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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评制.blog 发表于  2018-07-11 14:07:57 16477字 ( 0/400)

普评制点评毛泽东重塑了一个民族的性格

普评制点评毛泽东重塑了一个民族的性格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都是老生常谈,另外,还有一句老生常谈:
在老百姓没有评判罢免权的情况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有可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可能出,而且是层出不穷!没有这么多鲜活的例证加以证明,你们说,我这老生常谈还能谈得下去吗?!!!可是,这鲜活的例证又是多么的令人痛心疾首啊!本不想多谈,但又不能不说。我一个退休老工人,仅仅是希望有一天,关键的少数能够看到、理解、落实这些老生常谈,救民众于水火。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下面请看


                      毛泽东重塑了一个民族的性格
                                         辛若水
    
                         (一)深远地影响

    毛泽东的影响,确实是深远的。虽然许多人力图淡化他的影响,淡化他的一切;但是,越来越多地人认识到了他的价值,他的意义。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上,只有毛泽东,才真正称得上伟大。如果毛泽东都不是伟大的,那其他人,恐怕用显微镜都看不到的。当然,一些人所以有意地淡化毛泽东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文革。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文革是我们这个民族集体的精神自杀。但是,这种集体的精神自杀,并不是为了灭亡,而是要向涅槃的凤凰那样,浴火重生。文革确实是在引火烧身;就是毛泽东自己,都报着粉身碎骨的态度。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彻底地否定了文革,文革的矛头所向,也就变得模糊了。实际上,文革的矛头所向,应该永远地模糊下去,直到什么也看不见,才好呢。但是,现实的发展,让文革的矛头所向,重新变得清晰起来。我不知道这是历史的大幸,还是大不幸。现在,人们终于知道,文革是向官僚主义开战的。有的人讲,官方是永远不会肯定文革的,因为文革就是针对着官老爷的。其实,这样讲,并不对。因为同是官方,也是不一样的。毛泽东时代的官方,从牙缝里都没有露出否定文革的意思。因为否定文革,就意味着否定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所以,毛泽东的继承者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两个凡是”,自然显得愚执、可笑;但是,正是这种愚执、可笑在捍卫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然而,历史是说不清的。毛泽东的文革之路,在他作古之后,是走不下去的。我们可以说,历史需要变革,需要告别专制,需要告别愚昧,需要走到光明的大道上去。那就让历史去选择自己的路线吧;而我们则要以历史的态度去对待整个的毛泽东时代,尤其十年文革。实际上,人们对十年文革的否定,是非常匆忙的。一方面,那个时代的创伤,没有往深处挖;另一方面,对毛泽东的“三七”开,只是一种理论,并没有成为信仰。就是最偏执的人,也会认为“三七”开是非常公允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只有毛泽东思想成为了一种信仰;而信仰又是没有法子“三七”开的。所以一旦毛泽东被“三七”开,那么,这种信仰就会变得黯淡。在真诚的信仰者,“三七”开没有丝毫的作用;相反,“三七”开本身,会被理解为别有用心。其实,评价毛泽东的问题,是非常棘手的,稍不留神,就会满手是血。匆匆地做一个结论,也许能安抚一时的人心,但却很难堵住后世的悠悠之口。“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评价伟大的历史人物,也许是需要资格的。如果评价者的人格远在被评价的对象之下,就会使评价本身变得毫无意义。歌德不是讲过么:为愚蠢的人们赞赏,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那为愚蠢的人所诋毁,又是怎样的感觉呢?在我想来,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是搁置的好。因为我们现在对文革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在人们连真相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又怎样评价呢?也许,文革真的关系着千秋功罪。文革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影响太大了。我们现在虽然回避这种影响,但是,并不因为我们的回避,就不存在。在毛泽东看来,文革是他一生最伟大的事业,从他的政治遗嘱中,就可以看出来。毛泽东说过,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都会去掉,最终只剩一个“teacher”,即教员。是的,在改革开放中,人们确实把毛泽东当做了教员,只不过加了“反面”二字。但是,现在,许多人认识到,这是一种冤枉。因为现实的发展,已经让反面教员具有了正面的意义。毛泽东虽然不是红学家,但对《红楼梦》有着极深的研究,他讲《红楼梦》的总纲就是第四回,“护官符”。现在来看,这个观点,意义太大了。毛泽东讲过,做了大官,就要保护大官的利益,这正是古代所谓的“官官相护”啊。其实,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向官僚主义开战的。在毛泽东眼里,腐败的官僚,已经不是人民的一员,而成为了官僚阶级,即特权阶层。毛泽东是想用自下而上的群众革命,打跨官僚阶级。但是,他无可避免地失败了。所以,我们现在讲毛泽东的影响,似乎只能从文化上讲。而在文化上,毛泽东确实重塑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
 
(二)华夏民族的文化性格

    既然讲毛泽东重塑了一个民族的性格,那就先看一下,我们这个民族原本的文化性格是什么。可以说,华夏民族的文化性格,是由儒、道、释三家共同塑造的,在两千余年的封建史上,儒家文化成为官方文化、中国文化的主流。这是基本的事实,那么,儒家文化对我们民族性格的形成,有哪些影响呢?也就是说儒家文化塑造了我们民族文化性格的哪些方面呢?实际上,儒家文化主要塑造了我们民族温柔敦厚的性格。我们知道,“儒者,柔也”;既然是柔,那就不是剑拔弩张,而是温柔敦厚。温柔敦厚是儒家的诗教。儒家的诗教让每个人都思无邪,都那么温良恭俭让。也可以说,温柔敦厚,是真正文明人的性格。真正优秀的文明、文化,都会让人变得温柔敦厚,变得文雅。而与文明相对的,就是野蛮。在文明人眼里,那自然粗鄙得紧;但是,温柔敦厚的文明人,往往为不怎么有文化的野蛮人所击败。这又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野蛮人虽然不那文雅,但却有原始的生命力在。而文明人呢,虽然温柔敦厚,但恰恰失掉了这种原始的生命力。也就是说,儒家文化所塑造的温柔敦厚的性格,是有极大的缺陷的,并且这极大的缺陷,可以成为致命的。李泽厚先生曾经提出过儒道互补,即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看似相反,实则相成,共同塑造了我们民族的文化性格。那么,道家文化塑造了我们民族文化性格的哪些方面呢?我觉得,它主要塑造了我们任性逍遥的性格。当然,这种性格,主要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上;但,对普通的民众,影响也很大。不是有人讲么?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得意的时候,是儒家;在失意的时候,则是道家。儒家虽然温柔敦厚,但还是积极进取的;道家呢,虽然任性逍遥,但更热衷于激流勇退,不敢为天下先。很长一段时间,道家文化是被人指责的,因为它消极,不思进取,对世事冷淡,泰山崩,黄河溢,而那些道家的隐士们,都目不见,耳不闻。诚然,道家有消极的一面;但是,它同样有积极的一面,譬如“无为而无不为”,并不是什么也不作为,而是通过“不作为”的方式来“作为”。道家的阴柔与儒家的温柔敦厚,也是有许多相似的,可以说都是文明的产物。另外,道家最为宝贵的方面,就是保持了个体的精神自由,譬如“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个体的精神自由,对知识分子来讲,是最为紧要的。但是,我们的儒家文化,似乎只注重人格的独立;而只有道家,才充分展开了精神的自由。温柔敦厚,任性逍遥,构成了我们民族性格非常完美的一面,但是,这种完美,却隐藏着巨大的缺陷。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也参予了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塑造。佛家文化,应该说是与中国本土文化异质的文化。它强调人生皆苦,人生的目的不过为了最终的解脱;它虽然也有救世度人的一面,但总的来讲却是出世的、超越的。当然,任何文化要想在中国生根发芽,必然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佛教中国化,所诞生的就是禅宗。原来佛教的精义,早已失尽,但是禅宗却兴旺发达起来。可以说中国化的佛教,即禅宗,主要塑造了我们民族文化性格虚幻空灵的一面。人都是要归于幻化的,既然如此,执著现世,便不免有许多悖谬。如果在美学上讲,虚幻空灵自然具有极大的意义;但若施之现实人生,恐怕还是消极面居多。总的来讲,儒道释三家文化主要塑造了华夏民族温柔敦厚、任性逍遥、虚幻空灵的性格。把温柔敦厚、任性逍遥、虚幻空灵统一起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和谐”了。但是,和谐的文化性格有太大的缺陷了。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根源于这种和谐的文化性格,而中国要走出屈辱的历史,也只有重塑这种和谐的性格。那么,又怎样重塑我们民族的文化性格呢?我们知道,与和谐相对立的就是斗争。也就是说,斗争哲学可以重塑我们民族的性格。而毛泽东的哲学,恰恰就是斗争哲学,仿佛正是斗争哲学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实际上,这是很深的误解。是斗争哲学重塑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是斗争哲学改变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我们即便做不到“吃水不忘打井人”,也不应该诋毁过去的历史啊。
 
(三)所谓的斗争哲学

    我们现在自然不喜欢斗争哲学了。我们早已厌倦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们总觉得,还是和谐的好。但是,讲和谐的哲学是需要条件的;而我们现在在恰恰具备了这个条件,即太平盛世。但是,孕育斗争哲学的并不是太平盛世,而民族生存的激流险关。如果在民族生存的激流险关,还在那里讲和谐,那就只有挨打的份儿了。我说过的,华夏民族的性格是由儒、道、释三家共同塑造的。所谓的温柔敦厚、任性逍遥、虚幻空灵,实际上就是一种和谐的性格,但是,这种和谐的性格,恰恰有致命的缺陷,因为它缺乏斗争的因素。中国在近代史上,所以倍受欺凌,和我们民族温柔敦厚的性格绝不是没有关系,所以,在民族生存的急流险关,我们需要的决不是温柔敦厚,而是拿起武器,起来斗争。我们讲毛泽东的斗争哲学重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实际上就是讲中国革命重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国革命的历程,是伴随着前仆后继的流血牺牲的。中国革命,改变我们民族温柔敦厚的性格,而把斗争的精神注入到我们这个民族灵魂的深处。从本质上讲,温柔敦厚这种性格,并没有什么不好,它反而是文明的标志;但是,这文明的标志,显得那么懦弱无刚,在外敌入侵面前,表现得那么软弱。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完全有必要改变我们民族的性格,不再那么懦弱,而是起来斗争。我觉得,毛泽东斗争哲学的意义也就在这里。那种“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精神,就是再过一万年,也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这个民族是追求和谐的;但是,这种对和谐的追求,并没有法子改变近代的屈辱。我们对人家讲和谐,人家却把屠刀架在我们的脖子上,而这个时候,就需要激发我们民族的血性了,正所谓“中国人民又岂能俯首对屠刀”。讲和谐,是需要条件的;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那只能换来屈辱甚至灭亡。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不也讲“大东亚共荣”吗?表面来看,也符合现在所谓“和谐”的哲学,但那是真正的和谐吗?那个时候,已经到了我们民族生存的最后关头,只能奋起抗争了。有人讲,要和平,就必须准备战争。同样地,要和谐,也要有斗争的准备。我们不能因为现在讲和谐了,就说斗争哲学一无是处了,恰恰相反,是斗争哲学造就了我们现在讲和谐的基础。天不怕,地不怕,敢于斗争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斗争哲学,基本应该肯定的。但是,当斗争哲学发挥到它的极致,也会带来许多不好、缺点。文革中,应该是最讲斗争哲学的时代吧。但是,那种斗争却成了人为的,于是便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不是时时处处都是好的,早就引起了人们的置疑。而我们现在讲和谐的哲学,实际上就是对斗争哲学的反拨。从本质上讲,斗争哲学属于二元论,总是要一方压倒一方,一方吃掉一方,也就是所谓的你死我活。但是,你死我活所造成的往往是同归于尽。所以,现在人们便讲,你活,我也活;大家互利共赢,又何必拼个你死我活呢?能认识到这一点,自然是由于时代的进步。原来的意识形态,已经改变了,当然这主要根源于经济基础的变革。讲和谐,并不是一件坏事情,相反,却非常得好,至于是不是好得不得了,还存在许多争议。但是,我更珍视斗争哲学在我们民族性格中所注入的斗争精神。讲和谐,就不准斗争,这样的道理是没有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斗争,是不行的。不去斗争,可能什么也得不到,许多时候,和谐也不过诱人的幌子。时代,从来就没有绝对完美的,也没有糟糕透顶的。我在想,斗争哲学是通过什么重塑了我们民族的性格。我刚才讲过,是中国革命;但是,被排除在中国革命之外的十年文革,所发挥的作用的似乎更大些。我们知道的,改变一个民族的性格是很难的。十年文革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如果去全盘否定斗争哲学,显然是不对的,那样做,甚至会引发对中国革命的否定。我们要做的也只是积极的扬弃斗争哲学。我们这个民族所要告诉世界的,决不只是我们拥有温柔敦厚的文化性格,我们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四)别样的圣贤

    在毛泽东心中的圣贤,和我们一般所谓的圣贤,大抵并不一样。我们所谓的圣贤,大抵一团和气,譬如孔夫子就是这个样子;而毛泽东心中的圣贤,是敢于斗争的,他把鲁迅视为现代中国的圣人,并称之为“鲁夫子”即是明证。我在研究鲁迅的时候讲,鲁迅哲学的灵魂,即是人类强权;而这和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并无二致。我们的问题是,究竟斗争哲学好,还是和谐的哲学好。孔子的哲学可以说是和谐的哲学,总是温良恭俭让;可以说,这种哲学塑造了我们民族温柔敦厚的性格。然而,我越来越觉得,这种温柔敦厚的性格,有太多的缺陷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充分展现了我们民族性格的缺陷,太温柔敦厚了,就很容易让人欺负。在民族生存的激流险关,我们所以沦入了做亡国奴的边缘,不正是因为温柔敦厚的性格么?所以,我们需要在温柔敦厚的性格中,融入敢于斗争的因素。所以,我认为斗争哲学并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只有敢于斗争,才有希望。如果只是畏畏缩缩,那就是死亡的道路。实际上,敢于斗争的人并不很多,有些人,即便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往往得过且过的。鲁迅形容中国人,有个说法,叫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其实,“哀其不幸”,不过一种人道主义情愫,而“怒其不争”才是灵魂所在。为什么不敢于起来抗争呢?这大抵根源于我们的民族性格。在儒家,有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讲什么“哀不而伤,怨而不怒”,“思无邪”;也正是这种诗教,把我们大多人培养成了顺民。所谓的顺民,不只奴在身,而且奴在心。有人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与奴隶主义。这大致不错的。专制的时代,最需要的就是顺民;而顺民的哲学就是奴隶主义。鲁迅先生不是讲么?中国就两个时代,一个是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一个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做奴隶不可得,这指的大抵是乱世;而做稳了奴隶呢,则是太平盛世了,中国历史,就是一治一乱;大家向往的自然是太平盛世,但那又不过了做稳了奴隶而已。那么,什么时候,才能摆脱做奴隶的地位呢;也就是说,什么时候,可以出现不同于做奴隶不可得的时代,亦迥异于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第三种别样的时代呢?也许,在人类的史前时期,只有把这第三种别样的时代,放在乌托邦里吧。我在想,孔夫子这样的圣贤,其全部学说,也大抵不过教人做稳奴隶吧。而毛泽东、鲁迅先生,他们的主义、思想,才是为了让人们起来做主人的。在以往的时代,主人翁意识提得非常响亮;可我们现在,已经满足于做打工仔了。因为我们很清楚,主人翁的意识虽然很重要,但是换不来钱。打工仔的地位,虽然不好,但毕竟可以糊口。让人做奴隶的学说,当然要披上温柔敦厚的外衣,但其内里却是凶残的;用鲁迅先生的说法就是“吃人”。但是,斗争哲学,却看透了儒家文化吃人的本质,所以它便讲“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就是造反有理”。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讲,儒家文化就是软刀子;我们知道,软刀子杀人不觉死。但是,斗争哲学却让人知道将死的痛苦,已死的悲哀,让人们起来反抗,争取生的前途。好听的话,谁都会讲。儒家哲学,那些好听的话,就是全无廉耻的人,都可以倒背如流。但是,这些哲学的花招,又有什么用呢?人们评价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并不看那些耍花招的哲学,而是看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真实,只有在这真实中,我们才可以发现真正的时代精神。在斗争的年代,儒家的哲学严重地贬值了。人们提到孔子,总说他是资产阶级的敲门砖。而我们现在呢,在大规模地祭孔,而孔子又成为了至圣先师,高巍巍地站在云端上。难道是以前的预言,成为了现实。我们总觉得以前的预言是荒谬的;但是,荒谬的东西为什么可以是我们今天的现实。作为现代圣人的鲁夫子,是远没有作为古代圣贤的孔夫子吃香的。孔夫子,在自己本心,恐怕是乐于做圣贤的;既然不能建功立业,退而求其次,做圣贤也蛮不错的。但是,在鲁迅,恐怕是不愿做圣贤的。而毛泽东呢,大抵更愿做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从圣贤的真实意义来讲,鲁迅、毛泽东大抵都算不上了,然而,也正因为算不上,所以他们超越了圣贤。
 
(五)重塑民族性格的意义

    我们现在几乎已经找不出毛泽东重塑民族的性格有什么意义了。因为毛泽东时代早就成为过去,而我们的民族也闯过了生存的激流险关,而现在则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我们觉得,用斗争哲学来重塑的民族性格并不怎么好。虽然当年共产主义中国用自己的傲慢,赢得了全世界的喝彩。但是,我们似乎并不喜欢当年的傲慢,也不喜欢当年的性格。我们似乎觉得温柔敦厚的性格并不错,我们就是要温柔似水的。也许,在和谐的世界里,温柔敦厚的性格更有魅力。虽然我们现在讲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但是,大家都很清楚,这和平与发展都是需要武力去捍卫的,也就是说建立在武力的基础之上。既然如此,那完全的温柔敦厚,就是不合适的;我们民族性格的深处需要斗争的精神,当然,我们现在所讲的斗争的精神,已经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毛泽东时代的讲的斗争,总是你死我活的;而我们现在的斗争,不是我吃掉你或者你吃掉我,而是促成和谐,达到双赢。现在人们对儒家文化的态度,和以前相比,不只是有所变化,简直是颠倒了个儿。人们不但不说儒家文化的错处,反倒对五四时代先贤们对儒家文化的批判,进行了质疑。难道儒家文化,就“吃人”两个字么?儒家文化有很多好的东西呢,譬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也”,这些都是精华嘛。可以说,这样的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然而,其根本的缺陷却是离开具体的历史背景,空谈学理。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儒家文化已经成为了主要的障碍,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从儒家文化中是开不出自由、民主的,而只有牢不可破的专制。而要打破这种专制的局面,给黑暗的古国带来光明,也只有采用激烈地反传统的方式。五四,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始,而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响彻云霄。对于打倒孔家店,我是认同的,因为打倒孔家店,就是打倒专制主义的灵魂。孔子的学说为专制主义所利用,这是历史的事实,更何况,专制主义并不外在于孔子的学说;也就是说专制主义就在孔子的学说之内。打倒孔家店,并没有打错;而我们现在堂而皇之的祭孔,也许,只能解释为历史的倒退。其实,许多时候,历史是不免倒退的,尤其在意识形态上。现在不是有所谓的国学热吗?我们的传统文化仿佛又要借尸还魂了。对于传统文化,我们有过太多的陶醉;这种陶醉本身,就是中毒的表现。而要解毒,也只有用现代的观点、方法,来改造传统文化。遮蔽传统文化黑暗的一面,是不对的;相反,我们应该看清它。对于传统文化,说到底,还是应该有一种理性的态度。一味地打倒固然不对,但毫无原则地继承也并不好。现在,人们总觉得传统文化就是好顶顶好;但太多人,对于传统文化,都是知之有限的;也许是说,所谓国学热、传统文化的复兴,夹杂着太多情绪性的东西。在我想来,什么热不热、复兴不复兴,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们最需要的是扎实的研究。为斗争哲学所重塑的民族性格,终于渐渐地消失不见;而我们又回复到了温柔敦厚的路上去了,也许要永远地温柔敦厚下去吧。那么,毛泽东重塑民族性格的努力还有意义吗?当然是有的。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讲过,“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文明其精神”,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含义很明显,我们要思考的是,他为什么用“野蛮其体魄”而不是“强健其体魄”。我觉得,“野蛮”是有一种原始的生命力在的。而我们民族的性格,是温柔敦厚的。在温柔敦厚的性格里,最缺乏的就是原始的生命力。改造中华民族温柔敦厚的性格,也许最紧要的就是注入这种原始的生命力吧。改造中国,改造社会,曾经是一种非常伟大的理想,但是,现在有的人却说,社会是可以改良的,甚至也可以改革的,但独独不能够改造。因为改造有一个前提,即这个社会一无是处,罪孽深重,然而,这说法何其的荒谬。如果以这样的观点,去看待历史,那许多伟大的历史事件都是可有可无的,许多伟大的理想,不懈地奋斗都是徒劳无功的。说实在的,我依然认同对社会,对人性的改造。也正因如此,我才讲毛泽东对中国文化最深远的影响,就是重塑了一个民族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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