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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果林 发表于  2018-09-11 21:46:04 2653字 ( 0/171)

浓墨重彩的知青岁月(原创首发)

共和国历史上我经历的文革后期的知青岁月是刻骨铭心的。那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还是引用作家梁晓声的话吧: 我们是时代的活化石。我们是独特的一代。无论评价我们好或不好,独特本身,就是历史对我们的荣耀。 将我们的经历告诉年轻人,希望他们理解我们的成长。

高中阶段,我真正进入了理想的王国。凭我从初中当到高中的连续多年的语文科代表,我开始定位我升学的目标,勾画着五光十色的未来。1966年春,文革的前奏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教室内再也放不下一张平稳的书桌, 同学们激情澎湃,以带造反袖章,唱造反歌曲,贴造反标语,呼造反口号为荣。紧接的是是非非,争争斗斗,学校停课,一停,就到了68年。大学仍然停止招生,就读的一中卖给了一家纺织企业。同学们“树倒猢狲散”。

1968年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浪潮席卷全国,在县城,人们举着写有“农村是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必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炼红心”的彩旗,敲锣打鼓,送走了一队队上山下乡知青,从此,作为知青生活,揭开了历史记载的新篇。

我没有随县城上山下乡大队伍到指定农村人民公社落户,也没有享受到锣鼓欢送的荣耀,只有爸一人送我登上了去外婆家的客车。独自挂勾到外婆村子里落户是我的心愿,因为那里印满了我童年的足迹;也是我爸媽的心愿,因为和外婆一家子在一起,他们放心。

从外婆家走出去,现在又走回来,当年小伙伴都长成大人了,有的女孩子还出了嫁;年岁大的有的已谢世。这些变化都是自然的规律。经历文革

经历文革后的那个日子,乡俗不如我童年时印象那么清纯、和谐,农村阶级阵线划得很淸楚。因为我祖父在土改时被划分为地主成份,所以我没有资格佩戴毛主席像章,也不能象我的同龄人一样当民兵什么的。村里开“黑五类”会议也会通知我参加。那时,我真后悔当初为什么不随大队伍到指定的地方落户,这样也会免受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不过这种作法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开始扭转,由被选上生产队记工员,到大队水利工地食堂事务员,到全公社水利工地宣传员,再当上公社文化辅导员,我政治命运发生扭转。能得一份信任,能挺直腰杆干事,比什么都快活,更没有什么苦和累不能经受的。

在生产队里出工最累莫过余砍山竹。清早踩着露水进山,砍完一担山竹挑出山,约七十斤重的担子 ,挑上十余里路送到大河口岸交货,再返程回家吃早饭时已是小中午时分。挑塘泥不管天睛下雨都得干。赤着脚,再穿上十几斤重的蓑衣,样式就好像用棕编制成的披风。爬坡上岭,一担担将塘泥送下田。开始时,连路都走不稳,好多次从塘里搭架的桥板上摔下来,除了一身汗又是一身泥。

在生产队一干就是五年。此后,我被当地联校请出代课。后又被公社抽出组建文化站,我是全县40名首批文化辅导站站长之一。我们公社文化辅导站是当时全县红旗辅导站。公社书纪原是一个大学历史讲师,是从县委机关到基层任职的。在公社机关里,我充分发挥着我的特长,每个早晚定时编播公社广播站节目,特别是到了冬修时节,天不亮广播声就响起,乡亲们都说,只有俺公社广播员比谁都起得早。我兼工地写稿与播音,除了播放工程进度、工程质量上的内容外,不时地到工地现场采访工地竞赛红旗单位、劳动模范的事迹,接着编写成新闻稿或快板、丝弦、顺口溜、三棒鼓的形式给宣传出来。

在工地上,我们住的是用树条、竹子、芭茅搭起来的工棚,生活很艰苦,菜里面仅仅点缀几个油珠子,由于少油,待十天半月吃上一顿肉时,8人桌上放上的两大缽光湛湛的肥肉,不到扒完一碗饭工夫,便一扫而光。

记忆中,工地劳动热情是那样的沸腾、激昂。彩旗飘飘,夯声震耳,此起彼伏,还不时响起为竞赛优胜单位送红旗的锣鼓声。印象最深的是压土机开进工地大堤上的那天,民工表现出的喜悦、好奇简直象孩子们看耍杂似的。 工地有了压土机,工程进度直线上扬,民工劳动强度也大大减弱,几人甚至十来人一伙打土硪压土的历史,从压土机开进工地那天起便结束了。
    1975年,我结束了7年插队落户的知青生活,招工回县城。我算是较晚的回城知青。在走过的人生历程上,我难忘这7年,毕竟时代的烙印浓墨重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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