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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士 发表于  2018-09-12 19:31:23 3557字 ( 3/962)

美专家评估中美技术竞争

本文原载于俄罗斯“小问题”博客网2018年2月7日,原文标题为Гонка вооружений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文章援引得到美国国会重视的一份关于中国军事战略的专家报告,描述了美中当前军备竞赛态势,双方的优势和问题,重点指出了中国的军事战略和军事技术的发展重点,文中的观点皆出自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研究报告,不是本文作者的观点,请读者朋友注意甄别。

文章编译如下:

日前,美国国会下院的一个国防委员会听取了一份非常有意思的重要报告。这份报告的标题为《追求新的指数技术的中国》,主要内容是关于未来的战争——取决于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中国——的潜力。

报告的作者,CSIS专家威廉·卡特认为,在美苏对抗时期,美国曾两次成功地一马当先。第一次是在1950年代初:通过在核力量领域取得较大的优势,弥补了当时其常规军队相对于苏联的劣势。

美国第二次取得领先是在1970年代,是与美国研发高精度弹药、“隐身”技术和新一代侦察与通信卫星联系在一起的。

卡特认为,这两次美国都获得了成功,因为美国自己在这两次军备竞赛中提出了目标。对手甚至没有意识到需要追求什么目标,并且投入资金的那些方向输给了美国的新一代武器。

时间永不停步,新的世纪要求研发下一代军事优势装备。

2014年,美国国防部正式宣布这一目标,列举像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小型化、万物互联、量子计算这些方向。但宣布的计划却很少:在国防部保守、迟缓的官僚主义机器中实施计划可能需要不确定的漫长时间。而军备竞赛中的新对手行动迅速而坚决。

卡特认为,最后,竞争形势正在向相反方向发展:中国正在取得主动权,而美国有变成追赶者的危险。

“中国把进攻性网络武器、反卫星武器、电子武器和高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视为中国军队在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取得胜利的关键……”

“中国军队想必认为,美军在“信息领域”受到第一次打击时非常脆弱……美国可能有更多的航空母舰、坦克和导弹,但如果没有数据和通信,这些系统有很多将会效能低下甚至丧失战斗力。

中国的军事战略家们用一句话描述美军的‘阿喀琉斯之踵’:‘没有卫星就无法战斗’。”

“中国显示出能严重妨碍、损坏甚至摧毁美军所依赖的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的能力。中国试验了一系列反卫星武器,包括地面动能装置、定向能武器、压制装置和假信号装置,以及为破坏或摧毁其他卫星而设计的歼击卫星……”

特别是,中国认为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机是长期经济和军事竞争力的基础……”美国与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正在并驾齐驱地竞争”。

如果说卡特暂时认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在美国这边,那么中国在量子计算领域可能已经领先。

一些实干家警告说,中国正在这一方向上付出大得多的努力,这些努力正在产生具体成果。物理学家M·拉弗斯特一针见血地说,“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的科学家更优秀。很简单,当他们说‘我们需要许多钱来做这件事’的时候,啪!钱就来了。”即使拉弗斯特说得有错误,错误也很小。去年中国宣布在合肥建设世界上最大的量子计算中心,投资总额为120亿美元,需时两年半。

让我们回到军事战略上来。

威廉·卡特认为,在网络战中首先打击的优势非常大。美国的首要目标应是加强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以使敌人的第一次打击不会给其带来在核对抗和常规对抗领域的优势。

他们的技术是否‘像我们的一样好’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使我们的‘军事’手段”变得无效就足够了。”

“‘目标’是开发和展示我们在‘困难’局势中的行动能力。我们需要在得不到数据和技术的‘模拟状态’下重新训练我们的军人。我们需要确认,国防部采购的每种新系统或平台都能在不能访问航天基础设施的情况下仍能发挥基本功能,而不是采购在有通信时极为有效,但在‘困难’形势下根本无法工作的系统。”

在太空领域,卡特建议推进将商业卫星用于军事用途的能力,并转向用大量更廉价的卫星组建“星座”。此外,“研发地面备份和后备信道,以使我们不完全依赖太空也很重要”。

“中国国家战略的目标是从目前的‘信息化战争’转向‘智能化战争’。其在智能化战争中取得优势的战略是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技术、增强和虚拟现实及机器人技术的关键商业领域取得优势。”

“中国明白,军事技术不存在于真空中。它是包括私人部门和国家部门的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在数字时代实际上所有的技术突破在理论上都有‘双重用途’。”

卡特从国防的角度高度评价中国工业部门有计划的制度。他以微电子技术为例:2014年中国公布了该部门的发展计划,三年间投资就超过200亿美元,结果中国集成电路制造商的竞争力有了显著提高。

这个数字与美国的开支相比如何?2013-2016年,电子和通信领域每年国防订货为400-500亿美元。其中科研费大约60亿美元。

顺便说一句,俄罗斯2012年也制定了自己的无线电电子技术发展计划,却没有取得出色的成果。原因何在?可能是因为俄罗斯最近三年为此一共只投资了390亿卢布,约合6.5亿美元。

在这场新的军备竞赛中俄罗斯处于什么位置?那么列举的数字清楚地说明了它的位置。因为军备竞赛耗资巨大,只有最强大的经济体才能承受得起军备竞赛。

尽管工业领域的国家计划有很多优势,但卡特不认为它是一种理想的体制,并且认为没有必要模仿中国的做法。因为后者可能严重扭曲资金分配,导致开支效率低下。

我们以合肥量子计算中心为例。中国一些科学家抱怨,由于这个中心,许多方向失去了拨款。如果项目名称中没有“量子”一词就很难得到资助。终究应该明白,中国预算中的巨量资金不是无限的,国家领导层需要安排好优先方向。

卡特对国家投资科研工作的战略意义提出了警告。商业研发聚焦于能确保快速带来效益的项目。基础研究可能需要二十、三十年甚至更久才能收回成本,但它具有革命性。

在中国,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甚至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湘潭市和天津市政府准备在此方向上一共拨款70亿美元。而相比之下,美国政府2015年只为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拨款11亿美元。而且特朗普打算将人工智能课题的科研预算削减10%。卡特认为,在该领域的国家拨款应该增加,而不是减少。

国防部工作的组织本身是另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您大概已经厌倦了“信息时代的急剧变化”这种陈词滥调。确实,变化是急剧的。而且变化是如此急剧,以至于国防部的旧的工作模式——包括提前一年编制预算、招标、接触秘密信息审批、官僚主义的繁琐手续——为国家安全带来很大的风险。

在中国,“军民融合”正在成为一个选项。在其框架内来自国防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们与主要的商业公司共同研发产品。美国也有此类机制:国防创新试验单元(DIUx)、In-Q-Tel公司。但与旧的官僚主义做法相比,这些计划的规模很小。卡特要求尽可能提高国防部做出反应的灵活性和速度,以在各方面都不能输给目前的黑客公司。

武装力量还需要重视像四轴飞行器或谷歌地图这样的 “两用技术”。“目前,大部分大众化技术在理论上都可用于军事用途……”

“可能不仅是我们能获得未来最先进的技术,但我们可以尝试比我们的对手更快地掌握和使用新技术。”

因为先进技术将更快地出现在“谷歌”和“脸书”公司里,而不是军事试验室里,卡特建议在研发领域选择激励性措施,而不是限制性措施。设置障碍很可能会通过对业已形成的创新经济体系产生不良效应而损害国家安全。

此外,战略的态度要求在教育领域采取主动。卡特指出,中国扩大与人工智能有关的教育计划是成功的关键点。美国也需要增加对其院校的投资。国防学说需要以教育战略为支撑。

我觉得威廉·卡特对“大数据”、海量的社交网络和软件用户个人信息的态度十分重要。他认为这是开发人工智能技术过程中的关键资源,再宽泛一点,是保障国防力的关键资源。卡特十分严肃地看待美国和中国公司的用户数据库的数量和质量数据。

我有很大的把握相信,谷歌公司和亚马逊公司的领导人目前还不大关心用户数据的“国防潜力”。但是我有更大的把握相信,卡特的观点将逐渐进入军方的计划文件,进入试验性方案,进入强力部门的工作实践。

这是军备竞赛,在这场军备竞赛中应该全力以赴去努力超过对手。

JHJKHDFGFG1 发表于  2018-09-13 10:03:53 41字 ( 0/178)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要不然怎么敢单枪匹马独战长坂坡呢。。。。。。。嘿嘿。。。。。。。

本文原载于俄罗斯“小问题”博客网2018年2月7日,原文标题为Гонка вооружений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文章援引得到美国国会重视的一份关于中国军事战略的专家报告,描述了美中当前军备竞赛态势,双方的优势和问题,重点指出了中国的军事战略和军事技术的发展重点,文中的观点皆出自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研究报告,不是本文作者的观点,请读者朋友注意甄别。

文章编译如下:

日前,美国国会下院的一个国防委员会听取了一份非常有意思的重要报告。这份报告的标题为《追求新的指数技术的中国》,主要内容是关于未来的战争——取决于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中国——的潜力。

报告的作者,CSIS专家威廉·卡特认为,在美苏对抗时期,美国曾两次成功地一马当先。第一次是在1950年代初:通过在核力量领域取得较大的优势,弥补了当时其常规军队相对于苏联的劣势。

美国第二次取得领先是在1970年代,是与美国研发高精度弹药、“隐身”技术和新一代侦察与通信卫星联系在一起的。

卡特认为,这两次美国都获得了成功,因为美国自己在这两次军备竞赛中提出了目标。对手甚至没有意识到需要追求什么目标,并且投入资金的那些方向输给了美国的新一代武器。

时间永不停步,新的世纪要求研发下一代军事优势装备。

2014年,美国国防部正式宣布这一目标,列举像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小型化、万物互联、量子计算这些方向。但宣布的计划却很少:在国防部保守、迟缓的官僚主义机器中实施计划可能需要不确定的漫长时间。而军备竞赛中的新对手行动迅速而坚决。

卡特认为,最后,竞争形势正在向相反方向发展:中国正在取得主动权,而美国有变成追赶者的危险。

“中国把进攻性网络武器、反卫星武器、电子武器和高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视为中国军队在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取得胜利的关键……”

“中国军队想必认为,美军在“信息领域”受到第一次打击时非常脆弱……美国可能有更多的航空母舰、坦克和导弹,但如果没有数据和通信,这些系统有很多将会效能低下甚至丧失战斗力。

中国的军事战略家们用一句话描述美军的‘阿喀琉斯之踵’:‘没有卫星就无法战斗’。”

“中国显示出能严重妨碍、损坏甚至摧毁美军所依赖的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的能力。中国试验了一系列反卫星武器,包括地面动能装置、定向能武器、压制装置和假信号装置,以及为破坏或摧毁其他卫星而设计的歼击卫星……”

特别是,中国认为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机是长期经济和军事竞争力的基础……”美国与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正在并驾齐驱地竞争”。

如果说卡特暂时认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在美国这边,那么中国在量子计算领域可能已经领先。

一些实干家警告说,中国正在这一方向上付出大得多的努力,这些努力正在产生具体成果。物理学家M·拉弗斯特一针见血地说,“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的科学家更优秀。很简单,当他们说‘我们需要许多钱来做这件事’的时候,啪!钱就来了。”即使拉弗斯特说得有错误,错误也很小。去年中国宣布在合肥建设世界上最大的量子计算中心,投资总额为120亿美元,需时两年半。

让我们回到军事战略上来。

威廉·卡特认为,在网络战中首先打击的优势非常大。美国的首要目标应是加强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以使敌人的第一次打击不会给其带来在核对抗和常规对抗领域的优势。

他们的技术是否‘像我们的一样好’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使我们的‘军事’手段”变得无效就足够了。”

“‘目标’是开发和展示我们在‘困难’局势中的行动能力。我们需要在得不到数据和技术的‘模拟状态’下重新训练我们的军人。我们需要确认,国防部采购的每种新系统或平台都能在不能访问航天基础设施的情况下仍能发挥基本功能,而不是采购在有通信时极为有效,但在‘困难’形势下根本无法工作的系统。”

在太空领域,卡特建议推进将商业卫星用于军事用途的能力,并转向用大量更廉价的卫星组建“星座”。此外,“研发地面备份和后备信道,以使我们不完全依赖太空也很重要”。

“中国国家战略的目标是从目前的‘信息化战争’转向‘智能化战争’。其在智能化战争中取得优势的战略是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技术、增强和虚拟现实及机器人技术的关键商业领域取得优势。”

“中国明白,军事技术不存在于真空中。它是包括私人部门和国家部门的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在数字时代实际上所有的技术突破在理论上都有‘双重用途’。”

卡特从国防的角度高度评价中国工业部门有计划的制度。他以微电子技术为例:2014年中国公布了该部门的发展计划,三年间投资就超过200亿美元,结果中国集成电路制造商的竞争力有了显著提高。

这个数字与美国的开支相比如何?2013-2016年,电子和通信领域每年国防订货为400-500亿美元。其中科研费大约60亿美元。

顺便说一句,俄罗斯2012年也制定了自己的无线电电子技术发展计划,却没有取得出色的成果。原因何在?可能是因为俄罗斯最近三年为此一共只投资了390亿卢布,约合6.5亿美元。

在这场新的军备竞赛中俄罗斯处于什么位置?那么列举的数字清楚地说明了它的位置。因为军备竞赛耗资巨大,只有最强大的经济体才能承受得起军备竞赛。

尽管工业领域的国家计划有很多优势,但卡特不认为它是一种理想的体制,并且认为没有必要模仿中国的做法。因为后者可能严重扭曲资金分配,导致开支效率低下。

我们以合肥量子计算中心为例。中国一些科学家抱怨,由于这个中心,许多方向失去了拨款。如果项目名称中没有“量子”一词就很难得到资助。终究应该明白,中国预算中的巨量资金不是无限的,国家领导层需要安排好优先方向。

卡特对国家投资科研工作的战略意义提出了警告。商业研发聚焦于能确保快速带来效益的项目。基础研究可能需要二十、三十年甚至更久才能收回成本,但它具有革命性。

在中国,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甚至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湘潭市和天津市政府准备在此方向上一共拨款70亿美元。而相比之下,美国政府2015年只为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拨款11亿美元。而且特朗普打算将人工智能课题的科研预算削减10%。卡特认为,在该领域的国家拨款应该增加,而不是减少。

国防部工作的组织本身是另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您大概已经厌倦了“信息时代的急剧变化”这种陈词滥调。确实,变化是急剧的。而且变化是如此急剧,以至于国防部的旧的工作模式——包括提前一年编制预算、招标、接触秘密信息审批、官僚主义的繁琐手续——为国家安全带来很大的风险。

在中国,“军民融合”正在成为一个选项。在其框架内来自国防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们与主要的商业公司共同研发产品。美国也有此类机制:国防创新试验单元(DIUx)、In-Q-Tel公司。但与旧的官僚主义做法相比,这些计划的规模很小。卡特要求尽可能提高国防部做出反应的灵活性和速度,以在各方面都不能输给目前的黑客公司。

武装力量还需要重视像四轴飞行器或谷歌地图这样的 “两用技术”。“目前,大部分大众化技术在理论上都可用于军事用途……”

“可能不仅是我们能获得未来最先进的技术,但我们可以尝试比我们的对手更快地掌握和使用新技术。”

因为先进技术将更快地出现在“谷歌”和“脸书”公司里,而不是军事试验室里,卡特建议在研发领域选择激励性措施,而不是限制性措施。设置障碍很可能会通过对业已形成的创新经济体系产生不良效应而损害国家安全。

此外,战略的态度要求在教育领域采取主动。卡特指出,中国扩大与人工智能有关的教育计划是成功的关键点。美国也需要增加对其院校的投资。国防学说需要以教育战略为支撑。

我觉得威廉·卡特对“大数据”、海量的社交网络和软件用户个人信息的态度十分重要。他认为这是开发人工智能技术过程中的关键资源,再宽泛一点,是保障国防力的关键资源。卡特十分严肃地看待美国和中国公司的用户数据库的数量和质量数据。

我有很大的把握相信,谷歌公司和亚马逊公司的领导人目前还不大关心用户数据的“国防潜力”。但是我有更大的把握相信,卡特的观点将逐渐进入军方的计划文件,进入试验性方案,进入强力部门的工作实践。

这是军备竞赛,在这场军备竞赛中应该全力以赴去努力超过对手。

JHJKHDFGFG1 发表于  2018-09-13 10:43:20 40字 ( 0/178)

该回头了吧,只是回到中间而已。。。。。。。嘿嘿,用不着要死要活吧。。。。。。。

本文原载于俄罗斯“小问题”博客网2018年2月7日,原文标题为Гонка вооружений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文章援引得到美国国会重视的一份关于中国军事战略的专家报告,描述了美中当前军备竞赛态势,双方的优势和问题,重点指出了中国的军事战略和军事技术的发展重点,文中的观点皆出自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研究报告,不是本文作者的观点,请读者朋友注意甄别。

文章编译如下:

日前,美国国会下院的一个国防委员会听取了一份非常有意思的重要报告。这份报告的标题为《追求新的指数技术的中国》,主要内容是关于未来的战争——取决于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中国——的潜力。

报告的作者,CSIS专家威廉·卡特认为,在美苏对抗时期,美国曾两次成功地一马当先。第一次是在1950年代初:通过在核力量领域取得较大的优势,弥补了当时其常规军队相对于苏联的劣势。

美国第二次取得领先是在1970年代,是与美国研发高精度弹药、“隐身”技术和新一代侦察与通信卫星联系在一起的。

卡特认为,这两次美国都获得了成功,因为美国自己在这两次军备竞赛中提出了目标。对手甚至没有意识到需要追求什么目标,并且投入资金的那些方向输给了美国的新一代武器。

时间永不停步,新的世纪要求研发下一代军事优势装备。

2014年,美国国防部正式宣布这一目标,列举像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小型化、万物互联、量子计算这些方向。但宣布的计划却很少:在国防部保守、迟缓的官僚主义机器中实施计划可能需要不确定的漫长时间。而军备竞赛中的新对手行动迅速而坚决。

卡特认为,最后,竞争形势正在向相反方向发展:中国正在取得主动权,而美国有变成追赶者的危险。

“中国把进攻性网络武器、反卫星武器、电子武器和高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视为中国军队在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取得胜利的关键……”

“中国军队想必认为,美军在“信息领域”受到第一次打击时非常脆弱……美国可能有更多的航空母舰、坦克和导弹,但如果没有数据和通信,这些系统有很多将会效能低下甚至丧失战斗力。

中国的军事战略家们用一句话描述美军的‘阿喀琉斯之踵’:‘没有卫星就无法战斗’。”

“中国显示出能严重妨碍、损坏甚至摧毁美军所依赖的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的能力。中国试验了一系列反卫星武器,包括地面动能装置、定向能武器、压制装置和假信号装置,以及为破坏或摧毁其他卫星而设计的歼击卫星……”

特别是,中国认为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机是长期经济和军事竞争力的基础……”美国与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正在并驾齐驱地竞争”。

如果说卡特暂时认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在美国这边,那么中国在量子计算领域可能已经领先。

一些实干家警告说,中国正在这一方向上付出大得多的努力,这些努力正在产生具体成果。物理学家M·拉弗斯特一针见血地说,“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的科学家更优秀。很简单,当他们说‘我们需要许多钱来做这件事’的时候,啪!钱就来了。”即使拉弗斯特说得有错误,错误也很小。去年中国宣布在合肥建设世界上最大的量子计算中心,投资总额为120亿美元,需时两年半。

让我们回到军事战略上来。

威廉·卡特认为,在网络战中首先打击的优势非常大。美国的首要目标应是加强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以使敌人的第一次打击不会给其带来在核对抗和常规对抗领域的优势。

他们的技术是否‘像我们的一样好’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使我们的‘军事’手段”变得无效就足够了。”

“‘目标’是开发和展示我们在‘困难’局势中的行动能力。我们需要在得不到数据和技术的‘模拟状态’下重新训练我们的军人。我们需要确认,国防部采购的每种新系统或平台都能在不能访问航天基础设施的情况下仍能发挥基本功能,而不是采购在有通信时极为有效,但在‘困难’形势下根本无法工作的系统。”

在太空领域,卡特建议推进将商业卫星用于军事用途的能力,并转向用大量更廉价的卫星组建“星座”。此外,“研发地面备份和后备信道,以使我们不完全依赖太空也很重要”。

“中国国家战略的目标是从目前的‘信息化战争’转向‘智能化战争’。其在智能化战争中取得优势的战略是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技术、增强和虚拟现实及机器人技术的关键商业领域取得优势。”

“中国明白,军事技术不存在于真空中。它是包括私人部门和国家部门的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在数字时代实际上所有的技术突破在理论上都有‘双重用途’。”

卡特从国防的角度高度评价中国工业部门有计划的制度。他以微电子技术为例:2014年中国公布了该部门的发展计划,三年间投资就超过200亿美元,结果中国集成电路制造商的竞争力有了显著提高。

这个数字与美国的开支相比如何?2013-2016年,电子和通信领域每年国防订货为400-500亿美元。其中科研费大约60亿美元。

顺便说一句,俄罗斯2012年也制定了自己的无线电电子技术发展计划,却没有取得出色的成果。原因何在?可能是因为俄罗斯最近三年为此一共只投资了390亿卢布,约合6.5亿美元。

在这场新的军备竞赛中俄罗斯处于什么位置?那么列举的数字清楚地说明了它的位置。因为军备竞赛耗资巨大,只有最强大的经济体才能承受得起军备竞赛。

尽管工业领域的国家计划有很多优势,但卡特不认为它是一种理想的体制,并且认为没有必要模仿中国的做法。因为后者可能严重扭曲资金分配,导致开支效率低下。

我们以合肥量子计算中心为例。中国一些科学家抱怨,由于这个中心,许多方向失去了拨款。如果项目名称中没有“量子”一词就很难得到资助。终究应该明白,中国预算中的巨量资金不是无限的,国家领导层需要安排好优先方向。

卡特对国家投资科研工作的战略意义提出了警告。商业研发聚焦于能确保快速带来效益的项目。基础研究可能需要二十、三十年甚至更久才能收回成本,但它具有革命性。

在中国,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甚至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湘潭市和天津市政府准备在此方向上一共拨款70亿美元。而相比之下,美国政府2015年只为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拨款11亿美元。而且特朗普打算将人工智能课题的科研预算削减10%。卡特认为,在该领域的国家拨款应该增加,而不是减少。

国防部工作的组织本身是另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您大概已经厌倦了“信息时代的急剧变化”这种陈词滥调。确实,变化是急剧的。而且变化是如此急剧,以至于国防部的旧的工作模式——包括提前一年编制预算、招标、接触秘密信息审批、官僚主义的繁琐手续——为国家安全带来很大的风险。

在中国,“军民融合”正在成为一个选项。在其框架内来自国防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们与主要的商业公司共同研发产品。美国也有此类机制:国防创新试验单元(DIUx)、In-Q-Tel公司。但与旧的官僚主义做法相比,这些计划的规模很小。卡特要求尽可能提高国防部做出反应的灵活性和速度,以在各方面都不能输给目前的黑客公司。

武装力量还需要重视像四轴飞行器或谷歌地图这样的 “两用技术”。“目前,大部分大众化技术在理论上都可用于军事用途……”

“可能不仅是我们能获得未来最先进的技术,但我们可以尝试比我们的对手更快地掌握和使用新技术。”

因为先进技术将更快地出现在“谷歌”和“脸书”公司里,而不是军事试验室里,卡特建议在研发领域选择激励性措施,而不是限制性措施。设置障碍很可能会通过对业已形成的创新经济体系产生不良效应而损害国家安全。

此外,战略的态度要求在教育领域采取主动。卡特指出,中国扩大与人工智能有关的教育计划是成功的关键点。美国也需要增加对其院校的投资。国防学说需要以教育战略为支撑。

我觉得威廉·卡特对“大数据”、海量的社交网络和软件用户个人信息的态度十分重要。他认为这是开发人工智能技术过程中的关键资源,再宽泛一点,是保障国防力的关键资源。卡特十分严肃地看待美国和中国公司的用户数据库的数量和质量数据。

我有很大的把握相信,谷歌公司和亚马逊公司的领导人目前还不大关心用户数据的“国防潜力”。但是我有更大的把握相信,卡特的观点将逐渐进入军方的计划文件,进入试验性方案,进入强力部门的工作实践。

这是军备竞赛,在这场军备竞赛中应该全力以赴去努力超过对手。

JHJKHDFGFG1 发表于  2018-09-13 15:02:57 34字 ( 0/148)

下注的时候想清楚,别搞得有今天。。。。。。嘿嘿,没明天的。。。。。。

本文原载于俄罗斯“小问题”博客网2018年2月7日,原文标题为Гонка вооружений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文章援引得到美国国会重视的一份关于中国军事战略的专家报告,描述了美中当前军备竞赛态势,双方的优势和问题,重点指出了中国的军事战略和军事技术的发展重点,文中的观点皆出自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研究报告,不是本文作者的观点,请读者朋友注意甄别。

文章编译如下:

日前,美国国会下院的一个国防委员会听取了一份非常有意思的重要报告。这份报告的标题为《追求新的指数技术的中国》,主要内容是关于未来的战争——取决于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中国——的潜力。

报告的作者,CSIS专家威廉·卡特认为,在美苏对抗时期,美国曾两次成功地一马当先。第一次是在1950年代初:通过在核力量领域取得较大的优势,弥补了当时其常规军队相对于苏联的劣势。

美国第二次取得领先是在1970年代,是与美国研发高精度弹药、“隐身”技术和新一代侦察与通信卫星联系在一起的。

卡特认为,这两次美国都获得了成功,因为美国自己在这两次军备竞赛中提出了目标。对手甚至没有意识到需要追求什么目标,并且投入资金的那些方向输给了美国的新一代武器。

时间永不停步,新的世纪要求研发下一代军事优势装备。

2014年,美国国防部正式宣布这一目标,列举像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小型化、万物互联、量子计算这些方向。但宣布的计划却很少:在国防部保守、迟缓的官僚主义机器中实施计划可能需要不确定的漫长时间。而军备竞赛中的新对手行动迅速而坚决。

卡特认为,最后,竞争形势正在向相反方向发展:中国正在取得主动权,而美国有变成追赶者的危险。

“中国把进攻性网络武器、反卫星武器、电子武器和高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视为中国军队在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取得胜利的关键……”

“中国军队想必认为,美军在“信息领域”受到第一次打击时非常脆弱……美国可能有更多的航空母舰、坦克和导弹,但如果没有数据和通信,这些系统有很多将会效能低下甚至丧失战斗力。

中国的军事战略家们用一句话描述美军的‘阿喀琉斯之踵’:‘没有卫星就无法战斗’。”

“中国显示出能严重妨碍、损坏甚至摧毁美军所依赖的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的能力。中国试验了一系列反卫星武器,包括地面动能装置、定向能武器、压制装置和假信号装置,以及为破坏或摧毁其他卫星而设计的歼击卫星……”

特别是,中国认为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机是长期经济和军事竞争力的基础……”美国与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正在并驾齐驱地竞争”。

如果说卡特暂时认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在美国这边,那么中国在量子计算领域可能已经领先。

一些实干家警告说,中国正在这一方向上付出大得多的努力,这些努力正在产生具体成果。物理学家M·拉弗斯特一针见血地说,“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的科学家更优秀。很简单,当他们说‘我们需要许多钱来做这件事’的时候,啪!钱就来了。”即使拉弗斯特说得有错误,错误也很小。去年中国宣布在合肥建设世界上最大的量子计算中心,投资总额为120亿美元,需时两年半。

让我们回到军事战略上来。

威廉·卡特认为,在网络战中首先打击的优势非常大。美国的首要目标应是加强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以使敌人的第一次打击不会给其带来在核对抗和常规对抗领域的优势。

他们的技术是否‘像我们的一样好’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使我们的‘军事’手段”变得无效就足够了。”

“‘目标’是开发和展示我们在‘困难’局势中的行动能力。我们需要在得不到数据和技术的‘模拟状态’下重新训练我们的军人。我们需要确认,国防部采购的每种新系统或平台都能在不能访问航天基础设施的情况下仍能发挥基本功能,而不是采购在有通信时极为有效,但在‘困难’形势下根本无法工作的系统。”

在太空领域,卡特建议推进将商业卫星用于军事用途的能力,并转向用大量更廉价的卫星组建“星座”。此外,“研发地面备份和后备信道,以使我们不完全依赖太空也很重要”。

“中国国家战略的目标是从目前的‘信息化战争’转向‘智能化战争’。其在智能化战争中取得优势的战略是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技术、增强和虚拟现实及机器人技术的关键商业领域取得优势。”

“中国明白,军事技术不存在于真空中。它是包括私人部门和国家部门的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在数字时代实际上所有的技术突破在理论上都有‘双重用途’。”

卡特从国防的角度高度评价中国工业部门有计划的制度。他以微电子技术为例:2014年中国公布了该部门的发展计划,三年间投资就超过200亿美元,结果中国集成电路制造商的竞争力有了显著提高。

这个数字与美国的开支相比如何?2013-2016年,电子和通信领域每年国防订货为400-500亿美元。其中科研费大约60亿美元。

顺便说一句,俄罗斯2012年也制定了自己的无线电电子技术发展计划,却没有取得出色的成果。原因何在?可能是因为俄罗斯最近三年为此一共只投资了390亿卢布,约合6.5亿美元。

在这场新的军备竞赛中俄罗斯处于什么位置?那么列举的数字清楚地说明了它的位置。因为军备竞赛耗资巨大,只有最强大的经济体才能承受得起军备竞赛。

尽管工业领域的国家计划有很多优势,但卡特不认为它是一种理想的体制,并且认为没有必要模仿中国的做法。因为后者可能严重扭曲资金分配,导致开支效率低下。

我们以合肥量子计算中心为例。中国一些科学家抱怨,由于这个中心,许多方向失去了拨款。如果项目名称中没有“量子”一词就很难得到资助。终究应该明白,中国预算中的巨量资金不是无限的,国家领导层需要安排好优先方向。

卡特对国家投资科研工作的战略意义提出了警告。商业研发聚焦于能确保快速带来效益的项目。基础研究可能需要二十、三十年甚至更久才能收回成本,但它具有革命性。

在中国,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甚至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湘潭市和天津市政府准备在此方向上一共拨款70亿美元。而相比之下,美国政府2015年只为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拨款11亿美元。而且特朗普打算将人工智能课题的科研预算削减10%。卡特认为,在该领域的国家拨款应该增加,而不是减少。

国防部工作的组织本身是另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您大概已经厌倦了“信息时代的急剧变化”这种陈词滥调。确实,变化是急剧的。而且变化是如此急剧,以至于国防部的旧的工作模式——包括提前一年编制预算、招标、接触秘密信息审批、官僚主义的繁琐手续——为国家安全带来很大的风险。

在中国,“军民融合”正在成为一个选项。在其框架内来自国防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们与主要的商业公司共同研发产品。美国也有此类机制:国防创新试验单元(DIUx)、In-Q-Tel公司。但与旧的官僚主义做法相比,这些计划的规模很小。卡特要求尽可能提高国防部做出反应的灵活性和速度,以在各方面都不能输给目前的黑客公司。

武装力量还需要重视像四轴飞行器或谷歌地图这样的 “两用技术”。“目前,大部分大众化技术在理论上都可用于军事用途……”

“可能不仅是我们能获得未来最先进的技术,但我们可以尝试比我们的对手更快地掌握和使用新技术。”

因为先进技术将更快地出现在“谷歌”和“脸书”公司里,而不是军事试验室里,卡特建议在研发领域选择激励性措施,而不是限制性措施。设置障碍很可能会通过对业已形成的创新经济体系产生不良效应而损害国家安全。

此外,战略的态度要求在教育领域采取主动。卡特指出,中国扩大与人工智能有关的教育计划是成功的关键点。美国也需要增加对其院校的投资。国防学说需要以教育战略为支撑。

我觉得威廉·卡特对“大数据”、海量的社交网络和软件用户个人信息的态度十分重要。他认为这是开发人工智能技术过程中的关键资源,再宽泛一点,是保障国防力的关键资源。卡特十分严肃地看待美国和中国公司的用户数据库的数量和质量数据。

我有很大的把握相信,谷歌公司和亚马逊公司的领导人目前还不大关心用户数据的“国防潜力”。但是我有更大的把握相信,卡特的观点将逐渐进入军方的计划文件,进入试验性方案,进入强力部门的工作实践。

这是军备竞赛,在这场军备竞赛中应该全力以赴去努力超过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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