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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思 发表于  2017-09-13 09:20:25 13079字 ( 0/430)

论何新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意义(原创首发)

  论何新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意义

  (作者:晓枫)




  孤独与挑战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何新最初是以一个富于挑战性的堂吉诃德式的闯入者,或者不如说,是以一个超出“三界五行”的石猴子孙行者的面貌,而横空出现于当代中国学术界的。何新学术思想体系的产生、形成和成熟,在早期经历了一个困难曲折的过程。

  作为一个决心治学并革新学术的人,青年时期的学习与积累非常关键。与不少前辈学者(例如“现代新儒家”人物贺麟、冯友兰等)在经历大半生的探索之后,方转向以马克思主义为学术研究指导思想的模式不同,何新先生在青年时代通过对马克思、列宁、黑格尔、康德、培根、休谟等哲学逻辑学和毛泽东思想的深入研究,很早就确立了其学术体系的本根与基脉。而这一切,都是在文革时代依靠锲而不舍的艰苦自学来完成的。“路漫漫兮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些话可以说是对何新先生探索新知、追求真理的人生经历的形象概括。综观九年知青生涯,何新所走过的不是一条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却是一条布满荆棘的痛苦之路。关于何新这一时期的生活,这里就不作详细介绍了,读者可以参看“思考”第1卷《我的哲学与宗教观》这本书。

  1972-1974年,何新下苦功潜心研读了一批重要书籍,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深厚根基。这个时期,他系统地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何新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自己之所以在学术上能够取得一些成就,对国内政治形势与国际战略格局一系列的预测,能够多次得到印验,都深深获益于自己早年对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哲学逻辑学的研究。而在学术和思想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始终如一的。

  在1978-1983年这一阶段,何新通过在哲学、逻辑学、美学、历史学、文学、学术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多方面的研究,使其在学术生涯的早期即具有跨涉多门学科的特色,显示出渊博宏大的气象。此期间,他不仅继续自学各种人文学科的知识,而且涉猎数学、物理、天文学等理科知识。尤其对逻辑学用力至勤。

  读过何新自传的人会知道:从童少年时代起,何新性格就强烈显露出了一种独特奇异和不喜欢受到约束的鲜明倾向。我们可以说,何新先生那种独特的学术风格,似乎已先天性地蕴涵在他早年的生活经验和精神性格之中了。那么,何新先生则把自己在学术上的这种追求,归结为“孤独与挑战”这几个字。



  时代风云的先声


  从1978年起,何新进入人生的重大转折时期。这一年他从黑龙江回到了北京。经过几年努力,迅速打开局面,终至一举跻身于国家最高级的学术研究中枢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这里,何新以一系列挑战性的理论研究,而开始了他色彩斑斓而富于传奇性的学术人生之路。但恐怕让何新先生自己也始料不及的是,他对于中国学术界正统与主流的叛逆竟至一“叛”而达四十年之久,而且直到今天,这种不受羁绊独自往来的治学方式仍大有延续下去的趋势。

  在进入社科院的初期,何新有机会接触到了大量的新信息特别是国外信息,可以直接阅读一些中央秘密文件和机要档案。他所供职的科研组织局是社科院的学术中枢机构,局里有一个总量虽不很大但藏书种类丰富、品位和质量都很高的图书馆(包括订有很多港台报刊)。仅国内外的各种报刊,就有一百种以上。何新充分地利用了这些资料,每天几乎都沉浸于痴迷地读书和写札记。在这里,他得以大量接触各种西方现代思潮,涉猎存在主义、现象学、语言分析、结构主义、符号学、解释学等西方学术著作,同时,他也特别注意西方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理论。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还存在很多理论禁区。当文革甫经结束,偌大的一个民族,竟至举国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问题,可见当时意识形态已经到了何等僵腐之程度。历史进入急需变革的时代,中国兴起了一轮思想解放运动的巨大浪潮。这时的何新可谓风云际会,1978-1983年期间,他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学术月刊》、《学习与探索》、《自然辩证法通讯》、《外国哲学》、《读书》等重要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与学术论文,内容跨涉多个领域。

  此期间他所撰写的主要文章,涉及了哲学、历史、逻辑学、美学、学术思想史、文学理论等多门学科,文章数量也达三十多篇。

  这些涉猎广博包括了多篇重量级的著述,都撰写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几年间,使人惊讶于作者的精力充沛。适应于思想解放运动的时代潮流,何新将他文革年代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反叛与异端思想倾泻而出,一发不可收。在这些论题广泛、内容丰富的文章里,他大胆批判哲学、史学、文学、美学、逻辑学与艺术理论等领域僵化守旧的教条思想和陈腐观念,呼吁解放思想革新观念,在所涉领域对主流思想学术形成了强大挑战与冲击,呐喊出时代风云的先声,引起了思想界的强烈反响与共鸣。与此同时,何新作为一颗蕴藏能量巨大的新星,也迅速在当代学术界升起。

  他所发表的一些新锐观念具有一种先锋性,代表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报刊杂志编者们的心声,所以发表以后往往能对思想界产生震动。这些文章使他在学术界、在知识界中开始获得了较高的知名度,同时也是他能够被破格吸纳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基础。

  何新在社科院整整工作了十年,其中在文学研究所就达五年。在何新学术生涯中,这十年是非常重要的。何新整个学术体系,可以说是奠基和确立于这一时期。仅在这十年中,何新先后出版了八、九本书,著述近五百万言。这是他精力最旺盛、智慧最成熟的一个时期。

  这十年以1985年为限,又可以划分为前期和后期。不仅因为自调入文学研究所后,他在这里工作的时间,远较科研局、近代史所和研究生院为长,而且,1985年也是他自身学术研究道路和社会政治思想态度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实事求是的学风


  何新从进入学术界起,其治学研究就具有鲜明特色。而我认为何新学术的最大特点,就是实事求是、追求真理、不怕权威、不拘旧说。这具体体现在他经常通过严谨周密的考证,对一些众所周知而似乎已无可争议的“概念”和“原理”提出新解释,从而颠覆传统定义,引起观念变革。恩格斯曾经说过:“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资本论》英文版序言)而何新对一些旧概念的涵义考析,正可作如是观。这些概念的考证与辨析,表面看来似乎枯燥琐碎,但其实却关系颇大。比较著名的有:否定之否定、辩证法、逻各斯、逻辑、形而上学、封建社会、道德、唯心主义、文化、价值、存在主义、“儒”“道”“史”“墨”的本义……等等。

  1980年代中期,美学家、思想史家李泽厚先生曾大力提倡实证性的“微观研究”,批评学界清谈虚言的浮躁风气。而何新则不仅起而倡导,而且通过《诸神的起源》等研究身体力行之。尽管他们两人的治学领域不同,但也可以看作是何、李在学术上的一种同声相应。但何新对神话与历史的朴学研究,并没有堕于“为微观而微观”,其最大特色,倒恰恰是体现在见微知著、以小见大、寓宏观于微观的考证之中。

  何新在社科院特别是文学研究所的五年,是他学术生涯里第一个成果丰硕的高峰时期。进入社科院后的十年间,他如鱼得水,博涉中西,杂学旁收,在学术上迅速走向前沿。其对人文学术的超前研究,对理论禁区的挑战与反思,对僵化守旧的经院哲学、逻辑学、历史学的重新思考与批判,攻势凌厉无前,可谓气夺千军。这时的何新适当风华正茂的青年时期,精力是惊人充沛的。在学术上,何新是一个典型的高产作家。他的精力之旺盛达到了令人惊异的程度。据知情朋友说,从文革后到1990年左右之前的整个青年时期,何新思想和思维极度活跃,经常深夜不能入睡,是一个典型的“夜猫子”。曾经长期依靠安眠药强制自己休息。而夜晚对他来说,则是思考写作的最佳时间。

  十年里,何新出入于哲学、史学、经学、朴学、文学、美学、逻辑学、语言学、文化学、经济学、政治学甚至数学、物理和现代宇宙理论等不同人文与自然学科之间,既作艰深晦奥的哲学思辨与逻辑分析,又进行文学评论与创作,的确具有古希腊诗人品达颂歌所说“穷尽一切可能的领域”那样的气魄。他著述涉猎深广,语言朴素精炼,曾经使许多不认识他的读者一度以为作者是一位学养深厚文质彬彬的老先生。何新之所以能写出这些文章,与他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勤奋学习、思考和个人经历有密切关系。这里有一个很长的思想和政治准备过程。最重要的是,在70年代中期,即1970-1975年前后,他己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诸方面,对文化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



  “新保守主义者”的渊源


  80年代中期开始,以批判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潮流中的“现代派”主义为标志,何新进入了一个全面地重新思考传统文化和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并扩及于世界近、现代史的新时期。目的是追求探索致中国文化学术于现代化,进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与变革之道术。其显著标志就是《诸神的起源--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一书的出版。《诸神的起源》一书的出版,表明何新从1982年起对中国传统文史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逮至1987年,随着九歌十神、蛟龙、凤凰等神话的破译与解析,更大张其势。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何新在其它方面的研究仍然保持着一贯的挑战性。例如在《中国文化史新论》中,他对于流行的中国古代社会性质自秦汉以后即为“封建社会”的传统理论,继续作了深入研究,质疑此概念套用于中国历史,在学术与事实上的有效性;在对当代中国经济问题、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和国际战略问题的观察与思考中,他提出了迥异于主流理论与“权威”看法的新见解……等等。--但在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研究方面,他却已明显开始呈现出稳健而深沉的风格。以致很快就被论敌与批判者冠以“新保守主义”的代表,划入“文化寻根派”之阵列。但对于“文化寻根”之说,事实上何新不但并不反感,抑且乐受不辞。他在十后的《诸神的起源》新版序言中,就非常明确地自述其神话学研究正是“文化寻根”之作。

  在激进主义者眼中看来,短短数年间,何新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思想观点,对比其给人以印象深刻的前期,是急剧地后退了。这个变化是如此迅速,使得何新被攻击者讥骂为“学术投机分子”,各种各样的“帽子”随之如雨雹般飞扣而下,流言中伤不胫而走,谣传诽谤接踵而来。这个“妖魔化”的运动数年后竟然达到了中外同诅的高峰,令人叹为当代史之奇观。但任何不持有偏见的人,不难判断出这一切当然是富于想象力的猜测,甚或干脆就是无中生有的下流诬蔑。关于这个问题,何新自己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在《东方的复兴》序言中分析说:“其实,我之所以大受诽谤,根本原因是由于我为中国社会主义、共产党和中华文明作了辩护。如果我反此道而行之,则无论如何污言卑行,出卖国家、民族,也将被视为‘英雄’(已有并非一、二人的先例)。我们所处的世界环境,不乏惊人的价值错位。”(《东方的复兴》第二卷序言)

  那么为什么在80年代中期,何新的社会政治见解发生了这样大的转变?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两大方面去分析。

  首先,是社会时代背景使然。1984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在中国广大城镇的展开,改革向社会深部不断推进,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也随着经济改革的复杂化而不断积累,日益暴露出中国改革在总体战略上缺乏前瞻性的弱点(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当国民经济的运行,终于不可避免地遇到商品经济与生俱来的萧条周期时,所积累的社会矛盾也随之激化。而在意识形态领域,激进主义的“西化”思潮重新抬头,一股根本否定中国历史、特别是借着批判“封建传统”的名义而恶意攻击、丑化、否定建国以来历史成果的思潮来势凶猛,崇洋媚外的奇谈怪论招摇过市,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想甚嚣尘上,人们普遍理想泯灭,信仰丧失,拜金主义与利己实用风气弥漫于社会上下。进而,一种根本否定祖国文化与革命传统从而谋求推翻现行社会政治体制的暗潮,由遮遮掩掩而浮出水面,随着国家经济遭遇困难和社会矛盾的暴露而呈毒化趋势。尤为荒谬的是,其理论幌子在1988年竟然借托国家权威的广播新闻媒体而公然叫嚣,这就是貌似具有学术性的“河殇”派。凡此种种,都引起何新深深的怀疑和忧虑。是时他正埋首于传统经籍的朴学研究。但是,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促使他不能不关注时局,治学重心也不能不向经世致用的经济、政治问题方面转移。

  在经济学与政治学领域,何新的见解与“西化”派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巨大分歧。同时,也与他自己在前期对传统文化负面的大胆批判形成明显反差。事实上,这个矛盾已经随着《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读《无主题变奏》随想录》(原载《读书》杂志1985年第11期)一文的发表而初见端倪。如果说何新先后发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我见》(原载《光明日报》1986年5月)、《中国古代社会史的重新认识--从近年出版的两部史著看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危机》(原载《读书》1986年第11期)、《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重新思考--关于海外“新儒学”及其对“西化论”的批判》(原载《书林》1987年第6期)等一系列文章,是他与“西化”派公开论战明确无误的信号,那么,《我的困惑与忧虑--当代文化备忘录》(原载《新文化报》1989年3月15日)《“五四”精神的继承与超越--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再思考》(原载《人民日报》1989年3月24日)两文,则可以说是标志着何新与反传统激进主义者分道扬镳的宣言。在这些文章中,何新实际上对自己早期的一些偏颇观点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此盖“执我今日之是而攻我昔日之非”,唯此方能不断地接近真理、认识真理和掌握真理。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我也深信持客观公正态度的读者,是不难从我前后两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评论中,寻绎到某种连续性线索的。这种连续性的基础在于,我一生全部学术活动的旨归和最高梦想,就是看到我的祖国--中国--现代化,看到中华文明的复兴,看到中国的富强、光荣、进步和统一!而决不乐于看到她沦入分裂、没落、灾难和贫困的境地,无论是如1966年那样以共产主义的名义还是象1989年那样以全民民主和个人自由的名义。”(何新《东方的复兴》第一卷序言。)

  另一方面,何新思想的转变,在其自身殊有深刻渊源。他在经济、政治问题方面的“保守主义”思想,与其学术研究中珍视传统的性格是协调一致的。从家庭背景看,何新其实出身于一个世代仕宦的书香之族。父亲先后供职于光明日报和中华书局,过从者颇不乏饱学醇儒之士。何新虽早年遭遇文革,颇历时艰,但他酷爱读书思考,醉心数学、逻辑和哲学,通过刻苦自修,对中国历史、古典文学艺术和传统学术寝馈甚深。虽然从外表上看,何新是一个孔武有力、貌似粗鲁少文之人,但实际却比浅薄的反传统激进主义者更接近于“诗赋书画”翰墨士人的传统角色。他性格忧郁冷峻,孤傲不群。治学之余,则耽于书画,于金石、考古、文物鉴藏等皆独具卓识。举凡夏鼎商彝、汉碑魏帖、旧书古画、典籍秘文、版本目录之学,靡不留意。他曾自评于诗词、绘画、文章三道中,“画格第一,诗格第二、文格第三”。凡此,都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出自本能与天性的酷爱和眷恋。当将注意力集中于乾嘉二王之学时,社科院的研究生学报时见何新分析精辟的文史新考。不数年间,竟臻于窥悉堂奥得心应手之境。在研治经学时,他深深领会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更在解析典籍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从而使他深信古老的华夏文明,自有其生生不息之伟力。因此,当“疑古派”和“西化派”等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极尽诅诋之能事时,他毫不犹豫地迎头邀击之。

  何新返顾于自身时说:

  “什么样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哲学。而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命运。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是古典主义者。在伦理学上,我十分钟情于孔子所代表的古典人文主义、人伦主义,孟子所追求的人格主义以及老子所体现的自然主义。我酷爱中华文明,因此我也热爱在几千年中支撑或者说哺育了这一伟大文明的中华古典哲学。”(《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何新著。时事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51-52页)

  因此,关于“新保守主义”批评的根源,还是何新先生自己的分析更具说服力:

  “十多年以来,我与一些知识分子的分歧与其说是在学术上,不如说是在政治上。这种分歧特别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在政治问题上我被认为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不是激进主义者。是国家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世界主义者。在文化问题上我被认为是一个传统主义者而不是西化主义者。多年来,我和我的学术一直居于非主流的地位。在很多时候,我是孤立无援的。我承受着多种批评、批判、误解、攻击、诋毁,不仅在国内,也包括海外。但是,我从来没有向他们低头过。”(何新《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



  探索新价值体系


  何新先生近十几年来出版的国学经典系列,规模之大,容易使人想起近代辜鸿铭、章太炎等保守主义者“整理国故”的往事。但是,尽管在经学方面的无师自通与辜鸿铭有相似之处,何新的“新保守主义”,与晚清民初的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相比,在思想渊源上是具有深刻不同历史内涵的。

  我对近代中国思想史是个外行。这里谈点自己的粗浅认识。我认为:辜鸿铭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人物,绝不能简单地以“顽固守旧”、“不思变革”等模式定义之。正因眷爱之切,故其痛愤之绪也烈。他是一个以喜剧脸谱而出现于近代中国的文化悲剧角色。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辜鸿铭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近代以来的俞樾、章太炎、沈曾植、罗振玉、王国维乃至陈寅恪,皆可作如是观。只不过辜鸿铭表现的形式更为偏激而奇特。

  总体上看:辜鸿铭放达而张扬,王国维深刻而绝望,陈寅恪则内敛而悲沉。三人都深深挚爱和眷恋于传统,这是他们的共同点。历史每多相似之处。一百多年来,从晚清的王韬、郑观应、严复、马建忠、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等启蒙思想家,到“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先辈,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曾经如饥似渴地大量译介和研究了西方政治、哲学、文化著作。而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带着对“文革”的困惑与对历史的思考,似乎又在重复着前人的思想轨迹。正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艰难曲折进程造成了这种特异的思想文化现象。

  然而,何新的“新保守主义”,比诸前述辜、王、陈等人包涵着更为深厚丰富的历史意蕴。80年代中期的何新已经进入而立之年,精力旺盛,气宇恢宏。但在文化心理的年龄上,却似乎比同期同代之人更为长大,比上述三者为代表的先贤也更为深沉。这是因为,虽年岁尚轻,但其思想精神上的阅历却更加广博而巨大。

  何新始治哲学逻辑,学宗黑格尔和马克思,浸思于晚期列宁的哲学著作,在毛泽东理论的哺育下成长,在白山黑水的穷困环境里生存,在举世汹汹的动乱中探索……这一时期何新的读书与思考,已明显不同于前辈囫囵吞枣般的照单全收与肤浅理解。七十年代末的何新虽也曾一度醉心于存在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语言释义学、结构主义、价值相对主义和多元论等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思潮,对胡适的实证主义、顾颉刚的古史辩派曾深感兴趣,在经济学上也曾相信凯恩斯和萨缪尔森,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已经过时。然而,由于此前已经有了对黑格尔、马克思、列宁哲学逻辑著作的深入阅读与研究,使他具备了一种批判性的目光。他是带着问题和思考去接触这些西方现代学术著作的。尽管最初也有视野得到了开阔的欣喜,但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当代国家政治进程的紧密关系,却使他不能不以怀疑性的眼光去面对种种西方现代思潮。曲折多难的历史进程、巨大复杂的文化传统、亟待革新的学术观念……,都促使迫切要求一夜间改变现状的天真幼稚和盲目狂热让位于稳健、理性的思考。从而,他从这个时期开始的阅读与思考,不仅经历了一个不断自我否定与扬弃的过程,而且是一个浸透了社会历史经验与教训的精神历程。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执我今日之是攻我昔日之非”(何新)这句话的涵义。

  何新深沉冷峻的性格和理性思考,与其血气方刚之年龄形成了一个令人惊异的反差。这使我们想起《培根论人生》中的这句话--“一个年岁甚轻的人也可以是富于经验的人,假如他不曾虚度生活的话。”他身无长物,却壮志怀宇,心薄云天,认为自己有责任也有能力去思考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大问题。经过十几年的苦苦探求和思考,他的思想逐渐趋向于一个明确的方向,最终归结为这样一种理念:历史中充满了谬误、曲折和苦难,一个国家和民族是难免会犯错误的,上至掌持政柄之人,下至芸芸众生,概莫能外。但是,一个民族要走向复兴与强大,总离不开哺育自身生存发展的文明之根脉与土壤。因为,“我们民族自开辟之初,就具有一种博大深厚善于融通万汇的文化精神”。所以,“回顾一代一代的中华民族先祖,曾经赋予我们以值得骄傲的传统,我们在今天应当追索他们的精神,宏扬他们的事业,迎头赶超世界的潮流”(何新《东方的复兴》,第1卷,第28页,导言·中国现代化的命题与问题)。

  而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在面对文化虚无和意识形态真空的废墟上,探索维系、延伸中华文明生存发展的新价值体系,以及新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寻找连通华夏传统思想与现代革命、华夏传统思想与外来文明,使之衔接连续的桥梁。……试图以新的学术眼光,包括学习西方人类学、语言分析方法,深入读史、读经。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何新《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

  何新从青年时期的艰辛探索,经过五十余年的努力,终于结出硕果,汇集构成了以泛演化逻辑研究、《东方的复兴》、《新国家主义经济学》、《国学经典新考系列》以及共济会与西方伪史研究为核心的学术思想体系。那么约略言之,何新学术思想体系可划分为三大方面:

  一、哲学与逻辑

  二、古典学术领域

  三、现代学术领域

  为了探索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真理,何新通过早期多方面的学术准备,集合自己在历史学、经济学、哲学、语言学、人类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中的一系列探索成果,试图系统地重新理解和评估中国传统文明及其价值体系,总结中国历史和国际共运史的经验教训,探讨中国现代化的可能性与新世纪背景下人类文明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和命运。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几十年来,他对自己所不熟悉的许多领域都做了涉猎和探索。这包括经学、朴学、经济学等方面。他不仅对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与理论指导思想作了深刻的反思,而且深入研究了中国现代化的起源、进程、外部环境以及导致中国现代化滞后的超经济原因,并试图从世界性的宏观历史视野来观照与探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问题;不仅研究了日本经济史与西方政治学,批判经济学与政治学中的食洋未化,反对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货币主义、现代重商主义与新古典主义,而且明确提出要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新国家主义(实质是新爱国主义)为号召,凝聚意识形态的向心力,抗衡披靡一时的弱肉强食的“全球化”、“世界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重建民族价值体系,重建新社会主义,呼唤21世纪的中国魂,迎接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笔者把这种述往思来、开宗溯源、启迪新知而极具工具性意义的新思维、新观念和新方法,称之为“何新思维”、“何新现象”和“何新革命”。

  何新先生在自传《孤独与挑战》中曾经提出了一个非常引人深思的观点。他说:

  “无论何种社会制度,要想存在下去,都必须塑造理想主义的伦理人格,每个社会和文化中,都有他目身所崇拜的英雄人格。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人格,往往必须具有宗教和殉道的色彩,例如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甚至近代文明的起源,也同样需要塑造它所崇尚的英雄精神,例如布鲁诺、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哈姆雷特、浮士德、唐璜,以及鲁滨逊、亚科卡等等。但是我们注意到,古代文明中的中国传统中此类英雄,或是以武力而霸世(中国传统中此类英雄最多),或是以道德而崇高。而近代文明中的英雄,却以知识分子和创业者为最多,以理性、发现、个性价值和创业精神而名世。所以反英雄并不是现代文明的特征。中国在文化革命以后,所经历的英雄主义的失落,一方面表明了当代人道义感的薄弱,另一方面还有更深刻的社会构造性原因,值得深刻思索。而其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我认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分:一个没有人格理想和英雄精神的民族,一个举国上下只知道崇奉金钱、物欲和人欲横流的拜物教民族,其前景是必定可悲的。”(何新《孤独与挑战》,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337-338页)

  最后,让我们来尝试归纳一下何新学术体系的内涵:

  我们认为,在学术倾向与思想观念上,何新是一个理性现实主义者而不是浪漫空想主义者。是一个国家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世界主义者。是一个中华复兴主义者而不是全盘西化主义者。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者而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是一个共济共存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弱者通吃的资本主义者。他以一个终生未泯的理想主义者的面貌出现,不断探索,不断反思,构建了一个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富于生命力和感召力的学术思想体系,以此召唤传统学术的革新与中华文明的复兴。

  --这就是何新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最大意义。



  2017年09月12日撰于粤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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