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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思 发表于  2017-09-13 15:19:53 9869字 ( 0/95)

论何新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意义【下篇】(原创首发)

  论何新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意义


    【下篇】


  (作者:晓枫)



  拆穿西史天谎和共济会真相


  2010年以来,何新先生由西方共济会研究而转入希腊伪史考证,并扩及于小亚细亚、罗马帝国、古中东史、基督教史、英国历史、印度历史以至整个西方伪史之考证,逐步揭开和拆穿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所虚构伪造的一幅幅诡异神秘、颠倒黑白而秘不示人的世界历史之图景。而《希腊伪史考》及其续考,则是何新先生近年出版的极其重要的两部历史著作。

  笔者认为,这两本书在二十世纪初叶以来的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巨大意义。这是因为,《希腊伪史考》是一部彻底推翻“西方文明中心论”、颠覆晚清以至“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也包括第三世界国家知识精英)的世界史观念体系的批判性著作。与“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精英喜欢“言必称希腊”一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喜欢奢谈“希腊民主”、“罗马文明”、“启蒙运动”、“宗教改革”、“人权博爱”、 “文艺复兴运动” ……如此等等--但是事实上,何新先生率先出版的这两部书,才是真正从根本上破解西方价值观念和历史体系之藩篱而对中国人进行思想启蒙的历史反思之作。

  这本书的意义,不仅在于初步探溯了西方历史之本相,而且必将引起现代和未来中国人对博大精深的华夏历史文明的重新思考。

  早期何新即对古希腊哲学深感兴趣,作过深入研究。但在近年通过共济会问题的研究后,何新乃发现“古希腊哲学”这一概念却是极为可疑的--事实上是,无论地理上的“古希腊”抑或历史上的“古希腊文明”,皆纯属子虚乌有的弥天谎言。

  那些人们熟知的古希腊哲学家,其实绝大多数是近东小亚细亚半岛的亚裔人士,而根本不是什么所谓“古希腊人”。这是因为,为了给欧洲白种人民族的“蛮族”祖先寻找和创树“文明鼻祖”与“文化传统”,近代以来共济会组织及其体系下的思想家突发奇想,有目的、有意识、有计划地凭空虚构出了一个“古希腊文明”和“古希腊哲学”的概念。

  何新指出:构造虚幻的古代希腊概念,一是基于一个伪造的历史--距今3000年前的雅典希腊人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古代希腊航海殖民帝国。二是基于一个地理认知的混淆--把小亚细亚地区的古代希兰地区混同于希腊半岛地区。这一文化嫁接和文明认亲运动,自然也包括了谱系完整而明晰得过于离谱的所谓“古希腊神话”体系的炮制。

  如果说,早期何新是一个对“古希腊文明”不持疑议的自由主义者(例如《中西学术差异:一个比较文化史研究的尝试》、《中国古代社会史的重新认识--从近年出版的两部史著看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危机》),中期何新是一位华夏文明与欧洲文明并重的新保守主义者,--那么通过晚近以来何新进行的共济会研究和希腊罗马伪史的批判之作,则实现了他在历史和学术上对“欧洲文明中心论”的彻底解构以至颠覆,标志着他已成为一个纯粹而坚决的文化民族主义者。

  初看起来,《希腊伪史考》是何新共济会研究直接导生的一个结果。然而,如果回顾何新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历程,我们却不难看出,无论是共济会研究,还是希腊伪史考证,实际上都是何新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在经济、历史、文化、战略等各个方面,综合性、整体性地不断反思、质疑和揭露西方秘史的必然产物。

  这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总体性、系统性和颠覆性的历史反思。这种反思,不是故作惊人之谈,而是由现实而回溯历史的辩证逻辑思维的又一种体现。何新在经济学、战略研究上往往通过历史而预瞻未来。但这一系列西方伪史研究,却是从近现代共济会秘史入手而逆探西方弥天谎言的一种反向考证。证据确凿,颠扑不破,足以警惊无数曾经和仍然虔诚匍匐于西方文明之前的寡闻无知的中国人。

  何新先生的研究表明,即使是中国人“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希腊和外国故事”不仅可怜得很,而且根本上就是对西人“托古改制”而系统炮制的冒牌赝品的崇拜。崇洋媚外者不仅无知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而且事实上也根本上无知于西方文化和世界历史。

  如果说《诸神的起源》是何新早期学术诠释华夏文明传统的寻根文化之代表作,那么《希腊伪史考》和共济会研究则是何新学术的一个里程碑。它们是何新学术思想对外研究方面飞跃巨变的标志性著作。通过大量证据和推考,何新揭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历史真相:所谓神圣无比、影响全球的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思想启蒙、英美法资产阶级大革命--其实这种西方历史在世界其他国家未必像中国那样曾经被不遗余力地宣传而妇孺皆知--等等历史事件,无一不是近代共济会幕后所隐身酝酿、发动和操纵的一系列历史变革运动。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又说:“知识就是力量。”但如果这种历史是伪史呢?那么它所产生的就不是智慧,而是令人悲哀的愚蠢,是一系列历史性的盲动和疯狂所酿出的悲剧。它所产生的力量,不仅不能推动历史的进步,反而足以摧毁一个伟大民族的灿烂文明和辉煌历史。

  而有人也许会问--既然何新先生揭示了荷马史诗、希腊哲学、罗马文明都不过是嫁接仿冒于亚洲中东远古文明之赝品,那么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索福克勒斯等人的作品是否就因此失去意义了呢?当然不是。所有这些作品,就其本身之思想文化价值而言,皆可谓无可置疑、光照万古。其优秀成分永远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和借鉴。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人类文明的思想文化杰作,都是源自于古代亚洲人类祖先之文明,而绝非是西方共济会所无耻标榜的白人野蛮种族之创造。

  鲁迅说:“老调子应该已经唱完。”现代的中国人,应当去伪存真,正本清源,革新陈旧的世界史观念体系,剖析西方自外而内有意欺骗灌输的欧洲文明历史神话,有勇气把西方人的“老调子”彻底拆穿,敢于掀开所谓“西方古典文明”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同时,在重新思考和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树建立面向未来的华夏文化新价值体系。而何新先生,正是这样一位洞幽烛远的先驱者。

  回顾现代中国历史,在共产主义革命者中,最早质疑西方价值观念,启蒙和教育中国人民必须粉碎西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侵略,重建独立自主的民族思想价值体系的人物--是毛泽东。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最具怀疑精神和独立思维的一位伟大思想家。例如延安整风运动。事实上,在意识形态领域,最早发起批判和清算共济会在华豢养伪学术的人也是毛泽东(尽管他也许并未意识到,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所面临的对手,其实正是隐藏在“帝国主义”外衣之下的西方共济会组织)。例如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发表的《唯心史观的破产》和建国后对胡适学术思想批判(批胡主旨不错,缺点是殃及无辜的运动化和政治化)。而事实上,胡适是中国早期共济会会员,正是美国共济会所一手培植豢养和派遣安插的文化木马。当然,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现代革命和建国伟业,毫无疑义也是对欧美共济会谋求统治和奴役全人类蓝图的一个迎头痛击。

  2010年以来,何新先生率先在国内进行了对西方共济会问题的考证,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并先后出版了《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统治世界2·手眼通天共济会》《内圣外王·世界历史中的神秘共济会》等多本著作。虽然共济会在国际学术界并非是一个新鲜话题,但是鉴于共济会组织的神秘性质,总体上看,西方学者和媒体对共济会历史的研究一直是藏头露尾、讳莫如深的。然而把共济会与西方近代历史和现状,特别是与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千丝万缕的幕后关系联系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并揭示出种种惊人真相的,何新先生可谓是国内第一人。那么,所谓拥有数千年辉煌历史的西方文明传统,终归在古中华文明之后人面前原形毕露而碰得粉碎。白夷蛮滑欺天侮世,而炮制伪史,谬种流传,毒害华夏。何新先生偏不信邪,犁其庭穴,扫其渊薮,褫其华衮,示人本相。共济会可谓作法自毙也。


  探索维系中华文明的新价值体系


  何新先生近十几年来出版的国学经典系列,规模之大,容易使人想起近代辜鸿铭、章太炎等保守主义者“整理国故”的往事。但是,尽管在经学方面的无师自通与辜鸿铭有相似之处,何新的“新保守主义”,与晚清民初的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相比,在思想渊源上是具有深刻不同历史内涵的。

  我对近代中国思想史是个外行。这里谈点自己的粗浅认识。我认为:辜鸿铭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人物,绝不能简单地以“顽固守旧”、“不思变革”等模式定义之。正因眷爱之切,故其痛愤之绪也烈。他是一个以喜剧脸谱而出现于近代中国的文化悲剧角色。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辜鸿铭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近代以来的俞樾、章太炎、沈曾植、罗振玉、王国维乃至陈寅恪,皆可作如是观。只不过辜鸿铭表现的形式更为偏激而奇特。

  总体上看:辜鸿铭放达而张扬,王国维深刻而绝望,陈寅恪则内敛而悲沉。三人都深深挚爱和眷恋于传统,这是他们的共同点。历史每多相似之处。一百多年来,从晚清的王韬、郑观应、严复、马建忠、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等启蒙思想家,到“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先辈,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曾经如饥似渴地大量译介和研究了西方政治、哲学、文化著作。而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带着对“文革”的困惑与对历史的思考,似乎又在重复着前人的思想轨迹。正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艰难曲折进程造成了这种特异的思想文化现象。

  然而,何新的“新保守主义”,比诸前述辜、王、陈等人包涵着更为深厚丰富的历史意蕴。80年代中期的何新已经进入而立之年,精力旺盛,气宇恢宏。但在文化心理的年龄上,却似乎比同期同代之人更为长大,比上述三者为代表的先贤也更为深沉。这是因为,虽年岁尚轻,但其思想精神上的阅历却更加广博而巨大。

  何新始治哲学逻辑,学宗黑格尔和马克思,浸思于晚期列宁的哲学著作,在毛泽东理论的哺育下成长,在白山黑水的穷困环境里生存,在举世汹汹的动乱中探索……这一时期何新的读书与思考,已明显不同于前辈囫囵吞枣般的照单全收与肤浅理解。七十年代末的何新虽也曾一度醉心于存在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语言释义学、结构主义、价值相对主义和多元论等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思潮,对胡适的实证主义、顾颉刚的古史辩派曾深感兴趣,在经济学上也曾相信凯恩斯和萨缪尔森,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已经过时。然而,由于此前已经有了对黑格尔、马克思、列宁哲学逻辑著作的深入阅读与研究,使他具备了一种批判性的目光。他是带着问题和思考去接触这些西方现代学术著作的。尽管最初也有视野得到了开阔的欣喜,但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当代国家政治进程的紧密关系,却使他不能不以怀疑性的眼光去面对种种西方现代思潮。曲折多难的历史进程、巨大复杂的文化传统、亟待革新的学术观念……,都促使迫切要求一夜间改变现状的天真幼稚和盲目狂热让位于稳健、理性的思考。从而,他从这个时期开始的阅读与思考,不仅经历了一个不断自我否定与扬弃的过程,而且是一个浸透了社会历史经验与教训的精神历程。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执我今日之是攻我昔日之非”(何新)这句话的涵义。

  何新深沉冷峻的性格和理性思考,与其血气方刚之年龄形成了一个令人惊异的反差。这使我们想起《培根论人生》中的这句话--“一个年岁甚轻的人也可以是富于经验的人,假如他不曾虚度生活的话。”他身无长物,却壮志怀宇,心薄云天,认为自己有责任也有能力去思考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大问题。经过十几年的苦苦探求和思考,他的思想逐渐趋向于一个明确的方向,最终归结为这样一种理念:历史中充满了谬误、曲折和苦难,一个国家和民族是难免会犯错误的,上至掌持政柄之人,下至芸芸众生,概莫能外。但是,一个民族要走向复兴与强大,总离不开哺育自身生存发展的文明之根脉与土壤。因为,“我们民族自开辟之初,就具有一种博大深厚善于融通万汇的文化精神”。所以,“回顾一代一代的中华民族先祖,曾经赋予我们以值得骄傲的传统,我们在今天应当追索他们的精神,宏扬他们的事业,迎头赶超世界的潮流”(何新《东方的复兴》,第1卷,第28页,导言·中国现代化的命题与问题)。

  而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在面对文化虚无和意识形态真空的废墟上,探索维系、延伸中华文明生存发展的新价值体系,以及新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寻找连通华夏传统思想与现代革命、华夏传统思想与外来文明,使之衔接连续的桥梁。……试图以新的学术眼光,包括学习西方人类学、语言分析方法,深入读史、读经。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何新《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


  政经思潮转折的枢纽型人物


  何新先生在经济、政治思想、国际战略以及历史文化诸领域具有鲜明特色的系统化研究,或拓荒辟莽,或集前人大成,或开开端绪得风气之先,或质疑西方主流价值体系,或批判僵化陈旧理论观念,为最近十五年来的中国政经思潮向以新爱国主义、新民族主义为核心的转向奠定了深厚基础。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何新从文史哲研究切入经济学政治学领域,由此备遭对立阵营空前的嫉妒、仇视与批判。然而何新对新中国外交史、当代经济及政治改革问题、政治学问题、社会现代化理论和西方地缘政治学等领域皆开辟了领先性的研究。这个领域的研究使得何新曾经深深介入当代政治活动领域,一度影响重大决策,是何新个人政治智慧与学术思想体系全面趋于成熟的体现。

  为了探索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真理,何新通过早期多方面的学术准备,集合自己在历史学、经济学、哲学、语言学、人类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中的一系列探索成果,试图系统地重新理解和评估中国传统文明及其价值体系,总结中国历史和国际共运史的经验教训,探讨中国现代化的可能性与新世纪背景下人类文明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和命运。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几十年来,他对自己所不熟悉的许多领域都做了涉猎和探索。这包括经学、朴学、经济学等方面。他不仅对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与理论指导思想作了深刻的反思,而且深入研究了中国现代化的起源、进程、外部环境以及导致中国现代化滞后的超经济原因,并试图从世界性的宏观历史视野来观照与探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问题;不仅研究了日本经济史与西方政治学,批判经济学与政治学中的食洋未化,反对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货币主义、现代重商主义与新古典主义,而且明确提出要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新国家主义(实质是新爱国主义)为号召,凝聚意识形态的向心力,抗衡披靡一时的弱肉强食的“全球化”、“世界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重建民族价值体系,重建新社会主义,呼唤21世纪的中国魂,迎接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笔者把这种述往思来、开宗溯源、启迪新知而极具工具性意义的新思维、新观念和新方法,称之为“何新思维”、“何新现象”和“何新革命”。

  何新从青年时期的艰辛探索,经过五十余年的努力,终于结出硕果,汇集构成了《东方的复兴》、《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新逻辑主义哲学》、《新国家主义经济学》、《反主流经济学》系列、《汇率风暴·中美汇率战争真相揭秘》、《何新国学经典新考》系列、《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系列、《希腊伪史考》系列等为核心的学术思想体系。那么约略言之,何新学术思想体系可划分为三大方面:

  一、哲学与逻辑

  二、古典学术领域

  三、现代学术领域

  尽管关于何新的学术和政治争论必将长期持续下去。但是后人定会深深感谢何新先生,他带给国人许多前所未见的新观点、新认知和新视野。文起三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他的卓越工作以其罕见深度启迪了当代中国人,并必将引起后人在思想上的不断思考和进步。我们应当感谢和铭记他不辞艰苦的辛勤工作,排除文字障碍,穿越历史迷雾,拂去覆盖于千年古卷之上的厚重积尘,以超人才华还原了经典的真实面貌,使得我们面对佶屈聱牙、艰涩古奥令人生畏的上古经典文献,就仿佛面对黯淡已久的青铜古鼎,忽然目睹了瑰丽绚烂的光彩,重拾了阅读欣赏的兴趣,从而使得我们增强了对伟大祖国历史文明的强烈自信。

  我们应当感谢何新先生!正是他在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盛行,“欧风美雨”披靡于中国学术界的形势下,力抗逆流,横扫谬说,启蒙国人,以西西弗斯的精神,以堂吉诃德式的姿态,勇敢打破和粉碎了“疑古派”和学术汉奸与华奸们所精心构造和炮制的关于中国历史的种种胡说八(霸)道,揭露西方的伪史体系和深藏历史深处的秘密,从而引领我们平视列强,一扫学术上的奴颜媚骨,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作谦虚审慎的重新思考与评价体认。

  何新先生在自传《孤独与挑战》中曾经提出了一个非常引人深思的观点。他说:

  “无论何种社会制度,要想存在下去,都必须塑造理想主义的伦理人格,每个社会和文化中,都有他目身所崇拜的英雄人格。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人格,往往必须具有宗教和殉道的色彩,例如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甚至近代文明的起源,也同样需要塑造它所崇尚的英雄精神,例如布鲁诺、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哈姆雷特、浮士德、唐璜,以及鲁滨逊、亚科卡等等。但是我们注意到,古代文明中的中国传统中此类英雄,或是以武力而霸世(中国传统中此类英雄最多),或是以道德而崇高。而近代文明中的英雄,却以知识分子和创业者为最多,以理性、发现、个性价值和创业精神而名世。所以反英雄并不是现代文明的特征。中国在文化革命以后,所经历的英雄主义的失落,一方面表明了当代人道义感的薄弱,另一方面还有更深刻的社会构造性原因,值得深刻思索。而其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我认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分:一个没有人格理想和英雄精神的民族,一个举国上下只知道崇奉金钱、物欲和人欲横流的拜物教民族,其前景是必定可悲的。”(何新《孤独与挑战》,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337-338页)

  最后,让我们来尝试归纳一下何新学术体系的内涵:

  我们认为,在学术倾向与思想观念上,何新是一个理性现实主义者而不是浪漫空想主义者。是一个国家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世界主义者。是一个中华复兴主义者而不是全盘西化主义者。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者而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是一个共济共存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弱者通吃的资本主义者。他以一个终生未泯的理想主义者的面貌出现,不断探索,不断反思,构建了一个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富于生命力和感召力的学术思想体系,以此召唤传统学术的革新与中华文明的复兴。

  --这就是何新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最大意义。

  (全文完)



  2017年09月12日撰于粤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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