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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含泪 发表于  2017-09-29 13:42:22 19853字 ( 1/1324)

弥补法律漏洞是增强反腐的关键(原创首发)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文明积累的公理,也是法律的基本原则。但是,每当政府部门或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帮助政府办事的农村村干部侵犯了民众的权益时,前者多数能够得到司法机关用“法律名义”给予的袒护,而后者多数很难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这种现象被普遍认为是执法者枉法徇私徇情,但实际主要是法律存在漏洞。就全民关注的反腐而言,民众是腐败的最大受害者,依靠群众举报、控告贪腐官员是最有效的反腐手段,而且《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打击刑事犯罪要依靠群众,但是,对于“举报人”能够有效的监督“司法机关”办理举报的案件缺少了法律规定条款,增大了司法机关的自由权,压缩了举报人应有的权利,给司法机关保护贪腐官员留下了作弊的空间。

1)、法律规定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举报应当登记,由举报人签名”,但缺少了“应当对举报案件逐件登记并按数量给举报人出具回执单”的规定和说明。因为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举报人无法得到侦查机关受理案件的直接证据,使侦查机关能够利用这个弱点隐瞒案件,保护被举报人及其涉案的贪腐官员。

案例一:本文作者在20134月与同村(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成吉思汗街道办事处沙梁村)村民向新城区检察院举报了本村党支部书记“王真威”涉嫌贪污、行贿、挪用公款等多种犯罪案件,其中有13起个案,两个贪污和挪用征地补偿费的事项,里面包括若干个案件。为了便于说明案件数量,将两个事项称为两个案件,共举报15个案件。多个案件单凭王真威个人无法完成,所以幕后必然还有涉案的政府官员和其他村干部。15个案件中有5个属公安管辖,按照办案规则,新城区检察院应当将公安管辖的案件并案侦查,或者按管辖权及时移交公安机关侦办,可是,半年后,该院只侦查了其中8个案件,并辩称:其它案件属公安管辖,但隐瞒的7个案件只有2个属公安管辖,5个是该院管辖的贪污、行贿和挪用公款案,涉案金额高达数亿元,这显然是有意隐瞒涉及贪官的案件。因为我们举报人没有掌握侦查机关接收了15个案件的证据,呼和浩特市以下简称:呼市检察院又肆无忌惮的捏造了原举报材料中只举报了7项内容的答复函。该答复函是否捏造了事实,只需核对原侦查的案件与原举报材料中的案件是否相符一看便知,而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以下简称:自治区检察院不但不去核查,反而拒不受理我们的申诉,致使被隐瞒的案件至今没有得到查办,幕后的贪官仍在逍遥法外。

2)、民众举报贪腐官员受益的并非自己,最大的受益者是国家和人民,所以,法律理应赋予举报人能够有效监督司法机关依法办案的权力。法律规定了“侦查机关应当将侦查结果给实名举报人答复”,但口头答复被掩盖或歪曲的事实举报人无法拿到证据,所以,法律应当规定“侦查机关必须将侦查结果给举报人书面答复,对不予立案的案件要说明不予立案的事实、理由和法律根据”。由于法律缺少了这样详细、明确的规定,侦查机关为了保护被举报的贪腐官员,能够半遮半掩、简单粗略的答复举报人,敢于捏造事实、编造理由歪曲举报的案件真相。

 案例二:我们当初举报王真威伙同村民朱满喜非法侵占集体耕地挖沙卖沙,将300亩耕地挖成了20多米深的大坑,非法获利数千万元,已构成破坏耕地罪。同时还举报了王真威将村集体50亩耕地划为宅基地,无偿送给多名政府官员建房,套取了国家的拆迁补偿费,严重损害了本村的利益,其行为构成了行贿罪。挖沙卖沙的沙坑至今清晰可见,而新城区检察院却辩称:“朱满喜采沙后已经复耕种草”,只字没有提到被举报人王真威,当时朱满喜刚刚去世,让死者承担了王真威的责任。我们当初提供了政府官员的房屋被拆除的现场照片,而新城区检察院隐藏了照片,又辩称此处没有规划过宅基地,既保护了王真威,又保护了涉案的贪官。由此充分说明,只要举报人拿不到侦查结果的书面证据,侦查机关为保贪官敢于把公的说成母的。

 案例三:新城区检察院对我们举报的8个案件侦查终结后,于20131115由侦办人和控申科负责人给我们进行了口头答复,宣读了侦查终结报告。因为我们暗中进行了录音,并又在侦查终结报告的每页上下或左右都签了名,所以我们掌握了该院编造侦查结果的真实情况。侦查终结报告中只叙述了每个案件从开始到完成的基本事实,涉及挪用公款案2个、行贿案1个、倒卖土地使用权案2个、贪污案2个、破坏耕地案1个,而该报告中只认定了被举报人王真威没有涉嫌贪污的犯罪事实,对于涉及其它罪名的案件是否涉嫌犯罪只字未提,反而决定不予立案。这显然是一个驴唇不对马嘴的侦查结果,如果法律对答复举报人的内容作出明确详细的规定,我们的举报不会是这样的结果。

3)、法律规定了“举报人不服检察院作出的决定可以向上级检察院申诉”,但缺少了“上级检察院不得将归本院受理的申诉交给下级检察院复查”的法律规定。上级检察院为了继续保护涉案的贪腐官员,能够先将举报人的申诉交给下级其他检察院复查,然后再根据中间出现的情况决定对原侦查结果是维持还是浅查,举报人不服只能再到本院申诉,此时该院再利用推诿、拖延等手段,把举报人拖到筋疲力尽,直至达到保护贪腐官员的目的。

 案例四:因为新城区检察院隐瞒了7个案件,又对侦查的8个案件不予立案,我们于2014年初向呼市检察院申诉。经过了多次争吵、辩论,最后召开了听证会。因为检察院邀请的参会人员对侦查结果没有表示支持,呼市检察院被迫受理了我们的申诉。按照法定原则,应当由本院控申检察处进行复查,而该院却交给了距离本地一百公里之外的清水河县检察院复查。在复查中,侦办人利用抓小放大、避重选轻的手段,从我们举报的两个事项中找出了村干部贪污和挪用征地补偿费的三个案件,涉案金额合计不足50万元,其中明显还有多起类似案件或巨大的贪污案,而侦办人以各种借口推脱再没有查办,并且使出了躲避我们举报人的阴招。同年619日,王真威被拘捕,同时被拘捕的还有原村委会主任“郑贵宏”和原村委会报账员“王素云”。找出的三个案件中,只认定王真威参与了同郑贵宏、王素云共同贪污征地补偿费案,另外的贪污案和挪用公款案都压在了王素云个人身上,但是,最后法院只判决了三人的共同贪污案有罪,对王素云个人贪污和挪用公款案判决了不予支持,显然检察机关是找了两个用于陪绑的案件。我们从201410月就向自治区检察院提出了控告,但始终没能破解呼市检察院利用抓小放大、避重选轻的手段保护幕后贪官的阴谋。

 5)、按照法律原则,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行使检察权,但是,脱离了举报人的监督,上下级检察院完全是合伙查办举报的贪腐案。检察院能够上下串通保护被举报的贪官,自然也能勾结“法院”对贪官进行保护,所以,法律“应当赋予举报人参与公诉和审判的权力”,由举报人监督检察院和法院对举报的贪官依法审判。因为举报人没有权利参与对举报贪官的公诉和审判,检察院与法院能够串通一气,想尽各种办法对贪腐官员枉法轻判。

案例五:2014928日,清水河县检察院开始对王真威等三人的共同贪污案和王素云个人贪污和挪用公款案审查起诉,法定时限为一个月,而该院审查了将近3个月,同年1223日,向县法院提起公诉。法院本应当及时开庭审理,然后再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延期,法定的最长时限3个月内宣判。可是,法院为了等待《刑法》修正案(九)颁布实施给予罪犯轻判,一直拖到2015625日才开庭审理,5个月后,《刑法》修正案(九)开始实施,而法院又为了等待新的司法解释出台,拖到2016615日才做出了判决。三人共同贪污征地补偿费19.2万元,按照新的司法解释,贪污“特定款”10万元以上不足20万元的,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检察院没有主张“征地补偿费”为特定款,帮助法院给予了罪犯轻判。郑贵宏被判二缓三;判处了王真威、王素云有期徒刑二年,3天后从看守所刑满释放。判决书中只提到了两次补充侦查,而没有说明补查的事项或时间,更没有任何部门的延期审理批示,这明显是检察院与法院合谋拖延时间给予了罪犯轻判。如果本案在11个月内进行审判,三个罪犯都应当被判10年徒刑,而祸害了本村农民数亿元的罪犯最后只被判处了2年刑罚。

从以上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单靠检察院的检察权与其他司法机关互相制约,不能使贪腐官员得到依法查处,更无法保证法律正确使用,只有补上法律漏洞,加强对检察院受理举报、申诉的制约手段,充分赋予控告人、举报人有效、有力的监督方法,把司法机关履行职责的主要环节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才能遏制司法腐败,才能堵住贪腐官员的退路,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反腐效果。

云管理专家 发表于  2017-09-30 07:40:16 21字 ( 0/868)

贺余伟:治国先治法,依法治法是前提是关键。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文明积累的公理,也是法律的基本原则。但是,每当政府部门或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帮助政府办事的农村村干部侵犯了民众的权益时,前者多数能够得到司法机关用“法律名义”给予的袒护,而后者多数很难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这种现象被普遍认为是执法者枉法徇私徇情,但实际主要是法律存在漏洞。就全民关注的反腐而言,民众是腐败的最大受害者,依靠群众举报、控告贪腐官员是最有效的反腐手段,而且《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打击刑事犯罪要依靠群众,但是,对于“举报人”能够有效的监督“司法机关”办理举报的案件缺少了法律规定条款,增大了司法机关的自由权,压缩了举报人应有的权利,给司法机关保护贪腐官员留下了作弊的空间。

1)、法律规定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举报应当登记,由举报人签名”,但缺少了“应当对举报案件逐件登记并按数量给举报人出具回执单”的规定和说明。因为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举报人无法得到侦查机关受理案件的直接证据,使侦查机关能够利用这个弱点隐瞒案件,保护被举报人及其涉案的贪腐官员。

案例一:本文作者在20134月与同村(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成吉思汗街道办事处沙梁村)村民向新城区检察院举报了本村党支部书记“王真威”涉嫌贪污、行贿、挪用公款等多种犯罪案件,其中有13起个案,两个贪污和挪用征地补偿费的事项,里面包括若干个案件。为了便于说明案件数量,将两个事项称为两个案件,共举报15个案件。多个案件单凭王真威个人无法完成,所以幕后必然还有涉案的政府官员和其他村干部。15个案件中有5个属公安管辖,按照办案规则,新城区检察院应当将公安管辖的案件并案侦查,或者按管辖权及时移交公安机关侦办,可是,半年后,该院只侦查了其中8个案件,并辩称:其它案件属公安管辖,但隐瞒的7个案件只有2个属公安管辖,5个是该院管辖的贪污、行贿和挪用公款案,涉案金额高达数亿元,这显然是有意隐瞒涉及贪官的案件。因为我们举报人没有掌握侦查机关接收了15个案件的证据,呼和浩特市以下简称:呼市检察院又肆无忌惮的捏造了原举报材料中只举报了7项内容的答复函。该答复函是否捏造了事实,只需核对原侦查的案件与原举报材料中的案件是否相符一看便知,而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以下简称:自治区检察院不但不去核查,反而拒不受理我们的申诉,致使被隐瞒的案件至今没有得到查办,幕后的贪官仍在逍遥法外。

2)、民众举报贪腐官员受益的并非自己,最大的受益者是国家和人民,所以,法律理应赋予举报人能够有效监督司法机关依法办案的权力。法律规定了“侦查机关应当将侦查结果给实名举报人答复”,但口头答复被掩盖或歪曲的事实举报人无法拿到证据,所以,法律应当规定“侦查机关必须将侦查结果给举报人书面答复,对不予立案的案件要说明不予立案的事实、理由和法律根据”。由于法律缺少了这样详细、明确的规定,侦查机关为了保护被举报的贪腐官员,能够半遮半掩、简单粗略的答复举报人,敢于捏造事实、编造理由歪曲举报的案件真相。

 案例二:我们当初举报王真威伙同村民朱满喜非法侵占集体耕地挖沙卖沙,将300亩耕地挖成了20多米深的大坑,非法获利数千万元,已构成破坏耕地罪。同时还举报了王真威将村集体50亩耕地划为宅基地,无偿送给多名政府官员建房,套取了国家的拆迁补偿费,严重损害了本村的利益,其行为构成了行贿罪。挖沙卖沙的沙坑至今清晰可见,而新城区检察院却辩称:“朱满喜采沙后已经复耕种草”,只字没有提到被举报人王真威,当时朱满喜刚刚去世,让死者承担了王真威的责任。我们当初提供了政府官员的房屋被拆除的现场照片,而新城区检察院隐藏了照片,又辩称此处没有规划过宅基地,既保护了王真威,又保护了涉案的贪官。由此充分说明,只要举报人拿不到侦查结果的书面证据,侦查机关为保贪官敢于把公的说成母的。

 案例三:新城区检察院对我们举报的8个案件侦查终结后,于20131115由侦办人和控申科负责人给我们进行了口头答复,宣读了侦查终结报告。因为我们暗中进行了录音,并又在侦查终结报告的每页上下或左右都签了名,所以我们掌握了该院编造侦查结果的真实情况。侦查终结报告中只叙述了每个案件从开始到完成的基本事实,涉及挪用公款案2个、行贿案1个、倒卖土地使用权案2个、贪污案2个、破坏耕地案1个,而该报告中只认定了被举报人王真威没有涉嫌贪污的犯罪事实,对于涉及其它罪名的案件是否涉嫌犯罪只字未提,反而决定不予立案。这显然是一个驴唇不对马嘴的侦查结果,如果法律对答复举报人的内容作出明确详细的规定,我们的举报不会是这样的结果。

3)、法律规定了“举报人不服检察院作出的决定可以向上级检察院申诉”,但缺少了“上级检察院不得将归本院受理的申诉交给下级检察院复查”的法律规定。上级检察院为了继续保护涉案的贪腐官员,能够先将举报人的申诉交给下级其他检察院复查,然后再根据中间出现的情况决定对原侦查结果是维持还是浅查,举报人不服只能再到本院申诉,此时该院再利用推诿、拖延等手段,把举报人拖到筋疲力尽,直至达到保护贪腐官员的目的。

 案例四:因为新城区检察院隐瞒了7个案件,又对侦查的8个案件不予立案,我们于2014年初向呼市检察院申诉。经过了多次争吵、辩论,最后召开了听证会。因为检察院邀请的参会人员对侦查结果没有表示支持,呼市检察院被迫受理了我们的申诉。按照法定原则,应当由本院控申检察处进行复查,而该院却交给了距离本地一百公里之外的清水河县检察院复查。在复查中,侦办人利用抓小放大、避重选轻的手段,从我们举报的两个事项中找出了村干部贪污和挪用征地补偿费的三个案件,涉案金额合计不足50万元,其中明显还有多起类似案件或巨大的贪污案,而侦办人以各种借口推脱再没有查办,并且使出了躲避我们举报人的阴招。同年619日,王真威被拘捕,同时被拘捕的还有原村委会主任“郑贵宏”和原村委会报账员“王素云”。找出的三个案件中,只认定王真威参与了同郑贵宏、王素云共同贪污征地补偿费案,另外的贪污案和挪用公款案都压在了王素云个人身上,但是,最后法院只判决了三人的共同贪污案有罪,对王素云个人贪污和挪用公款案判决了不予支持,显然检察机关是找了两个用于陪绑的案件。我们从201410月就向自治区检察院提出了控告,但始终没能破解呼市检察院利用抓小放大、避重选轻的手段保护幕后贪官的阴谋。

 5)、按照法律原则,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行使检察权,但是,脱离了举报人的监督,上下级检察院完全是合伙查办举报的贪腐案。检察院能够上下串通保护被举报的贪官,自然也能勾结“法院”对贪官进行保护,所以,法律“应当赋予举报人参与公诉和审判的权力”,由举报人监督检察院和法院对举报的贪官依法审判。因为举报人没有权利参与对举报贪官的公诉和审判,检察院与法院能够串通一气,想尽各种办法对贪腐官员枉法轻判。

案例五:2014928日,清水河县检察院开始对王真威等三人的共同贪污案和王素云个人贪污和挪用公款案审查起诉,法定时限为一个月,而该院审查了将近3个月,同年1223日,向县法院提起公诉。法院本应当及时开庭审理,然后再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延期,法定的最长时限3个月内宣判。可是,法院为了等待《刑法》修正案(九)颁布实施给予罪犯轻判,一直拖到2015625日才开庭审理,5个月后,《刑法》修正案(九)开始实施,而法院又为了等待新的司法解释出台,拖到2016615日才做出了判决。三人共同贪污征地补偿费19.2万元,按照新的司法解释,贪污“特定款”10万元以上不足20万元的,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检察院没有主张“征地补偿费”为特定款,帮助法院给予了罪犯轻判。郑贵宏被判二缓三;判处了王真威、王素云有期徒刑二年,3天后从看守所刑满释放。判决书中只提到了两次补充侦查,而没有说明补查的事项或时间,更没有任何部门的延期审理批示,这明显是检察院与法院合谋拖延时间给予了罪犯轻判。如果本案在11个月内进行审判,三个罪犯都应当被判10年徒刑,而祸害了本村农民数亿元的罪犯最后只被判处了2年刑罚。

从以上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单靠检察院的检察权与其他司法机关互相制约,不能使贪腐官员得到依法查处,更无法保证法律正确使用,只有补上法律漏洞,加强对检察院受理举报、申诉的制约手段,充分赋予控告人、举报人有效、有力的监督方法,把司法机关履行职责的主要环节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才能遏制司法腐败,才能堵住贪腐官员的退路,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反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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