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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公有制才能救中国 发表于  2017-03-18 09:19:23 4113字 ( 1/235)

【多读书少打牌】毛泽东的“补课式读书”

毛泽东的“补课式读书”:让大家一起补课读书
                作者:秦德君

  毛泽东的“补课式读书”


  在中共党内,毛泽东堪为读书最多的人之一,且能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而将书本知识为我所用。毛泽东读书涉猎极广,各种书都读,而在各个时期,毛泽东喜欢读的书类别也不太一样。比如延安时期,他最喜欢读的书要数列宁著作。原因可能是:那时所译的列宁著作要比马恩的多,而且列宁著作革命性强,很多内容对中国革命有直接的指导性。还有一点可能是,列宁的语言比较生动犀利。毛曾说过:“列宁说理透彻,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

  如果要说毛泽东读书特点的话,有一个特点是非常突出的,那就是他经常搞“补课式”读书。比如解放后,他曾在中央刮起过好几波“读书旋风”,把读书搞成集体行动,让大家跟着一起补课读书。1958年11月,毛泽东倡导在中央和全党干部中“开展一次读书活动”。他自己身体力行,在两个多月里,读完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大部分是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进行的,很多时候是在火车上读的。

  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写了《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信,信中说:“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他要求大家,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同时建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遵照毛的建议,当时在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的主持下,在京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进行了多次学习和讨论。

  毛泽东曾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站在暗沟中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毛对身边人常说的一句话是“人的知识面要宽些”。他曾同他的卫士周福旺说:“一个人的知识面一定要宽一些,这样看问题就不会停留在一个层面,能够从多角度、多侧面观察问题。”1958年,应毛之约,张治中陪同他视察大江南北。一天在火车上,张治中偶见毛在读一本冶金技术的书,很是诧异,“您也研究科技的书?”张治中问。毛又回答了那句话:“是啊,人的知识面要宽些。”

  而那次外出,他随身带的书有标点本《史记》、大字本“二十四史”、《老子》、《荀子》、《韩非子》、司马光《资治通鉴》、王充《论衡》、张载《张氏全书》、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等。


 那时毛泽东倡导“补课式”读书,是在发现“大跃进”问题后,有针对性地开展的读书活动。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明显地感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规律”、“商品”、“货币”、“计划”和“矛盾”这些东西,都得弄明白,“需要有明确的界说和观点”。1959年庐山会议前,毛泽东拟定了18个问题,提供会上讨论,第一个就是高级干部读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可见当时他对通过读书,来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重视。

  毛本人在1959年,曾3次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作了许多批注。毛泽东在整个读书过程中的谈话,经整理,形成了一个近10万字的谈话记录。内容涉及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相关的国内政策等问题,还有一些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毛倡导下,刘少奇利用到海南岛疗养的机会,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刘少奇从北京请了两名经济学家王学文、暮桥加入他的学习小组。周恩来在广东从化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读书小组里,有中央部门和一些省的负责人,也包括几名理论家。

  在中央领导层开展读书活动期间,毛泽东进一步在1960年1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建议:“中央各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去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国庆节以前,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完。”读书也搞“书记挂帅”,厉害吧?

  1959年底,在读书活动开始时,毛泽东曾讲过一段很“理论创新”的话:“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毛还说:“我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毛倡导领导干部多读书,特别是这种“补课式”读书,有明确的针对性,就是通过强化“知识理性”,来解决中国社会实践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当然,读书固然能在思想方法和知识上给人诸多教益启迪,但毕竟不是一朝一夕、立竿见影的事儿。读书的功效是积累的、缓慢的、渐进的。很难通过一二次补课式读书活动,就能很有效地解决众多的现实问题。

  《毛泽东文集》第 8卷中有记载,毛泽东说:“去年郑州会议提出读三本书,问读了没有,说是读了一点,读得不多,有的自己也没有读。”这表明,他当时对党内读书的实际情况是不太满意的。但实事求是地说,那时的读书风气,还是要比今天浓厚得多了。

111.77.77 发表于  2017-03-18 17:56:33 5字 ( 0/58)

实事求是!

毛泽东的“补课式读书”:让大家一起补课读书
                作者:秦德君

  毛泽东的“补课式读书”


  在中共党内,毛泽东堪为读书最多的人之一,且能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而将书本知识为我所用。毛泽东读书涉猎极广,各种书都读,而在各个时期,毛泽东喜欢读的书类别也不太一样。比如延安时期,他最喜欢读的书要数列宁著作。原因可能是:那时所译的列宁著作要比马恩的多,而且列宁著作革命性强,很多内容对中国革命有直接的指导性。还有一点可能是,列宁的语言比较生动犀利。毛曾说过:“列宁说理透彻,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

  如果要说毛泽东读书特点的话,有一个特点是非常突出的,那就是他经常搞“补课式”读书。比如解放后,他曾在中央刮起过好几波“读书旋风”,把读书搞成集体行动,让大家跟着一起补课读书。1958年11月,毛泽东倡导在中央和全党干部中“开展一次读书活动”。他自己身体力行,在两个多月里,读完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大部分是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进行的,很多时候是在火车上读的。

  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写了《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信,信中说:“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他要求大家,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同时建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遵照毛的建议,当时在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的主持下,在京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进行了多次学习和讨论。

  毛泽东曾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站在暗沟中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毛对身边人常说的一句话是“人的知识面要宽些”。他曾同他的卫士周福旺说:“一个人的知识面一定要宽一些,这样看问题就不会停留在一个层面,能够从多角度、多侧面观察问题。”1958年,应毛之约,张治中陪同他视察大江南北。一天在火车上,张治中偶见毛在读一本冶金技术的书,很是诧异,“您也研究科技的书?”张治中问。毛又回答了那句话:“是啊,人的知识面要宽些。”

  而那次外出,他随身带的书有标点本《史记》、大字本“二十四史”、《老子》、《荀子》、《韩非子》、司马光《资治通鉴》、王充《论衡》、张载《张氏全书》、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等。


 那时毛泽东倡导“补课式”读书,是在发现“大跃进”问题后,有针对性地开展的读书活动。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明显地感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规律”、“商品”、“货币”、“计划”和“矛盾”这些东西,都得弄明白,“需要有明确的界说和观点”。1959年庐山会议前,毛泽东拟定了18个问题,提供会上讨论,第一个就是高级干部读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可见当时他对通过读书,来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重视。

  毛本人在1959年,曾3次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作了许多批注。毛泽东在整个读书过程中的谈话,经整理,形成了一个近10万字的谈话记录。内容涉及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相关的国内政策等问题,还有一些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毛倡导下,刘少奇利用到海南岛疗养的机会,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刘少奇从北京请了两名经济学家王学文、暮桥加入他的学习小组。周恩来在广东从化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读书小组里,有中央部门和一些省的负责人,也包括几名理论家。

  在中央领导层开展读书活动期间,毛泽东进一步在1960年1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建议:“中央各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去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国庆节以前,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完。”读书也搞“书记挂帅”,厉害吧?

  1959年底,在读书活动开始时,毛泽东曾讲过一段很“理论创新”的话:“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毛还说:“我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毛倡导领导干部多读书,特别是这种“补课式”读书,有明确的针对性,就是通过强化“知识理性”,来解决中国社会实践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当然,读书固然能在思想方法和知识上给人诸多教益启迪,但毕竟不是一朝一夕、立竿见影的事儿。读书的功效是积累的、缓慢的、渐进的。很难通过一二次补课式读书活动,就能很有效地解决众多的现实问题。

  《毛泽东文集》第 8卷中有记载,毛泽东说:“去年郑州会议提出读三本书,问读了没有,说是读了一点,读得不多,有的自己也没有读。”这表明,他当时对党内读书的实际情况是不太满意的。但实事求是地说,那时的读书风气,还是要比今天浓厚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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