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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wxyz伟文2 发表于  2017-09-13 13:47:13 8085字 ( 6/359)

低吟浅唱九州风15 1981年:关于汽车工业前景的信

低吟浅唱九州风15     

1981年:关于汽车工业前景的信
 

厂领导:

听说我们厂可能转产自行车,对于这个前途,我颇感怀疑。现在我国很缺自行车吗?可能在内地省份,还缺自行车;在广东,供应量已经在超过购买量了。如果我们承认群众手里的钱毕竟有限,远远不能和一些西方国家相比,并且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都难于根本改变,那就不应该认为人们也会像人家那样才用一年半年就把一部车丢弃,那就不应该设想人们的购车量会一下子膨胀起来。要是我们厂也一股风的来搞自行车,明年或后年就会像现在一些生产风扇的单位那样了。诚然,凤凰车、永久车是很缺的,然而我们能不能搞出那样的质量呢?
   
在上海,据说好些厂搞“联营”,攀附自行车厂,生产“凤凰”、 “永久”。我想那是有把握成功的。凤凰车声誉好,销售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好的自行车厂做技术顾问和质量监督,有可能完全保证这个名牌的高质量。我想,在那些以质量高的企业做领袖的“联营”里,都是可能获得成功的。其结果将是在保证高质量的情况下,出现数量的飞跃。
   
但是,如果认为我们应该刻板地抄袭上海的经验,认为我们厂只要并转于自行车厂,便将前途无限,那就错了。过去,我们都看到过不少照搬外地的例子,其结果总是把事情弄得别别扭扭的。借鉴是永远需要的,但刻板的不加分析的照搬,则对于任何场合都难成功。现在,仍然是浓烈的存在着这样的风气,因此,我但愿领导上能冷静地加以考虑。毛主席在向我们指出矛盾的普遍性的时候,总是要我们注意矛盾的特殊性。在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就说过:不但要学习一般战争的规律,而且要学习革命战争的规律;不但要学习一般的(如苏联)革命战争的规律,而且要学习中国的革命战争的规律;不但要学习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规律,而且应当学习和研究当前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战争规律。在当前的调整中,无论对于什么经验,过去的也罢,外国的也罢,外地的也罢,生吞活剥的态度,都是和我们用以正确解决问题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相违背的。应该怎样对待以往的经验?应该怎样对待外国的经验?这一段都讨论过了。那么,应该怎样对待外地或外行业的经验呢?这正需要领导上保持清醒的认识和坚定的态度。
   
广州的具体情况,是五羊车的质量欠佳,声誉较低;即使在农村,它也有些滞销了。自然,它也可以存在,也可以有些发展,可以“联营”,搞点归并。但是,倘要搞大规模的归并联营,就一定要有一个质量的飞跃才行。在现在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加进去,即使质量达到五羊车的水平,那也只能长期地保持着一种半饱不饿的状态。我们厂能否超过五羊,搞出像凤凰那样的质量呢?我不能断然否定。但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有一两个高明的、对于生产自行车超赶五羊牌心中已经有数的技术指导者,如像许多事业的开创者那样;二是我们厂能够得到一套保证产品高质量的设备(如电镀设备)。这两条,如果我们厂没能把握着其中之一就轻易转轨,我看是没有多少光明在前的。
   
我认为,我国的汽车工业,并不是没有发展的前景的。如果说,调整就是要根据各行各业对于人民生活影响的轻重主次,来安排它们在建设位置中的先后缓急的话,那么汽车生产行业的发展,也不能被放在尾后,不能停缓下来,待四五年以后再说。因为,交通运输事业,不论是对于生产还是生活,其作用都是太直接、太重要了。比如在农村,交通运输还很落后,基本可以说还是运输古代化,拖拉机不能不用于运输。那么,这样的状况要不要改变一下呢?如果我们是在真心地谈建设,那么在十五年这样长的时间内,每个大队增加一部汽车的计划,不应该说是狂妄的。国家生产和供应足够的燃油用于这些农村运输的必要性,也是不容置疑的。这样,我们就不妨设想一笔账:我省每个县均以二十个公社计,每个公社也以二十个大队计,如果每个大队增加一辆汽车,那么全省一百个县就要增加20×20×100=40000辆汽车。当然应该算更细的账,要考虑到还有进口车,有别厂的车;有的队已有车,有的队在十五年内还没有能力购车,而有的队可能要增加几台,城市和县社更需要大量的车,旧车淘汰等等。但不管怎样算,汽车的需求量都会是很大的。如果我们略去其他因素不计,我省农村需要的车数——四万台,或者打个折扣,二万五至三万台——正好落在我们厂身上,这还不够我们十多年的努力吗?总之,我觉得,无论是从生活和生产的需要,从占用国家资金、加重国力负担,从这次调整的基本目的分析,还是从近年的原材料供应,从产品的质量,从本厂的生产能力分析,实在都是找不到我们厂停产汽车、并转他行的根据的。恰恰相反,这样一个不占用国家投资,还能为国家提供积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机械制造部门,正是这次的调整所应保护的。至于以后是生存还是倒闭,就待以后看它与国内其他汽车厂较量的结果如何再定。
   
在当前的调整中,差不多各种各样的重工业部门都受到了影响,有的人就此以为重工业部门都是关停并转的对象了。但我不认为,调整就是只要轻纺工业、电子工业了,不要重工业了。为了大力解决人民生活资料的生产.着重地发展轻纺、电子业,是完全必要的;为了使国力和希望取得平衡,在其他方面(重工业)做些牺牲,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闭目无视重工业,那就不能说是调整中的正确的想法和做法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靠了轻纺工业而繁荣起来的小国,可是在大国中,却很难找到一个没有较强的重工业基础而能兴旺发达的例子。光有轻工业而没有重工业,是富而不强的,是没有国威的,这无需多言。在这里,也不能完全受价值规律的摆布,一定要利大的才干,如冶金业。总之,我们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不要重工业。调整的目的,也决不是要取消重工业,而只是在国力不允许的现在不得不暂时地放慢发展重工业。在现在大张旗鼓地宣传调整的时候,我认为对于调整中这另一个方面,是应该看到的。如果只是看到了一个方面,而看不到这另一个方面,那我们就不能算是了解了调整的全局,就不能正确地估计调整应该达到和只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就无从去考虑克服不必要的混乱,减少那些可以避免的副作用并使调整的效果更大一些,如同以往我们经历过的许多事情那样。反之,对于这一个方面有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懂得:调整固然要有牺牲,但应该避免无谓的牺牲,在这里是不能容忍过分的慷慨的。即在现在,只有那些使国家负担过重的、或产品完全不对路的重工业企业,才适于对其动刀动手。而对于那些产品对路,不但不会损害国力还能为国家提供积累的重工业企业,就要考虑一些办法,一些政策扶持其发展才是。不是人人都承认我国底子薄吗?这次调整中不是也提出了反对浪费,要挖潜吗?如果我国的重工业不准备调整后再起炉灶,那么珍惜已有的基础,是不容犹疑的。这与调整并不矛盾。
   
总之,我们不能把调整理解为整个汽车制造行业的转轨。同时,调整也须在不损害主要目标的情况下,采取完整的保护国家汽车工业竞争、发展的政策。比如,要以进口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为主,不要大批地进口汽车,保证有一个可靠的国内市场;要适当地掌握进口汽车的销价,质量优于国内的,售价应稍高于国产汽车,如同手表那样;要有竞争,但以互相激励、促进为目的,不能把资本主义那套目的和手段全搬过来,假使要把外国巨人引进来,也不应是为了把我们一下子压倒、压死——大人和幼儿赛跑,是为了带小孩锻炼走路,而不是为了让幼儿累死、摔死,或给他一个嘲弄,让他更加自卑;要更新汽车制造设备——说工业现代化,其实就是制造设备现代化,是生产手段的质的飞跃,而不是靠工人拼死拼活的干去提高数量——使国内那些不算落后的机器有一个普及、推广使用的机会等等。在我们厂本身,则一定要注重技术的学习和钻研。因为,调整后期必将出现新的力量对比,决不可能还是一两年前的状况。如果我们厂不能在这个“战略的相持阶段”中操持得高人一手,即使能幸运地挨过这几年,到时也还是要倒霉。
   
我很清楚,这些议论是要令人发笑的。特别是一个井底之蛙,对于自己无能力干预的事,来这样的高谈阔论,更足见其轻狂。而且,别人只要稍微反问一句,就足够使人无言以对了——上级的政策不见得有错。就是错了,它不改,你有何办法?
   
我不能强词应对,以往的实践给人们的证据太多了。不过我相信,虽然每一种政策都能在一段时间内造成一种形势,但是历史前进的规律,总不是要实践发展的方向去适应某一种政策,而是每一种政策都必须符合当时的实践所提出的势在必行的客观要求时,才是行之有效的。归根结底,政策是由实际决定的。我们既然相信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确定了,那么自然应当相信:那些符合实际情况和人民需要的政策是会要继续的;而那些不符合实际情况,不利于调整的全局的政策,则一定会得到纠正。我们对于本厂前途和国家四化的信念,便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的。对于一个大的规划,有些问题固然应该在计划实行之前就注意到,并恰当地提出来加以防范,以减少混乱和曲折;有些问题却又是要在规划实践的过程中,才有可能不断地注意和纠正的。因此,认为当前调整的政策已经尽善尽美和认为当前的某些曲折便是调整的全局,都是不符实际的。我们厂在现在,如果以调整中的某些政策所造成的我们的困难的情势为出发点,去采取各种积极的暂时措施,是值得赞赏的。但作为我们厂较长远的决策的依据,则只应是我国、我省、我市的国民经济发展中势在必行的客观需要,即调整的全局。
   
就谈这些。有用没用?管它。作为一个工人,此举大可不必。但沉郁气氛的压抑,已经使每一个人都不能够再默默无言了。照理说,无论是工人对于本厂,还是本厂对于上级,这样的意见都是应当有的。即使领导,也是这么想的吧。
                                                            1981
5

 

 

lwwxyz伟文2 发表于  2017-09-14 10:39:35 62字 ( 0/37)

我们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不要重工业。调整的目的,也决不是要取消重工业,而只是在国力不允许的现在不得不暂时地放慢发展重工业。

低吟浅唱九州风15     

1981年:关于汽车工业前景的信
 

厂领导:

听说我们厂可能转产自行车,对于这个前途,我颇感怀疑。现在我国很缺自行车吗?可能在内地省份,还缺自行车;在广东,供应量已经在超过购买量了。如果我们承认群众手里的钱毕竟有限,远远不能和一些西方国家相比,并且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都难于根本改变,那就不应该认为人们也会像人家那样才用一年半年就把一部车丢弃,那就不应该设想人们的购车量会一下子膨胀起来。要是我们厂也一股风的来搞自行车,明年或后年就会像现在一些生产风扇的单位那样了。诚然,凤凰车、永久车是很缺的,然而我们能不能搞出那样的质量呢?
   
在上海,据说好些厂搞“联营”,攀附自行车厂,生产“凤凰”、 “永久”。我想那是有把握成功的。凤凰车声誉好,销售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好的自行车厂做技术顾问和质量监督,有可能完全保证这个名牌的高质量。我想,在那些以质量高的企业做领袖的“联营”里,都是可能获得成功的。其结果将是在保证高质量的情况下,出现数量的飞跃。
   
但是,如果认为我们应该刻板地抄袭上海的经验,认为我们厂只要并转于自行车厂,便将前途无限,那就错了。过去,我们都看到过不少照搬外地的例子,其结果总是把事情弄得别别扭扭的。借鉴是永远需要的,但刻板的不加分析的照搬,则对于任何场合都难成功。现在,仍然是浓烈的存在着这样的风气,因此,我但愿领导上能冷静地加以考虑。毛主席在向我们指出矛盾的普遍性的时候,总是要我们注意矛盾的特殊性。在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就说过:不但要学习一般战争的规律,而且要学习革命战争的规律;不但要学习一般的(如苏联)革命战争的规律,而且要学习中国的革命战争的规律;不但要学习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规律,而且应当学习和研究当前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战争规律。在当前的调整中,无论对于什么经验,过去的也罢,外国的也罢,外地的也罢,生吞活剥的态度,都是和我们用以正确解决问题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相违背的。应该怎样对待以往的经验?应该怎样对待外国的经验?这一段都讨论过了。那么,应该怎样对待外地或外行业的经验呢?这正需要领导上保持清醒的认识和坚定的态度。
   
广州的具体情况,是五羊车的质量欠佳,声誉较低;即使在农村,它也有些滞销了。自然,它也可以存在,也可以有些发展,可以“联营”,搞点归并。但是,倘要搞大规模的归并联营,就一定要有一个质量的飞跃才行。在现在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加进去,即使质量达到五羊车的水平,那也只能长期地保持着一种半饱不饿的状态。我们厂能否超过五羊,搞出像凤凰那样的质量呢?我不能断然否定。但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有一两个高明的、对于生产自行车超赶五羊牌心中已经有数的技术指导者,如像许多事业的开创者那样;二是我们厂能够得到一套保证产品高质量的设备(如电镀设备)。这两条,如果我们厂没能把握着其中之一就轻易转轨,我看是没有多少光明在前的。
   
我认为,我国的汽车工业,并不是没有发展的前景的。如果说,调整就是要根据各行各业对于人民生活影响的轻重主次,来安排它们在建设位置中的先后缓急的话,那么汽车生产行业的发展,也不能被放在尾后,不能停缓下来,待四五年以后再说。因为,交通运输事业,不论是对于生产还是生活,其作用都是太直接、太重要了。比如在农村,交通运输还很落后,基本可以说还是运输古代化,拖拉机不能不用于运输。那么,这样的状况要不要改变一下呢?如果我们是在真心地谈建设,那么在十五年这样长的时间内,每个大队增加一部汽车的计划,不应该说是狂妄的。国家生产和供应足够的燃油用于这些农村运输的必要性,也是不容置疑的。这样,我们就不妨设想一笔账:我省每个县均以二十个公社计,每个公社也以二十个大队计,如果每个大队增加一辆汽车,那么全省一百个县就要增加20×20×100=40000辆汽车。当然应该算更细的账,要考虑到还有进口车,有别厂的车;有的队已有车,有的队在十五年内还没有能力购车,而有的队可能要增加几台,城市和县社更需要大量的车,旧车淘汰等等。但不管怎样算,汽车的需求量都会是很大的。如果我们略去其他因素不计,我省农村需要的车数——四万台,或者打个折扣,二万五至三万台——正好落在我们厂身上,这还不够我们十多年的努力吗?总之,我觉得,无论是从生活和生产的需要,从占用国家资金、加重国力负担,从这次调整的基本目的分析,还是从近年的原材料供应,从产品的质量,从本厂的生产能力分析,实在都是找不到我们厂停产汽车、并转他行的根据的。恰恰相反,这样一个不占用国家投资,还能为国家提供积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机械制造部门,正是这次的调整所应保护的。至于以后是生存还是倒闭,就待以后看它与国内其他汽车厂较量的结果如何再定。
   
在当前的调整中,差不多各种各样的重工业部门都受到了影响,有的人就此以为重工业部门都是关停并转的对象了。但我不认为,调整就是只要轻纺工业、电子工业了,不要重工业了。为了大力解决人民生活资料的生产.着重地发展轻纺、电子业,是完全必要的;为了使国力和希望取得平衡,在其他方面(重工业)做些牺牲,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闭目无视重工业,那就不能说是调整中的正确的想法和做法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靠了轻纺工业而繁荣起来的小国,可是在大国中,却很难找到一个没有较强的重工业基础而能兴旺发达的例子。光有轻工业而没有重工业,是富而不强的,是没有国威的,这无需多言。在这里,也不能完全受价值规律的摆布,一定要利大的才干,如冶金业。总之,我们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不要重工业。调整的目的,也决不是要取消重工业,而只是在国力不允许的现在不得不暂时地放慢发展重工业。在现在大张旗鼓地宣传调整的时候,我认为对于调整中这另一个方面,是应该看到的。如果只是看到了一个方面,而看不到这另一个方面,那我们就不能算是了解了调整的全局,就不能正确地估计调整应该达到和只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就无从去考虑克服不必要的混乱,减少那些可以避免的副作用并使调整的效果更大一些,如同以往我们经历过的许多事情那样。反之,对于这一个方面有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懂得:调整固然要有牺牲,但应该避免无谓的牺牲,在这里是不能容忍过分的慷慨的。即在现在,只有那些使国家负担过重的、或产品完全不对路的重工业企业,才适于对其动刀动手。而对于那些产品对路,不但不会损害国力还能为国家提供积累的重工业企业,就要考虑一些办法,一些政策扶持其发展才是。不是人人都承认我国底子薄吗?这次调整中不是也提出了反对浪费,要挖潜吗?如果我国的重工业不准备调整后再起炉灶,那么珍惜已有的基础,是不容犹疑的。这与调整并不矛盾。
   
总之,我们不能把调整理解为整个汽车制造行业的转轨。同时,调整也须在不损害主要目标的情况下,采取完整的保护国家汽车工业竞争、发展的政策。比如,要以进口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为主,不要大批地进口汽车,保证有一个可靠的国内市场;要适当地掌握进口汽车的销价,质量优于国内的,售价应稍高于国产汽车,如同手表那样;要有竞争,但以互相激励、促进为目的,不能把资本主义那套目的和手段全搬过来,假使要把外国巨人引进来,也不应是为了把我们一下子压倒、压死——大人和幼儿赛跑,是为了带小孩锻炼走路,而不是为了让幼儿累死、摔死,或给他一个嘲弄,让他更加自卑;要更新汽车制造设备——说工业现代化,其实就是制造设备现代化,是生产手段的质的飞跃,而不是靠工人拼死拼活的干去提高数量——使国内那些不算落后的机器有一个普及、推广使用的机会等等。在我们厂本身,则一定要注重技术的学习和钻研。因为,调整后期必将出现新的力量对比,决不可能还是一两年前的状况。如果我们厂不能在这个“战略的相持阶段”中操持得高人一手,即使能幸运地挨过这几年,到时也还是要倒霉。
   
我很清楚,这些议论是要令人发笑的。特别是一个井底之蛙,对于自己无能力干预的事,来这样的高谈阔论,更足见其轻狂。而且,别人只要稍微反问一句,就足够使人无言以对了——上级的政策不见得有错。就是错了,它不改,你有何办法?
   
我不能强词应对,以往的实践给人们的证据太多了。不过我相信,虽然每一种政策都能在一段时间内造成一种形势,但是历史前进的规律,总不是要实践发展的方向去适应某一种政策,而是每一种政策都必须符合当时的实践所提出的势在必行的客观要求时,才是行之有效的。归根结底,政策是由实际决定的。我们既然相信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确定了,那么自然应当相信:那些符合实际情况和人民需要的政策是会要继续的;而那些不符合实际情况,不利于调整的全局的政策,则一定会得到纠正。我们对于本厂前途和国家四化的信念,便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的。对于一个大的规划,有些问题固然应该在计划实行之前就注意到,并恰当地提出来加以防范,以减少混乱和曲折;有些问题却又是要在规划实践的过程中,才有可能不断地注意和纠正的。因此,认为当前调整的政策已经尽善尽美和认为当前的某些曲折便是调整的全局,都是不符实际的。我们厂在现在,如果以调整中的某些政策所造成的我们的困难的情势为出发点,去采取各种积极的暂时措施,是值得赞赏的。但作为我们厂较长远的决策的依据,则只应是我国、我省、我市的国民经济发展中势在必行的客观需要,即调整的全局。
   
就谈这些。有用没用?管它。作为一个工人,此举大可不必。但沉郁气氛的压抑,已经使每一个人都不能够再默默无言了。照理说,无论是工人对于本厂,还是本厂对于上级,这样的意见都是应当有的。即使领导,也是这么想的吧。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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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wxyz伟文2 发表于  2017-09-14 10:38:54 96字 ( 0/49)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靠了轻纺工业而繁荣起来的小国,可是在大国中,却很难找到一个没有较强的重工业基础而能兴旺发达的例子。光有轻工业而没有重工业,是富而不

低吟浅唱九州风15     

1981年:关于汽车工业前景的信
 

厂领导:

听说我们厂可能转产自行车,对于这个前途,我颇感怀疑。现在我国很缺自行车吗?可能在内地省份,还缺自行车;在广东,供应量已经在超过购买量了。如果我们承认群众手里的钱毕竟有限,远远不能和一些西方国家相比,并且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都难于根本改变,那就不应该认为人们也会像人家那样才用一年半年就把一部车丢弃,那就不应该设想人们的购车量会一下子膨胀起来。要是我们厂也一股风的来搞自行车,明年或后年就会像现在一些生产风扇的单位那样了。诚然,凤凰车、永久车是很缺的,然而我们能不能搞出那样的质量呢?
   
在上海,据说好些厂搞“联营”,攀附自行车厂,生产“凤凰”、 “永久”。我想那是有把握成功的。凤凰车声誉好,销售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好的自行车厂做技术顾问和质量监督,有可能完全保证这个名牌的高质量。我想,在那些以质量高的企业做领袖的“联营”里,都是可能获得成功的。其结果将是在保证高质量的情况下,出现数量的飞跃。
   
但是,如果认为我们应该刻板地抄袭上海的经验,认为我们厂只要并转于自行车厂,便将前途无限,那就错了。过去,我们都看到过不少照搬外地的例子,其结果总是把事情弄得别别扭扭的。借鉴是永远需要的,但刻板的不加分析的照搬,则对于任何场合都难成功。现在,仍然是浓烈的存在着这样的风气,因此,我但愿领导上能冷静地加以考虑。毛主席在向我们指出矛盾的普遍性的时候,总是要我们注意矛盾的特殊性。在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就说过:不但要学习一般战争的规律,而且要学习革命战争的规律;不但要学习一般的(如苏联)革命战争的规律,而且要学习中国的革命战争的规律;不但要学习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规律,而且应当学习和研究当前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战争规律。在当前的调整中,无论对于什么经验,过去的也罢,外国的也罢,外地的也罢,生吞活剥的态度,都是和我们用以正确解决问题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相违背的。应该怎样对待以往的经验?应该怎样对待外国的经验?这一段都讨论过了。那么,应该怎样对待外地或外行业的经验呢?这正需要领导上保持清醒的认识和坚定的态度。
   
广州的具体情况,是五羊车的质量欠佳,声誉较低;即使在农村,它也有些滞销了。自然,它也可以存在,也可以有些发展,可以“联营”,搞点归并。但是,倘要搞大规模的归并联营,就一定要有一个质量的飞跃才行。在现在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加进去,即使质量达到五羊车的水平,那也只能长期地保持着一种半饱不饿的状态。我们厂能否超过五羊,搞出像凤凰那样的质量呢?我不能断然否定。但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有一两个高明的、对于生产自行车超赶五羊牌心中已经有数的技术指导者,如像许多事业的开创者那样;二是我们厂能够得到一套保证产品高质量的设备(如电镀设备)。这两条,如果我们厂没能把握着其中之一就轻易转轨,我看是没有多少光明在前的。
   
我认为,我国的汽车工业,并不是没有发展的前景的。如果说,调整就是要根据各行各业对于人民生活影响的轻重主次,来安排它们在建设位置中的先后缓急的话,那么汽车生产行业的发展,也不能被放在尾后,不能停缓下来,待四五年以后再说。因为,交通运输事业,不论是对于生产还是生活,其作用都是太直接、太重要了。比如在农村,交通运输还很落后,基本可以说还是运输古代化,拖拉机不能不用于运输。那么,这样的状况要不要改变一下呢?如果我们是在真心地谈建设,那么在十五年这样长的时间内,每个大队增加一部汽车的计划,不应该说是狂妄的。国家生产和供应足够的燃油用于这些农村运输的必要性,也是不容置疑的。这样,我们就不妨设想一笔账:我省每个县均以二十个公社计,每个公社也以二十个大队计,如果每个大队增加一辆汽车,那么全省一百个县就要增加20×20×100=40000辆汽车。当然应该算更细的账,要考虑到还有进口车,有别厂的车;有的队已有车,有的队在十五年内还没有能力购车,而有的队可能要增加几台,城市和县社更需要大量的车,旧车淘汰等等。但不管怎样算,汽车的需求量都会是很大的。如果我们略去其他因素不计,我省农村需要的车数——四万台,或者打个折扣,二万五至三万台——正好落在我们厂身上,这还不够我们十多年的努力吗?总之,我觉得,无论是从生活和生产的需要,从占用国家资金、加重国力负担,从这次调整的基本目的分析,还是从近年的原材料供应,从产品的质量,从本厂的生产能力分析,实在都是找不到我们厂停产汽车、并转他行的根据的。恰恰相反,这样一个不占用国家投资,还能为国家提供积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机械制造部门,正是这次的调整所应保护的。至于以后是生存还是倒闭,就待以后看它与国内其他汽车厂较量的结果如何再定。
   
在当前的调整中,差不多各种各样的重工业部门都受到了影响,有的人就此以为重工业部门都是关停并转的对象了。但我不认为,调整就是只要轻纺工业、电子工业了,不要重工业了。为了大力解决人民生活资料的生产.着重地发展轻纺、电子业,是完全必要的;为了使国力和希望取得平衡,在其他方面(重工业)做些牺牲,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闭目无视重工业,那就不能说是调整中的正确的想法和做法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靠了轻纺工业而繁荣起来的小国,可是在大国中,却很难找到一个没有较强的重工业基础而能兴旺发达的例子。光有轻工业而没有重工业,是富而不强的,是没有国威的,这无需多言。在这里,也不能完全受价值规律的摆布,一定要利大的才干,如冶金业。总之,我们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不要重工业。调整的目的,也决不是要取消重工业,而只是在国力不允许的现在不得不暂时地放慢发展重工业。在现在大张旗鼓地宣传调整的时候,我认为对于调整中这另一个方面,是应该看到的。如果只是看到了一个方面,而看不到这另一个方面,那我们就不能算是了解了调整的全局,就不能正确地估计调整应该达到和只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就无从去考虑克服不必要的混乱,减少那些可以避免的副作用并使调整的效果更大一些,如同以往我们经历过的许多事情那样。反之,对于这一个方面有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懂得:调整固然要有牺牲,但应该避免无谓的牺牲,在这里是不能容忍过分的慷慨的。即在现在,只有那些使国家负担过重的、或产品完全不对路的重工业企业,才适于对其动刀动手。而对于那些产品对路,不但不会损害国力还能为国家提供积累的重工业企业,就要考虑一些办法,一些政策扶持其发展才是。不是人人都承认我国底子薄吗?这次调整中不是也提出了反对浪费,要挖潜吗?如果我国的重工业不准备调整后再起炉灶,那么珍惜已有的基础,是不容犹疑的。这与调整并不矛盾。
   
总之,我们不能把调整理解为整个汽车制造行业的转轨。同时,调整也须在不损害主要目标的情况下,采取完整的保护国家汽车工业竞争、发展的政策。比如,要以进口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为主,不要大批地进口汽车,保证有一个可靠的国内市场;要适当地掌握进口汽车的销价,质量优于国内的,售价应稍高于国产汽车,如同手表那样;要有竞争,但以互相激励、促进为目的,不能把资本主义那套目的和手段全搬过来,假使要把外国巨人引进来,也不应是为了把我们一下子压倒、压死——大人和幼儿赛跑,是为了带小孩锻炼走路,而不是为了让幼儿累死、摔死,或给他一个嘲弄,让他更加自卑;要更新汽车制造设备——说工业现代化,其实就是制造设备现代化,是生产手段的质的飞跃,而不是靠工人拼死拼活的干去提高数量——使国内那些不算落后的机器有一个普及、推广使用的机会等等。在我们厂本身,则一定要注重技术的学习和钻研。因为,调整后期必将出现新的力量对比,决不可能还是一两年前的状况。如果我们厂不能在这个“战略的相持阶段”中操持得高人一手,即使能幸运地挨过这几年,到时也还是要倒霉。
   
我很清楚,这些议论是要令人发笑的。特别是一个井底之蛙,对于自己无能力干预的事,来这样的高谈阔论,更足见其轻狂。而且,别人只要稍微反问一句,就足够使人无言以对了——上级的政策不见得有错。就是错了,它不改,你有何办法?
   
我不能强词应对,以往的实践给人们的证据太多了。不过我相信,虽然每一种政策都能在一段时间内造成一种形势,但是历史前进的规律,总不是要实践发展的方向去适应某一种政策,而是每一种政策都必须符合当时的实践所提出的势在必行的客观要求时,才是行之有效的。归根结底,政策是由实际决定的。我们既然相信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确定了,那么自然应当相信:那些符合实际情况和人民需要的政策是会要继续的;而那些不符合实际情况,不利于调整的全局的政策,则一定会得到纠正。我们对于本厂前途和国家四化的信念,便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的。对于一个大的规划,有些问题固然应该在计划实行之前就注意到,并恰当地提出来加以防范,以减少混乱和曲折;有些问题却又是要在规划实践的过程中,才有可能不断地注意和纠正的。因此,认为当前调整的政策已经尽善尽美和认为当前的某些曲折便是调整的全局,都是不符实际的。我们厂在现在,如果以调整中的某些政策所造成的我们的困难的情势为出发点,去采取各种积极的暂时措施,是值得赞赏的。但作为我们厂较长远的决策的依据,则只应是我国、我省、我市的国民经济发展中势在必行的客观需要,即调整的全局。
   
就谈这些。有用没用?管它。作为一个工人,此举大可不必。但沉郁气氛的压抑,已经使每一个人都不能够再默默无言了。照理说,无论是工人对于本厂,还是本厂对于上级,这样的意见都是应当有的。即使领导,也是这么想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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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wxyz伟文2 发表于  2017-09-14 10:37:22 34字 ( 0/31)

汽车生产行业的发展,也不能被放在尾后,不能停缓下来,待四五年以后再说

低吟浅唱九州风15     

1981年:关于汽车工业前景的信
 

厂领导:

听说我们厂可能转产自行车,对于这个前途,我颇感怀疑。现在我国很缺自行车吗?可能在内地省份,还缺自行车;在广东,供应量已经在超过购买量了。如果我们承认群众手里的钱毕竟有限,远远不能和一些西方国家相比,并且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都难于根本改变,那就不应该认为人们也会像人家那样才用一年半年就把一部车丢弃,那就不应该设想人们的购车量会一下子膨胀起来。要是我们厂也一股风的来搞自行车,明年或后年就会像现在一些生产风扇的单位那样了。诚然,凤凰车、永久车是很缺的,然而我们能不能搞出那样的质量呢?
   
在上海,据说好些厂搞“联营”,攀附自行车厂,生产“凤凰”、 “永久”。我想那是有把握成功的。凤凰车声誉好,销售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好的自行车厂做技术顾问和质量监督,有可能完全保证这个名牌的高质量。我想,在那些以质量高的企业做领袖的“联营”里,都是可能获得成功的。其结果将是在保证高质量的情况下,出现数量的飞跃。
   
但是,如果认为我们应该刻板地抄袭上海的经验,认为我们厂只要并转于自行车厂,便将前途无限,那就错了。过去,我们都看到过不少照搬外地的例子,其结果总是把事情弄得别别扭扭的。借鉴是永远需要的,但刻板的不加分析的照搬,则对于任何场合都难成功。现在,仍然是浓烈的存在着这样的风气,因此,我但愿领导上能冷静地加以考虑。毛主席在向我们指出矛盾的普遍性的时候,总是要我们注意矛盾的特殊性。在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就说过:不但要学习一般战争的规律,而且要学习革命战争的规律;不但要学习一般的(如苏联)革命战争的规律,而且要学习中国的革命战争的规律;不但要学习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规律,而且应当学习和研究当前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战争规律。在当前的调整中,无论对于什么经验,过去的也罢,外国的也罢,外地的也罢,生吞活剥的态度,都是和我们用以正确解决问题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相违背的。应该怎样对待以往的经验?应该怎样对待外国的经验?这一段都讨论过了。那么,应该怎样对待外地或外行业的经验呢?这正需要领导上保持清醒的认识和坚定的态度。
   
广州的具体情况,是五羊车的质量欠佳,声誉较低;即使在农村,它也有些滞销了。自然,它也可以存在,也可以有些发展,可以“联营”,搞点归并。但是,倘要搞大规模的归并联营,就一定要有一个质量的飞跃才行。在现在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加进去,即使质量达到五羊车的水平,那也只能长期地保持着一种半饱不饿的状态。我们厂能否超过五羊,搞出像凤凰那样的质量呢?我不能断然否定。但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有一两个高明的、对于生产自行车超赶五羊牌心中已经有数的技术指导者,如像许多事业的开创者那样;二是我们厂能够得到一套保证产品高质量的设备(如电镀设备)。这两条,如果我们厂没能把握着其中之一就轻易转轨,我看是没有多少光明在前的。
   
我认为,我国的汽车工业,并不是没有发展的前景的。如果说,调整就是要根据各行各业对于人民生活影响的轻重主次,来安排它们在建设位置中的先后缓急的话,那么汽车生产行业的发展,也不能被放在尾后,不能停缓下来,待四五年以后再说。因为,交通运输事业,不论是对于生产还是生活,其作用都是太直接、太重要了。比如在农村,交通运输还很落后,基本可以说还是运输古代化,拖拉机不能不用于运输。那么,这样的状况要不要改变一下呢?如果我们是在真心地谈建设,那么在十五年这样长的时间内,每个大队增加一部汽车的计划,不应该说是狂妄的。国家生产和供应足够的燃油用于这些农村运输的必要性,也是不容置疑的。这样,我们就不妨设想一笔账:我省每个县均以二十个公社计,每个公社也以二十个大队计,如果每个大队增加一辆汽车,那么全省一百个县就要增加20×20×100=40000辆汽车。当然应该算更细的账,要考虑到还有进口车,有别厂的车;有的队已有车,有的队在十五年内还没有能力购车,而有的队可能要增加几台,城市和县社更需要大量的车,旧车淘汰等等。但不管怎样算,汽车的需求量都会是很大的。如果我们略去其他因素不计,我省农村需要的车数——四万台,或者打个折扣,二万五至三万台——正好落在我们厂身上,这还不够我们十多年的努力吗?总之,我觉得,无论是从生活和生产的需要,从占用国家资金、加重国力负担,从这次调整的基本目的分析,还是从近年的原材料供应,从产品的质量,从本厂的生产能力分析,实在都是找不到我们厂停产汽车、并转他行的根据的。恰恰相反,这样一个不占用国家投资,还能为国家提供积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机械制造部门,正是这次的调整所应保护的。至于以后是生存还是倒闭,就待以后看它与国内其他汽车厂较量的结果如何再定。
   
在当前的调整中,差不多各种各样的重工业部门都受到了影响,有的人就此以为重工业部门都是关停并转的对象了。但我不认为,调整就是只要轻纺工业、电子工业了,不要重工业了。为了大力解决人民生活资料的生产.着重地发展轻纺、电子业,是完全必要的;为了使国力和希望取得平衡,在其他方面(重工业)做些牺牲,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闭目无视重工业,那就不能说是调整中的正确的想法和做法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靠了轻纺工业而繁荣起来的小国,可是在大国中,却很难找到一个没有较强的重工业基础而能兴旺发达的例子。光有轻工业而没有重工业,是富而不强的,是没有国威的,这无需多言。在这里,也不能完全受价值规律的摆布,一定要利大的才干,如冶金业。总之,我们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不要重工业。调整的目的,也决不是要取消重工业,而只是在国力不允许的现在不得不暂时地放慢发展重工业。在现在大张旗鼓地宣传调整的时候,我认为对于调整中这另一个方面,是应该看到的。如果只是看到了一个方面,而看不到这另一个方面,那我们就不能算是了解了调整的全局,就不能正确地估计调整应该达到和只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就无从去考虑克服不必要的混乱,减少那些可以避免的副作用并使调整的效果更大一些,如同以往我们经历过的许多事情那样。反之,对于这一个方面有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懂得:调整固然要有牺牲,但应该避免无谓的牺牲,在这里是不能容忍过分的慷慨的。即在现在,只有那些使国家负担过重的、或产品完全不对路的重工业企业,才适于对其动刀动手。而对于那些产品对路,不但不会损害国力还能为国家提供积累的重工业企业,就要考虑一些办法,一些政策扶持其发展才是。不是人人都承认我国底子薄吗?这次调整中不是也提出了反对浪费,要挖潜吗?如果我国的重工业不准备调整后再起炉灶,那么珍惜已有的基础,是不容犹疑的。这与调整并不矛盾。
   
总之,我们不能把调整理解为整个汽车制造行业的转轨。同时,调整也须在不损害主要目标的情况下,采取完整的保护国家汽车工业竞争、发展的政策。比如,要以进口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为主,不要大批地进口汽车,保证有一个可靠的国内市场;要适当地掌握进口汽车的销价,质量优于国内的,售价应稍高于国产汽车,如同手表那样;要有竞争,但以互相激励、促进为目的,不能把资本主义那套目的和手段全搬过来,假使要把外国巨人引进来,也不应是为了把我们一下子压倒、压死——大人和幼儿赛跑,是为了带小孩锻炼走路,而不是为了让幼儿累死、摔死,或给他一个嘲弄,让他更加自卑;要更新汽车制造设备——说工业现代化,其实就是制造设备现代化,是生产手段的质的飞跃,而不是靠工人拼死拼活的干去提高数量——使国内那些不算落后的机器有一个普及、推广使用的机会等等。在我们厂本身,则一定要注重技术的学习和钻研。因为,调整后期必将出现新的力量对比,决不可能还是一两年前的状况。如果我们厂不能在这个“战略的相持阶段”中操持得高人一手,即使能幸运地挨过这几年,到时也还是要倒霉。
   
我很清楚,这些议论是要令人发笑的。特别是一个井底之蛙,对于自己无能力干预的事,来这样的高谈阔论,更足见其轻狂。而且,别人只要稍微反问一句,就足够使人无言以对了——上级的政策不见得有错。就是错了,它不改,你有何办法?
   
我不能强词应对,以往的实践给人们的证据太多了。不过我相信,虽然每一种政策都能在一段时间内造成一种形势,但是历史前进的规律,总不是要实践发展的方向去适应某一种政策,而是每一种政策都必须符合当时的实践所提出的势在必行的客观要求时,才是行之有效的。归根结底,政策是由实际决定的。我们既然相信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确定了,那么自然应当相信:那些符合实际情况和人民需要的政策是会要继续的;而那些不符合实际情况,不利于调整的全局的政策,则一定会得到纠正。我们对于本厂前途和国家四化的信念,便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的。对于一个大的规划,有些问题固然应该在计划实行之前就注意到,并恰当地提出来加以防范,以减少混乱和曲折;有些问题却又是要在规划实践的过程中,才有可能不断地注意和纠正的。因此,认为当前调整的政策已经尽善尽美和认为当前的某些曲折便是调整的全局,都是不符实际的。我们厂在现在,如果以调整中的某些政策所造成的我们的困难的情势为出发点,去采取各种积极的暂时措施,是值得赞赏的。但作为我们厂较长远的决策的依据,则只应是我国、我省、我市的国民经济发展中势在必行的客观需要,即调整的全局。
   
就谈这些。有用没用?管它。作为一个工人,此举大可不必。但沉郁气氛的压抑,已经使每一个人都不能够再默默无言了。照理说,无论是工人对于本厂,还是本厂对于上级,这样的意见都是应当有的。即使领导,也是这么想的吧。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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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wxyz伟文2 发表于  2017-09-14 09:47:01 62字 ( 0/39)

无论对于什么经验,过去的也罢,外国的也罢,外地的也罢,生吞活剥的态度,都是和我们用以正确解决问题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相违背的

低吟浅唱九州风15     

1981年:关于汽车工业前景的信
 

厂领导:

听说我们厂可能转产自行车,对于这个前途,我颇感怀疑。现在我国很缺自行车吗?可能在内地省份,还缺自行车;在广东,供应量已经在超过购买量了。如果我们承认群众手里的钱毕竟有限,远远不能和一些西方国家相比,并且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都难于根本改变,那就不应该认为人们也会像人家那样才用一年半年就把一部车丢弃,那就不应该设想人们的购车量会一下子膨胀起来。要是我们厂也一股风的来搞自行车,明年或后年就会像现在一些生产风扇的单位那样了。诚然,凤凰车、永久车是很缺的,然而我们能不能搞出那样的质量呢?
   
在上海,据说好些厂搞“联营”,攀附自行车厂,生产“凤凰”、 “永久”。我想那是有把握成功的。凤凰车声誉好,销售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好的自行车厂做技术顾问和质量监督,有可能完全保证这个名牌的高质量。我想,在那些以质量高的企业做领袖的“联营”里,都是可能获得成功的。其结果将是在保证高质量的情况下,出现数量的飞跃。
   
但是,如果认为我们应该刻板地抄袭上海的经验,认为我们厂只要并转于自行车厂,便将前途无限,那就错了。过去,我们都看到过不少照搬外地的例子,其结果总是把事情弄得别别扭扭的。借鉴是永远需要的,但刻板的不加分析的照搬,则对于任何场合都难成功。现在,仍然是浓烈的存在着这样的风气,因此,我但愿领导上能冷静地加以考虑。毛主席在向我们指出矛盾的普遍性的时候,总是要我们注意矛盾的特殊性。在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就说过:不但要学习一般战争的规律,而且要学习革命战争的规律;不但要学习一般的(如苏联)革命战争的规律,而且要学习中国的革命战争的规律;不但要学习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规律,而且应当学习和研究当前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战争规律。在当前的调整中,无论对于什么经验,过去的也罢,外国的也罢,外地的也罢,生吞活剥的态度,都是和我们用以正确解决问题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相违背的。应该怎样对待以往的经验?应该怎样对待外国的经验?这一段都讨论过了。那么,应该怎样对待外地或外行业的经验呢?这正需要领导上保持清醒的认识和坚定的态度。
   
广州的具体情况,是五羊车的质量欠佳,声誉较低;即使在农村,它也有些滞销了。自然,它也可以存在,也可以有些发展,可以“联营”,搞点归并。但是,倘要搞大规模的归并联营,就一定要有一个质量的飞跃才行。在现在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加进去,即使质量达到五羊车的水平,那也只能长期地保持着一种半饱不饿的状态。我们厂能否超过五羊,搞出像凤凰那样的质量呢?我不能断然否定。但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有一两个高明的、对于生产自行车超赶五羊牌心中已经有数的技术指导者,如像许多事业的开创者那样;二是我们厂能够得到一套保证产品高质量的设备(如电镀设备)。这两条,如果我们厂没能把握着其中之一就轻易转轨,我看是没有多少光明在前的。
   
我认为,我国的汽车工业,并不是没有发展的前景的。如果说,调整就是要根据各行各业对于人民生活影响的轻重主次,来安排它们在建设位置中的先后缓急的话,那么汽车生产行业的发展,也不能被放在尾后,不能停缓下来,待四五年以后再说。因为,交通运输事业,不论是对于生产还是生活,其作用都是太直接、太重要了。比如在农村,交通运输还很落后,基本可以说还是运输古代化,拖拉机不能不用于运输。那么,这样的状况要不要改变一下呢?如果我们是在真心地谈建设,那么在十五年这样长的时间内,每个大队增加一部汽车的计划,不应该说是狂妄的。国家生产和供应足够的燃油用于这些农村运输的必要性,也是不容置疑的。这样,我们就不妨设想一笔账:我省每个县均以二十个公社计,每个公社也以二十个大队计,如果每个大队增加一辆汽车,那么全省一百个县就要增加20×20×100=40000辆汽车。当然应该算更细的账,要考虑到还有进口车,有别厂的车;有的队已有车,有的队在十五年内还没有能力购车,而有的队可能要增加几台,城市和县社更需要大量的车,旧车淘汰等等。但不管怎样算,汽车的需求量都会是很大的。如果我们略去其他因素不计,我省农村需要的车数——四万台,或者打个折扣,二万五至三万台——正好落在我们厂身上,这还不够我们十多年的努力吗?总之,我觉得,无论是从生活和生产的需要,从占用国家资金、加重国力负担,从这次调整的基本目的分析,还是从近年的原材料供应,从产品的质量,从本厂的生产能力分析,实在都是找不到我们厂停产汽车、并转他行的根据的。恰恰相反,这样一个不占用国家投资,还能为国家提供积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机械制造部门,正是这次的调整所应保护的。至于以后是生存还是倒闭,就待以后看它与国内其他汽车厂较量的结果如何再定。
   
在当前的调整中,差不多各种各样的重工业部门都受到了影响,有的人就此以为重工业部门都是关停并转的对象了。但我不认为,调整就是只要轻纺工业、电子工业了,不要重工业了。为了大力解决人民生活资料的生产.着重地发展轻纺、电子业,是完全必要的;为了使国力和希望取得平衡,在其他方面(重工业)做些牺牲,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闭目无视重工业,那就不能说是调整中的正确的想法和做法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靠了轻纺工业而繁荣起来的小国,可是在大国中,却很难找到一个没有较强的重工业基础而能兴旺发达的例子。光有轻工业而没有重工业,是富而不强的,是没有国威的,这无需多言。在这里,也不能完全受价值规律的摆布,一定要利大的才干,如冶金业。总之,我们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不要重工业。调整的目的,也决不是要取消重工业,而只是在国力不允许的现在不得不暂时地放慢发展重工业。在现在大张旗鼓地宣传调整的时候,我认为对于调整中这另一个方面,是应该看到的。如果只是看到了一个方面,而看不到这另一个方面,那我们就不能算是了解了调整的全局,就不能正确地估计调整应该达到和只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就无从去考虑克服不必要的混乱,减少那些可以避免的副作用并使调整的效果更大一些,如同以往我们经历过的许多事情那样。反之,对于这一个方面有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懂得:调整固然要有牺牲,但应该避免无谓的牺牲,在这里是不能容忍过分的慷慨的。即在现在,只有那些使国家负担过重的、或产品完全不对路的重工业企业,才适于对其动刀动手。而对于那些产品对路,不但不会损害国力还能为国家提供积累的重工业企业,就要考虑一些办法,一些政策扶持其发展才是。不是人人都承认我国底子薄吗?这次调整中不是也提出了反对浪费,要挖潜吗?如果我国的重工业不准备调整后再起炉灶,那么珍惜已有的基础,是不容犹疑的。这与调整并不矛盾。
   
总之,我们不能把调整理解为整个汽车制造行业的转轨。同时,调整也须在不损害主要目标的情况下,采取完整的保护国家汽车工业竞争、发展的政策。比如,要以进口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为主,不要大批地进口汽车,保证有一个可靠的国内市场;要适当地掌握进口汽车的销价,质量优于国内的,售价应稍高于国产汽车,如同手表那样;要有竞争,但以互相激励、促进为目的,不能把资本主义那套目的和手段全搬过来,假使要把外国巨人引进来,也不应是为了把我们一下子压倒、压死——大人和幼儿赛跑,是为了带小孩锻炼走路,而不是为了让幼儿累死、摔死,或给他一个嘲弄,让他更加自卑;要更新汽车制造设备——说工业现代化,其实就是制造设备现代化,是生产手段的质的飞跃,而不是靠工人拼死拼活的干去提高数量——使国内那些不算落后的机器有一个普及、推广使用的机会等等。在我们厂本身,则一定要注重技术的学习和钻研。因为,调整后期必将出现新的力量对比,决不可能还是一两年前的状况。如果我们厂不能在这个“战略的相持阶段”中操持得高人一手,即使能幸运地挨过这几年,到时也还是要倒霉。
   
我很清楚,这些议论是要令人发笑的。特别是一个井底之蛙,对于自己无能力干预的事,来这样的高谈阔论,更足见其轻狂。而且,别人只要稍微反问一句,就足够使人无言以对了——上级的政策不见得有错。就是错了,它不改,你有何办法?
   
我不能强词应对,以往的实践给人们的证据太多了。不过我相信,虽然每一种政策都能在一段时间内造成一种形势,但是历史前进的规律,总不是要实践发展的方向去适应某一种政策,而是每一种政策都必须符合当时的实践所提出的势在必行的客观要求时,才是行之有效的。归根结底,政策是由实际决定的。我们既然相信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确定了,那么自然应当相信:那些符合实际情况和人民需要的政策是会要继续的;而那些不符合实际情况,不利于调整的全局的政策,则一定会得到纠正。我们对于本厂前途和国家四化的信念,便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的。对于一个大的规划,有些问题固然应该在计划实行之前就注意到,并恰当地提出来加以防范,以减少混乱和曲折;有些问题却又是要在规划实践的过程中,才有可能不断地注意和纠正的。因此,认为当前调整的政策已经尽善尽美和认为当前的某些曲折便是调整的全局,都是不符实际的。我们厂在现在,如果以调整中的某些政策所造成的我们的困难的情势为出发点,去采取各种积极的暂时措施,是值得赞赏的。但作为我们厂较长远的决策的依据,则只应是我国、我省、我市的国民经济发展中势在必行的客观需要,即调整的全局。
   
就谈这些。有用没用?管它。作为一个工人,此举大可不必。但沉郁气氛的压抑,已经使每一个人都不能够再默默无言了。照理说,无论是工人对于本厂,还是本厂对于上级,这样的意见都是应当有的。即使领导,也是这么想的吧。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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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wxyz伟文2 发表于  2017-09-14 09:46:11 84字 ( 0/38)

既然相信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确定了,那么自然应当相信:那些符合实际情况和人民需要的政策是会要继续的;而那些不符合实际情况,不利于调整的全局的政策,则一定会

低吟浅唱九州风15     

1981年:关于汽车工业前景的信
 

厂领导:

听说我们厂可能转产自行车,对于这个前途,我颇感怀疑。现在我国很缺自行车吗?可能在内地省份,还缺自行车;在广东,供应量已经在超过购买量了。如果我们承认群众手里的钱毕竟有限,远远不能和一些西方国家相比,并且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都难于根本改变,那就不应该认为人们也会像人家那样才用一年半年就把一部车丢弃,那就不应该设想人们的购车量会一下子膨胀起来。要是我们厂也一股风的来搞自行车,明年或后年就会像现在一些生产风扇的单位那样了。诚然,凤凰车、永久车是很缺的,然而我们能不能搞出那样的质量呢?
   
在上海,据说好些厂搞“联营”,攀附自行车厂,生产“凤凰”、 “永久”。我想那是有把握成功的。凤凰车声誉好,销售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好的自行车厂做技术顾问和质量监督,有可能完全保证这个名牌的高质量。我想,在那些以质量高的企业做领袖的“联营”里,都是可能获得成功的。其结果将是在保证高质量的情况下,出现数量的飞跃。
   
但是,如果认为我们应该刻板地抄袭上海的经验,认为我们厂只要并转于自行车厂,便将前途无限,那就错了。过去,我们都看到过不少照搬外地的例子,其结果总是把事情弄得别别扭扭的。借鉴是永远需要的,但刻板的不加分析的照搬,则对于任何场合都难成功。现在,仍然是浓烈的存在着这样的风气,因此,我但愿领导上能冷静地加以考虑。毛主席在向我们指出矛盾的普遍性的时候,总是要我们注意矛盾的特殊性。在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就说过:不但要学习一般战争的规律,而且要学习革命战争的规律;不但要学习一般的(如苏联)革命战争的规律,而且要学习中国的革命战争的规律;不但要学习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规律,而且应当学习和研究当前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战争规律。在当前的调整中,无论对于什么经验,过去的也罢,外国的也罢,外地的也罢,生吞活剥的态度,都是和我们用以正确解决问题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相违背的。应该怎样对待以往的经验?应该怎样对待外国的经验?这一段都讨论过了。那么,应该怎样对待外地或外行业的经验呢?这正需要领导上保持清醒的认识和坚定的态度。
   
广州的具体情况,是五羊车的质量欠佳,声誉较低;即使在农村,它也有些滞销了。自然,它也可以存在,也可以有些发展,可以“联营”,搞点归并。但是,倘要搞大规模的归并联营,就一定要有一个质量的飞跃才行。在现在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加进去,即使质量达到五羊车的水平,那也只能长期地保持着一种半饱不饿的状态。我们厂能否超过五羊,搞出像凤凰那样的质量呢?我不能断然否定。但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有一两个高明的、对于生产自行车超赶五羊牌心中已经有数的技术指导者,如像许多事业的开创者那样;二是我们厂能够得到一套保证产品高质量的设备(如电镀设备)。这两条,如果我们厂没能把握着其中之一就轻易转轨,我看是没有多少光明在前的。
   
我认为,我国的汽车工业,并不是没有发展的前景的。如果说,调整就是要根据各行各业对于人民生活影响的轻重主次,来安排它们在建设位置中的先后缓急的话,那么汽车生产行业的发展,也不能被放在尾后,不能停缓下来,待四五年以后再说。因为,交通运输事业,不论是对于生产还是生活,其作用都是太直接、太重要了。比如在农村,交通运输还很落后,基本可以说还是运输古代化,拖拉机不能不用于运输。那么,这样的状况要不要改变一下呢?如果我们是在真心地谈建设,那么在十五年这样长的时间内,每个大队增加一部汽车的计划,不应该说是狂妄的。国家生产和供应足够的燃油用于这些农村运输的必要性,也是不容置疑的。这样,我们就不妨设想一笔账:我省每个县均以二十个公社计,每个公社也以二十个大队计,如果每个大队增加一辆汽车,那么全省一百个县就要增加20×20×100=40000辆汽车。当然应该算更细的账,要考虑到还有进口车,有别厂的车;有的队已有车,有的队在十五年内还没有能力购车,而有的队可能要增加几台,城市和县社更需要大量的车,旧车淘汰等等。但不管怎样算,汽车的需求量都会是很大的。如果我们略去其他因素不计,我省农村需要的车数——四万台,或者打个折扣,二万五至三万台——正好落在我们厂身上,这还不够我们十多年的努力吗?总之,我觉得,无论是从生活和生产的需要,从占用国家资金、加重国力负担,从这次调整的基本目的分析,还是从近年的原材料供应,从产品的质量,从本厂的生产能力分析,实在都是找不到我们厂停产汽车、并转他行的根据的。恰恰相反,这样一个不占用国家投资,还能为国家提供积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机械制造部门,正是这次的调整所应保护的。至于以后是生存还是倒闭,就待以后看它与国内其他汽车厂较量的结果如何再定。
   
在当前的调整中,差不多各种各样的重工业部门都受到了影响,有的人就此以为重工业部门都是关停并转的对象了。但我不认为,调整就是只要轻纺工业、电子工业了,不要重工业了。为了大力解决人民生活资料的生产.着重地发展轻纺、电子业,是完全必要的;为了使国力和希望取得平衡,在其他方面(重工业)做些牺牲,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闭目无视重工业,那就不能说是调整中的正确的想法和做法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靠了轻纺工业而繁荣起来的小国,可是在大国中,却很难找到一个没有较强的重工业基础而能兴旺发达的例子。光有轻工业而没有重工业,是富而不强的,是没有国威的,这无需多言。在这里,也不能完全受价值规律的摆布,一定要利大的才干,如冶金业。总之,我们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不要重工业。调整的目的,也决不是要取消重工业,而只是在国力不允许的现在不得不暂时地放慢发展重工业。在现在大张旗鼓地宣传调整的时候,我认为对于调整中这另一个方面,是应该看到的。如果只是看到了一个方面,而看不到这另一个方面,那我们就不能算是了解了调整的全局,就不能正确地估计调整应该达到和只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就无从去考虑克服不必要的混乱,减少那些可以避免的副作用并使调整的效果更大一些,如同以往我们经历过的许多事情那样。反之,对于这一个方面有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懂得:调整固然要有牺牲,但应该避免无谓的牺牲,在这里是不能容忍过分的慷慨的。即在现在,只有那些使国家负担过重的、或产品完全不对路的重工业企业,才适于对其动刀动手。而对于那些产品对路,不但不会损害国力还能为国家提供积累的重工业企业,就要考虑一些办法,一些政策扶持其发展才是。不是人人都承认我国底子薄吗?这次调整中不是也提出了反对浪费,要挖潜吗?如果我国的重工业不准备调整后再起炉灶,那么珍惜已有的基础,是不容犹疑的。这与调整并不矛盾。
   
总之,我们不能把调整理解为整个汽车制造行业的转轨。同时,调整也须在不损害主要目标的情况下,采取完整的保护国家汽车工业竞争、发展的政策。比如,要以进口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为主,不要大批地进口汽车,保证有一个可靠的国内市场;要适当地掌握进口汽车的销价,质量优于国内的,售价应稍高于国产汽车,如同手表那样;要有竞争,但以互相激励、促进为目的,不能把资本主义那套目的和手段全搬过来,假使要把外国巨人引进来,也不应是为了把我们一下子压倒、压死——大人和幼儿赛跑,是为了带小孩锻炼走路,而不是为了让幼儿累死、摔死,或给他一个嘲弄,让他更加自卑;要更新汽车制造设备——说工业现代化,其实就是制造设备现代化,是生产手段的质的飞跃,而不是靠工人拼死拼活的干去提高数量——使国内那些不算落后的机器有一个普及、推广使用的机会等等。在我们厂本身,则一定要注重技术的学习和钻研。因为,调整后期必将出现新的力量对比,决不可能还是一两年前的状况。如果我们厂不能在这个“战略的相持阶段”中操持得高人一手,即使能幸运地挨过这几年,到时也还是要倒霉。
   
我很清楚,这些议论是要令人发笑的。特别是一个井底之蛙,对于自己无能力干预的事,来这样的高谈阔论,更足见其轻狂。而且,别人只要稍微反问一句,就足够使人无言以对了——上级的政策不见得有错。就是错了,它不改,你有何办法?
   
我不能强词应对,以往的实践给人们的证据太多了。不过我相信,虽然每一种政策都能在一段时间内造成一种形势,但是历史前进的规律,总不是要实践发展的方向去适应某一种政策,而是每一种政策都必须符合当时的实践所提出的势在必行的客观要求时,才是行之有效的。归根结底,政策是由实际决定的。我们既然相信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确定了,那么自然应当相信:那些符合实际情况和人民需要的政策是会要继续的;而那些不符合实际情况,不利于调整的全局的政策,则一定会得到纠正。我们对于本厂前途和国家四化的信念,便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的。对于一个大的规划,有些问题固然应该在计划实行之前就注意到,并恰当地提出来加以防范,以减少混乱和曲折;有些问题却又是要在规划实践的过程中,才有可能不断地注意和纠正的。因此,认为当前调整的政策已经尽善尽美和认为当前的某些曲折便是调整的全局,都是不符实际的。我们厂在现在,如果以调整中的某些政策所造成的我们的困难的情势为出发点,去采取各种积极的暂时措施,是值得赞赏的。但作为我们厂较长远的决策的依据,则只应是我国、我省、我市的国民经济发展中势在必行的客观需要,即调整的全局。
   
就谈这些。有用没用?管它。作为一个工人,此举大可不必。但沉郁气氛的压抑,已经使每一个人都不能够再默默无言了。照理说,无论是工人对于本厂,还是本厂对于上级,这样的意见都是应当有的。即使领导,也是这么想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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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wxyz伟文2 发表于  2017-09-13 14:43:56 33字 ( 0/44)

毛主席在向我们指出矛盾的普遍性的时候,总是要我们注意矛盾的特殊性。

低吟浅唱九州风15     

1981年:关于汽车工业前景的信
 

厂领导:

听说我们厂可能转产自行车,对于这个前途,我颇感怀疑。现在我国很缺自行车吗?可能在内地省份,还缺自行车;在广东,供应量已经在超过购买量了。如果我们承认群众手里的钱毕竟有限,远远不能和一些西方国家相比,并且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都难于根本改变,那就不应该认为人们也会像人家那样才用一年半年就把一部车丢弃,那就不应该设想人们的购车量会一下子膨胀起来。要是我们厂也一股风的来搞自行车,明年或后年就会像现在一些生产风扇的单位那样了。诚然,凤凰车、永久车是很缺的,然而我们能不能搞出那样的质量呢?
   
在上海,据说好些厂搞“联营”,攀附自行车厂,生产“凤凰”、 “永久”。我想那是有把握成功的。凤凰车声誉好,销售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好的自行车厂做技术顾问和质量监督,有可能完全保证这个名牌的高质量。我想,在那些以质量高的企业做领袖的“联营”里,都是可能获得成功的。其结果将是在保证高质量的情况下,出现数量的飞跃。
   
但是,如果认为我们应该刻板地抄袭上海的经验,认为我们厂只要并转于自行车厂,便将前途无限,那就错了。过去,我们都看到过不少照搬外地的例子,其结果总是把事情弄得别别扭扭的。借鉴是永远需要的,但刻板的不加分析的照搬,则对于任何场合都难成功。现在,仍然是浓烈的存在着这样的风气,因此,我但愿领导上能冷静地加以考虑。毛主席在向我们指出矛盾的普遍性的时候,总是要我们注意矛盾的特殊性。在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就说过:不但要学习一般战争的规律,而且要学习革命战争的规律;不但要学习一般的(如苏联)革命战争的规律,而且要学习中国的革命战争的规律;不但要学习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规律,而且应当学习和研究当前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战争规律。在当前的调整中,无论对于什么经验,过去的也罢,外国的也罢,外地的也罢,生吞活剥的态度,都是和我们用以正确解决问题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相违背的。应该怎样对待以往的经验?应该怎样对待外国的经验?这一段都讨论过了。那么,应该怎样对待外地或外行业的经验呢?这正需要领导上保持清醒的认识和坚定的态度。
   
广州的具体情况,是五羊车的质量欠佳,声誉较低;即使在农村,它也有些滞销了。自然,它也可以存在,也可以有些发展,可以“联营”,搞点归并。但是,倘要搞大规模的归并联营,就一定要有一个质量的飞跃才行。在现在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加进去,即使质量达到五羊车的水平,那也只能长期地保持着一种半饱不饿的状态。我们厂能否超过五羊,搞出像凤凰那样的质量呢?我不能断然否定。但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有一两个高明的、对于生产自行车超赶五羊牌心中已经有数的技术指导者,如像许多事业的开创者那样;二是我们厂能够得到一套保证产品高质量的设备(如电镀设备)。这两条,如果我们厂没能把握着其中之一就轻易转轨,我看是没有多少光明在前的。
   
我认为,我国的汽车工业,并不是没有发展的前景的。如果说,调整就是要根据各行各业对于人民生活影响的轻重主次,来安排它们在建设位置中的先后缓急的话,那么汽车生产行业的发展,也不能被放在尾后,不能停缓下来,待四五年以后再说。因为,交通运输事业,不论是对于生产还是生活,其作用都是太直接、太重要了。比如在农村,交通运输还很落后,基本可以说还是运输古代化,拖拉机不能不用于运输。那么,这样的状况要不要改变一下呢?如果我们是在真心地谈建设,那么在十五年这样长的时间内,每个大队增加一部汽车的计划,不应该说是狂妄的。国家生产和供应足够的燃油用于这些农村运输的必要性,也是不容置疑的。这样,我们就不妨设想一笔账:我省每个县均以二十个公社计,每个公社也以二十个大队计,如果每个大队增加一辆汽车,那么全省一百个县就要增加20×20×100=40000辆汽车。当然应该算更细的账,要考虑到还有进口车,有别厂的车;有的队已有车,有的队在十五年内还没有能力购车,而有的队可能要增加几台,城市和县社更需要大量的车,旧车淘汰等等。但不管怎样算,汽车的需求量都会是很大的。如果我们略去其他因素不计,我省农村需要的车数——四万台,或者打个折扣,二万五至三万台——正好落在我们厂身上,这还不够我们十多年的努力吗?总之,我觉得,无论是从生活和生产的需要,从占用国家资金、加重国力负担,从这次调整的基本目的分析,还是从近年的原材料供应,从产品的质量,从本厂的生产能力分析,实在都是找不到我们厂停产汽车、并转他行的根据的。恰恰相反,这样一个不占用国家投资,还能为国家提供积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机械制造部门,正是这次的调整所应保护的。至于以后是生存还是倒闭,就待以后看它与国内其他汽车厂较量的结果如何再定。
   
在当前的调整中,差不多各种各样的重工业部门都受到了影响,有的人就此以为重工业部门都是关停并转的对象了。但我不认为,调整就是只要轻纺工业、电子工业了,不要重工业了。为了大力解决人民生活资料的生产.着重地发展轻纺、电子业,是完全必要的;为了使国力和希望取得平衡,在其他方面(重工业)做些牺牲,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闭目无视重工业,那就不能说是调整中的正确的想法和做法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靠了轻纺工业而繁荣起来的小国,可是在大国中,却很难找到一个没有较强的重工业基础而能兴旺发达的例子。光有轻工业而没有重工业,是富而不强的,是没有国威的,这无需多言。在这里,也不能完全受价值规律的摆布,一定要利大的才干,如冶金业。总之,我们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不要重工业。调整的目的,也决不是要取消重工业,而只是在国力不允许的现在不得不暂时地放慢发展重工业。在现在大张旗鼓地宣传调整的时候,我认为对于调整中这另一个方面,是应该看到的。如果只是看到了一个方面,而看不到这另一个方面,那我们就不能算是了解了调整的全局,就不能正确地估计调整应该达到和只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就无从去考虑克服不必要的混乱,减少那些可以避免的副作用并使调整的效果更大一些,如同以往我们经历过的许多事情那样。反之,对于这一个方面有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懂得:调整固然要有牺牲,但应该避免无谓的牺牲,在这里是不能容忍过分的慷慨的。即在现在,只有那些使国家负担过重的、或产品完全不对路的重工业企业,才适于对其动刀动手。而对于那些产品对路,不但不会损害国力还能为国家提供积累的重工业企业,就要考虑一些办法,一些政策扶持其发展才是。不是人人都承认我国底子薄吗?这次调整中不是也提出了反对浪费,要挖潜吗?如果我国的重工业不准备调整后再起炉灶,那么珍惜已有的基础,是不容犹疑的。这与调整并不矛盾。
   
总之,我们不能把调整理解为整个汽车制造行业的转轨。同时,调整也须在不损害主要目标的情况下,采取完整的保护国家汽车工业竞争、发展的政策。比如,要以进口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为主,不要大批地进口汽车,保证有一个可靠的国内市场;要适当地掌握进口汽车的销价,质量优于国内的,售价应稍高于国产汽车,如同手表那样;要有竞争,但以互相激励、促进为目的,不能把资本主义那套目的和手段全搬过来,假使要把外国巨人引进来,也不应是为了把我们一下子压倒、压死——大人和幼儿赛跑,是为了带小孩锻炼走路,而不是为了让幼儿累死、摔死,或给他一个嘲弄,让他更加自卑;要更新汽车制造设备——说工业现代化,其实就是制造设备现代化,是生产手段的质的飞跃,而不是靠工人拼死拼活的干去提高数量——使国内那些不算落后的机器有一个普及、推广使用的机会等等。在我们厂本身,则一定要注重技术的学习和钻研。因为,调整后期必将出现新的力量对比,决不可能还是一两年前的状况。如果我们厂不能在这个“战略的相持阶段”中操持得高人一手,即使能幸运地挨过这几年,到时也还是要倒霉。
   
我很清楚,这些议论是要令人发笑的。特别是一个井底之蛙,对于自己无能力干预的事,来这样的高谈阔论,更足见其轻狂。而且,别人只要稍微反问一句,就足够使人无言以对了——上级的政策不见得有错。就是错了,它不改,你有何办法?
   
我不能强词应对,以往的实践给人们的证据太多了。不过我相信,虽然每一种政策都能在一段时间内造成一种形势,但是历史前进的规律,总不是要实践发展的方向去适应某一种政策,而是每一种政策都必须符合当时的实践所提出的势在必行的客观要求时,才是行之有效的。归根结底,政策是由实际决定的。我们既然相信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确定了,那么自然应当相信:那些符合实际情况和人民需要的政策是会要继续的;而那些不符合实际情况,不利于调整的全局的政策,则一定会得到纠正。我们对于本厂前途和国家四化的信念,便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的。对于一个大的规划,有些问题固然应该在计划实行之前就注意到,并恰当地提出来加以防范,以减少混乱和曲折;有些问题却又是要在规划实践的过程中,才有可能不断地注意和纠正的。因此,认为当前调整的政策已经尽善尽美和认为当前的某些曲折便是调整的全局,都是不符实际的。我们厂在现在,如果以调整中的某些政策所造成的我们的困难的情势为出发点,去采取各种积极的暂时措施,是值得赞赏的。但作为我们厂较长远的决策的依据,则只应是我国、我省、我市的国民经济发展中势在必行的客观需要,即调整的全局。
   
就谈这些。有用没用?管它。作为一个工人,此举大可不必。但沉郁气氛的压抑,已经使每一个人都不能够再默默无言了。照理说,无论是工人对于本厂,还是本厂对于上级,这样的意见都是应当有的。即使领导,也是这么想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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