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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鲤鱼娃娃 发表于  2018-10-26 21:37:48 4903字 ( 2/352)

文化I本位文化、多元文明与中国方案

文化丨本位文化、多元文明与中国方案

原创: 彭林  中国政协杂志  2016-10-08
导语
本位文化依然是民族存亡之根,每个民族必须有属于自己的主体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文明必定能够为人类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和全新的方案。

近百年来,中国人最大的纠结是文化选择:是放弃自我、盲目追随异国文化,还是立足于中华本位文化、博采众长?这一分歧至今犹在。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提出,实现“中国梦”,要立足中华传统文化,要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中国方案”,令人深思。


本位文化是民族存亡之根

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个性。

其所以如此,是因人们因居住地的纬度、气候、地貌等的不同,进而形成了饮食习惯、建筑形态、衣冠服饰、节庆礼俗、价值观等独特的文化方式。它们的总和,构成了仅仅属于该民族的文化。

人们世世代代浸润于自身的文化,彼此守望相助,荣辱与共,无论走到哪里,都无法忘却儿时的口味与乡音,已然内化为生命的基因。

在民族内部,文化是超越贫富、身份、性别等因素彼此认同的核心,也是此民族区别于彼民族的根本标志。就这个意义而言,文化是民族存亡之根。

本位文化越强,民族的凝聚力越强;反之,就会变成一盘散沙,甚至走向消亡。中国古代有不少民族,由于没有固守本位文化的意识,盲目追随异质文化,丧失了自我,最终湮没于历史前进的风尘之中,契丹就是最好的例证。

本位文化是民族存亡的压舱石,这个道理,梁启超早已说过。辛丑条约之后,八国联军瓜分中国,国内到处弥漫着国家将要灭亡的悲哀气氛。宣统二年,梁启超在《国风报》发表《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一文,该文以与友人辩论的形式撰写,梁启超坚信中国绝无可亡之理,因为中国的文化不会亡。

梁先生不愧是一位深谙文化学意义的伟大学者。一个国家,只要本位文化还在,就能凝聚人心,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反之,若是本位文化流失殆尽,已被异质文化全面取代,即使国土没有被他国占领,但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而且永无复国的希望。

这一认识,为中外的有识之士所认同。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的背景,是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被迫割让两省给普鲁士德国。根据规定,一旦占领军接管该地,当地人必须讲德语,不许讲法语。在最后一次法语课上,身为乡村小学老师的韩麦尔先生希望学生不要忘记自己祖国的语言,他说,只要掌握了自己民族的语言,就等于掌握了“逃出地狱的钥匙”。

近代以来,某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把国家贫穷挨打归咎于中国本位文化,鼓吹走“全盘西化”的道路。钱穆在《国学概论》中批评某些人在“救国保种”的旗号下,诋毁传统文化,认为“凡吾国种之所有,皆不足以复存于天地之间者”,进而“转生不甚爱惜之念,又转而为深恶痛疾之意”,其结果无疑会伤及国本,走向亡国灭种之路。

在举国向西的浪潮中,还有一些学者毅然向东,他们不甘心自己的祖国沦落为欧美文化的附庸,坚决要走独立发展的道路。


不能用“多元文明”打压“本位文化”

近百年来,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华本位文化屡遭抹黑、扭曲与围剿,至今已是不绝如缕。许多年轻人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他们对中华的了解,甚至不及对西方的了解。

破除中华文明目前的困境,重建强大的本位文化,是振兴中华的题中应有之义,无可非议。但是,有些人认为,如今人类已进入多元文明的时代,再强调本位文化就落伍了,就会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误导了很多人,在相当的程度上阻遏了传统文化的复兴, 不能不加澄清。

人类文明并非上帝一手独创,亦非源自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多元文化”,是就全球文化而言的,多民族的世界,就一定存在多元的文化。由于各地的地理、气候、物产、历史等生存条件的差别,各民族的文化面貌各呈异彩。所谓“多元文明”最初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

各民族的文明没有高低贵贱之别,都有其合理性,应该享有平等的尊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大约500年中,西方殖民者垄断了全世界的资源,长时期地奴役了许多地区的人类,毁灭了他们的文明。

殖民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行为合理,制造出了“西方文明中心论”,以及“白人是高等人种”的种族主义理论,企图彻底摧毁异质文明的文化自尊。殖民时代结束后,某些西方势力不仅继续图谋军事霸权与经济霸权,而且图谋文化霸权,变换手法,继续鼓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宣称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站在道德高地上的人,是理所当然的世界警察,唯独他们的文明才至高无上,其他文明都必须以皈依西方文明为终极目标。

他们依仗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先进的媒体技术,对异质文明大举进行单向的文化渗透,他们防范甚严,不许他人有任何逆向的行为,连我们办孔子学院,也被指责为“价值观输出”,群起而攻之。毋庸置疑,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他们都是“多元文明”真正的敌人。

当今世界,由于交通与传媒迅猛发达,人们的交往更为便利,文化交流与传播也更为频繁。但有一点无法改变:本位文化依然是民族存亡之根,每个民族必须有属于自己的主体文化。

在国家利益还将长期存在的当代社会,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尤其要加强。不能用“多元文化”打压本位文化,使之成为斑驳陆离的“多元文化”中的一块,甚至淹没其中。用“多元文化”反对本位文化,有些人是糊涂,被这堂而皇之的话所蒙蔽;还有些人则是别有用心,这是不争的现实。

任何一个希冀为人类文明进步有所贡献的民族,都应该积极发掘本民族文化成就,以便与其他民族作平等的对话与交流,而不是总想把自己的文化接到别人的根上去,那样无异于文化自杀。中国是世界上有数的原生文明之一,有着悠久而灿烂的文化,尤其应该如此。


中国方案

中国人自古就有“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之说。世界属于全人类,无论哪个民族,都有权对于世界的命运与前途等重大问题,贡献自己的智慧,提出自己的方案。

至迟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就开始研究人类发展的理想世界的模式,孔子把“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作为人类的终极目标。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古希腊的柏拉图也提出了各自的理想国模式。

近代以来,西方人凭借军事优势强势推行他们的制度。西方制度是否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唯一的正确模式?对此,很多人有质疑。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开始,中国就有学者讨论西方文明的衰落,梁启超就是其中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梁启超到西欧考察,他亲眼目睹了这场由于列强分赃不均所引发的战争给世界带来的深重灾难。

他意识到,中国人不应该盲目学习西方制度,不能把自己学成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学习如何再去侵略别的国家。他回国后开始倡导中华本位文化,认为世界上存在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其中的东方文明主要是指中华文明,两者并行不悖,各有优长,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

作为一名杰出的史学家、思想家,梁启超冷静地比较中西两大文明体系的优劣,认为中华文化是非常优秀的文化,完全没有必要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

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中,“合世界史上通观之”,从两者的大脉络入手,逐段对比东西文化,他的结论是,无论是上世史时代,还是中世史时代,都是“我中华第一也”,惟独近世史时代不如西方,“相形之下,吾汗颜矣”。

梁先生并未因为中国军事落后被打而自卑,他始终保持着中国人的自尊。

他说,他要“三薰三沐”,感谢上苍,让他成为“此伟大国民的一份子”;他坚信,世界的前途正在大变动之中,“安见此伟大国民,不能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地位,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者!”梁启超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固有的文化,1914年,他在与清华学生座谈时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

在当时的清华大学,师生普遍意识到,科学技术可以从西方引进,但是民族精神是不能从外国引进的;“全盘西化”的结果,只能使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庸,而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立与自强。

1925年秋,清华“改大”,校长曹云祥在开学典礼上批评当时流行的“新教育”,大都是抄袭欧美各国之教育,“欲谋自动,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他呼吁新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能“寻出中国之国魂”。

抗战爆发之后,以钱穆为代表的爱国学者,倡导唤醒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惟有以本位文化为灵魂,“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以及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举国上下希冀回归本位文化的呼声日益高涨。西方世界的许多损人利己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各国的质疑。

例如早年爆发的“次贷危机”,显露出了西方文明的内在弊病,西方文化出问题了!这种觉醒,同样在学术界萌生。以往包括海外汉学家在内的历史学家、文化学家在阐释中国文明的演进过程时,总是把它置于西方历史模式的背景下来分析,所以横看竖看都不顺眼。

如今他们日益清晰地认识到,中国曾经是与西方文明并行发展起来的伟大的文化传统,几千年来它是循着自己的内在思路与动力的驱使之下,独立发展起来的,没有必要将它纳入西方的模式之中。

中华文明有着独特的文明模式。西方文明是宗教文明,以神为中心;中华文明以人为中心,中华文化以人如何成为“君子”作为灵魂,要求人人通过学习仁义礼智信,修身进德,成长为道德高尚的完人。

中国人重视礼乐双修,养成高雅气质。中华文化重视家庭的文化建设,使之成为国家机体的健康细胞。中国人自古把乡风民俗的端正与否,看作是国家的元气之所在,着力移风易俗,推动社会进步。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中的精华,足以骄人于世。

中国文化得到全世界的赞誉。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认为,中国的孔子与老子同属于人类“轴心时代”的巨星级人物。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以及哲人的思想,对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三大思想解放运动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国的科举制度直接为英美近代的文官制度所仿效。这都是我们对于人类文明的杰出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又说:“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是全方位的,除了科学技术、经济、军事之外,还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文化战略。

“人类在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将是中华民族的崛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文明必定能够为人类做出更多的贡献,其中最重要的贡献,将是为人类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和全新的方案。作为一名毕生从事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笔者认为极有必要。

这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千万不可托诸空言,停留在口号上。希望从顶层设计开始,长计划、短安排,周密部署,吸引广大人文社会科学者与自然科学者,以及一切愿意贡献智慧与能力的民众参与,法古开新,熔铸新篇,向世界人民交出中华民族的优秀方案。

作者:彭林
清华大学教授
本文刊登于《中国政协》2016年第17期

三脚猫子 发表于  2018-10-27 16:43:07 0字 ( 0/116)

做好本位了不起\(≧▽≦)/

做好本位了不起\(≧▽≦)/ 文化丨本位文化、多元文明与中国方案

原创: 彭林  中国政协杂志  2016-10-08
导语
本位文化依然是民族存亡之根,每个民族必须有属于自己的主体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文明必定能够为人类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和全新的方案。

近百年来,中国人最大的纠结是文化选择:是放弃自我、盲目追随异国文化,还是立足于中华本位文化、博采众长?这一分歧至今犹在。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提出,实现“中国梦”,要立足中华传统文化,要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中国方案”,令人深思。


本位文化是民族存亡之根

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个性。

其所以如此,是因人们因居住地的纬度、气候、地貌等的不同,进而形成了饮食习惯、建筑形态、衣冠服饰、节庆礼俗、价值观等独特的文化方式。它们的总和,构成了仅仅属于该民族的文化。

人们世世代代浸润于自身的文化,彼此守望相助,荣辱与共,无论走到哪里,都无法忘却儿时的口味与乡音,已然内化为生命的基因。

在民族内部,文化是超越贫富、身份、性别等因素彼此认同的核心,也是此民族区别于彼民族的根本标志。就这个意义而言,文化是民族存亡之根。

本位文化越强,民族的凝聚力越强;反之,就会变成一盘散沙,甚至走向消亡。中国古代有不少民族,由于没有固守本位文化的意识,盲目追随异质文化,丧失了自我,最终湮没于历史前进的风尘之中,契丹就是最好的例证。

本位文化是民族存亡的压舱石,这个道理,梁启超早已说过。辛丑条约之后,八国联军瓜分中国,国内到处弥漫着国家将要灭亡的悲哀气氛。宣统二年,梁启超在《国风报》发表《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一文,该文以与友人辩论的形式撰写,梁启超坚信中国绝无可亡之理,因为中国的文化不会亡。

梁先生不愧是一位深谙文化学意义的伟大学者。一个国家,只要本位文化还在,就能凝聚人心,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反之,若是本位文化流失殆尽,已被异质文化全面取代,即使国土没有被他国占领,但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而且永无复国的希望。

这一认识,为中外的有识之士所认同。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的背景,是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被迫割让两省给普鲁士德国。根据规定,一旦占领军接管该地,当地人必须讲德语,不许讲法语。在最后一次法语课上,身为乡村小学老师的韩麦尔先生希望学生不要忘记自己祖国的语言,他说,只要掌握了自己民族的语言,就等于掌握了“逃出地狱的钥匙”。

近代以来,某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把国家贫穷挨打归咎于中国本位文化,鼓吹走“全盘西化”的道路。钱穆在《国学概论》中批评某些人在“救国保种”的旗号下,诋毁传统文化,认为“凡吾国种之所有,皆不足以复存于天地之间者”,进而“转生不甚爱惜之念,又转而为深恶痛疾之意”,其结果无疑会伤及国本,走向亡国灭种之路。

在举国向西的浪潮中,还有一些学者毅然向东,他们不甘心自己的祖国沦落为欧美文化的附庸,坚决要走独立发展的道路。


不能用“多元文明”打压“本位文化”

近百年来,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华本位文化屡遭抹黑、扭曲与围剿,至今已是不绝如缕。许多年轻人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他们对中华的了解,甚至不及对西方的了解。

破除中华文明目前的困境,重建强大的本位文化,是振兴中华的题中应有之义,无可非议。但是,有些人认为,如今人类已进入多元文明的时代,再强调本位文化就落伍了,就会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误导了很多人,在相当的程度上阻遏了传统文化的复兴, 不能不加澄清。

人类文明并非上帝一手独创,亦非源自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多元文化”,是就全球文化而言的,多民族的世界,就一定存在多元的文化。由于各地的地理、气候、物产、历史等生存条件的差别,各民族的文化面貌各呈异彩。所谓“多元文明”最初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

各民族的文明没有高低贵贱之别,都有其合理性,应该享有平等的尊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大约500年中,西方殖民者垄断了全世界的资源,长时期地奴役了许多地区的人类,毁灭了他们的文明。

殖民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行为合理,制造出了“西方文明中心论”,以及“白人是高等人种”的种族主义理论,企图彻底摧毁异质文明的文化自尊。殖民时代结束后,某些西方势力不仅继续图谋军事霸权与经济霸权,而且图谋文化霸权,变换手法,继续鼓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宣称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站在道德高地上的人,是理所当然的世界警察,唯独他们的文明才至高无上,其他文明都必须以皈依西方文明为终极目标。

他们依仗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先进的媒体技术,对异质文明大举进行单向的文化渗透,他们防范甚严,不许他人有任何逆向的行为,连我们办孔子学院,也被指责为“价值观输出”,群起而攻之。毋庸置疑,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他们都是“多元文明”真正的敌人。

当今世界,由于交通与传媒迅猛发达,人们的交往更为便利,文化交流与传播也更为频繁。但有一点无法改变:本位文化依然是民族存亡之根,每个民族必须有属于自己的主体文化。

在国家利益还将长期存在的当代社会,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尤其要加强。不能用“多元文化”打压本位文化,使之成为斑驳陆离的“多元文化”中的一块,甚至淹没其中。用“多元文化”反对本位文化,有些人是糊涂,被这堂而皇之的话所蒙蔽;还有些人则是别有用心,这是不争的现实。

任何一个希冀为人类文明进步有所贡献的民族,都应该积极发掘本民族文化成就,以便与其他民族作平等的对话与交流,而不是总想把自己的文化接到别人的根上去,那样无异于文化自杀。中国是世界上有数的原生文明之一,有着悠久而灿烂的文化,尤其应该如此。


中国方案

中国人自古就有“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之说。世界属于全人类,无论哪个民族,都有权对于世界的命运与前途等重大问题,贡献自己的智慧,提出自己的方案。

至迟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就开始研究人类发展的理想世界的模式,孔子把“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作为人类的终极目标。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古希腊的柏拉图也提出了各自的理想国模式。

近代以来,西方人凭借军事优势强势推行他们的制度。西方制度是否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唯一的正确模式?对此,很多人有质疑。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开始,中国就有学者讨论西方文明的衰落,梁启超就是其中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梁启超到西欧考察,他亲眼目睹了这场由于列强分赃不均所引发的战争给世界带来的深重灾难。

他意识到,中国人不应该盲目学习西方制度,不能把自己学成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学习如何再去侵略别的国家。他回国后开始倡导中华本位文化,认为世界上存在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其中的东方文明主要是指中华文明,两者并行不悖,各有优长,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

作为一名杰出的史学家、思想家,梁启超冷静地比较中西两大文明体系的优劣,认为中华文化是非常优秀的文化,完全没有必要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

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中,“合世界史上通观之”,从两者的大脉络入手,逐段对比东西文化,他的结论是,无论是上世史时代,还是中世史时代,都是“我中华第一也”,惟独近世史时代不如西方,“相形之下,吾汗颜矣”。

梁先生并未因为中国军事落后被打而自卑,他始终保持着中国人的自尊。

他说,他要“三薰三沐”,感谢上苍,让他成为“此伟大国民的一份子”;他坚信,世界的前途正在大变动之中,“安见此伟大国民,不能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地位,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者!”梁启超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固有的文化,1914年,他在与清华学生座谈时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

在当时的清华大学,师生普遍意识到,科学技术可以从西方引进,但是民族精神是不能从外国引进的;“全盘西化”的结果,只能使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庸,而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立与自强。

1925年秋,清华“改大”,校长曹云祥在开学典礼上批评当时流行的“新教育”,大都是抄袭欧美各国之教育,“欲谋自动,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他呼吁新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能“寻出中国之国魂”。

抗战爆发之后,以钱穆为代表的爱国学者,倡导唤醒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惟有以本位文化为灵魂,“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以及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举国上下希冀回归本位文化的呼声日益高涨。西方世界的许多损人利己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各国的质疑。

例如早年爆发的“次贷危机”,显露出了西方文明的内在弊病,西方文化出问题了!这种觉醒,同样在学术界萌生。以往包括海外汉学家在内的历史学家、文化学家在阐释中国文明的演进过程时,总是把它置于西方历史模式的背景下来分析,所以横看竖看都不顺眼。

如今他们日益清晰地认识到,中国曾经是与西方文明并行发展起来的伟大的文化传统,几千年来它是循着自己的内在思路与动力的驱使之下,独立发展起来的,没有必要将它纳入西方的模式之中。

中华文明有着独特的文明模式。西方文明是宗教文明,以神为中心;中华文明以人为中心,中华文化以人如何成为“君子”作为灵魂,要求人人通过学习仁义礼智信,修身进德,成长为道德高尚的完人。

中国人重视礼乐双修,养成高雅气质。中华文化重视家庭的文化建设,使之成为国家机体的健康细胞。中国人自古把乡风民俗的端正与否,看作是国家的元气之所在,着力移风易俗,推动社会进步。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中的精华,足以骄人于世。

中国文化得到全世界的赞誉。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认为,中国的孔子与老子同属于人类“轴心时代”的巨星级人物。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以及哲人的思想,对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三大思想解放运动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国的科举制度直接为英美近代的文官制度所仿效。这都是我们对于人类文明的杰出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又说:“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是全方位的,除了科学技术、经济、军事之外,还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文化战略。

“人类在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将是中华民族的崛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文明必定能够为人类做出更多的贡献,其中最重要的贡献,将是为人类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和全新的方案。作为一名毕生从事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笔者认为极有必要。

这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千万不可托诸空言,停留在口号上。希望从顶层设计开始,长计划、短安排,周密部署,吸引广大人文社会科学者与自然科学者,以及一切愿意贡献智慧与能力的民众参与,法古开新,熔铸新篇,向世界人民交出中华民族的优秀方案。

作者:彭林
清华大学教授
本文刊登于《中国政协》2016年第17期

三脚猫子 发表于  2018-10-27 16:42:37 0字 ( 0/100)

一元文化二元论,造成本位亚文化,\(≧▽≦)/

一元文化二元论,造成本位亚文化,\(≧▽≦)/ 文化丨本位文化、多元文明与中国方案

原创: 彭林  中国政协杂志  2016-10-08
导语
本位文化依然是民族存亡之根,每个民族必须有属于自己的主体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文明必定能够为人类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和全新的方案。

近百年来,中国人最大的纠结是文化选择:是放弃自我、盲目追随异国文化,还是立足于中华本位文化、博采众长?这一分歧至今犹在。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提出,实现“中国梦”,要立足中华传统文化,要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中国方案”,令人深思。


本位文化是民族存亡之根

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个性。

其所以如此,是因人们因居住地的纬度、气候、地貌等的不同,进而形成了饮食习惯、建筑形态、衣冠服饰、节庆礼俗、价值观等独特的文化方式。它们的总和,构成了仅仅属于该民族的文化。

人们世世代代浸润于自身的文化,彼此守望相助,荣辱与共,无论走到哪里,都无法忘却儿时的口味与乡音,已然内化为生命的基因。

在民族内部,文化是超越贫富、身份、性别等因素彼此认同的核心,也是此民族区别于彼民族的根本标志。就这个意义而言,文化是民族存亡之根。

本位文化越强,民族的凝聚力越强;反之,就会变成一盘散沙,甚至走向消亡。中国古代有不少民族,由于没有固守本位文化的意识,盲目追随异质文化,丧失了自我,最终湮没于历史前进的风尘之中,契丹就是最好的例证。

本位文化是民族存亡的压舱石,这个道理,梁启超早已说过。辛丑条约之后,八国联军瓜分中国,国内到处弥漫着国家将要灭亡的悲哀气氛。宣统二年,梁启超在《国风报》发表《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一文,该文以与友人辩论的形式撰写,梁启超坚信中国绝无可亡之理,因为中国的文化不会亡。

梁先生不愧是一位深谙文化学意义的伟大学者。一个国家,只要本位文化还在,就能凝聚人心,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反之,若是本位文化流失殆尽,已被异质文化全面取代,即使国土没有被他国占领,但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而且永无复国的希望。

这一认识,为中外的有识之士所认同。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的背景,是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被迫割让两省给普鲁士德国。根据规定,一旦占领军接管该地,当地人必须讲德语,不许讲法语。在最后一次法语课上,身为乡村小学老师的韩麦尔先生希望学生不要忘记自己祖国的语言,他说,只要掌握了自己民族的语言,就等于掌握了“逃出地狱的钥匙”。

近代以来,某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把国家贫穷挨打归咎于中国本位文化,鼓吹走“全盘西化”的道路。钱穆在《国学概论》中批评某些人在“救国保种”的旗号下,诋毁传统文化,认为“凡吾国种之所有,皆不足以复存于天地之间者”,进而“转生不甚爱惜之念,又转而为深恶痛疾之意”,其结果无疑会伤及国本,走向亡国灭种之路。

在举国向西的浪潮中,还有一些学者毅然向东,他们不甘心自己的祖国沦落为欧美文化的附庸,坚决要走独立发展的道路。


不能用“多元文明”打压“本位文化”

近百年来,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华本位文化屡遭抹黑、扭曲与围剿,至今已是不绝如缕。许多年轻人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他们对中华的了解,甚至不及对西方的了解。

破除中华文明目前的困境,重建强大的本位文化,是振兴中华的题中应有之义,无可非议。但是,有些人认为,如今人类已进入多元文明的时代,再强调本位文化就落伍了,就会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误导了很多人,在相当的程度上阻遏了传统文化的复兴, 不能不加澄清。

人类文明并非上帝一手独创,亦非源自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多元文化”,是就全球文化而言的,多民族的世界,就一定存在多元的文化。由于各地的地理、气候、物产、历史等生存条件的差别,各民族的文化面貌各呈异彩。所谓“多元文明”最初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

各民族的文明没有高低贵贱之别,都有其合理性,应该享有平等的尊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大约500年中,西方殖民者垄断了全世界的资源,长时期地奴役了许多地区的人类,毁灭了他们的文明。

殖民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行为合理,制造出了“西方文明中心论”,以及“白人是高等人种”的种族主义理论,企图彻底摧毁异质文明的文化自尊。殖民时代结束后,某些西方势力不仅继续图谋军事霸权与经济霸权,而且图谋文化霸权,变换手法,继续鼓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宣称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站在道德高地上的人,是理所当然的世界警察,唯独他们的文明才至高无上,其他文明都必须以皈依西方文明为终极目标。

他们依仗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先进的媒体技术,对异质文明大举进行单向的文化渗透,他们防范甚严,不许他人有任何逆向的行为,连我们办孔子学院,也被指责为“价值观输出”,群起而攻之。毋庸置疑,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他们都是“多元文明”真正的敌人。

当今世界,由于交通与传媒迅猛发达,人们的交往更为便利,文化交流与传播也更为频繁。但有一点无法改变:本位文化依然是民族存亡之根,每个民族必须有属于自己的主体文化。

在国家利益还将长期存在的当代社会,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尤其要加强。不能用“多元文化”打压本位文化,使之成为斑驳陆离的“多元文化”中的一块,甚至淹没其中。用“多元文化”反对本位文化,有些人是糊涂,被这堂而皇之的话所蒙蔽;还有些人则是别有用心,这是不争的现实。

任何一个希冀为人类文明进步有所贡献的民族,都应该积极发掘本民族文化成就,以便与其他民族作平等的对话与交流,而不是总想把自己的文化接到别人的根上去,那样无异于文化自杀。中国是世界上有数的原生文明之一,有着悠久而灿烂的文化,尤其应该如此。


中国方案

中国人自古就有“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之说。世界属于全人类,无论哪个民族,都有权对于世界的命运与前途等重大问题,贡献自己的智慧,提出自己的方案。

至迟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就开始研究人类发展的理想世界的模式,孔子把“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作为人类的终极目标。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古希腊的柏拉图也提出了各自的理想国模式。

近代以来,西方人凭借军事优势强势推行他们的制度。西方制度是否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唯一的正确模式?对此,很多人有质疑。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开始,中国就有学者讨论西方文明的衰落,梁启超就是其中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梁启超到西欧考察,他亲眼目睹了这场由于列强分赃不均所引发的战争给世界带来的深重灾难。

他意识到,中国人不应该盲目学习西方制度,不能把自己学成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学习如何再去侵略别的国家。他回国后开始倡导中华本位文化,认为世界上存在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其中的东方文明主要是指中华文明,两者并行不悖,各有优长,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

作为一名杰出的史学家、思想家,梁启超冷静地比较中西两大文明体系的优劣,认为中华文化是非常优秀的文化,完全没有必要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

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中,“合世界史上通观之”,从两者的大脉络入手,逐段对比东西文化,他的结论是,无论是上世史时代,还是中世史时代,都是“我中华第一也”,惟独近世史时代不如西方,“相形之下,吾汗颜矣”。

梁先生并未因为中国军事落后被打而自卑,他始终保持着中国人的自尊。

他说,他要“三薰三沐”,感谢上苍,让他成为“此伟大国民的一份子”;他坚信,世界的前途正在大变动之中,“安见此伟大国民,不能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地位,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者!”梁启超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固有的文化,1914年,他在与清华学生座谈时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

在当时的清华大学,师生普遍意识到,科学技术可以从西方引进,但是民族精神是不能从外国引进的;“全盘西化”的结果,只能使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庸,而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立与自强。

1925年秋,清华“改大”,校长曹云祥在开学典礼上批评当时流行的“新教育”,大都是抄袭欧美各国之教育,“欲谋自动,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他呼吁新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能“寻出中国之国魂”。

抗战爆发之后,以钱穆为代表的爱国学者,倡导唤醒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惟有以本位文化为灵魂,“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以及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举国上下希冀回归本位文化的呼声日益高涨。西方世界的许多损人利己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各国的质疑。

例如早年爆发的“次贷危机”,显露出了西方文明的内在弊病,西方文化出问题了!这种觉醒,同样在学术界萌生。以往包括海外汉学家在内的历史学家、文化学家在阐释中国文明的演进过程时,总是把它置于西方历史模式的背景下来分析,所以横看竖看都不顺眼。

如今他们日益清晰地认识到,中国曾经是与西方文明并行发展起来的伟大的文化传统,几千年来它是循着自己的内在思路与动力的驱使之下,独立发展起来的,没有必要将它纳入西方的模式之中。

中华文明有着独特的文明模式。西方文明是宗教文明,以神为中心;中华文明以人为中心,中华文化以人如何成为“君子”作为灵魂,要求人人通过学习仁义礼智信,修身进德,成长为道德高尚的完人。

中国人重视礼乐双修,养成高雅气质。中华文化重视家庭的文化建设,使之成为国家机体的健康细胞。中国人自古把乡风民俗的端正与否,看作是国家的元气之所在,着力移风易俗,推动社会进步。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中的精华,足以骄人于世。

中国文化得到全世界的赞誉。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认为,中国的孔子与老子同属于人类“轴心时代”的巨星级人物。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以及哲人的思想,对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三大思想解放运动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国的科举制度直接为英美近代的文官制度所仿效。这都是我们对于人类文明的杰出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又说:“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是全方位的,除了科学技术、经济、军事之外,还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文化战略。

“人类在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将是中华民族的崛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文明必定能够为人类做出更多的贡献,其中最重要的贡献,将是为人类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和全新的方案。作为一名毕生从事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笔者认为极有必要。

这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千万不可托诸空言,停留在口号上。希望从顶层设计开始,长计划、短安排,周密部署,吸引广大人文社会科学者与自然科学者,以及一切愿意贡献智慧与能力的民众参与,法古开新,熔铸新篇,向世界人民交出中华民族的优秀方案。

作者:彭林
清华大学教授
本文刊登于《中国政协》2016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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