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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向前 发表于  2017-10-12 10:00:02 8891字 ( 0/121)

古埃及人是黄帝后裔?晚清外交官的“埃及热”


中国与埃及,尽管历史上出现文明的时间很早,但是重洋相隔,数千年间,并未有直接交流见诸史册,且双方似也不甚了解对方的存在。中国人亲眼目见并记录埃及的古迹和古物,则要到晚清时期,中国使节梯山航海,方睹真容,其难度与今天买张地铁票就能看古埃及文物,难易不啻天壤之别。

国庆大假,朋友圈状态大抵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堵在高速公路百无聊赖,第二种是庆幸没有堵在高速公路但仍百无聊赖,第三种便是趁着假期做些有意义的活动,其中又以去展览场馆增广见闻者为多。

现今的展览场馆,随着策展、交通等水平的提高,真正营造出了一种不出城市而看遍天下古今的氛围。比如上海博物馆最近火爆的大英博物馆百物展,当然名为百物展,实际上却有101件展品,用以反映人类历史变迁。

大英博物馆百物展中,作为序幕的佘盆梅海特内棺。

其中作为000号展品放置在序厅之中的,则为埃及的佘盆梅海特内棺,足见展方对于古埃及文明的重视。

中国与埃及,尽管历史上出现文明的时间很早,但是重洋相隔,数千年间,并未有直接交流见诸史册,且双方似也不甚了解对方的存在。郑和下西洋,虽然途径摩加迪沙、蒙巴萨等非洲东海岸地区,却未履埃及地方。埃及作为国家和文明,载入汉文文献,要到西方传教士在明末清初向中国人介绍世界地理知识之际。

中国人亲眼目见并记录埃及的古迹和古物,则要到晚清时期,中国使节梯山航海,方睹真容,其难度与今天买张地铁票就能看古埃及文物,难易不啻天壤之别。

郭嵩焘:埃及文明不早于中华

同治年间,中国士人开始成规模地前往欧美,而西行的必经之路即是居印度洋与地中海之间的埃及。1866年斌椿出游时,苏伊士运河尚未浚通,中途必须换乘火车,期间乘便观览了金字塔。

斌椿发现金字塔墓道入口有“横石刻字”,虽然历经风霜,能辨识者仅二三成,但是还是可以判断其状“如古钟鼎文”。同行的张德彝也注意到了洞口的文字,不过在他看来,这篇“埃及文”更类似于“鸟篆”。

张德彝的这段金字塔游记后单独发表,将“鸟篆”改为“象形”。

1876年,郭嵩焘因马嘉理案向英国道歉,并担任正式驻英法公使。据郭嵩焘记载,在埃及时,使团成员也登岸参观闲逛,有人就在当地买到了“埃及古迹图”数张,其实应该是古迹的照片或其放大版图像。

其中有克莱奥帕特拉方尖碑正面和左后方两幅,碑上能看出有刻字,形态据说比较类似于金文、古籀和篆书。

郭嵩焘当即命人临摹下来,审视之下,发现有像鸟、像马、像眉目等各种形状者,并由此推断,古埃及造字原则与中国相同,进而得出结论称,人类文字草创阶段,无非象形、会意两种手段。

抵达欧洲后,郭嵩焘接触到了更多古埃及和古埃及文字的知识,也遇到了一些埃及学家。

使学者得以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罗塞塔石碑(局部)。

他在英国与埃及学家百尔治(Birch)经常有往来,并从其处听说了不少埃及考古之事。比如古埃及文字在西方,实际上也是数千年来没人能够解读,直到商博良(Jean François Champollion)成功释读罗塞塔石碑。

当然,在与另外一些对东方历史感兴趣者的会面中,谈话就不满足于对古文字的比较了,而往往由文字出发去推论两个文明的先后。郭嵩焘坚持认为埃及古文字和中国的金文类似,不过三千年左右的历史而已,埃及文明不会早于中华。

郭嵩焘在完成公使任务回国,途径香港的时候,还听当时的香港总督轩尼诗爵士谈了一番中国文字传播世界论:

中国文教最先。埃及古碑犹恍佛中国文字之遗。由中国西至埃及,再西至爱尔兰,是时伦敦犹为浑沌之国也。爱尔兰文教实开自伦敦之前。

香港总督轩尼诗爵士Sir John Pope Hennessy。

这位港督轩尼诗爵士不仅承认中国的文明起源最早,还脑洞大开地画出了中国文明文字传播世界路线图,由中国而埃及,还专门绕过英格兰而至爱尔兰,这恐怕与其身为爱尔兰人的民族自尊心有关。郭嵩焘对此也未多表态,只是称其“附会近理”而已。

张荫桓:运回法老石碑复制品

近代埃及国力衰微,文物古迹亦不能自保,四散而收藏于各列强的博物馆中。中国出使人员和游历者,也曾在英、法、美等国见识到了埃及文物和类似中国上古文字的古埃及文字。比如负责考察世博会的李圭,曾在大英博物馆见过埃及木乃伊等物。崔国因则是在美国的博物馆中,参观了古埃及的棺木。

薛福成是在梵蒂冈参观的埃及博物馆,他也很关注古埃及文物上的文字,认为与中国的篆书相似,以象形字、会意字居多。

巴黎协和广场上方尖碑,其高度显然不可能制作拓片。

比较有意思的是以非官方身份出游欧洲的王韬,在法国巴黎见到了从埃及掠夺回的方尖碑。他觉得埃及文字“有若云形”,又因《左传》中有“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一句,认为古埃及人当为“黄帝氏之苗裔”。他甚至产生了将方尖碑上文字做成拓片的,携带回国的念头。

作为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的张荫桓,也曾在欧洲数次见到有古文字的埃及文物。不过与其他出使游历者不同之处,在于他对带文字的古物有较大兴趣和一定的鉴赏能力。

正如任青、马忠文在《张荫桓日记》前言中所言,张荫桓特别留意埃及文字,并以金石学知识与之比较,“应该是较早涉猎古埃及学的中国学者之一”。

在法国巴黎,张荫桓前往卢浮宫参观,宫中有专门陈列古埃及文物之室,文物上的文字有类似鸟篆者,有类似大篆者,让其不禁感叹“上古文章朴茂”。之后在西班牙,他也参观了陈列有埃及藏品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张荫桓在美术馆发现有一枚高约一尺八寸的古埃及铜象,背面刻有非常清晰的古埃及文字。这使他兴趣盎然,也和王韬一样萌生了制作拓片的心思,只可惜交涉之后,并未被馆方允许。

到美国之后,张荫桓能读、喜读古文字的名声传扬了出去,甚至曾有美国国务院从事外交工作的官员,将不知是何处的古文,共三十八个字,送到中国使馆,请其考认辨识,张虽不甚有头绪,但见其类似篆书,认为应该是古埃及文字。

此后张荫桓更是在外务交涉之余,留心相关信息,多次专门询问曾去埃及读书的法国同行,关于埃及石幢及文字之事。

参观和询问,终究难以过瘾,手拓古物上的文字,又一般不为收藏者和博物馆允许。于是张荫桓便向收藏机构讨要埃及古碑的复制品,并如愿以偿。他非常高兴,不仅回赠中国图书,还为石碑写了五十四字的题记。

托勒密三世。

这块埃及石碑是1866年在苏伊士运河沿岸出土,上面的文字记述了法老托勒密三世及其妻子贝勒尼基之事迹。据张荫桓记载,石碑及小碑上有所谓“象形字”、“破体字”和“希腊字”三种,实际上便是古埃及圣书体、世俗体和希腊文。由于托勒密三世时期是埃及的希腊化时期,所以碑上并列希腊文字,这当然也是破译石碑内容的关键。

最后这块石碑的复制品,由纽约旗昌洋行负责托运回国,张荫桓不放心,还为之购买了保险。

端方:收藏古埃及文物的大咖

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以作预备立宪准备,五大臣中有嗜好古物和古文字的端方。端方在国内就听说过古埃及文物和文字,所以借着出使的便利,不仅考察各国政治,也顺带考察了埃及古物。

根据北京大学颜海英的介绍,端方收藏的古埃及文物,仅今日所见,就有数十件,其中有五块埃及古碑原件(现藏于北大塞克勒博物馆),又有四十多块石碑复制品和人形木棺,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端方题记之古埃及文字拓片。

由于端方精于金石之学,故所有复制品都非常精美,或与原物相去不远。更难能可贵的是,端方藏品中有约五十件的内容,从未发表过,这说明当年他很可能是把原件都带了回国。

端方得到异域金石之后,也毫不藏掖,会“摹拓其文”制成画幅、扇子等,分送众人,俞樾就曾得一柄,还赋歌一首,记此幸事,又感叹其文字难以通读解释,“中国文字犹难通,况在大荒西经中”。

端方赠周学熙扇。

未几,保路运动爆发,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大军行至资州发生哗变,端方殒命,家藏宝物四散。1912年,上海的有正书局,曾出版过一册数十页的图录,名为《埃及五千年石刻》,其中基本上是端方所藏的摹绘或拓片。


又有山东人慕玄父辗转获得古埃及棺盖一具,也是从端方处流出者,慕氏不能辨认,遂请埃及学家达拉塞、美国杜耳博士和北大教授李泰棻多人帮忙,成《希腊埃及时代棺铭考释》一册,于1922年铅印出版发行,并请罗振玉作序。

次年,曾经在美国皮博迪博物馆整理过数百个古埃及人头骨的李济,从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开启了传统金石学向现代考古学迈进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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