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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晨光 发表于  2019-08-08 16:04:16 6883字 ( 3/7043)

历史记忆: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子女抗战时期在重庆就读调查

作者:袁听晨

我的外祖父金杜键,现名杜键,1933年出生。他的父亲是韩国临时政府成员。


1938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后,抗战前在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内迁重庆,外祖父也随他的父母来到重庆,并于1940年后在重庆就读小学。据现在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的资料记载,抗日战争时期流亡重庆的一些韩国人士聚居在重庆长江南岸弹子石地区(现属重庆市南岸区)。一些当代研究者因此推断住在弹子石一带韩国流亡人士的学龄子女有可能都在附近的大佛段小学(1)读书。关于这段历史,外祖父在与我交谈中多次提到,引起我的浓厚兴趣,随后我通过多种方式找现今仍健在的当年在重庆生活过的韩国临时政府的后代的调查了解,得知他们一些人在重庆就读的是重庆庆新小学,而不是全都在大佛段小学学习。现将调查情况记录如下,为抗战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员及其亲属在重庆的生活情况提供一点补充。 


“三一运动”后流亡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明治维新后日本渐渐强大并发展军备,在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取得胜利,进一步扩大了其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并于1910年吞并了朝鲜。朝鲜人民一直在反对日本的占领和吞并。1919年抗日的三一运动遭到日本当局镇压,许多抗日人士被迫流亡,多数人流亡到中国,其核心成员于1919年4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流亡政府,即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从事抗日独立运动。其最著名的行动是1932年4月在上海虹口公园暗杀日本大将白川义则(此人是在中国丧生的日军最高军阶的军官)。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韩国临时政府随中国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帮助下继续在军事和外交方面从事抗日独立运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韩国复国,其成员返回祖国。


现在的韩国政府和历史学家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正当性,以其作为今天韩国政府的起点。


在当年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的主要驻地,1995年建立了“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供人们参观,以纪念当年的志士仁人,并研究韩国临时政府的历史。韩国总统文在寅等韩国政治家和各届人士曾专程到重庆参观陈列馆。


四大纱厂内迁为抗战做出的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对华战争,迅速占领中国东部,当年12月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1937年11月中国政府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1940年9月政府发布《国民政府令》,“明定重庆为陪都”。因此,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

就在抗战初期,中国的四大纱厂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轰炸,搬迁到中国后方的重庆。当时的四大纱厂是:河南的豫丰纱厂,湖北裕华纱厂、沙市纱厂和申新第四纺织厂。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大举侵略中国,天津、青岛、上海、武汉相继失守,中国工业遭到严重损失。四大纱厂搬迁重庆后迅速发展,在重庆的周边还开办了分厂,抗日战争以前,重庆棉纺工业十分落后,四大纱厂迁移重庆后,重庆机器棉纺工业异军突起,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到1942年厂数由一家迅速增到13家,重庆纺织工业进入大发展时期,为发展棉纺织业生产,为支援抗战军需物资立了汗马功劳。(2)不仅于此,四大纱厂还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号召创办子弟学校,这推进了重庆的教育事业发展。 


抗战时期重庆的小学教育


重庆小学教育在抗战期间的发展与国民政府的迁往重庆密不可分。国民政府迁渝, 战区流亡者纷至沓来。据统计,抗日战争开始时的1937年重庆人口473904人,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的普查,人口已达1245645人。(3)1945年秋天抗日战争胜利后,已有大量人口返回原籍,可以估计1945年秋天以前的重庆人口还要多于124万。


抗战初期,有两种人口影响到重庆小学教育的发展。一是学龄儿童的猛增,二是战区小学教师来渝。两种人口猛增,迫使国民政府重庆市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发展重庆的小学教育。


抗战前夕,重庆正实施的义务教育远远未能解决学龄儿童的入学问题。据重庆教育志记载,“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初,重庆市公安局各警署调查学龄儿童,经户藉股统计结果,全市学龄儿童已就学及未就学者共有70586人,已就学者共有22407人”,未就学者49179人。按1935年四川省政府发出的《一年制短期暂行规程》规定,每一短期小学以同时招收学生两班为原则,每班学生50人为限,重庆市区还需办963个班,要办481所短期小学才能解决学龄儿童的入学问题。


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大批沦陷区和战区难民逃亡重庆,不但使重庆的成年人口增加,也使重庆的学龄儿童增加,1942年统计,全市学龄儿童己高达994559人,比战前净增28873人。以50人一个班计算,应该两再办577个班,288所短期小学。在如此大的需求的压力下,重庆市政府才一手抓正规小学和短期小学的新建,一手抓私塾改良, 以作为代用小学,推进了小学教育的迅速发展。(4)


面对失学儿童问题,政府还提倡多种方式办学,“政府鼓励单位和私人办学,并不时给以奖励,因此,一些工厂、企事业单位,也办起了职工子弟小学,如中央银行员工子弟校、军政部兵工署子弟小学、(豫丰纱厂办的)豫丰小学等。”(5)


在庆新小学就读的部分韩国子弟


申新纺织公司是中国棉纺织工业中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1915年由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办于上海。到1931年全盛时期,在国内共有9个纺织厂(俗称纱厂)。1932年,实际自有资本达1800万元,资产总值6400余万元。(6)


申新四厂是申新纺织公司建于汉口(今武汉市)的一个棉纺织厂。抗战爆发后,申新四厂迁往内地,在陕西宝鸡和四川重庆等地办分厂继续生产。(抗战胜利后申新四厂又将一大部生产设备和员工迁回汉口,1949年以后,几经改造扩建成为行业内著名的武汉国棉三厂)。


抗战初期,申新四厂重庆分厂刚到重庆时,为了经营方便,更名为庆新纱厂,后来申新四厂重庆分厂和庆新纱厂两个厂名同时使用。(7)


庆新纱厂迁往重庆的工人众多,随迁了更多的家属和子女。为了解决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工厂迁到重庆不久即创办了子弟小学,小学办在重庆朝天门码头斜对面的长江南岸。


据当年的庆新小学学生,庆新纱厂子弟胡松荣回忆。小学学生由三部分人组成,主要是从湖北迁居重庆的纱厂子弟;第二部分人是招收的从全国各地因抗战迁居重庆的儿童,除各地的中国人外,还有少量流亡重庆的外国人的孩子;第三部分是重庆本地的学龄儿童,主要是居住在学校附近的农家子弟。刚开始办学时,同学操各地方言,重庆的本地的孩子与外来儿童并不融洽,重庆人管长江下游迁来人叫“下江人”,后来孩子们便玩到了一块儿,放学后还常到同学家玩耍。(8)


关于70多年前那段历史,在我的外祖父杜键脑海中依然清晰,他说,庆新小学开设了六个年级,每个年级大概两三个班,除了他和他的兄弟之外还有不少韩国人的子女在庆新小学就读,其中包括朴建雄的女儿朴义兰和一个与他同龄的朝鲜女孩李英兰。记得李英兰是同学中跑得最快的,比男孩还快。(9)他说,当年重庆南岸属重庆的城乡交接部,原有的小学基本是乡村水平,庆新小学的老师多是原来大城市内迁重庆的,学校的教育水平明显高于当地学校,所以很多内迁家庭都把自己的孩子送进的庆新小学读书。(10)“刚上五年级时,由于父母搬到重庆城里,只好告别庆新小学随父母住到城里来。但这时已错过了一般学校的入学时间。由于父母与陶行知先生是朋友,决定把我送到育才学校。”(11)


至今外祖父仍说,他后来进入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美术班,直到1950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他的基础教育是从重庆庆新小学起步的,在重庆的生活和受到的教育影响了自己一生的艺术创作。(12)


注释:

(1) 重庆大佛段小学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现在仍为重庆市南岸区教学水平较高的六年制小学。其学校现在分老校区和新校区,位于南岸区腾龙大道旁边的山坡上的老校区即为抗日战争学校的原址。——本文作者2019年6月在重庆实地考查访问结果。

(2) 参见胡平原网络文章。网址如下:

https://www.3669.com.cn/essay/2018/1222/28432/m.cn/essay/2018/1222/28432/

(3) 引自王浩旭《浅析抗战时期重庆教育发展迅速的原因》,原载《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4) 见李小鹰《抗战时期重庆小学教育大发展探微》,载于《重庆教育学院学报》第16卷第5期。

(5) 见薛新力《抗战时期重庆教育》,载于《渝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6) 引自百度百科。

(7) 参见章映芬遗作《首倡纱厂八小时工作制》。

(8) 《重庆日报》已故记者胡松荣的回忆。

(9) 本文作者2019年6月、7月在北京对杜键的访问。

(10) 同上。

(11) 引自“中国艺术家画库”系列《杜键其人》,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

(12) 同注释(9)

参考书目: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重庆》,冯开文、杨昭全主编,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吉林省社科院韩国独立运动研究中心合编,重庆出版社1999年4月版。

《甲午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编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

《日俄战争:起源和开战》,(日)和田春村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出版。

《白凡逸志》,(韩)金九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8年出版。

《阿里郎之歌:在中国革命的队伍里》,(美)尼姆·威尔士、(韩)金山合著,新华出版社1993年出版。

历史智慧 发表于  2019-09-17 17:30:35 21字 ( 0/2)

抗战时期的重庆,在世界史上有特殊重要地位。

作者:袁听晨

我的外祖父金杜键,现名杜键,1933年出生。他的父亲是韩国临时政府成员。


1938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后,抗战前在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内迁重庆,外祖父也随他的父母来到重庆,并于1940年后在重庆就读小学。据现在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的资料记载,抗日战争时期流亡重庆的一些韩国人士聚居在重庆长江南岸弹子石地区(现属重庆市南岸区)。一些当代研究者因此推断住在弹子石一带韩国流亡人士的学龄子女有可能都在附近的大佛段小学(1)读书。关于这段历史,外祖父在与我交谈中多次提到,引起我的浓厚兴趣,随后我通过多种方式找现今仍健在的当年在重庆生活过的韩国临时政府的后代的调查了解,得知他们一些人在重庆就读的是重庆庆新小学,而不是全都在大佛段小学学习。现将调查情况记录如下,为抗战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员及其亲属在重庆的生活情况提供一点补充。 


“三一运动”后流亡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明治维新后日本渐渐强大并发展军备,在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取得胜利,进一步扩大了其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并于1910年吞并了朝鲜。朝鲜人民一直在反对日本的占领和吞并。1919年抗日的三一运动遭到日本当局镇压,许多抗日人士被迫流亡,多数人流亡到中国,其核心成员于1919年4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流亡政府,即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从事抗日独立运动。其最著名的行动是1932年4月在上海虹口公园暗杀日本大将白川义则(此人是在中国丧生的日军最高军阶的军官)。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韩国临时政府随中国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帮助下继续在军事和外交方面从事抗日独立运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韩国复国,其成员返回祖国。


现在的韩国政府和历史学家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正当性,以其作为今天韩国政府的起点。


在当年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的主要驻地,1995年建立了“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供人们参观,以纪念当年的志士仁人,并研究韩国临时政府的历史。韩国总统文在寅等韩国政治家和各届人士曾专程到重庆参观陈列馆。


四大纱厂内迁为抗战做出的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对华战争,迅速占领中国东部,当年12月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1937年11月中国政府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1940年9月政府发布《国民政府令》,“明定重庆为陪都”。因此,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

就在抗战初期,中国的四大纱厂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轰炸,搬迁到中国后方的重庆。当时的四大纱厂是:河南的豫丰纱厂,湖北裕华纱厂、沙市纱厂和申新第四纺织厂。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大举侵略中国,天津、青岛、上海、武汉相继失守,中国工业遭到严重损失。四大纱厂搬迁重庆后迅速发展,在重庆的周边还开办了分厂,抗日战争以前,重庆棉纺工业十分落后,四大纱厂迁移重庆后,重庆机器棉纺工业异军突起,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到1942年厂数由一家迅速增到13家,重庆纺织工业进入大发展时期,为发展棉纺织业生产,为支援抗战军需物资立了汗马功劳。(2)不仅于此,四大纱厂还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号召创办子弟学校,这推进了重庆的教育事业发展。 


抗战时期重庆的小学教育


重庆小学教育在抗战期间的发展与国民政府的迁往重庆密不可分。国民政府迁渝, 战区流亡者纷至沓来。据统计,抗日战争开始时的1937年重庆人口473904人,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的普查,人口已达1245645人。(3)1945年秋天抗日战争胜利后,已有大量人口返回原籍,可以估计1945年秋天以前的重庆人口还要多于124万。


抗战初期,有两种人口影响到重庆小学教育的发展。一是学龄儿童的猛增,二是战区小学教师来渝。两种人口猛增,迫使国民政府重庆市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发展重庆的小学教育。


抗战前夕,重庆正实施的义务教育远远未能解决学龄儿童的入学问题。据重庆教育志记载,“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初,重庆市公安局各警署调查学龄儿童,经户藉股统计结果,全市学龄儿童已就学及未就学者共有70586人,已就学者共有22407人”,未就学者49179人。按1935年四川省政府发出的《一年制短期暂行规程》规定,每一短期小学以同时招收学生两班为原则,每班学生50人为限,重庆市区还需办963个班,要办481所短期小学才能解决学龄儿童的入学问题。


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大批沦陷区和战区难民逃亡重庆,不但使重庆的成年人口增加,也使重庆的学龄儿童增加,1942年统计,全市学龄儿童己高达994559人,比战前净增28873人。以50人一个班计算,应该两再办577个班,288所短期小学。在如此大的需求的压力下,重庆市政府才一手抓正规小学和短期小学的新建,一手抓私塾改良, 以作为代用小学,推进了小学教育的迅速发展。(4)


面对失学儿童问题,政府还提倡多种方式办学,“政府鼓励单位和私人办学,并不时给以奖励,因此,一些工厂、企事业单位,也办起了职工子弟小学,如中央银行员工子弟校、军政部兵工署子弟小学、(豫丰纱厂办的)豫丰小学等。”(5)


在庆新小学就读的部分韩国子弟


申新纺织公司是中国棉纺织工业中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1915年由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办于上海。到1931年全盛时期,在国内共有9个纺织厂(俗称纱厂)。1932年,实际自有资本达1800万元,资产总值6400余万元。(6)


申新四厂是申新纺织公司建于汉口(今武汉市)的一个棉纺织厂。抗战爆发后,申新四厂迁往内地,在陕西宝鸡和四川重庆等地办分厂继续生产。(抗战胜利后申新四厂又将一大部生产设备和员工迁回汉口,1949年以后,几经改造扩建成为行业内著名的武汉国棉三厂)。


抗战初期,申新四厂重庆分厂刚到重庆时,为了经营方便,更名为庆新纱厂,后来申新四厂重庆分厂和庆新纱厂两个厂名同时使用。(7)


庆新纱厂迁往重庆的工人众多,随迁了更多的家属和子女。为了解决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工厂迁到重庆不久即创办了子弟小学,小学办在重庆朝天门码头斜对面的长江南岸。


据当年的庆新小学学生,庆新纱厂子弟胡松荣回忆。小学学生由三部分人组成,主要是从湖北迁居重庆的纱厂子弟;第二部分人是招收的从全国各地因抗战迁居重庆的儿童,除各地的中国人外,还有少量流亡重庆的外国人的孩子;第三部分是重庆本地的学龄儿童,主要是居住在学校附近的农家子弟。刚开始办学时,同学操各地方言,重庆的本地的孩子与外来儿童并不融洽,重庆人管长江下游迁来人叫“下江人”,后来孩子们便玩到了一块儿,放学后还常到同学家玩耍。(8)


关于70多年前那段历史,在我的外祖父杜键脑海中依然清晰,他说,庆新小学开设了六个年级,每个年级大概两三个班,除了他和他的兄弟之外还有不少韩国人的子女在庆新小学就读,其中包括朴建雄的女儿朴义兰和一个与他同龄的朝鲜女孩李英兰。记得李英兰是同学中跑得最快的,比男孩还快。(9)他说,当年重庆南岸属重庆的城乡交接部,原有的小学基本是乡村水平,庆新小学的老师多是原来大城市内迁重庆的,学校的教育水平明显高于当地学校,所以很多内迁家庭都把自己的孩子送进的庆新小学读书。(10)“刚上五年级时,由于父母搬到重庆城里,只好告别庆新小学随父母住到城里来。但这时已错过了一般学校的入学时间。由于父母与陶行知先生是朋友,决定把我送到育才学校。”(11)


至今外祖父仍说,他后来进入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美术班,直到1950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他的基础教育是从重庆庆新小学起步的,在重庆的生活和受到的教育影响了自己一生的艺术创作。(12)


注释:

(1) 重庆大佛段小学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现在仍为重庆市南岸区教学水平较高的六年制小学。其学校现在分老校区和新校区,位于南岸区腾龙大道旁边的山坡上的老校区即为抗日战争学校的原址。——本文作者2019年6月在重庆实地考查访问结果。

(2) 参见胡平原网络文章。网址如下:

https://www.3669.com.cn/essay/2018/1222/28432/m.cn/essay/2018/1222/28432/

(3) 引自王浩旭《浅析抗战时期重庆教育发展迅速的原因》,原载《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4) 见李小鹰《抗战时期重庆小学教育大发展探微》,载于《重庆教育学院学报》第16卷第5期。

(5) 见薛新力《抗战时期重庆教育》,载于《渝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6) 引自百度百科。

(7) 参见章映芬遗作《首倡纱厂八小时工作制》。

(8) 《重庆日报》已故记者胡松荣的回忆。

(9) 本文作者2019年6月、7月在北京对杜键的访问。

(10) 同上。

(11) 引自“中国艺术家画库”系列《杜键其人》,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

(12) 同注释(9)

参考书目: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重庆》,冯开文、杨昭全主编,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吉林省社科院韩国独立运动研究中心合编,重庆出版社1999年4月版。

《甲午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编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

《日俄战争:起源和开战》,(日)和田春村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出版。

《白凡逸志》,(韩)金九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8年出版。

《阿里郎之歌:在中国革命的队伍里》,(美)尼姆·威尔士、(韩)金山合著,新华出版社1993年出版。

赤血萌萌 发表于  2019-08-31 19:23:07 23字 ( 0/86)

支持,看来那段历史对发展重庆教育起到了推动作用

作者:袁听晨

我的外祖父金杜键,现名杜键,1933年出生。他的父亲是韩国临时政府成员。


1938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后,抗战前在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内迁重庆,外祖父也随他的父母来到重庆,并于1940年后在重庆就读小学。据现在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的资料记载,抗日战争时期流亡重庆的一些韩国人士聚居在重庆长江南岸弹子石地区(现属重庆市南岸区)。一些当代研究者因此推断住在弹子石一带韩国流亡人士的学龄子女有可能都在附近的大佛段小学(1)读书。关于这段历史,外祖父在与我交谈中多次提到,引起我的浓厚兴趣,随后我通过多种方式找现今仍健在的当年在重庆生活过的韩国临时政府的后代的调查了解,得知他们一些人在重庆就读的是重庆庆新小学,而不是全都在大佛段小学学习。现将调查情况记录如下,为抗战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员及其亲属在重庆的生活情况提供一点补充。 


“三一运动”后流亡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明治维新后日本渐渐强大并发展军备,在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取得胜利,进一步扩大了其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并于1910年吞并了朝鲜。朝鲜人民一直在反对日本的占领和吞并。1919年抗日的三一运动遭到日本当局镇压,许多抗日人士被迫流亡,多数人流亡到中国,其核心成员于1919年4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流亡政府,即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从事抗日独立运动。其最著名的行动是1932年4月在上海虹口公园暗杀日本大将白川义则(此人是在中国丧生的日军最高军阶的军官)。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韩国临时政府随中国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帮助下继续在军事和外交方面从事抗日独立运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韩国复国,其成员返回祖国。


现在的韩国政府和历史学家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正当性,以其作为今天韩国政府的起点。


在当年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的主要驻地,1995年建立了“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供人们参观,以纪念当年的志士仁人,并研究韩国临时政府的历史。韩国总统文在寅等韩国政治家和各届人士曾专程到重庆参观陈列馆。


四大纱厂内迁为抗战做出的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对华战争,迅速占领中国东部,当年12月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1937年11月中国政府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1940年9月政府发布《国民政府令》,“明定重庆为陪都”。因此,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

就在抗战初期,中国的四大纱厂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轰炸,搬迁到中国后方的重庆。当时的四大纱厂是:河南的豫丰纱厂,湖北裕华纱厂、沙市纱厂和申新第四纺织厂。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大举侵略中国,天津、青岛、上海、武汉相继失守,中国工业遭到严重损失。四大纱厂搬迁重庆后迅速发展,在重庆的周边还开办了分厂,抗日战争以前,重庆棉纺工业十分落后,四大纱厂迁移重庆后,重庆机器棉纺工业异军突起,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到1942年厂数由一家迅速增到13家,重庆纺织工业进入大发展时期,为发展棉纺织业生产,为支援抗战军需物资立了汗马功劳。(2)不仅于此,四大纱厂还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号召创办子弟学校,这推进了重庆的教育事业发展。 


抗战时期重庆的小学教育


重庆小学教育在抗战期间的发展与国民政府的迁往重庆密不可分。国民政府迁渝, 战区流亡者纷至沓来。据统计,抗日战争开始时的1937年重庆人口473904人,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的普查,人口已达1245645人。(3)1945年秋天抗日战争胜利后,已有大量人口返回原籍,可以估计1945年秋天以前的重庆人口还要多于124万。


抗战初期,有两种人口影响到重庆小学教育的发展。一是学龄儿童的猛增,二是战区小学教师来渝。两种人口猛增,迫使国民政府重庆市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发展重庆的小学教育。


抗战前夕,重庆正实施的义务教育远远未能解决学龄儿童的入学问题。据重庆教育志记载,“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初,重庆市公安局各警署调查学龄儿童,经户藉股统计结果,全市学龄儿童已就学及未就学者共有70586人,已就学者共有22407人”,未就学者49179人。按1935年四川省政府发出的《一年制短期暂行规程》规定,每一短期小学以同时招收学生两班为原则,每班学生50人为限,重庆市区还需办963个班,要办481所短期小学才能解决学龄儿童的入学问题。


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大批沦陷区和战区难民逃亡重庆,不但使重庆的成年人口增加,也使重庆的学龄儿童增加,1942年统计,全市学龄儿童己高达994559人,比战前净增28873人。以50人一个班计算,应该两再办577个班,288所短期小学。在如此大的需求的压力下,重庆市政府才一手抓正规小学和短期小学的新建,一手抓私塾改良, 以作为代用小学,推进了小学教育的迅速发展。(4)


面对失学儿童问题,政府还提倡多种方式办学,“政府鼓励单位和私人办学,并不时给以奖励,因此,一些工厂、企事业单位,也办起了职工子弟小学,如中央银行员工子弟校、军政部兵工署子弟小学、(豫丰纱厂办的)豫丰小学等。”(5)


在庆新小学就读的部分韩国子弟


申新纺织公司是中国棉纺织工业中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1915年由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办于上海。到1931年全盛时期,在国内共有9个纺织厂(俗称纱厂)。1932年,实际自有资本达1800万元,资产总值6400余万元。(6)


申新四厂是申新纺织公司建于汉口(今武汉市)的一个棉纺织厂。抗战爆发后,申新四厂迁往内地,在陕西宝鸡和四川重庆等地办分厂继续生产。(抗战胜利后申新四厂又将一大部生产设备和员工迁回汉口,1949年以后,几经改造扩建成为行业内著名的武汉国棉三厂)。


抗战初期,申新四厂重庆分厂刚到重庆时,为了经营方便,更名为庆新纱厂,后来申新四厂重庆分厂和庆新纱厂两个厂名同时使用。(7)


庆新纱厂迁往重庆的工人众多,随迁了更多的家属和子女。为了解决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工厂迁到重庆不久即创办了子弟小学,小学办在重庆朝天门码头斜对面的长江南岸。


据当年的庆新小学学生,庆新纱厂子弟胡松荣回忆。小学学生由三部分人组成,主要是从湖北迁居重庆的纱厂子弟;第二部分人是招收的从全国各地因抗战迁居重庆的儿童,除各地的中国人外,还有少量流亡重庆的外国人的孩子;第三部分是重庆本地的学龄儿童,主要是居住在学校附近的农家子弟。刚开始办学时,同学操各地方言,重庆的本地的孩子与外来儿童并不融洽,重庆人管长江下游迁来人叫“下江人”,后来孩子们便玩到了一块儿,放学后还常到同学家玩耍。(8)


关于70多年前那段历史,在我的外祖父杜键脑海中依然清晰,他说,庆新小学开设了六个年级,每个年级大概两三个班,除了他和他的兄弟之外还有不少韩国人的子女在庆新小学就读,其中包括朴建雄的女儿朴义兰和一个与他同龄的朝鲜女孩李英兰。记得李英兰是同学中跑得最快的,比男孩还快。(9)他说,当年重庆南岸属重庆的城乡交接部,原有的小学基本是乡村水平,庆新小学的老师多是原来大城市内迁重庆的,学校的教育水平明显高于当地学校,所以很多内迁家庭都把自己的孩子送进的庆新小学读书。(10)“刚上五年级时,由于父母搬到重庆城里,只好告别庆新小学随父母住到城里来。但这时已错过了一般学校的入学时间。由于父母与陶行知先生是朋友,决定把我送到育才学校。”(11)


至今外祖父仍说,他后来进入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美术班,直到1950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他的基础教育是从重庆庆新小学起步的,在重庆的生活和受到的教育影响了自己一生的艺术创作。(12)


注释:

(1) 重庆大佛段小学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现在仍为重庆市南岸区教学水平较高的六年制小学。其学校现在分老校区和新校区,位于南岸区腾龙大道旁边的山坡上的老校区即为抗日战争学校的原址。——本文作者2019年6月在重庆实地考查访问结果。

(2) 参见胡平原网络文章。网址如下:

https://www.3669.com.cn/essay/2018/1222/28432/m.cn/essay/2018/1222/28432/

(3) 引自王浩旭《浅析抗战时期重庆教育发展迅速的原因》,原载《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4) 见李小鹰《抗战时期重庆小学教育大发展探微》,载于《重庆教育学院学报》第16卷第5期。

(5) 见薛新力《抗战时期重庆教育》,载于《渝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6) 引自百度百科。

(7) 参见章映芬遗作《首倡纱厂八小时工作制》。

(8) 《重庆日报》已故记者胡松荣的回忆。

(9) 本文作者2019年6月、7月在北京对杜键的访问。

(10) 同上。

(11) 引自“中国艺术家画库”系列《杜键其人》,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

(12) 同注释(9)

参考书目: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重庆》,冯开文、杨昭全主编,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吉林省社科院韩国独立运动研究中心合编,重庆出版社1999年4月版。

《甲午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编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

《日俄战争:起源和开战》,(日)和田春村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出版。

《白凡逸志》,(韩)金九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8年出版。

《阿里郎之歌:在中国革命的队伍里》,(美)尼姆·威尔士、(韩)金山合著,新华出版社1993年出版。

华夏英雄 发表于  2019-08-28 14:44:26 102字 ( 0/13)

美国企业能够说回美国就能回来吗?很多美国工厂废弃多年了,美国的新工厂又在哪里?众多的配套企业又在哪里?大批吃苦耐劳的熟练工人在哪里?闭关自守后的美国公司的市场在

作者:袁听晨

我的外祖父金杜键,现名杜键,1933年出生。他的父亲是韩国临时政府成员。


1938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后,抗战前在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内迁重庆,外祖父也随他的父母来到重庆,并于1940年后在重庆就读小学。据现在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的资料记载,抗日战争时期流亡重庆的一些韩国人士聚居在重庆长江南岸弹子石地区(现属重庆市南岸区)。一些当代研究者因此推断住在弹子石一带韩国流亡人士的学龄子女有可能都在附近的大佛段小学(1)读书。关于这段历史,外祖父在与我交谈中多次提到,引起我的浓厚兴趣,随后我通过多种方式找现今仍健在的当年在重庆生活过的韩国临时政府的后代的调查了解,得知他们一些人在重庆就读的是重庆庆新小学,而不是全都在大佛段小学学习。现将调查情况记录如下,为抗战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员及其亲属在重庆的生活情况提供一点补充。 


“三一运动”后流亡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明治维新后日本渐渐强大并发展军备,在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取得胜利,进一步扩大了其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并于1910年吞并了朝鲜。朝鲜人民一直在反对日本的占领和吞并。1919年抗日的三一运动遭到日本当局镇压,许多抗日人士被迫流亡,多数人流亡到中国,其核心成员于1919年4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流亡政府,即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从事抗日独立运动。其最著名的行动是1932年4月在上海虹口公园暗杀日本大将白川义则(此人是在中国丧生的日军最高军阶的军官)。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韩国临时政府随中国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帮助下继续在军事和外交方面从事抗日独立运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韩国复国,其成员返回祖国。


现在的韩国政府和历史学家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正当性,以其作为今天韩国政府的起点。


在当年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的主要驻地,1995年建立了“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供人们参观,以纪念当年的志士仁人,并研究韩国临时政府的历史。韩国总统文在寅等韩国政治家和各届人士曾专程到重庆参观陈列馆。


四大纱厂内迁为抗战做出的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对华战争,迅速占领中国东部,当年12月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1937年11月中国政府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1940年9月政府发布《国民政府令》,“明定重庆为陪都”。因此,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

就在抗战初期,中国的四大纱厂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轰炸,搬迁到中国后方的重庆。当时的四大纱厂是:河南的豫丰纱厂,湖北裕华纱厂、沙市纱厂和申新第四纺织厂。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大举侵略中国,天津、青岛、上海、武汉相继失守,中国工业遭到严重损失。四大纱厂搬迁重庆后迅速发展,在重庆的周边还开办了分厂,抗日战争以前,重庆棉纺工业十分落后,四大纱厂迁移重庆后,重庆机器棉纺工业异军突起,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到1942年厂数由一家迅速增到13家,重庆纺织工业进入大发展时期,为发展棉纺织业生产,为支援抗战军需物资立了汗马功劳。(2)不仅于此,四大纱厂还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号召创办子弟学校,这推进了重庆的教育事业发展。 


抗战时期重庆的小学教育


重庆小学教育在抗战期间的发展与国民政府的迁往重庆密不可分。国民政府迁渝, 战区流亡者纷至沓来。据统计,抗日战争开始时的1937年重庆人口473904人,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的普查,人口已达1245645人。(3)1945年秋天抗日战争胜利后,已有大量人口返回原籍,可以估计1945年秋天以前的重庆人口还要多于124万。


抗战初期,有两种人口影响到重庆小学教育的发展。一是学龄儿童的猛增,二是战区小学教师来渝。两种人口猛增,迫使国民政府重庆市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发展重庆的小学教育。


抗战前夕,重庆正实施的义务教育远远未能解决学龄儿童的入学问题。据重庆教育志记载,“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初,重庆市公安局各警署调查学龄儿童,经户藉股统计结果,全市学龄儿童已就学及未就学者共有70586人,已就学者共有22407人”,未就学者49179人。按1935年四川省政府发出的《一年制短期暂行规程》规定,每一短期小学以同时招收学生两班为原则,每班学生50人为限,重庆市区还需办963个班,要办481所短期小学才能解决学龄儿童的入学问题。


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大批沦陷区和战区难民逃亡重庆,不但使重庆的成年人口增加,也使重庆的学龄儿童增加,1942年统计,全市学龄儿童己高达994559人,比战前净增28873人。以50人一个班计算,应该两再办577个班,288所短期小学。在如此大的需求的压力下,重庆市政府才一手抓正规小学和短期小学的新建,一手抓私塾改良, 以作为代用小学,推进了小学教育的迅速发展。(4)


面对失学儿童问题,政府还提倡多种方式办学,“政府鼓励单位和私人办学,并不时给以奖励,因此,一些工厂、企事业单位,也办起了职工子弟小学,如中央银行员工子弟校、军政部兵工署子弟小学、(豫丰纱厂办的)豫丰小学等。”(5)


在庆新小学就读的部分韩国子弟


申新纺织公司是中国棉纺织工业中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1915年由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办于上海。到1931年全盛时期,在国内共有9个纺织厂(俗称纱厂)。1932年,实际自有资本达1800万元,资产总值6400余万元。(6)


申新四厂是申新纺织公司建于汉口(今武汉市)的一个棉纺织厂。抗战爆发后,申新四厂迁往内地,在陕西宝鸡和四川重庆等地办分厂继续生产。(抗战胜利后申新四厂又将一大部生产设备和员工迁回汉口,1949年以后,几经改造扩建成为行业内著名的武汉国棉三厂)。


抗战初期,申新四厂重庆分厂刚到重庆时,为了经营方便,更名为庆新纱厂,后来申新四厂重庆分厂和庆新纱厂两个厂名同时使用。(7)


庆新纱厂迁往重庆的工人众多,随迁了更多的家属和子女。为了解决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工厂迁到重庆不久即创办了子弟小学,小学办在重庆朝天门码头斜对面的长江南岸。


据当年的庆新小学学生,庆新纱厂子弟胡松荣回忆。小学学生由三部分人组成,主要是从湖北迁居重庆的纱厂子弟;第二部分人是招收的从全国各地因抗战迁居重庆的儿童,除各地的中国人外,还有少量流亡重庆的外国人的孩子;第三部分是重庆本地的学龄儿童,主要是居住在学校附近的农家子弟。刚开始办学时,同学操各地方言,重庆的本地的孩子与外来儿童并不融洽,重庆人管长江下游迁来人叫“下江人”,后来孩子们便玩到了一块儿,放学后还常到同学家玩耍。(8)


关于70多年前那段历史,在我的外祖父杜键脑海中依然清晰,他说,庆新小学开设了六个年级,每个年级大概两三个班,除了他和他的兄弟之外还有不少韩国人的子女在庆新小学就读,其中包括朴建雄的女儿朴义兰和一个与他同龄的朝鲜女孩李英兰。记得李英兰是同学中跑得最快的,比男孩还快。(9)他说,当年重庆南岸属重庆的城乡交接部,原有的小学基本是乡村水平,庆新小学的老师多是原来大城市内迁重庆的,学校的教育水平明显高于当地学校,所以很多内迁家庭都把自己的孩子送进的庆新小学读书。(10)“刚上五年级时,由于父母搬到重庆城里,只好告别庆新小学随父母住到城里来。但这时已错过了一般学校的入学时间。由于父母与陶行知先生是朋友,决定把我送到育才学校。”(11)


至今外祖父仍说,他后来进入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美术班,直到1950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他的基础教育是从重庆庆新小学起步的,在重庆的生活和受到的教育影响了自己一生的艺术创作。(12)


注释:

(1) 重庆大佛段小学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现在仍为重庆市南岸区教学水平较高的六年制小学。其学校现在分老校区和新校区,位于南岸区腾龙大道旁边的山坡上的老校区即为抗日战争学校的原址。——本文作者2019年6月在重庆实地考查访问结果。

(2) 参见胡平原网络文章。网址如下:

https://www.3669.com.cn/essay/2018/1222/28432/m.cn/essay/2018/1222/28432/

(3) 引自王浩旭《浅析抗战时期重庆教育发展迅速的原因》,原载《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4) 见李小鹰《抗战时期重庆小学教育大发展探微》,载于《重庆教育学院学报》第16卷第5期。

(5) 见薛新力《抗战时期重庆教育》,载于《渝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6) 引自百度百科。

(7) 参见章映芬遗作《首倡纱厂八小时工作制》。

(8) 《重庆日报》已故记者胡松荣的回忆。

(9) 本文作者2019年6月、7月在北京对杜键的访问。

(10) 同上。

(11) 引自“中国艺术家画库”系列《杜键其人》,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

(12) 同注释(9)

参考书目: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重庆》,冯开文、杨昭全主编,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吉林省社科院韩国独立运动研究中心合编,重庆出版社1999年4月版。

《甲午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编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

《日俄战争:起源和开战》,(日)和田春村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出版。

《白凡逸志》,(韩)金九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8年出版。

《阿里郎之歌:在中国革命的队伍里》,(美)尼姆·威尔士、(韩)金山合著,新华出版社199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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