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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陀螺 发表于  2018-11-09 13:48:58 29886字 ( 0/97)

《老子·天下为公》之《第3章》:不尚贤,使民不争

【原文】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为无为,则无不治。

 

【释文】

1.不尚贤,使民不争

所谓“贤”,不过是统治者自己标榜的贤能罢了。所谓“尚”,不过是统治者以地位、特权诱使天下人就范的手段罢了。《第2章》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尚贤”,就会有美丑善恶之分,就会有地位高下之别。以美丑善恶区分天下人,以地位高低划分等级秩序,试问:如何不争?

“争”,其篆文字形像两手夺物,互不相让。“不争”,即顺从也、退让也。因为“尚贤”是特别看重少数人而忽略大多数人,使名、利过度向少数人倾斜,因此机会难得,位置稀缺。再加以统治者有目的地诱导、有条件地选择,故天下人不得不扭曲本性竭力逢迎,奋力去争也。所以,“尚贤”不仅做不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反而会埋没人才、摧残人才甚至改造人才,使他们按统治者的需求来发展,以更好地为维护统治者的统治服务。如此,统治者便成为了高高在上的吸血者和压迫者而不是人民的公仆。这与老子倡导的独立个性、自由发展何其远也!对此,清人龚自珍在《病梅馆记》一篇里有深刻地批判:“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烈至此哉!”所以,“争”反映的是人民群众的自身价值得不到合理体现,人才得不到合理开发、利用的社会现状。是“贤”与“愚”、“人才”与“庸才”的不平等与不和谐。统治者无疑是造成这一状况的责任者。更进一步,“争”反映的是人才被践踏、被压抑,不得不挣扎向上、挑战命运的姿态。

既然是“争”,就有费厄泼赖之争,更有明争暗斗。“争”的过程中有堂堂皇皇、正大光明,更有阴谋诡计、卑鄙猥琐。而天下人心之败坏,不正肇始于此吗?

“尚贤”,使统治者成功占领了思想舆论的高地,拥有了无可争辩的思想霸权和话语霸权,达成了“社会共识”,从体制上促成和巩固了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并最终形成了集权制。统治者拥有对一切事务的主动权和决定权。在这样的体制下,哪里能有民主和监督可言呢?管理者唯上不唯下,掌权者大兴一言堂,老百姓有口难开、有理莫辩,欲哭无泪、欲诉无门,这不正是几千年来中国政治生态的真实写照吗?而我们从《第2章》可以看出老子的观点:虽然设立了“圣人”这一最高管理职位,却要求其“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其实质就是要构建一个服务型的政府,而不是那种高度集权的层层压迫的运行机制。在这样的社会里,人民自由发展,各归其所,各得其利,而不必羡慕别人,更勿论与人相争。在这样的社会里,民意决定了一切。所以,圣人不是独裁者和真理的化身,而是领导者;圣人不是领导者,而是管理者;圣人不是管理者,而是园丁;圣人不是园丁,而是万物的朋友;圣人也不是万物的朋友,而是服务于万物生长的“人民公仆”。在他的治下,人民有自己的思想意识,人民的发展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就如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千姿百态、丰富多彩。他坚决摒弃任何形式的制约和束缚,从不居高临下,占据主动,因为那意味着悖逆和反动。他只是在润物细无声,默默地、友好地作温柔的幕后推手而从来都无怨无悔。

所以,“不尚贤”并不是不尊重贤能,而是不推崇唯一标准下的贤能,更是不要将“贤”与“愚”对立起来。是要为各种层次人才的健康发展提供机遇和舞台而不是剥夺他们的机会和权利。是要让“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而不是视少数人为“超人”和“万能者”。是要让群星璀璨而不是捧起耀眼的明星。是要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不是一家独放、搞一言堂。是要尊重所有人的正当权益而不是造成社会不公。是要让社会资源合理配给而不是“撑死一个胖子、饿死一群瘦子”。

生活在“不尚贤”的社会里,人们无疑是有自信和有尊严的。就如同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掏粪工人时传祥的亲切握手所传递的信息那样:人,是生而平等的;工作,是无高低贵贱之分的。它使各行各业的人群从此能够挺起胸膛,奋战在各自不同的岗位而心安理得、无怨无悔!

 

2.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所谓“难得之货”,乃稀缺资源也。所谓“贵”,乃人为操纵市场,使商品价格过分背离其应有的价值也。它与我们理解的“物以稀为贵”有本质的区别。“物以稀为贵”描述的是市场形成的自然价格。虽然较一般货物偏高,但人们能够理解,也能够接受。故所谓“不贵难得之货”,就是要让商品价格回归正常、合理的区间也。

如果说上一句“尚贤”,是统治者希望通过占领思想舆论阵地来巩固其统治的话,这一句“贵难得之货”则是统治者试图通过控制商品流通来与天下争利。统治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垄断全部社会资源,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比如盐、铁……,因此能明目张胆地、以合法的方式盘剥人民。而头脑灵活的商人更是仿效这一行为倒买倒卖、囤积居奇,甚至搞大托拉斯,垄断市场,以达到不劳而获、牟取暴利的目的。

“盗”,本义是指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得。“货”固难得,然而也各具自身价值并在市场中拥有合理的定价。人为操纵这一价格,借以牟取不正当利益,无异于从别人兜里掏钱,所以这一现象被老子斥之为“盗”(《第53章》曰:“是谓盗夸。”)。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上一句中,人民被夺占了应得之“名”,固然要“争”;在这一句中,人民被偷走了应有之“利”,当然亦要还之以“盗”。

何谓“名”?在《第1章》中我们已作了阐释,乃个体在社会上的“一席之地”,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合理定位和利益范畴。故此处的“名”乃狭义之“名”。指的是“民权”,是上天赋予的当然的地位和权利。它应该不受“贤能”的侵夺而陷于被操纵、被愚弄的卑贱境地。何谓“利”?“利”就是“民生”,是人民拥有的生存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它应该不受当权者的盘剥而陷入赤贫、甚至民不聊生的凄惨境地。

所以,“争”和“盗”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表现在社会生活中,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另一方面,它体现的正是民众对当权者的敌视和殊死抗争。

因此,“不贵难得之货”并不是说老子要反对发展工商业。恰恰相反,他认为正是当权者的贪婪和商人的恣意妄为导致了市场秩序的混乱和不公平竞争现象的发生,因此反对任何形式的垄断和阻碍商品流通的行为。

《诗经·硕鼠》有言:“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有力地鞭挞和控诉了统治者的贪婪和不劳而获。这一般是我们大家都能理解的。可是,“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说人民也加入了“盗”的行列,这样合适吗?

如前所述,“盗”一方面是民众对当权者巧立名目进行盘剥的反抗行为,是通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另一方面,当一个人被剥夺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利益,或出于无奈,或出于贪婪,或出于被统治者“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馀”(第53章)的不良诱导,他会向更弱的人下手,以获得补偿甚至更多,这就是“弱肉强食”。是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以智诈愚,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这些都是“盗”。并且,这简直就是这个社会中人们安身立命、赖以生存所必须遵循的不二法则了。你不如此是吗?那你这就叫不能适应社会,前途注定黯淡,命运注定悲惨,此即所谓“优胜劣汰”。所以,老子反复呼吁统治者要以身作则,仿效天道,“损有馀而补不足”(第77章),实现社会公正。

“使民不为盗”,寄托了老子多么沉重的感慨,对于统治者他根本不屑于去批判,然而对于人民的这种现状,他却显得那么痛心疾首,忧心忡忡。“盗”犹人民的麻木、辛酸、苦痛、绝望……,那哪儿是正常的人生百态?简直是凄惶悲惨的人间炼狱,极尽丑恶!

因此,“尚”和“贵”反映了社会资源分配的极度不平衡。而“不尚”、“不贵”则是要将它们从神坛上请下来,回归到合理自然的价值评估体系中去。在这个体系中,“贤人”与“常人”享有同等地位和同等权利,“难得之货”与“平常之货”也各具其合理的价格。所以,“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正是老子所倡导的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

人的才能总有高下之分,物的功用更是千差万别。如果不引入竞争机制,又如何体现这一差异和其所独具的特殊性呢?其实老子并不反对竞争和差别,只是倡导合理而非过度。“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第32章)。就是要懂得适可而止,得到自己分所应得的,同时又不剥夺别人应该得到的。这大概就是“不争”、“不盗”所要表达的真实含义吧!

 

3.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见”,现也。乃指突出表现、格外展示以引起注意也。与“尚”、“贵”有相似的含义。“可欲”,是统治者组织民众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财富,是较为高级和精致的生活方式,是汽车、豪宅、美女等事物,是少数精英分子、成功人士所享有的生活,以此来刺激广大老、中、青及新生代人士奋不顾身、忘乎所以、无怨无悔地为实现这样的生活目标和人生“理想”而不懈努力。所以,它与《第1章》的“可道”、“可名”一样皆属专有名词,指极少数人专享的穷奢极欲、荒淫糜烂的私生活。“见可欲”,是依靠“尚贤”、“贵难得之货”攫取到名利之人的炫耀和恬不知耻的卖弄。是为权贵们张目,为他们鱼肉百姓的“合法性”造势宣传。

“乱”,在此是指迷失本性,分不清本末主次、是非对错,搞不清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一个人处在五光十色、眼花缭乱的物质世界中,看到当权者、大富绅们所展示出来的锦衣玉食、声色犬马的奢靡生活,如何不艳羡?而反观自身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如何能忍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坚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呢?一个被物质化的人,是麻木不仁的人。他早已“心乱如麻”,丧失了自我,迷失了方向,终日碌碌无为、浑浑噩噩。他们早已被眼前的一切所迷惑,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为统治者任意牵制和摆布,成为了毫无思想、主见,空有皮囊的行尸走肉,这就是“心乱”。在这样的社会里,豪门大族一方面引领、助长了社会奢靡浮华之风,另一方面又难免不使人心生浮躁,甚至产生郁郁不平之气。故其“争”也必不择手段,其“盗”也必理直气壮,社会纷乱动荡也就在所难免了。

所以,“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要倡导和培养人民的自主意识,使他们有自我、大我。他们生活的动力源于内在需求而不是相互攀比;他们有各自生活的目标而不是迷失于所谓的时代潮流;他们享受的生活是理所当然而不是少数人极度奢靡多数人却难得温饱;他们内心阳光充实,而不是像一匹焦虑不安、空虚压抑的野兽;他们真正站立起来了,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是物质的奴隶和权贵肆意操纵的木偶;他们的未来笃定可靠,因此生活得有尊严也有理想。而我们倘使给“不争、不盗、不心乱”做一个排序,则“不心乱”显然是最为根本和重要的。一个人只有充分享有了自尊,才有可能自爱。则其“争”亦是费厄泼赖之争;则其“盗”亦必盗亦有道。而一个人人生活得有尊严的社会,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一个拥有未来、欣欣向荣的社会,又何须“争”、何必“盗”呢?

而我们再次反观“道”,则切切实实可以体会到,“道”是要求圣人“为次不为主、为雌不为雄,为顺不为争,为弱不为强,为后不为先,为下不为上,为贱不为贵,为卑不为尊”,是要充分调动和发挥万事万物的主动性和进取心,而圣人只需做到润物细无声的幕后推手即可。这与“尚贤、贵难得之货、见可欲”所激发的民众的被动反应可谓天壤之别。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虽争但不得不争,不如此便无所发展;人们虽盗但不得不盗,不如此便无法生存;人们虽乱但不得不乱,不如此便不叫生活。

《淮南子》曰:“不尚贤,言不致鱼于木,沈鸟于渊。”也就是说,“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是为了从根本上(制度层面)清除造成社会顽疴、人心不古的毒瘤,从舆论上以正视听,使物尽其宜,各守本分而又能各得其利——思想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发展上“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生活中衣食无忧,幼有所扶、老有所养,这样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归于和谐。这不啻是从根本上移风易俗的一剂猛药,可以使“万物都自然而然在那里,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王强《道德经通释》),人们不必争、不必盗而利益便能得到保障,发展便会得到满足。所以,老子的这种做法,从实质上就是要颠覆等级观念下特权横行的社会制度,推行有序竞争的市场经济,倡导廉洁自律的社会风尚,满足人们共同富裕、共同进步的正当要求。

 

4.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虚其心”,是涤荡其心灵,使其不受外界的干扰和诱惑。如一片未污染的净土,阳光、安宁、不纷乱。这是针对“使民心不乱”而言的。如何才能“虚其心”呢?当然是统治者生活简朴,“不见可欲”,起到好的表率作用。

“实其腹”,与“虚其心”相对。俗话说:“眼大肚子小”。在尽量消除人们贪欲的同时,统治者还应尽量满足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合理正当的利益诉求,并为其提供符合其自身发展特点的所有条件。如果人们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应得的利益被压榨和剥夺,那就不会有幸福感,更谈不上什么“虚其心”了。

“弱其志”,是削弱其试图依靠不正当手段争名夺利之心也。这是针对“使民不争”、“使民不为盗”而言的。如果社会“尚贤”、“贵难得之货”,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人们就会泯灭自己的良心,立下“争”、“盗”之志,参与到为“一夜成名”、“一夜暴富”而进行的肉搏战中,不择手段,忘乎所以!只有当权力得到监督,人人皆贤能,体会到了自己在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价值,并得到了相应的尊重;只有当社会经济活动得到规范,勤劳致富受到鼓励,投机倒把受到严惩,人们才会勤勤恳恳、脚踏实地的谋发展、谋经营而不敢越雷池一步。

“强其骨”,与“弱其志”相对。人的成长壮大是通过骨骼的生长来实现的。在这里是指创造使人们获得顺利成长和施展才华、稳步发展的机会与条件。

故“实其腹”解决的是“生存”问题;“强其骨”解决的是“发展”问题。“虚其心”、“弱其志”解决的是人们的“贪”、“欲”问题。它们的实现有赖于营造一个公正、合理、竞争有序的社会环境。

 

5.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知”,是统治者宣扬和灌输给百姓的各种思想、理念,属意识形态范畴。《第71章》曰:“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对此有详尽的阐述。

“无知”,就是说没有来自统治者的蛊惑和影响。即:要求统治者不要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人民。

“无欲”,就是没有贪欲。即:要求统治者“不见可欲”,不以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去诱惑、误导群众。

“民”,是指淳朴、善良的百姓,是社会中占绝大多数的群体。“民”往往是“无知无欲”的,除非统治者加以蛊惑和诱导。

“智者”,不是指智慧人士,而是指不安分守己、善于投机钻营之辈。虽然圣人谆谆善诱,社会环境也一片大好,但也难保极个别人敢于挑战公理、以身试法。对于这些人,当然应该严惩不贷、除恶务尽。只有坚决剔除少数坏分子,才不会因为一颗老鼠屎坏掉一锅汤,社会良好的秩序才能得到保持。

 

6.为无为,则无不治

“为无为”,另见于《第63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就是依据“无为”的原则去“为”,就是“为”于“无为”之先,就是为了“无为”而“为”,就是要通过预先之小“为”而达于“无为”。

“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是说“我”压根儿就不会这么做,而是从一开始就采取“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的举措,从而“使民不争”、“使民不为盗”、“使民心不乱”,是谓“无不治”。

本句可谓是对本章中心意旨的总结。其具体的“为”体现在“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等一系列动词上。因为有这些“为”而避免了等到“民争”、“民盗”、“民心乱”的时候再费尽心机地去治理,是谓“为无为”。

然而,若是社会彼时已经“民争”、“民盗”、“民心乱”了又当如何?“为无为”亦不失为一剂良药。

也就是说,“为无为”能够预先通过拨乱反正、治理回归为后来的“无为”创造条件。因为圣人要做到无为而治,就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社会清明、无不正之风。因为如果世界太纷乱芜杂,社会风气败坏,价值观混乱,道德沦丧,则圣人若仍然以自然无为的态度处事,显然是不可取的。所以,在“无为”之前,就必得先为国家、社会、民心找寻到正确的方向,此即所谓“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也,也即所谓“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总结】

在《第2章》中,老子认为圣人应“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就是应该千方百计地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充分调动并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但这样也就产生一个问题:怎样才能通过正确的引导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呢?是通过“尚贤”、“贵难得之货”、“见可欲”的方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老子认为,这样只会引起“民争”、“民盗”“民心乱”,使阶级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人心贪婪无度,社会陷入到激烈地动荡之中。因此,“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才是践行“无为”之道,使社会获得良性发展的根本保证。

因此,《第2章》、《第3章》皆围绕《第1章》的思想来展开的。《第1章》从哲学层面指出了何谓“常道”,《第2章》则从社会实践的角度解决了如何实现“常道”的问题。而《第3章》则是对《第2章》的重要补充:由于己“道”自居于“恶”和“不善”的地位,故不会强力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表现在治国理政上,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三方面来说,便是“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当然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第3章》亦给出了如何在道德沦丧、人心不古的情况下践行大道的方法。

故《第2章》与《第3章》的区别在于:《第2章》针对的是较为理想的社会状态下圣人的所作所为;《第3章》则是回答如何实现这种较为理想的社会状态——圣人必须在“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之前有一个“拨乱反正”的动作,以使国家、社会、民心首先恢复到正确的发展方向。或者说在无为而治之前必须预先完善制度,以保证国家、社会、民心不会偏离正确的发展方向。故《第3章》中,“为”与“治”字被着重提及。故篇尾曰:为无为,则无不治。

 

【译文】

不过分夸大“贤能”的作用,不赋予他们过高的地位和特权,这样人们就不会为此勾心斗角、尔虞我诈。

不过分抬高“难得之货”的价格,不借此牟取不正当的暴利,这样人们就不会为此不择手段、投机取巧。

不发明也不倡导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不在人前炫耀富贵的奢华,这样人们就不会因此而心生艳羡、纠结烦乱。

因此,圣人治理社会的方法是:净化他们的心灵,使他们无私心杂念;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使他们能心平气和,有幸福感;削弱他们的斗志,使他们不争名夺利;给予他们成长的机会,使他们能脚踏实地、稳步发展。

要永远使百姓无虚妄之心、非分之想,更不受欲望的蛊惑和滋扰;要坚决让那些虚伪巧诈之人付出代价,从而不敢胡作非为、轻举妄动。

本着无为的原则去为,天下没有不能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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