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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许明 发表于  2018-11-03 12:00:17 44616字 ( 7/2710)

“村霸”书记能横行乡里23年说明了什么(原创首发)

“村霸”书记能横行乡里23年说明了什么

 

 

下面是新华网上的一篇文章:

 

涉黑村书记横行乡里23年 当地村民称其为“皇上”

2018-09-27 07:35:49 来源: 新京报

 

 

  横行乡里23年,当地村民称其为“皇上”

  一个村书记的家族式涉黑样本

 

  9月22日,温合花站在自己当年被李含富家族霸占的厂子里,当年的厂房现在已经变成断壁残垣。

  今年65岁的李含富被当地村民称为“皇上”。

  明面上,他从1995年起担任鹤壁市山城区鹿楼乡小庄村(现更名为小庄社区)党委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至今,是河南省人大代表、鹤壁市人大代表、山城区人大代表,还担任山城区鹿楼乡党委副书记、山城区招商局副局长、山城区牟山工业园区办公室副主任。

  私下里,他是建筑、建材、化工、家具、农副产品、科技等多家公司法人或实际控制人。

  而暗地里,他涉嫌将家族成员、企业员工和闲散人员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涉黑组织的首要分子。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23年来,李含富涉黑组织采取阻挠施工、强揽工程、强占集体土地、拖欠工程款、收取保护费等手段,完成财富积累。

  与此同时,大量受害人经年累月信访告状长达20年。这些举报人,轻则遭到殴打恐吓,背井离乡,重则被持刀捅伤,一名坚持举报的受害人被砍下四根手指。

  2018年4月12日,河南省公安厅指派济源公安局成立专案组,一举打掉以李含富为首的涉黑组织,抓获犯罪嫌疑人48人,查扣涉案资产5.28亿元。根据专案组移交线索,鹤壁市纪委、监委采取留置措施8人。

一个村书记的家族式涉黑组织覆灭了,但记者在当地采访时,仍能感到当地群众的顾虑,提起李含富,人们大都是摆摆手,讳莫如深。

…………。

 

村霸书记能横行乡里23年说明了什么呢?23年呐!我们知道,村级是3年一换届选举的,23年要经过7次换届选举,然而村霸书记能横行乡里23年,说明了在有些地方基层的选举很成问题没有做到习总书记所说的干部好不好百姓说了算。

2015年5月25日中午,习近平到浙江舟山考察调研。习近平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干部好不好不是我们说了算,而是老百姓说了算。习总书记的话说得多么好啊!说到我们的心坎里去了。只要我们按照习总书记说的做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然而有些地方在选一村最大的官——村党支部书记的时候,村民只有评议权,没有选举权。先由党员从差额只有20 %的候选人中选出几名村支部委员 ,再由几(3-5)名村支部委员选(有点甚至是等额选举)出村支部书记。这样的选举,象李含富又是担任河南省人大代表的,又是担任鹤壁市人大代表、山城区人大代表,还担任山城区鹿楼乡党委副书记、山城区招商局副局长、山城区牟山工业园区办公室副主任的,能选得下台吗???

我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我国的人口比欧洲四十多个国家的人口还多得多。我国要向世界上较为文明的欧洲学习,并超过它。欧洲在最高层是用以协商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最高领导人,我国在最高层也要以协商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最高领导人。在欧洲各国——相当于我国的省——是以选举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中最高领导人,我们也要这样,以选举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省内各级别的最高领导人,尤其是基层更应如此。其实象李含富这样的又担任村支部书记又担任村主任的,应该这样选举:

 

 

村级选举时,先选出村党支部委员,然后由村民从村党支部委员中选出村委会主任。其具体的办法是,不管是由组织推荐的、党员联名推荐的,抑或是自荐的,候选人都要自己报名,由乡镇组织部门进行登记,并进行资格审查,考察公示,组织选举。选举程序为:1.竞职演说;2.投票选举;3.公布选举结果。在选举过程中,不得有贿选和暴力协迫选举等行为,否则取消其侯选人的资格。在党员选举时,每个人最多可选五人,采用秘密填票和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然后根据得票多少的顺序取前三名为村党支部委员(得票相同者,由乡镇组织部门决定名次;后面的村民选举时,得票相同者,则根据党内选举的排名)。并进行张榜公布,将村党支部委员的基本情况、工作简历、主要实绩在全村范围内公示。一星期后,召开村民大会进行选举。此时,每个村民最多可选三人前任村支部书记已连续任五届(第二次连续任三届的、第三次一届的不能作为候选人,任期未满的得票又进入了前名的当选为村委会主任(为什么不选其它党派的人为村主任呢?这是我们认定共产党是执政党。有人要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表现在那里呢?这表现在党的大门是敞开的,凡是要求加入党的公民,通过一定的考验证明是合格的,都可以跨进党的大门),相应地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世界上大多数的执政党的领导人是通过民众选举产生的)。如果未能进入前名,则根据选举的结果取第一名担任之第二名为村党支部副书记,并为村的“一把手”的第一继承人,同时担任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另一名村党支部委员为第二继承人。当第二继承人在工作中有重大贡献时,即为村的“一把手”的第一继承人(村党支部委员也可成为村委会委员的候选人)。村委会其他成员另行选举(可接着选举),候选人不管是那个党派的抑或是无党派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表现。


这样做的好处是:


a.坚持了党的领导,又实现了村民的自治。


我国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我国是一个后起的大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不能搞多党制,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同时,我们的权力又必须来自于人民的委托。在这里,既有党员的选举,又有村民的选举,实行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互动。这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中国特色。选举是民主的首要内容,没有选举就谈不上民主。选举实际上是一种最广泛、最集中、最有效的监督。没有选举权就没有监督权。选举能够保证党和国家的权力以人民的意志为本源,以人民的利益为归宿,最大限度地抑制权力的滥用。


b.消除了不断摩擦内耗扯皮推诿的“两张皮”的问题。这样也保证了党从组织上根植于人民之中,使党永远处于不败之地。


村民自治制度推广之后,马上发现一个问题,党怎么办?因为村民委员会的权力来源于村民,党的权利来源于党,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权力来源体系。村民委员会主任当选之后,假如不是党员,不是党内人员,更不是党支部书记,他就可能不听党支部的话,那怎么办?假如在非选举的体系里面,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一旦开始搞选举之后,就成了很大的问题。村民自治制度实施这么多年来,这个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村委会是根据法律而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理应享有更高的权威,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地拉也要得到体现,村党支部是村级各种组织的领导核心,村党支部成员来自于乡镇党委的任命,这种“自上而下的党支部和自下而上的村委会”的权力结构往往会产生冲突,村、支二元权力并驾齐驱互不配合,往往产生磨擦而无法开展正常工作,甚至导致村级组织的瘫痪。此前有些地方流传一个说法,村委会选举是辛辛苦苦选出个“二把手”,一语道中要害。本次修法,亦要求加强基层党组织对村民自治的领导,与以往并无实质区别。“两委”关系的现行规定只有原则性提法,无外乎“领导”、“支持”、“保障”,揆诸实际,往往沦为大小高下之别。有的村支部、村支书以领导自居,包办一切,独揽村务;有的村委会、村主任则挟民意自重,发动“夺权”,另立“核心”。村委会换届之时,拒交公章、帐目的事多有发生。这牵扯到党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地方想了办法,就是党支部也来选,党支部也经过老百姓来选。有的地方的做法是谁当选了村主任,则谁去当支部书记。如果新当选的村主任不是党员,那么立刻发展入党。近年的“两票制”、“一肩挑”、“联席协调”等探索,因地制宜解决了部分碰撞,但仍非可普遍应用的治本之道。事实上,基层事务本身就具有具体性和综合性,党政无法完全按照各自的功能职责分工行事。而在此,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有机的结合起来。


c.基层民主,重要的是选举,更重要的是监督。


近段时间以来,村官腐败的新闻时常见报。少数被查处的村官,居然挪用公款上千万元,被群众称为“小村官大腐败”。前不久刚被查处的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洞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子荣,涉嫌挪用村集体资金2370万元,检察院指控称,2003年至2007年期间,禅城区南庄镇紫洞村先后将征地补偿款26135951元存入了村属企业佛山市名创贸易有限公司账户中,2005年12月至2008年12月期间,刘子荣利用担任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职务便利,多次从名创公司账户中挪用征地补偿款共人民币2370万元,用于个人投资、偿还债务或赌博。近期又爆出安徽合肥市庐阳区一社区党总支书记——被称为“安徽村官第一贪”的刘怀寅,在2001-2008年期间,利用征地、土地补偿、提供工程等先后收受十一家开发商、承包商的“好处费”、“咨询费”近千万元。小小村官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涉案那么多的金额才被查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基层的监督形同虚设。这关健是制度存在缺陷,使村民不能监督。虽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村民的监督权利,但对村民如何实施监督权,通过什么机构实施监督权并没有明确规定。依照该法村民只能经由村民大会进行监督,而村民大会一年只开一两次,难以对村委会形成有效的监督,再说由谁组织村民大会监督,难道是村委会吗?罢免村委会成员,要村委会召集开会,这本身就是悖论。另外对在村民大会休会期间,如何对村官实施日常监督缺乏明确规定,因此,村民的监督权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自2004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监督制度的意见》以来,部分农村建立起村民监督小组,但透视形式多样的监督制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很多地区在设立村民监督小组时曾经热闹一时,监督小组的工作也很卖力,可是等新鲜劲一过,监督小组的工作遇到了麻烦。一般来说村官是村里的精英阶层,村官的发展历经几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在改革开放以前村官由根正苗红的“弱者”掌握,说他们弱是从其本身势力来讲的,他们有相当一部分是村里的小姓,宗族势力小,但依靠良好的出身和政府的强力支持,很多人着实做了很久的村官。第二种情形,随着新的选拔干部标准出台,出身不再是选拔任用村官的必要条件,于是宗族势力大,能力强的一批村官开始抬头。第三种情形,在一些家庭宗族关系不是很牢靠的地方,很多村里的经济能人依靠他们雄厚的经济基础逐渐靠近村政权,他们是致富带头人,同时也是权倾一村的村官。当然在全国各地三种情形都依然存在。但不管是哪一类型村官,他们的能量都不可小瞧,都不容易对付。如果监督机构的激励机制不到位,监督者的失声也就在所难免。我国有八亿农民,农村问题就是国家的根本问题。相比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农村自治权限范围内的决策、管理、财务等基本运转在一个较自由的王国。毕竟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再加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传统观念作祟,农民权利意识不高,文化水平落后,这就为村干部的贪污腐败提供了便利。在广大农村,几乎没有一个村落不对村干部有意见的,有些地方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甚至很僵。在这种情况下,村民的诉求渠道不畅,特定群体“代言人”缺位,怎么办?就只好上访,只好到乡里、县里上访,而如果长期得不到党政部门的有效回应,就会使干群矛盾持续累积,最终酿成冲突和对抗,这就是我国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据浙江省统计,近年来查处的农村基层干部违纪案件占案件总数的55%以上,纪检监察机关受理反映乡科级及以下基层干部的信访举报,占信访总量的70%以上。因此,我们要推动建立村务监督制度。那么什么样的激励措施能够调动监督者的积极性,能使监督者拉下脸面与被监督者“为敌”呢?这个不能用发奖金来鼓励,故只有从着眼于监督者的最大利益入手,监督者最大的利益就是想执掌村里的权柄,那么村委会选举可采取竞选的方式,落选者成为当然的监督者,而且监督者成为村主任的继承人。这样,监督者实际上就成为了“在野党”,“在野党”要想当政,就必须尽可能的对“在朝党”挑刺,不足发现和揭露的越多,其下任执政的机会也越大,这样一来监督者纠错积极性就大大提高了。而且可以通过监督别人的弱点使以后自己的执政更成熟更完美,最终使执政和监政形成良性循环。而在此,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村党支部副书记担任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并为村的“一把手”——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的第一继承人,把监督者利益与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这样就能调动积极性。这实际上是将落实问责制具体化,有奖励,有惩罚,以形成一个反腐败的内在机制,使反腐败自动化。村民有什么诉求可以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反映,务监督委员会主任能解释的则给以解释,能解决的则给以解决,不能解决的,则集中村民的诉求向乡里、向县里反映。这样虽然不能完全解决上访问题,但却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曹许明

                  201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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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xcvbnm0980 发表于  2018-11-04 10:30:01 10字 ( 0/154)

期盼再审能公开审理

“村霸”书记能横行乡里23年说明了什么

 

 

下面是新华网上的一篇文章:

 

涉黑村书记横行乡里23年 当地村民称其为“皇上”

2018-09-27 07:35:49 来源: 新京报

 

 

  横行乡里23年,当地村民称其为“皇上”

  一个村书记的家族式涉黑样本

 

  9月22日,温合花站在自己当年被李含富家族霸占的厂子里,当年的厂房现在已经变成断壁残垣。

  今年65岁的李含富被当地村民称为“皇上”。

  明面上,他从1995年起担任鹤壁市山城区鹿楼乡小庄村(现更名为小庄社区)党委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至今,是河南省人大代表、鹤壁市人大代表、山城区人大代表,还担任山城区鹿楼乡党委副书记、山城区招商局副局长、山城区牟山工业园区办公室副主任。

  私下里,他是建筑、建材、化工、家具、农副产品、科技等多家公司法人或实际控制人。

  而暗地里,他涉嫌将家族成员、企业员工和闲散人员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涉黑组织的首要分子。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23年来,李含富涉黑组织采取阻挠施工、强揽工程、强占集体土地、拖欠工程款、收取保护费等手段,完成财富积累。

  与此同时,大量受害人经年累月信访告状长达20年。这些举报人,轻则遭到殴打恐吓,背井离乡,重则被持刀捅伤,一名坚持举报的受害人被砍下四根手指。

  2018年4月12日,河南省公安厅指派济源公安局成立专案组,一举打掉以李含富为首的涉黑组织,抓获犯罪嫌疑人48人,查扣涉案资产5.28亿元。根据专案组移交线索,鹤壁市纪委、监委采取留置措施8人。

一个村书记的家族式涉黑组织覆灭了,但记者在当地采访时,仍能感到当地群众的顾虑,提起李含富,人们大都是摆摆手,讳莫如深。

…………。

 

村霸书记能横行乡里23年说明了什么呢?23年呐!我们知道,村级是3年一换届选举的,23年要经过7次换届选举,然而村霸书记能横行乡里23年,说明了在有些地方基层的选举很成问题没有做到习总书记所说的干部好不好百姓说了算。

2015年5月25日中午,习近平到浙江舟山考察调研。习近平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干部好不好不是我们说了算,而是老百姓说了算。习总书记的话说得多么好啊!说到我们的心坎里去了。只要我们按照习总书记说的做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然而有些地方在选一村最大的官——村党支部书记的时候,村民只有评议权,没有选举权。先由党员从差额只有20 %的候选人中选出几名村支部委员 ,再由几(3-5)名村支部委员选(有点甚至是等额选举)出村支部书记。这样的选举,象李含富又是担任河南省人大代表的,又是担任鹤壁市人大代表、山城区人大代表,还担任山城区鹿楼乡党委副书记、山城区招商局副局长、山城区牟山工业园区办公室副主任的,能选得下台吗???

我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我国的人口比欧洲四十多个国家的人口还多得多。我国要向世界上较为文明的欧洲学习,并超过它。欧洲在最高层是用以协商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最高领导人,我国在最高层也要以协商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最高领导人。在欧洲各国——相当于我国的省——是以选举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中最高领导人,我们也要这样,以选举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省内各级别的最高领导人,尤其是基层更应如此。其实象李含富这样的又担任村支部书记又担任村主任的,应该这样选举:

 

 

村级选举时,先选出村党支部委员,然后由村民从村党支部委员中选出村委会主任。其具体的办法是,不管是由组织推荐的、党员联名推荐的,抑或是自荐的,候选人都要自己报名,由乡镇组织部门进行登记,并进行资格审查,考察公示,组织选举。选举程序为:1.竞职演说;2.投票选举;3.公布选举结果。在选举过程中,不得有贿选和暴力协迫选举等行为,否则取消其侯选人的资格。在党员选举时,每个人最多可选五人,采用秘密填票和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然后根据得票多少的顺序取前三名为村党支部委员(得票相同者,由乡镇组织部门决定名次;后面的村民选举时,得票相同者,则根据党内选举的排名)。并进行张榜公布,将村党支部委员的基本情况、工作简历、主要实绩在全村范围内公示。一星期后,召开村民大会进行选举。此时,每个村民最多可选三人前任村支部书记已连续任五届(第二次连续任三届的、第三次一届的不能作为候选人,任期未满的得票又进入了前名的当选为村委会主任(为什么不选其它党派的人为村主任呢?这是我们认定共产党是执政党。有人要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表现在那里呢?这表现在党的大门是敞开的,凡是要求加入党的公民,通过一定的考验证明是合格的,都可以跨进党的大门),相应地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世界上大多数的执政党的领导人是通过民众选举产生的)。如果未能进入前名,则根据选举的结果取第一名担任之第二名为村党支部副书记,并为村的“一把手”的第一继承人,同时担任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另一名村党支部委员为第二继承人。当第二继承人在工作中有重大贡献时,即为村的“一把手”的第一继承人(村党支部委员也可成为村委会委员的候选人)。村委会其他成员另行选举(可接着选举),候选人不管是那个党派的抑或是无党派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表现。


这样做的好处是:


a.坚持了党的领导,又实现了村民的自治。


我国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我国是一个后起的大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不能搞多党制,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同时,我们的权力又必须来自于人民的委托。在这里,既有党员的选举,又有村民的选举,实行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互动。这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中国特色。选举是民主的首要内容,没有选举就谈不上民主。选举实际上是一种最广泛、最集中、最有效的监督。没有选举权就没有监督权。选举能够保证党和国家的权力以人民的意志为本源,以人民的利益为归宿,最大限度地抑制权力的滥用。


b.消除了不断摩擦内耗扯皮推诿的“两张皮”的问题。这样也保证了党从组织上根植于人民之中,使党永远处于不败之地。


村民自治制度推广之后,马上发现一个问题,党怎么办?因为村民委员会的权力来源于村民,党的权利来源于党,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权力来源体系。村民委员会主任当选之后,假如不是党员,不是党内人员,更不是党支部书记,他就可能不听党支部的话,那怎么办?假如在非选举的体系里面,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一旦开始搞选举之后,就成了很大的问题。村民自治制度实施这么多年来,这个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村委会是根据法律而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理应享有更高的权威,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地拉也要得到体现,村党支部是村级各种组织的领导核心,村党支部成员来自于乡镇党委的任命,这种“自上而下的党支部和自下而上的村委会”的权力结构往往会产生冲突,村、支二元权力并驾齐驱互不配合,往往产生磨擦而无法开展正常工作,甚至导致村级组织的瘫痪。此前有些地方流传一个说法,村委会选举是辛辛苦苦选出个“二把手”,一语道中要害。本次修法,亦要求加强基层党组织对村民自治的领导,与以往并无实质区别。“两委”关系的现行规定只有原则性提法,无外乎“领导”、“支持”、“保障”,揆诸实际,往往沦为大小高下之别。有的村支部、村支书以领导自居,包办一切,独揽村务;有的村委会、村主任则挟民意自重,发动“夺权”,另立“核心”。村委会换届之时,拒交公章、帐目的事多有发生。这牵扯到党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地方想了办法,就是党支部也来选,党支部也经过老百姓来选。有的地方的做法是谁当选了村主任,则谁去当支部书记。如果新当选的村主任不是党员,那么立刻发展入党。近年的“两票制”、“一肩挑”、“联席协调”等探索,因地制宜解决了部分碰撞,但仍非可普遍应用的治本之道。事实上,基层事务本身就具有具体性和综合性,党政无法完全按照各自的功能职责分工行事。而在此,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有机的结合起来。


c.基层民主,重要的是选举,更重要的是监督。


近段时间以来,村官腐败的新闻时常见报。少数被查处的村官,居然挪用公款上千万元,被群众称为“小村官大腐败”。前不久刚被查处的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洞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子荣,涉嫌挪用村集体资金2370万元,检察院指控称,2003年至2007年期间,禅城区南庄镇紫洞村先后将征地补偿款26135951元存入了村属企业佛山市名创贸易有限公司账户中,2005年12月至2008年12月期间,刘子荣利用担任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职务便利,多次从名创公司账户中挪用征地补偿款共人民币2370万元,用于个人投资、偿还债务或赌博。近期又爆出安徽合肥市庐阳区一社区党总支书记——被称为“安徽村官第一贪”的刘怀寅,在2001-2008年期间,利用征地、土地补偿、提供工程等先后收受十一家开发商、承包商的“好处费”、“咨询费”近千万元。小小村官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涉案那么多的金额才被查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基层的监督形同虚设。这关健是制度存在缺陷,使村民不能监督。虽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村民的监督权利,但对村民如何实施监督权,通过什么机构实施监督权并没有明确规定。依照该法村民只能经由村民大会进行监督,而村民大会一年只开一两次,难以对村委会形成有效的监督,再说由谁组织村民大会监督,难道是村委会吗?罢免村委会成员,要村委会召集开会,这本身就是悖论。另外对在村民大会休会期间,如何对村官实施日常监督缺乏明确规定,因此,村民的监督权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自2004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监督制度的意见》以来,部分农村建立起村民监督小组,但透视形式多样的监督制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很多地区在设立村民监督小组时曾经热闹一时,监督小组的工作也很卖力,可是等新鲜劲一过,监督小组的工作遇到了麻烦。一般来说村官是村里的精英阶层,村官的发展历经几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在改革开放以前村官由根正苗红的“弱者”掌握,说他们弱是从其本身势力来讲的,他们有相当一部分是村里的小姓,宗族势力小,但依靠良好的出身和政府的强力支持,很多人着实做了很久的村官。第二种情形,随着新的选拔干部标准出台,出身不再是选拔任用村官的必要条件,于是宗族势力大,能力强的一批村官开始抬头。第三种情形,在一些家庭宗族关系不是很牢靠的地方,很多村里的经济能人依靠他们雄厚的经济基础逐渐靠近村政权,他们是致富带头人,同时也是权倾一村的村官。当然在全国各地三种情形都依然存在。但不管是哪一类型村官,他们的能量都不可小瞧,都不容易对付。如果监督机构的激励机制不到位,监督者的失声也就在所难免。我国有八亿农民,农村问题就是国家的根本问题。相比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农村自治权限范围内的决策、管理、财务等基本运转在一个较自由的王国。毕竟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再加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传统观念作祟,农民权利意识不高,文化水平落后,这就为村干部的贪污腐败提供了便利。在广大农村,几乎没有一个村落不对村干部有意见的,有些地方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甚至很僵。在这种情况下,村民的诉求渠道不畅,特定群体“代言人”缺位,怎么办?就只好上访,只好到乡里、县里上访,而如果长期得不到党政部门的有效回应,就会使干群矛盾持续累积,最终酿成冲突和对抗,这就是我国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据浙江省统计,近年来查处的农村基层干部违纪案件占案件总数的55%以上,纪检监察机关受理反映乡科级及以下基层干部的信访举报,占信访总量的70%以上。因此,我们要推动建立村务监督制度。那么什么样的激励措施能够调动监督者的积极性,能使监督者拉下脸面与被监督者“为敌”呢?这个不能用发奖金来鼓励,故只有从着眼于监督者的最大利益入手,监督者最大的利益就是想执掌村里的权柄,那么村委会选举可采取竞选的方式,落选者成为当然的监督者,而且监督者成为村主任的继承人。这样,监督者实际上就成为了“在野党”,“在野党”要想当政,就必须尽可能的对“在朝党”挑刺,不足发现和揭露的越多,其下任执政的机会也越大,这样一来监督者纠错积极性就大大提高了。而且可以通过监督别人的弱点使以后自己的执政更成熟更完美,最终使执政和监政形成良性循环。而在此,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村党支部副书记担任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并为村的“一把手”——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的第一继承人,把监督者利益与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这样就能调动积极性。这实际上是将落实问责制具体化,有奖励,有惩罚,以形成一个反腐败的内在机制,使反腐败自动化。村民有什么诉求可以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反映,务监督委员会主任能解释的则给以解释,能解决的则给以解决,不能解决的,则集中村民的诉求向乡里、向县里反映。这样虽然不能完全解决上访问题,但却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曹许明

                  201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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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xcvbnm0980 发表于  2018-11-04 10:28:56 8字 ( 0/248)

期盼早日再审

“村霸”书记能横行乡里23年说明了什么

 

 

下面是新华网上的一篇文章:

 

涉黑村书记横行乡里23年 当地村民称其为“皇上”

2018-09-27 07:35:49 来源: 新京报

 

 

  横行乡里23年,当地村民称其为“皇上”

  一个村书记的家族式涉黑样本

 

  9月22日,温合花站在自己当年被李含富家族霸占的厂子里,当年的厂房现在已经变成断壁残垣。

  今年65岁的李含富被当地村民称为“皇上”。

  明面上,他从1995年起担任鹤壁市山城区鹿楼乡小庄村(现更名为小庄社区)党委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至今,是河南省人大代表、鹤壁市人大代表、山城区人大代表,还担任山城区鹿楼乡党委副书记、山城区招商局副局长、山城区牟山工业园区办公室副主任。

  私下里,他是建筑、建材、化工、家具、农副产品、科技等多家公司法人或实际控制人。

  而暗地里,他涉嫌将家族成员、企业员工和闲散人员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涉黑组织的首要分子。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23年来,李含富涉黑组织采取阻挠施工、强揽工程、强占集体土地、拖欠工程款、收取保护费等手段,完成财富积累。

  与此同时,大量受害人经年累月信访告状长达20年。这些举报人,轻则遭到殴打恐吓,背井离乡,重则被持刀捅伤,一名坚持举报的受害人被砍下四根手指。

  2018年4月12日,河南省公安厅指派济源公安局成立专案组,一举打掉以李含富为首的涉黑组织,抓获犯罪嫌疑人48人,查扣涉案资产5.28亿元。根据专案组移交线索,鹤壁市纪委、监委采取留置措施8人。

一个村书记的家族式涉黑组织覆灭了,但记者在当地采访时,仍能感到当地群众的顾虑,提起李含富,人们大都是摆摆手,讳莫如深。

…………。

 

村霸书记能横行乡里23年说明了什么呢?23年呐!我们知道,村级是3年一换届选举的,23年要经过7次换届选举,然而村霸书记能横行乡里23年,说明了在有些地方基层的选举很成问题没有做到习总书记所说的干部好不好百姓说了算。

2015年5月25日中午,习近平到浙江舟山考察调研。习近平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干部好不好不是我们说了算,而是老百姓说了算。习总书记的话说得多么好啊!说到我们的心坎里去了。只要我们按照习总书记说的做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然而有些地方在选一村最大的官——村党支部书记的时候,村民只有评议权,没有选举权。先由党员从差额只有20 %的候选人中选出几名村支部委员 ,再由几(3-5)名村支部委员选(有点甚至是等额选举)出村支部书记。这样的选举,象李含富又是担任河南省人大代表的,又是担任鹤壁市人大代表、山城区人大代表,还担任山城区鹿楼乡党委副书记、山城区招商局副局长、山城区牟山工业园区办公室副主任的,能选得下台吗???

我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我国的人口比欧洲四十多个国家的人口还多得多。我国要向世界上较为文明的欧洲学习,并超过它。欧洲在最高层是用以协商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最高领导人,我国在最高层也要以协商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最高领导人。在欧洲各国——相当于我国的省——是以选举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中最高领导人,我们也要这样,以选举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省内各级别的最高领导人,尤其是基层更应如此。其实象李含富这样的又担任村支部书记又担任村主任的,应该这样选举:

 

 

村级选举时,先选出村党支部委员,然后由村民从村党支部委员中选出村委会主任。其具体的办法是,不管是由组织推荐的、党员联名推荐的,抑或是自荐的,候选人都要自己报名,由乡镇组织部门进行登记,并进行资格审查,考察公示,组织选举。选举程序为:1.竞职演说;2.投票选举;3.公布选举结果。在选举过程中,不得有贿选和暴力协迫选举等行为,否则取消其侯选人的资格。在党员选举时,每个人最多可选五人,采用秘密填票和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然后根据得票多少的顺序取前三名为村党支部委员(得票相同者,由乡镇组织部门决定名次;后面的村民选举时,得票相同者,则根据党内选举的排名)。并进行张榜公布,将村党支部委员的基本情况、工作简历、主要实绩在全村范围内公示。一星期后,召开村民大会进行选举。此时,每个村民最多可选三人前任村支部书记已连续任五届(第二次连续任三届的、第三次一届的不能作为候选人,任期未满的得票又进入了前名的当选为村委会主任(为什么不选其它党派的人为村主任呢?这是我们认定共产党是执政党。有人要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表现在那里呢?这表现在党的大门是敞开的,凡是要求加入党的公民,通过一定的考验证明是合格的,都可以跨进党的大门),相应地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世界上大多数的执政党的领导人是通过民众选举产生的)。如果未能进入前名,则根据选举的结果取第一名担任之第二名为村党支部副书记,并为村的“一把手”的第一继承人,同时担任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另一名村党支部委员为第二继承人。当第二继承人在工作中有重大贡献时,即为村的“一把手”的第一继承人(村党支部委员也可成为村委会委员的候选人)。村委会其他成员另行选举(可接着选举),候选人不管是那个党派的抑或是无党派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表现。


这样做的好处是:


a.坚持了党的领导,又实现了村民的自治。


我国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我国是一个后起的大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不能搞多党制,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同时,我们的权力又必须来自于人民的委托。在这里,既有党员的选举,又有村民的选举,实行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互动。这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中国特色。选举是民主的首要内容,没有选举就谈不上民主。选举实际上是一种最广泛、最集中、最有效的监督。没有选举权就没有监督权。选举能够保证党和国家的权力以人民的意志为本源,以人民的利益为归宿,最大限度地抑制权力的滥用。


b.消除了不断摩擦内耗扯皮推诿的“两张皮”的问题。这样也保证了党从组织上根植于人民之中,使党永远处于不败之地。


村民自治制度推广之后,马上发现一个问题,党怎么办?因为村民委员会的权力来源于村民,党的权利来源于党,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权力来源体系。村民委员会主任当选之后,假如不是党员,不是党内人员,更不是党支部书记,他就可能不听党支部的话,那怎么办?假如在非选举的体系里面,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一旦开始搞选举之后,就成了很大的问题。村民自治制度实施这么多年来,这个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村委会是根据法律而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理应享有更高的权威,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地拉也要得到体现,村党支部是村级各种组织的领导核心,村党支部成员来自于乡镇党委的任命,这种“自上而下的党支部和自下而上的村委会”的权力结构往往会产生冲突,村、支二元权力并驾齐驱互不配合,往往产生磨擦而无法开展正常工作,甚至导致村级组织的瘫痪。此前有些地方流传一个说法,村委会选举是辛辛苦苦选出个“二把手”,一语道中要害。本次修法,亦要求加强基层党组织对村民自治的领导,与以往并无实质区别。“两委”关系的现行规定只有原则性提法,无外乎“领导”、“支持”、“保障”,揆诸实际,往往沦为大小高下之别。有的村支部、村支书以领导自居,包办一切,独揽村务;有的村委会、村主任则挟民意自重,发动“夺权”,另立“核心”。村委会换届之时,拒交公章、帐目的事多有发生。这牵扯到党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地方想了办法,就是党支部也来选,党支部也经过老百姓来选。有的地方的做法是谁当选了村主任,则谁去当支部书记。如果新当选的村主任不是党员,那么立刻发展入党。近年的“两票制”、“一肩挑”、“联席协调”等探索,因地制宜解决了部分碰撞,但仍非可普遍应用的治本之道。事实上,基层事务本身就具有具体性和综合性,党政无法完全按照各自的功能职责分工行事。而在此,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有机的结合起来。


c.基层民主,重要的是选举,更重要的是监督。


近段时间以来,村官腐败的新闻时常见报。少数被查处的村官,居然挪用公款上千万元,被群众称为“小村官大腐败”。前不久刚被查处的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洞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子荣,涉嫌挪用村集体资金2370万元,检察院指控称,2003年至2007年期间,禅城区南庄镇紫洞村先后将征地补偿款26135951元存入了村属企业佛山市名创贸易有限公司账户中,2005年12月至2008年12月期间,刘子荣利用担任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职务便利,多次从名创公司账户中挪用征地补偿款共人民币2370万元,用于个人投资、偿还债务或赌博。近期又爆出安徽合肥市庐阳区一社区党总支书记——被称为“安徽村官第一贪”的刘怀寅,在2001-2008年期间,利用征地、土地补偿、提供工程等先后收受十一家开发商、承包商的“好处费”、“咨询费”近千万元。小小村官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涉案那么多的金额才被查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基层的监督形同虚设。这关健是制度存在缺陷,使村民不能监督。虽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村民的监督权利,但对村民如何实施监督权,通过什么机构实施监督权并没有明确规定。依照该法村民只能经由村民大会进行监督,而村民大会一年只开一两次,难以对村委会形成有效的监督,再说由谁组织村民大会监督,难道是村委会吗?罢免村委会成员,要村委会召集开会,这本身就是悖论。另外对在村民大会休会期间,如何对村官实施日常监督缺乏明确规定,因此,村民的监督权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自2004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监督制度的意见》以来,部分农村建立起村民监督小组,但透视形式多样的监督制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很多地区在设立村民监督小组时曾经热闹一时,监督小组的工作也很卖力,可是等新鲜劲一过,监督小组的工作遇到了麻烦。一般来说村官是村里的精英阶层,村官的发展历经几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在改革开放以前村官由根正苗红的“弱者”掌握,说他们弱是从其本身势力来讲的,他们有相当一部分是村里的小姓,宗族势力小,但依靠良好的出身和政府的强力支持,很多人着实做了很久的村官。第二种情形,随着新的选拔干部标准出台,出身不再是选拔任用村官的必要条件,于是宗族势力大,能力强的一批村官开始抬头。第三种情形,在一些家庭宗族关系不是很牢靠的地方,很多村里的经济能人依靠他们雄厚的经济基础逐渐靠近村政权,他们是致富带头人,同时也是权倾一村的村官。当然在全国各地三种情形都依然存在。但不管是哪一类型村官,他们的能量都不可小瞧,都不容易对付。如果监督机构的激励机制不到位,监督者的失声也就在所难免。我国有八亿农民,农村问题就是国家的根本问题。相比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农村自治权限范围内的决策、管理、财务等基本运转在一个较自由的王国。毕竟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再加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传统观念作祟,农民权利意识不高,文化水平落后,这就为村干部的贪污腐败提供了便利。在广大农村,几乎没有一个村落不对村干部有意见的,有些地方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甚至很僵。在这种情况下,村民的诉求渠道不畅,特定群体“代言人”缺位,怎么办?就只好上访,只好到乡里、县里上访,而如果长期得不到党政部门的有效回应,就会使干群矛盾持续累积,最终酿成冲突和对抗,这就是我国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据浙江省统计,近年来查处的农村基层干部违纪案件占案件总数的55%以上,纪检监察机关受理反映乡科级及以下基层干部的信访举报,占信访总量的70%以上。因此,我们要推动建立村务监督制度。那么什么样的激励措施能够调动监督者的积极性,能使监督者拉下脸面与被监督者“为敌”呢?这个不能用发奖金来鼓励,故只有从着眼于监督者的最大利益入手,监督者最大的利益就是想执掌村里的权柄,那么村委会选举可采取竞选的方式,落选者成为当然的监督者,而且监督者成为村主任的继承人。这样,监督者实际上就成为了“在野党”,“在野党”要想当政,就必须尽可能的对“在朝党”挑刺,不足发现和揭露的越多,其下任执政的机会也越大,这样一来监督者纠错积极性就大大提高了。而且可以通过监督别人的弱点使以后自己的执政更成熟更完美,最终使执政和监政形成良性循环。而在此,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村党支部副书记担任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并为村的“一把手”——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的第一继承人,把监督者利益与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这样就能调动积极性。这实际上是将落实问责制具体化,有奖励,有惩罚,以形成一个反腐败的内在机制,使反腐败自动化。村民有什么诉求可以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反映,务监督委员会主任能解释的则给以解释,能解决的则给以解决,不能解决的,则集中村民的诉求向乡里、向县里反映。这样虽然不能完全解决上访问题,但却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曹许明

                  201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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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xcvbnm0980 发表于  2018-11-04 10:27:51 12字 ( 0/225)

由本溪中院审监庭进行再审

“村霸”书记能横行乡里23年说明了什么

 

 

下面是新华网上的一篇文章:

 

涉黑村书记横行乡里23年 当地村民称其为“皇上”

2018-09-27 07:35:49 来源: 新京报

 

 

  横行乡里23年,当地村民称其为“皇上”

  一个村书记的家族式涉黑样本

 

  9月22日,温合花站在自己当年被李含富家族霸占的厂子里,当年的厂房现在已经变成断壁残垣。

  今年65岁的李含富被当地村民称为“皇上”。

  明面上,他从1995年起担任鹤壁市山城区鹿楼乡小庄村(现更名为小庄社区)党委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至今,是河南省人大代表、鹤壁市人大代表、山城区人大代表,还担任山城区鹿楼乡党委副书记、山城区招商局副局长、山城区牟山工业园区办公室副主任。

  私下里,他是建筑、建材、化工、家具、农副产品、科技等多家公司法人或实际控制人。

  而暗地里,他涉嫌将家族成员、企业员工和闲散人员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涉黑组织的首要分子。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23年来,李含富涉黑组织采取阻挠施工、强揽工程、强占集体土地、拖欠工程款、收取保护费等手段,完成财富积累。

  与此同时,大量受害人经年累月信访告状长达20年。这些举报人,轻则遭到殴打恐吓,背井离乡,重则被持刀捅伤,一名坚持举报的受害人被砍下四根手指。

  2018年4月12日,河南省公安厅指派济源公安局成立专案组,一举打掉以李含富为首的涉黑组织,抓获犯罪嫌疑人48人,查扣涉案资产5.28亿元。根据专案组移交线索,鹤壁市纪委、监委采取留置措施8人。

一个村书记的家族式涉黑组织覆灭了,但记者在当地采访时,仍能感到当地群众的顾虑,提起李含富,人们大都是摆摆手,讳莫如深。

…………。

 

村霸书记能横行乡里23年说明了什么呢?23年呐!我们知道,村级是3年一换届选举的,23年要经过7次换届选举,然而村霸书记能横行乡里23年,说明了在有些地方基层的选举很成问题没有做到习总书记所说的干部好不好百姓说了算。

2015年5月25日中午,习近平到浙江舟山考察调研。习近平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干部好不好不是我们说了算,而是老百姓说了算。习总书记的话说得多么好啊!说到我们的心坎里去了。只要我们按照习总书记说的做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然而有些地方在选一村最大的官——村党支部书记的时候,村民只有评议权,没有选举权。先由党员从差额只有20 %的候选人中选出几名村支部委员 ,再由几(3-5)名村支部委员选(有点甚至是等额选举)出村支部书记。这样的选举,象李含富又是担任河南省人大代表的,又是担任鹤壁市人大代表、山城区人大代表,还担任山城区鹿楼乡党委副书记、山城区招商局副局长、山城区牟山工业园区办公室副主任的,能选得下台吗???

我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我国的人口比欧洲四十多个国家的人口还多得多。我国要向世界上较为文明的欧洲学习,并超过它。欧洲在最高层是用以协商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最高领导人,我国在最高层也要以协商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最高领导人。在欧洲各国——相当于我国的省——是以选举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中最高领导人,我们也要这样,以选举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省内各级别的最高领导人,尤其是基层更应如此。其实象李含富这样的又担任村支部书记又担任村主任的,应该这样选举:

 

 

村级选举时,先选出村党支部委员,然后由村民从村党支部委员中选出村委会主任。其具体的办法是,不管是由组织推荐的、党员联名推荐的,抑或是自荐的,候选人都要自己报名,由乡镇组织部门进行登记,并进行资格审查,考察公示,组织选举。选举程序为:1.竞职演说;2.投票选举;3.公布选举结果。在选举过程中,不得有贿选和暴力协迫选举等行为,否则取消其侯选人的资格。在党员选举时,每个人最多可选五人,采用秘密填票和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然后根据得票多少的顺序取前三名为村党支部委员(得票相同者,由乡镇组织部门决定名次;后面的村民选举时,得票相同者,则根据党内选举的排名)。并进行张榜公布,将村党支部委员的基本情况、工作简历、主要实绩在全村范围内公示。一星期后,召开村民大会进行选举。此时,每个村民最多可选三人前任村支部书记已连续任五届(第二次连续任三届的、第三次一届的不能作为候选人,任期未满的得票又进入了前名的当选为村委会主任(为什么不选其它党派的人为村主任呢?这是我们认定共产党是执政党。有人要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表现在那里呢?这表现在党的大门是敞开的,凡是要求加入党的公民,通过一定的考验证明是合格的,都可以跨进党的大门),相应地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世界上大多数的执政党的领导人是通过民众选举产生的)。如果未能进入前名,则根据选举的结果取第一名担任之第二名为村党支部副书记,并为村的“一把手”的第一继承人,同时担任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另一名村党支部委员为第二继承人。当第二继承人在工作中有重大贡献时,即为村的“一把手”的第一继承人(村党支部委员也可成为村委会委员的候选人)。村委会其他成员另行选举(可接着选举),候选人不管是那个党派的抑或是无党派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表现。


这样做的好处是:


a.坚持了党的领导,又实现了村民的自治。


我国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我国是一个后起的大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不能搞多党制,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同时,我们的权力又必须来自于人民的委托。在这里,既有党员的选举,又有村民的选举,实行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互动。这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中国特色。选举是民主的首要内容,没有选举就谈不上民主。选举实际上是一种最广泛、最集中、最有效的监督。没有选举权就没有监督权。选举能够保证党和国家的权力以人民的意志为本源,以人民的利益为归宿,最大限度地抑制权力的滥用。


b.消除了不断摩擦内耗扯皮推诿的“两张皮”的问题。这样也保证了党从组织上根植于人民之中,使党永远处于不败之地。


村民自治制度推广之后,马上发现一个问题,党怎么办?因为村民委员会的权力来源于村民,党的权利来源于党,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权力来源体系。村民委员会主任当选之后,假如不是党员,不是党内人员,更不是党支部书记,他就可能不听党支部的话,那怎么办?假如在非选举的体系里面,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一旦开始搞选举之后,就成了很大的问题。村民自治制度实施这么多年来,这个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村委会是根据法律而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理应享有更高的权威,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地拉也要得到体现,村党支部是村级各种组织的领导核心,村党支部成员来自于乡镇党委的任命,这种“自上而下的党支部和自下而上的村委会”的权力结构往往会产生冲突,村、支二元权力并驾齐驱互不配合,往往产生磨擦而无法开展正常工作,甚至导致村级组织的瘫痪。此前有些地方流传一个说法,村委会选举是辛辛苦苦选出个“二把手”,一语道中要害。本次修法,亦要求加强基层党组织对村民自治的领导,与以往并无实质区别。“两委”关系的现行规定只有原则性提法,无外乎“领导”、“支持”、“保障”,揆诸实际,往往沦为大小高下之别。有的村支部、村支书以领导自居,包办一切,独揽村务;有的村委会、村主任则挟民意自重,发动“夺权”,另立“核心”。村委会换届之时,拒交公章、帐目的事多有发生。这牵扯到党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地方想了办法,就是党支部也来选,党支部也经过老百姓来选。有的地方的做法是谁当选了村主任,则谁去当支部书记。如果新当选的村主任不是党员,那么立刻发展入党。近年的“两票制”、“一肩挑”、“联席协调”等探索,因地制宜解决了部分碰撞,但仍非可普遍应用的治本之道。事实上,基层事务本身就具有具体性和综合性,党政无法完全按照各自的功能职责分工行事。而在此,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有机的结合起来。


c.基层民主,重要的是选举,更重要的是监督。


近段时间以来,村官腐败的新闻时常见报。少数被查处的村官,居然挪用公款上千万元,被群众称为“小村官大腐败”。前不久刚被查处的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洞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子荣,涉嫌挪用村集体资金2370万元,检察院指控称,2003年至2007年期间,禅城区南庄镇紫洞村先后将征地补偿款26135951元存入了村属企业佛山市名创贸易有限公司账户中,2005年12月至2008年12月期间,刘子荣利用担任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职务便利,多次从名创公司账户中挪用征地补偿款共人民币2370万元,用于个人投资、偿还债务或赌博。近期又爆出安徽合肥市庐阳区一社区党总支书记——被称为“安徽村官第一贪”的刘怀寅,在2001-2008年期间,利用征地、土地补偿、提供工程等先后收受十一家开发商、承包商的“好处费”、“咨询费”近千万元。小小村官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涉案那么多的金额才被查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基层的监督形同虚设。这关健是制度存在缺陷,使村民不能监督。虽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村民的监督权利,但对村民如何实施监督权,通过什么机构实施监督权并没有明确规定。依照该法村民只能经由村民大会进行监督,而村民大会一年只开一两次,难以对村委会形成有效的监督,再说由谁组织村民大会监督,难道是村委会吗?罢免村委会成员,要村委会召集开会,这本身就是悖论。另外对在村民大会休会期间,如何对村官实施日常监督缺乏明确规定,因此,村民的监督权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自2004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监督制度的意见》以来,部分农村建立起村民监督小组,但透视形式多样的监督制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很多地区在设立村民监督小组时曾经热闹一时,监督小组的工作也很卖力,可是等新鲜劲一过,监督小组的工作遇到了麻烦。一般来说村官是村里的精英阶层,村官的发展历经几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在改革开放以前村官由根正苗红的“弱者”掌握,说他们弱是从其本身势力来讲的,他们有相当一部分是村里的小姓,宗族势力小,但依靠良好的出身和政府的强力支持,很多人着实做了很久的村官。第二种情形,随着新的选拔干部标准出台,出身不再是选拔任用村官的必要条件,于是宗族势力大,能力强的一批村官开始抬头。第三种情形,在一些家庭宗族关系不是很牢靠的地方,很多村里的经济能人依靠他们雄厚的经济基础逐渐靠近村政权,他们是致富带头人,同时也是权倾一村的村官。当然在全国各地三种情形都依然存在。但不管是哪一类型村官,他们的能量都不可小瞧,都不容易对付。如果监督机构的激励机制不到位,监督者的失声也就在所难免。我国有八亿农民,农村问题就是国家的根本问题。相比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农村自治权限范围内的决策、管理、财务等基本运转在一个较自由的王国。毕竟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再加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传统观念作祟,农民权利意识不高,文化水平落后,这就为村干部的贪污腐败提供了便利。在广大农村,几乎没有一个村落不对村干部有意见的,有些地方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甚至很僵。在这种情况下,村民的诉求渠道不畅,特定群体“代言人”缺位,怎么办?就只好上访,只好到乡里、县里上访,而如果长期得不到党政部门的有效回应,就会使干群矛盾持续累积,最终酿成冲突和对抗,这就是我国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据浙江省统计,近年来查处的农村基层干部违纪案件占案件总数的55%以上,纪检监察机关受理反映乡科级及以下基层干部的信访举报,占信访总量的70%以上。因此,我们要推动建立村务监督制度。那么什么样的激励措施能够调动监督者的积极性,能使监督者拉下脸面与被监督者“为敌”呢?这个不能用发奖金来鼓励,故只有从着眼于监督者的最大利益入手,监督者最大的利益就是想执掌村里的权柄,那么村委会选举可采取竞选的方式,落选者成为当然的监督者,而且监督者成为村主任的继承人。这样,监督者实际上就成为了“在野党”,“在野党”要想当政,就必须尽可能的对“在朝党”挑刺,不足发现和揭露的越多,其下任执政的机会也越大,这样一来监督者纠错积极性就大大提高了。而且可以通过监督别人的弱点使以后自己的执政更成熟更完美,最终使执政和监政形成良性循环。而在此,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村党支部副书记担任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并为村的“一把手”——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的第一继承人,把监督者利益与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这样就能调动积极性。这实际上是将落实问责制具体化,有奖励,有惩罚,以形成一个反腐败的内在机制,使反腐败自动化。村民有什么诉求可以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反映,务监督委员会主任能解释的则给以解释,能解决的则给以解决,不能解决的,则集中村民的诉求向乡里、向县里反映。这样虽然不能完全解决上访问题,但却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曹许明

                  201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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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2501563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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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30日,本溪中院下达再审决定书。

“村霸”书记能横行乡里23年说明了什么

 

 

下面是新华网上的一篇文章:

 

涉黑村书记横行乡里23年 当地村民称其为“皇上”

2018-09-27 07:35:49 来源: 新京报

 

 

  横行乡里23年,当地村民称其为“皇上”

  一个村书记的家族式涉黑样本

 

  9月22日,温合花站在自己当年被李含富家族霸占的厂子里,当年的厂房现在已经变成断壁残垣。

  今年65岁的李含富被当地村民称为“皇上”。

  明面上,他从1995年起担任鹤壁市山城区鹿楼乡小庄村(现更名为小庄社区)党委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至今,是河南省人大代表、鹤壁市人大代表、山城区人大代表,还担任山城区鹿楼乡党委副书记、山城区招商局副局长、山城区牟山工业园区办公室副主任。

  私下里,他是建筑、建材、化工、家具、农副产品、科技等多家公司法人或实际控制人。

  而暗地里,他涉嫌将家族成员、企业员工和闲散人员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涉黑组织的首要分子。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23年来,李含富涉黑组织采取阻挠施工、强揽工程、强占集体土地、拖欠工程款、收取保护费等手段,完成财富积累。

  与此同时,大量受害人经年累月信访告状长达20年。这些举报人,轻则遭到殴打恐吓,背井离乡,重则被持刀捅伤,一名坚持举报的受害人被砍下四根手指。

  2018年4月12日,河南省公安厅指派济源公安局成立专案组,一举打掉以李含富为首的涉黑组织,抓获犯罪嫌疑人48人,查扣涉案资产5.28亿元。根据专案组移交线索,鹤壁市纪委、监委采取留置措施8人。

一个村书记的家族式涉黑组织覆灭了,但记者在当地采访时,仍能感到当地群众的顾虑,提起李含富,人们大都是摆摆手,讳莫如深。

…………。

 

村霸书记能横行乡里23年说明了什么呢?23年呐!我们知道,村级是3年一换届选举的,23年要经过7次换届选举,然而村霸书记能横行乡里23年,说明了在有些地方基层的选举很成问题没有做到习总书记所说的干部好不好百姓说了算。

2015年5月25日中午,习近平到浙江舟山考察调研。习近平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干部好不好不是我们说了算,而是老百姓说了算。习总书记的话说得多么好啊!说到我们的心坎里去了。只要我们按照习总书记说的做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然而有些地方在选一村最大的官——村党支部书记的时候,村民只有评议权,没有选举权。先由党员从差额只有20 %的候选人中选出几名村支部委员 ,再由几(3-5)名村支部委员选(有点甚至是等额选举)出村支部书记。这样的选举,象李含富又是担任河南省人大代表的,又是担任鹤壁市人大代表、山城区人大代表,还担任山城区鹿楼乡党委副书记、山城区招商局副局长、山城区牟山工业园区办公室副主任的,能选得下台吗???

我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我国的人口比欧洲四十多个国家的人口还多得多。我国要向世界上较为文明的欧洲学习,并超过它。欧洲在最高层是用以协商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最高领导人,我国在最高层也要以协商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最高领导人。在欧洲各国——相当于我国的省——是以选举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中最高领导人,我们也要这样,以选举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省内各级别的最高领导人,尤其是基层更应如此。其实象李含富这样的又担任村支部书记又担任村主任的,应该这样选举:

 

 

村级选举时,先选出村党支部委员,然后由村民从村党支部委员中选出村委会主任。其具体的办法是,不管是由组织推荐的、党员联名推荐的,抑或是自荐的,候选人都要自己报名,由乡镇组织部门进行登记,并进行资格审查,考察公示,组织选举。选举程序为:1.竞职演说;2.投票选举;3.公布选举结果。在选举过程中,不得有贿选和暴力协迫选举等行为,否则取消其侯选人的资格。在党员选举时,每个人最多可选五人,采用秘密填票和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然后根据得票多少的顺序取前三名为村党支部委员(得票相同者,由乡镇组织部门决定名次;后面的村民选举时,得票相同者,则根据党内选举的排名)。并进行张榜公布,将村党支部委员的基本情况、工作简历、主要实绩在全村范围内公示。一星期后,召开村民大会进行选举。此时,每个村民最多可选三人前任村支部书记已连续任五届(第二次连续任三届的、第三次一届的不能作为候选人,任期未满的得票又进入了前名的当选为村委会主任(为什么不选其它党派的人为村主任呢?这是我们认定共产党是执政党。有人要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表现在那里呢?这表现在党的大门是敞开的,凡是要求加入党的公民,通过一定的考验证明是合格的,都可以跨进党的大门),相应地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世界上大多数的执政党的领导人是通过民众选举产生的)。如果未能进入前名,则根据选举的结果取第一名担任之第二名为村党支部副书记,并为村的“一把手”的第一继承人,同时担任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另一名村党支部委员为第二继承人。当第二继承人在工作中有重大贡献时,即为村的“一把手”的第一继承人(村党支部委员也可成为村委会委员的候选人)。村委会其他成员另行选举(可接着选举),候选人不管是那个党派的抑或是无党派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表现。


这样做的好处是:


a.坚持了党的领导,又实现了村民的自治。


我国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我国是一个后起的大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不能搞多党制,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同时,我们的权力又必须来自于人民的委托。在这里,既有党员的选举,又有村民的选举,实行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互动。这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中国特色。选举是民主的首要内容,没有选举就谈不上民主。选举实际上是一种最广泛、最集中、最有效的监督。没有选举权就没有监督权。选举能够保证党和国家的权力以人民的意志为本源,以人民的利益为归宿,最大限度地抑制权力的滥用。


b.消除了不断摩擦内耗扯皮推诿的“两张皮”的问题。这样也保证了党从组织上根植于人民之中,使党永远处于不败之地。


村民自治制度推广之后,马上发现一个问题,党怎么办?因为村民委员会的权力来源于村民,党的权利来源于党,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权力来源体系。村民委员会主任当选之后,假如不是党员,不是党内人员,更不是党支部书记,他就可能不听党支部的话,那怎么办?假如在非选举的体系里面,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一旦开始搞选举之后,就成了很大的问题。村民自治制度实施这么多年来,这个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村委会是根据法律而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理应享有更高的权威,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地拉也要得到体现,村党支部是村级各种组织的领导核心,村党支部成员来自于乡镇党委的任命,这种“自上而下的党支部和自下而上的村委会”的权力结构往往会产生冲突,村、支二元权力并驾齐驱互不配合,往往产生磨擦而无法开展正常工作,甚至导致村级组织的瘫痪。此前有些地方流传一个说法,村委会选举是辛辛苦苦选出个“二把手”,一语道中要害。本次修法,亦要求加强基层党组织对村民自治的领导,与以往并无实质区别。“两委”关系的现行规定只有原则性提法,无外乎“领导”、“支持”、“保障”,揆诸实际,往往沦为大小高下之别。有的村支部、村支书以领导自居,包办一切,独揽村务;有的村委会、村主任则挟民意自重,发动“夺权”,另立“核心”。村委会换届之时,拒交公章、帐目的事多有发生。这牵扯到党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地方想了办法,就是党支部也来选,党支部也经过老百姓来选。有的地方的做法是谁当选了村主任,则谁去当支部书记。如果新当选的村主任不是党员,那么立刻发展入党。近年的“两票制”、“一肩挑”、“联席协调”等探索,因地制宜解决了部分碰撞,但仍非可普遍应用的治本之道。事实上,基层事务本身就具有具体性和综合性,党政无法完全按照各自的功能职责分工行事。而在此,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有机的结合起来。


c.基层民主,重要的是选举,更重要的是监督。


近段时间以来,村官腐败的新闻时常见报。少数被查处的村官,居然挪用公款上千万元,被群众称为“小村官大腐败”。前不久刚被查处的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洞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子荣,涉嫌挪用村集体资金2370万元,检察院指控称,2003年至2007年期间,禅城区南庄镇紫洞村先后将征地补偿款26135951元存入了村属企业佛山市名创贸易有限公司账户中,2005年12月至2008年12月期间,刘子荣利用担任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职务便利,多次从名创公司账户中挪用征地补偿款共人民币2370万元,用于个人投资、偿还债务或赌博。近期又爆出安徽合肥市庐阳区一社区党总支书记——被称为“安徽村官第一贪”的刘怀寅,在2001-2008年期间,利用征地、土地补偿、提供工程等先后收受十一家开发商、承包商的“好处费”、“咨询费”近千万元。小小村官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涉案那么多的金额才被查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基层的监督形同虚设。这关健是制度存在缺陷,使村民不能监督。虽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村民的监督权利,但对村民如何实施监督权,通过什么机构实施监督权并没有明确规定。依照该法村民只能经由村民大会进行监督,而村民大会一年只开一两次,难以对村委会形成有效的监督,再说由谁组织村民大会监督,难道是村委会吗?罢免村委会成员,要村委会召集开会,这本身就是悖论。另外对在村民大会休会期间,如何对村官实施日常监督缺乏明确规定,因此,村民的监督权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自2004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监督制度的意见》以来,部分农村建立起村民监督小组,但透视形式多样的监督制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很多地区在设立村民监督小组时曾经热闹一时,监督小组的工作也很卖力,可是等新鲜劲一过,监督小组的工作遇到了麻烦。一般来说村官是村里的精英阶层,村官的发展历经几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在改革开放以前村官由根正苗红的“弱者”掌握,说他们弱是从其本身势力来讲的,他们有相当一部分是村里的小姓,宗族势力小,但依靠良好的出身和政府的强力支持,很多人着实做了很久的村官。第二种情形,随着新的选拔干部标准出台,出身不再是选拔任用村官的必要条件,于是宗族势力大,能力强的一批村官开始抬头。第三种情形,在一些家庭宗族关系不是很牢靠的地方,很多村里的经济能人依靠他们雄厚的经济基础逐渐靠近村政权,他们是致富带头人,同时也是权倾一村的村官。当然在全国各地三种情形都依然存在。但不管是哪一类型村官,他们的能量都不可小瞧,都不容易对付。如果监督机构的激励机制不到位,监督者的失声也就在所难免。我国有八亿农民,农村问题就是国家的根本问题。相比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农村自治权限范围内的决策、管理、财务等基本运转在一个较自由的王国。毕竟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再加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传统观念作祟,农民权利意识不高,文化水平落后,这就为村干部的贪污腐败提供了便利。在广大农村,几乎没有一个村落不对村干部有意见的,有些地方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甚至很僵。在这种情况下,村民的诉求渠道不畅,特定群体“代言人”缺位,怎么办?就只好上访,只好到乡里、县里上访,而如果长期得不到党政部门的有效回应,就会使干群矛盾持续累积,最终酿成冲突和对抗,这就是我国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据浙江省统计,近年来查处的农村基层干部违纪案件占案件总数的55%以上,纪检监察机关受理反映乡科级及以下基层干部的信访举报,占信访总量的70%以上。因此,我们要推动建立村务监督制度。那么什么样的激励措施能够调动监督者的积极性,能使监督者拉下脸面与被监督者“为敌”呢?这个不能用发奖金来鼓励,故只有从着眼于监督者的最大利益入手,监督者最大的利益就是想执掌村里的权柄,那么村委会选举可采取竞选的方式,落选者成为当然的监督者,而且监督者成为村主任的继承人。这样,监督者实际上就成为了“在野党”,“在野党”要想当政,就必须尽可能的对“在朝党”挑刺,不足发现和揭露的越多,其下任执政的机会也越大,这样一来监督者纠错积极性就大大提高了。而且可以通过监督别人的弱点使以后自己的执政更成熟更完美,最终使执政和监政形成良性循环。而在此,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村党支部副书记担任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并为村的“一把手”——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的第一继承人,把监督者利益与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这样就能调动积极性。这实际上是将落实问责制具体化,有奖励,有惩罚,以形成一个反腐败的内在机制,使反腐败自动化。村民有什么诉求可以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反映,务监督委员会主任能解释的则给以解释,能解决的则给以解决,不能解决的,则集中村民的诉求向乡里、向县里反映。这样虽然不能完全解决上访问题,但却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曹许明

                  201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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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xcvbnm0980 发表于  2018-11-04 10:25:02 19字 ( 0/147)

正义啊,你已经迟到,就不要来得太迟!

“村霸”书记能横行乡里23年说明了什么

 

 

下面是新华网上的一篇文章:

 

涉黑村书记横行乡里23年 当地村民称其为“皇上”

2018-09-27 07:35:49 来源: 新京报

 

 

  横行乡里23年,当地村民称其为“皇上”

  一个村书记的家族式涉黑样本

 

  9月22日,温合花站在自己当年被李含富家族霸占的厂子里,当年的厂房现在已经变成断壁残垣。

  今年65岁的李含富被当地村民称为“皇上”。

  明面上,他从1995年起担任鹤壁市山城区鹿楼乡小庄村(现更名为小庄社区)党委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至今,是河南省人大代表、鹤壁市人大代表、山城区人大代表,还担任山城区鹿楼乡党委副书记、山城区招商局副局长、山城区牟山工业园区办公室副主任。

  私下里,他是建筑、建材、化工、家具、农副产品、科技等多家公司法人或实际控制人。

  而暗地里,他涉嫌将家族成员、企业员工和闲散人员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涉黑组织的首要分子。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23年来,李含富涉黑组织采取阻挠施工、强揽工程、强占集体土地、拖欠工程款、收取保护费等手段,完成财富积累。

  与此同时,大量受害人经年累月信访告状长达20年。这些举报人,轻则遭到殴打恐吓,背井离乡,重则被持刀捅伤,一名坚持举报的受害人被砍下四根手指。

  2018年4月12日,河南省公安厅指派济源公安局成立专案组,一举打掉以李含富为首的涉黑组织,抓获犯罪嫌疑人48人,查扣涉案资产5.28亿元。根据专案组移交线索,鹤壁市纪委、监委采取留置措施8人。

一个村书记的家族式涉黑组织覆灭了,但记者在当地采访时,仍能感到当地群众的顾虑,提起李含富,人们大都是摆摆手,讳莫如深。

…………。

 

村霸书记能横行乡里23年说明了什么呢?23年呐!我们知道,村级是3年一换届选举的,23年要经过7次换届选举,然而村霸书记能横行乡里23年,说明了在有些地方基层的选举很成问题没有做到习总书记所说的干部好不好百姓说了算。

2015年5月25日中午,习近平到浙江舟山考察调研。习近平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干部好不好不是我们说了算,而是老百姓说了算。习总书记的话说得多么好啊!说到我们的心坎里去了。只要我们按照习总书记说的做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然而有些地方在选一村最大的官——村党支部书记的时候,村民只有评议权,没有选举权。先由党员从差额只有20 %的候选人中选出几名村支部委员 ,再由几(3-5)名村支部委员选(有点甚至是等额选举)出村支部书记。这样的选举,象李含富又是担任河南省人大代表的,又是担任鹤壁市人大代表、山城区人大代表,还担任山城区鹿楼乡党委副书记、山城区招商局副局长、山城区牟山工业园区办公室副主任的,能选得下台吗???

我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我国的人口比欧洲四十多个国家的人口还多得多。我国要向世界上较为文明的欧洲学习,并超过它。欧洲在最高层是用以协商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最高领导人,我国在最高层也要以协商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最高领导人。在欧洲各国——相当于我国的省——是以选举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中最高领导人,我们也要这样,以选举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省内各级别的最高领导人,尤其是基层更应如此。其实象李含富这样的又担任村支部书记又担任村主任的,应该这样选举:

 

 

村级选举时,先选出村党支部委员,然后由村民从村党支部委员中选出村委会主任。其具体的办法是,不管是由组织推荐的、党员联名推荐的,抑或是自荐的,候选人都要自己报名,由乡镇组织部门进行登记,并进行资格审查,考察公示,组织选举。选举程序为:1.竞职演说;2.投票选举;3.公布选举结果。在选举过程中,不得有贿选和暴力协迫选举等行为,否则取消其侯选人的资格。在党员选举时,每个人最多可选五人,采用秘密填票和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然后根据得票多少的顺序取前三名为村党支部委员(得票相同者,由乡镇组织部门决定名次;后面的村民选举时,得票相同者,则根据党内选举的排名)。并进行张榜公布,将村党支部委员的基本情况、工作简历、主要实绩在全村范围内公示。一星期后,召开村民大会进行选举。此时,每个村民最多可选三人前任村支部书记已连续任五届(第二次连续任三届的、第三次一届的不能作为候选人,任期未满的得票又进入了前名的当选为村委会主任(为什么不选其它党派的人为村主任呢?这是我们认定共产党是执政党。有人要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表现在那里呢?这表现在党的大门是敞开的,凡是要求加入党的公民,通过一定的考验证明是合格的,都可以跨进党的大门),相应地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世界上大多数的执政党的领导人是通过民众选举产生的)。如果未能进入前名,则根据选举的结果取第一名担任之第二名为村党支部副书记,并为村的“一把手”的第一继承人,同时担任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另一名村党支部委员为第二继承人。当第二继承人在工作中有重大贡献时,即为村的“一把手”的第一继承人(村党支部委员也可成为村委会委员的候选人)。村委会其他成员另行选举(可接着选举),候选人不管是那个党派的抑或是无党派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表现。


这样做的好处是:


a.坚持了党的领导,又实现了村民的自治。


我国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我国是一个后起的大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不能搞多党制,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同时,我们的权力又必须来自于人民的委托。在这里,既有党员的选举,又有村民的选举,实行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互动。这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中国特色。选举是民主的首要内容,没有选举就谈不上民主。选举实际上是一种最广泛、最集中、最有效的监督。没有选举权就没有监督权。选举能够保证党和国家的权力以人民的意志为本源,以人民的利益为归宿,最大限度地抑制权力的滥用。


b.消除了不断摩擦内耗扯皮推诿的“两张皮”的问题。这样也保证了党从组织上根植于人民之中,使党永远处于不败之地。


村民自治制度推广之后,马上发现一个问题,党怎么办?因为村民委员会的权力来源于村民,党的权利来源于党,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权力来源体系。村民委员会主任当选之后,假如不是党员,不是党内人员,更不是党支部书记,他就可能不听党支部的话,那怎么办?假如在非选举的体系里面,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一旦开始搞选举之后,就成了很大的问题。村民自治制度实施这么多年来,这个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村委会是根据法律而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理应享有更高的权威,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地拉也要得到体现,村党支部是村级各种组织的领导核心,村党支部成员来自于乡镇党委的任命,这种“自上而下的党支部和自下而上的村委会”的权力结构往往会产生冲突,村、支二元权力并驾齐驱互不配合,往往产生磨擦而无法开展正常工作,甚至导致村级组织的瘫痪。此前有些地方流传一个说法,村委会选举是辛辛苦苦选出个“二把手”,一语道中要害。本次修法,亦要求加强基层党组织对村民自治的领导,与以往并无实质区别。“两委”关系的现行规定只有原则性提法,无外乎“领导”、“支持”、“保障”,揆诸实际,往往沦为大小高下之别。有的村支部、村支书以领导自居,包办一切,独揽村务;有的村委会、村主任则挟民意自重,发动“夺权”,另立“核心”。村委会换届之时,拒交公章、帐目的事多有发生。这牵扯到党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地方想了办法,就是党支部也来选,党支部也经过老百姓来选。有的地方的做法是谁当选了村主任,则谁去当支部书记。如果新当选的村主任不是党员,那么立刻发展入党。近年的“两票制”、“一肩挑”、“联席协调”等探索,因地制宜解决了部分碰撞,但仍非可普遍应用的治本之道。事实上,基层事务本身就具有具体性和综合性,党政无法完全按照各自的功能职责分工行事。而在此,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有机的结合起来。


c.基层民主,重要的是选举,更重要的是监督。


近段时间以来,村官腐败的新闻时常见报。少数被查处的村官,居然挪用公款上千万元,被群众称为“小村官大腐败”。前不久刚被查处的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洞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子荣,涉嫌挪用村集体资金2370万元,检察院指控称,2003年至2007年期间,禅城区南庄镇紫洞村先后将征地补偿款26135951元存入了村属企业佛山市名创贸易有限公司账户中,2005年12月至2008年12月期间,刘子荣利用担任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职务便利,多次从名创公司账户中挪用征地补偿款共人民币2370万元,用于个人投资、偿还债务或赌博。近期又爆出安徽合肥市庐阳区一社区党总支书记——被称为“安徽村官第一贪”的刘怀寅,在2001-2008年期间,利用征地、土地补偿、提供工程等先后收受十一家开发商、承包商的“好处费”、“咨询费”近千万元。小小村官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涉案那么多的金额才被查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基层的监督形同虚设。这关健是制度存在缺陷,使村民不能监督。虽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村民的监督权利,但对村民如何实施监督权,通过什么机构实施监督权并没有明确规定。依照该法村民只能经由村民大会进行监督,而村民大会一年只开一两次,难以对村委会形成有效的监督,再说由谁组织村民大会监督,难道是村委会吗?罢免村委会成员,要村委会召集开会,这本身就是悖论。另外对在村民大会休会期间,如何对村官实施日常监督缺乏明确规定,因此,村民的监督权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自2004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监督制度的意见》以来,部分农村建立起村民监督小组,但透视形式多样的监督制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很多地区在设立村民监督小组时曾经热闹一时,监督小组的工作也很卖力,可是等新鲜劲一过,监督小组的工作遇到了麻烦。一般来说村官是村里的精英阶层,村官的发展历经几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在改革开放以前村官由根正苗红的“弱者”掌握,说他们弱是从其本身势力来讲的,他们有相当一部分是村里的小姓,宗族势力小,但依靠良好的出身和政府的强力支持,很多人着实做了很久的村官。第二种情形,随着新的选拔干部标准出台,出身不再是选拔任用村官的必要条件,于是宗族势力大,能力强的一批村官开始抬头。第三种情形,在一些家庭宗族关系不是很牢靠的地方,很多村里的经济能人依靠他们雄厚的经济基础逐渐靠近村政权,他们是致富带头人,同时也是权倾一村的村官。当然在全国各地三种情形都依然存在。但不管是哪一类型村官,他们的能量都不可小瞧,都不容易对付。如果监督机构的激励机制不到位,监督者的失声也就在所难免。我国有八亿农民,农村问题就是国家的根本问题。相比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农村自治权限范围内的决策、管理、财务等基本运转在一个较自由的王国。毕竟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再加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传统观念作祟,农民权利意识不高,文化水平落后,这就为村干部的贪污腐败提供了便利。在广大农村,几乎没有一个村落不对村干部有意见的,有些地方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甚至很僵。在这种情况下,村民的诉求渠道不畅,特定群体“代言人”缺位,怎么办?就只好上访,只好到乡里、县里上访,而如果长期得不到党政部门的有效回应,就会使干群矛盾持续累积,最终酿成冲突和对抗,这就是我国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据浙江省统计,近年来查处的农村基层干部违纪案件占案件总数的55%以上,纪检监察机关受理反映乡科级及以下基层干部的信访举报,占信访总量的70%以上。因此,我们要推动建立村务监督制度。那么什么样的激励措施能够调动监督者的积极性,能使监督者拉下脸面与被监督者“为敌”呢?这个不能用发奖金来鼓励,故只有从着眼于监督者的最大利益入手,监督者最大的利益就是想执掌村里的权柄,那么村委会选举可采取竞选的方式,落选者成为当然的监督者,而且监督者成为村主任的继承人。这样,监督者实际上就成为了“在野党”,“在野党”要想当政,就必须尽可能的对“在朝党”挑刺,不足发现和揭露的越多,其下任执政的机会也越大,这样一来监督者纠错积极性就大大提高了。而且可以通过监督别人的弱点使以后自己的执政更成熟更完美,最终使执政和监政形成良性循环。而在此,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村党支部副书记担任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并为村的“一把手”——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的第一继承人,把监督者利益与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这样就能调动积极性。这实际上是将落实问责制具体化,有奖励,有惩罚,以形成一个反腐败的内在机制,使反腐败自动化。村民有什么诉求可以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反映,务监督委员会主任能解释的则给以解释,能解决的则给以解决,不能解决的,则集中村民的诉求向乡里、向县里反映。这样虽然不能完全解决上访问题,但却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曹许明

                  201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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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xcvbnm0980 发表于  2018-11-04 10:23:47 14字 ( 0/230)

等待 树叶绿了又黄你还没来

“村霸”书记能横行乡里23年说明了什么

 

 

下面是新华网上的一篇文章:

 

涉黑村书记横行乡里23年 当地村民称其为“皇上”

2018-09-27 07:35:49 来源: 新京报

 

 

  横行乡里23年,当地村民称其为“皇上”

  一个村书记的家族式涉黑样本

 

  9月22日,温合花站在自己当年被李含富家族霸占的厂子里,当年的厂房现在已经变成断壁残垣。

  今年65岁的李含富被当地村民称为“皇上”。

  明面上,他从1995年起担任鹤壁市山城区鹿楼乡小庄村(现更名为小庄社区)党委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至今,是河南省人大代表、鹤壁市人大代表、山城区人大代表,还担任山城区鹿楼乡党委副书记、山城区招商局副局长、山城区牟山工业园区办公室副主任。

  私下里,他是建筑、建材、化工、家具、农副产品、科技等多家公司法人或实际控制人。

  而暗地里,他涉嫌将家族成员、企业员工和闲散人员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涉黑组织的首要分子。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23年来,李含富涉黑组织采取阻挠施工、强揽工程、强占集体土地、拖欠工程款、收取保护费等手段,完成财富积累。

  与此同时,大量受害人经年累月信访告状长达20年。这些举报人,轻则遭到殴打恐吓,背井离乡,重则被持刀捅伤,一名坚持举报的受害人被砍下四根手指。

  2018年4月12日,河南省公安厅指派济源公安局成立专案组,一举打掉以李含富为首的涉黑组织,抓获犯罪嫌疑人48人,查扣涉案资产5.28亿元。根据专案组移交线索,鹤壁市纪委、监委采取留置措施8人。

一个村书记的家族式涉黑组织覆灭了,但记者在当地采访时,仍能感到当地群众的顾虑,提起李含富,人们大都是摆摆手,讳莫如深。

…………。

 

村霸书记能横行乡里23年说明了什么呢?23年呐!我们知道,村级是3年一换届选举的,23年要经过7次换届选举,然而村霸书记能横行乡里23年,说明了在有些地方基层的选举很成问题没有做到习总书记所说的干部好不好百姓说了算。

2015年5月25日中午,习近平到浙江舟山考察调研。习近平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干部好不好不是我们说了算,而是老百姓说了算。习总书记的话说得多么好啊!说到我们的心坎里去了。只要我们按照习总书记说的做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然而有些地方在选一村最大的官——村党支部书记的时候,村民只有评议权,没有选举权。先由党员从差额只有20 %的候选人中选出几名村支部委员 ,再由几(3-5)名村支部委员选(有点甚至是等额选举)出村支部书记。这样的选举,象李含富又是担任河南省人大代表的,又是担任鹤壁市人大代表、山城区人大代表,还担任山城区鹿楼乡党委副书记、山城区招商局副局长、山城区牟山工业园区办公室副主任的,能选得下台吗???

我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我国的人口比欧洲四十多个国家的人口还多得多。我国要向世界上较为文明的欧洲学习,并超过它。欧洲在最高层是用以协商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最高领导人,我国在最高层也要以协商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最高领导人。在欧洲各国——相当于我国的省——是以选举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中最高领导人,我们也要这样,以选举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省内各级别的最高领导人,尤其是基层更应如此。其实象李含富这样的又担任村支部书记又担任村主任的,应该这样选举:

 

 

村级选举时,先选出村党支部委员,然后由村民从村党支部委员中选出村委会主任。其具体的办法是,不管是由组织推荐的、党员联名推荐的,抑或是自荐的,候选人都要自己报名,由乡镇组织部门进行登记,并进行资格审查,考察公示,组织选举。选举程序为:1.竞职演说;2.投票选举;3.公布选举结果。在选举过程中,不得有贿选和暴力协迫选举等行为,否则取消其侯选人的资格。在党员选举时,每个人最多可选五人,采用秘密填票和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然后根据得票多少的顺序取前三名为村党支部委员(得票相同者,由乡镇组织部门决定名次;后面的村民选举时,得票相同者,则根据党内选举的排名)。并进行张榜公布,将村党支部委员的基本情况、工作简历、主要实绩在全村范围内公示。一星期后,召开村民大会进行选举。此时,每个村民最多可选三人前任村支部书记已连续任五届(第二次连续任三届的、第三次一届的不能作为候选人,任期未满的得票又进入了前名的当选为村委会主任(为什么不选其它党派的人为村主任呢?这是我们认定共产党是执政党。有人要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表现在那里呢?这表现在党的大门是敞开的,凡是要求加入党的公民,通过一定的考验证明是合格的,都可以跨进党的大门),相应地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世界上大多数的执政党的领导人是通过民众选举产生的)。如果未能进入前名,则根据选举的结果取第一名担任之第二名为村党支部副书记,并为村的“一把手”的第一继承人,同时担任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另一名村党支部委员为第二继承人。当第二继承人在工作中有重大贡献时,即为村的“一把手”的第一继承人(村党支部委员也可成为村委会委员的候选人)。村委会其他成员另行选举(可接着选举),候选人不管是那个党派的抑或是无党派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表现。


这样做的好处是:


a.坚持了党的领导,又实现了村民的自治。


我国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我国是一个后起的大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不能搞多党制,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同时,我们的权力又必须来自于人民的委托。在这里,既有党员的选举,又有村民的选举,实行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互动。这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中国特色。选举是民主的首要内容,没有选举就谈不上民主。选举实际上是一种最广泛、最集中、最有效的监督。没有选举权就没有监督权。选举能够保证党和国家的权力以人民的意志为本源,以人民的利益为归宿,最大限度地抑制权力的滥用。


b.消除了不断摩擦内耗扯皮推诿的“两张皮”的问题。这样也保证了党从组织上根植于人民之中,使党永远处于不败之地。


村民自治制度推广之后,马上发现一个问题,党怎么办?因为村民委员会的权力来源于村民,党的权利来源于党,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权力来源体系。村民委员会主任当选之后,假如不是党员,不是党内人员,更不是党支部书记,他就可能不听党支部的话,那怎么办?假如在非选举的体系里面,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一旦开始搞选举之后,就成了很大的问题。村民自治制度实施这么多年来,这个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村委会是根据法律而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理应享有更高的权威,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地拉也要得到体现,村党支部是村级各种组织的领导核心,村党支部成员来自于乡镇党委的任命,这种“自上而下的党支部和自下而上的村委会”的权力结构往往会产生冲突,村、支二元权力并驾齐驱互不配合,往往产生磨擦而无法开展正常工作,甚至导致村级组织的瘫痪。此前有些地方流传一个说法,村委会选举是辛辛苦苦选出个“二把手”,一语道中要害。本次修法,亦要求加强基层党组织对村民自治的领导,与以往并无实质区别。“两委”关系的现行规定只有原则性提法,无外乎“领导”、“支持”、“保障”,揆诸实际,往往沦为大小高下之别。有的村支部、村支书以领导自居,包办一切,独揽村务;有的村委会、村主任则挟民意自重,发动“夺权”,另立“核心”。村委会换届之时,拒交公章、帐目的事多有发生。这牵扯到党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地方想了办法,就是党支部也来选,党支部也经过老百姓来选。有的地方的做法是谁当选了村主任,则谁去当支部书记。如果新当选的村主任不是党员,那么立刻发展入党。近年的“两票制”、“一肩挑”、“联席协调”等探索,因地制宜解决了部分碰撞,但仍非可普遍应用的治本之道。事实上,基层事务本身就具有具体性和综合性,党政无法完全按照各自的功能职责分工行事。而在此,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有机的结合起来。


c.基层民主,重要的是选举,更重要的是监督。


近段时间以来,村官腐败的新闻时常见报。少数被查处的村官,居然挪用公款上千万元,被群众称为“小村官大腐败”。前不久刚被查处的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洞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子荣,涉嫌挪用村集体资金2370万元,检察院指控称,2003年至2007年期间,禅城区南庄镇紫洞村先后将征地补偿款26135951元存入了村属企业佛山市名创贸易有限公司账户中,2005年12月至2008年12月期间,刘子荣利用担任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职务便利,多次从名创公司账户中挪用征地补偿款共人民币2370万元,用于个人投资、偿还债务或赌博。近期又爆出安徽合肥市庐阳区一社区党总支书记——被称为“安徽村官第一贪”的刘怀寅,在2001-2008年期间,利用征地、土地补偿、提供工程等先后收受十一家开发商、承包商的“好处费”、“咨询费”近千万元。小小村官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涉案那么多的金额才被查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基层的监督形同虚设。这关健是制度存在缺陷,使村民不能监督。虽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村民的监督权利,但对村民如何实施监督权,通过什么机构实施监督权并没有明确规定。依照该法村民只能经由村民大会进行监督,而村民大会一年只开一两次,难以对村委会形成有效的监督,再说由谁组织村民大会监督,难道是村委会吗?罢免村委会成员,要村委会召集开会,这本身就是悖论。另外对在村民大会休会期间,如何对村官实施日常监督缺乏明确规定,因此,村民的监督权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自2004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监督制度的意见》以来,部分农村建立起村民监督小组,但透视形式多样的监督制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很多地区在设立村民监督小组时曾经热闹一时,监督小组的工作也很卖力,可是等新鲜劲一过,监督小组的工作遇到了麻烦。一般来说村官是村里的精英阶层,村官的发展历经几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在改革开放以前村官由根正苗红的“弱者”掌握,说他们弱是从其本身势力来讲的,他们有相当一部分是村里的小姓,宗族势力小,但依靠良好的出身和政府的强力支持,很多人着实做了很久的村官。第二种情形,随着新的选拔干部标准出台,出身不再是选拔任用村官的必要条件,于是宗族势力大,能力强的一批村官开始抬头。第三种情形,在一些家庭宗族关系不是很牢靠的地方,很多村里的经济能人依靠他们雄厚的经济基础逐渐靠近村政权,他们是致富带头人,同时也是权倾一村的村官。当然在全国各地三种情形都依然存在。但不管是哪一类型村官,他们的能量都不可小瞧,都不容易对付。如果监督机构的激励机制不到位,监督者的失声也就在所难免。我国有八亿农民,农村问题就是国家的根本问题。相比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农村自治权限范围内的决策、管理、财务等基本运转在一个较自由的王国。毕竟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再加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传统观念作祟,农民权利意识不高,文化水平落后,这就为村干部的贪污腐败提供了便利。在广大农村,几乎没有一个村落不对村干部有意见的,有些地方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甚至很僵。在这种情况下,村民的诉求渠道不畅,特定群体“代言人”缺位,怎么办?就只好上访,只好到乡里、县里上访,而如果长期得不到党政部门的有效回应,就会使干群矛盾持续累积,最终酿成冲突和对抗,这就是我国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据浙江省统计,近年来查处的农村基层干部违纪案件占案件总数的55%以上,纪检监察机关受理反映乡科级及以下基层干部的信访举报,占信访总量的70%以上。因此,我们要推动建立村务监督制度。那么什么样的激励措施能够调动监督者的积极性,能使监督者拉下脸面与被监督者“为敌”呢?这个不能用发奖金来鼓励,故只有从着眼于监督者的最大利益入手,监督者最大的利益就是想执掌村里的权柄,那么村委会选举可采取竞选的方式,落选者成为当然的监督者,而且监督者成为村主任的继承人。这样,监督者实际上就成为了“在野党”,“在野党”要想当政,就必须尽可能的对“在朝党”挑刺,不足发现和揭露的越多,其下任执政的机会也越大,这样一来监督者纠错积极性就大大提高了。而且可以通过监督别人的弱点使以后自己的执政更成熟更完美,最终使执政和监政形成良性循环。而在此,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村党支部副书记担任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并为村的“一把手”——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的第一继承人,把监督者利益与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这样就能调动积极性。这实际上是将落实问责制具体化,有奖励,有惩罚,以形成一个反腐败的内在机制,使反腐败自动化。村民有什么诉求可以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反映,务监督委员会主任能解释的则给以解释,能解决的则给以解决,不能解决的,则集中村民的诉求向乡里、向县里反映。这样虽然不能完全解决上访问题,但却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曹许明

                  201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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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xcvbnm0980 发表于  2018-11-04 10:22:32 12字 ( 0/142)

长长的诉讼 漫长的等待

“村霸”书记能横行乡里23年说明了什么

 

 

下面是新华网上的一篇文章:

 

涉黑村书记横行乡里23年 当地村民称其为“皇上”

2018-09-27 07:35:49 来源: 新京报

 

 

  横行乡里23年,当地村民称其为“皇上”

  一个村书记的家族式涉黑样本

 

  9月22日,温合花站在自己当年被李含富家族霸占的厂子里,当年的厂房现在已经变成断壁残垣。

  今年65岁的李含富被当地村民称为“皇上”。

  明面上,他从1995年起担任鹤壁市山城区鹿楼乡小庄村(现更名为小庄社区)党委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至今,是河南省人大代表、鹤壁市人大代表、山城区人大代表,还担任山城区鹿楼乡党委副书记、山城区招商局副局长、山城区牟山工业园区办公室副主任。

  私下里,他是建筑、建材、化工、家具、农副产品、科技等多家公司法人或实际控制人。

  而暗地里,他涉嫌将家族成员、企业员工和闲散人员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涉黑组织的首要分子。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23年来,李含富涉黑组织采取阻挠施工、强揽工程、强占集体土地、拖欠工程款、收取保护费等手段,完成财富积累。

  与此同时,大量受害人经年累月信访告状长达20年。这些举报人,轻则遭到殴打恐吓,背井离乡,重则被持刀捅伤,一名坚持举报的受害人被砍下四根手指。

  2018年4月12日,河南省公安厅指派济源公安局成立专案组,一举打掉以李含富为首的涉黑组织,抓获犯罪嫌疑人48人,查扣涉案资产5.28亿元。根据专案组移交线索,鹤壁市纪委、监委采取留置措施8人。

一个村书记的家族式涉黑组织覆灭了,但记者在当地采访时,仍能感到当地群众的顾虑,提起李含富,人们大都是摆摆手,讳莫如深。

…………。

 

村霸书记能横行乡里23年说明了什么呢?23年呐!我们知道,村级是3年一换届选举的,23年要经过7次换届选举,然而村霸书记能横行乡里23年,说明了在有些地方基层的选举很成问题没有做到习总书记所说的干部好不好百姓说了算。

2015年5月25日中午,习近平到浙江舟山考察调研。习近平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干部好不好不是我们说了算,而是老百姓说了算。习总书记的话说得多么好啊!说到我们的心坎里去了。只要我们按照习总书记说的做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然而有些地方在选一村最大的官——村党支部书记的时候,村民只有评议权,没有选举权。先由党员从差额只有20 %的候选人中选出几名村支部委员 ,再由几(3-5)名村支部委员选(有点甚至是等额选举)出村支部书记。这样的选举,象李含富又是担任河南省人大代表的,又是担任鹤壁市人大代表、山城区人大代表,还担任山城区鹿楼乡党委副书记、山城区招商局副局长、山城区牟山工业园区办公室副主任的,能选得下台吗???

我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我国的人口比欧洲四十多个国家的人口还多得多。我国要向世界上较为文明的欧洲学习,并超过它。欧洲在最高层是用以协商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最高领导人,我国在最高层也要以协商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最高领导人。在欧洲各国——相当于我国的省——是以选举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中最高领导人,我们也要这样,以选举民主为主的方法选出省内各级别的最高领导人,尤其是基层更应如此。其实象李含富这样的又担任村支部书记又担任村主任的,应该这样选举:

 

 

村级选举时,先选出村党支部委员,然后由村民从村党支部委员中选出村委会主任。其具体的办法是,不管是由组织推荐的、党员联名推荐的,抑或是自荐的,候选人都要自己报名,由乡镇组织部门进行登记,并进行资格审查,考察公示,组织选举。选举程序为:1.竞职演说;2.投票选举;3.公布选举结果。在选举过程中,不得有贿选和暴力协迫选举等行为,否则取消其侯选人的资格。在党员选举时,每个人最多可选五人,采用秘密填票和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然后根据得票多少的顺序取前三名为村党支部委员(得票相同者,由乡镇组织部门决定名次;后面的村民选举时,得票相同者,则根据党内选举的排名)。并进行张榜公布,将村党支部委员的基本情况、工作简历、主要实绩在全村范围内公示。一星期后,召开村民大会进行选举。此时,每个村民最多可选三人前任村支部书记已连续任五届(第二次连续任三届的、第三次一届的不能作为候选人,任期未满的得票又进入了前名的当选为村委会主任(为什么不选其它党派的人为村主任呢?这是我们认定共产党是执政党。有人要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表现在那里呢?这表现在党的大门是敞开的,凡是要求加入党的公民,通过一定的考验证明是合格的,都可以跨进党的大门),相应地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世界上大多数的执政党的领导人是通过民众选举产生的)。如果未能进入前名,则根据选举的结果取第一名担任之第二名为村党支部副书记,并为村的“一把手”的第一继承人,同时担任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另一名村党支部委员为第二继承人。当第二继承人在工作中有重大贡献时,即为村的“一把手”的第一继承人(村党支部委员也可成为村委会委员的候选人)。村委会其他成员另行选举(可接着选举),候选人不管是那个党派的抑或是无党派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表现。


这样做的好处是:


a.坚持了党的领导,又实现了村民的自治。


我国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我国是一个后起的大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不能搞多党制,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同时,我们的权力又必须来自于人民的委托。在这里,既有党员的选举,又有村民的选举,实行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互动。这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中国特色。选举是民主的首要内容,没有选举就谈不上民主。选举实际上是一种最广泛、最集中、最有效的监督。没有选举权就没有监督权。选举能够保证党和国家的权力以人民的意志为本源,以人民的利益为归宿,最大限度地抑制权力的滥用。


b.消除了不断摩擦内耗扯皮推诿的“两张皮”的问题。这样也保证了党从组织上根植于人民之中,使党永远处于不败之地。


村民自治制度推广之后,马上发现一个问题,党怎么办?因为村民委员会的权力来源于村民,党的权利来源于党,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权力来源体系。村民委员会主任当选之后,假如不是党员,不是党内人员,更不是党支部书记,他就可能不听党支部的话,那怎么办?假如在非选举的体系里面,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一旦开始搞选举之后,就成了很大的问题。村民自治制度实施这么多年来,这个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村委会是根据法律而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理应享有更高的权威,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地拉也要得到体现,村党支部是村级各种组织的领导核心,村党支部成员来自于乡镇党委的任命,这种“自上而下的党支部和自下而上的村委会”的权力结构往往会产生冲突,村、支二元权力并驾齐驱互不配合,往往产生磨擦而无法开展正常工作,甚至导致村级组织的瘫痪。此前有些地方流传一个说法,村委会选举是辛辛苦苦选出个“二把手”,一语道中要害。本次修法,亦要求加强基层党组织对村民自治的领导,与以往并无实质区别。“两委”关系的现行规定只有原则性提法,无外乎“领导”、“支持”、“保障”,揆诸实际,往往沦为大小高下之别。有的村支部、村支书以领导自居,包办一切,独揽村务;有的村委会、村主任则挟民意自重,发动“夺权”,另立“核心”。村委会换届之时,拒交公章、帐目的事多有发生。这牵扯到党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地方想了办法,就是党支部也来选,党支部也经过老百姓来选。有的地方的做法是谁当选了村主任,则谁去当支部书记。如果新当选的村主任不是党员,那么立刻发展入党。近年的“两票制”、“一肩挑”、“联席协调”等探索,因地制宜解决了部分碰撞,但仍非可普遍应用的治本之道。事实上,基层事务本身就具有具体性和综合性,党政无法完全按照各自的功能职责分工行事。而在此,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有机的结合起来。


c.基层民主,重要的是选举,更重要的是监督。


近段时间以来,村官腐败的新闻时常见报。少数被查处的村官,居然挪用公款上千万元,被群众称为“小村官大腐败”。前不久刚被查处的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洞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子荣,涉嫌挪用村集体资金2370万元,检察院指控称,2003年至2007年期间,禅城区南庄镇紫洞村先后将征地补偿款26135951元存入了村属企业佛山市名创贸易有限公司账户中,2005年12月至2008年12月期间,刘子荣利用担任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职务便利,多次从名创公司账户中挪用征地补偿款共人民币2370万元,用于个人投资、偿还债务或赌博。近期又爆出安徽合肥市庐阳区一社区党总支书记——被称为“安徽村官第一贪”的刘怀寅,在2001-2008年期间,利用征地、土地补偿、提供工程等先后收受十一家开发商、承包商的“好处费”、“咨询费”近千万元。小小村官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涉案那么多的金额才被查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基层的监督形同虚设。这关健是制度存在缺陷,使村民不能监督。虽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村民的监督权利,但对村民如何实施监督权,通过什么机构实施监督权并没有明确规定。依照该法村民只能经由村民大会进行监督,而村民大会一年只开一两次,难以对村委会形成有效的监督,再说由谁组织村民大会监督,难道是村委会吗?罢免村委会成员,要村委会召集开会,这本身就是悖论。另外对在村民大会休会期间,如何对村官实施日常监督缺乏明确规定,因此,村民的监督权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自2004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监督制度的意见》以来,部分农村建立起村民监督小组,但透视形式多样的监督制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很多地区在设立村民监督小组时曾经热闹一时,监督小组的工作也很卖力,可是等新鲜劲一过,监督小组的工作遇到了麻烦。一般来说村官是村里的精英阶层,村官的发展历经几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在改革开放以前村官由根正苗红的“弱者”掌握,说他们弱是从其本身势力来讲的,他们有相当一部分是村里的小姓,宗族势力小,但依靠良好的出身和政府的强力支持,很多人着实做了很久的村官。第二种情形,随着新的选拔干部标准出台,出身不再是选拔任用村官的必要条件,于是宗族势力大,能力强的一批村官开始抬头。第三种情形,在一些家庭宗族关系不是很牢靠的地方,很多村里的经济能人依靠他们雄厚的经济基础逐渐靠近村政权,他们是致富带头人,同时也是权倾一村的村官。当然在全国各地三种情形都依然存在。但不管是哪一类型村官,他们的能量都不可小瞧,都不容易对付。如果监督机构的激励机制不到位,监督者的失声也就在所难免。我国有八亿农民,农村问题就是国家的根本问题。相比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农村自治权限范围内的决策、管理、财务等基本运转在一个较自由的王国。毕竟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再加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传统观念作祟,农民权利意识不高,文化水平落后,这就为村干部的贪污腐败提供了便利。在广大农村,几乎没有一个村落不对村干部有意见的,有些地方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甚至很僵。在这种情况下,村民的诉求渠道不畅,特定群体“代言人”缺位,怎么办?就只好上访,只好到乡里、县里上访,而如果长期得不到党政部门的有效回应,就会使干群矛盾持续累积,最终酿成冲突和对抗,这就是我国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据浙江省统计,近年来查处的农村基层干部违纪案件占案件总数的55%以上,纪检监察机关受理反映乡科级及以下基层干部的信访举报,占信访总量的70%以上。因此,我们要推动建立村务监督制度。那么什么样的激励措施能够调动监督者的积极性,能使监督者拉下脸面与被监督者“为敌”呢?这个不能用发奖金来鼓励,故只有从着眼于监督者的最大利益入手,监督者最大的利益就是想执掌村里的权柄,那么村委会选举可采取竞选的方式,落选者成为当然的监督者,而且监督者成为村主任的继承人。这样,监督者实际上就成为了“在野党”,“在野党”要想当政,就必须尽可能的对“在朝党”挑刺,不足发现和揭露的越多,其下任执政的机会也越大,这样一来监督者纠错积极性就大大提高了。而且可以通过监督别人的弱点使以后自己的执政更成熟更完美,最终使执政和监政形成良性循环。而在此,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村党支部副书记担任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并为村的“一把手”——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的第一继承人,把监督者利益与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这样就能调动积极性。这实际上是将落实问责制具体化,有奖励,有惩罚,以形成一个反腐败的内在机制,使反腐败自动化。村民有什么诉求可以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反映,务监督委员会主任能解释的则给以解释,能解决的则给以解决,不能解决的,则集中村民的诉求向乡里、向县里反映。这样虽然不能完全解决上访问题,但却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曹许明

                  201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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