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夜晚的19点是如此美妙，从斯德哥尔摩传来消息，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颁给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与威廉姆森两个人。如果是奥斯特罗姆一个人获奖，或者是我更加熟悉的威廉姆斯一个人获奖，我是不会使用美妙这样的辞藻的。一个人不好，两个人可以互相取暖。当威廉姆斯和奥斯特罗姆站在一起，我似乎看到了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经济学世界：一个平衡的公共资源经济治理结构，一个边际效应优美的企业发展框架。两者相互结合，带给人类社会最大的福祉，也带给每一个有尊严的个体最大的福祉。

　　我想继续说下去：当奥斯特罗姆的公共资源研究成为诺贝尔奖醒目的桂冠之时，我们对公共这样的课题究竟理解多少?看看我们身边的这个国家，公共有时候甚至是一个敏感词，或者是政府的一个代名词。我们只有政府主导，我们没有公共参与。不仅政府以为这样的局面是理所当然，我们的人民，我是说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团体，而不是抽象的总称，也是理所当然地认为，一切的公共资源都必须交托在政府手上，他人无权置喙。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由此出现。在我们的国家，铁路是政府的，银行是政府的，石油、通信、能源当然也是政府的。教育是政府的，医院是政府的，科技是政府的，教会、寺庙和工会当然更是政府的。政府像个无所不能的大善人，计划着、或者主导着这个国家的一切，一切的思考，一切的吃穿住行，一切的愤怒，一切的欢乐。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当政府将一切的思考和行为集于一身，这将牵涉到多少难以计数的交易成本!扪心自问，我们的政府是不是最浪费的政府?我们的企业是不是成本最高的企业?新制度经济学就是在这样的层面诞生。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到今天威廉姆斯的“企业边际”研究，今天的制度经济学已经将国家制度、法治、文化传统等诸多变量纳入到经济学的场域。任何一个试图发展的国家，当它仅仅用一种计划和垄断的方式来主导经济发展的时候，如果它不是出于狂妄和无知，“交易费用”的拷问就必然陈列在它的面前。

　　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周其仁先生一直沿着“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的路径考察、分析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他曾经直指中国大部分企业缺乏规范的企业行为方式，缺乏对商业文明的基本认同。他认为，中国企业高度依赖外向市场，除了汇率机制价格引导外，企业行为方式等微观因素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包括签约的成本低，履约的成本低，一张订单的数量很大，合同周期相对比较长。中国企业家发现，出口的生意非常好做，因为可以利用商业文明的普适规则。这正是中国企业的本相，企业家都不愿意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在30年的发展中，渐渐有意识地丢掉了不确定性因素尤其是“交易费用”高企的国内市场，转而大面积依赖相对确定的国际市场。

　　在这样的意义上，周其仁先生的研究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拓展。“交易费用”成为中国经济无法规避的关键词。当一个市场体系的“交易费用”大到人们无法接受的程度，企业家的行为选择必然是放弃，是逃离。没有人天生就愿意为了一笔生意去酗酒，没有人天生就喜欢行贿、喜欢拉关系走后门，没有人天生就喜欢在一种暧昧、模糊的状态下做生意，更没有人天生就喜欢名目繁多，操作无序的工商管理制度和税收制度，也没有天生就喜欢偷窃，模仿别人的技术。可是我们自己的市场里没有这样的自发秩序，所以只能到别处去。

　　如此看来，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呈现的公共资源与企业边际两大课题，恰好是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的最大软肋。我们的公共资源需要走向一种多元均衡的状态，我们的企业必须要解决交易费用持续增高的局面。这是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体两面，感谢奥斯特罗姆，感谢威廉姆斯，感谢两位大师同时站在了诺贝尔的领奖台上，是他们的同时出现，让我们如此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