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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规律 发表于  2018-01-10 12:55:06 68772字 ( 0/3042)

(原创首发) 立此存照之:经济体制改革方程解

 

立此存照之:经济体制改革方程解

 

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恪守客观规律并向真理投降才不会犯道理很简单的错误。

《立此存照》第二辑之系列文章仍为本人独立观点,欢迎质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构成要件包括:中央集权下的三权分治 + 公民评审和计划经济 + 市场经济。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相互适应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

党中央统管全权,党组织为董事长、行政机构为总经理、人大政协群团组织及新闻机构为监事,以及全国公民通过电脑对所有公务员每年进行一次评审,构成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的三权分治民主政治体制,笔者在《立此存照之:政治体制改革方程解》一文中对此有详细阐述。这套民主政治制度执行得越彻底,以党治国体制就越稳固、经济就越发展、社会就稳定,人民就越幸福。这套法律体制的全面实施,可确保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建立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以党治国体制具有强大的超控能力,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就只能是是本文探讨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

 

前言

 

建国初期,围绕“先解决吃饭还是先搞经济建设”问题,毛泽东与战友们之间产生了巨大分歧,高瞻远瞩的毛泽东不惜“架空”国家计委,也执意要实施的“大三线建设”,让千年农业国的中华大地第一次有了大手笔的合理化工业布局。从1964年到1980年,中央政府共投入资金2052亿元,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40%,在交通闭塞的内地修建公路25万公里,通车了十条铁路干线,建成了军民品及重大科研、生产基地45个和各具特色的新兴城市30个,初步形成了新中国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由宋平题字、央视出品的十集电视片《国家记忆:大三线》如实反映了共和国那一段可歌可泣的艰难历程。毛泽东的以党治国体制与“五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模式结合,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还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工业基础。

经过二十多年的全方位立体攻击,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被敌对势力描绘成了一片黑暗,计划经济体制作为毛泽东时代的特征之一,至今都饱受诟病。

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非常困难,好多工程都因资金紧张、能源短缺而“等米下锅”,由于高层存在分歧,有些工程还经历了“上马和下马”的过程。由于没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各级领导大部分都是凭自己对党和人民的性责任心在开展工作。以至于当年习主席初出茅庐的时候,县团委书记陶海粟也是这样交待的:“让你到这里整社,你就整吧,整得怎么样我都认了。整好了算你的,整坏了算我的。”

毛泽东时代的商品也的确是几十年不变,关键在于那时候的技术水平不高和消费水平低。即便如此,相比解放前老百姓连吃饭的碗都非常短缺的状况相比,就不知道好了多少倍。

历经战火之后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资金极度短缺,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被迫实行了“剪刀差”政策。深知这样的政策会给老百姓带来苦楚,在批准实施这套政策的时候,毛泽东流下了眼泪。而后,居民的“票证供应制”和企业内部的“互助储金会”以及露天电影、文化馆定期下基层,百货公司有书籍专卖柜以及联合诊所等,保障了老百姓的基本需求。在以“火炉”著称的重庆,每到夏天,市民都是开着家门在街边纳凉通宵睡觉,却没有听说那里有盗窃案和强奸案发生。文革期间,在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和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干预下,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和“武斗”的时间也很短,“工人纠察队”24小时巡逻维护社会治安。

所有这些,都证明了毛泽东时代的民风淳朴、社会治安良好。所以,剖析毛泽东时代的各种问题,切不可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国民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曾经稀缺的生活用品也早就琳琅满目,中国也迅速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以党治国体制在毛泽东时代,新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国从工业国的华丽转身;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年代,实现了工业国到现代化国家的跨越式进步。正是因为以党治国体制强大的操控能力和高效率,我们才实现了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并且让西方民主体制国家望尘莫及。

所有这些,都是以党治国体制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所创造的出来的成功典范,更是毛泽东以党治国体制取得的丰硕成果。

 

一、关于计划经济体制与大数据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可以充分激发人类追名逐利的原始本能。但是,人性也有不理智的一面比如投资一窝蜂,还有不道德的一面比如坑蒙拐骗,更有恶性的一面比如为了暴利不惜以身试法。

就像汽车的自动档对路况的反映不如手动挡那么及时一样,与市场调节固有的节律相比,计划经济体制则通过人为的有计划、按比例调控手段,克服市场经济的所有弊端而更有效、更科学地配置资源,确保经济发展低碳环保高效益——结构复杂的自动档也的确比手动档更耗油。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体现了人性的恶性,而计划经济则体现了人性的理性。

虽然计划经济饱受诟病,但更客观的科学依据是:计划经济也是有规律的,其规律也是可以认知并掌控的,掌控和驾驭计划经济规律,更是党中央国家治理能力高于西方国家的当然体现。二次大战中,德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堪称经典,正是德国人严格遵循了计划经济的规律,充分发挥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大功能,装备精良的德国军队才得以横扫二战战场,要不是前苏联的极寒气候,战后版图就一定是另外一个格局。遗憾的是,这些成就却被西方经济学家一个“战时经济”的莫名概念给抹煞,而德国之所以回归西方民主体制,也完全是基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古希腊三贤”学说的千年基因使然。

改革开放后,为了尽快与国际接轨,我们引进的西方经济学以及MBA以及EMBA等,但是,这些理论体系都植根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处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中国如果也采用西方的这些理论,无异于让高中学生使用研究生教材。更深层次因素还在于孔子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古希腊三贤”思想体系所导致的国情民意存在巨大差异而不可融合。

西方人生病都必须吃药打针动手术,而中国人的好多病则可以针灸推拿拔火罐;中国人说吃饭,西方人说用餐,而去了西方以后回来的中国人却摇头晃脑地说成了“人体所需营养的定时补充”——当今中国的经济学界,不乏其人——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留学归来的MBAEMBA不能学以致用,国内的NBA教学,也早就沦为结识“人脉圈”的名利场。高深莫测的“L”、“V”等态势分析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没有产生多少实际意义。

建国以来,我们虽然没有建立起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也没有建立起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管理学体系,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遗产。

毛泽东“多快好省”的经济学思想为中外经济学家望其项背,如果现在推行“两参一改三结合”以及“鞍钢宪法”,我们的企业管理水平就一定会得到具有实质意义的提高。

事实上,就不管西方经济学大师们的数学模型及其公式、定理有多么科学、多么透彻,经济建设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实现——多、快、好、省。

就不管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有多么深邃、工具多么全面,调控经济趋势波峰低谷或产业规模调整,都离不开——有计划、按比例。

毛泽东“多快好省”的经济学思想与计划经济体制的“有计划、按比例”属性相结合,就构成了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支柱。而“两参一改三结合”以及“鞍钢宪法”等管理模式,又构成了这两大支柱的坚实基础。

“三线建设”时期,修建成昆铁路遇到技术问题,毛泽东就派华罗庚带上专家队伍去现场指导怎么运用“优选法”;建设港珠澳大桥的过程中,工程缺什么装备就专门研制什么装备,对于西方国家的跨国集团来说,这些都是遥不可及的。

正是有了以党治国体制和“多快好省”、“两参一改三结合”加上“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发展模式,新中国建设才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怎样才能充分发挥国家的体量优势去碾压国外的跨国集团并争夺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则是新时期条件下,我们应该有专门机构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探索并掌握计划经济的规律为我所用。

新时期的“以党治国”体制在计划经济和大数据的支持下,党中央完全有条件全面掌控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如果按照“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来严格考核,产能过剩、农产品滞销、炒作热门项目的投资一窝蜂等不理性经济乱象将一去不复返。由此节约的巨额资金和巨量治理成本,必将夯实以党治国体制的经济基础。

 

毛泽东时代的文革后期,监控国民经济的国家统计统计系统就已经建成并且规范运行,基层企业不但要按时上报统计月报,每隔十天还要向上级公司电话快报统计数据。那时候的国企领导,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看头一天的全厂生产情况统计表。遗憾的是,这套最重要的国家产业政策遭到了严重破坏,无数本来可以通过统计报表就可以事先预知的事故(比如沪昆高铁贵州段个别隧道的偷工减料),结果却是等发生了才来大动干戈,导致上级部门的检查与下级反检查的博弈不断上演,好多检查不但是不了了之,更是在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而肆无忌惮的数据造假,直接导致了《统计法》和《会计法》的权威性坦然无存。(文革后期,笔者亲历了——义务劳动书记厂长带头;车间统计员每天上报生产日报;经济核算员每半月报告一次材料、能源的单耗核算结果;所有科长、车间主任和工会主席、团支部书记讨论下个月生产计划安排;党团员定期过组织生活;每年五一节表彰劳动模范;每周一三五全厂职工的读报活动;积极分子每周一次政治学习;南下干部的公司经理经常到企业检查工作;每年一次公司对下属企业的财务、统计大检查并且是实实在在的查票据、翻台帐;公司系统内的各个企业经常在一起开会交流管理经验,一个企业出了技术问题,其他企业就派出技术人员提供无偿援助。)

 

健全的统计系统绝对可以对国民经济实现及时调控,一旦时间过半而任务没有过半即可采取调控措施补救,而财务报表只能在月后十日内报出,一旦出现问题就已经失去补救时间。由此可见,计划经济条件下,完善而健全的统计系统不可或缺。

所谓的大数据实际上就是统计系统的升级版。大数据所需要的标准化技术,统计技术里面不但早就有了将各类工业产品折算成“标准件”的成套数学模型,同一产品的不同等级也有规范的折算系数。而剔除无效数据、根据统计数据发现问题的症结等,统计核算技术也早就可以有效解决解决。曾经一段时期,国家统计局与发改委每年年底公布的“数据打架”,除了核算口径不一致以外,各自为政才是关键。为了建立适应新时期条件下大数据系统,只需要结合大数据技术的属性,根据标准化的技术原理,重新设计折算“标准件”的数学模型,并且对这一套统计指标根据“多快好省”的要求进行优化,又根据大数据技术的需要扩大数据采集的范围即可。这就需要召集吉林大学退休的统计学教授和国家统计局系统的退休老专家,加上国家计委、经委的退休老领导、老专家一起,即可设计出一个将统计系统升级为大数据系统的全新实施方案,也就是重新设计一套自下而上的统计报表体系和重新设计折算“标准件”的系列数学模型。也只有这些老专家才知道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系统存在哪些不足之处需要修改补充,他们更知道国家统计局与发改委之间的数据为啥不一致的症结所在,有了他们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构建起来的大数据才更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并彻底根除政出多门的数据打架现象。

制定《大数据管理条例》确保这套监控国民经济的大数据系统依法运行,确保计划经济体制发挥出比西方市场经济体制更有效、更理性的强大功能。根据大数据属性修改《统计法》和《会计法》(并强制要求相关职业培训机构将其列为必修课),以确保数据采集的合法、真实与全面性。实施大数据战略,首先就应该强制要求全国所有的大中小国企和民企全面恢复统计、财务报表制度,即便其中有数据作假,中央电脑也会很快发现数据造假的根源所在,只要数据显示时间过半而任务没有过半,大数据还可以准确分析出症结所在(统计核算技术早就具备这样的功能),从而采取精准的补救措施确保完成任务。如果对药品生产销售全过程进行大数据监控,违反药品价格的当事人就会受到精准打击;如果将政府各职能部门的政务工作也量化为各种指标,各级政府每天都做了些什么事,中央电脑都可以逐一查询——在大型电脑和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党中央就有条件将计划经济的体制优势发挥到极致。

大数据建设各自为政的现象已经初现端倪,不少大数据专家的解决方案完全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书呆子,而否认大数据支撑计划经济的经济学家根本就没有弄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想当年被神秘化了的政府网站建设就不知道国家花费了多少冤枉钱,大数据建设一定要避免重蹈覆辙。

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就是全国经济一盘棋,作为重要技术支撑的大数据系统也就必须是全国一盘棋。有鉴于此,国家统计局应该是“国家大数据中心”的责任单位,下辖不同功能和性质的各部委、各地方政府的“大数据分中心”并数据共享,由此构建全国大数据一盘棋体制,结束“九龙治水”乱象。

蒸汽机代替了人类的体力劳动,导致西方国家称雄世界,在党治国体制的强有力操控下,拥抱互联网的中华民族,就一定比坐在车轮上的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更快、更理性。

 

二、雁阵产业体系的构建

 

以党治国体制下的经济基础应该是以国有企业的计划经济为主和民营企业的市场经济为辅。体量巨大的国企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国民经济的排头兵;而数量庞大的民企不但是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活跃经济成分,更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渠道。在国民经济必须升级换代的新时期,党中央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地构建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为辅和军工企业为主、民企为辅这两大“雁阵”产业体系,以及纯民营经济产业体系和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等四大板块。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已经全球瞩目,唯有采用中央调控手段,才能抵御西方势力的经济渗透,确保国家的经济安全。

根据“依法治国”原则出台促进构建四大板块并开展有序竞争的系列政策,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军转民准入门槛与退出(淘汰)机制,预防军工企业以其强势地位侵害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制定军转民的知识产权确权规则、建立科学的质量控制体系及检测标准,对军民融合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提出解决方案,出台法律法规确保依法构建稳健的军民融合工业体系以确保国家安全。

其次就是加强大数据建设,对两大雁阵产业体系和民营经济产业体系的质量、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的运行状况实施实时监控,促进国民经济多快好省。

第三就是雁阵产业体系应该强化新技术、新材料的产业化,强化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有计划有步骤的实施中国智造国家工程,推动国民经济的升级换代。

所谓的雁阵产业体系就是根据上下游产业链构建产业群,也就是计划经济带动市场经济、国企与民企之间互为补充、有序竞争。此外,我们更应该突破固定思维在创新商业模式上下功夫——将看似不相关的行业有机整合在一起,形成“1+12”的复合型产业群体而倍增经济效益。

基予“多快好省”法则,国家应该严格考核全国所有企业的产品质量、成本、能耗和劳动生产率,国企领导的工资都应该实行基本工资加绩效工资,领导的绩效工资不但与企业的效益挂钩,更要与员工绩效工资的浮动比例同步。而国企的综合考核指标与企业领导的职务挂钩,就是要真正实行“能者上、庸者下”,被免职者则无条件调往异地并削职为民,只有这样,才能消除“玩权术的整干事业的”千年官场潜规则。

 

新农村建设的“塘约”模式要借鉴公司治理体制,所有新农村建设项目都必须是当地政府的平台公司、投资商和村民股份的“三结合”,确保所有项目都在政府的直接监控下有序发展并且以此考核当地政府的政绩。制定《新农村建设条例》,将“三结合”模式纳入法制轨道——各地政府的平台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入股所管辖的新农村项目公司并担任“监事”职务,投资商的依法经营、投资强度、政府的补贴资金和投资商的融资行为以及投资商第一笔资金没有到账之前严禁开工等,概由平台公司承担指导和监督的法定责任。地方政府为新农村建设项目提供的服务项目不但具有可考核性,更要界定违规处罚的细则以预防腐败,确保每一个新农村建设项目都能够切实做到遵纪守法、诚信经营。

新农村项目的建设过程中,都必须是在国土、规划、环保等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督和技术支持下进行。当地政府根据具体情况,给项目配套治安、医院、学校等机构和道路、绿化、管网等设施,确保这些建设项目能够规划合理,所有建筑物的建筑质量达标和项目建成后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确保当地的老百姓安居乐业。

国家对各地政府平台公司的股份收益实行专项监控,这笔资金专款专用于平台公司所辖企业的流动资金短期拆借,为地区经济平稳发展保驾护航。

农业大省要全面围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展开工作并实施严格的指导与监督。虽然毛泽东的“农业八字宪法”曾经遭受恶意攻击,但都没有推翻其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几十年过去了,这套系统对科学发展大农业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并且简单明了、易于掌握和推广。

在新兴的网络经济的刺激下,让我们国家第一次将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但是,网络经济具有规模大并且具有短期巨富或巨亏特征,当网络正在改变中国的时候,网络诈骗又在危及社会安定。研究和掌握网络经济的经济规律,就应该始终围绕“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理性互动、相互促进”做文章,在实体经济与网络经济的商业互动模式上下功夫,充分发挥大数据的功能,规避网络经济恶性的危害、发挥其理性的优势,就一定会发挥出1+12的经济效益。

中国地域宽广,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和行业之间的规模怎么才能平衡发展并且合理利用资源等,唯有以党治国体制下恪守计划经济的客观规律,采取强有力的调控措施,以“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考核手段,根据有计划按、比例法则,借助大数据的力量,逐步完善并实现全国一盘棋的合理布局与均衡发展。在雄厚资金的支持下,党中央完全有能力运用调控手段合理利用资源、理顺供产销渠道,在全国范围内构建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各类经济圈来拉动经济发展。

组建“一带一路”大数据分中心,制定《“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规则》,借鉴美国——以骆驼牌香烟、可口可乐和好莱坞电影打头阵的经验,有计划、按比例地沿“一带一路”战略的相关国家,以我们的旅游优势为先导、以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华美食为突破口,拉动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

各地方政府和各驻外使领馆,分别成立相互对应的专职部门,制定《操作流程》,理顺这两大机构的关系和相互之间的操作流程,由于涉外项目涉及好多行业,这个也应该根据不同专业分别设计非常专业而又具体的操作流程。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有针对性的引导我们的旅游团队去这些国家旅游并吸引这些国家的人来中国旅游,各文化团体团队有针对性的开展文化项目的相互交流。各驻外使领馆根据所在国的法律体制、人文环境等认真做好各类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各地方政府的专职机构对驻外使领馆提供的可研报告做好国内企业的招标工作。对走出去的企业,严把企业资格认证、出口商品质量认证的监督关,确保我们走出去的企业具有竞争力、所有的出口商品都符合质量标准。对走出去的企业做好出国前的培训工作,协助他们设计风险管控预案,确保走出去的企业少交“学费”。

国家之间进行的重点工程,党中央也应该动用调控手段构建外向型“雁阵”产业群,让大型国企带动中小国企和民营企业走出去。

这些工作做得越扎实,“一带一路”战略进程才越顺利。

 

三、关于产业创新

 

任何新技术应用并且占领市场先机,都是要冒失败这个极大风险的,西方国家的这些风险,都是由一些跨国集团来承担,以党治国体制下,凡是有可能的新技术,都以国家的力量来推动,就一定碾压西方国家,这一点,至少在理论上是成立的。

国民经济的升级换代需要建立有效的创新机制,制定《国家创新条例》和《实施细则》,国家科委要严密跟踪国内外的科技动态,定期向全国的企业发放这些动态资料,要求所有企业每年都必须上报技术改造措施计划以促进产品更新换代,定期召开专利(新产品)博览会并为企业提供新产品样品供解剖研究,研制过程出现难题组织专家会诊等,都应该纳入科委的职责范围。对符合标准的创新产品,一律纳入国家的计划经济采购体系,以协助创新企业开拓市场。出台政策和操作规则以充分发挥各级科协、专利局、退休工程师协会、发明协会的积极性,按照专业或者片区给这些机构落实责任制。大力扶持技工学校的发展,制定办学标准并且严格考核、评比技校的教学质量,为构建工匠队伍打下坚实基础。

教育部要围绕“教书育人”宗旨改革老师的考核机制,一手抓公办学校的应试教育,一手抓民办学校的网络教育和素质教育,为新时期培养出既懂书本知识、又有动手能力的有用人才,在大力促进素质教育教学用品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有效开辟新的就业渠道。

 

郑永年在《盯着老百姓钱袋子的中国经济政策》一文所提及的方面远不是全部,究竟企业和老百姓被明里暗地增加了多少负担,可以说是一本谁都理不清的糊涂账并且还是谁都查不清的腐败窝案。如果是将银行储蓄人群进行统计分类,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家庭都不可能有人均几万元的银行储蓄。几千年来的“国富民穷”政策所导致的政权变更教训历历在目,邓小平在南巡时才一针见血地:“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老百姓真正追求的是丰衣足食、夜不闭户的太平生活,提高全民收入必然刺激内需而刺激经济发展,即便有经济动荡或者地区局势危机,我们也因为拥有十多亿人的巨大市场而确保国民经济生机蓬勃,如果老百姓囊中羞涩,质量好、价格高的各类新产品就一定会无人问津而制约国民经济的升级换代,其连锁反应的不良后果非常严重。

健康的经济体必然具备优胜劣汰功能。打击假冒伪劣更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借鉴发达国家的治理手段——让所有违法造假的经营者为之付出惨重代价:没收他们的所有财产,将这些资金分发给被遣散员工以确保社会稳定;鼓励民众和企业内部的员工揭发造假行为。召开公审大会抓捕一批无良老板。也只有采取这样的铁腕手段,猖獗的假冒伪劣才能得到有效遏制而不反弹。

对于一些旅游大省和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重灾区,就是应该召开公审大会,公开抓捕一批当地政府的各级分管领导和执法机构的领导,抓捕一批胆大妄为的执法人员和坑蒙拐骗的违法商家,才能根治怨声载道几十年的旅游“宰客”痼疾和有效刺激良币淘汰劣币。

规范市场秩序还需要加大对经济犯罪的打击强度,一旦触犯就一律收监关押,其中即便有疾病患者,宁可让他们病情加重甚至因病而死亡也要严惩不贷。否则,不足以有效遏制猖獗的经济犯罪。

日益猖獗的假冒伪劣不但危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还会极大地损害我们的国际声誉而滞后“一带一路”进程。

定期在全国各地召开当地的企业家和大学及科研机构的学科带头人训诫会,告诫他们:依法经营、守法经营,不要偷税漏税、不要偷工减料,善待员工。洁身自好,远离绯闻、远离毒品。关爱家庭,孝敬父母。关注公益事业;要锻炼身体、坚持读书,勤于思考,时刻鞭策自己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以此来确保我们的企业家群体和高级知识分子群体的高素质。这两个群体因为自身修养的原因而不时落马实在令人惋惜。

培养匠人队伍离不开百年老店,这就需要一套产业政策来确保企业家安心搞事业、专家学者潜心做学问,遗憾的是,类似“东方魔水”健力宝被权力导致的衰败事件仍然在不时发生。

毛泽东时代的城乡差别换来了中国工业的迅速崛起,如今的贫富悬殊则潜伏社会危机,如果深化改革不轻傜薄赋、不让老百姓的家庭财富升级,由此导致的戾气频发、群氓现象和互害模式就一定会诱发更多社会问题,切不可掉以轻心。

 

四、关于经济法制体系建设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计划经济仍然是法治经济。我们现有法律体系因为各自为政的原因呈现严重的“碎片化”状态,导致“依法乱国”的代价极其沉重。新时期条件下,如果我们经济法制体系不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法律体系对接,就必然阻碍我们的“一带一路”战略。

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到高度发达阶段,西方国家走过了由乱到治的曲折道路,其中不少治理手段更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换来的。事实上,我们深化改革面临的所有治理难题,都可以在西方的国家治理治理经验中找到借鉴方案,构建与西方国家衔接的经济法体系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全国人大应该组建一个独立的专家团队,借鉴西方国家的这些人类共同智慧,结合我们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法体系——唯有如此,我们的经济法体系建设工程才能有效避免走弯路,由此带来各级机构的职能转换和功能的逐步完善,必将进一步解放并刺激生产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熟悉了与世界各国打交道的商业法则,在产业升级换代中,与各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和技术标准领域的竞争,就一定是我们需要跨越的又一道高门槛,构建这套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唯一的捷径仍然是借鉴西方的成熟经验才能少走弯路,降低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的风险,提高国际竞争力。

要确保中国经济的“中国制造”全面升级为“中国创造”,建立起一套鼓励创新的工业政策、培植独特企业文化和企业家精神等,就都应该是重中之重——大学设立知识产权专业,构建知识产权律师队伍、建立风投机制、鼓励在成熟技术基础上的创新以降低风险、大力发展小微企业以解决就业,以及完善科委、发明家协会、工程师协会等管理机构的功能,建立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转换机制等,都应该是当务之急!

怎样保护知识产权是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有必要组织专家队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知识产权的普法教育并且要求所有企业都配备知识产权的责任人,以有效规避在与西方国家经济交往中“交学费”之类的惨痛教训一再重演。

 

五、关于体制改革

 

在毛泽东时代,“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党政分工就一直处于“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混沌状态,这种不正常状态不但是普遍现象甚至成为了痼疾,即便实行了股份制改造的国企,这种“内斗”现象也没有得到改观。

面对利益集团和山头主义,不管是掏心窝地讲理想,还是一而再的“撂狠话”,都不足以遏制其阳奉阴违。即便被抓了,那么好的监狱条件也消除了他们的最后恐惧。由此可见,按照西方的“人权”理念来处置中国事务完全是在牛头不对马嘴。

西方工业革命时期的党派之争照样腥风血雨,其中当然包括林肯和肯尼迪等多位美国总统死于非命。经过两百多年的进化,西方社会现在才开始奉行尊重人权理念。而我们国家目前处于市场经济初期阶段,社会乱象更是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必然规律,如果要求我们按照西方国家现行的人权理念来办事,就完全是在强迫中学生使用研究生的教材。俄罗斯、伊朗等都是民选总统却仍然受到G7的排斥,足以证明当今世界的民主体制与以党治国体制之争也完全是个伪命题。

生产力的确可以推动生产关系的进步,但是,生产关系却可以反作用与生产力,也正是这个相互作用之间存在差异,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都反复证明了权力要比法律大——比如中国历代政权变更都始终处于封建统治,再比如特朗普要特立独行,美国严密的法律体系对此也无可奈何。所以,“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议完全是个伪命题。囿于孔子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古希腊三贤”思想体系的差异导致了东西方价值观差异,西方政客在中华民族面前,根本无权以“人权”理由来占领所谓的道德制高点——中国的问题,就只能按中国人的方式来解决。

商鞅罪恶的“国富民穷”论造就了官场黑洞并且流毒几千年,建国后,毛泽东所发起的历次政治运动,矛头都是指向走资派和右派,所以,那时候的干部才不敢腐败并且勤勤恳恳,如此颠覆性的“吏制革命”,目的就是为了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新时期条件下,党中央应该继承毛泽东的这一政治遗产,恪守“治国就是治吏”法则,始终站在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强硬手段剪除羁绊、强势推行体制改革。

新时期条件下,在构建“三权分治”民主政治体制过程中,党中央就是要拿出当年毛泽东那“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大无畏气概“炮打司令部”,充分发挥监察委的作用,在“公民评审日制度的支持下,以强势手段壮士断臂,对于反对派就是要沿用毛泽东那“触及灵魂”的治理手段,召开公审大会逮捕反对派,将他们押送边远山区从事体力劳动以向中华民族谢罪;对反对派及其裙带关系的所有不义之财毫不留情地“挖地三尺”后收归国有——如此强大的震慑效应必将迅速摧毁利益集团和山头主义并荡涤官场的污泥浊水,增强共产党人的战斗力、强化以党治国体制建设。

事实上,毛泽东时代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对反对派的处理也有严格规定:留厂查看、异地低级别企业继续从事本专业工作和遣送回农村等,特别严重的才押送农场劳动改造——再过N年,如今的几百万腐败分子也出书写文章来鸣冤叫屈,是不是就可以证明当下社会是黑暗的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假如再来一次文革,就一定会有更多的造反派起来斗争腐败分子,而群众之间的“武斗”断难再现。如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就不会有这么多积重难返的后遗症。如果不以铁腕手段消除这个后遗症,就必然滞后新时期的总任务,不可不察。

新时期的“三权分治”民主政治体制与地方及企事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和监事”体制实现了无缝对接,自上而下地依法将权利末梢介入到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党中央的强力调控手段提供了严密的组织保证体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

新时期条件下,政治路线决定之后,依法治国也是决定因素。“三权分治”清晰了党政工团的法律地位,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也就有了法律依据,党政工团各自的行为也就有法可依。能够促进企业科学管理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模式也就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在“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考核机制下,党政工团意见不统一的死结也有了界定标准和处置程序,一旦触犯即可依法追责。

党中央应罗列出《合同法》、《劳动法》、《质量法》、《统计法》、《会计法》、《广告法》等整套经济法律法规,强制规定所有国企、民企的股东和高管定期考试。

企业的依法经营一定会倒逼政府职能的改革。在法律体系没有建立和完善之前,既然我们党的制度严格于法律,就完全可以以党的制度体系来有效弥补法律的空白期。打击贪污受贿的强力反腐后,政府部门的不作为应该成为反腐战略的新重点,这就是——根据问政平台的线索反腐败、根据信访信息的线索反腐败和根据冤假错案的线索反腐败,只有这样,才能遏制基层公务员的以权谋私而提高办事效率,也只有这些机构都积极作为,社会乱象才能很快得到遏制,才能有效解决阻碍党中央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痼疾。也只有彻底结束老百姓告状无门的不正常状态,全国人民才能过上真正的舒心生活。

 

总之,朝鲜执意拥核、韩国执意不与日本军演而美国只好屈从,这就给我们下决心解决半岛问题带来难得机会,在掌握与普京、美日博弈的主动权的同时顺应国际共识并提升我们的国际影响力;蔡英文等台独集团的肆无忌惮,给我们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带来难得机会,在美日没有任何借口武力介入的同时,还给我们的产能过剩开辟巨大市场而繁荣国民经济。特朗普的特立独行与欧盟乱象,以及锡金、尼泊尔、不丹等国家在印度面前唯唯诺诺,而我们国家周边却是狼烟四起。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越南,无论反华派还是亲华派,他们都是侵占南海的强硬派。这些机遇与挑战,都给了我们纵横捭阖于国际舞台以巨大空间,就看我们怎么——长袖善舞!

           2017.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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