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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向前 发表于  2016-03-30 11:08:51 2827字 ( 9/23513)

国防大学教授:苏联从未在三年困难时期逼债

  2016-03-30 08:44:00 人民网-国家人文历史

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和出现饥荒后,国内曾以干部宣讲和群众口传方式出现了“中国为抗美援朝欠债,逼债造成挨饿”之说,并在多年间被一些文艺作品和非当事者的文章引用,致使许多人长期信以为真。不过,如果翻阅一下中国政府的公开文件和中苏“论战”时的文章,里面从未说过“逼债”一事。其实,三年困难时苏方还主动提出中方可推迟还债。

  中国到底欠苏联多少债呢?首先是抗美援朝时,中国急需大量武器装备,苏联虽同意提供,却以援朝要“共同负担”为名,要求中苏两国按成本价各出一半的钱。当时中国因财政困难无力马上付款,1950年11月周恩来同苏联扎哈罗夫总顾问议定,从中国入朝作战起,苏联以半价提供的武器算作苏联对华贷款。战争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除斯大林为弥补两国关系中的不愉快给予少量无偿武器援助外,大部分装备都是以半价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


  其次,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重点是称为“156项”的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的,不过提供的技术还是免费的。

  第三,1958年中国发起“大跃进”后,因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按贸易合同对苏联交货,在1959、1960年两年间又欠下25亿卢布的商贸债。根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总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苏联共欠下的57亿元债务,在当时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占多大比例呢?1959年全国的财政支出为520亿元,1960年则为654亿元。而且至1960年之前,我国对苏联已还债33亿元人民币,这就将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所剩的主要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元人民币。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债务在分年偿还的情况下,其总额只要不超出一年财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当时中国几乎只对苏联有欠款,数额又只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二十几分之一,实在算不得一个太大的数额,而且所欠的也不是抗美援朝的军火债。


 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1959年中苏关系紧张,赫鲁晓夫为施加压力,以政府名义突然通知中国,撤走在华全部专家。苏联通知中国要撤走专家时,中共中央正在北戴河开会研究如何解决经济困难。得知这一消息后,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作了报告,说明两年间由于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如期对苏联交货,出现了贸易欠债。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虽然中共中央领导人要求尽快还债,考虑到国内闹饥荒,经济部门还是希望推迟偿还这笔数额并不算大的欠款。1960年底,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曾以口头声明表示,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在贸易方面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五年内还清。12月17日,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后来国内一度传说所谓苏联“逼债”,能够找到的主要根据便是指此事,不过随后的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

  1960年11月,刘少奇前往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双方达成了谅解。随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访苏,几个月后双方的紧张关系又得到缓和。到1961年,苏联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

  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受制于苏联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的粮食作为后备,还是立足于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口粮食。3月间,苏联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1961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

  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曾以专文对苏联表示感谢说:“由于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

  (摘自《凤凰周刊》) 

chg0311 发表于  2016-03-31 14:29:55 12字 ( 0/204)

志士不食嗟来之食,佩服!

  2016-03-30 08:44:00 人民网-国家人文历史

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和出现饥荒后,国内曾以干部宣讲和群众口传方式出现了“中国为抗美援朝欠债,逼债造成挨饿”之说,并在多年间被一些文艺作品和非当事者的文章引用,致使许多人长期信以为真。不过,如果翻阅一下中国政府的公开文件和中苏“论战”时的文章,里面从未说过“逼债”一事。其实,三年困难时苏方还主动提出中方可推迟还债。

  中国到底欠苏联多少债呢?首先是抗美援朝时,中国急需大量武器装备,苏联虽同意提供,却以援朝要“共同负担”为名,要求中苏两国按成本价各出一半的钱。当时中国因财政困难无力马上付款,1950年11月周恩来同苏联扎哈罗夫总顾问议定,从中国入朝作战起,苏联以半价提供的武器算作苏联对华贷款。战争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除斯大林为弥补两国关系中的不愉快给予少量无偿武器援助外,大部分装备都是以半价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


  其次,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重点是称为“156项”的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的,不过提供的技术还是免费的。

  第三,1958年中国发起“大跃进”后,因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按贸易合同对苏联交货,在1959、1960年两年间又欠下25亿卢布的商贸债。根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总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苏联共欠下的57亿元债务,在当时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占多大比例呢?1959年全国的财政支出为520亿元,1960年则为654亿元。而且至1960年之前,我国对苏联已还债33亿元人民币,这就将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所剩的主要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元人民币。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债务在分年偿还的情况下,其总额只要不超出一年财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当时中国几乎只对苏联有欠款,数额又只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二十几分之一,实在算不得一个太大的数额,而且所欠的也不是抗美援朝的军火债。


 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1959年中苏关系紧张,赫鲁晓夫为施加压力,以政府名义突然通知中国,撤走在华全部专家。苏联通知中国要撤走专家时,中共中央正在北戴河开会研究如何解决经济困难。得知这一消息后,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作了报告,说明两年间由于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如期对苏联交货,出现了贸易欠债。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虽然中共中央领导人要求尽快还债,考虑到国内闹饥荒,经济部门还是希望推迟偿还这笔数额并不算大的欠款。1960年底,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曾以口头声明表示,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在贸易方面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五年内还清。12月17日,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后来国内一度传说所谓苏联“逼债”,能够找到的主要根据便是指此事,不过随后的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

  1960年11月,刘少奇前往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双方达成了谅解。随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访苏,几个月后双方的紧张关系又得到缓和。到1961年,苏联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

  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受制于苏联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的粮食作为后备,还是立足于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口粮食。3月间,苏联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1961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

  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曾以专文对苏联表示感谢说:“由于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

  (摘自《凤凰周刊》) 

政治教师4 发表于  2016-03-30 20:02:16 80字 ( 0/272)

关键领导人有志气,不怕加重困难,也要争这口气!人咱有的是,没了还可再生,怕啥!1976年唐山大地时,国外包括联合国想要提供人道救助,不要!有志气,帮救人也不行。

  2016-03-30 08:44:00 人民网-国家人文历史

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和出现饥荒后,国内曾以干部宣讲和群众口传方式出现了“中国为抗美援朝欠债,逼债造成挨饿”之说,并在多年间被一些文艺作品和非当事者的文章引用,致使许多人长期信以为真。不过,如果翻阅一下中国政府的公开文件和中苏“论战”时的文章,里面从未说过“逼债”一事。其实,三年困难时苏方还主动提出中方可推迟还债。

  中国到底欠苏联多少债呢?首先是抗美援朝时,中国急需大量武器装备,苏联虽同意提供,却以援朝要“共同负担”为名,要求中苏两国按成本价各出一半的钱。当时中国因财政困难无力马上付款,1950年11月周恩来同苏联扎哈罗夫总顾问议定,从中国入朝作战起,苏联以半价提供的武器算作苏联对华贷款。战争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除斯大林为弥补两国关系中的不愉快给予少量无偿武器援助外,大部分装备都是以半价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


  其次,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重点是称为“156项”的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的,不过提供的技术还是免费的。

  第三,1958年中国发起“大跃进”后,因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按贸易合同对苏联交货,在1959、1960年两年间又欠下25亿卢布的商贸债。根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总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苏联共欠下的57亿元债务,在当时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占多大比例呢?1959年全国的财政支出为520亿元,1960年则为654亿元。而且至1960年之前,我国对苏联已还债33亿元人民币,这就将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所剩的主要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元人民币。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债务在分年偿还的情况下,其总额只要不超出一年财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当时中国几乎只对苏联有欠款,数额又只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二十几分之一,实在算不得一个太大的数额,而且所欠的也不是抗美援朝的军火债。


 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1959年中苏关系紧张,赫鲁晓夫为施加压力,以政府名义突然通知中国,撤走在华全部专家。苏联通知中国要撤走专家时,中共中央正在北戴河开会研究如何解决经济困难。得知这一消息后,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作了报告,说明两年间由于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如期对苏联交货,出现了贸易欠债。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虽然中共中央领导人要求尽快还债,考虑到国内闹饥荒,经济部门还是希望推迟偿还这笔数额并不算大的欠款。1960年底,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曾以口头声明表示,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在贸易方面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五年内还清。12月17日,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后来国内一度传说所谓苏联“逼债”,能够找到的主要根据便是指此事,不过随后的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

  1960年11月,刘少奇前往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双方达成了谅解。随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访苏,几个月后双方的紧张关系又得到缓和。到1961年,苏联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

  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受制于苏联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的粮食作为后备,还是立足于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口粮食。3月间,苏联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1961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

  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曾以专文对苏联表示感谢说:“由于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

  (摘自《凤凰周刊》) 

各领风骚三五天 发表于  2016-03-31 10:59:56 45字 ( 0/291)

中国不同于那些小国,自己有能力救援,外国队来了作用不大还会添乱,所以谢绝国际救援是明智的!

  2016-03-30 08:44:00 人民网-国家人文历史

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和出现饥荒后,国内曾以干部宣讲和群众口传方式出现了“中国为抗美援朝欠债,逼债造成挨饿”之说,并在多年间被一些文艺作品和非当事者的文章引用,致使许多人长期信以为真。不过,如果翻阅一下中国政府的公开文件和中苏“论战”时的文章,里面从未说过“逼债”一事。其实,三年困难时苏方还主动提出中方可推迟还债。

  中国到底欠苏联多少债呢?首先是抗美援朝时,中国急需大量武器装备,苏联虽同意提供,却以援朝要“共同负担”为名,要求中苏两国按成本价各出一半的钱。当时中国因财政困难无力马上付款,1950年11月周恩来同苏联扎哈罗夫总顾问议定,从中国入朝作战起,苏联以半价提供的武器算作苏联对华贷款。战争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除斯大林为弥补两国关系中的不愉快给予少量无偿武器援助外,大部分装备都是以半价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


  其次,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重点是称为“156项”的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的,不过提供的技术还是免费的。

  第三,1958年中国发起“大跃进”后,因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按贸易合同对苏联交货,在1959、1960年两年间又欠下25亿卢布的商贸债。根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总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苏联共欠下的57亿元债务,在当时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占多大比例呢?1959年全国的财政支出为520亿元,1960年则为654亿元。而且至1960年之前,我国对苏联已还债33亿元人民币,这就将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所剩的主要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元人民币。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债务在分年偿还的情况下,其总额只要不超出一年财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当时中国几乎只对苏联有欠款,数额又只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二十几分之一,实在算不得一个太大的数额,而且所欠的也不是抗美援朝的军火债。


 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1959年中苏关系紧张,赫鲁晓夫为施加压力,以政府名义突然通知中国,撤走在华全部专家。苏联通知中国要撤走专家时,中共中央正在北戴河开会研究如何解决经济困难。得知这一消息后,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作了报告,说明两年间由于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如期对苏联交货,出现了贸易欠债。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虽然中共中央领导人要求尽快还债,考虑到国内闹饥荒,经济部门还是希望推迟偿还这笔数额并不算大的欠款。1960年底,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曾以口头声明表示,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在贸易方面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五年内还清。12月17日,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后来国内一度传说所谓苏联“逼债”,能够找到的主要根据便是指此事,不过随后的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

  1960年11月,刘少奇前往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双方达成了谅解。随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访苏,几个月后双方的紧张关系又得到缓和。到1961年,苏联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

  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受制于苏联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的粮食作为后备,还是立足于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口粮食。3月间,苏联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1961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

  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曾以专文对苏联表示感谢说:“由于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

  (摘自《凤凰周刊》) 

各领风骚三五天 发表于  2016-03-31 10:43:24 87字 ( 0/306)

地震发生后的因因错过最佳救援时间,国际救援现在来看只有象征性意义,汶川地震时多国救援队只有俄罗斯队救出一人,作用不大还会添乱!至于经济援助杯水车薪,只体现友谊,

  2016-03-30 08:44:00 人民网-国家人文历史

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和出现饥荒后,国内曾以干部宣讲和群众口传方式出现了“中国为抗美援朝欠债,逼债造成挨饿”之说,并在多年间被一些文艺作品和非当事者的文章引用,致使许多人长期信以为真。不过,如果翻阅一下中国政府的公开文件和中苏“论战”时的文章,里面从未说过“逼债”一事。其实,三年困难时苏方还主动提出中方可推迟还债。

  中国到底欠苏联多少债呢?首先是抗美援朝时,中国急需大量武器装备,苏联虽同意提供,却以援朝要“共同负担”为名,要求中苏两国按成本价各出一半的钱。当时中国因财政困难无力马上付款,1950年11月周恩来同苏联扎哈罗夫总顾问议定,从中国入朝作战起,苏联以半价提供的武器算作苏联对华贷款。战争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除斯大林为弥补两国关系中的不愉快给予少量无偿武器援助外,大部分装备都是以半价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


  其次,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重点是称为“156项”的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的,不过提供的技术还是免费的。

  第三,1958年中国发起“大跃进”后,因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按贸易合同对苏联交货,在1959、1960年两年间又欠下25亿卢布的商贸债。根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总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苏联共欠下的57亿元债务,在当时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占多大比例呢?1959年全国的财政支出为520亿元,1960年则为654亿元。而且至1960年之前,我国对苏联已还债33亿元人民币,这就将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所剩的主要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元人民币。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债务在分年偿还的情况下,其总额只要不超出一年财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当时中国几乎只对苏联有欠款,数额又只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二十几分之一,实在算不得一个太大的数额,而且所欠的也不是抗美援朝的军火债。


 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1959年中苏关系紧张,赫鲁晓夫为施加压力,以政府名义突然通知中国,撤走在华全部专家。苏联通知中国要撤走专家时,中共中央正在北戴河开会研究如何解决经济困难。得知这一消息后,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作了报告,说明两年间由于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如期对苏联交货,出现了贸易欠债。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虽然中共中央领导人要求尽快还债,考虑到国内闹饥荒,经济部门还是希望推迟偿还这笔数额并不算大的欠款。1960年底,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曾以口头声明表示,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在贸易方面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五年内还清。12月17日,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后来国内一度传说所谓苏联“逼债”,能够找到的主要根据便是指此事,不过随后的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

  1960年11月,刘少奇前往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双方达成了谅解。随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访苏,几个月后双方的紧张关系又得到缓和。到1961年,苏联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

  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受制于苏联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的粮食作为后备,还是立足于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口粮食。3月间,苏联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1961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

  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曾以专文对苏联表示感谢说:“由于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

  (摘自《凤凰周刊》) 

禾牧论坛 发表于  2016-03-30 17:29:52 34字 ( 0/293)

你的这篇是转载自2013年5月31日徐某的,现在拾人牙慧是什么意思?

  2016-03-30 08:44:00 人民网-国家人文历史

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和出现饥荒后,国内曾以干部宣讲和群众口传方式出现了“中国为抗美援朝欠债,逼债造成挨饿”之说,并在多年间被一些文艺作品和非当事者的文章引用,致使许多人长期信以为真。不过,如果翻阅一下中国政府的公开文件和中苏“论战”时的文章,里面从未说过“逼债”一事。其实,三年困难时苏方还主动提出中方可推迟还债。

  中国到底欠苏联多少债呢?首先是抗美援朝时,中国急需大量武器装备,苏联虽同意提供,却以援朝要“共同负担”为名,要求中苏两国按成本价各出一半的钱。当时中国因财政困难无力马上付款,1950年11月周恩来同苏联扎哈罗夫总顾问议定,从中国入朝作战起,苏联以半价提供的武器算作苏联对华贷款。战争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除斯大林为弥补两国关系中的不愉快给予少量无偿武器援助外,大部分装备都是以半价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


  其次,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重点是称为“156项”的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的,不过提供的技术还是免费的。

  第三,1958年中国发起“大跃进”后,因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按贸易合同对苏联交货,在1959、1960年两年间又欠下25亿卢布的商贸债。根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总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苏联共欠下的57亿元债务,在当时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占多大比例呢?1959年全国的财政支出为520亿元,1960年则为654亿元。而且至1960年之前,我国对苏联已还债33亿元人民币,这就将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所剩的主要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元人民币。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债务在分年偿还的情况下,其总额只要不超出一年财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当时中国几乎只对苏联有欠款,数额又只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二十几分之一,实在算不得一个太大的数额,而且所欠的也不是抗美援朝的军火债。


 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1959年中苏关系紧张,赫鲁晓夫为施加压力,以政府名义突然通知中国,撤走在华全部专家。苏联通知中国要撤走专家时,中共中央正在北戴河开会研究如何解决经济困难。得知这一消息后,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作了报告,说明两年间由于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如期对苏联交货,出现了贸易欠债。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虽然中共中央领导人要求尽快还债,考虑到国内闹饥荒,经济部门还是希望推迟偿还这笔数额并不算大的欠款。1960年底,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曾以口头声明表示,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在贸易方面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五年内还清。12月17日,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后来国内一度传说所谓苏联“逼债”,能够找到的主要根据便是指此事,不过随后的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

  1960年11月,刘少奇前往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双方达成了谅解。随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访苏,几个月后双方的紧张关系又得到缓和。到1961年,苏联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

  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受制于苏联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的粮食作为后备,还是立足于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口粮食。3月间,苏联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1961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

  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曾以专文对苏联表示感谢说:“由于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

  (摘自《凤凰周刊》) 

111.161.17 发表于  2016-03-30 18:14:33 32字 ( 0/251)

历史事实岂能因为时间长短而变成不是事实?你简直是鼠目寸光的小人。

  2016-03-30 08:44:00 人民网-国家人文历史

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和出现饥荒后,国内曾以干部宣讲和群众口传方式出现了“中国为抗美援朝欠债,逼债造成挨饿”之说,并在多年间被一些文艺作品和非当事者的文章引用,致使许多人长期信以为真。不过,如果翻阅一下中国政府的公开文件和中苏“论战”时的文章,里面从未说过“逼债”一事。其实,三年困难时苏方还主动提出中方可推迟还债。

  中国到底欠苏联多少债呢?首先是抗美援朝时,中国急需大量武器装备,苏联虽同意提供,却以援朝要“共同负担”为名,要求中苏两国按成本价各出一半的钱。当时中国因财政困难无力马上付款,1950年11月周恩来同苏联扎哈罗夫总顾问议定,从中国入朝作战起,苏联以半价提供的武器算作苏联对华贷款。战争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除斯大林为弥补两国关系中的不愉快给予少量无偿武器援助外,大部分装备都是以半价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


  其次,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重点是称为“156项”的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的,不过提供的技术还是免费的。

  第三,1958年中国发起“大跃进”后,因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按贸易合同对苏联交货,在1959、1960年两年间又欠下25亿卢布的商贸债。根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总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苏联共欠下的57亿元债务,在当时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占多大比例呢?1959年全国的财政支出为520亿元,1960年则为654亿元。而且至1960年之前,我国对苏联已还债33亿元人民币,这就将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所剩的主要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元人民币。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债务在分年偿还的情况下,其总额只要不超出一年财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当时中国几乎只对苏联有欠款,数额又只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二十几分之一,实在算不得一个太大的数额,而且所欠的也不是抗美援朝的军火债。


 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1959年中苏关系紧张,赫鲁晓夫为施加压力,以政府名义突然通知中国,撤走在华全部专家。苏联通知中国要撤走专家时,中共中央正在北戴河开会研究如何解决经济困难。得知这一消息后,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作了报告,说明两年间由于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如期对苏联交货,出现了贸易欠债。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虽然中共中央领导人要求尽快还债,考虑到国内闹饥荒,经济部门还是希望推迟偿还这笔数额并不算大的欠款。1960年底,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曾以口头声明表示,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在贸易方面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五年内还清。12月17日,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后来国内一度传说所谓苏联“逼债”,能够找到的主要根据便是指此事,不过随后的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

  1960年11月,刘少奇前往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双方达成了谅解。随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访苏,几个月后双方的紧张关系又得到缓和。到1961年,苏联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

  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受制于苏联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的粮食作为后备,还是立足于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口粮食。3月间,苏联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1961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

  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曾以专文对苏联表示感谢说:“由于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

  (摘自《凤凰周刊》) 

禾牧论坛 发表于  2016-03-30 17:15:35 25字 ( 0/301)

质疑!欠前苏联的债是哪一年还的?自然向前你清楚吗?

  2016-03-30 08:44:00 人民网-国家人文历史

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和出现饥荒后,国内曾以干部宣讲和群众口传方式出现了“中国为抗美援朝欠债,逼债造成挨饿”之说,并在多年间被一些文艺作品和非当事者的文章引用,致使许多人长期信以为真。不过,如果翻阅一下中国政府的公开文件和中苏“论战”时的文章,里面从未说过“逼债”一事。其实,三年困难时苏方还主动提出中方可推迟还债。

  中国到底欠苏联多少债呢?首先是抗美援朝时,中国急需大量武器装备,苏联虽同意提供,却以援朝要“共同负担”为名,要求中苏两国按成本价各出一半的钱。当时中国因财政困难无力马上付款,1950年11月周恩来同苏联扎哈罗夫总顾问议定,从中国入朝作战起,苏联以半价提供的武器算作苏联对华贷款。战争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除斯大林为弥补两国关系中的不愉快给予少量无偿武器援助外,大部分装备都是以半价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


  其次,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重点是称为“156项”的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的,不过提供的技术还是免费的。

  第三,1958年中国发起“大跃进”后,因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按贸易合同对苏联交货,在1959、1960年两年间又欠下25亿卢布的商贸债。根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总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苏联共欠下的57亿元债务,在当时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占多大比例呢?1959年全国的财政支出为520亿元,1960年则为654亿元。而且至1960年之前,我国对苏联已还债33亿元人民币,这就将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所剩的主要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元人民币。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债务在分年偿还的情况下,其总额只要不超出一年财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当时中国几乎只对苏联有欠款,数额又只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二十几分之一,实在算不得一个太大的数额,而且所欠的也不是抗美援朝的军火债。


 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1959年中苏关系紧张,赫鲁晓夫为施加压力,以政府名义突然通知中国,撤走在华全部专家。苏联通知中国要撤走专家时,中共中央正在北戴河开会研究如何解决经济困难。得知这一消息后,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作了报告,说明两年间由于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如期对苏联交货,出现了贸易欠债。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虽然中共中央领导人要求尽快还债,考虑到国内闹饥荒,经济部门还是希望推迟偿还这笔数额并不算大的欠款。1960年底,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曾以口头声明表示,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在贸易方面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五年内还清。12月17日,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后来国内一度传说所谓苏联“逼债”,能够找到的主要根据便是指此事,不过随后的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

  1960年11月,刘少奇前往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双方达成了谅解。随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访苏,几个月后双方的紧张关系又得到缓和。到1961年,苏联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

  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受制于苏联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的粮食作为后备,还是立足于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口粮食。3月间,苏联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1961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

  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曾以专文对苏联表示感谢说:“由于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

  (摘自《凤凰周刊》) 

118.81.89 发表于  2016-03-30 18:13:57 34字 ( 0/309)

还有脸说这话,这不正好证明了有人不顾国人死活,只要自己的所谓面子嘛?

  2016-03-30 08:44:00 人民网-国家人文历史

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和出现饥荒后,国内曾以干部宣讲和群众口传方式出现了“中国为抗美援朝欠债,逼债造成挨饿”之说,并在多年间被一些文艺作品和非当事者的文章引用,致使许多人长期信以为真。不过,如果翻阅一下中国政府的公开文件和中苏“论战”时的文章,里面从未说过“逼债”一事。其实,三年困难时苏方还主动提出中方可推迟还债。

  中国到底欠苏联多少债呢?首先是抗美援朝时,中国急需大量武器装备,苏联虽同意提供,却以援朝要“共同负担”为名,要求中苏两国按成本价各出一半的钱。当时中国因财政困难无力马上付款,1950年11月周恩来同苏联扎哈罗夫总顾问议定,从中国入朝作战起,苏联以半价提供的武器算作苏联对华贷款。战争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除斯大林为弥补两国关系中的不愉快给予少量无偿武器援助外,大部分装备都是以半价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


  其次,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重点是称为“156项”的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的,不过提供的技术还是免费的。

  第三,1958年中国发起“大跃进”后,因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按贸易合同对苏联交货,在1959、1960年两年间又欠下25亿卢布的商贸债。根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总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苏联共欠下的57亿元债务,在当时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占多大比例呢?1959年全国的财政支出为520亿元,1960年则为654亿元。而且至1960年之前,我国对苏联已还债33亿元人民币,这就将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所剩的主要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元人民币。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债务在分年偿还的情况下,其总额只要不超出一年财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当时中国几乎只对苏联有欠款,数额又只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二十几分之一,实在算不得一个太大的数额,而且所欠的也不是抗美援朝的军火债。


 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1959年中苏关系紧张,赫鲁晓夫为施加压力,以政府名义突然通知中国,撤走在华全部专家。苏联通知中国要撤走专家时,中共中央正在北戴河开会研究如何解决经济困难。得知这一消息后,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作了报告,说明两年间由于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如期对苏联交货,出现了贸易欠债。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虽然中共中央领导人要求尽快还债,考虑到国内闹饥荒,经济部门还是希望推迟偿还这笔数额并不算大的欠款。1960年底,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曾以口头声明表示,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在贸易方面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五年内还清。12月17日,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后来国内一度传说所谓苏联“逼债”,能够找到的主要根据便是指此事,不过随后的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

  1960年11月,刘少奇前往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双方达成了谅解。随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访苏,几个月后双方的紧张关系又得到缓和。到1961年,苏联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

  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受制于苏联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的粮食作为后备,还是立足于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口粮食。3月间,苏联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1961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

  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曾以专文对苏联表示感谢说:“由于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

  (摘自《凤凰周刊》) 

222.161.52 发表于  2016-03-30 14:26:12 75字 ( 0/193)

事实也是如此,若有苏联逼债,必然有双方外交文件往来的证据,俄罗斯国家 档案馆就没有这个文件。若提出此说法的人能拿出来苏联逼债的证据,也算好汉。[大笑]

  2016-03-30 08:44:00 人民网-国家人文历史

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和出现饥荒后,国内曾以干部宣讲和群众口传方式出现了“中国为抗美援朝欠债,逼债造成挨饿”之说,并在多年间被一些文艺作品和非当事者的文章引用,致使许多人长期信以为真。不过,如果翻阅一下中国政府的公开文件和中苏“论战”时的文章,里面从未说过“逼债”一事。其实,三年困难时苏方还主动提出中方可推迟还债。

  中国到底欠苏联多少债呢?首先是抗美援朝时,中国急需大量武器装备,苏联虽同意提供,却以援朝要“共同负担”为名,要求中苏两国按成本价各出一半的钱。当时中国因财政困难无力马上付款,1950年11月周恩来同苏联扎哈罗夫总顾问议定,从中国入朝作战起,苏联以半价提供的武器算作苏联对华贷款。战争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除斯大林为弥补两国关系中的不愉快给予少量无偿武器援助外,大部分装备都是以半价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


  其次,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重点是称为“156项”的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的,不过提供的技术还是免费的。

  第三,1958年中国发起“大跃进”后,因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按贸易合同对苏联交货,在1959、1960年两年间又欠下25亿卢布的商贸债。根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总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苏联共欠下的57亿元债务,在当时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占多大比例呢?1959年全国的财政支出为520亿元,1960年则为654亿元。而且至1960年之前,我国对苏联已还债33亿元人民币,这就将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所剩的主要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元人民币。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债务在分年偿还的情况下,其总额只要不超出一年财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当时中国几乎只对苏联有欠款,数额又只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二十几分之一,实在算不得一个太大的数额,而且所欠的也不是抗美援朝的军火债。


 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1959年中苏关系紧张,赫鲁晓夫为施加压力,以政府名义突然通知中国,撤走在华全部专家。苏联通知中国要撤走专家时,中共中央正在北戴河开会研究如何解决经济困难。得知这一消息后,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作了报告,说明两年间由于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如期对苏联交货,出现了贸易欠债。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虽然中共中央领导人要求尽快还债,考虑到国内闹饥荒,经济部门还是希望推迟偿还这笔数额并不算大的欠款。1960年底,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曾以口头声明表示,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在贸易方面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五年内还清。12月17日,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后来国内一度传说所谓苏联“逼债”,能够找到的主要根据便是指此事,不过随后的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

  1960年11月,刘少奇前往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双方达成了谅解。随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访苏,几个月后双方的紧张关系又得到缓和。到1961年,苏联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

  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受制于苏联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的粮食作为后备,还是立足于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口粮食。3月间,苏联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1961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

  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曾以专文对苏联表示感谢说:“由于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

  (摘自《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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