总计约15万亩,比上级下达的任务多播种9万亩。第二年午季,小麦、油菜都获得了大丰收。

【典型对照之一:

小岗是什么时间开始动作的呢?

《半月谈》杂志在《难忘的“第一”》中说:1978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人家一致同意包产到户,并立下了“生死状”,按下手印。我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发端。(笔者注:凤阳自称是包干到户)

这个关于冬天发端的说法,首先就比山南的秋天发端迟了一个季节。

再深入到具体日期吧!于是我们便发现各家说法不一,就连中学生教材和补充教材上记载的时间也不一致。96版的高中《思想政治》说,小岗于1979年1月立契画押;97版的中学读本《强国之路20年》则明确说,1978年12月18日,小岗人签字盖章。这些都是抄第二手材料,我们姑且不论,但最原始最如实的凤阳县委政策研究室于1979年12月20日的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应该最符合实际情况了,但这份材料却说:今年春天(1979年),小岗偷偷摸摸地搞起了包干到户。

小岗人自己“立契按手印”的那张纸该最具说服力了吧,但那张纸上标下的日期却是1978年12月。

我们且以凤阳县委、县政府一致通过的“大包干”对外宣传法定日期(滁州日报记者汪强语)为准吧,这日期是:1978年11月24日晚上,在社员严立华家,18位农民召开了“绝密会议”。

记下上面两个发端日期,我们就可以看出:山南比小岗整整早了70天。


风险

山南区共7社1镇,81个大队,1096个生产队,26000多户,近10万人口,进行这样大面积大声势的改革,所承担的风险自然很大,特别是区委书记汤茂林同志,简直是骑在老虎背上向前冲,弄不好,不仅会被摔下虎背,甚至有被老虎一口吞掉的危险。

黄花会议刚刚过去6天,也就是1978年9月21日,便有人写了状告汤茂林的“人民来信”。这封署名“农村教师”的信写道:

山南干部社员正在分田到户,搞单干,破坏人民公社所有制,并且得到汤茂林和山南区委的怂恿、支持。汤茂林在山南代表的是曾希圣分田单干的错误路线,他是中了刘少奇“三自一包”的毒害,照他这样干下去,整个山南区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集体经济,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私有经济,变成小香港了……

汤茂林究竟把10万山南人民带向何处去?看他的所作所为,不是昭然若揭吗?

这封信,分别寄给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六安地委书记徐士奇和肥西县委书记常振英。万里在信上作了批示:转省农委调查。

调查人把山南的情况带回了省里,省委大院不亚于炸响了一颗重磅炸弹,机关干部议论纷纷,有人建议省委发通知,立即纠正肥西的包产到户。后由于省农委副主任周曰札的谏阻,这个通知才没有发下来。

1979年,虽然万里力倡,省委常委会决定在山南进行包产到户试点,但许多人不理解,纷纷进行干涉。

六安军分区一位副司令员来到山南,对汤茂林命令道:立即把分掉的田地统统收回来,不然的说,就把你抓起来,坐班房。

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专程赶到山南,指着山南公社书记王立恒的鼻子斥责说:毛主席带领我们打江山,现在毛主席不在了,你们就把江山统统丢掉,家产都败掉了,你就是败家子!

这位副司令员又驱车肥西县委,强令县委书记下文件把包产到户改正过来。

看上头,《人民日报》正在批判包产到户。看下头,出现了争水、争牛、打架事件。有的支持,有的反对,肥西县委如坐火山口上。有些常委怕犯方向路线错误,有的领导坚决反对搞包产到户,在会议上讲:毛主席逝世才三年,就变了,我们怎么才对起他老人家,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和民族。老牛会讲话,也要告到中央。

说罢,这位常委嚎啕大哭。

就是在这种特定形势下,肥西县委发出46号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还强令山南区委办学习班,限期纠正包产到户。当时,正是双抢时节。被关在学习班里的汤茂林是心急如焚。后来,恰巧省委副书记王光宇来到山南,帮山南区说了话,县委才同意,山南区按王书记的意见办,不改了。

从上可见,山南区的干群为了冲破禁区,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冒出了极大的风险。

【典型对照之二:

小岗村是以生死契约书而闻名的,让我们先抄录此契约书原文:

1978年12月 地点: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严宏昌(盖章)

关廷珠等21人签字按印略

小岗村的这份生死契约书,一直被认为是敢冒风险的凭证。但恰恰是这份契约书,证明了小岗人的胆小怕事,抗风险能力极低。

如果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肝胆相照,就不存在这张契约书了。

既然相互不放心,为防不测,那就写一份吧。

按正常逻辑,应该是村民立约,向村干部保证,然后再按上手印。

但事情却颠倒了。这份契约书并不是村民对村干部的承诺,而是原副队长严宏昌自己写的,要求大家,如出现意外风险,须“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且只有严宏昌自己签名盖章,另两名村干部不愿同签。

这样一来,性质就变了,成了村干部害怕出事,乞求村民们给予善后承诺。

于是,才有了契约书上的21个手印。(当时在场18人,严宏昌多盖了一个章,另两个手印是代按的。)


说法

读了上文,读者一定要询问:这中国改革第一家的报导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也是笔者要探究的问题。

按说,在邓小平首肯包产到户之前,不论关于肥西山南的大量材料和凤阳小岗的少量材料都属于内部材料:即会议材料、调研材料、报送领导参阅材料。这些材料只是对领导决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但在当时均未通过媒体进行传播。即使对山南这样最早的试点典型,万里也规定:不制止,不宣传,不登报。就说小岗村吧,当年凤阳政研室吴庭美采写的调研材料《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也是19年后方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这样一来,我们不仅要问:小岗是如何宣传出去的呢?

据现有材料看来,新闻界开始关注小岗应该是1983年以后的事情,因为1983年2月9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编导王映东三下小岗,方从严宏昌手里讨了一份“红手印”的复制品(王映东语)。这个“红手印”被录进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之中。1984年国庆节,这件“红手印”复制品又有幸进入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的纪念改革成就展。从此,新闻界开始了对“红手印”竞相炒作。请看《安徽画报》发表、汪强撰文的《小岗“红手印”真假揭谜》所言:

到了1986年之后,小岗的“红手印”被越炒越红。据小岗人回忆,“红手印”造假年代就从这时盛行。首先是深圳人来拍电视片《征服饥饿的人们》需要“艺术再现”,拉开复制“红手印”的序幕。灯光下,18户户主面对着摄象机的镜头,当起了演员,重复当年的现场。自此,小岗人第一次开始复制“红手印”。接着国家电视台的某电视片、省里电视台的某某电视片依次造访,北京某家报纸来再现过,某地摄影家来“创作”过,造假不断,先后在严学昌、关友江、严立华、韩国云、严家国等人家里庭院中表演过6次之多。据严宏昌回忆,1985年后他经手就复制过4次,但手印绝对不齐,内容中错字也不相同。据会计严立学回忆,经他之手至少也为电视片写过三回。小岗人关友江、严立华回忆说:“有几回,邀我们按一次、拍一个镜头还给我们每人发20元补助费呢,18个人不齐,干脆就拉外人代替。”前些年,在小岗复制“红手印”已被传为笑谈,不再是新闻了。

虽然,有权威人士认为小岗的“红手印”是造假,为此,报纸上也曾展开真假之辩。关于这一点,我们姑且不论。但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1.小岗真正报导出去是1984年以后的事情,其时,全国的包产到户已经定局,在当时也谈不上典型影响和典型作用了,充其量只不过是革命之后的回忆而已。2.小岗宣传出去主要是因为新闻界炒作“红手印”而炒出去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当时并非第一家也未能产生大的影响,而事后全凭新闻炒作炒出来的典型,其典型质量也就要大打折扣了。

緣此,笔者认为,当年包产到户时间最早人数最多影响最大价值最优且最有专家权威定评的肥西山南,在改革胜利之后,未能得到应有的肯定,这不仅是一种不公平,也是对农民创造的不尊重和对历史事实的违背。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听听“争功者”的声音,不管他的看法对不对,起码让我们对安徽省当年农村改革的形式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不过,从这些材料来看,我认为黄花村与小岗村是没法比的。因为黄花村的做法是“包产到户”,而小岗村的搞法是“分田到户”,这中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我想,当年没有选择黄花村而选择了小岗村,关键也在这里。


(待续)





60.12.15 发表于  2008-11-19 20:29:04 0字 ( 0/9)

感动人的帖子!

感动人的帖子! [研究小岗](十四)听听“争功者”的声音


(写在前面)为了学习小岗村,所以要研究小岗村。为了研究小岗村,需要找些资料。大于研究问题历来的做法是尽量不用与自己思想倾向相同的材料来证明问题。因为大于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要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所以在研究小岗村时,基本上不用攻击和否定小岗村方面的材料。如本文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农民严宏昌的30年》(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6日12:32 人民网)。大于对材料真假识别的法则是:凡是谎言,必有矛盾,以其矛攻其盾,矛盾破则真相生。大于对小岗村的研究步骤是,先识别肯定小岗村方面材料的真假,再从真材料中总结我们应该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


1978年安徽实行的“省委六条”和“借地度荒”政策,不仅催生出小岗村的“分田单干”,还产生了好几个“包产到户”的典型,乃至后来还为谁是“第一家”而争论不休。比较有特色的是肥西县黄花村,佘林明先生可以作为黄花村的代言人,听听他们的声音,对我们深入研究小岗村,也可以作为一个方面的参考。

佘林明先生是中外散文诗研究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安徽省散文家协会理事,高级编剧。下面摘要来自佘林明博客《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家探源》:


中国农村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的,至今已经30年了。至于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家是谁,通常的说法是指凤阳的小岗村和肥西的小井庄,一个“井”,一个“岗”,形成了中国第二次井冈山革命。可当我们宣布,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家是肥西县黄花村时,人们免不了诧异,会问:黄花村,我们怎么不知道呢?



包产到户既是农民发明的,谁具备首家发明权呢?既然有人提出了“第一家”问题,我们不妨用“实事求是”这个标尺来对“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家”作个测检吧。

发端

时间次第无疑是鉴定第一的第一要素。在这两家公认的典型中,到底是谁最先发动了农村改革呢?

多数资料介绍说:1978年秋天,肥西县山南区在百年未遇的大旱胁迫下,率先实行了包产到户。

《起点》一书介绍说:1978年9月15日晚,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在本区柿树公社黄花大队召集24名党员和生产队长会议(笔者注:实际是23名,有一名党员因事未到场,另有汤茂林等工作队4人,总计27人),讨论秋种问题。当时,省里借地种麦的文件还没有下达,听到风声的汤茂林便先行一步了,在“借”字上做文章,他和党员、生产队长们共同议出了“四定一奖”的办法。

9月15日这个时间是准确的,有当时的会议记录为证:

黄花大队党支部讨论秋种记录

时间: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五日晚八时。

地址:黄花油厂南仓。

主持人:解绍德

出席人:汤茂林 权巡友 廖玉峰 秦世明 解绍德 张伦好 解启福

解正琢 杨本高 汪朝艮 汪庭塘 张先华 赵本同 郭益柱

郭享海 解绍检 张明华 黄传友 汪定堂 郭益树 徐之友 孙世堂 汪朝荣 解志策 吴东和 张明年 李言风

会谈内容:讨论秋种方案,决定采用“四定一奖”办法。

1、定土地:全大队每人包一亩地种麦,半亩油菜。

2、定工本费:每种一亩地生产队补贴五元,用于买种子、化肥。

3、定工分:每种一亩地记工200分。

4、定上缴:每种一亩地小麦上缴队200斤,油菜每亩100斤。

5、奖惩:超产全奖,减产全赔。

这是一份会议记录,但同时又是一份中国最早承包合同书的样本。

汤茂林用借地之名,四定一奖之法,打开了包产到户的口子。第二天,也就是16日,山南区委通过在黄花大队进行四定一奖试点的决定。17日,黄花大队开始“借地”给社员。全大队1037口人,“借”了1590亩耕地。紧接着,山南区委在黄花大队召开现场会,推广四定一奖的做法,仅1个月时间,山南全区近10万人播种小麦8万余亩,大麦2万亩,油菜近5万亩,总计约15万亩,比上级下达的任务多播种9万亩。第二年午季,小麦、油菜都获得了大丰收。

【典型对照之一:

小岗是什么时间开始动作的呢?

《半月谈》杂志在《难忘的“第一”》中说:1978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人家一致同意包产到户,并立下了“生死状”,按下手印。我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发端。(笔者注:凤阳自称是包干到户)

这个关于冬天发端的说法,首先就比山南的秋天发端迟了一个季节。

再深入到具体日期吧!于是我们便发现各家说法不一,就连中学生教材和补充教材上记载的时间也不一致。96版的高中《思想政治》说,小岗于1979年1月立契画押;97版的中学读本《强国之路20年》则明确说,1978年12月18日,小岗人签字盖章。这些都是抄第二手材料,我们姑且不论,但最原始最如实的凤阳县委政策研究室于1979年12月20日的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应该最符合实际情况了,但这份材料却说:今年春天(1979年),小岗偷偷摸摸地搞起了包干到户。

小岗人自己“立契按手印”的那张纸该最具说服力了吧,但那张纸上标下的日期却是1978年12月。

我们且以凤阳县委、县政府一致通过的“大包干”对外宣传法定日期(滁州日报记者汪强语)为准吧,这日期是:1978年11月24日晚上,在社员严立华家,18位农民召开了“绝密会议”。

记下上面两个发端日期,我们就可以看出:山南比小岗整整早了70天。


风险

山南区共7社1镇,81个大队,1096个生产队,26000多户,近10万人口,进行这样大面积大声势的改革,所承担的风险自然很大,特别是区委书记汤茂林同志,简直是骑在老虎背上向前冲,弄不好,不仅会被摔下虎背,甚至有被老虎一口吞掉的危险。

黄花会议刚刚过去6天,也就是1978年9月21日,便有人写了状告汤茂林的“人民来信”。这封署名“农村教师”的信写道:

山南干部社员正在分田到户,搞单干,破坏人民公社所有制,并且得到汤茂林和山南区委的怂恿、支持。汤茂林在山南代表的是曾希圣分田单干的错误路线,他是中了刘少奇“三自一包”的毒害,照他这样干下去,整个山南区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集体经济,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私有经济,变成小香港了……

汤茂林究竟把10万山南人民带向何处去?看他的所作所为,不是昭然若揭吗?

这封信,分别寄给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六安地委书记徐士奇和肥西县委书记常振英。万里在信上作了批示:转省农委调查。

调查人把山南的情况带回了省里,省委大院不亚于炸响了一颗重磅炸弹,机关干部议论纷纷,有人建议省委发通知,立即纠正肥西的包产到户。后由于省农委副主任周曰札的谏阻,这个通知才没有发下来。

1979年,虽然万里力倡,省委常委会决定在山南进行包产到户试点,但许多人不理解,纷纷进行干涉。

六安军分区一位副司令员来到山南,对汤茂林命令道:立即把分掉的田地统统收回来,不然的说,就把你抓起来,坐班房。

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专程赶到山南,指着山南公社书记王立恒的鼻子斥责说:毛主席带领我们打江山,现在毛主席不在了,你们就把江山统统丢掉,家产都败掉了,你就是败家子!

这位副司令员又驱车肥西县委,强令县委书记下文件把包产到户改正过来。

看上头,《人民日报》正在批判包产到户。看下头,出现了争水、争牛、打架事件。有的支持,有的反对,肥西县委如坐火山口上。有些常委怕犯方向路线错误,有的领导坚决反对搞包产到户,在会议上讲:毛主席逝世才三年,就变了,我们怎么才对起他老人家,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和民族。老牛会讲话,也要告到中央。

说罢,这位常委嚎啕大哭。

就是在这种特定形势下,肥西县委发出46号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还强令山南区委办学习班,限期纠正包产到户。当时,正是双抢时节。被关在学习班里的汤茂林是心急如焚。后来,恰巧省委副书记王光宇来到山南,帮山南区说了话,县委才同意,山南区按王书记的意见办,不改了。

从上可见,山南区的干群为了冲破禁区,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冒出了极大的风险。

【典型对照之二:

小岗村是以生死契约书而闻名的,让我们先抄录此契约书原文:

1978年12月 地点: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严宏昌(盖章)

关廷珠等21人签字按印略

小岗村的这份生死契约书,一直被认为是敢冒风险的凭证。但恰恰是这份契约书,证明了小岗人的胆小怕事,抗风险能力极低。

如果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肝胆相照,就不存在这张契约书了。

既然相互不放心,为防不测,那就写一份吧。

按正常逻辑,应该是村民立约,向村干部保证,然后再按上手印。

但事情却颠倒了。这份契约书并不是村民对村干部的承诺,而是原副队长严宏昌自己写的,要求大家,如出现意外风险,须“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且只有严宏昌自己签名盖章,另两名村干部不愿同签。

这样一来,性质就变了,成了村干部害怕出事,乞求村民们给予善后承诺。

于是,才有了契约书上的21个手印。(当时在场18人,严宏昌多盖了一个章,另两个手印是代按的。)


说法

读了上文,读者一定要询问:这中国改革第一家的报导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也是笔者要探究的问题。

按说,在邓小平首肯包产到户之前,不论关于肥西山南的大量材料和凤阳小岗的少量材料都属于内部材料:即会议材料、调研材料、报送领导参阅材料。这些材料只是对领导决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但在当时均未通过媒体进行传播。即使对山南这样最早的试点典型,万里也规定:不制止,不宣传,不登报。就说小岗村吧,当年凤阳政研室吴庭美采写的调研材料《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也是19年后方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这样一来,我们不仅要问:小岗是如何宣传出去的呢?

据现有材料看来,新闻界开始关注小岗应该是1983年以后的事情,因为1983年2月9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编导王映东三下小岗,方从严宏昌手里讨了一份“红手印”的复制品(王映东语)。这个“红手印”被录进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之中。1984年国庆节,这件“红手印”复制品又有幸进入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的纪念改革成就展。从此,新闻界开始了对“红手印”竞相炒作。请看《安徽画报》发表、汪强撰文的《小岗“红手印”真假揭谜》所言:

到了1986年之后,小岗的“红手印”被越炒越红。据小岗人回忆,“红手印”造假年代就从这时盛行。首先是深圳人来拍电视片《征服饥饿的人们》需要“艺术再现”,拉开复制“红手印”的序幕。灯光下,18户户主面对着摄象机的镜头,当起了演员,重复当年的现场。自此,小岗人第一次开始复制“红手印”。接着国家电视台的某电视片、省里电视台的某某电视片依次造访,北京某家报纸来再现过,某地摄影家来“创作”过,造假不断,先后在严学昌、关友江、严立华、韩国云、严家国等人家里庭院中表演过6次之多。据严宏昌回忆,1985年后他经手就复制过4次,但手印绝对不齐,内容中错字也不相同。据会计严立学回忆,经他之手至少也为电视片写过三回。小岗人关友江、严立华回忆说:“有几回,邀我们按一次、拍一个镜头还给我们每人发20元补助费呢,18个人不齐,干脆就拉外人代替。”前些年,在小岗复制“红手印”已被传为笑谈,不再是新闻了。

虽然,有权威人士认为小岗的“红手印”是造假,为此,报纸上也曾展开真假之辩。关于这一点,我们姑且不论。但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1.小岗真正报导出去是1984年以后的事情,其时,全国的包产到户已经定局,在当时也谈不上典型影响和典型作用了,充其量只不过是革命之后的回忆而已。2.小岗宣传出去主要是因为新闻界炒作“红手印”而炒出去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当时并非第一家也未能产生大的影响,而事后全凭新闻炒作炒出来的典型,其典型质量也就要大打折扣了。

緣此,笔者认为,当年包产到户时间最早人数最多影响最大价值最优且最有专家权威定评的肥西山南,在改革胜利之后,未能得到应有的肯定,这不仅是一种不公平,也是对农民创造的不尊重和对历史事实的违背。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听听“争功者”的声音,不管他的看法对不对,起码让我们对安徽省当年农村改革的形式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不过,从这些材料来看,我认为黄花村与小岗村是没法比的。因为黄花村的做法是“包产到户”,而小岗村的搞法是“分田到户”,这中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我想,当年没有选择黄花村而选择了小岗村,关键也在这里。


(待续)





221.208.213 发表于  2008-11-19 19:30:52 0字 ( 0/39)

黄花村的做法是“包产到户”,而小岗村的搞法是“分田到户”,这中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我想,当年没有选择黄花村而选择了小岗村,关键也在这里。

黄花村的做法是“包产到户”,而小岗村的搞法是“分田到户”,这中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我想,当年没有选择黄花村而选择了小岗村,关键也在这里。 [研究小岗](十四)听听“争功者”的声音


(写在前面)为了学习小岗村,所以要研究小岗村。为了研究小岗村,需要找些资料。大于研究问题历来的做法是尽量不用与自己思想倾向相同的材料来证明问题。因为大于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要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所以在研究小岗村时,基本上不用攻击和否定小岗村方面的材料。如本文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农民严宏昌的30年》(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6日12:32 人民网)。大于对材料真假识别的法则是:凡是谎言,必有矛盾,以其矛攻其盾,矛盾破则真相生。大于对小岗村的研究步骤是,先识别肯定小岗村方面材料的真假,再从真材料中总结我们应该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


1978年安徽实行的“省委六条”和“借地度荒”政策,不仅催生出小岗村的“分田单干”,还产生了好几个“包产到户”的典型,乃至后来还为谁是“第一家”而争论不休。比较有特色的是肥西县黄花村,佘林明先生可以作为黄花村的代言人,听听他们的声音,对我们深入研究小岗村,也可以作为一个方面的参考。

佘林明先生是中外散文诗研究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安徽省散文家协会理事,高级编剧。下面摘要来自佘林明博客《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家探源》:


中国农村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的,至今已经30年了。至于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家是谁,通常的说法是指凤阳的小岗村和肥西的小井庄,一个“井”,一个“岗”,形成了中国第二次井冈山革命。可当我们宣布,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家是肥西县黄花村时,人们免不了诧异,会问:黄花村,我们怎么不知道呢?



包产到户既是农民发明的,谁具备首家发明权呢?既然有人提出了“第一家”问题,我们不妨用“实事求是”这个标尺来对“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家”作个测检吧。

发端

时间次第无疑是鉴定第一的第一要素。在这两家公认的典型中,到底是谁最先发动了农村改革呢?

多数资料介绍说:1978年秋天,肥西县山南区在百年未遇的大旱胁迫下,率先实行了包产到户。

《起点》一书介绍说:1978年9月15日晚,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在本区柿树公社黄花大队召集24名党员和生产队长会议(笔者注:实际是23名,有一名党员因事未到场,另有汤茂林等工作队4人,总计27人),讨论秋种问题。当时,省里借地种麦的文件还没有下达,听到风声的汤茂林便先行一步了,在“借”字上做文章,他和党员、生产队长们共同议出了“四定一奖”的办法。

9月15日这个时间是准确的,有当时的会议记录为证:

黄花大队党支部讨论秋种记录

时间: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五日晚八时。

地址:黄花油厂南仓。

主持人:解绍德

出席人:汤茂林 权巡友 廖玉峰 秦世明 解绍德 张伦好 解启福

解正琢 杨本高 汪朝艮 汪庭塘 张先华 赵本同 郭益柱

郭享海 解绍检 张明华 黄传友 汪定堂 郭益树 徐之友 孙世堂 汪朝荣 解志策 吴东和 张明年 李言风

会谈内容:讨论秋种方案,决定采用“四定一奖”办法。

1、定土地:全大队每人包一亩地种麦,半亩油菜。

2、定工本费:每种一亩地生产队补贴五元,用于买种子、化肥。

3、定工分:每种一亩地记工200分。

4、定上缴:每种一亩地小麦上缴队200斤,油菜每亩100斤。

5、奖惩:超产全奖,减产全赔。

这是一份会议记录,但同时又是一份中国最早承包合同书的样本。

汤茂林用借地之名,四定一奖之法,打开了包产到户的口子。第二天,也就是16日,山南区委通过在黄花大队进行四定一奖试点的决定。17日,黄花大队开始“借地”给社员。全大队1037口人,“借”了1590亩耕地。紧接着,山南区委在黄花大队召开现场会,推广四定一奖的做法,仅1个月时间,山南全区近10万人播种小麦8万余亩,大麦2万亩,油菜近5万亩,总计约15万亩,比上级下达的任务多播种9万亩。第二年午季,小麦、油菜都获得了大丰收。

【典型对照之一:

小岗是什么时间开始动作的呢?

《半月谈》杂志在《难忘的“第一”》中说:1978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人家一致同意包产到户,并立下了“生死状”,按下手印。我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发端。(笔者注:凤阳自称是包干到户)

这个关于冬天发端的说法,首先就比山南的秋天发端迟了一个季节。

再深入到具体日期吧!于是我们便发现各家说法不一,就连中学生教材和补充教材上记载的时间也不一致。96版的高中《思想政治》说,小岗于1979年1月立契画押;97版的中学读本《强国之路20年》则明确说,1978年12月18日,小岗人签字盖章。这些都是抄第二手材料,我们姑且不论,但最原始最如实的凤阳县委政策研究室于1979年12月20日的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应该最符合实际情况了,但这份材料却说:今年春天(1979年),小岗偷偷摸摸地搞起了包干到户。

小岗人自己“立契按手印”的那张纸该最具说服力了吧,但那张纸上标下的日期却是1978年12月。

我们且以凤阳县委、县政府一致通过的“大包干”对外宣传法定日期(滁州日报记者汪强语)为准吧,这日期是:1978年11月24日晚上,在社员严立华家,18位农民召开了“绝密会议”。

记下上面两个发端日期,我们就可以看出:山南比小岗整整早了70天。


风险

山南区共7社1镇,81个大队,1096个生产队,26000多户,近10万人口,进行这样大面积大声势的改革,所承担的风险自然很大,特别是区委书记汤茂林同志,简直是骑在老虎背上向前冲,弄不好,不仅会被摔下虎背,甚至有被老虎一口吞掉的危险。

黄花会议刚刚过去6天,也就是1978年9月21日,便有人写了状告汤茂林的“人民来信”。这封署名“农村教师”的信写道:

山南干部社员正在分田到户,搞单干,破坏人民公社所有制,并且得到汤茂林和山南区委的怂恿、支持。汤茂林在山南代表的是曾希圣分田单干的错误路线,他是中了刘少奇“三自一包”的毒害,照他这样干下去,整个山南区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集体经济,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私有经济,变成小香港了……

汤茂林究竟把10万山南人民带向何处去?看他的所作所为,不是昭然若揭吗?

这封信,分别寄给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六安地委书记徐士奇和肥西县委书记常振英。万里在信上作了批示:转省农委调查。

调查人把山南的情况带回了省里,省委大院不亚于炸响了一颗重磅炸弹,机关干部议论纷纷,有人建议省委发通知,立即纠正肥西的包产到户。后由于省农委副主任周曰札的谏阻,这个通知才没有发下来。

1979年,虽然万里力倡,省委常委会决定在山南进行包产到户试点,但许多人不理解,纷纷进行干涉。

六安军分区一位副司令员来到山南,对汤茂林命令道:立即把分掉的田地统统收回来,不然的说,就把你抓起来,坐班房。

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专程赶到山南,指着山南公社书记王立恒的鼻子斥责说:毛主席带领我们打江山,现在毛主席不在了,你们就把江山统统丢掉,家产都败掉了,你就是败家子!

这位副司令员又驱车肥西县委,强令县委书记下文件把包产到户改正过来。

看上头,《人民日报》正在批判包产到户。看下头,出现了争水、争牛、打架事件。有的支持,有的反对,肥西县委如坐火山口上。有些常委怕犯方向路线错误,有的领导坚决反对搞包产到户,在会议上讲:毛主席逝世才三年,就变了,我们怎么才对起他老人家,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和民族。老牛会讲话,也要告到中央。

说罢,这位常委嚎啕大哭。

就是在这种特定形势下,肥西县委发出46号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还强令山南区委办学习班,限期纠正包产到户。当时,正是双抢时节。被关在学习班里的汤茂林是心急如焚。后来,恰巧省委副书记王光宇来到山南,帮山南区说了话,县委才同意,山南区按王书记的意见办,不改了。

从上可见,山南区的干群为了冲破禁区,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冒出了极大的风险。

【典型对照之二:

小岗村是以生死契约书而闻名的,让我们先抄录此契约书原文:

1978年12月 地点: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严宏昌(盖章)

关廷珠等21人签字按印略

小岗村的这份生死契约书,一直被认为是敢冒风险的凭证。但恰恰是这份契约书,证明了小岗人的胆小怕事,抗风险能力极低。

如果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肝胆相照,就不存在这张契约书了。

既然相互不放心,为防不测,那就写一份吧。

按正常逻辑,应该是村民立约,向村干部保证,然后再按上手印。

但事情却颠倒了。这份契约书并不是村民对村干部的承诺,而是原副队长严宏昌自己写的,要求大家,如出现意外风险,须“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且只有严宏昌自己签名盖章,另两名村干部不愿同签。

这样一来,性质就变了,成了村干部害怕出事,乞求村民们给予善后承诺。

于是,才有了契约书上的21个手印。(当时在场18人,严宏昌多盖了一个章,另两个手印是代按的。)


说法

读了上文,读者一定要询问:这中国改革第一家的报导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也是笔者要探究的问题。

按说,在邓小平首肯包产到户之前,不论关于肥西山南的大量材料和凤阳小岗的少量材料都属于内部材料:即会议材料、调研材料、报送领导参阅材料。这些材料只是对领导决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但在当时均未通过媒体进行传播。即使对山南这样最早的试点典型,万里也规定:不制止,不宣传,不登报。就说小岗村吧,当年凤阳政研室吴庭美采写的调研材料《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也是19年后方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这样一来,我们不仅要问:小岗是如何宣传出去的呢?

据现有材料看来,新闻界开始关注小岗应该是1983年以后的事情,因为1983年2月9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编导王映东三下小岗,方从严宏昌手里讨了一份“红手印”的复制品(王映东语)。这个“红手印”被录进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之中。1984年国庆节,这件“红手印”复制品又有幸进入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的纪念改革成就展。从此,新闻界开始了对“红手印”竞相炒作。请看《安徽画报》发表、汪强撰文的《小岗“红手印”真假揭谜》所言:

到了1986年之后,小岗的“红手印”被越炒越红。据小岗人回忆,“红手印”造假年代就从这时盛行。首先是深圳人来拍电视片《征服饥饿的人们》需要“艺术再现”,拉开复制“红手印”的序幕。灯光下,18户户主面对着摄象机的镜头,当起了演员,重复当年的现场。自此,小岗人第一次开始复制“红手印”。接着国家电视台的某电视片、省里电视台的某某电视片依次造访,北京某家报纸来再现过,某地摄影家来“创作”过,造假不断,先后在严学昌、关友江、严立华、韩国云、严家国等人家里庭院中表演过6次之多。据严宏昌回忆,1985年后他经手就复制过4次,但手印绝对不齐,内容中错字也不相同。据会计严立学回忆,经他之手至少也为电视片写过三回。小岗人关友江、严立华回忆说:“有几回,邀我们按一次、拍一个镜头还给我们每人发20元补助费呢,18个人不齐,干脆就拉外人代替。”前些年,在小岗复制“红手印”已被传为笑谈,不再是新闻了。

虽然,有权威人士认为小岗的“红手印”是造假,为此,报纸上也曾展开真假之辩。关于这一点,我们姑且不论。但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1.小岗真正报导出去是1984年以后的事情,其时,全国的包产到户已经定局,在当时也谈不上典型影响和典型作用了,充其量只不过是革命之后的回忆而已。2.小岗宣传出去主要是因为新闻界炒作“红手印”而炒出去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当时并非第一家也未能产生大的影响,而事后全凭新闻炒作炒出来的典型,其典型质量也就要大打折扣了。

緣此,笔者认为,当年包产到户时间最早人数最多影响最大价值最优且最有专家权威定评的肥西山南,在改革胜利之后,未能得到应有的肯定,这不仅是一种不公平,也是对农民创造的不尊重和对历史事实的违背。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听听“争功者”的声音,不管他的看法对不对,起码让我们对安徽省当年农村改革的形式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不过,从这些材料来看,我认为黄花村与小岗村是没法比的。因为黄花村的做法是“包产到户”,而小岗村的搞法是“分田到户”,这中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我想,当年没有选择黄花村而选择了小岗村,关键也在这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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