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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载明 发表于  2020-08-01 09:46:33 99712字 ( 1/457)

贾载明:论达州在巴文化中的地位(原创首发)

论达州在巴文化中的地位

 

贾载明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以人物论、以賨国论、以史实论、以遗址论、以文物论、以传承论等六个方面的阐述,阐明达州是巴文化最为辉煌之地。达州市建设巴文化高地具有良好历史文化基础和现实条件。

 

 

一.以人物论

 

国由族聚,业由人兴。无疑,賨国之建乃有一群生命力、生活力强大的人群。《大学》云:“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打开历史典籍,我们惊奇地发现,历史上的宕渠竟然是古巴蜀地域东部人物、人才最大集中群之地,江州、枳、平都、垫江等巴国国都之地皆不可比。而这个人物集中群处于古巴国的腹地。古巴地区域人物、人才有三个主要集中群,其一在南郑(今汉中南郑区),其二在古阆中及其附近梓潼、涪县,其三在宕渠。

这个结论,我们可以从《华阳国志》《汉书》《晋书》《三国志》找到答案。

初步统计,《华阳国志》记载的古阆中(曾为巴国都)历史人物达到23位,以助汉王刘邦“还定三秦”的范目和创制《太初历》的天文学家落下闳为代表。而古宕渠,《华阳国志》记载的以李雄为代表的李氏集团人物达22位,他们是李虎、李慕、李辅、李特(奠定建立成汉国基础)、李始、李荡、李琀、李稚、李班、李都、李雄(在成都建立成汉国)、李越、李霸、李期、李保、李庠、李流、李龙、李骧、李寿、李势、李广。(见《华阳国志·卷九》)

非李氏集团的人物以冯绲为代表,达到13位,他们是公车令臧太伯、大司农玄贺、大鸿胪庞雄、幽州刺史冯焕、使持节及车骑将军冯绲、降虏校尉冯允、尚书郎冯遵、桂阳太守李温、户曹掾赵芬、宕渠主簿曲庾、宕渠主簿冯湛、镇北大将军及字汉侯王平、节烈赵跂妻姬、赵万妻娥。(见《华阳国志·卷十二》)

由此可见,宕渠不仅出的人物众多,而且高等次人物数量超过了南郑、阆中、梓潼等地区。

除了阆中和宕渠外,南郑(今汉中南郑区)也出现人物集团的情况,各类人物达到16人,涪、巴西(古涪县或涪城县,今绵阳市境内)记载有13人,梓潼记载有10人,安汉(今南充市内)记载了8位人物,垫江(曾为巴国都,今合江境内)记载有4人,江州(曾为巴国都,今重庆市城区内)记载有3人,枳(曾为巴国都,今涪陵)记载有1人,僰道(今宜宾境内)记载有7人。西充国(今西充)记载有2人,其中賨人蜀汉著名学者谯周为西充国人。

从这个统计我们看到,巴地出现的人物主要集中在汉水、涪江、嘉陵江、渠江流域。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活动聚集在一定的区域所决定的。巴地在长江以南没有产生数量可观的人才,是因为其巴国时代在这些地方统一薄弱,没有产生人物群的政治、文化基础。僰道产生了一批人物,是因为那里曾经建过国

虽然枳、平都、垫江、江州都曾经是巴国的政治中心,但因时间短暂也没有形成产生人物群的基础。有一个著名的巴蔓子,却不产生巴国都城而是今忠县。

由此可得出一个结论,巴人在汉水、涪江、嘉陵江、渠江流域活动的时间最为长久。涪、黔和巴东的时间则相对短暂。

以人物产生规律论,蒙文通先生推断西周封姬巴之地在汉或阆中比较科学。这个问题,将在“以賨国论”一段里继续讨论。

是的,这些人物基本上都产生于西汉以后,但人物群的出现必须有久远人文历史的孕育,巴国在这些地方长久发展为人物、人才的产生奠定了历史文化基础。

宕渠人物群最具有代表性是冯焕、冯绲父子与李特、李雄父子。其共同特点都是从宕渠走向大世界的賨人,其性格特征都是賨人底色,豪壮,锐勇,刚毅率直,坚韧不拔,敢搏风浪,敢斗激流。

而冯焕、冯绲父子则具有好学的品质,积极吸收华夏文化,成为文武兼备之才。特别是冯绲,在賨城开建汉阙之先河,为后人留下宝贵文化遗产;还大力扩建賨城,在史上留下了“车骑城”的美名。

李特将賨人的性格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雄武沉毅,智谋超群,为成汉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所有賨人群体中,李雄处于峰巅的地位,做了成汉国的皇帝。他在位时把成汉国治理得较好,得益于虚心学习华夏文化,特别是学习华夏政治管理的成功经验,他的爱惜人才、爱惜百姓、适度税赋、宽容大度的管理行为与待人风格与华夏成功政治管理者如出一辙。

 

二.以賨国论

 

位于巴国腹地,视野雄阔,寄寓渠江,北依巴山,南通涪黔,东望鱼腹,西济郎中。乃巴国的大后方,为人力、物力基地。可以理性地遥想,当殷商时武丁讨伐巴方时,痛失汉中等地,大举往南撤退,那时,宕渠之地便成为重要立足点了。

賨国不仅位于巴国的腹心地带,而且其区域的賨民(俗称“板楯蛮”,诸多著名学者认为是濮人),是构成巴民的基本族群,是巴国发展的核心和中坚力量。

然而,賨国何时建立?何时消失?他与巴国时什么关系?目前还是一个谜,尚无典籍或地下发掘实物对賨国有具体的解读。

不过,我们认为,賨国作为国家形式存在远不在秦时期,而应当更早。

如果在夏商之时没有賨人祖先建立的部落之国,就不可能出现賨人“歌舞以凌殷人”和助刘邦“定三秦”的强盛历史。能有如此别致而成熟的战斗力极强的军队,没有长时间的打拼、训练是难以想象的。

如果在夏商之时没有賨人祖先建立的部落之国,賨人广泛分布在数十个县就没有基础,賨人绝不会成为巴国的主要族群。历史资料表明,賨人东部抵达今云阳县,北部达今阆中甚至汉中。汉代的宕渠辖地为賨人分布集中区,包括今万源、城口、宣汉、达县、开江、渠县、大竹、邻水、广安、岳池、南江、巴中、通江、平昌、仪陇、营山、旺苍等地;渠县古有賨城,开江、广安也有賨城,充分证明賨人分布十分广泛。

如果在夏商之时没有賨人祖先建立的部落之国,宕渠人物、人才群的出现就没有历史孕育的基础。从人物产生规律看。古巴境唯有阆中和宕渠出现的人物灿若繁星,这应该不是偶然现象。历史证明,人物、人才集群地出现必须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必须经过漫长的、复杂的社会变迁,必须经过长时间血与火地浸润和陶冶、洗礼。人物集群出现的环境往往以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为载体和温床。如果是秦时代才产生賨国,则在汉晋不可能出现一大批英杰志士。

如果在夏商之时没有賨人祖先建立的部落之国,宕渠就不可能享受铜梁侯、宕渠侯、賨邑侯这“三侯”之封。楚封“巴废子”为铜梁侯。蒙文通先生认为:“楚襄王封巴废子于濮江之南,号铜梁侯。《蜀都赋》‘外负铜梁于宕渠’,知古之铜梁在宕渠。”(见《蒙文通中国古代民族史讲义》,213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12月第一版)蜀汉左将军勾扶被封为宕渠侯(见《华阳国志》卷十二);三国时期杜濩被封为賨邑侯(详情见后面“以文物论”一段的论述)。

《华阳国志·巴志》云:“长老言,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賨城、卢城。”一个“故”字,说明了历史的久远;从常璩的叙述顺序看,賨城在卢城之前,当先于卢城存在。有学者认为卢城是卢国被楚国灭亡到賨国建立的“流亡政府”,或许历史的真实就是这样吧。

国家的发展也有一个过程,草创时期,称部落之国,后来发展为诸侯之国。历史上的賨国,应是部落之国和诸侯之国。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所说,古巴蜀境内有许多小诸侯:“《牧誓》从武王伐纣的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常志》说巴子之国‘其属有濮、賨、苴、共(龚)、奴(或即卢)、獽(或作狼)、夷、蜒之蛮’,除去和前面重复的髳、卢、賨、苴、奴不计,巴蜀境内可考见的又有九国。”(见《蒙文通中国古代民族史讲义》,186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12月第一版蒙先生在《巴蜀史的问题》一文中说:“ 《常志》说:巴‘ 其属有濮、寅、苴、共’ ,可知巴的境内原有很多小诸侯,人正是其中之一。

蒙文通先生阐明賨人本为濮人:“武王伐纣,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然《牧誓》武王伐纣,有濮而无巴。濮居左绵巴中,武王伐纣有濮,后乃封宗姬于巴,则巴师歌舞以凌殷人者,正濮人也。”(见《蒙文通中国古代民族史讲义》,79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12月第一版)由此可见,賨人就是濮人的一支,俗称“板楯蛮”。

可见,在西周初期,賨国已经是巴境内的一个小诸侯国。

阆中的巴文化可与宕渠比美,但阆中却未享受多侯之封。从张郃与张飞在宕渠蒙山等地大战,足以说明占据宕渠的重要性。范目助汉高祖击败项羽,所带领的賨人当不局限于阆中,不排除邻近賨人族群都有人参与。还有消除虎患,都是賨人的集体行动而不是个别的行动。廖仲、药何等打虎英雄只是常璩记载的代表人物。

 

三.以史实论

 

古巴地居民,分为两大系,其一为廪君系,其二为板楯蛮系。廪君系旗下有五大族氏,即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不过这是《后汉书》的说法,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只字未提廪君的来源。常璩只是说,巴地“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等种族或部落。其中“賨人”表现得特别突出。从常璩叙述的历史事实看,历史舞台主要为“賨人”所表演,几乎看不到廪君系的影子。也许《后汉书》记载的只不过是一个神话传说,实无其事;也许廪君系出世很早,其事迹早已被历史烟尘所埋没。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了“賨人”有几个经典的历史。

第一,助武王伐纣。云:“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着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

第二,助汉高祖定三秦。“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阆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说帝,为募发賨民,要与共定秦。秦地既定,封目为长安建章乡侯。帝将讨关东,賨民皆思归;帝嘉其功而难伤其意,遂听还巴。谓目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耳。’徙封阆中慈乡侯。目固辞。乃封渡沔侯。故世谓:‘三秦亡秦,范三侯’也。目复〔请〕除民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不供租赋。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

第三,助秦襄王消除虎患。“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黔、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煞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于是夷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白虎常从群虎,瞋恚,尽搏煞群虎,大呴而死。秦王嘉之曰:‘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

第四,抗暴政起义。“更赋”太沉重,人民无法生存,于是賨民奋而起义造暴政的反。

“光和二年,板楯复叛,攻害三蜀、汉中,州郡连年苦之。天子欲大出军。时征役疲弊。问益州计曹,考以方略。益州计曹掾程包对曰:‘板楯七姓,以射虎为业,立功先汉。本为义民。复除徭役,但出賨钱,口岁四十。其人勇敢能战。昔羌数入汉中,郡县破坏,不绝若线。后得板楯,来虏弥尽。号为神兵。羌人畏忌,传语种辈,勿复南行。后建和二年,羌复入汉,牧守遑遑。赖板楯破之。若微板楯,则蜀、汉之民为左衽矣。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虽授丹阳精兵,亦倚板楯。近益州之乱,朱龟以并凉劲卒讨之,无功;太守李颙以板楯平之。忠功如此,本无恶心。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过于奴婢,棰楚隆于囚虏;至乃嫁妻卖子,或自刭割。陈州郡,牧守不理。去阙庭遥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叩心穷谷。愁于赋役,困于刑酷,邑域相聚,以致叛戾。非有深谋至计,僭号不轨。但选明能牧守,益其资谷,安便赏募,从其利隙,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也。昔中郎将尹就伐羌,扰动益部。百姓谚云:『虏来尚可,尹将杀我!』就征还后,羌自破退。如臣愚见权之,遣军不如任之州郡。’天子从之,遣太守曹谦,宣诏降赦。一朝清戢。”

第五,賨人冉肇则欲反李渊。据《新唐书·李靖传》记载:武德三年(620),“开州蛮首冉肇则反,率众寇夔州,赵郡王李孝恭与战,不利。靖率兵八百,袭破其营,后又要险设伏,临阵斩肇则,俘获五千余人。”这个冉肇则,被《新唐书》称为“蛮首”,“开州”即今开江县、宣汉县、重庆开州境内。西魏废帝二年(553)置开州,治所在东关郡新宁县,及今四川开江县讲治镇宝石社区旧县坝。冉肇则在开江境内被唐军战败,是不争的史实。李靖在开江县玉皇观将冉肇则斩首后,为了瓦解人心,在玉皇观竖立一石碑,上刻“丢刀投降者免死”。此地至今地名称“李靖垭”。此石碑现收藏与开江县文物所。

第六,在成都建立成汉国。成汉(304349)是十六国之一。西晋末年,天灾人祸横行,出生于宕渠賨的人领袖李特率领难民起兵反晋。297年,李特率领关中流民团南下汉中。302年,自称为使持节、大都督、镇北大将军。李特战死后,其子李雄接任首领,303年攻下成都,10自封为成都王,306年称帝,国号成,史称成汉。其鼎盛时期疆域与蜀汉政权相当,即包括今四川、重庆、汉中等地。

史家认为,成汉国早期是一个较好的政权,宽刑简政,好贤重才,兴办学校。特别是轻徭薄赋,“户调绢不过丈,绵数两,事少役稀,民多富实。是时天下乱而蜀平,年谷屡熟,闾门不闭,道不拾遗。”也就是说,比较而言,李雄治理下的成汉国在当时是最安定的国家。

诚然,上述有些历史活动不仅仅是指宕渠境内的賨人,还有其他地区的賨人。但从历史文化厚度和底蕴看,宕渠地区无疑是賨人活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賨国的政治地位对賨人的活动起着决定性作用。

 

四.以文物论

 

从地上存在和地下发掘文物的数量看,可以说具有巴文化特质的文物灿若繁星,独具特色。首推汉阙,第二为汉代石辟邪摇钱树座 ,第三为汉代上釉砖 ,第四为汉归义賨邑侯金印。

汉阙  全国仅存29处汉阙,渠县占有67尊,为全国汉阙的四分之一。最著名的冯焕阙和沈府君阙早在1961年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蒲家湾汉阙、王家坪汉阙、赵家村汉阙与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冯焕阙、沈府君阙合并,合称“渠县汉阙”。渠县汉阙以其数量多、规模大、分布集中、保存完整和科学、历史、艺术价值高取胜,故渠县于2009531被中国文物学会命名为“中国汉阙之乡”。

汉阙是巴地賨人留下的瑰宝,是先人智慧的结晶,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他存在于宕渠大地上,犹如清晨的朝阳照着绿荷上滚动的露珠,透过他,可以发现历史的光辉。

不少古人被汉阙所打动,并对其拓片,印制流传。唐张怀颧谓其铭文“作威投戟,腾气扬波。”《金石录》《金石略》《隶释》《汉隶字源》等宋人著作及尔后金石书、方志大都给予著录。

1939年,现代著名建筑大师、中国营造学社专任研究员、中央古物保护管理委员会专门委员梁思成专程来渠县考察汉阙。

渠县汉阙的影响扩散到国际,美国、日本、德国、英国、丹麦、比利时等国的专家、学者、观光团先后来渠参观汉阙,无不震撼感叹。

汉代辟邪摇钱树座  达川区南城三里坪汉墓、渠县土溪城坝遗址均出土有汉代辟邪摇钱树座。此物为青砂石质,辟邪神兽造型,辟邪昂首蹲伏于一长方形底座之上,头顶部凿有一个方形榫眼,为插摇钱树杆之用。辟邪面部生动,张口吐舌,憨态可掬,胁生双翼,胡下卷须,胸刻半环弦纹,背刻鳞甲,片片相叠。胸左侧阴刻一蟾蜍,双爪高擎两朵花束;胸右侧刻一女,曲膝而坐,单手托举三穗花枝,分别系“羽翼升天”和“嫦娥化蟾蜍”古代神话传说。

汉代上釉砖  达州发现了不少汉代墓葬,出土了大量汉代文物,其中最典型,且数量最多的要数汉砖。此砖被广泛运用于墓葬。种类和纹饰非常丰富,长方形、楔形、子母口砖等形状众多,纹饰更有菱形纹、耳杯纹、变形云雷纹、回形纹、同心圆纹、钱纹等各种几何纹,有的砖还带有“富”与“贵”一类的吉祥语。 城坝遗址出土的数以千计的汉砖,装饰图案多达100余种,其中上釉砖更是美仑美奂,极其珍贵。

汉归义賨邑侯金印  此印为方形,驼纽,高2.5厘米,边长2.3厘米。字体为汉篆阴文。符节印玺,年代为西汉。今存重庆市博物馆。由于是侯王金印,因而特别珍贵 该印虽在清光绪十六年(1890)前后出土于云阳县,但与宕渠关系重大。

《华阳国志》记载:“建安二十年,魏武以巴夷杜濩、朴胡、袁约为三巴太守。”任乃强注:“袁约所居,疑在朐忍县界。”任乃强认为,“汉归义賨邑侯金印”属“曹操所颁给三賨王印”。也就是说,任先生的观点是袁约享受了曹操道德封赏,此金印当属于袁约。

笔者的观点是,此金印属于杜濩,封地在宕渠而不在朐忍。

其理由有五,其一、关键是“邑”字,查字典“邑”有两种含义,曰“城”曰“县”。此处当作“城”解析,“賨邑”就是“賨城”,即古賨国治地。公元前314年秦置宕渠县,治地也是賨城。因此,賨邑侯所受封领地的面积当限于宕渠县。其二、这是曹操对杜濩的封赏。“汉”指汉朝,“归”是回归,“义”是正义、举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表面还举着大汉的旗号,所以封赏的前提称为“汉归义”。应当说,这是“侯”的最低封赏,符合当时的事境。其三、《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年(215)“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各率种落,举巴夷、賨民来降,于是分巴郡。以胡为巴东太守,濩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这个记载中并无袁约。其四、《文选》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各帅种落,共举巴郡,以奉王职。……胡、濩皆享万户之封,……胡、濩子弟部曲将校为列侯,将军以下千有余人。”陈琳此文也并没有提到袁约,且明确指出杜濩是賨邑侯。其五、在杜濩受封“賨邑侯”之后,“蜀汉后五虎上将”勾扶被封为宕渠侯,或许与曹操对杜濩的封赏有某种政治上的逻辑联系。

该印尽管在宕渠以外的地方发现,但在烽火连天岁月,文物的迁徙、流逝、转移并非个案。

 

五.以遗址论

 

双址并存,交相辉映。这双址,就是宣汉罗家坝遗址和渠县土溪城坝遗址。两个巴文化遗址竟都位于达州市境内,且两址相距仅100余公里。这足以证明在4000前这些地方人烟稠密,经济、文化已经达到相当水平。

罗家坝文化遗址  总面积60万平方米,距今有45005300年历史。1999年,进行了首次发掘,发现了文化堆积非常深厚的巴人文化遗址,文化堆积为11层,文化层最深达2.75米,涵盖了东汉、西汉、周、商、夏、新石器时代晚期。在这批出土的文物瑰宝中,有许多光怪陆离、奇异诡谲的青铜造型,都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而流光溢彩的金器,以满饰土、图案的边璋为代表的玉器,亦多为前所未见的稀世珍品。专家认为,罗家坝遗址出土遗物丰富、器物演变序列清晰,是嘉陵江流域目前发现的堆积最厚、延续时间最长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对探讨长江上游地区文明进程与演进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文物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是最具历史科学文化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

专家还认为,罗家坝文化遗址和汉中、安康地区的新石器中晚期文化十分接近,说明它和西汉水流域、嘉陵江上游文化的南移有关(这与前面笔者指出的殷伐巴方,巴人向南撤退、迁移相呼应)。为研究嘉陵江流域史前文化的性质、年代、序列、源流以及生活、生业、生产提供了重要资料。

201711月,计划投资58亿元的罗家坝考古遗址公园暨罗家坝遗址博物馆建设启动。

201912月,考古工作者对罗家坝遗址进行计划面积为800平方米的第五次发掘。

罗家坝巴人文化遗址并和成都金沙遗址、成都商业街古蜀大型船棺独木棺葬遗址一道,被称为“继三星堆遗址之后古巴蜀文化的三颗璀璨明珠”。被公认为20世纪末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古代巴人中心文化遗址同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遗址一样,改写了长江上游人类文明史。

2000年,考古发掘被评为“1999年四川省十大文物工作成果”。20016月,被国务院核定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11月,列入国家大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规划名单。

渠县土溪城坝文化遗址  位于四川省渠县土溪镇城坝村,又名宕渠城遗址,是賨人文化遗址。城坝遗址所包括土溪镇天府村、城坝村全部及流溪乡新华村、洪溪村部分,总面积约230万平方米。

19915月,城坝遗址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53月至6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进行发掘,发现有木椁墓、土坑竖穴墓、灰沟、井、灰坑等遗迹,有汉代水井、城墙、房址、窑址、墓葬、排水设施等多处遗迹。据考古探测,遗址内从明清—宋—两晋—东汉—西汉—春秋战国连续清晰的文化层可达36米,特别是汉代文化层可达2米,证明该遗址在汉代最为繁荣。遗址内先后出土了大量具有巴蜀符号的巴蜀兵器和典型代表性的战国青铜器及汉代文物,如铜戈、铜斧、铜矛、铜罍、铜钲、铜釜、甬钟、虎钮錞于、石辟邪摇钱树座、陶俑及各式陶器等。还发现棺椁制木椁墓和出土的大量漆器,以及2006年县博物馆在该遗址清理出土的双石棺砖石墓,在川东北地区都是首次发现,填补了川东北地区考古的空白。20072月,在该遗址清理出土的上釉砖更是国内仅见。数以千计的汉砖,装饰图案多达100余种,其中上釉砖更是美仑美奂,极其珍贵。通过5年不间断系统性的考古发掘,基本厘清了城坝遗址功能分区,初步构建了遗址自战国晚期至魏晋时期年代序列,是西南地区发现的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晋县城遗址之一。

20065月,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201611月,国家文物局列入“十三五”期间重要大遗址名单。201810月,获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一等奖。

到目前为止,在巴、蜀、陕、鄂等地发现了多处巴文化遗址。比较典型的有涪陵小田溪文化遗址、云阳李家坝文化遗址、开县余家坝文化遗址等。但其规模、特色、内容的丰富性等方面,都逊于罗家坝和城坝文化遗址。

总结比较起来,达州市文化遗址具备四个绝无仅有,一是在一个市内,占据两处宏大巴文化遗址的绝无仅有;二是作为巴文化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绝无仅有;三是作为巴文化遗址列入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重要大遗址的绝无仅有;四是城坝古城遗址作为巴文化在古巴境绝无仅有,因为他历史最早、历时最长、规模最大。

 

六.以传承论

 

此处所指传承指古往今来达州居民对古巴地风土人情、精神习性的继承与弘扬。

诚朴民风今犹在  《华阳国志》记述巴民性情和行为特征云:“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重迟鲁钝,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由此窥知古代巴民诚实、憨厚、重义气、守信用、言语迟钝、循规蹈矩。这是自然之性,天成之性,巴山巴水之性。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人,只要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生存、生活,必然会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最后达到“性”与“境”合,也就是天人合一。这可算是一条定律。

时至今天,只要我们走进底层民众之中,去到乡场上,去到农户,处处可见达州民众诚实质朴、正直义气、敦厚讷言的性格特征。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就是表现这种性格的经典作品,著名作家贺享雍在长篇小说《苍凉厚土》塑造的农民典型佘明忠老汉也是对这种性格地再现。

古代巴民重孝道,常璩用诗歌的形式给予记载:“其诗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其祭祀之诗曰:‘惟月孟春,獭祭彼崖。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黍既洁,彼牺惟泽。蒸命良辰,祖考来格。’”

而孝的美德,达州这片沃土上,和整个中华一样,可谓家风相继,千古流传。在现实社会中,家庭和谐,孝敬之风温慧而徐徐。不少居民甚至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风貌。诚然,有不孝之子,但万人之中,难觅一人。

重文美德千古传  古宕渠,重文之风在整个巴地特别突出。唯有如此,才给后人留下汉阙的中国之最,留下体现古代中华主干文化精神的文庙。历经数千年风雨,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今天还能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这是一个奇迹。而渠县的文庙,或许在川东北都难找到这么完整的一座,在近百年否定孔子的浪潮中而不倾覆,这是奇迹中的奇迹。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宕渠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有继承先人重视文化的强烈意识。而继承文化的第一步就是爱护文化、保护文化。可以认为,宕渠人是用心灵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些文化及其艺术保护下来。

对文化最好的继承就是后人在爱护、保护前人文化的基础上,继承前人的优秀精神并创造新的文化。这方面,可以说宕渠大地也表现得特别突出。仅宋至元初270多年,在当时仅有26万的人口中,就出了进士61人,更有“袁氏一门九进士”的佳话。从冯焕、冯绲的锐勇睿智到罗思举、王维舟的英风豪气,从才子赵芬到思想家唐甄,无一不证明宕渠大地人才辈出的盛况盛景。比较一下,我们还会惊奇地发现,古有罗家坝遗址和城坝遗址,又恰恰是这两个地方的人物人才十分集中。这也足以说明文化对后世的影响和后人对前人文化的学习、继承、创新如巴河与渠江之流,奔涌不息。

劲勇英豪遗风留  常璩总结古巴蜀人文特色有六个字,即“巴有将,蜀有相。”想象数千年前“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的气势,那是何等豪迈、何等自信的英雄气概。这种精神代代相传,孕育了许许多多的豪杰志士,英武将军。比较一下西汉名将冯绲与清代中期名将罗思举(而罗姓人被认为是达州土著居民),他们之间虽然时隔1600多年,但罗思举的性格与冯绲如同一人,二人都在青年时期表现出了天才的智慧,都具有极其勇毅的品质,都带兵平息民族分裂动乱而建立了功业,都具有敢做敢为仗义执言的风格,都非常热爱和重视文化建设。冯绲留下了千古不朽的汉阙,罗思举写下了被大学者胡适高度赞誉“数百年来的难得的人物自传”。该自传对于研究清代中晚期社会、政治以及川东民风、民俗具有重要价值。在达州万源、宣汉、开江、通川区,在阆中锦屏山,以及成都文殊院、云南大理、湖北武当山,许多地方都留下罗思举文化建设的遗迹。

时代和种族都变了,为什么古巴民的精神能传承到今天?因为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英豪之所以成为英豪,那都是他们吸纳了巴地之精粹精气。

建设高地壮巴山  走进新时代,达州提出建设巴文化高地,思虑深邃,目光卓远。切达州历史长河之脉,合人文发展规律之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传统主干文化为基座,融入巴文化特色。行党委之策,用政府之令。大政之倡,大德之举。其声宏,其势大。可谓登高而招,顺风而呼。以承先人,以昭今人,以启后人。先人有灵当欣慰,巴山有感将助力。可以预计,巴文化高地建设必将取得巨大成就。

综上所述,达州巴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从众多人物人才留下的朗朗历史、从賨国賨人在巴国和巴文化中的中坚作用、从重大历史事件、从文化遗址和文物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影响、从巴文化世世代代的传承和创新等多方面考察,综合评判,达州为巴文化最为辉煌灿烂之地。今达州市提出建设巴文化高地具有良好历史文化基础和现实条件。

 

注译

 

  蒙文通先生曰:“知汉域亦有巴名。武王之封宗姬,谅初原在汉,后徙阆中。”(见《中国古代民族史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12月第一版,81页)

  扬雄《蜀都赋》云:“东有巴賨,绵亘百濮。”左思 《蜀都赋》云:“于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外负铜梁于宕渠,内函要害于膏腴。”蒙文通先生亦持此观点,文中已引。徐中舒先生云:“巴、濮本为两个部族,因为长期杂居而形成一族。”(《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4月第一版,198310月第二次印刷,92页)著名学者段渝认为:“板楯蛮是百濮的一支。”(见《历史研究》 200606期)

③  著名学者段渝认为:“鄂西这支卢人又辗转西迁于渠江流域,居今渠县境内。《华阳国志·巴志》‘宕渠郡’下记有‘卢城’,实即这支卢人入川东以后的定居之地。” (见《历史研究》 200606期)

  朐忍  今云阳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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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  蔡美彪《中国通史》(修订本全12册),人民出版社,20151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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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荣 《中国哲学二十讲》中华书局出版,20155月北京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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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甄 《潜书》黄敦兵 校释 岳麓书社出版,20115月。


 

 (研究撰写于2020年春夏,允许转载,但必须注明原作者)

 

etopfy 发表于  2020-08-02 10:45:29 21字 ( 0/73)

重庆石柱县的秦良玉也是巴人中难得的女将军!

论达州在巴文化中的地位

 

贾载明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以人物论、以賨国论、以史实论、以遗址论、以文物论、以传承论等六个方面的阐述,阐明达州是巴文化最为辉煌之地。达州市建设巴文化高地具有良好历史文化基础和现实条件。

 

 

一.以人物论

 

国由族聚,业由人兴。无疑,賨国之建乃有一群生命力、生活力强大的人群。《大学》云:“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打开历史典籍,我们惊奇地发现,历史上的宕渠竟然是古巴蜀地域东部人物、人才最大集中群之地,江州、枳、平都、垫江等巴国国都之地皆不可比。而这个人物集中群处于古巴国的腹地。古巴地区域人物、人才有三个主要集中群,其一在南郑(今汉中南郑区),其二在古阆中及其附近梓潼、涪县,其三在宕渠。

这个结论,我们可以从《华阳国志》《汉书》《晋书》《三国志》找到答案。

初步统计,《华阳国志》记载的古阆中(曾为巴国都)历史人物达到23位,以助汉王刘邦“还定三秦”的范目和创制《太初历》的天文学家落下闳为代表。而古宕渠,《华阳国志》记载的以李雄为代表的李氏集团人物达22位,他们是李虎、李慕、李辅、李特(奠定建立成汉国基础)、李始、李荡、李琀、李稚、李班、李都、李雄(在成都建立成汉国)、李越、李霸、李期、李保、李庠、李流、李龙、李骧、李寿、李势、李广。(见《华阳国志·卷九》)

非李氏集团的人物以冯绲为代表,达到13位,他们是公车令臧太伯、大司农玄贺、大鸿胪庞雄、幽州刺史冯焕、使持节及车骑将军冯绲、降虏校尉冯允、尚书郎冯遵、桂阳太守李温、户曹掾赵芬、宕渠主簿曲庾、宕渠主簿冯湛、镇北大将军及字汉侯王平、节烈赵跂妻姬、赵万妻娥。(见《华阳国志·卷十二》)

由此可见,宕渠不仅出的人物众多,而且高等次人物数量超过了南郑、阆中、梓潼等地区。

除了阆中和宕渠外,南郑(今汉中南郑区)也出现人物集团的情况,各类人物达到16人,涪、巴西(古涪县或涪城县,今绵阳市境内)记载有13人,梓潼记载有10人,安汉(今南充市内)记载了8位人物,垫江(曾为巴国都,今合江境内)记载有4人,江州(曾为巴国都,今重庆市城区内)记载有3人,枳(曾为巴国都,今涪陵)记载有1人,僰道(今宜宾境内)记载有7人。西充国(今西充)记载有2人,其中賨人蜀汉著名学者谯周为西充国人。

从这个统计我们看到,巴地出现的人物主要集中在汉水、涪江、嘉陵江、渠江流域。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活动聚集在一定的区域所决定的。巴地在长江以南没有产生数量可观的人才,是因为其巴国时代在这些地方统一薄弱,没有产生人物群的政治、文化基础。僰道产生了一批人物,是因为那里曾经建过国

虽然枳、平都、垫江、江州都曾经是巴国的政治中心,但因时间短暂也没有形成产生人物群的基础。有一个著名的巴蔓子,却不产生巴国都城而是今忠县。

由此可得出一个结论,巴人在汉水、涪江、嘉陵江、渠江流域活动的时间最为长久。涪、黔和巴东的时间则相对短暂。

以人物产生规律论,蒙文通先生推断西周封姬巴之地在汉或阆中比较科学。这个问题,将在“以賨国论”一段里继续讨论。

是的,这些人物基本上都产生于西汉以后,但人物群的出现必须有久远人文历史的孕育,巴国在这些地方长久发展为人物、人才的产生奠定了历史文化基础。

宕渠人物群最具有代表性是冯焕、冯绲父子与李特、李雄父子。其共同特点都是从宕渠走向大世界的賨人,其性格特征都是賨人底色,豪壮,锐勇,刚毅率直,坚韧不拔,敢搏风浪,敢斗激流。

而冯焕、冯绲父子则具有好学的品质,积极吸收华夏文化,成为文武兼备之才。特别是冯绲,在賨城开建汉阙之先河,为后人留下宝贵文化遗产;还大力扩建賨城,在史上留下了“车骑城”的美名。

李特将賨人的性格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雄武沉毅,智谋超群,为成汉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所有賨人群体中,李雄处于峰巅的地位,做了成汉国的皇帝。他在位时把成汉国治理得较好,得益于虚心学习华夏文化,特别是学习华夏政治管理的成功经验,他的爱惜人才、爱惜百姓、适度税赋、宽容大度的管理行为与待人风格与华夏成功政治管理者如出一辙。

 

二.以賨国论

 

位于巴国腹地,视野雄阔,寄寓渠江,北依巴山,南通涪黔,东望鱼腹,西济郎中。乃巴国的大后方,为人力、物力基地。可以理性地遥想,当殷商时武丁讨伐巴方时,痛失汉中等地,大举往南撤退,那时,宕渠之地便成为重要立足点了。

賨国不仅位于巴国的腹心地带,而且其区域的賨民(俗称“板楯蛮”,诸多著名学者认为是濮人),是构成巴民的基本族群,是巴国发展的核心和中坚力量。

然而,賨国何时建立?何时消失?他与巴国时什么关系?目前还是一个谜,尚无典籍或地下发掘实物对賨国有具体的解读。

不过,我们认为,賨国作为国家形式存在远不在秦时期,而应当更早。

如果在夏商之时没有賨人祖先建立的部落之国,就不可能出现賨人“歌舞以凌殷人”和助刘邦“定三秦”的强盛历史。能有如此别致而成熟的战斗力极强的军队,没有长时间的打拼、训练是难以想象的。

如果在夏商之时没有賨人祖先建立的部落之国,賨人广泛分布在数十个县就没有基础,賨人绝不会成为巴国的主要族群。历史资料表明,賨人东部抵达今云阳县,北部达今阆中甚至汉中。汉代的宕渠辖地为賨人分布集中区,包括今万源、城口、宣汉、达县、开江、渠县、大竹、邻水、广安、岳池、南江、巴中、通江、平昌、仪陇、营山、旺苍等地;渠县古有賨城,开江、广安也有賨城,充分证明賨人分布十分广泛。

如果在夏商之时没有賨人祖先建立的部落之国,宕渠人物、人才群的出现就没有历史孕育的基础。从人物产生规律看。古巴境唯有阆中和宕渠出现的人物灿若繁星,这应该不是偶然现象。历史证明,人物、人才集群地出现必须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必须经过漫长的、复杂的社会变迁,必须经过长时间血与火地浸润和陶冶、洗礼。人物集群出现的环境往往以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为载体和温床。如果是秦时代才产生賨国,则在汉晋不可能出现一大批英杰志士。

如果在夏商之时没有賨人祖先建立的部落之国,宕渠就不可能享受铜梁侯、宕渠侯、賨邑侯这“三侯”之封。楚封“巴废子”为铜梁侯。蒙文通先生认为:“楚襄王封巴废子于濮江之南,号铜梁侯。《蜀都赋》‘外负铜梁于宕渠’,知古之铜梁在宕渠。”(见《蒙文通中国古代民族史讲义》,213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12月第一版)蜀汉左将军勾扶被封为宕渠侯(见《华阳国志》卷十二);三国时期杜濩被封为賨邑侯(详情见后面“以文物论”一段的论述)。

《华阳国志·巴志》云:“长老言,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賨城、卢城。”一个“故”字,说明了历史的久远;从常璩的叙述顺序看,賨城在卢城之前,当先于卢城存在。有学者认为卢城是卢国被楚国灭亡到賨国建立的“流亡政府”,或许历史的真实就是这样吧。

国家的发展也有一个过程,草创时期,称部落之国,后来发展为诸侯之国。历史上的賨国,应是部落之国和诸侯之国。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所说,古巴蜀境内有许多小诸侯:“《牧誓》从武王伐纣的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常志》说巴子之国‘其属有濮、賨、苴、共(龚)、奴(或即卢)、獽(或作狼)、夷、蜒之蛮’,除去和前面重复的髳、卢、賨、苴、奴不计,巴蜀境内可考见的又有九国。”(见《蒙文通中国古代民族史讲义》,186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12月第一版蒙先生在《巴蜀史的问题》一文中说:“ 《常志》说:巴‘ 其属有濮、寅、苴、共’ ,可知巴的境内原有很多小诸侯,人正是其中之一。

蒙文通先生阐明賨人本为濮人:“武王伐纣,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然《牧誓》武王伐纣,有濮而无巴。濮居左绵巴中,武王伐纣有濮,后乃封宗姬于巴,则巴师歌舞以凌殷人者,正濮人也。”(见《蒙文通中国古代民族史讲义》,79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12月第一版)由此可见,賨人就是濮人的一支,俗称“板楯蛮”。

可见,在西周初期,賨国已经是巴境内的一个小诸侯国。

阆中的巴文化可与宕渠比美,但阆中却未享受多侯之封。从张郃与张飞在宕渠蒙山等地大战,足以说明占据宕渠的重要性。范目助汉高祖击败项羽,所带领的賨人当不局限于阆中,不排除邻近賨人族群都有人参与。还有消除虎患,都是賨人的集体行动而不是个别的行动。廖仲、药何等打虎英雄只是常璩记载的代表人物。

 

三.以史实论

 

古巴地居民,分为两大系,其一为廪君系,其二为板楯蛮系。廪君系旗下有五大族氏,即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不过这是《后汉书》的说法,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只字未提廪君的来源。常璩只是说,巴地“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等种族或部落。其中“賨人”表现得特别突出。从常璩叙述的历史事实看,历史舞台主要为“賨人”所表演,几乎看不到廪君系的影子。也许《后汉书》记载的只不过是一个神话传说,实无其事;也许廪君系出世很早,其事迹早已被历史烟尘所埋没。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了“賨人”有几个经典的历史。

第一,助武王伐纣。云:“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着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

第二,助汉高祖定三秦。“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阆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说帝,为募发賨民,要与共定秦。秦地既定,封目为长安建章乡侯。帝将讨关东,賨民皆思归;帝嘉其功而难伤其意,遂听还巴。谓目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耳。’徙封阆中慈乡侯。目固辞。乃封渡沔侯。故世谓:‘三秦亡秦,范三侯’也。目复〔请〕除民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不供租赋。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

第三,助秦襄王消除虎患。“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黔、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煞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于是夷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白虎常从群虎,瞋恚,尽搏煞群虎,大呴而死。秦王嘉之曰:‘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

第四,抗暴政起义。“更赋”太沉重,人民无法生存,于是賨民奋而起义造暴政的反。

“光和二年,板楯复叛,攻害三蜀、汉中,州郡连年苦之。天子欲大出军。时征役疲弊。问益州计曹,考以方略。益州计曹掾程包对曰:‘板楯七姓,以射虎为业,立功先汉。本为义民。复除徭役,但出賨钱,口岁四十。其人勇敢能战。昔羌数入汉中,郡县破坏,不绝若线。后得板楯,来虏弥尽。号为神兵。羌人畏忌,传语种辈,勿复南行。后建和二年,羌复入汉,牧守遑遑。赖板楯破之。若微板楯,则蜀、汉之民为左衽矣。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虽授丹阳精兵,亦倚板楯。近益州之乱,朱龟以并凉劲卒讨之,无功;太守李颙以板楯平之。忠功如此,本无恶心。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过于奴婢,棰楚隆于囚虏;至乃嫁妻卖子,或自刭割。陈州郡,牧守不理。去阙庭遥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叩心穷谷。愁于赋役,困于刑酷,邑域相聚,以致叛戾。非有深谋至计,僭号不轨。但选明能牧守,益其资谷,安便赏募,从其利隙,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也。昔中郎将尹就伐羌,扰动益部。百姓谚云:『虏来尚可,尹将杀我!』就征还后,羌自破退。如臣愚见权之,遣军不如任之州郡。’天子从之,遣太守曹谦,宣诏降赦。一朝清戢。”

第五,賨人冉肇则欲反李渊。据《新唐书·李靖传》记载:武德三年(620),“开州蛮首冉肇则反,率众寇夔州,赵郡王李孝恭与战,不利。靖率兵八百,袭破其营,后又要险设伏,临阵斩肇则,俘获五千余人。”这个冉肇则,被《新唐书》称为“蛮首”,“开州”即今开江县、宣汉县、重庆开州境内。西魏废帝二年(553)置开州,治所在东关郡新宁县,及今四川开江县讲治镇宝石社区旧县坝。冉肇则在开江境内被唐军战败,是不争的史实。李靖在开江县玉皇观将冉肇则斩首后,为了瓦解人心,在玉皇观竖立一石碑,上刻“丢刀投降者免死”。此地至今地名称“李靖垭”。此石碑现收藏与开江县文物所。

第六,在成都建立成汉国。成汉(304349)是十六国之一。西晋末年,天灾人祸横行,出生于宕渠賨的人领袖李特率领难民起兵反晋。297年,李特率领关中流民团南下汉中。302年,自称为使持节、大都督、镇北大将军。李特战死后,其子李雄接任首领,303年攻下成都,10自封为成都王,306年称帝,国号成,史称成汉。其鼎盛时期疆域与蜀汉政权相当,即包括今四川、重庆、汉中等地。

史家认为,成汉国早期是一个较好的政权,宽刑简政,好贤重才,兴办学校。特别是轻徭薄赋,“户调绢不过丈,绵数两,事少役稀,民多富实。是时天下乱而蜀平,年谷屡熟,闾门不闭,道不拾遗。”也就是说,比较而言,李雄治理下的成汉国在当时是最安定的国家。

诚然,上述有些历史活动不仅仅是指宕渠境内的賨人,还有其他地区的賨人。但从历史文化厚度和底蕴看,宕渠地区无疑是賨人活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賨国的政治地位对賨人的活动起着决定性作用。

 

四.以文物论

 

从地上存在和地下发掘文物的数量看,可以说具有巴文化特质的文物灿若繁星,独具特色。首推汉阙,第二为汉代石辟邪摇钱树座 ,第三为汉代上釉砖 ,第四为汉归义賨邑侯金印。

汉阙  全国仅存29处汉阙,渠县占有67尊,为全国汉阙的四分之一。最著名的冯焕阙和沈府君阙早在1961年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蒲家湾汉阙、王家坪汉阙、赵家村汉阙与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冯焕阙、沈府君阙合并,合称“渠县汉阙”。渠县汉阙以其数量多、规模大、分布集中、保存完整和科学、历史、艺术价值高取胜,故渠县于2009531被中国文物学会命名为“中国汉阙之乡”。

汉阙是巴地賨人留下的瑰宝,是先人智慧的结晶,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他存在于宕渠大地上,犹如清晨的朝阳照着绿荷上滚动的露珠,透过他,可以发现历史的光辉。

不少古人被汉阙所打动,并对其拓片,印制流传。唐张怀颧谓其铭文“作威投戟,腾气扬波。”《金石录》《金石略》《隶释》《汉隶字源》等宋人著作及尔后金石书、方志大都给予著录。

1939年,现代著名建筑大师、中国营造学社专任研究员、中央古物保护管理委员会专门委员梁思成专程来渠县考察汉阙。

渠县汉阙的影响扩散到国际,美国、日本、德国、英国、丹麦、比利时等国的专家、学者、观光团先后来渠参观汉阙,无不震撼感叹。

汉代辟邪摇钱树座  达川区南城三里坪汉墓、渠县土溪城坝遗址均出土有汉代辟邪摇钱树座。此物为青砂石质,辟邪神兽造型,辟邪昂首蹲伏于一长方形底座之上,头顶部凿有一个方形榫眼,为插摇钱树杆之用。辟邪面部生动,张口吐舌,憨态可掬,胁生双翼,胡下卷须,胸刻半环弦纹,背刻鳞甲,片片相叠。胸左侧阴刻一蟾蜍,双爪高擎两朵花束;胸右侧刻一女,曲膝而坐,单手托举三穗花枝,分别系“羽翼升天”和“嫦娥化蟾蜍”古代神话传说。

汉代上釉砖  达州发现了不少汉代墓葬,出土了大量汉代文物,其中最典型,且数量最多的要数汉砖。此砖被广泛运用于墓葬。种类和纹饰非常丰富,长方形、楔形、子母口砖等形状众多,纹饰更有菱形纹、耳杯纹、变形云雷纹、回形纹、同心圆纹、钱纹等各种几何纹,有的砖还带有“富”与“贵”一类的吉祥语。 城坝遗址出土的数以千计的汉砖,装饰图案多达100余种,其中上釉砖更是美仑美奂,极其珍贵。

汉归义賨邑侯金印  此印为方形,驼纽,高2.5厘米,边长2.3厘米。字体为汉篆阴文。符节印玺,年代为西汉。今存重庆市博物馆。由于是侯王金印,因而特别珍贵 该印虽在清光绪十六年(1890)前后出土于云阳县,但与宕渠关系重大。

《华阳国志》记载:“建安二十年,魏武以巴夷杜濩、朴胡、袁约为三巴太守。”任乃强注:“袁约所居,疑在朐忍县界。”任乃强认为,“汉归义賨邑侯金印”属“曹操所颁给三賨王印”。也就是说,任先生的观点是袁约享受了曹操道德封赏,此金印当属于袁约。

笔者的观点是,此金印属于杜濩,封地在宕渠而不在朐忍。

其理由有五,其一、关键是“邑”字,查字典“邑”有两种含义,曰“城”曰“县”。此处当作“城”解析,“賨邑”就是“賨城”,即古賨国治地。公元前314年秦置宕渠县,治地也是賨城。因此,賨邑侯所受封领地的面积当限于宕渠县。其二、这是曹操对杜濩的封赏。“汉”指汉朝,“归”是回归,“义”是正义、举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表面还举着大汉的旗号,所以封赏的前提称为“汉归义”。应当说,这是“侯”的最低封赏,符合当时的事境。其三、《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年(215)“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各率种落,举巴夷、賨民来降,于是分巴郡。以胡为巴东太守,濩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这个记载中并无袁约。其四、《文选》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各帅种落,共举巴郡,以奉王职。……胡、濩皆享万户之封,……胡、濩子弟部曲将校为列侯,将军以下千有余人。”陈琳此文也并没有提到袁约,且明确指出杜濩是賨邑侯。其五、在杜濩受封“賨邑侯”之后,“蜀汉后五虎上将”勾扶被封为宕渠侯,或许与曹操对杜濩的封赏有某种政治上的逻辑联系。

该印尽管在宕渠以外的地方发现,但在烽火连天岁月,文物的迁徙、流逝、转移并非个案。

 

五.以遗址论

 

双址并存,交相辉映。这双址,就是宣汉罗家坝遗址和渠县土溪城坝遗址。两个巴文化遗址竟都位于达州市境内,且两址相距仅100余公里。这足以证明在4000前这些地方人烟稠密,经济、文化已经达到相当水平。

罗家坝文化遗址  总面积60万平方米,距今有45005300年历史。1999年,进行了首次发掘,发现了文化堆积非常深厚的巴人文化遗址,文化堆积为11层,文化层最深达2.75米,涵盖了东汉、西汉、周、商、夏、新石器时代晚期。在这批出土的文物瑰宝中,有许多光怪陆离、奇异诡谲的青铜造型,都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而流光溢彩的金器,以满饰土、图案的边璋为代表的玉器,亦多为前所未见的稀世珍品。专家认为,罗家坝遗址出土遗物丰富、器物演变序列清晰,是嘉陵江流域目前发现的堆积最厚、延续时间最长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对探讨长江上游地区文明进程与演进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文物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是最具历史科学文化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

专家还认为,罗家坝文化遗址和汉中、安康地区的新石器中晚期文化十分接近,说明它和西汉水流域、嘉陵江上游文化的南移有关(这与前面笔者指出的殷伐巴方,巴人向南撤退、迁移相呼应)。为研究嘉陵江流域史前文化的性质、年代、序列、源流以及生活、生业、生产提供了重要资料。

201711月,计划投资58亿元的罗家坝考古遗址公园暨罗家坝遗址博物馆建设启动。

201912月,考古工作者对罗家坝遗址进行计划面积为800平方米的第五次发掘。

罗家坝巴人文化遗址并和成都金沙遗址、成都商业街古蜀大型船棺独木棺葬遗址一道,被称为“继三星堆遗址之后古巴蜀文化的三颗璀璨明珠”。被公认为20世纪末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古代巴人中心文化遗址同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遗址一样,改写了长江上游人类文明史。

2000年,考古发掘被评为“1999年四川省十大文物工作成果”。20016月,被国务院核定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11月,列入国家大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规划名单。

渠县土溪城坝文化遗址  位于四川省渠县土溪镇城坝村,又名宕渠城遗址,是賨人文化遗址。城坝遗址所包括土溪镇天府村、城坝村全部及流溪乡新华村、洪溪村部分,总面积约230万平方米。

19915月,城坝遗址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53月至6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进行发掘,发现有木椁墓、土坑竖穴墓、灰沟、井、灰坑等遗迹,有汉代水井、城墙、房址、窑址、墓葬、排水设施等多处遗迹。据考古探测,遗址内从明清—宋—两晋—东汉—西汉—春秋战国连续清晰的文化层可达36米,特别是汉代文化层可达2米,证明该遗址在汉代最为繁荣。遗址内先后出土了大量具有巴蜀符号的巴蜀兵器和典型代表性的战国青铜器及汉代文物,如铜戈、铜斧、铜矛、铜罍、铜钲、铜釜、甬钟、虎钮錞于、石辟邪摇钱树座、陶俑及各式陶器等。还发现棺椁制木椁墓和出土的大量漆器,以及2006年县博物馆在该遗址清理出土的双石棺砖石墓,在川东北地区都是首次发现,填补了川东北地区考古的空白。20072月,在该遗址清理出土的上釉砖更是国内仅见。数以千计的汉砖,装饰图案多达100余种,其中上釉砖更是美仑美奂,极其珍贵。通过5年不间断系统性的考古发掘,基本厘清了城坝遗址功能分区,初步构建了遗址自战国晚期至魏晋时期年代序列,是西南地区发现的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晋县城遗址之一。

20065月,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201611月,国家文物局列入“十三五”期间重要大遗址名单。201810月,获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一等奖。

到目前为止,在巴、蜀、陕、鄂等地发现了多处巴文化遗址。比较典型的有涪陵小田溪文化遗址、云阳李家坝文化遗址、开县余家坝文化遗址等。但其规模、特色、内容的丰富性等方面,都逊于罗家坝和城坝文化遗址。

总结比较起来,达州市文化遗址具备四个绝无仅有,一是在一个市内,占据两处宏大巴文化遗址的绝无仅有;二是作为巴文化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绝无仅有;三是作为巴文化遗址列入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重要大遗址的绝无仅有;四是城坝古城遗址作为巴文化在古巴境绝无仅有,因为他历史最早、历时最长、规模最大。

 

六.以传承论

 

此处所指传承指古往今来达州居民对古巴地风土人情、精神习性的继承与弘扬。

诚朴民风今犹在  《华阳国志》记述巴民性情和行为特征云:“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重迟鲁钝,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由此窥知古代巴民诚实、憨厚、重义气、守信用、言语迟钝、循规蹈矩。这是自然之性,天成之性,巴山巴水之性。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人,只要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生存、生活,必然会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最后达到“性”与“境”合,也就是天人合一。这可算是一条定律。

时至今天,只要我们走进底层民众之中,去到乡场上,去到农户,处处可见达州民众诚实质朴、正直义气、敦厚讷言的性格特征。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就是表现这种性格的经典作品,著名作家贺享雍在长篇小说《苍凉厚土》塑造的农民典型佘明忠老汉也是对这种性格地再现。

古代巴民重孝道,常璩用诗歌的形式给予记载:“其诗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其祭祀之诗曰:‘惟月孟春,獭祭彼崖。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黍既洁,彼牺惟泽。蒸命良辰,祖考来格。’”

而孝的美德,达州这片沃土上,和整个中华一样,可谓家风相继,千古流传。在现实社会中,家庭和谐,孝敬之风温慧而徐徐。不少居民甚至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风貌。诚然,有不孝之子,但万人之中,难觅一人。

重文美德千古传  古宕渠,重文之风在整个巴地特别突出。唯有如此,才给后人留下汉阙的中国之最,留下体现古代中华主干文化精神的文庙。历经数千年风雨,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今天还能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这是一个奇迹。而渠县的文庙,或许在川东北都难找到这么完整的一座,在近百年否定孔子的浪潮中而不倾覆,这是奇迹中的奇迹。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宕渠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有继承先人重视文化的强烈意识。而继承文化的第一步就是爱护文化、保护文化。可以认为,宕渠人是用心灵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些文化及其艺术保护下来。

对文化最好的继承就是后人在爱护、保护前人文化的基础上,继承前人的优秀精神并创造新的文化。这方面,可以说宕渠大地也表现得特别突出。仅宋至元初270多年,在当时仅有26万的人口中,就出了进士61人,更有“袁氏一门九进士”的佳话。从冯焕、冯绲的锐勇睿智到罗思举、王维舟的英风豪气,从才子赵芬到思想家唐甄,无一不证明宕渠大地人才辈出的盛况盛景。比较一下,我们还会惊奇地发现,古有罗家坝遗址和城坝遗址,又恰恰是这两个地方的人物人才十分集中。这也足以说明文化对后世的影响和后人对前人文化的学习、继承、创新如巴河与渠江之流,奔涌不息。

劲勇英豪遗风留  常璩总结古巴蜀人文特色有六个字,即“巴有将,蜀有相。”想象数千年前“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的气势,那是何等豪迈、何等自信的英雄气概。这种精神代代相传,孕育了许许多多的豪杰志士,英武将军。比较一下西汉名将冯绲与清代中期名将罗思举(而罗姓人被认为是达州土著居民),他们之间虽然时隔1600多年,但罗思举的性格与冯绲如同一人,二人都在青年时期表现出了天才的智慧,都具有极其勇毅的品质,都带兵平息民族分裂动乱而建立了功业,都具有敢做敢为仗义执言的风格,都非常热爱和重视文化建设。冯绲留下了千古不朽的汉阙,罗思举写下了被大学者胡适高度赞誉“数百年来的难得的人物自传”。该自传对于研究清代中晚期社会、政治以及川东民风、民俗具有重要价值。在达州万源、宣汉、开江、通川区,在阆中锦屏山,以及成都文殊院、云南大理、湖北武当山,许多地方都留下罗思举文化建设的遗迹。

时代和种族都变了,为什么古巴民的精神能传承到今天?因为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英豪之所以成为英豪,那都是他们吸纳了巴地之精粹精气。

建设高地壮巴山  走进新时代,达州提出建设巴文化高地,思虑深邃,目光卓远。切达州历史长河之脉,合人文发展规律之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传统主干文化为基座,融入巴文化特色。行党委之策,用政府之令。大政之倡,大德之举。其声宏,其势大。可谓登高而招,顺风而呼。以承先人,以昭今人,以启后人。先人有灵当欣慰,巴山有感将助力。可以预计,巴文化高地建设必将取得巨大成就。

综上所述,达州巴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从众多人物人才留下的朗朗历史、从賨国賨人在巴国和巴文化中的中坚作用、从重大历史事件、从文化遗址和文物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影响、从巴文化世世代代的传承和创新等多方面考察,综合评判,达州为巴文化最为辉煌灿烂之地。今达州市提出建设巴文化高地具有良好历史文化基础和现实条件。

 

注译

 

  蒙文通先生曰:“知汉域亦有巴名。武王之封宗姬,谅初原在汉,后徙阆中。”(见《中国古代民族史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12月第一版,81页)

  扬雄《蜀都赋》云:“东有巴賨,绵亘百濮。”左思 《蜀都赋》云:“于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外负铜梁于宕渠,内函要害于膏腴。”蒙文通先生亦持此观点,文中已引。徐中舒先生云:“巴、濮本为两个部族,因为长期杂居而形成一族。”(《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4月第一版,198310月第二次印刷,92页)著名学者段渝认为:“板楯蛮是百濮的一支。”(见《历史研究》 200606期)

③  著名学者段渝认为:“鄂西这支卢人又辗转西迁于渠江流域,居今渠县境内。《华阳国志·巴志》‘宕渠郡’下记有‘卢城’,实即这支卢人入川东以后的定居之地。” (见《历史研究》 200606期)

  朐忍  今云阳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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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甄 《潜书》黄敦兵 校释 岳麓书社出版,20115月。


 

 (研究撰写于2020年春夏,允许转载,但必须注明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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