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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的等下去 发表于  2017-10-04 15:41:29 6088字 ( 0/135)

伍子胥时代的怨毒和信义!

伍子胥自杀了,确切地讲,是被吴王赐剑自杀的。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类似的国君(皇帝)赐死臣子的案例不可胜数,这是一种荣耀,毕竟只有地位尊崇的臣子才有资格被赐死,而且相对而言也是一种有尊严的死法,较之其他形式的酷烈死刑——譬如伍子胥时代的车裂之刑(即五马分尸)、汤镬之刑(把人放在大锅里活活煮死),这种死法算是国君对臣子的一种恩典了。

伍子胥虽是名垂青史的传奇人物,但他并未免俗,和其他面临死刑的人一样,伍子胥心有不甘,免不得要发一通牢骚,无非是“若不是我伍子胥,哪有你吴王的今天……”,然后又对门客幕僚嘱托一番:在我的坟墓旁边种植梓树,将来用它做棺材。意思是这棺材将来给吴王用;又说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在城东门上,要亲眼看着越寇来灭亡吴国。云云。他这一番嘱托的用意有两点:一是显示自己具有远见卓识,并不是像吴王所理解的那样私心自用;二是要吴王在将来追悔莫及。

急怒交加的伍子胥没有想到,吴王在听到他的这番牢骚后不但没有后悔,反而更加暴跳如雷。伍子胥已经死了,伍子胥的儿子早已被他送到齐国那里避难了,吴国本来就属于伍子胥的流亡之国,这里没有伍子胥的三族九族什么的,能够供吴王出气的,就只剩下伍子胥的尸体了。于是,吴王下令把伍子胥的尸体装在皮袋子里,扔进了江中。这样一来,伍子胥的临终愿望固然化为了泡影,而他原本有尊严的死法也变得没有多少尊严可言了。

伍子胥是一个无法用好和坏来简单评价的历史人物,他所有的行为做法只有一个目标:诛杀楚平王以报父兄之仇。为此,他辗转各国,游说和煽动对方大举侵犯自己的祖居国楚国。在此过程中,伍子胥还曾经做过一件非常不仁义的事情:他和太子建(伍子胥的父亲伍奢辅佐和拥戴的楚国储君,楚王听信了佞臣费无忌的谗言要捕杀他,太子建为此逃出楚国,伍子胥逃亡后和他会合)流亡到郑国时曾备受款待,但后来晋国要他俩回到郑国当内应时,两人竟然欣然同意。后来事情泄密,太子建被杀,伍子胥和太子建的儿子胜逃到了吴国。这件事充分暴露出了伍子胥恩将仇报和为了报仇不择手段的一面。

伍子胥雕像

同样表现伍子胥人品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他怂恿吴王僚攻打楚国,权臣公子光反对。伍子胥知道公子光有野心,就把刺客专诸介绍给公子光,公子光让专诸刺死了吴王僚,自己取而代之当上了吴王。当上吴王后的公子光(即吴王阖闾)自然重用伍子胥,并在伍子胥的极力主张下倾力攻打楚国,历经五次重大战役,最终攻下了楚国都城郢都。

不按常规出牌,懂得谋略,善于利用人际关系来曲线达成自己的目的,什么国家道义、朋友信义和君臣大义,统统可以不管不顾,这大约就是伍子胥在那个时代所尊奉的厚黑之学吧。

伍子胥雕像

当初,当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听说伍子胥逃跑了之后,不但没有感到高兴,反而长叹说:以后楚国君臣要遭受刀兵之苦了!知子莫若父,历史已经证明,当年伍子胥的成功出逃,对楚国而言,确实是留下了一个莫大的祸根。

今天的人们提起伍子胥,除了“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之外,最为津津乐道的大概就是伍子胥鞭尸了。前者纯属传说演绎,并无明文记载,后者则证据确凿,无可辩驳。司马迁给了伍子胥一个中肯的评价:怨毒之人。

整个春秋末期充满了太多的“王子复仇”情节,复仇者个个心中塞满了怨毒的情绪,这种怨毒情绪可能会传染,更会导致复仇者在不择手段的同时,横生枝节产生出另外的怨毒情绪。譬如,当初和伍子胥一起逃亡的太子建的儿子胜,因为自己的父亲被郑国杀死了,就念念不忘要报父仇。后来,胜被楚国召回国内,当上了白公,他就极力请求楚国攻打郑国,本来楚王已经命令令伊子西攻打郑国了,谁知晋国已经先行一步了,郑国向楚国求救,楚国便派本来打算攻打郑国的令伊子西去救援郑国,并且和郑国订立了盟约。这样一来,白公胜立即把对郑国的一腔怨毒转到了令伊子西身上了,他常常有事没事地磨砺自己的宝剑,别人问他:磨剑干什么?白公胜恶狠狠地说:杀子西!

果然,过了四年,白公胜伙同石乞在朝廷上杀死了令伊子西和司马子纂,楚惠王逃匿。那个留下“叶公好龙”典故的叶公举兵勤王,打败了白公胜,抓住了石乞。白公胜逃到山里自杀了,叶公便要石乞说出白公胜的尸首在哪里,否则就对石乞施以汤镬之刑,石乞够义气,自始至终没说出白公胜的下落,叶公就真的把石乞给烹煮了。

怎么样?够怨毒的吧,够义气的吧。

那个时代有义士高风,更有不可思议的怨毒情绪,最为突出的一点是,仇人即使死了,也得折磨仇人的尸体来泄愤——伍子胥鞭尸,吴王阖闾把伍子胥的尸首投进了江里,叶公倘若找到白公胜的尸首,恐怕也另有一番惊世骇俗之举吧。

但是,在伍子胥时代,绝非只有怨毒,还有信义。

这看似是一对矛盾,却完全并行不悖:在涉及大的原则问题的时候,譬如为了复仇,是要不择手段不讲信义的,但除此之外,那就信义当先。

伍子胥当初为了复仇,和太子建出卖郑国以取悦于晋国,当他复仇完毕之后,就忠心耿耿地替吴国着想,对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有着清醒的认识,为此不惜引来杀身之祸也要向吴王阖闾进言——够信义吧?

当然不只是伍子胥,那个帮助伍子胥过江的渔翁,视丰厚的封赏如同敝履,面对伍子胥的赠剑之举(其实就是意图封口),义正词严,令千百年之后的我们听来,不能不对那个时代悠然神往。

还有专诸,还有叶公,还有石乞,还有那个背着楚惠王逃跑的石乞的随从,他们都有着自己行事做人的原则和底线,他们一旦恨起某个人,就怨毒无比,一旦要保护某个人,就信义昭然;他们视别人的生命如草芥,同时也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也许只有壮怀激烈的时代才会滋养出这一类人。

一面肆无忌惮地泯灭人性,一面毫无遮掩地彰显个性;怨毒起来令人不寒而栗,信义昭彰得令人扼腕长叹。司马迁叹息说:非烈丈夫孰能至此哉!此言得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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