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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规律 发表于  2018-01-10 12:53:58 60954字 ( 0/1750)

(原创首发) 新时期条件下,制度建设应该成为重中之重——民主政治困局方程解

立此存照之:民主政治困局方程解

 

 

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恪守客观规律并向真理投降才不会犯道理很简单的错误。

《立此存照》第二辑之系列文章仍为本人独立观点,欢迎质疑。

 

一、必要的说明

 

本文探讨了中国的“三权分治”民主政治体制。鉴于“只开药铺而不给药方”的文牍主义盛行,本文没有苛究语法句法,囿于篇幅,也没有引经据典和展开。

由于孔子思想体系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古希腊三贤”思想体系内涵不同,导致了中国与西方世界观、价值观等存在巨大差异,在这两大先哲引领和历代先贤思想的浸淫下,欧洲人信奉法制而富有个性,不但吃饭用刀叉,文学、艺术等也与中华民族的表现方式大相径庭;历经千年帝制的中国老百姓则敬畏皇权而任劳任怨,遇事期盼青天而法制意识淡薄。不同的民族属性构成了人类社会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如果世界各国都以西方体制为标准,就好比全世界的人都只能用刀叉吃西餐,。如此不但违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也不是当今世界的现实——俄罗斯、伊朗已经实现民选总统却依旧受到西方国家的排挤和打压,足以证明国家之间民主与集权的体制之争完全是个伪命题。在全面西方体制的乌克兰,那些高级知识分子举家来华工作更是证明了——民主自由不能当饭吃,而美国的价值观推广战略给全球带来的社会动荡也有目共睹。

生产力的确可以推动生产关系的进步,但是,生产关系却可以反作用与生产力,也正是这个相互作用之间存在差异,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都反复证明了权力要比法律大——比如中国历代政权变更都始终处于封建统治,再比如特朗普要特立独行,美国严密的法律体系对此也无可奈何。所以,“党大还是法大”的质疑完全是个伪命题。更现实的问题还在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法律,都是执政党根据各自的国情来制定的,也只有执政党才具备制定法律的主体资格。

更有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就是在当今中国,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推翻了“三座大山”而成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并且将一个平穷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了一个现代化强国,九十六年来,全中国各族人民认可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就是最大的民意。如果要中国也像西方体制那样民选总统,或者西方政权全套班底来中国主政,就不管有多少军队维持选举秩序也会导致族群对立而激发社会动乱。正是因为存在这些无法推翻的客观事实,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执政党的合法性,其正当性更是无可替代。而《宪法》确立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的执政党,也是顺应民意的必然和依法治国的必须。

中华民族囿于千年孔子思想的基因,敬畏皇权的老百姓对于民主选举异常生疏,法律效力不及长官意志,导致有法不依现象严重,老百姓遇事宁愿受苦受累上访,也不愿意上法院等,以至于实行了那么多年的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其真实情况远不是魏荣汉的《中国基层选举报告》可以概括。也正是因为东、西方民族之间存在这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的中产阶级即便选择移民,也没有出现杜勒斯等西方战略家所企望的“中产阶级一定会图谋政治诉求”。

毛泽东的“以党治国体制”与“五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三线建设”相结合的模式,经过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国就实现了从一个农业国到工业国的华丽转身,这套体制在运行了几十年以后,逐渐暴露出的问题有:

1、以党治国体制没有与法制体制相结合、没有将“治吏革命”纳入制度化和法制化。

2、改革开放的“全党抓经济”导致党政不分,也没有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机制和界定权力边界,党政之间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

3、邓小平以集体领导取代毛泽东的个人权威以后,中央、地方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给深化改革带来阻力。

4、中央与地方之间没有形成遵循经济规律的调控体系,地方之间的本位主义阻碍经济发展。

5、戈尔巴乔夫几个人的能量不足以让苏共垮台并导致东欧巨变,但我们没有深刻汲取这些教训而滞后制度建设,在权力不受监督的条件下,各级官员因为对“名”的追求,经济建设突飞猛进且政绩斐然;因为对“利”的渴望又滋生了严重的腐败。

6、唯利是图、道德沦丧诱发的社会乱象,是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必然(也是英国电影《百万英镑》的情景再现)。因为各级机构的各自为政以及不作为和乱作为,加剧了对这种乱象治理的难度,所积累的问题使得深化改革步履维艰。

7、既然西方国家的执政党对公民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天经地义,中国共产党也就当然重任在肩。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以及学雷锋、学焦裕禄之后,没有一个适合新形势条件下的正能量引导模式。在大量戏说历史、网络游戏和娱乐低俗之风的诱惑下,导致人心涣散、道德滑坡和青少年的是非观、事业心缺失并且已经诱发不少社会问题——当我们认识到腐败严重的时候,却没有意识到经过这么多年的立体进攻,“和平演变”的网络势力也已经发展到了再不反击就尾大不掉的严重地步,但是,我们至今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给予反击。

8、西方国家的竞选导致政党轮替,就充分体现了“鲶鱼效应”原理而让社会充满活力、促进社会进步,囿于西方民主体制的立体攻势,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至今都没有找到一条有效途径。

综上所述,建国后路线斗争有扩大化和全面否定文革导致意识形态混乱和制度建设滞后等,都是深化改革应该认真汲取的深刻教训,断不可绕道而行。

新时期条件下,体制创新、制度创新就更应该成为当务之急。

 

二、“三权分治”的民主政治构成要件

 

怎样在千年帝制的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前人做过艰难探索与实践。自辛亥革命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没有取得成功,他的接班人蒋介石也不是靠民主程序获得的政权,蒋介石之所以败走台湾,也不是因为在中国实行了三民主义的结果。百多年以来,无数学者对西方民主孜孜以求,他们一方面极力推崇西方民主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却没有办法否认的一个严酷事实就是:即便是让西方政府的全套班底来中国主政,或者中国全盘接受西方的民主体制,西方选举的结构性弊端就一定会导致十多亿人的内乱,即便实现了民主选举,总统上台以后所推行的政策,也不一定就是这些专家们的政治意愿。

所有这些,都反复证明了——百多年以来自今,醉心于探索中国政治民主的人都集体犯了一个方向性的根本错误:

1、他们都固执地认定“多党制和选票”是人类民主政治的唯一选项,却没有认识到西方民主选举制度政党纷争、族群对立、利益集团控制以及办事效率低下等结构性弊端。由于各国国情千差万别,即便是在民主政治体制国家之间也是千差万别;

2、他们都固执地认定也只有实现了“多党制和选票”,中国才是真正实现了民主政治,却始终没有想到怎样结合中国国情,设计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体制。

 

我们党是《宪法》确立的执政党,构建“以党治国”体制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法定责任。深化改革要解决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以法律的形式,确保党中央对地方拥有绝对的法定领导权,由此构建起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央集权下的三权分治”政治体制:

1、党中央(政治局)总揽党政军全权。

2、从中央各部委一直到各街道办事处的各级党组织(以下统称各级党组织)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所有权”,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各级党组织的书记、党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董事长”地位,依照党纪国法和《问责制度》对各级行政机构行使领导权;

3、从各部委一直到各街道办事处的各级行政机构及央企、国企(以下统称各级机构)的行政领导作为“总经理”行使经营权。在党中央的指令下,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各级机构尽职守责地抓好国家治理和经济建设的各项具体工作,并且承担“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的法定责任;

4、人大、政协、共青团、工会、妇联等群团组织和新华社、人民日报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根据各自的分工,对“董事长”和“总经理”分别履行“监事”职责。

5、全国人大颁布相关法律,固化“中央集权下三权分治”之间的法律地位、界限及关联关系,将“以党治国体制”纳入法制范畴,确保党中央依法治国。

 

怎样才能实现民主政治,毛泽东的做法是开展大规模政治运动,虽然效果显著却带来扩大化等弊端。在有千年帝制历史的中国,怎样才能实现民主政治,是一个自辛亥革命开始就困惑了我们百多年的世纪难题。所以,深化改革要完成的一个重大历史使命,就是借助互联网技术,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

⑴、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全国公民均通过互联网,依法依规对全国公务员的道德品质和工作能力进行评审,无须集会争取选票的演讲,在社会一片祥和中,实现公民对公务员的评审并且评审范围与程度可控。

⑵、参与“公民评审”的公民身份证明号码和家庭电脑的IP地址都具有唯一性,确保了公民评审意见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也就有效规避了作弊、诬陷等不良信息的干扰。大数据技术的支撑下,确保评审结果实时可得而无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⑶、被评审者有权通过网络展示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情况、回答或解释公民提出的质询,规避了当面质询有可能产生的误解和激化矛盾,提高了公民评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⑷、人大、纪委、组织部等及时公布评审结果并且严格实行优胜劣汰,腐败事实成立者就以“一票否决”方式开除公职自谋生路。因腐败、渎职被处理过的官员也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提起申诉以规避冤假错案。

⑸、根据公民评审提供的腐败线索,纪委、公检法及时公布依法办案的结果并接受公民评审,包庇犯罪的办案人员,亦开除公职自谋生路。

⑹、负责报道“公民评审”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发给特别注册记者证,在各地方政府官媒特别注册记者的配合下有序展开媒体监督。拒绝注册记者采访的官员一律被问责或被免职,注册记者的稿件发表后鼓励其他媒体转载,以强化舆论开放与有序监督。注册记者的人身安全神圣不可侵犯,虚假报道或乘机牟利者一律开除公职。

⑺、党中央、全国人大根据人民意愿制定的各项大政方针,以及怎样完善评公民审制度甚至香港、台湾问题等,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广泛征求民意;发布《公民守则》,引导全国人民恪守公序良俗、回归温良恭俭让;发布《经营法则》让所有企业守法经营、回归童叟无欺。以提高公民素质,重构诚信系统。

⑻、由全国人大立法,确立每年的7月1日为“公民评审日”(简称“公评节”并与“公平”谐音,而公平又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并全国人民放假一天。在党的生日这一天开展公民评审,也昭示了我们党的执政为民理念,确保全国公民都在家里集中精力行使自己的权利,确保换届换举上任的公务员都名副其实。

⑼、全国人大待条件成熟的时候颁布《公民评审法》以固化这套民主政治依法运行,确保共产党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这样的民主政治制度设计就一定比西方的选举制度更优越——

、全体公民只需要有基本的电脑操作技能和朴素的是非观,对被评审者作出好差坏的评审即可,无需公民都具备“高大上”的知识水平而易于实施。经过公民评审,让公务员中不称职者口服心服,让腐败分子自作自受,让人民的好公仆理直气壮,更让全国人民真正体验到了当家作主的自豪。

、西方民主的当选总统要改变选举时的承诺,选民对此无可奈何,即便反对也只能等待下次选举;而我们每年都对整个公务员队伍进行评审以规范执政行为,确保公务员队伍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我们是国家大事尊重全国人民的意愿,而西方选举是总统的执政理念要强加给政见对立的反对党及其选民,由此诱发的社会骚乱百多年来在西方国家中此起彼伏并且还将继续下去。

、我们的评审是公民在自己家里的电脑上进行,无须国家巨额资金投入,也没有大型聚会的必要,每个公民评审的时候所要表达的是本人真实意愿,而西方的选举演讲拉票则需要利益集团的资金为支撑,当选总统受这些利益集团掣肘并维护其利益的弊端不可克服。

、在“隔空”评审和“高压线”面前,让全体公务员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压力,组织部门以权谋私照样受到严惩,根除了买官卖官和带病提升等痼疾,为有志于实现中国梦的事业者开通了绿色通道,由此推动执政能力的提高和政府公信力的不断提高。

⑥、那些成天都在网上鼓吹西方民主以及“逢中必反”的人虽然恶毒攻击并要求共产党下台,但是,就让这些人来设计全民认可的政治制度,他们也提不出让全国人民都认可的治国方略;就将选票发给这些人,他们也不知道究竟该选谁;就放手这些人去竞选,恐怕连一个街道办事处主任的职务都不能胜任。所以,这些人就唯有停止鼓噪而自我反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崇尚西方民主的专家学者们也一定会积极投入到完善《公民评审法》的制度建设中来,倾其所有地贡献他们的大智慧。如如此,民间怨气则无虞。

⑦、政治运动要死人、造成群众对立和影响经济发展,但那个时代我们已经结束了。西方民主体制的换届选举即便戒备森严,导致的骚乱仍然有死人、仍然要造成民众之间对立并且对经济带来影响,并且,这种结构性弊端还将持续到他们遥远的未来。由此可见,西方民主选举制度导致的政党攻讦、种族对立而诱发社会骚乱以及受掣于利益集团、不兑现竞选承诺以及政党纷争导致西方国家的决策缓慢等,都应该归结为西方民主体制的结构性弊端,都体现出在这种民主制度下人性追求政治意愿的恶性。而我们的这套“三权分治”加“公评日”的民主政治体制彻底规避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所有结构性弊端,以党治国体制动辄以举国之力办大事的机制让西方国家望尘莫及。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了中华民族在追求民主政治进程中的高度理性。同时,我们也向国际社会贡献了——手段不一样,但结果却是一样的全新民主政治模式,充分展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软实力。如此,让我们更有信心地与西方国家就民主政治领域展开研讨,融合价值观分歧。当西方国家企图以“制造内乱”等对我们实施战略讹诈的时候,我们也因为完成了“做好国内事情”的历史任务而更加自信地团结全国人民坦然应对这类国际挑战——中国的问题就只能按照中国方式来解决。多年来,在农村基层民主选举过程中出现的大量问题,已经证明了民主选举制度在中国不可行,这个制度有必要予以废除。

⑧、事实上,美国的战略家们研究中国国情比我们得研究更深入、更系统,他们早就预测到了一旦十多亿人发生内乱还一定会诱发世界危机,所以,搞乱中国并让共产党来收拾烂摊子,就成为西方世界意志坚定的长期战略,高度警惕和重拳清剿“和平演变”势力就应该确立为一种我们常抓不懈的国家战略!近二十年来,鉴于西方敌对势力在中国猖獗的“和平演变”立体攻势,加上我们的一些失误,导致了我们意识形态领域的极大混乱和全民价值观陷入迷茫,所以,非常有必要理直气壮地实施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并打响具有实际效果的网络反击战。应该尽快参照美国的《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案》和《欧盟反击第三方宣传的战略传播》制定我们国家的相应法律法规,借助普京那“官方支持、定位准确、传播本国立场;观点犀利、新颖独特、直击美欧软肋;集中力量、精准出击、助力国家博弈;手段融合、借船出海、全面舆论突围(摘自《秦安战略》)”的综合手段,充分发挥网监队伍的力量,强力遏制“和平演变”的肆无忌惮——切断反毛分子的电脑上网功能,切断他们的手机通话功能并且将他们的身份证号码纳入黑名单。就是应该参照毛泽东的铁腕手段,将情节严重的反毛分子一律押送边远山区去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向中华民族谢罪。

人类社会追求民主政治,完全是遵循“鲶鱼效应”原理,确保社会充满活力、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制度保障,更是中华民族迈向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根据中国国情,实施以党治国体制下的三权分治民主政治制度,对现有体制没有任何冲突,更不会导致社会动荡。这套民主政治制度执行得越彻底,以党治国体制就越稳固、经济就越发展、社会就稳定,人民就越幸福,确保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建立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当年,毛泽东一句“要文斗不要武斗”,全国武斗戛然而止;当“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下达后,笔者当年下乡当知青的详细记载现在都能在档案馆查到。当李克强总理一再呼吁“电信资费下降”之后,被媒体一再热捧的“取消漫游费”早就成为了鸡肋,而按本地流量、全国流量分别计费的方案也早就开始实施。如果资费不下降、网速不提高,就必将滞缓“互联网+”战略的有效推进。利益集团对抗中央的这种典型案例绝对不能容忍再次发生!

三权分立以后的政治民主体制一旦固化,党中央也应该参照当年毛泽东的大无畏气概,对为全国各地实施“令行禁止”体制,对拒不执行的利益集团维护者和山头主义者,一律采取“一票否决制”地开除党籍和公职并且让他们自谋生路,一旦他们要纠结在一起闹事,就派经侦队去对他们和他们家族攫取的所有不义之财“挖地三尺”。情节严重的,一律押送边远山区从事繁重体力劳动以向中华民族谢罪。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各级机构对党中央的指示闻风而动。

西方工业革命时期的党派之争照样腥风血雨,林肯和肯尼迪等多位美国总统也死于非命。经过两百多年的进化,西方社会现在才开始奉行尊重人权理念。而我们国家目前处于市场经济初期阶段,社会乱象更是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必然规律,如果要求我们按照西方国家现行的人权理念来办事,就完全要“黄鳝和泥鳅一样长”。囿于孔子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古希腊三贤”思想体系的差异导致了东西方价值观差异。所以,西方政客在中华民族面前,无权以“人权”理由来占领所谓的道德制高点——中国的问题,就只能按中国人的方式来解决。

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应该是深化改革的策源地,牵头制定的深化改革方案,经过权威智库和各民主党派评估以后报经党中央批准,然后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到各级机构贯彻执行。更可以规定全国所有的网站首页都必须固定一个醒目位置,作为发布《中央文件》的专用窗口,让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第一时间为全国人民所掌握,并通过网评实时获得民意反馈,就更有利于尽快理顺社会及经济运行秩序、大刀阔斧深化改革。

当《中央文件》下达后,就是三权分治系统在“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考核机制下必须完成的国家任务。公务员因为有了明确的工作责任而恪尽职守,全国人民也知晓这些规定而遵纪守法,确保党中央一呼百应,在“鲶鱼效应”原理的推动下,中国大地必定一片生机蓬勃。

 

第三部分  关于治吏革命

 

在毛泽东时代,“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而治国就是治吏。现在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发起的历次政治运动,矛头都是指向的走资派和右派,且政治运动扩大化的主要责任也不在毛泽东。仅仅两年的大跃进和三年的自然灾害,就被反毛分子恶毒攻击近二十年。但是,假如再来一次文革,就一定有更多的造反派起来揭发和斗争腐败分子,与腐败分子有裙带关系的“保皇派”也一定会被造反派挖个底朝天,因为社会进步了,造反派之间的相互攻讦和武斗等,断不可能再发生。如果这个事实不能否定,那么文革就是正确的,如果继续坚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就一定不会出现严重的腐败和利益集团、山头主义。

当前实施的反腐战略虽然打了许多“老虎”并初步遏制住了腐败势头,但反腐红利已经销蚀,关键在于当前反腐只是让被抓的贪官感到难受,而老百姓并没有感到好受。最关键的是好多法律法规不具备可操作性让政府部门具备了选择性执法的空间,虽然有了法官终身负责制,即便法官故意错判,当事人败诉的结果就一定是被执行,而信访又明确规定了不受理终审案件。这些,都让老百姓的维权显得非常弱势。为了改变这种纪委疲惫、官员抵触、百姓漠然的局面,反腐战略也应该“接地气”——根据舆情事件的线索反腐败;根据各地问政平台的线索反腐败;根据信访线索反腐败;根据冤假错案的线索反腐败。只有这样,才能打通党中央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最后一公里”,也只有基层机构的积极作为,社会乱象才能得到有效遏制,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舒心的日子。也正是这些问题的久拖不决,极大地伤害到政府公信力,即便公共场所到处都有弘扬法治的宣传画,老百姓却有一种遥不可及的感觉。

遏制严重腐败应该“乱世行重典”,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因为有人为因素而存在冤假错案的话,电脑唯一的IP地址却能够实现精准打击。既然腐败分子、“和平演变”的反毛子是人民公敌,就是应该仿效毛泽东那“触及灵魂”的铁腕手段给予严厉打击——

1、一律“双开”并遣返回原籍,接受当地群众的监督以剥夺其“名”。

2、取消所有福利待遇而只能领取低保工资以剥夺其“利”。

3、对入刑贪官就是应该仿效毛泽东的做法,将他们流放到偏远地区去从事繁重体力劳动以向人民赎罪。

4、彻查自杀贪官及其关联关系,堵绝“死去一个、惠及一片”的侥幸。

5、对于罪大恶极的腐败分子就是要按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传统价值观严惩不贷而大开杀戒。

6、被处理贪官如果还泄露国家机密则一律按叛国罪上限加刑。

7、既然一人得道就鸡犬升天,那么,一旦东窗事发就是应该株连九族,就是要充分发挥执法队伍的积极性,对所有贪官极其裙带关系攫取的不义之财“挖地三尺”并收归国库。

8、将这些人民公敌的身份证换成与身份证号码一致的“监视居住证”(对公安部现有的身份证管理系统不会有任何影响)并剥夺他们的公民评审权,他们就只有像毛泽东时代的“五类分子”那样灰头土脸地呆在原籍地安分守己,与西方的“人权”价值观相比,只有按照“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法则铁腕处置贪官,才最符合中国的国情民意而他国无权干涉。

9、仿效西方“人权”观念已经证明不能有效威慑腐败,那么好的监狱条件反而消除了反对派的最后恐惧,就不管是言者谆谆的理想道德教育还是一二再的“撂狠话”都不足以遏制利益集团和汕头主义者的阳奉阴违。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即便铁腕处置一大批贪官并无情没收包括裙带关系攫取的不法之财,一旦他们要闹事,就一定会受到社会各界铺天盖地的声讨。

10、为了确保不让老实人吃亏、让好公仆脱颖而出,“三权分治”的所有成员均按照“能力第一”的标准实施优胜劣汰并严格执行一票否决制(不危及“名”就没有危机感),他们都要承担“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法定责任并与他们的工资福利挂钩(不危及“利”就没有紧迫感),由此构建起一套干部能上能下并且绝对服从党中央指挥的体制机制。

11、机构调整的富余人员一律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过度原则,精简下来的人员要么到咨询机构去任职,要么到到别的机构去竞争上岗,都不能胜任的,就一律解除合同自谋职业。

 

在这条一票否决、褫夺名利、向人民赎罪并对不法之财挖地三尺的“高压线”面前,任何利益集团或汕头主义者都不可能与之抗衡!也只有这条“高压线”成为法律并不可逾越,公务员们才会由“要我干”转变成为“我要干”。铁腕“打苍蝇”换上来的一批好干部、不但夯实了党的各级党组织,更可以自下而上的推动机构改革,逐渐完善国家机器的结构性功能。也只有各级机构主动作为,各种社会乱象才会得到有效遏制、深化改革才能有序开展。否则,党中央的政策老是在最后一公里遇到肠梗阻,就终归有一天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所以,反腐败战略就是要全面继承毛泽东“治国就是治吏”的政治遗产,建立起一套“让坏人变成好人”的制度体系,确保以党治国体制依法高效运行。

采取三权分治、公民评审方法解决了中华民族面临的世纪难题,成功迈过深化改革过程中必须跨越的高门槛而迅速抚平民间怨气、扭转社会风气,在社会一片和谐的环境中,将《宪法》赋予全国人民参政议政的权利具备实质意义,再现毛泽东时代那万众一心跟党走的宏伟局面。今后,只要有人敢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全国人民就一定不会答应并导致灾难性后果。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构成要件包括:中央集权下的三权分治 + 公民评审和计划经济 + 市场经济。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相互适应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要让这套国家机器有效运转,就唯有恪守治吏革命这个纲才能纲举目张。以党治国体制下的“三权分治”和“公民评审日”这套独具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我们党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顺利实现了我们党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这块沃土而立于不败之地的目的,顺利实现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永葆红色革命江山不变色的理想,真正实现了我们党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的华丽转身,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新纪元,让中华民族自豪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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