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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含泪 发表于  2019-01-10 12:59:59 14912字 ( 2/2211)

呼和浩特法院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原创首发)

众所周知,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收和征用农民集体的土地,但要经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批准后,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到被征地的村进行公告并组织实施。而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从农村选择有利的地形,与该村“村干部”合谋降低土地价格,以村集体组织的名义编造《征地协议书》、虚构征地协议内容、设计违约陷阱,在该村农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征收和转让”农民集体的土地,显然不是法律规定的“征地”,而是非法“强行买卖”农民集体的土地。但是,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法院和呼和浩特市中级法院把非法“强行买卖”农民集体的土地视为了依法征地;把编造的“征地协议书”认定成了合法有效把虚构的没有实施的“合同约定”当成了降低征地价格的理由;把“设计的违约陷阱”作为了判决的依据。这不是扫黑除恶,而是给黑恶势力“怎样作恶”指引道路

201141内蒙古南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璞公司)未经自治区政府批准,以低于征地补偿标准3.2倍的低价,由该公司直接征收了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营镇沙梁村农民集体的296亩沙坑地建设地下冷库。通过该村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以村委会的名义签订了《征地协议书》,并在协议书中约定了“如与村民或其他村发生纠纷,由乙方(沙梁村村委会)据实赔偿给甲方(南璞公司)造成的损失。然后隐瞒了合同内容并隐藏了《征地协议书》。

他们低价征收和转让本应该由挖沙卖沙人(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是其中之一)复耕的土地,受害的农民必然要举报、控告,如果政府官员不作为,农民肯定与南璞公司发生纠纷阻拦其占地施工,所以他们“设计了上述违约陷阱”。这纯属恶意串通侵害农民集体的利益。

当初沙梁村的农民进行了上访、控告,然后新城区政府和毫沁营镇政府终止了《征地协议书》,同时沙梁村村委会于201241把收到的1400万元征地补偿款又退给了南璞公司,该公司也接收了退款,这足以说明沙梁村村委会已经与南璞公司“解除”了《征地协议书》。可是,20127月,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又私下恢复了原《征地协议书》并让村委会又接收了南璞公司1100万元征地补偿款,还欠700万元未付。当时自治区政府规定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为每亩28.02万元,而征地协议书中每亩只合6.08万元降低了4倍。村民再次向政府举报后无人处理,所以,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被非法侵占,阻拦南璞公司占沙坑地施工。20133月,接送村民的司机(本村村民)被来历不明的人殴打住院报案后公安机关始终没有找出凶手然后村民怕被黑恶势力殴打停止了阻拦。此后,南璞公司恢复了正常施工。

2015年,南璞公司利用设计的违约陷阱,以沙梁村村民阻拦施工为由,向新城区法院起诉“沙梁村村委会”违约,要求赔偿14868399元停工损失费。因为当时的村领导极力隐瞒征地的内幕,迫使村民从检察机关找到了《征地协议书》。协议书中约定“南璞公司在协议签订后一个星期内将征地补偿款付清;项目建设全部为地下工程,地上恢复地貌、建成园林式公园”。而南璞公司至今仍欠700万元征地补偿款未付,所有建筑物都建的超出了地平面约2-3米,既没有恢复地貌,也没有建成园林式公园,利用虚构合同约定低价骗取了沙梁村农民集体的沙坑地。

对于南璞公司违约,阻拦施工的农民不可能未见先知,但对于南璞公司非法、低价征收应该由挖沙卖沙人复耕的集体土地和与本村村干部私下恢复已解除的《征地协议书》是完全清楚的,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被非法侵占而阻拦南璞公司占地施工,属于“正当防卫”,任何人都无权把他人的正当防卫行为设定成第三人违约。但是,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法院和呼和浩特市中级法院把农民的正当防卫行为当成沙梁村村委会违约作出了判决。这是给官商勾结侵害农民集体的利益指明了道路。

新城区法院初审没有受理被告对原告违约提起反诉,但判决书中没有说明理由,也没有注明被告提起反诉,只作出了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征地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该协议经过了各级政府批准,协议有效。所以,判决了沙梁村村委会给付违约金4759615.45元。

我国的“征地权”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实施,并且要提前进行公告,这是法定的征地程序,而本案征地的只是一个村办的集体企业,并且没有进行征地公告,这难道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吗?难道一个村办的集体企业就可以代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使征地权吗?难道人民政府的公权力也可以承包和出租吗?显然原告的征地行为超越了法定权限、违反了法定程序,农民阻拦原告占地施工属于正当防卫。我国的《侵权责任法》第30条规定:“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不承担责任。正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正当防卫人应当承担适当的责任。”农民只是阻拦了原告非法占用农民的土地施工,使其不能正常施工,并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所以不应该承担造成停工的责任,虽然“被告”在《征地协议书》中把村民的正当防卫行为约定成了“被告违约”,但人人都知道被告是一个没有任何行为能力的组织,代表它签订《征地协议书》的是自然人,本人的代表行为必须通过“民主议程”形成决议,才能成为“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从判决书中可以看出,原告提供的被告的《村民代表会议纪要》中根本没有该约定,这足以证明该条约定是被告的负责人以被告的名义私自添加的,明显原告也是知道的。根据《合同法》第50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理行为有效。”而原告明知被告的负责人添加的合同约定超越了权限,还与被告的负责人签订和恢复该条约定,该代理行为无效,即约定无效。

当初被告沙梁村村委会的负责人和诉讼代理人为了某种目的没有提出原告征地超越了法定权限、违反了法定程序,也没有提到农民阻拦原告占地施工属于正当防卫。但作为法院的法官应当懂得法律对“征地主体资格”和“征地程序”的规定更应该懂得农民阻拦原告占地施工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不被非法侵占,属于正当防卫。

沙梁村村委会提出上诉后,上诉理由中已经说明了初审法院没有受理被告反诉原告违约,程序违法,但没有等待发回重审后再提起反诉,而是对原告违约进行了起诉。呼和浩特市中院裁定了发回重审,而裁定书中也没有说明初审程序违法,其中的内幕大家可想而知。新城区法院重审后,不但没有作出重新认定和公正的判决,反而加大了违约金额,判决了沙梁村村委会给付违约金14868399元。

沙梁村村委会再次上诉后,更换了村委会主要负责人,并增加了“本文作者为诉讼代理人”。我指出了被上诉人南璞公司不具备法定的征地资格;未按法定程序征用沙坑地;给法庭提供的《沙梁村村民代表会议纪要》系伪证;明知被告未经民主议程作出决议与被告恢复已终止的《征地协议书》等。由此足以说明原告的《征地协议书》无效;约定的违约责任无效。可是,呼和浩特市中级法院对于南璞公司的征地资格、征地程序是否合法没有给予认定;对于南璞公司提供的沙梁村村民代表会议纪要是否属于伪证没有给予认定;对于原告恢复已解除的原征地协议书时是否知道被告没有经过民主议程作出决定也没有给予认定。只作出了“因该村委会会议纪要系村委会的内部决议,该决议的形成过程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不影响村委会对外签订合同的效力;还作出了“因《征地协议书》约定南璞公司的建设项目占用的系沙坑地,建设全部为地下工程,地上恢复地貌、建成园林式公园具有特殊性,补偿价格具有合理性。”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维持了原判。

作为掌握法律天枰的人民法院,对于原告当事人实施的涉案行为是否合法不做认定;对于原告当事人恢复履行《征地协议书》时是否知道相对人超越了权限也不做认定;拿原告当事人虚构的没有履行的约定来认定原告给出的征地价格具有合理性,实在有损人民法院的形象。现被告已向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希望法律天枰不再倾斜。

本案诉讼代理人实名举报。举报人:吕同江

 201917

森林卫士ysd 发表于  2019-01-10 16:26:25 109字 ( 0/164)

兰州新区破坏绿水青山,大面积违法毁林。向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举报投诉已两年,形式主义走过场 官僚主义不作为。盼!中央督办 依法处理兰州新区的大面积违法毁林。给老百

众所周知,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收和征用农民集体的土地,但要经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批准后,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到被征地的村进行公告并组织实施。而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从农村选择有利的地形,与该村“村干部”合谋降低土地价格,以村集体组织的名义编造《征地协议书》、虚构征地协议内容、设计违约陷阱,在该村农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征收和转让”农民集体的土地,显然不是法律规定的“征地”,而是非法“强行买卖”农民集体的土地。但是,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法院和呼和浩特市中级法院把非法“强行买卖”农民集体的土地视为了依法征地;把编造的“征地协议书”认定成了合法有效把虚构的没有实施的“合同约定”当成了降低征地价格的理由;把“设计的违约陷阱”作为了判决的依据。这不是扫黑除恶,而是给黑恶势力“怎样作恶”指引道路

201141内蒙古南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璞公司)未经自治区政府批准,以低于征地补偿标准3.2倍的低价,由该公司直接征收了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营镇沙梁村农民集体的296亩沙坑地建设地下冷库。通过该村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以村委会的名义签订了《征地协议书》,并在协议书中约定了“如与村民或其他村发生纠纷,由乙方(沙梁村村委会)据实赔偿给甲方(南璞公司)造成的损失。然后隐瞒了合同内容并隐藏了《征地协议书》。

他们低价征收和转让本应该由挖沙卖沙人(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是其中之一)复耕的土地,受害的农民必然要举报、控告,如果政府官员不作为,农民肯定与南璞公司发生纠纷阻拦其占地施工,所以他们“设计了上述违约陷阱”。这纯属恶意串通侵害农民集体的利益。

当初沙梁村的农民进行了上访、控告,然后新城区政府和毫沁营镇政府终止了《征地协议书》,同时沙梁村村委会于201241把收到的1400万元征地补偿款又退给了南璞公司,该公司也接收了退款,这足以说明沙梁村村委会已经与南璞公司“解除”了《征地协议书》。可是,20127月,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又私下恢复了原《征地协议书》并让村委会又接收了南璞公司1100万元征地补偿款,还欠700万元未付。当时自治区政府规定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为每亩28.02万元,而征地协议书中每亩只合6.08万元降低了4倍。村民再次向政府举报后无人处理,所以,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被非法侵占,阻拦南璞公司占沙坑地施工。20133月,接送村民的司机(本村村民)被来历不明的人殴打住院报案后公安机关始终没有找出凶手然后村民怕被黑恶势力殴打停止了阻拦。此后,南璞公司恢复了正常施工。

2015年,南璞公司利用设计的违约陷阱,以沙梁村村民阻拦施工为由,向新城区法院起诉“沙梁村村委会”违约,要求赔偿14868399元停工损失费。因为当时的村领导极力隐瞒征地的内幕,迫使村民从检察机关找到了《征地协议书》。协议书中约定“南璞公司在协议签订后一个星期内将征地补偿款付清;项目建设全部为地下工程,地上恢复地貌、建成园林式公园”。而南璞公司至今仍欠700万元征地补偿款未付,所有建筑物都建的超出了地平面约2-3米,既没有恢复地貌,也没有建成园林式公园,利用虚构合同约定低价骗取了沙梁村农民集体的沙坑地。

对于南璞公司违约,阻拦施工的农民不可能未见先知,但对于南璞公司非法、低价征收应该由挖沙卖沙人复耕的集体土地和与本村村干部私下恢复已解除的《征地协议书》是完全清楚的,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被非法侵占而阻拦南璞公司占地施工,属于“正当防卫”,任何人都无权把他人的正当防卫行为设定成第三人违约。但是,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法院和呼和浩特市中级法院把农民的正当防卫行为当成沙梁村村委会违约作出了判决。这是给官商勾结侵害农民集体的利益指明了道路。

新城区法院初审没有受理被告对原告违约提起反诉,但判决书中没有说明理由,也没有注明被告提起反诉,只作出了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征地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该协议经过了各级政府批准,协议有效。所以,判决了沙梁村村委会给付违约金4759615.45元。

我国的“征地权”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实施,并且要提前进行公告,这是法定的征地程序,而本案征地的只是一个村办的集体企业,并且没有进行征地公告,这难道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吗?难道一个村办的集体企业就可以代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使征地权吗?难道人民政府的公权力也可以承包和出租吗?显然原告的征地行为超越了法定权限、违反了法定程序,农民阻拦原告占地施工属于正当防卫。我国的《侵权责任法》第30条规定:“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不承担责任。正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正当防卫人应当承担适当的责任。”农民只是阻拦了原告非法占用农民的土地施工,使其不能正常施工,并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所以不应该承担造成停工的责任,虽然“被告”在《征地协议书》中把村民的正当防卫行为约定成了“被告违约”,但人人都知道被告是一个没有任何行为能力的组织,代表它签订《征地协议书》的是自然人,本人的代表行为必须通过“民主议程”形成决议,才能成为“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从判决书中可以看出,原告提供的被告的《村民代表会议纪要》中根本没有该约定,这足以证明该条约定是被告的负责人以被告的名义私自添加的,明显原告也是知道的。根据《合同法》第50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理行为有效。”而原告明知被告的负责人添加的合同约定超越了权限,还与被告的负责人签订和恢复该条约定,该代理行为无效,即约定无效。

当初被告沙梁村村委会的负责人和诉讼代理人为了某种目的没有提出原告征地超越了法定权限、违反了法定程序,也没有提到农民阻拦原告占地施工属于正当防卫。但作为法院的法官应当懂得法律对“征地主体资格”和“征地程序”的规定更应该懂得农民阻拦原告占地施工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不被非法侵占,属于正当防卫。

沙梁村村委会提出上诉后,上诉理由中已经说明了初审法院没有受理被告反诉原告违约,程序违法,但没有等待发回重审后再提起反诉,而是对原告违约进行了起诉。呼和浩特市中院裁定了发回重审,而裁定书中也没有说明初审程序违法,其中的内幕大家可想而知。新城区法院重审后,不但没有作出重新认定和公正的判决,反而加大了违约金额,判决了沙梁村村委会给付违约金14868399元。

沙梁村村委会再次上诉后,更换了村委会主要负责人,并增加了“本文作者为诉讼代理人”。我指出了被上诉人南璞公司不具备法定的征地资格;未按法定程序征用沙坑地;给法庭提供的《沙梁村村民代表会议纪要》系伪证;明知被告未经民主议程作出决议与被告恢复已终止的《征地协议书》等。由此足以说明原告的《征地协议书》无效;约定的违约责任无效。可是,呼和浩特市中级法院对于南璞公司的征地资格、征地程序是否合法没有给予认定;对于南璞公司提供的沙梁村村民代表会议纪要是否属于伪证没有给予认定;对于原告恢复已解除的原征地协议书时是否知道被告没有经过民主议程作出决定也没有给予认定。只作出了“因该村委会会议纪要系村委会的内部决议,该决议的形成过程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不影响村委会对外签订合同的效力;还作出了“因《征地协议书》约定南璞公司的建设项目占用的系沙坑地,建设全部为地下工程,地上恢复地貌、建成园林式公园具有特殊性,补偿价格具有合理性。”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维持了原判。

作为掌握法律天枰的人民法院,对于原告当事人实施的涉案行为是否合法不做认定;对于原告当事人恢复履行《征地协议书》时是否知道相对人超越了权限也不做认定;拿原告当事人虚构的没有履行的约定来认定原告给出的征地价格具有合理性,实在有损人民法院的形象。现被告已向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希望法律天枰不再倾斜。

本案诉讼代理人实名举报。举报人:吕同江

 201917

森林卫士ysd 发表于  2019-01-10 14:36:24 109字 ( 0/95)

兰州新区破坏绿水青山,大面积违法毁林。向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举报投诉已两年,形式主义走过场 官僚主义不作为。盼!中央督办 依法处理兰州新区的大面积违法毁林。给老百

众所周知,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收和征用农民集体的土地,但要经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批准后,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到被征地的村进行公告并组织实施。而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从农村选择有利的地形,与该村“村干部”合谋降低土地价格,以村集体组织的名义编造《征地协议书》、虚构征地协议内容、设计违约陷阱,在该村农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征收和转让”农民集体的土地,显然不是法律规定的“征地”,而是非法“强行买卖”农民集体的土地。但是,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法院和呼和浩特市中级法院把非法“强行买卖”农民集体的土地视为了依法征地;把编造的“征地协议书”认定成了合法有效把虚构的没有实施的“合同约定”当成了降低征地价格的理由;把“设计的违约陷阱”作为了判决的依据。这不是扫黑除恶,而是给黑恶势力“怎样作恶”指引道路

201141内蒙古南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璞公司)未经自治区政府批准,以低于征地补偿标准3.2倍的低价,由该公司直接征收了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营镇沙梁村农民集体的296亩沙坑地建设地下冷库。通过该村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以村委会的名义签订了《征地协议书》,并在协议书中约定了“如与村民或其他村发生纠纷,由乙方(沙梁村村委会)据实赔偿给甲方(南璞公司)造成的损失。然后隐瞒了合同内容并隐藏了《征地协议书》。

他们低价征收和转让本应该由挖沙卖沙人(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是其中之一)复耕的土地,受害的农民必然要举报、控告,如果政府官员不作为,农民肯定与南璞公司发生纠纷阻拦其占地施工,所以他们“设计了上述违约陷阱”。这纯属恶意串通侵害农民集体的利益。

当初沙梁村的农民进行了上访、控告,然后新城区政府和毫沁营镇政府终止了《征地协议书》,同时沙梁村村委会于201241把收到的1400万元征地补偿款又退给了南璞公司,该公司也接收了退款,这足以说明沙梁村村委会已经与南璞公司“解除”了《征地协议书》。可是,20127月,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又私下恢复了原《征地协议书》并让村委会又接收了南璞公司1100万元征地补偿款,还欠700万元未付。当时自治区政府规定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为每亩28.02万元,而征地协议书中每亩只合6.08万元降低了4倍。村民再次向政府举报后无人处理,所以,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被非法侵占,阻拦南璞公司占沙坑地施工。20133月,接送村民的司机(本村村民)被来历不明的人殴打住院报案后公安机关始终没有找出凶手然后村民怕被黑恶势力殴打停止了阻拦。此后,南璞公司恢复了正常施工。

2015年,南璞公司利用设计的违约陷阱,以沙梁村村民阻拦施工为由,向新城区法院起诉“沙梁村村委会”违约,要求赔偿14868399元停工损失费。因为当时的村领导极力隐瞒征地的内幕,迫使村民从检察机关找到了《征地协议书》。协议书中约定“南璞公司在协议签订后一个星期内将征地补偿款付清;项目建设全部为地下工程,地上恢复地貌、建成园林式公园”。而南璞公司至今仍欠700万元征地补偿款未付,所有建筑物都建的超出了地平面约2-3米,既没有恢复地貌,也没有建成园林式公园,利用虚构合同约定低价骗取了沙梁村农民集体的沙坑地。

对于南璞公司违约,阻拦施工的农民不可能未见先知,但对于南璞公司非法、低价征收应该由挖沙卖沙人复耕的集体土地和与本村村干部私下恢复已解除的《征地协议书》是完全清楚的,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被非法侵占而阻拦南璞公司占地施工,属于“正当防卫”,任何人都无权把他人的正当防卫行为设定成第三人违约。但是,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法院和呼和浩特市中级法院把农民的正当防卫行为当成沙梁村村委会违约作出了判决。这是给官商勾结侵害农民集体的利益指明了道路。

新城区法院初审没有受理被告对原告违约提起反诉,但判决书中没有说明理由,也没有注明被告提起反诉,只作出了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征地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该协议经过了各级政府批准,协议有效。所以,判决了沙梁村村委会给付违约金4759615.45元。

我国的“征地权”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实施,并且要提前进行公告,这是法定的征地程序,而本案征地的只是一个村办的集体企业,并且没有进行征地公告,这难道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吗?难道一个村办的集体企业就可以代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使征地权吗?难道人民政府的公权力也可以承包和出租吗?显然原告的征地行为超越了法定权限、违反了法定程序,农民阻拦原告占地施工属于正当防卫。我国的《侵权责任法》第30条规定:“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不承担责任。正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正当防卫人应当承担适当的责任。”农民只是阻拦了原告非法占用农民的土地施工,使其不能正常施工,并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所以不应该承担造成停工的责任,虽然“被告”在《征地协议书》中把村民的正当防卫行为约定成了“被告违约”,但人人都知道被告是一个没有任何行为能力的组织,代表它签订《征地协议书》的是自然人,本人的代表行为必须通过“民主议程”形成决议,才能成为“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从判决书中可以看出,原告提供的被告的《村民代表会议纪要》中根本没有该约定,这足以证明该条约定是被告的负责人以被告的名义私自添加的,明显原告也是知道的。根据《合同法》第50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理行为有效。”而原告明知被告的负责人添加的合同约定超越了权限,还与被告的负责人签订和恢复该条约定,该代理行为无效,即约定无效。

当初被告沙梁村村委会的负责人和诉讼代理人为了某种目的没有提出原告征地超越了法定权限、违反了法定程序,也没有提到农民阻拦原告占地施工属于正当防卫。但作为法院的法官应当懂得法律对“征地主体资格”和“征地程序”的规定更应该懂得农民阻拦原告占地施工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不被非法侵占,属于正当防卫。

沙梁村村委会提出上诉后,上诉理由中已经说明了初审法院没有受理被告反诉原告违约,程序违法,但没有等待发回重审后再提起反诉,而是对原告违约进行了起诉。呼和浩特市中院裁定了发回重审,而裁定书中也没有说明初审程序违法,其中的内幕大家可想而知。新城区法院重审后,不但没有作出重新认定和公正的判决,反而加大了违约金额,判决了沙梁村村委会给付违约金14868399元。

沙梁村村委会再次上诉后,更换了村委会主要负责人,并增加了“本文作者为诉讼代理人”。我指出了被上诉人南璞公司不具备法定的征地资格;未按法定程序征用沙坑地;给法庭提供的《沙梁村村民代表会议纪要》系伪证;明知被告未经民主议程作出决议与被告恢复已终止的《征地协议书》等。由此足以说明原告的《征地协议书》无效;约定的违约责任无效。可是,呼和浩特市中级法院对于南璞公司的征地资格、征地程序是否合法没有给予认定;对于南璞公司提供的沙梁村村民代表会议纪要是否属于伪证没有给予认定;对于原告恢复已解除的原征地协议书时是否知道被告没有经过民主议程作出决定也没有给予认定。只作出了“因该村委会会议纪要系村委会的内部决议,该决议的形成过程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不影响村委会对外签订合同的效力;还作出了“因《征地协议书》约定南璞公司的建设项目占用的系沙坑地,建设全部为地下工程,地上恢复地貌、建成园林式公园具有特殊性,补偿价格具有合理性。”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维持了原判。

作为掌握法律天枰的人民法院,对于原告当事人实施的涉案行为是否合法不做认定;对于原告当事人恢复履行《征地协议书》时是否知道相对人超越了权限也不做认定;拿原告当事人虚构的没有履行的约定来认定原告给出的征地价格具有合理性,实在有损人民法院的形象。现被告已向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希望法律天枰不再倾斜。

本案诉讼代理人实名举报。举报人:吕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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