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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翁游梦 发表于  2018-02-13 16:07:09 4595字 ( 0/278)

杂感“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但却让我大半辈子都在反复琢磨这句话;到老了、如今都满头白发了,仍感到没有琢磨透彻。 记得在我上大学时,在几本书中都见到过这句话。印象中,似乎是明朝时期的王阳明(原名叫王守仁)说过这样的话;还有就是法国的大思想家笛卡尔,也说过同样的话。这句话是在书转述的,似乎不是他俩的原话,也没弄清楚他们说这句话的背景。 如果依照王阳明所处的当时的语言特征,还原他的这句话,可能会是:“吾思故吾在”。笛卡尔是法国人,说的是外语,当然他的原话不会用中文说出来;这句话,应该是翻译时,根据他原话的语意,翻译过来的。但不管如何,都可认为他们是说过具有这样含意的话。 王阳明是明代历史上“能文能武”的大思想家,他与法国的大思想家笛卡尔处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相互之间没有任何交往和交流,却说出同样意思的话:“我思故我在”。这引起我的兴趣,这也让我反复琢磨其原意。 从这句话的语气看来,他们大概是在论说或争辩的埸合说的“我思故我在”。如果他们都分别在论证或争论“客观世界是不是真实存在?”这样的回答,可说是雄辩。“我在思考,难道还不能证明我的存在?!”同理,“你思故你在”、“他思故他在”、“谁思故谁在”,这一点难道还值得怀疑吗!?否则,连自己“存在不存在”都不自信,还谈什么思考问题?还讲什么论证和争辩呢!? 如果他们是分别在同别人探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我思故我在”这个举例,也很说明问题。我思考,是因为我存在。我不存在,那还能思考吗?“我存在”是前提条件、是基础、是第一性的;“能思考”和“进行思考”,这是“我存在”的能力和表现。所思考的内容,也依我存在的状况和存在的环境而定。我的思考,又可以影响和改变“我存在”的状况,包括我的言行。所以,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存在决定思维,思维又反作用于存在。 “我思故我在”,从字面上看,“故”字的用意是什么?是“缘由”、是“因为”、是“由于”、或是“所以”、是“……”。对其中的“故”字作不同的理解,会影响对这句话的理解上的差异;或许改变一下断句标点,变成“我思故,我在”。“故”,变成“思”的内容,这里“故”可解释为“旧的”或“过去”。但不论是“思故”,还是在“思新”;或是在思考“过去、现在、未来”,即使是思考“我是不是存在”,甚至将故字直接抹掉,变成“我思,我在”;但这些各种各样的差异或区别,都不影响“我思”与“我在”的互相证明、相互说明的“含意”。 这句话中前后出现两个“我”字,是“自个”的人称代词,无论内函与外延都是一致的。如果硬要将前一个“我”说成是心中的“我”,后一个“我”说成是现实中的“我”(即我的身体、我的生命),这也无妨。都不妨碍以“我”(这个具体的个别、个别的具体)为基点、为起点,来谈人生、谈哲理、谈“知与行”、谈“为人处世”、谈“管人理亊”。这句话都是好的源头、好的由头。这能做到“各人心中自有我”、“不说自明”。如果连这点“自信”都没有,那又何来“他信”、又如何能形成“共识”呢?这也可避免一些“信则有,不信则无”的糊弄,避免“信者恒信,疑者恒疑”的尴尬。 如果用“我思故我在”作为立论的依据或起点,人们在通常情况下,一般都能认可或接受。但因这句话是古汉语的句式,用的是单音词,在表意方面就有不少的“简而概之”、“概而论之”的“模糊”之处。因而人们在理解上就会出千差万别,甚至天壤之别。这是人们在读古文和研究古代文化时,常遇到的问题。不是吗?例如:这句话中的“思”和“在”两个字,作何解释和理解,就存有“不确定性”。“思”,是思考、思想,还是思维?是形象思维,还是抽象思维?是感性思维,还是理性思?是个人独立思考,还是众多人的共同思辨?……“在”,是存在、处在、还是现在?是指“曾在”,还是“永在”,或是“在生”、“在做”?……这些不同词意再经过不同的组合搭配,替代到“我思故我在”这句话中的“思”与“在”,其后的解释和理解又会如何?!假如,还进行逆向思维,加进一些否定词,更会“阴差阳错”,令人“啼笑皆诙”! 历史上的王阳明(王守仁)就被此类的“不确定性”,“模糊”了自己的视野,终于掉下了“唯心”的“悬崖”。如书中有记载:“先生(王阳明)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关?” 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所以,主张“我思故我在”的王阳明,在面临“悬崖”时,仍执着“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事”,闭着眼睛往前走,结果让他自己掉下了“思想的悬崖”。 在中国的古人王阳明是如此,而西欧历史名人笛卡尔也是如此。 勒奈·笛卡尔(1596—1650年)出生于法国都棱省拉爱伊镇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主要著作《谈谈方法》(1637)、《第一哲学沉思集》(即《形而上学的沉思》,1641)、《哲学原理》(1644)等。这些著作在当时都被罗马教廷列为禁书。 在《谈谈方法》中,笛卡尔对自己早年所学的各种知识如神学、哲学、逻辑学等都表示了怀疑。他认为,“神学断言天启真理是我们的智力所不能理解的,这些观点只能使人困惑;哲学千百年来始终处于永无休止的争论之中,这些彼此对立的哲学观点无一不是值得怀疑的;哲学既然如此,建基于哲学之上的其他学问就更是不足为信了;至于逻辑学(传统的形式逻辑三段论),充其量只能用来向人们说明已知的事物,而不能用来进行发明和求知。惟一具有牢固基础的学问是数学,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人们仍然没有在其上建立起知识的大厦”。 他认为,“怀疑就是思想,思想必然就会有一个思想者即“我”存在”。这样笛卡尔就从他的普遍怀疑中引出了再也不可怀疑的第一原理,即“我思,故我在”。 他认为思想是“我”的一种本质属性,“我”思想多久,就存在多久,“我”只要一停止思想,自身也就不复存在了。笛卡尔把思维的“我”确立为哲学的绝对起点,表现了近代哲学中自我意识的觉醒。“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哲学的第一原理,他正是以此作为根基而建构起整个形而上学体系。 笛卡尔的方法就是理性的演绎法,它是从一些“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遵循严格的推理规则,一步一步清楚明白地推演出各种命题或定理,形成完整的知识系统。在这种演绎的过程中,只要作为大前提的公理和推理规则是确实无误的,推出的结论一定具有普遍必然性。 在笛卡尔那里,这些公理和推理规则本身就是建立在“天赋观念”的基础之上,而“天赋观念”则是以上帝的权威来作为保证的。于是,他就作出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 他先从“我思故我在”这个最确定可靠的命题中提取出“清楚明白”这一标准,然后通过阐明不完满的“我”不可能产生完满的上帝观念这一清楚明白的关系,而从“我”的上帝观念中推出上帝存在。一旦推出上帝的存在,他就反过来通过上帝说明了“清楚明白”的真理标准的可靠性之来源,由此建立起对来自上帝的各种“天赋观念”的确信,并进一步以“天赋观念”作为演绎的前提,建构起唯理论的理论大厦。 笛卡尔开创的这种以天赋观念或天赋原则作为公理和前提,循序渐进地推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系统的理性演绎法。他这种“摆脱自我意识”的狭小圈子而进入了广阔的客观世界,创立了他的“心物二元论”的世界观和物理学体系,被17—18世纪西欧大陆的许多哲学家所推崇和沿袭,他因此而成为近代唯理论哲学的开山鼻祖。 然而,笛卡尔由“我思故我在”出发,经过推演,却证明“上帝”的存在,并确信“上帝”具有“完满”的“清楚明白”的“天赋观念”。这不能不说:这是笛卡尔给自己的“怀疑论”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将扔出去的“垃圾”,又当成“宝贝”捡了回来。这已超出了简单评判他“由唯物滑向唯心”结论。 由于笛卡尔推演过程中的逻辑性很强,这就方便我们从逻辑上找到他的失误之处。 笛卡尔先从“我思故我在”这个最确定可靠的命题中提取出“清楚明白”这一标准,然后通过阐明不完满的“我”不可能产生完满的上帝观念这一清楚明白的关系,而从“我”的上帝观念中推出上帝存在。他这推理过程包含多重推理。 看他第一重(层次)推理,从“我思故我在”这个最确定可靠的命题中提取出“清楚明白”这一标准,然后通过阐明不完满的“我”不可能产生完满的清楚明白观念,这一层次推理,基本上无大错。但他在结论中却添加了“上帝观念”概。这应该是他的第一层次的失误。因为在这一层次的“大前提、小前提”中,都没“上帝观念”这个概念,至少是没有明确提出来。 或许他在推理过程中,隐含着“我思”即我心中,在思考内容中包含着“上帝观念”,而且还是清楚明白的、完满的。那他的第二重推理便是:我心中存在清楚明白的完满的上帝观念,这不是我本人能产生的观念,而只能是上帝的观念,因此上帝是存在的。如果是这样的推论更是错误重重。 首先,“上帝的存在”是虚假的,所谓“清楚明白的完满的上帝观念”更是荒谬的。因为套用上面第二重推理的逻辑就能作出“上帝存在”反正:“我心中没有“上帝观念”,更没有什么“清楚明白的完满的上帝观念”,不仅是“我”,也包所有人中的任何个人,都是不完满的,都不可能产生完满的上帝观念,因此,上帝是不存在。 其次,笛卡尔心中所思听想的所谓“上帝观念”是从哪里来的?难道真的是“上帝赋予”的吗?这是不可能的。笛卡尔心中所思听想的所谓“上帝观念”是他受教育的影响、别人的影响、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产生的虚幻假象。更不可能是什么“清楚明白”的观念。 其三,“天赋观念”及公理,不是什么“天赋,更不存在什么“上帝赋;而是千百万人们世世代代的“实践和认识”的结晶;是人们在交往、交流和代代传承中,形成的共识;是人类发展、社会进步、智力与时俱进、素质不断提高的表现。 其实,我们不能因为笛卡尔曾证明“上帝存在”,就给他贴上“唯心”的标签而去否定他。笛卡尔是第一个杰出的哲学家,是近代生物学的奠基人,是第一流的物理学家,还是一个非常有创见的数学家。他致力于寻找在任何领域中获得知识的一些原则;他强调要把科学成果付之应用。评价一个人,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还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 笛卡尔自己,就已在以上的“我思故我在”推论中,也间接地进行了自我评价:不完满的“我”,不可能产生完满的“观念”。 任何人作为个人而言,无论是自身行为或思想,都是存在局限性的。即使他处在当时的时代的最前列、最高点,也难免受到时代的限制、环境及条件的限制、自身素质及状况的限制,不可能十全十美地“完满”。 但是,千百万的人们群众,不可能每个人受到的具体“限制”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无差异性。人们相互之间可以协同、可以互补、可以学习与交流;可以齐思广益,可以采集“众人之长”、形成集体的“智慧结晶”,从而突破个人的局限。人类世世代代地“与时俱进”,不断深化“实践和认识”,是可以通过无数多的“有限”的积累和进化,从而逐渐趋向“无限”、接近“完美”。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仅讲“唯物”,而且更注重“辩证”地唯物和“历史”地唯物。 我只所以反复琢磨“我思故我在”,其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想续上一句话:“我写故我思”。 银翁老人:万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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