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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乡亲 发表于  2019-01-12 15:03:19 82262字 ( 0/25050)

建国七十年历史回顾: 六七十年代人民生活的显著变化

建国七十年历史回顾: 七十年代人民生活的显著变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国实现工业化和对农业生产条件进行全面改造的关键时期,国家在基础建设和长远效益上投放多、发展步子大,可想而知在改善人民生活上投入不会很大。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在起步发展时所必经的一个阶段。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共产党不关心人民生活,或者说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人民生活没有改善和提高。有些人在讲六七十年代人民生活时,总是说“长期没有变化”、“普遍贫穷”,统统是“挨饿”、“吃不饱饭”的年代。历史似乎成了可以被人任意扭曲、涂抹的面团。

而事实恰恰相反,那段时期人民生活的变化仍是显著的。

1、从总体上实现了温饱

的确,新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普遍贫穷”、人们“吃不饱饭”、“挨饿”的年代,那主要是“三年困难时期”的事情;而决不能概括整个六、七十年代的人民生活状况。事实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后,毛主席和党中央更加重视农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排,因而在三年国民经济调整之后形势就很快好转,城乡居民吃不饱饭、挨饿的状况逐渐消失。到1965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19452万吨,比1960年增加了5000多万吨,接近了1957年的历史最高水平。其他农产品如棉花、油菜、甘蔗、考烟等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大大超过了1957年。其中棉花总产量达4195万担,比1957年增长了22%;猪肉、羊肉、蔬菜等副食供应增长30%以上。1965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657亿元,比1957年增长28% 。(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下,第235-236页,山东人民出版社)当时市场供应显著改善,城乡生活大大好转,被称为六十年代中期的好时期。难道有谁记得在那时生活仍处于“饥荒挨饿”状态吗?

此后不久,即1966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人们知道,“文革”初期,全国对“大串连”的红卫兵实行乘车、吃饭、住宿等不要钱。红卫兵无论到了哪里,只凭一纸介绍信当地的接待站就安排吃饭、住宿。当时谁见到过城乡有挨饿、吃不饱饭的情况吗?这说明当时的吃饭问题已不是困难的事情。

那么在“文革”十多年间,人民生活水平究竟是下降了还是继续提高了呢?

其实,事情很简单,任何人都可以拿七十年代的状况与“文革”前的1965年相比,生活状况究竟是好起来了还是更差了?这个问题对于每一个神经正常的人来说都是能够做出正确回答的。

根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197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6642.3亿斤,比1965年的3890.5亿斤增长71%,全国人均占有粮食达到684斤,超过了历史上最高水平,甚至比改革至今的2003(人均670)还高,粮食达到了高度自给。1979年全国猪牛羊肉产量1062.4万吨,比1957年增长266.59% 。这说明食品短缺问题已经初步有所解决,绝大多数人实现了温饱,中国从总体上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

根据国标上普遍接受的标准,(由日本经济学家小岛丽逸首先提出)一个国家人均拥有粮食低于250公斤,为饥饿状态;超过300公斤为“吃饱主食的状态”,即温饱状态;而超过350公斤为“肉类酒类消费状态”。据此标准,我国1949年人均拥有粮食209公斤,即处于饥饿状态;1956年人均307公斤,开始进入温饱;“三年困难时期”又进入饥饿;1973年人均拥有粮食300公斤以上,又进入温饱状态;而到1979年,人均达到342公斤,不仅进入稳定温饱,而且开始向“肉类酒类消费”即提高生活质量阶段前进。以此标准,也可以说明中国的吃饭问题已经解决。

另据国际组织关于世界各国人均食品消费量统计所提供的数据,1979年中国人均实际消费的粮食、猪肉数量分别是185公斤、10公斤,而当时居于亚洲富国行列的日本这两项消费数量分别是126公斤、13公斤,韩国分别是206公斤、7公斤,菲律宾分别是122公斤、7公斤等。从这种比较中明显看出,七十年代末中国在基本食品消费量上已与日、韩两国相差不大,(差别在生活质量上)在亚洲处于前列;而明显高出当时的印度(人均粮食消费153公斤)等国。

邓小平在1982年说:“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了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5页。)邓小平这话讲于农村改革、分田到户之前,应是对新中国前三十多年的一个客观表达。

2、农民收入不断增长

改革开放之后,主流媒体大肆宣传毛泽东时代的所谓“普遍贫穷”。 称: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仅有133.6元。有人还经常例举当时的农村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工值仅一、两角钱,有的生产队社员收入甚至是负数。如果照此说法,在今天看来连喝自来水的钱都不够,更莫说吃饭穿衣,那么当时的人们岂不早就饿死、冻死了,而又焉能个个活到现在,并且人人得到健康地成长?全国人口还增加了几亿,人均寿命增加了十多岁,没有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盖不起房的?

这岂不是充分说明了主流宣传报道的虚假和荒诞不经,公知们对中国农村的实际是何等愚昧无知!

农村自从六十年代初贯彻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60条》)以来,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家庭饲养等到1965年之后经营已十分稳定。自留地、自留山、小片开荒地加起来每人面积约有二、三分地,产品完全归家庭所有。"文革"期间,虽然在政治思想上批判"三自一包""资本主义" 但在政策上仍然贯彻公社《条例》的规定,并未取消社员的家庭经济和副业,城乡的集市贸易、农贸市场等形式的自由市场始终存在。包括全国的各大城市全都有其划定的以经销农产品为主的自由市场区。1978年全国仅农村集市就达36000个。尤其是到了七十年代,社员的自留地经营普遍很好,家庭副业和家庭饲养、自由贸易也逐渐发展。其产品除部分自用外,有些就拿到城乡自由市场去出售,这大大补充和丰富了城乡居民的生活。那时生产队社员们在参加集体劳动之外,其他的经济活动还不少。除了经营自留地、村头荒外,还有家庭饲养、家庭副业、宅院种植,农闲时搞点短途贩运、编筐织蓆、捕鱼捞虾等。这部分収入按照当时统计部门的数字,约占社员家庭总收入的36%-40% 。但在实际上要多于这个数字。而现在有些人讲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收入,只讲从集体经济中分配的部分,而不讲自留地、家庭副业等方面的收入,似乎是把当时的增长数字贬得越低越好,其做法令人卑视!

人们知道,人民公社时期的经济是以计划为主导的产品经济,社队根据生产、生活的实际及其对产品的需要而安排生产,干部社员所想的主要是多生产产品、提高产量,不断满足集体发展和社员生活的需要。头脑中是全然没有什么“产值”、“利润”、“GDP”这类概念的,也没有“赚钱发财”的意识。生产资料的配置、产品的分配大多是实物形式,计价很低、甚至不计价。因此以价值、货币形式体现的经济、生活发展数字是远不能反映出其真实情况的。

例如,生产队内部对社员的分配,粮食只有几分钱一斤,而且还要去潮去杂折算。鲜地瓜、花生、萝卜等去泥计算。六七十年代北方种地瓜较多,按照粮食部门规定,地瓜干每三斤折一斤标准粮,而生产队分配给社员的鲜地瓜又每四斤折一斤地瓜干。这就是说每十多斤鲜地瓜才折算一斤标准粮。因此社员家分的地瓜一直保存到第二年春末才吃完。另外,生产队分给社员的土豆、南瓜、萝卜丶大白菜及其他蔬菜瓜果,分配时经常连称也不过,就是按堆估或按筐量,例如一筐茄子,少说也有20,作价也就一两角钱。还有秸秆、柴草、壳皮之类一般就不进入统计之中了。谁如果真把生产队的分配统计清楚那是十分困难的!

现在农村的各种作物的秸秆、柴草、树枝之类成为一种难以处置的废物,对环境造成很大污染。但在当时它却是农民的一项重要生活资源,全年的牲畜饲料、烧材、取暖全靠它。每年冬季或春季,即使普通的麦秸、豆秸、树枝,如果运到集市上,每百公斤就能卖到五、六元。别看这五、六元,它能解决一个普通家庭大半年的油盐酱醋和零星开销。那是真正的节约经济、绿色经济!

当然,在某些从城市下乡的“知青”的体验中,农村生活始终是苦,这说明城市生活比农村好得多。在当时农村,大多农民吃的是窝窝头,喝的是玉米粥,就的是瓜菜罗卜,而只有在过节、待客时才能吃上白馍和鱼、肉,然而他们却不知道这已经是解放前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了。在旧社会,即使一般的地主家庭,也不会常年吃上白馍和肉菜!

3、就业人数大量增加

关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仅从职工的工资高低是不能完全说明的,还必须考虑就业和物价情况,以及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救济等多种因素。

“文革”期间,虽然职工十年没有增加工资,但那时国家采取广泛就业的方针,职工人数却大大增加。由于当时全国工业、交通等事业发展很快,新建企业很多,因而增加的新职工特别多。据统计,从1966年到1977年全民、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共新增3915万人。到1978年,仅“三线”地区职工人数就从1965年的325.65万达到了1129.5万,是原来的3.47倍。全国职工人数则达到近1亿人(9967万人,其中全民和集体分别是7693万、2274万),比1966年增长70% 。“文革”前入校的大、中专生(“老五届”)一百多万人,在1968年后全部分配工作,还有全部退伍军人、部分城市青年等都安排了工作。1971年党中央和国务院通知,对全国1340万职工提高工资(占全国职工总人数的28%),一次增加工资总额11亿元左右,同时还将符合条件的600多万临时工转为正式工。例如上海市19651976年职工(全民、集体)人数就由272.13万人增至399.27万人,增长47% 1977-1979年全国安置就业人口达750万人。这种就业速度大大超过了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由于就业人数大量增加,因而全国工资总额大幅度增长。19661978年全国工资总额就由296亿元增加到568.9亿元,增长92% 。这就意味着有大量的家庭收入增加了。“文革”刚结束,197710月即给全国60%多的职工增加了工资,成为建国以来增加工资总额和人数最多的一次。这难道不是出自“文革”期间的生产积蓄吗?

人们知道,在改革之前城镇大多数干部、职工每月工资就四五十元。在当时物价和供应制度下,这四五十元的收入水平,却能够养得起全家大小四五口人的生活,并且无有看病、孩子上学等之忧。如果拿在今天,即使每月两三千元的收入恐怕也保障不了一个四五口之家的温饱,更且莫说供家人看病、孩子上学、买房等问题了!

4、食品供应逐渐丰富

那时期,国家对非农业人口的主要生活必须品,如面粉、肉、油、糖等都实行按人凭票供应的办法。在七十年代后期,城镇居民吃粮供应是每月28斤,而体力劳动岗位上的职工是35斤,均系面粉。其中粗、细粮各占一半。这从数量上基本上能满足多数家庭的需要。

现在有人经常以当时的凭票供应办法为根据,说明那时的生活困难。这种看法是偏颇的。凭票供应是当时经济条件下为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而采取的一种科学合理的供应方式,也是体现社会公平分配、避免特权和不均、防止任何人多吃多占的有效措施。凡是凭票供应的物品,价格都很低,那是因为包含着国家的补贴,具有很大免费供应的成份,体现着对广大普通群众生活的关心。当然,凭票供应对有些家庭来说是有数量不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就是限制了人们的消费。因为,如有不足,还可以到自由市场上去购买。当时国家实行的就是两种供应渠道。自由市场上的商品比国家供应的物品虽然价格高一些,例如,小麦、大米每斤在二、三角之间,肉每斤在1元左右,鸡蛋每斤五、六角等,但都是正常的市场价格,而且数量充足,可任意挑选,更无需排队。到了七十年代后期,由于全国农产品和畜牧、水产品产量逐渐增加,城乡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也逐渐丰富,市民已明显感到生活有宽余。大多数家庭都有些积蓄的粮票和粮本购粮计划,户存上百丶数百斤的亦不在少数。这直接导致八十年代粮油等票证的取消。

在七十年代,虽然粮、煤、油、肉等主要生活品凭票供应,但在大多数地区蔬菜类却是不凭票的。其供应渠道有国营蔬菜公司和自由市场两种。而且价格也很低,普通蔬菜如白菜、萝卜、茄子、黄瓜等每斤只有两分钱。各地政府为保障城镇居民的蔬菜供应,在城镇周边都划有专门的“菜农生产队”,每年下达蔬菜生产计划,并给予生产扶持。每到秋冬之际,蔬菜公司都调拨大量越冬菜分配给各单位,如白菜、萝卜、大葱等,职工每户都分得上百斤,以供越冬储存。另外很多机关、学校、工厂还利用闲散土地自己种菜,以解决本单位职工吃菜问题等。从那时过来的人们谁记得有什么“吃菜贵、吃菜难”的事情吗?

5、服装和家庭用品的变化

由于代人口的迅速增,人民的穿衣问题仅靠棉花等农产品的增是无法解的。世界各积极发展化学纤维。早在建之初的1957年和大跃进时期,我就在北恢了安纤厂和安人造丝厂,又成套引胶长丝建立了保定化纤厂,引龙丝建立了北京合成纤维实验厂建了中。六十年代初,又建了南京化纤厂、新纤厂等一批粘1963年,我了日本的相设备,建立了北京纶厂1965年笫一个纶厂投产。之后十多年中又在全“翻版”建立了九家万吨级纶厂。在六七十年代,由于中石油工迅速崛起,石油到自有余,大大推了化工、化展。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重下,中、人造棉纺织业在七十年代异军突起。尤其是自1972年的“四三方案”始,又分批从国外引多套化纺织新技术设备。新建了上海金山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四川天然气维纶厂、天津石油化纤厂多新的化基地。化纤产197932.6,比1965年增550.7%这样就使中展棉布生的同,各人造棉、涤纶、“的确良”之品、针织品、服装等量迅速增大量投入市这类产品在售中行完全放,不凭票供。到七十年代后期,城居民的棉布供量也增至人均20多尺(每年),家庭中大人、童均起量基本上用。全棉布1979121.5亿米,比1965年增93.5%这样到八十年代初全就正式取消了布票,志着城人民的穿衣问题基本解

在七十年代其他用品的供也逐增加。1979年社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16%。据当时调查村每百家庭有的自行缝纫机、收音机和表的量分别达3623台、26台和55只,比上年增加分16.1%15.0%44.4%5.8%。其中有凭票供的,又有市平价的。城居民实际拥有的量都比1966年前成倍增多。

 

6、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广泛实施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和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但是城乡居民有病看不起、孩子没钱上学的现象反而增加了,有些家庭因此而负债累累,出现“一人得病,全家返贫,几代人还债”的现象。个别地区甚至出现农民靠卖血维持开支的事情。在议论这个问题时,人们不得不承认六七十年代中国在社会保障亊业上的宝贵经验。

早在六十年代,学校教育就普及了初中,并且实行全民义务教育。各类学校的学杂费、书费低得无法想象。中小学的费用全部加起来每学期不过2元。大、中学生在校生活费每月只需810元,学校无有任何收费现象。学生在校还享受公费医疗。其中家庭有困难的,还发助学金、减免学杂费等。很少有孩子不能上学的。

为了解决广大农民的看病问题,党中央提出把卫生医疗的重点放在农村,大力推进合作医疗制度。1969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药品全面大降价,一次降价幅度就达37%。那时社员看病花钱很少,一般小病就是花几角钱。到1978年,全国有五万多个人民公社建立了卫生院,有82%的生产大队建立了合作医疗站,初步形成了从县、公社到大队的三级医疗卫生制度。为了加强农村医疗,大批城市医生下放到农村,大、中专毕业生分配都面向农村。各地共培养“赤脚医生”160多万,这大大加强了农村的卫生防疫工作,有许多寄生虫、传染病被消灭。1977年全国人均寿命已达66岁,比1949年提高了31岁。

那时期党和政府虽然不让“少数人富起来”,但对于困难群体和灾区的扶助、救济措施却是非常强有力的。不论发生什么样的困难都能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例如像发生唐山大地震那样的特大灾难,几十万受灾人口没有出现一人挨饿、受冻和流离失所的现象。

无论就生产条件改善、生产力发展还是农产品产量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各方面来看,七十年代都大大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是农业发展最快、最好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农业从肩挑人抬、人拉犁子、用铣剜地的状况到拖拉机田间跑、电动机、柴油机普遍使用;从土地坑洼不平、旱涝灾害频发、靠天吃饭到畦田成片、普遍用水灌溉、每人一亩稳产高产田;从饥荒、挨饿到大多数人达到温饱,初步建成一个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没有失业、没有后顾之忧的社会,这完全是上了一个历史大台阶。

事实清楚说明,建国初期的三十年,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走过的一段最艰巨豪迈的路程,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一个时期。那时人民生活虽然没有达到小康,更无人富裕,但那一代人却为实现这一目标铺平了现成的道路,他们的历史奉献无有人能与之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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