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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心一点通 发表于  2017-04-19 17:23:12 41701字 ( 1/190)

左宗棠为何看不起曾国藩?



曾国藩


曾左初会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首次见面,是在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二十一日傍晚。


曾国藩回湖南本是为母亲办丧事。没想到恰逢太平军横扫两湖,皇帝命他出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曾国藩墨绖出山,这一天赶到长沙。


到了馆舍,换过衣服,匆匆洗了把脸,曾国藩就坐下来,与前来迎接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及其幕友左宗棠展开长谈。

论身份,在座的三人中,左宗棠最为卑微。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也就是前副部长。张亮基是一省之主。而左宗棠出身仅是一个小小的举人,身份不过巡抚的师爷。然而谈起话来,左宗棠却成了主角儿。他不等张亮基开口,就详细介绍起长沙的防务安排,指手划脚,滔滔不绝,一副大权在握、舍我其谁的神态。一声不吭的张亮基似乎倒成了他的跟班儿。曾国藩也只有俯耳静听的份儿,一时插不上话。

然而曾国藩却并不觉得不舒服。相反,他越听,越觉得这个左宗棠确实名不虚传。此次会面之前,左宗棠之名对曾国藩来说已经如雷贯耳,太多朋友向他介绍过这位 “湖南诸葛亮”是如何卓绝特出。交谈之中,左宗棠之头脑清晰,气概慷慨,议论明达,言中款要,确实令曾国藩颇为叹服。他在致胡林翼的信中写道:

(腊月)二十一日驰赴省垣,日与张石卿中丞(张亮基)、江岷樵(江忠源)、左季高(左宗棠)三君子感慨深谈,思欲负山驰河,拯吾乡枯瘠于万一。盖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

其实,何止曾国藩一见倾心。在会见曾国藩之前,这个小小的乡下举人早已经名满湖湘,令好几位大人物“一见即惊”了。二十二年前的道光十年 (1830),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丁忧回湘,见到当时年仅十八岁的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农村青年左宗棠,即为其才气所惊,“以国士相待”,与他盘旋多日,谈诗论文,还亲自在书架前爬上爬下,挑选自己的藏书借给他看。道光十七年(1837),回到老家的两江总督陶澍见到二十多岁的举人左宗棠,“一见目为奇才”, “竟夕倾谈,相与订交而别”。不久又和他订下了儿女亲家。道光二十九年(1849),云贵总督林则徐回家途中,也因为闻听左的大名,特意邀左到湘江边一叙。林则徐“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宴谈达曙乃别”。

令这些阅人无数的官场大僚不约而同地倾倒如此,左宗棠的才华横溢可想而知。太平军起之际,湖南巡抚张亮基派人三顾茅庐,把他请出了山,通省要务,概以任之。虽然身份仅为一名师爷,却实际负担起全省军政要务,在湖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张亮基反倒成了一块牌位:制军于军谋一切,专委之我;又各州县公事票启,皆我一手批答。

曾国藩虽然是高居二品的京官,但想在地方上开辟一番事业,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他毕竟是在籍官员,而不是实任官员。现官不如现管,如果湖南地方官员不大力配合他,无职无权的他寸步难行。因此,对这个小小举人,曾国藩极为尊重,言必称兄。不论大小事情,无不虚心请教。他相信,有这位明敏强毅的师爷帮忙,他在湖南办理团练,一定会相当顺利。



曾国藩“才具稍欠开展”



然而,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印象,却有一点复杂。


作为如今朝中官位最高、声誉最好的湖南籍官员,曾国藩早已为湖南通省士林所景仰。在见面以前,左宗棠也听许多朋友夸赞曾国藩学问如何精深,品格如何方正。一见面,左宗棠并没有失望。人言曾国藩“向无大僚尊贵之习”,此言确实不虚。二品大员曾国藩没有一点官架子。他看起来更像一介循循儒生,衣着简朴,神态谦逊,一脸书生之气。


而曾国藩言谈中所表现出的强烈担当意识,更让左宗棠刮目相看。晚清天下滔滔,官员们以敷衍塞责为能。在这种黑暗污浊的大背景下,曾国藩以清新方正之姿进入左宗棠的视野,如同鲍鱼之肆中吹入一股清风,不能不令左宗棠意外而且欣喜。因为曾氏的“正派”,“肯任事”,他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对曾国藩的第一印象说: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

这个第一印象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其中的这样一句话:“才具稍欠开展。”初次接谈,左宗棠就得出了曾氏才略平平的结论。这句评价奠定他对曾国藩一生轻视态度的基础。

在别人眼里雄才大略的曾国藩,何以在左宗棠眼里却“才具稍欠开展”呢?
 
曾国藩确实不是那种让人“一见即惊”的人。乍一接触,你不但会觉得他并无什么出众之处,甚至还会认为他有点笨头笨脑。许多人一见到曾国藩,都觉得有点失望。方宗诚见到晚年的曾国藩,觉得他不像一位总督和将领,而像一位土里土气的乡村老教师:“宽大和平,不自矜伐,望之如一老教师耳。”而后来英国人戈登见到曾国藩时,也大感失望:“曾国藩却是中等个子,身材肥胖,脸上皱纹密布,脸色阴沉,目光迟钝,举止行动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样子—这与他过去的历史是不相符合的;他的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迹。”

如果测智商的话,曾国藩肯定不如左宗棠。曾国藩前后足足考了七次,二十三岁才中了个秀才,而且还是全县倒数第二名。梁启超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身上没有一点 “天才范儿”。 

另外,曾国藩是典型的粘液质性格,这种人的特点是反应缓慢,行动拘执,谨慎内向,凡事只肯说三分话。他观察思考得比一般人细,下判断也比一般人要慢。周腾虎曾经说曾国藩“儒缓不及事”。他的学生李鸿章也当面指出他病在“儒缓”:“少荃论余之短处,总是儒缓。”他对周李二人的判断是首肯的,说“余 亦深以舒缓自愧”,“驽缓多病,百无一成”。这种性格特点更加重了他的“笨拙”,使他眼中乏精悍之气,面上无果决之容。在左宗棠滔滔不绝指划天下之时,他只是默默倾听,认真思考,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贡献出什么高明的见解。因此左宗棠才得出了“才具稍欠开展”的第一印象。


左宗棠



书信误会



左宗棠的性格和曾国藩可谓截然相反。他是典型的多血质,这种人的优点是反应迅速,做事果断,尤其善于在纷纭复杂的局面中迅速发现机会,定下策略。缺点则是过分自信或者说自大,性情过于张扬外露。左师爷的傲慢,和他的才气一样有名,甚至比他的才气更为有名。在巡抚面前,他以救星自居,面对曾国藩,他更毫不客气。一般来说,多血质人格者和那种做事缓慢,反应迟钝,过于谨慎的同事通常很难合得来。而曾国藩恰恰是这种人。再加上刚刚出山办事之时,曾国藩远非后来的 “老奸巨猾”,而是一个“官场愣头青”,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书生气重,拘执生硬,令左宗棠看着着急,忍不住经常加以“指导”。好在曾国藩和张亮基一样好脾气,对左宗棠俯首听命,从善如流。因此才造成了这段难得的“同心若金”。


可惜的是,这段蜜月为期过短。咸丰三年,张亮基调任署理湖北总督,左宗棠也随之北上武汉。这两个人一走,曾国藩在湖南马上就寸步难行,处处碰壁。那些湖南官员早就痛恨曾氏越位侵权,此时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小鞋穿。曾国藩一怒之下出走衡阳,想脱离湖南官场,独力创建湘军。这个想法看起来品略图书馆解气痛快,实际操作却困难重重。刚刚来到衡阳曾国藩势单力孤,形只影单,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处境十分困难。恰在此时,张亮基调离湖北,左宗棠也归乡隐居。曾国藩闻讯大喜,立刻写信请他来帮助自己。

在长沙数月,曾国藩自觉与左宗棠惺惺相惜,已经建立起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他认为,在庸官遍地的湖南官场,只有左宗棠和他是以天下为已任的英雄。别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自讨苦吃自练军队,左宗棠一定能理解。别人不支持他“赤地立新”,左宗棠一定会出来支持他。

因为深知左氏的性骄气傲,所以他给左宗棠的这封邀请信写得异常客气:

弟智虑短浅,独立难拄,欲乞左右野服黄冠,翩然过我,专讲练勇一事,此外,概不关白于先生之前。先生欲聋两耳,任先生自聋也,吾不得而治之也,先生欲盲两目,任先生自盲焉,吾不得而凿之也。

意思是说,我请您做一个高级顾问,不敢让您承担那些琐碎的俗务,只要居傍指点指点我就可以了。 

令曾国藩万万不想到的是,左宗棠回给曾国藩一封极为冷淡的信,明确拒绝,“文字似敬实疏,态度似谦实傲,与曾国藩之火热心肠、尊奉情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不仅如此,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此事时还语含讥讽:

涤公正人,其将略未知何如。弟以刚拙之性,疏浅之识,万无以赞高深。前书代致拳拳,有感而已。

很显然,左宗棠不愿做曾国藩的助手,主要原因是对曾国藩的“将略”评价颇低。在长沙期间的短暂合作,并没有扭转他对曾国藩才能的评价。况且当时曾氏以在籍侍郎练兵,非官非绅,地位尴尬,没权没钱,左宗棠不认为他是能大有作为的靠山。

收到了左氏的回信,曾国藩才发现自己原来在左宗棠心目中原来如此无足轻重。这令他深觉伤心。



左宗棠的科举情结



在曾左关系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心理因素我们不能不提,那就是左宗棠的科举情结。


左宗棠幼有神童之誉,读书一目十行,举一反三。他那颇有眼光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说,他的两个哥哥将来只能做教书先生,他却有万里封侯的希望。 

左宗棠自我期许亦极高,他终生最崇拜的人是诸葛亮,与朋友通信,动辄自署“今亮”(当今诸葛亮)、“老亮”。还在学生时期,他就“好大言,每成一艺,辄先自诧”。每写完一篇文章,都要先自己惊诧一番:怎么写得这么好啊!难道真的是我写的吗?成年之后,他更是恃才傲物,爱吹牛,爱自夸,“喜为壮语惊众”。平平常常的吹捧他听来根本不过瘾,最喜欢听过头的吹捧,把他比作神仙圣人他听起也不刺耳。曾国藩对此看得很清楚,晚年他曾对幕僚赵烈文说:“左季高喜出格恭维。凡人能屈体已甚者,多蒙不次之赏。此中素叵测而又善受人欺如此。”

自视如此之高,现实却不给他面子。左宗棠一生有一个触不得的痛点,那就是科举。他中举之后,本以为取进士如探囊取物。不想一个举人却成为他功名的顶点。在这之后,六年之间三次会试,都名落孙山。这对本来一帆风顺的他是一个极大打击,一怒之下,他当众发誓此生再不应考。

然而在传统时代,像左宗棠这样不中进士,又不肯走捐官之类的歪门邪道的人,基本上就宣告了与官场绝缘,也实际上就等于断送了他的“孔明再世”之梦。腹中再多韬略诗书,也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家贫,他早年入赘到妻子家中,这在传统时代,对一个男人来说是极为尴尬的事。他本来以为自己能早早科名发达,摆脱这一屈辱的身份,不料天不遂人愿,这种倒插门生活一连过了许多年。“自命不凡”、“口多大言”却伴着“赘婿身份”、“连年落第”,左宗棠的性格因此集极度自卑与极度自尊于一体。

因此,对于那些高中科甲、飞黄腾达之人,左宗棠下意识中一直有一股莫名的敌意。在他后来的家书中,经常能看到他对科名中人的讥评之语,比如“人生精力有限,尽用之科名之学,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八股做得愈入格,人材愈见得庸下。”换句话说,在他看来,科举越成功的人,能力往往就越差。而曾国藩似乎天生就是左宗棠的反衬。曾左二人身上有太多相似之处:他们年龄只差一岁,一个四十一,一个四十。又同为湖南人,一为湘乡,一为湘阴。家境也相当,都出身小地主家庭。只因科举运气不同,如今命运迥异。曾国藩中举之后,科举路上极为顺利,中进士,点翰林,在翰林院中仅凭写写文章,弄弄笔头,十年中间,七次升迁,到太平军起之时,这两个人,一个是朝中的副部级侍郎,一个却是白衣的举人,身份相悬,如同天地。左宗棠自认为是国中无二的人才,比曾国藩高明百倍,却进身无门,只好靠当师爷来过过权力瘾。而曾国藩虽然才智平平,仅仅因为科名运气好,办什么事都能直通九重。曾国藩的存在,简直就是上天用来衬托左宗棠命运的坎坷。所以左宗棠看待曾国藩,下意识中有一种莫名的反感。他一直戴着有色眼镜,千方百计放大曾国藩身上的缺点和毛病,来验证自己的“上天不公论”和“科举无用论”,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理平衡。想让他左宗棠来做曾国藩的幕僚,这实在有点难。

伊田间 发表于  2017-04-20 17:05:47 44字 ( 0/34)

50多年前在一所高校读书时,一位老师曾昭伦,是曾国藩孙子;一位老师左东伊,是左宗棠孙子。



曾国藩


曾左初会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首次见面,是在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二十一日傍晚。


曾国藩回湖南本是为母亲办丧事。没想到恰逢太平军横扫两湖,皇帝命他出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曾国藩墨绖出山,这一天赶到长沙。


到了馆舍,换过衣服,匆匆洗了把脸,曾国藩就坐下来,与前来迎接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及其幕友左宗棠展开长谈。

论身份,在座的三人中,左宗棠最为卑微。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也就是前副部长。张亮基是一省之主。而左宗棠出身仅是一个小小的举人,身份不过巡抚的师爷。然而谈起话来,左宗棠却成了主角儿。他不等张亮基开口,就详细介绍起长沙的防务安排,指手划脚,滔滔不绝,一副大权在握、舍我其谁的神态。一声不吭的张亮基似乎倒成了他的跟班儿。曾国藩也只有俯耳静听的份儿,一时插不上话。

然而曾国藩却并不觉得不舒服。相反,他越听,越觉得这个左宗棠确实名不虚传。此次会面之前,左宗棠之名对曾国藩来说已经如雷贯耳,太多朋友向他介绍过这位 “湖南诸葛亮”是如何卓绝特出。交谈之中,左宗棠之头脑清晰,气概慷慨,议论明达,言中款要,确实令曾国藩颇为叹服。他在致胡林翼的信中写道:

(腊月)二十一日驰赴省垣,日与张石卿中丞(张亮基)、江岷樵(江忠源)、左季高(左宗棠)三君子感慨深谈,思欲负山驰河,拯吾乡枯瘠于万一。盖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

其实,何止曾国藩一见倾心。在会见曾国藩之前,这个小小的乡下举人早已经名满湖湘,令好几位大人物“一见即惊”了。二十二年前的道光十年 (1830),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丁忧回湘,见到当时年仅十八岁的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农村青年左宗棠,即为其才气所惊,“以国士相待”,与他盘旋多日,谈诗论文,还亲自在书架前爬上爬下,挑选自己的藏书借给他看。道光十七年(1837),回到老家的两江总督陶澍见到二十多岁的举人左宗棠,“一见目为奇才”, “竟夕倾谈,相与订交而别”。不久又和他订下了儿女亲家。道光二十九年(1849),云贵总督林则徐回家途中,也因为闻听左的大名,特意邀左到湘江边一叙。林则徐“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宴谈达曙乃别”。

令这些阅人无数的官场大僚不约而同地倾倒如此,左宗棠的才华横溢可想而知。太平军起之际,湖南巡抚张亮基派人三顾茅庐,把他请出了山,通省要务,概以任之。虽然身份仅为一名师爷,却实际负担起全省军政要务,在湖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张亮基反倒成了一块牌位:制军于军谋一切,专委之我;又各州县公事票启,皆我一手批答。

曾国藩虽然是高居二品的京官,但想在地方上开辟一番事业,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他毕竟是在籍官员,而不是实任官员。现官不如现管,如果湖南地方官员不大力配合他,无职无权的他寸步难行。因此,对这个小小举人,曾国藩极为尊重,言必称兄。不论大小事情,无不虚心请教。他相信,有这位明敏强毅的师爷帮忙,他在湖南办理团练,一定会相当顺利。



曾国藩“才具稍欠开展”



然而,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印象,却有一点复杂。


作为如今朝中官位最高、声誉最好的湖南籍官员,曾国藩早已为湖南通省士林所景仰。在见面以前,左宗棠也听许多朋友夸赞曾国藩学问如何精深,品格如何方正。一见面,左宗棠并没有失望。人言曾国藩“向无大僚尊贵之习”,此言确实不虚。二品大员曾国藩没有一点官架子。他看起来更像一介循循儒生,衣着简朴,神态谦逊,一脸书生之气。


而曾国藩言谈中所表现出的强烈担当意识,更让左宗棠刮目相看。晚清天下滔滔,官员们以敷衍塞责为能。在这种黑暗污浊的大背景下,曾国藩以清新方正之姿进入左宗棠的视野,如同鲍鱼之肆中吹入一股清风,不能不令左宗棠意外而且欣喜。因为曾氏的“正派”,“肯任事”,他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对曾国藩的第一印象说: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

这个第一印象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其中的这样一句话:“才具稍欠开展。”初次接谈,左宗棠就得出了曾氏才略平平的结论。这句评价奠定他对曾国藩一生轻视态度的基础。

在别人眼里雄才大略的曾国藩,何以在左宗棠眼里却“才具稍欠开展”呢?
 
曾国藩确实不是那种让人“一见即惊”的人。乍一接触,你不但会觉得他并无什么出众之处,甚至还会认为他有点笨头笨脑。许多人一见到曾国藩,都觉得有点失望。方宗诚见到晚年的曾国藩,觉得他不像一位总督和将领,而像一位土里土气的乡村老教师:“宽大和平,不自矜伐,望之如一老教师耳。”而后来英国人戈登见到曾国藩时,也大感失望:“曾国藩却是中等个子,身材肥胖,脸上皱纹密布,脸色阴沉,目光迟钝,举止行动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样子—这与他过去的历史是不相符合的;他的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迹。”

如果测智商的话,曾国藩肯定不如左宗棠。曾国藩前后足足考了七次,二十三岁才中了个秀才,而且还是全县倒数第二名。梁启超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身上没有一点 “天才范儿”。 

另外,曾国藩是典型的粘液质性格,这种人的特点是反应缓慢,行动拘执,谨慎内向,凡事只肯说三分话。他观察思考得比一般人细,下判断也比一般人要慢。周腾虎曾经说曾国藩“儒缓不及事”。他的学生李鸿章也当面指出他病在“儒缓”:“少荃论余之短处,总是儒缓。”他对周李二人的判断是首肯的,说“余 亦深以舒缓自愧”,“驽缓多病,百无一成”。这种性格特点更加重了他的“笨拙”,使他眼中乏精悍之气,面上无果决之容。在左宗棠滔滔不绝指划天下之时,他只是默默倾听,认真思考,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贡献出什么高明的见解。因此左宗棠才得出了“才具稍欠开展”的第一印象。


左宗棠



书信误会



左宗棠的性格和曾国藩可谓截然相反。他是典型的多血质,这种人的优点是反应迅速,做事果断,尤其善于在纷纭复杂的局面中迅速发现机会,定下策略。缺点则是过分自信或者说自大,性情过于张扬外露。左师爷的傲慢,和他的才气一样有名,甚至比他的才气更为有名。在巡抚面前,他以救星自居,面对曾国藩,他更毫不客气。一般来说,多血质人格者和那种做事缓慢,反应迟钝,过于谨慎的同事通常很难合得来。而曾国藩恰恰是这种人。再加上刚刚出山办事之时,曾国藩远非后来的 “老奸巨猾”,而是一个“官场愣头青”,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书生气重,拘执生硬,令左宗棠看着着急,忍不住经常加以“指导”。好在曾国藩和张亮基一样好脾气,对左宗棠俯首听命,从善如流。因此才造成了这段难得的“同心若金”。


可惜的是,这段蜜月为期过短。咸丰三年,张亮基调任署理湖北总督,左宗棠也随之北上武汉。这两个人一走,曾国藩在湖南马上就寸步难行,处处碰壁。那些湖南官员早就痛恨曾氏越位侵权,此时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小鞋穿。曾国藩一怒之下出走衡阳,想脱离湖南官场,独力创建湘军。这个想法看起来品略图书馆解气痛快,实际操作却困难重重。刚刚来到衡阳曾国藩势单力孤,形只影单,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处境十分困难。恰在此时,张亮基调离湖北,左宗棠也归乡隐居。曾国藩闻讯大喜,立刻写信请他来帮助自己。

在长沙数月,曾国藩自觉与左宗棠惺惺相惜,已经建立起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他认为,在庸官遍地的湖南官场,只有左宗棠和他是以天下为已任的英雄。别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自讨苦吃自练军队,左宗棠一定能理解。别人不支持他“赤地立新”,左宗棠一定会出来支持他。

因为深知左氏的性骄气傲,所以他给左宗棠的这封邀请信写得异常客气:

弟智虑短浅,独立难拄,欲乞左右野服黄冠,翩然过我,专讲练勇一事,此外,概不关白于先生之前。先生欲聋两耳,任先生自聋也,吾不得而治之也,先生欲盲两目,任先生自盲焉,吾不得而凿之也。

意思是说,我请您做一个高级顾问,不敢让您承担那些琐碎的俗务,只要居傍指点指点我就可以了。 

令曾国藩万万不想到的是,左宗棠回给曾国藩一封极为冷淡的信,明确拒绝,“文字似敬实疏,态度似谦实傲,与曾国藩之火热心肠、尊奉情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不仅如此,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此事时还语含讥讽:

涤公正人,其将略未知何如。弟以刚拙之性,疏浅之识,万无以赞高深。前书代致拳拳,有感而已。

很显然,左宗棠不愿做曾国藩的助手,主要原因是对曾国藩的“将略”评价颇低。在长沙期间的短暂合作,并没有扭转他对曾国藩才能的评价。况且当时曾氏以在籍侍郎练兵,非官非绅,地位尴尬,没权没钱,左宗棠不认为他是能大有作为的靠山。

收到了左氏的回信,曾国藩才发现自己原来在左宗棠心目中原来如此无足轻重。这令他深觉伤心。



左宗棠的科举情结



在曾左关系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心理因素我们不能不提,那就是左宗棠的科举情结。


左宗棠幼有神童之誉,读书一目十行,举一反三。他那颇有眼光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说,他的两个哥哥将来只能做教书先生,他却有万里封侯的希望。 

左宗棠自我期许亦极高,他终生最崇拜的人是诸葛亮,与朋友通信,动辄自署“今亮”(当今诸葛亮)、“老亮”。还在学生时期,他就“好大言,每成一艺,辄先自诧”。每写完一篇文章,都要先自己惊诧一番:怎么写得这么好啊!难道真的是我写的吗?成年之后,他更是恃才傲物,爱吹牛,爱自夸,“喜为壮语惊众”。平平常常的吹捧他听来根本不过瘾,最喜欢听过头的吹捧,把他比作神仙圣人他听起也不刺耳。曾国藩对此看得很清楚,晚年他曾对幕僚赵烈文说:“左季高喜出格恭维。凡人能屈体已甚者,多蒙不次之赏。此中素叵测而又善受人欺如此。”

自视如此之高,现实却不给他面子。左宗棠一生有一个触不得的痛点,那就是科举。他中举之后,本以为取进士如探囊取物。不想一个举人却成为他功名的顶点。在这之后,六年之间三次会试,都名落孙山。这对本来一帆风顺的他是一个极大打击,一怒之下,他当众发誓此生再不应考。

然而在传统时代,像左宗棠这样不中进士,又不肯走捐官之类的歪门邪道的人,基本上就宣告了与官场绝缘,也实际上就等于断送了他的“孔明再世”之梦。腹中再多韬略诗书,也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家贫,他早年入赘到妻子家中,这在传统时代,对一个男人来说是极为尴尬的事。他本来以为自己能早早科名发达,摆脱这一屈辱的身份,不料天不遂人愿,这种倒插门生活一连过了许多年。“自命不凡”、“口多大言”却伴着“赘婿身份”、“连年落第”,左宗棠的性格因此集极度自卑与极度自尊于一体。

因此,对于那些高中科甲、飞黄腾达之人,左宗棠下意识中一直有一股莫名的敌意。在他后来的家书中,经常能看到他对科名中人的讥评之语,比如“人生精力有限,尽用之科名之学,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八股做得愈入格,人材愈见得庸下。”换句话说,在他看来,科举越成功的人,能力往往就越差。而曾国藩似乎天生就是左宗棠的反衬。曾左二人身上有太多相似之处:他们年龄只差一岁,一个四十一,一个四十。又同为湖南人,一为湘乡,一为湘阴。家境也相当,都出身小地主家庭。只因科举运气不同,如今命运迥异。曾国藩中举之后,科举路上极为顺利,中进士,点翰林,在翰林院中仅凭写写文章,弄弄笔头,十年中间,七次升迁,到太平军起之时,这两个人,一个是朝中的副部级侍郎,一个却是白衣的举人,身份相悬,如同天地。左宗棠自认为是国中无二的人才,比曾国藩高明百倍,却进身无门,只好靠当师爷来过过权力瘾。而曾国藩虽然才智平平,仅仅因为科名运气好,办什么事都能直通九重。曾国藩的存在,简直就是上天用来衬托左宗棠命运的坎坷。所以左宗棠看待曾国藩,下意识中有一种莫名的反感。他一直戴着有色眼镜,千方百计放大曾国藩身上的缺点和毛病,来验证自己的“上天不公论”和“科举无用论”,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理平衡。想让他左宗棠来做曾国藩的幕僚,这实在有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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