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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天使 发表于  2019-11-22 13:47:28 6875字 ( 8/723)

从讨饭娃到高级教师

从讨饭娃到高级教师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下,国家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则从讨饭娃成长为了一个中学高级教师。

我出生在农民家庭。父亲是做砻师傅,因患哮喘病,医生吓唬他患的是肺痨病。为了治病,家里花光了银行存款,向银行贷款,变卖了一切可以变卖的财产。父亲去世时,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当时是依靠生产队集体的力量才把父亲安葬。时年母亲39岁,我11岁,妹妹4岁,弟弟3岁。

民以食为天。我们生产队里人均土地约六分。1970年以前,国家在农业科技方面还很落后,粮食产量很低。我们一家四口,一年分到家里的粮食才五,六百斤。父亲没有患病前,是会赚钱的能人,家里过着令人羡慕的好日子。父亲病逝,人财两空,对母亲的打击相当大。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一个曾经过惯了好日子的人,现在要在那贫困的条件下,养活四个人,还背负了银行债务,确实是非常艰难。在一些“好心人”的鼓动下,母亲曾经想把我抛弃,带着弟弟妹妹去改嫁。后在母舅李禄贵的劝慰下,母亲才立志不嫁。为了生存,我们母子开荒,种木薯,地瓜,芭蕉芋等,并经常采集一些野菜等配合着吃。

舅舅是一诺千金,言而有信的人,虽然我们母子开荒自救,但也不能彻底解决吃饭问题。每当我家即将断炊,找到他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们几斤粮票,几块钱,从而让我们家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春荒难关,这才让我们全家四口活了下来。

我的堂婶是人人惧怕的母老虎,想霸占我们的房子,菜地,经常无事生非,殴打我的母亲。我请来大队贫协主席兰某明,希望他能够主持公道。但他却与堂婶勾搭成奸,反而指责我的母亲是“用嘴打人”。母亲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便经常到父亲坟前哭得死去活来。一次堂婶与腐败分子晚上在野外苟合时,被人发现并被举报到了公社。公社及时撤掉了那个腐败分子的贫协主席一职,换老罗担任贫协主席。公社何秘书,丘文书多次找到堂婶家,警告她,如果今后再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就要把她抓去批斗,关押。公社妇女主任蓝冬秀把我们家作为访贫问苦的对象,不定期地到家看望,安慰我母亲。妇女主任在访贫问苦中为我这个“傻瓜”平了反。这些都给了母亲极大的精神慰藉,使母亲看到了未来与希望。堂婶看到公社,大队等都在给我们撑腰,说话,作主,其嚣张的行为才慢慢地收敛起来。

十二岁时,我失学,与一个年轻人跟泥工罗师傅去做小工,正遇倒春寒的天气。我们在淫雨霏霏,寒风刺骨的日子里,挑砂,土,石灰,担水,搅拌三合土。我几乎是拼尽力气与那个年轻人一样地干活。干了半个月,泥工师傅就不干了。分手时,罗师傅讲了一句良心话:“你干得不会比他差。当初讲好的,他每天八角,你每天四角。但我不能亏待你,现在也按八角一天算给你”。他给了我们每人十二元。我高兴极了,第一次感受到了世界有好人。世界有好人的正能量,影响了我这一生。与罗师傅分手后,我又到瓷厂去挑瓷土,原料班拉板车,贩卖瓷碗等。这些都因年纪小,体力吃不消,赚钱又不多,不合算等而放弃。回到家里时,正是贯彻落实毛主席的“6.26指示”,制止医疗市场化,大兴合作医疗,起用赤脚医生,使用青草药治病的时候,我便经常去采卖青草药。偶而也使用青草药给人治病。卖来的钱,交给母亲去市场上买一些高价大米,高价杂粮等,(当时的高价大米贵如肉,1市斤大米一般都要8.9角,记得最贵的一次是1.05元),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去公社卖柴火,遇到饥饿难受时,我就向公社炊事员兰文战讨饭吃。只要食堂里有饭,文战师傅就会偷偷地拿出一些饭,菜出来,让我躲到他的房间里去吃。此后,公社每到召开三级(生产队,大队,公社)扩干大会时,文战师傅就会叫我去做帮工,与成年帮工一样,一天八毛钱工钱,让我吃上几顿饱饭。

毛主席发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学大寨”等号召,激发了当时农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1年,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掀起,农业技术上推行三改(单季改双季,高杆改矮杆,稀植改密植),“三化”(矮杆良种化,育秧巻秧化,密植规格化)等,便慢慢地提高了生产队里的粮食亩产量。大河有水小河满,随着生产队里粮食的增加,集体分到我们社员手里的粮食也稍微多了一些,我们可以少买一些市场上的高价粮食了。虽然还是很穷很苦,但与之前的生活对比,已经有所好转,有所改善,有所提高了。17岁那年,在母舅李禄贵的支持下,我回到了小学读书,直到1978年高中毕业。

1977年之前,实行的是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制度。这是一种貌似公平,实际上是走后门成风的假公平。我虽然是贫农家庭,但面对推荐制,从未有过上大学的欲望。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才让我有了上大学,跳出农门的梦想。

1979年我们生产队的粮食亩产跨过了“长江”,(即亩产量达到800斤)。虽然生活还是苦,但不要再买高价大米了,生活水平大有提高好转改善了。上师专前,母亲还特地挑了一百斤稻谷,作为余粮卖给粮站。把卖粮食的钱交给我去读书。在师专二年,依靠国家助学金,舅舅李禄贵的资助,完成了学业。1981年毕业后分配到家乡母校当教师。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学校党组织,工会组织,《福建工人》帮助下,1984年,身处爱情绝境的我,茫茫人海中觅到了知音,组织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在家乡与光泽两地组织的关照下,1985年我调到了光泽林中任教。从1986年到1989年,我在北京,上海,陕西,浙江出版的政治教育教学专业刊物上发表过文章,论文。其中,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思想政治课教学》上的“对编写新教材的三点建议”,《中国教工月刊》杂志上的“教师教育学生不能采用违法手段”的呼吁,至今30多年了,建议还在被教材编写者采用。呼吁也还在被各级教育管理部门采纳。1989年,身为地区中学政治教学研究会会员的我,服从学校安排,兼当了学校保卫干部,尽力整顿校园治安秩序。1992年评一级教师职称时,受到了个别人的无理刁难。县委副书记魏端建为我主持公道,问题才得以解决。我撰写的“综治工作要做到“八知四有二常一档”的文章,被县委信息科电传到上级有关部门参考。1993年,我被批准为福建省首批依法登记的中学政治教学研究会会员。我的“坚持校园综合治理,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文章,由县教育局长林文森代我在建阳召开的,各县市八长参加的地区学校德育工作会议上交流,获得了与会者们的肯定,好评。1994年,被选调进本单位,担任政治教师兼学校保卫干部与生管, 1996年,被省教委评为先进德育工作者。2004年,评为中学高级教师,2017年退休后,被学校返聘了半年。

我的人生历程,使我认识到:祖国母亲哺育我成长。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今天国家富强,人民的幸福生活,是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又一个渐进的曲折的接力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他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70周年的今天,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重要论述,对于我们从宏观上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乃至整个党的历史,进一步在坚定党的历史自信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神舟天使 发表于  2019-12-01 22:50:27 136字 ( 0/0)

我的父亲当时为了救命,听从医生的劝告,主要是使用走私进口的西药治疗。这在当时是非常昂贵的,没有报销。我的父亲是做砻师傅,兼做投机倒把生意,贩卖古田的五龙酒饼的酒

从讨饭娃到高级教师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下,国家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则从讨饭娃成长为了一个中学高级教师。

我出生在农民家庭。父亲是做砻师傅,因患哮喘病,医生吓唬他患的是肺痨病。为了治病,家里花光了银行存款,向银行贷款,变卖了一切可以变卖的财产。父亲去世时,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当时是依靠生产队集体的力量才把父亲安葬。时年母亲39岁,我11岁,妹妹4岁,弟弟3岁。

民以食为天。我们生产队里人均土地约六分。1970年以前,国家在农业科技方面还很落后,粮食产量很低。我们一家四口,一年分到家里的粮食才五,六百斤。父亲没有患病前,是会赚钱的能人,家里过着令人羡慕的好日子。父亲病逝,人财两空,对母亲的打击相当大。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一个曾经过惯了好日子的人,现在要在那贫困的条件下,养活四个人,还背负了银行债务,确实是非常艰难。在一些“好心人”的鼓动下,母亲曾经想把我抛弃,带着弟弟妹妹去改嫁。后在母舅李禄贵的劝慰下,母亲才立志不嫁。为了生存,我们母子开荒,种木薯,地瓜,芭蕉芋等,并经常采集一些野菜等配合着吃。

舅舅是一诺千金,言而有信的人,虽然我们母子开荒自救,但也不能彻底解决吃饭问题。每当我家即将断炊,找到他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们几斤粮票,几块钱,从而让我们家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春荒难关,这才让我们全家四口活了下来。

我的堂婶是人人惧怕的母老虎,想霸占我们的房子,菜地,经常无事生非,殴打我的母亲。我请来大队贫协主席兰某明,希望他能够主持公道。但他却与堂婶勾搭成奸,反而指责我的母亲是“用嘴打人”。母亲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便经常到父亲坟前哭得死去活来。一次堂婶与腐败分子晚上在野外苟合时,被人发现并被举报到了公社。公社及时撤掉了那个腐败分子的贫协主席一职,换老罗担任贫协主席。公社何秘书,丘文书多次找到堂婶家,警告她,如果今后再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就要把她抓去批斗,关押。公社妇女主任蓝冬秀把我们家作为访贫问苦的对象,不定期地到家看望,安慰我母亲。妇女主任在访贫问苦中为我这个“傻瓜”平了反。这些都给了母亲极大的精神慰藉,使母亲看到了未来与希望。堂婶看到公社,大队等都在给我们撑腰,说话,作主,其嚣张的行为才慢慢地收敛起来。

十二岁时,我失学,与一个年轻人跟泥工罗师傅去做小工,正遇倒春寒的天气。我们在淫雨霏霏,寒风刺骨的日子里,挑砂,土,石灰,担水,搅拌三合土。我几乎是拼尽力气与那个年轻人一样地干活。干了半个月,泥工师傅就不干了。分手时,罗师傅讲了一句良心话:“你干得不会比他差。当初讲好的,他每天八角,你每天四角。但我不能亏待你,现在也按八角一天算给你”。他给了我们每人十二元。我高兴极了,第一次感受到了世界有好人。世界有好人的正能量,影响了我这一生。与罗师傅分手后,我又到瓷厂去挑瓷土,原料班拉板车,贩卖瓷碗等。这些都因年纪小,体力吃不消,赚钱又不多,不合算等而放弃。回到家里时,正是贯彻落实毛主席的“6.26指示”,制止医疗市场化,大兴合作医疗,起用赤脚医生,使用青草药治病的时候,我便经常去采卖青草药。偶而也使用青草药给人治病。卖来的钱,交给母亲去市场上买一些高价大米,高价杂粮等,(当时的高价大米贵如肉,1市斤大米一般都要8.9角,记得最贵的一次是1.05元),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去公社卖柴火,遇到饥饿难受时,我就向公社炊事员兰文战讨饭吃。只要食堂里有饭,文战师傅就会偷偷地拿出一些饭,菜出来,让我躲到他的房间里去吃。此后,公社每到召开三级(生产队,大队,公社)扩干大会时,文战师傅就会叫我去做帮工,与成年帮工一样,一天八毛钱工钱,让我吃上几顿饱饭。

毛主席发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学大寨”等号召,激发了当时农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1年,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掀起,农业技术上推行三改(单季改双季,高杆改矮杆,稀植改密植),“三化”(矮杆良种化,育秧巻秧化,密植规格化)等,便慢慢地提高了生产队里的粮食亩产量。大河有水小河满,随着生产队里粮食的增加,集体分到我们社员手里的粮食也稍微多了一些,我们可以少买一些市场上的高价粮食了。虽然还是很穷很苦,但与之前的生活对比,已经有所好转,有所改善,有所提高了。17岁那年,在母舅李禄贵的支持下,我回到了小学读书,直到1978年高中毕业。

1977年之前,实行的是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制度。这是一种貌似公平,实际上是走后门成风的假公平。我虽然是贫农家庭,但面对推荐制,从未有过上大学的欲望。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才让我有了上大学,跳出农门的梦想。

1979年我们生产队的粮食亩产跨过了“长江”,(即亩产量达到800斤)。虽然生活还是苦,但不要再买高价大米了,生活水平大有提高好转改善了。上师专前,母亲还特地挑了一百斤稻谷,作为余粮卖给粮站。把卖粮食的钱交给我去读书。在师专二年,依靠国家助学金,舅舅李禄贵的资助,完成了学业。1981年毕业后分配到家乡母校当教师。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学校党组织,工会组织,《福建工人》帮助下,1984年,身处爱情绝境的我,茫茫人海中觅到了知音,组织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在家乡与光泽两地组织的关照下,1985年我调到了光泽林中任教。从1986年到1989年,我在北京,上海,陕西,浙江出版的政治教育教学专业刊物上发表过文章,论文。其中,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思想政治课教学》上的“对编写新教材的三点建议”,《中国教工月刊》杂志上的“教师教育学生不能采用违法手段”的呼吁,至今30多年了,建议还在被教材编写者采用。呼吁也还在被各级教育管理部门采纳。1989年,身为地区中学政治教学研究会会员的我,服从学校安排,兼当了学校保卫干部,尽力整顿校园治安秩序。1992年评一级教师职称时,受到了个别人的无理刁难。县委副书记魏端建为我主持公道,问题才得以解决。我撰写的“综治工作要做到“八知四有二常一档”的文章,被县委信息科电传到上级有关部门参考。1993年,我被批准为福建省首批依法登记的中学政治教学研究会会员。我的“坚持校园综合治理,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文章,由县教育局长林文森代我在建阳召开的,各县市八长参加的地区学校德育工作会议上交流,获得了与会者们的肯定,好评。1994年,被选调进本单位,担任政治教师兼学校保卫干部与生管, 1996年,被省教委评为先进德育工作者。2004年,评为中学高级教师,2017年退休后,被学校返聘了半年。

我的人生历程,使我认识到:祖国母亲哺育我成长。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今天国家富强,人民的幸福生活,是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又一个渐进的曲折的接力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他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70周年的今天,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重要论述,对于我们从宏观上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乃至整个党的历史,进一步在坚定党的历史自信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缘起的心星 发表于  2019-11-22 19:07:36 100字 ( 0/63)

[猜想]疑问;该作父亲是在哪一年【因患哮喘病】被【医生】吓唬为【肺痨病】的?该作父亲【治病】难道不是在【全民免费医疗】的时期,其而是在【个人自费看病】,而且还可

从讨饭娃到高级教师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下,国家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则从讨饭娃成长为了一个中学高级教师。

我出生在农民家庭。父亲是做砻师傅,因患哮喘病,医生吓唬他患的是肺痨病。为了治病,家里花光了银行存款,向银行贷款,变卖了一切可以变卖的财产。父亲去世时,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当时是依靠生产队集体的力量才把父亲安葬。时年母亲39岁,我11岁,妹妹4岁,弟弟3岁。

民以食为天。我们生产队里人均土地约六分。1970年以前,国家在农业科技方面还很落后,粮食产量很低。我们一家四口,一年分到家里的粮食才五,六百斤。父亲没有患病前,是会赚钱的能人,家里过着令人羡慕的好日子。父亲病逝,人财两空,对母亲的打击相当大。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一个曾经过惯了好日子的人,现在要在那贫困的条件下,养活四个人,还背负了银行债务,确实是非常艰难。在一些“好心人”的鼓动下,母亲曾经想把我抛弃,带着弟弟妹妹去改嫁。后在母舅李禄贵的劝慰下,母亲才立志不嫁。为了生存,我们母子开荒,种木薯,地瓜,芭蕉芋等,并经常采集一些野菜等配合着吃。

舅舅是一诺千金,言而有信的人,虽然我们母子开荒自救,但也不能彻底解决吃饭问题。每当我家即将断炊,找到他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们几斤粮票,几块钱,从而让我们家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春荒难关,这才让我们全家四口活了下来。

我的堂婶是人人惧怕的母老虎,想霸占我们的房子,菜地,经常无事生非,殴打我的母亲。我请来大队贫协主席兰某明,希望他能够主持公道。但他却与堂婶勾搭成奸,反而指责我的母亲是“用嘴打人”。母亲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便经常到父亲坟前哭得死去活来。一次堂婶与腐败分子晚上在野外苟合时,被人发现并被举报到了公社。公社及时撤掉了那个腐败分子的贫协主席一职,换老罗担任贫协主席。公社何秘书,丘文书多次找到堂婶家,警告她,如果今后再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就要把她抓去批斗,关押。公社妇女主任蓝冬秀把我们家作为访贫问苦的对象,不定期地到家看望,安慰我母亲。妇女主任在访贫问苦中为我这个“傻瓜”平了反。这些都给了母亲极大的精神慰藉,使母亲看到了未来与希望。堂婶看到公社,大队等都在给我们撑腰,说话,作主,其嚣张的行为才慢慢地收敛起来。

十二岁时,我失学,与一个年轻人跟泥工罗师傅去做小工,正遇倒春寒的天气。我们在淫雨霏霏,寒风刺骨的日子里,挑砂,土,石灰,担水,搅拌三合土。我几乎是拼尽力气与那个年轻人一样地干活。干了半个月,泥工师傅就不干了。分手时,罗师傅讲了一句良心话:“你干得不会比他差。当初讲好的,他每天八角,你每天四角。但我不能亏待你,现在也按八角一天算给你”。他给了我们每人十二元。我高兴极了,第一次感受到了世界有好人。世界有好人的正能量,影响了我这一生。与罗师傅分手后,我又到瓷厂去挑瓷土,原料班拉板车,贩卖瓷碗等。这些都因年纪小,体力吃不消,赚钱又不多,不合算等而放弃。回到家里时,正是贯彻落实毛主席的“6.26指示”,制止医疗市场化,大兴合作医疗,起用赤脚医生,使用青草药治病的时候,我便经常去采卖青草药。偶而也使用青草药给人治病。卖来的钱,交给母亲去市场上买一些高价大米,高价杂粮等,(当时的高价大米贵如肉,1市斤大米一般都要8.9角,记得最贵的一次是1.05元),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去公社卖柴火,遇到饥饿难受时,我就向公社炊事员兰文战讨饭吃。只要食堂里有饭,文战师傅就会偷偷地拿出一些饭,菜出来,让我躲到他的房间里去吃。此后,公社每到召开三级(生产队,大队,公社)扩干大会时,文战师傅就会叫我去做帮工,与成年帮工一样,一天八毛钱工钱,让我吃上几顿饱饭。

毛主席发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学大寨”等号召,激发了当时农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1年,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掀起,农业技术上推行三改(单季改双季,高杆改矮杆,稀植改密植),“三化”(矮杆良种化,育秧巻秧化,密植规格化)等,便慢慢地提高了生产队里的粮食亩产量。大河有水小河满,随着生产队里粮食的增加,集体分到我们社员手里的粮食也稍微多了一些,我们可以少买一些市场上的高价粮食了。虽然还是很穷很苦,但与之前的生活对比,已经有所好转,有所改善,有所提高了。17岁那年,在母舅李禄贵的支持下,我回到了小学读书,直到1978年高中毕业。

1977年之前,实行的是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制度。这是一种貌似公平,实际上是走后门成风的假公平。我虽然是贫农家庭,但面对推荐制,从未有过上大学的欲望。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才让我有了上大学,跳出农门的梦想。

1979年我们生产队的粮食亩产跨过了“长江”,(即亩产量达到800斤)。虽然生活还是苦,但不要再买高价大米了,生活水平大有提高好转改善了。上师专前,母亲还特地挑了一百斤稻谷,作为余粮卖给粮站。把卖粮食的钱交给我去读书。在师专二年,依靠国家助学金,舅舅李禄贵的资助,完成了学业。1981年毕业后分配到家乡母校当教师。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学校党组织,工会组织,《福建工人》帮助下,1984年,身处爱情绝境的我,茫茫人海中觅到了知音,组织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在家乡与光泽两地组织的关照下,1985年我调到了光泽林中任教。从1986年到1989年,我在北京,上海,陕西,浙江出版的政治教育教学专业刊物上发表过文章,论文。其中,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思想政治课教学》上的“对编写新教材的三点建议”,《中国教工月刊》杂志上的“教师教育学生不能采用违法手段”的呼吁,至今30多年了,建议还在被教材编写者采用。呼吁也还在被各级教育管理部门采纳。1989年,身为地区中学政治教学研究会会员的我,服从学校安排,兼当了学校保卫干部,尽力整顿校园治安秩序。1992年评一级教师职称时,受到了个别人的无理刁难。县委副书记魏端建为我主持公道,问题才得以解决。我撰写的“综治工作要做到“八知四有二常一档”的文章,被县委信息科电传到上级有关部门参考。1993年,我被批准为福建省首批依法登记的中学政治教学研究会会员。我的“坚持校园综合治理,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文章,由县教育局长林文森代我在建阳召开的,各县市八长参加的地区学校德育工作会议上交流,获得了与会者们的肯定,好评。1994年,被选调进本单位,担任政治教师兼学校保卫干部与生管, 1996年,被省教委评为先进德育工作者。2004年,评为中学高级教师,2017年退休后,被学校返聘了半年。

我的人生历程,使我认识到:祖国母亲哺育我成长。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今天国家富强,人民的幸福生活,是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又一个渐进的曲折的接力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他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70周年的今天,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重要论述,对于我们从宏观上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乃至整个党的历史,进一步在坚定党的历史自信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神舟天使 发表于  2019-12-01 22:42:34 13字 ( 0/8)

我的父亲患病在1965年。

从讨饭娃到高级教师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下,国家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则从讨饭娃成长为了一个中学高级教师。

我出生在农民家庭。父亲是做砻师傅,因患哮喘病,医生吓唬他患的是肺痨病。为了治病,家里花光了银行存款,向银行贷款,变卖了一切可以变卖的财产。父亲去世时,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当时是依靠生产队集体的力量才把父亲安葬。时年母亲39岁,我11岁,妹妹4岁,弟弟3岁。

民以食为天。我们生产队里人均土地约六分。1970年以前,国家在农业科技方面还很落后,粮食产量很低。我们一家四口,一年分到家里的粮食才五,六百斤。父亲没有患病前,是会赚钱的能人,家里过着令人羡慕的好日子。父亲病逝,人财两空,对母亲的打击相当大。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一个曾经过惯了好日子的人,现在要在那贫困的条件下,养活四个人,还背负了银行债务,确实是非常艰难。在一些“好心人”的鼓动下,母亲曾经想把我抛弃,带着弟弟妹妹去改嫁。后在母舅李禄贵的劝慰下,母亲才立志不嫁。为了生存,我们母子开荒,种木薯,地瓜,芭蕉芋等,并经常采集一些野菜等配合着吃。

舅舅是一诺千金,言而有信的人,虽然我们母子开荒自救,但也不能彻底解决吃饭问题。每当我家即将断炊,找到他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们几斤粮票,几块钱,从而让我们家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春荒难关,这才让我们全家四口活了下来。

我的堂婶是人人惧怕的母老虎,想霸占我们的房子,菜地,经常无事生非,殴打我的母亲。我请来大队贫协主席兰某明,希望他能够主持公道。但他却与堂婶勾搭成奸,反而指责我的母亲是“用嘴打人”。母亲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便经常到父亲坟前哭得死去活来。一次堂婶与腐败分子晚上在野外苟合时,被人发现并被举报到了公社。公社及时撤掉了那个腐败分子的贫协主席一职,换老罗担任贫协主席。公社何秘书,丘文书多次找到堂婶家,警告她,如果今后再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就要把她抓去批斗,关押。公社妇女主任蓝冬秀把我们家作为访贫问苦的对象,不定期地到家看望,安慰我母亲。妇女主任在访贫问苦中为我这个“傻瓜”平了反。这些都给了母亲极大的精神慰藉,使母亲看到了未来与希望。堂婶看到公社,大队等都在给我们撑腰,说话,作主,其嚣张的行为才慢慢地收敛起来。

十二岁时,我失学,与一个年轻人跟泥工罗师傅去做小工,正遇倒春寒的天气。我们在淫雨霏霏,寒风刺骨的日子里,挑砂,土,石灰,担水,搅拌三合土。我几乎是拼尽力气与那个年轻人一样地干活。干了半个月,泥工师傅就不干了。分手时,罗师傅讲了一句良心话:“你干得不会比他差。当初讲好的,他每天八角,你每天四角。但我不能亏待你,现在也按八角一天算给你”。他给了我们每人十二元。我高兴极了,第一次感受到了世界有好人。世界有好人的正能量,影响了我这一生。与罗师傅分手后,我又到瓷厂去挑瓷土,原料班拉板车,贩卖瓷碗等。这些都因年纪小,体力吃不消,赚钱又不多,不合算等而放弃。回到家里时,正是贯彻落实毛主席的“6.26指示”,制止医疗市场化,大兴合作医疗,起用赤脚医生,使用青草药治病的时候,我便经常去采卖青草药。偶而也使用青草药给人治病。卖来的钱,交给母亲去市场上买一些高价大米,高价杂粮等,(当时的高价大米贵如肉,1市斤大米一般都要8.9角,记得最贵的一次是1.05元),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去公社卖柴火,遇到饥饿难受时,我就向公社炊事员兰文战讨饭吃。只要食堂里有饭,文战师傅就会偷偷地拿出一些饭,菜出来,让我躲到他的房间里去吃。此后,公社每到召开三级(生产队,大队,公社)扩干大会时,文战师傅就会叫我去做帮工,与成年帮工一样,一天八毛钱工钱,让我吃上几顿饱饭。

毛主席发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学大寨”等号召,激发了当时农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1年,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掀起,农业技术上推行三改(单季改双季,高杆改矮杆,稀植改密植),“三化”(矮杆良种化,育秧巻秧化,密植规格化)等,便慢慢地提高了生产队里的粮食亩产量。大河有水小河满,随着生产队里粮食的增加,集体分到我们社员手里的粮食也稍微多了一些,我们可以少买一些市场上的高价粮食了。虽然还是很穷很苦,但与之前的生活对比,已经有所好转,有所改善,有所提高了。17岁那年,在母舅李禄贵的支持下,我回到了小学读书,直到1978年高中毕业。

1977年之前,实行的是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制度。这是一种貌似公平,实际上是走后门成风的假公平。我虽然是贫农家庭,但面对推荐制,从未有过上大学的欲望。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才让我有了上大学,跳出农门的梦想。

1979年我们生产队的粮食亩产跨过了“长江”,(即亩产量达到800斤)。虽然生活还是苦,但不要再买高价大米了,生活水平大有提高好转改善了。上师专前,母亲还特地挑了一百斤稻谷,作为余粮卖给粮站。把卖粮食的钱交给我去读书。在师专二年,依靠国家助学金,舅舅李禄贵的资助,完成了学业。1981年毕业后分配到家乡母校当教师。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学校党组织,工会组织,《福建工人》帮助下,1984年,身处爱情绝境的我,茫茫人海中觅到了知音,组织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在家乡与光泽两地组织的关照下,1985年我调到了光泽林中任教。从1986年到1989年,我在北京,上海,陕西,浙江出版的政治教育教学专业刊物上发表过文章,论文。其中,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思想政治课教学》上的“对编写新教材的三点建议”,《中国教工月刊》杂志上的“教师教育学生不能采用违法手段”的呼吁,至今30多年了,建议还在被教材编写者采用。呼吁也还在被各级教育管理部门采纳。1989年,身为地区中学政治教学研究会会员的我,服从学校安排,兼当了学校保卫干部,尽力整顿校园治安秩序。1992年评一级教师职称时,受到了个别人的无理刁难。县委副书记魏端建为我主持公道,问题才得以解决。我撰写的“综治工作要做到“八知四有二常一档”的文章,被县委信息科电传到上级有关部门参考。1993年,我被批准为福建省首批依法登记的中学政治教学研究会会员。我的“坚持校园综合治理,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文章,由县教育局长林文森代我在建阳召开的,各县市八长参加的地区学校德育工作会议上交流,获得了与会者们的肯定,好评。1994年,被选调进本单位,担任政治教师兼学校保卫干部与生管, 1996年,被省教委评为先进德育工作者。2004年,评为中学高级教师,2017年退休后,被学校返聘了半年。

我的人生历程,使我认识到:祖国母亲哺育我成长。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今天国家富强,人民的幸福生活,是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又一个渐进的曲折的接力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他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70周年的今天,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重要论述,对于我们从宏观上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乃至整个党的历史,进一步在坚定党的历史自信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缘起的心星 发表于  2019-12-04 19:12:20 29字 ( 0/1)

[猜想]【1965年】是一个【自己掏钱看病】的时间?。。。

从讨饭娃到高级教师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下,国家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则从讨饭娃成长为了一个中学高级教师。

我出生在农民家庭。父亲是做砻师傅,因患哮喘病,医生吓唬他患的是肺痨病。为了治病,家里花光了银行存款,向银行贷款,变卖了一切可以变卖的财产。父亲去世时,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当时是依靠生产队集体的力量才把父亲安葬。时年母亲39岁,我11岁,妹妹4岁,弟弟3岁。

民以食为天。我们生产队里人均土地约六分。1970年以前,国家在农业科技方面还很落后,粮食产量很低。我们一家四口,一年分到家里的粮食才五,六百斤。父亲没有患病前,是会赚钱的能人,家里过着令人羡慕的好日子。父亲病逝,人财两空,对母亲的打击相当大。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一个曾经过惯了好日子的人,现在要在那贫困的条件下,养活四个人,还背负了银行债务,确实是非常艰难。在一些“好心人”的鼓动下,母亲曾经想把我抛弃,带着弟弟妹妹去改嫁。后在母舅李禄贵的劝慰下,母亲才立志不嫁。为了生存,我们母子开荒,种木薯,地瓜,芭蕉芋等,并经常采集一些野菜等配合着吃。

舅舅是一诺千金,言而有信的人,虽然我们母子开荒自救,但也不能彻底解决吃饭问题。每当我家即将断炊,找到他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们几斤粮票,几块钱,从而让我们家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春荒难关,这才让我们全家四口活了下来。

我的堂婶是人人惧怕的母老虎,想霸占我们的房子,菜地,经常无事生非,殴打我的母亲。我请来大队贫协主席兰某明,希望他能够主持公道。但他却与堂婶勾搭成奸,反而指责我的母亲是“用嘴打人”。母亲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便经常到父亲坟前哭得死去活来。一次堂婶与腐败分子晚上在野外苟合时,被人发现并被举报到了公社。公社及时撤掉了那个腐败分子的贫协主席一职,换老罗担任贫协主席。公社何秘书,丘文书多次找到堂婶家,警告她,如果今后再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就要把她抓去批斗,关押。公社妇女主任蓝冬秀把我们家作为访贫问苦的对象,不定期地到家看望,安慰我母亲。妇女主任在访贫问苦中为我这个“傻瓜”平了反。这些都给了母亲极大的精神慰藉,使母亲看到了未来与希望。堂婶看到公社,大队等都在给我们撑腰,说话,作主,其嚣张的行为才慢慢地收敛起来。

十二岁时,我失学,与一个年轻人跟泥工罗师傅去做小工,正遇倒春寒的天气。我们在淫雨霏霏,寒风刺骨的日子里,挑砂,土,石灰,担水,搅拌三合土。我几乎是拼尽力气与那个年轻人一样地干活。干了半个月,泥工师傅就不干了。分手时,罗师傅讲了一句良心话:“你干得不会比他差。当初讲好的,他每天八角,你每天四角。但我不能亏待你,现在也按八角一天算给你”。他给了我们每人十二元。我高兴极了,第一次感受到了世界有好人。世界有好人的正能量,影响了我这一生。与罗师傅分手后,我又到瓷厂去挑瓷土,原料班拉板车,贩卖瓷碗等。这些都因年纪小,体力吃不消,赚钱又不多,不合算等而放弃。回到家里时,正是贯彻落实毛主席的“6.26指示”,制止医疗市场化,大兴合作医疗,起用赤脚医生,使用青草药治病的时候,我便经常去采卖青草药。偶而也使用青草药给人治病。卖来的钱,交给母亲去市场上买一些高价大米,高价杂粮等,(当时的高价大米贵如肉,1市斤大米一般都要8.9角,记得最贵的一次是1.05元),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去公社卖柴火,遇到饥饿难受时,我就向公社炊事员兰文战讨饭吃。只要食堂里有饭,文战师傅就会偷偷地拿出一些饭,菜出来,让我躲到他的房间里去吃。此后,公社每到召开三级(生产队,大队,公社)扩干大会时,文战师傅就会叫我去做帮工,与成年帮工一样,一天八毛钱工钱,让我吃上几顿饱饭。

毛主席发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学大寨”等号召,激发了当时农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1年,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掀起,农业技术上推行三改(单季改双季,高杆改矮杆,稀植改密植),“三化”(矮杆良种化,育秧巻秧化,密植规格化)等,便慢慢地提高了生产队里的粮食亩产量。大河有水小河满,随着生产队里粮食的增加,集体分到我们社员手里的粮食也稍微多了一些,我们可以少买一些市场上的高价粮食了。虽然还是很穷很苦,但与之前的生活对比,已经有所好转,有所改善,有所提高了。17岁那年,在母舅李禄贵的支持下,我回到了小学读书,直到1978年高中毕业。

1977年之前,实行的是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制度。这是一种貌似公平,实际上是走后门成风的假公平。我虽然是贫农家庭,但面对推荐制,从未有过上大学的欲望。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才让我有了上大学,跳出农门的梦想。

1979年我们生产队的粮食亩产跨过了“长江”,(即亩产量达到800斤)。虽然生活还是苦,但不要再买高价大米了,生活水平大有提高好转改善了。上师专前,母亲还特地挑了一百斤稻谷,作为余粮卖给粮站。把卖粮食的钱交给我去读书。在师专二年,依靠国家助学金,舅舅李禄贵的资助,完成了学业。1981年毕业后分配到家乡母校当教师。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学校党组织,工会组织,《福建工人》帮助下,1984年,身处爱情绝境的我,茫茫人海中觅到了知音,组织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在家乡与光泽两地组织的关照下,1985年我调到了光泽林中任教。从1986年到1989年,我在北京,上海,陕西,浙江出版的政治教育教学专业刊物上发表过文章,论文。其中,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思想政治课教学》上的“对编写新教材的三点建议”,《中国教工月刊》杂志上的“教师教育学生不能采用违法手段”的呼吁,至今30多年了,建议还在被教材编写者采用。呼吁也还在被各级教育管理部门采纳。1989年,身为地区中学政治教学研究会会员的我,服从学校安排,兼当了学校保卫干部,尽力整顿校园治安秩序。1992年评一级教师职称时,受到了个别人的无理刁难。县委副书记魏端建为我主持公道,问题才得以解决。我撰写的“综治工作要做到“八知四有二常一档”的文章,被县委信息科电传到上级有关部门参考。1993年,我被批准为福建省首批依法登记的中学政治教学研究会会员。我的“坚持校园综合治理,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文章,由县教育局长林文森代我在建阳召开的,各县市八长参加的地区学校德育工作会议上交流,获得了与会者们的肯定,好评。1994年,被选调进本单位,担任政治教师兼学校保卫干部与生管, 1996年,被省教委评为先进德育工作者。2004年,评为中学高级教师,2017年退休后,被学校返聘了半年。

我的人生历程,使我认识到:祖国母亲哺育我成长。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今天国家富强,人民的幸福生活,是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又一个渐进的曲折的接力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他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70周年的今天,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重要论述,对于我们从宏观上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乃至整个党的历史,进一步在坚定党的历史自信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qnyt 发表于  2019-11-22 18:39:10 62字 ( 0/59)

福建原是比较贫困的省份。1斤大米一般8.9角,最贵1.05元,长江下游一带同期高价米3毛多点,越穷物价反而越高,好象是规律。

从讨饭娃到高级教师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下,国家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则从讨饭娃成长为了一个中学高级教师。

我出生在农民家庭。父亲是做砻师傅,因患哮喘病,医生吓唬他患的是肺痨病。为了治病,家里花光了银行存款,向银行贷款,变卖了一切可以变卖的财产。父亲去世时,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当时是依靠生产队集体的力量才把父亲安葬。时年母亲39岁,我11岁,妹妹4岁,弟弟3岁。

民以食为天。我们生产队里人均土地约六分。1970年以前,国家在农业科技方面还很落后,粮食产量很低。我们一家四口,一年分到家里的粮食才五,六百斤。父亲没有患病前,是会赚钱的能人,家里过着令人羡慕的好日子。父亲病逝,人财两空,对母亲的打击相当大。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一个曾经过惯了好日子的人,现在要在那贫困的条件下,养活四个人,还背负了银行债务,确实是非常艰难。在一些“好心人”的鼓动下,母亲曾经想把我抛弃,带着弟弟妹妹去改嫁。后在母舅李禄贵的劝慰下,母亲才立志不嫁。为了生存,我们母子开荒,种木薯,地瓜,芭蕉芋等,并经常采集一些野菜等配合着吃。

舅舅是一诺千金,言而有信的人,虽然我们母子开荒自救,但也不能彻底解决吃饭问题。每当我家即将断炊,找到他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们几斤粮票,几块钱,从而让我们家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春荒难关,这才让我们全家四口活了下来。

我的堂婶是人人惧怕的母老虎,想霸占我们的房子,菜地,经常无事生非,殴打我的母亲。我请来大队贫协主席兰某明,希望他能够主持公道。但他却与堂婶勾搭成奸,反而指责我的母亲是“用嘴打人”。母亲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便经常到父亲坟前哭得死去活来。一次堂婶与腐败分子晚上在野外苟合时,被人发现并被举报到了公社。公社及时撤掉了那个腐败分子的贫协主席一职,换老罗担任贫协主席。公社何秘书,丘文书多次找到堂婶家,警告她,如果今后再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就要把她抓去批斗,关押。公社妇女主任蓝冬秀把我们家作为访贫问苦的对象,不定期地到家看望,安慰我母亲。妇女主任在访贫问苦中为我这个“傻瓜”平了反。这些都给了母亲极大的精神慰藉,使母亲看到了未来与希望。堂婶看到公社,大队等都在给我们撑腰,说话,作主,其嚣张的行为才慢慢地收敛起来。

十二岁时,我失学,与一个年轻人跟泥工罗师傅去做小工,正遇倒春寒的天气。我们在淫雨霏霏,寒风刺骨的日子里,挑砂,土,石灰,担水,搅拌三合土。我几乎是拼尽力气与那个年轻人一样地干活。干了半个月,泥工师傅就不干了。分手时,罗师傅讲了一句良心话:“你干得不会比他差。当初讲好的,他每天八角,你每天四角。但我不能亏待你,现在也按八角一天算给你”。他给了我们每人十二元。我高兴极了,第一次感受到了世界有好人。世界有好人的正能量,影响了我这一生。与罗师傅分手后,我又到瓷厂去挑瓷土,原料班拉板车,贩卖瓷碗等。这些都因年纪小,体力吃不消,赚钱又不多,不合算等而放弃。回到家里时,正是贯彻落实毛主席的“6.26指示”,制止医疗市场化,大兴合作医疗,起用赤脚医生,使用青草药治病的时候,我便经常去采卖青草药。偶而也使用青草药给人治病。卖来的钱,交给母亲去市场上买一些高价大米,高价杂粮等,(当时的高价大米贵如肉,1市斤大米一般都要8.9角,记得最贵的一次是1.05元),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去公社卖柴火,遇到饥饿难受时,我就向公社炊事员兰文战讨饭吃。只要食堂里有饭,文战师傅就会偷偷地拿出一些饭,菜出来,让我躲到他的房间里去吃。此后,公社每到召开三级(生产队,大队,公社)扩干大会时,文战师傅就会叫我去做帮工,与成年帮工一样,一天八毛钱工钱,让我吃上几顿饱饭。

毛主席发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学大寨”等号召,激发了当时农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1年,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掀起,农业技术上推行三改(单季改双季,高杆改矮杆,稀植改密植),“三化”(矮杆良种化,育秧巻秧化,密植规格化)等,便慢慢地提高了生产队里的粮食亩产量。大河有水小河满,随着生产队里粮食的增加,集体分到我们社员手里的粮食也稍微多了一些,我们可以少买一些市场上的高价粮食了。虽然还是很穷很苦,但与之前的生活对比,已经有所好转,有所改善,有所提高了。17岁那年,在母舅李禄贵的支持下,我回到了小学读书,直到1978年高中毕业。

1977年之前,实行的是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制度。这是一种貌似公平,实际上是走后门成风的假公平。我虽然是贫农家庭,但面对推荐制,从未有过上大学的欲望。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才让我有了上大学,跳出农门的梦想。

1979年我们生产队的粮食亩产跨过了“长江”,(即亩产量达到800斤)。虽然生活还是苦,但不要再买高价大米了,生活水平大有提高好转改善了。上师专前,母亲还特地挑了一百斤稻谷,作为余粮卖给粮站。把卖粮食的钱交给我去读书。在师专二年,依靠国家助学金,舅舅李禄贵的资助,完成了学业。1981年毕业后分配到家乡母校当教师。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学校党组织,工会组织,《福建工人》帮助下,1984年,身处爱情绝境的我,茫茫人海中觅到了知音,组织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在家乡与光泽两地组织的关照下,1985年我调到了光泽林中任教。从1986年到1989年,我在北京,上海,陕西,浙江出版的政治教育教学专业刊物上发表过文章,论文。其中,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思想政治课教学》上的“对编写新教材的三点建议”,《中国教工月刊》杂志上的“教师教育学生不能采用违法手段”的呼吁,至今30多年了,建议还在被教材编写者采用。呼吁也还在被各级教育管理部门采纳。1989年,身为地区中学政治教学研究会会员的我,服从学校安排,兼当了学校保卫干部,尽力整顿校园治安秩序。1992年评一级教师职称时,受到了个别人的无理刁难。县委副书记魏端建为我主持公道,问题才得以解决。我撰写的“综治工作要做到“八知四有二常一档”的文章,被县委信息科电传到上级有关部门参考。1993年,我被批准为福建省首批依法登记的中学政治教学研究会会员。我的“坚持校园综合治理,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文章,由县教育局长林文森代我在建阳召开的,各县市八长参加的地区学校德育工作会议上交流,获得了与会者们的肯定,好评。1994年,被选调进本单位,担任政治教师兼学校保卫干部与生管, 1996年,被省教委评为先进德育工作者。2004年,评为中学高级教师,2017年退休后,被学校返聘了半年。

我的人生历程,使我认识到:祖国母亲哺育我成长。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今天国家富强,人民的幸福生活,是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又一个渐进的曲折的接力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他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70周年的今天,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重要论述,对于我们从宏观上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乃至整个党的历史,进一步在坚定党的历史自信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神舟天使 发表于  2019-12-01 23:00:57 172字 ( 0/0)

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粮食产量很低,我们家乡普遍缺粮,市场上一般是不允许公开卖大米的。据说,当时我们公社的领导向县里领导反映,如果庐丰市场上不允许卖粮食的话,很

从讨饭娃到高级教师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下,国家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则从讨饭娃成长为了一个中学高级教师。

我出生在农民家庭。父亲是做砻师傅,因患哮喘病,医生吓唬他患的是肺痨病。为了治病,家里花光了银行存款,向银行贷款,变卖了一切可以变卖的财产。父亲去世时,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当时是依靠生产队集体的力量才把父亲安葬。时年母亲39岁,我11岁,妹妹4岁,弟弟3岁。

民以食为天。我们生产队里人均土地约六分。1970年以前,国家在农业科技方面还很落后,粮食产量很低。我们一家四口,一年分到家里的粮食才五,六百斤。父亲没有患病前,是会赚钱的能人,家里过着令人羡慕的好日子。父亲病逝,人财两空,对母亲的打击相当大。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一个曾经过惯了好日子的人,现在要在那贫困的条件下,养活四个人,还背负了银行债务,确实是非常艰难。在一些“好心人”的鼓动下,母亲曾经想把我抛弃,带着弟弟妹妹去改嫁。后在母舅李禄贵的劝慰下,母亲才立志不嫁。为了生存,我们母子开荒,种木薯,地瓜,芭蕉芋等,并经常采集一些野菜等配合着吃。

舅舅是一诺千金,言而有信的人,虽然我们母子开荒自救,但也不能彻底解决吃饭问题。每当我家即将断炊,找到他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们几斤粮票,几块钱,从而让我们家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春荒难关,这才让我们全家四口活了下来。

我的堂婶是人人惧怕的母老虎,想霸占我们的房子,菜地,经常无事生非,殴打我的母亲。我请来大队贫协主席兰某明,希望他能够主持公道。但他却与堂婶勾搭成奸,反而指责我的母亲是“用嘴打人”。母亲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便经常到父亲坟前哭得死去活来。一次堂婶与腐败分子晚上在野外苟合时,被人发现并被举报到了公社。公社及时撤掉了那个腐败分子的贫协主席一职,换老罗担任贫协主席。公社何秘书,丘文书多次找到堂婶家,警告她,如果今后再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就要把她抓去批斗,关押。公社妇女主任蓝冬秀把我们家作为访贫问苦的对象,不定期地到家看望,安慰我母亲。妇女主任在访贫问苦中为我这个“傻瓜”平了反。这些都给了母亲极大的精神慰藉,使母亲看到了未来与希望。堂婶看到公社,大队等都在给我们撑腰,说话,作主,其嚣张的行为才慢慢地收敛起来。

十二岁时,我失学,与一个年轻人跟泥工罗师傅去做小工,正遇倒春寒的天气。我们在淫雨霏霏,寒风刺骨的日子里,挑砂,土,石灰,担水,搅拌三合土。我几乎是拼尽力气与那个年轻人一样地干活。干了半个月,泥工师傅就不干了。分手时,罗师傅讲了一句良心话:“你干得不会比他差。当初讲好的,他每天八角,你每天四角。但我不能亏待你,现在也按八角一天算给你”。他给了我们每人十二元。我高兴极了,第一次感受到了世界有好人。世界有好人的正能量,影响了我这一生。与罗师傅分手后,我又到瓷厂去挑瓷土,原料班拉板车,贩卖瓷碗等。这些都因年纪小,体力吃不消,赚钱又不多,不合算等而放弃。回到家里时,正是贯彻落实毛主席的“6.26指示”,制止医疗市场化,大兴合作医疗,起用赤脚医生,使用青草药治病的时候,我便经常去采卖青草药。偶而也使用青草药给人治病。卖来的钱,交给母亲去市场上买一些高价大米,高价杂粮等,(当时的高价大米贵如肉,1市斤大米一般都要8.9角,记得最贵的一次是1.05元),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去公社卖柴火,遇到饥饿难受时,我就向公社炊事员兰文战讨饭吃。只要食堂里有饭,文战师傅就会偷偷地拿出一些饭,菜出来,让我躲到他的房间里去吃。此后,公社每到召开三级(生产队,大队,公社)扩干大会时,文战师傅就会叫我去做帮工,与成年帮工一样,一天八毛钱工钱,让我吃上几顿饱饭。

毛主席发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学大寨”等号召,激发了当时农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1年,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掀起,农业技术上推行三改(单季改双季,高杆改矮杆,稀植改密植),“三化”(矮杆良种化,育秧巻秧化,密植规格化)等,便慢慢地提高了生产队里的粮食亩产量。大河有水小河满,随着生产队里粮食的增加,集体分到我们社员手里的粮食也稍微多了一些,我们可以少买一些市场上的高价粮食了。虽然还是很穷很苦,但与之前的生活对比,已经有所好转,有所改善,有所提高了。17岁那年,在母舅李禄贵的支持下,我回到了小学读书,直到1978年高中毕业。

1977年之前,实行的是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制度。这是一种貌似公平,实际上是走后门成风的假公平。我虽然是贫农家庭,但面对推荐制,从未有过上大学的欲望。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才让我有了上大学,跳出农门的梦想。

1979年我们生产队的粮食亩产跨过了“长江”,(即亩产量达到800斤)。虽然生活还是苦,但不要再买高价大米了,生活水平大有提高好转改善了。上师专前,母亲还特地挑了一百斤稻谷,作为余粮卖给粮站。把卖粮食的钱交给我去读书。在师专二年,依靠国家助学金,舅舅李禄贵的资助,完成了学业。1981年毕业后分配到家乡母校当教师。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学校党组织,工会组织,《福建工人》帮助下,1984年,身处爱情绝境的我,茫茫人海中觅到了知音,组织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在家乡与光泽两地组织的关照下,1985年我调到了光泽林中任教。从1986年到1989年,我在北京,上海,陕西,浙江出版的政治教育教学专业刊物上发表过文章,论文。其中,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思想政治课教学》上的“对编写新教材的三点建议”,《中国教工月刊》杂志上的“教师教育学生不能采用违法手段”的呼吁,至今30多年了,建议还在被教材编写者采用。呼吁也还在被各级教育管理部门采纳。1989年,身为地区中学政治教学研究会会员的我,服从学校安排,兼当了学校保卫干部,尽力整顿校园治安秩序。1992年评一级教师职称时,受到了个别人的无理刁难。县委副书记魏端建为我主持公道,问题才得以解决。我撰写的“综治工作要做到“八知四有二常一档”的文章,被县委信息科电传到上级有关部门参考。1993年,我被批准为福建省首批依法登记的中学政治教学研究会会员。我的“坚持校园综合治理,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文章,由县教育局长林文森代我在建阳召开的,各县市八长参加的地区学校德育工作会议上交流,获得了与会者们的肯定,好评。1994年,被选调进本单位,担任政治教师兼学校保卫干部与生管, 1996年,被省教委评为先进德育工作者。2004年,评为中学高级教师,2017年退休后,被学校返聘了半年。

我的人生历程,使我认识到:祖国母亲哺育我成长。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今天国家富强,人民的幸福生活,是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又一个渐进的曲折的接力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他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70周年的今天,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重要论述,对于我们从宏观上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乃至整个党的历史,进一步在坚定党的历史自信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龙翔天下 发表于  2019-11-22 14:45:28 4字 ( 0/44)

感恩奋进

从讨饭娃到高级教师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下,国家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则从讨饭娃成长为了一个中学高级教师。

我出生在农民家庭。父亲是做砻师傅,因患哮喘病,医生吓唬他患的是肺痨病。为了治病,家里花光了银行存款,向银行贷款,变卖了一切可以变卖的财产。父亲去世时,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当时是依靠生产队集体的力量才把父亲安葬。时年母亲39岁,我11岁,妹妹4岁,弟弟3岁。

民以食为天。我们生产队里人均土地约六分。1970年以前,国家在农业科技方面还很落后,粮食产量很低。我们一家四口,一年分到家里的粮食才五,六百斤。父亲没有患病前,是会赚钱的能人,家里过着令人羡慕的好日子。父亲病逝,人财两空,对母亲的打击相当大。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一个曾经过惯了好日子的人,现在要在那贫困的条件下,养活四个人,还背负了银行债务,确实是非常艰难。在一些“好心人”的鼓动下,母亲曾经想把我抛弃,带着弟弟妹妹去改嫁。后在母舅李禄贵的劝慰下,母亲才立志不嫁。为了生存,我们母子开荒,种木薯,地瓜,芭蕉芋等,并经常采集一些野菜等配合着吃。

舅舅是一诺千金,言而有信的人,虽然我们母子开荒自救,但也不能彻底解决吃饭问题。每当我家即将断炊,找到他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们几斤粮票,几块钱,从而让我们家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春荒难关,这才让我们全家四口活了下来。

我的堂婶是人人惧怕的母老虎,想霸占我们的房子,菜地,经常无事生非,殴打我的母亲。我请来大队贫协主席兰某明,希望他能够主持公道。但他却与堂婶勾搭成奸,反而指责我的母亲是“用嘴打人”。母亲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便经常到父亲坟前哭得死去活来。一次堂婶与腐败分子晚上在野外苟合时,被人发现并被举报到了公社。公社及时撤掉了那个腐败分子的贫协主席一职,换老罗担任贫协主席。公社何秘书,丘文书多次找到堂婶家,警告她,如果今后再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就要把她抓去批斗,关押。公社妇女主任蓝冬秀把我们家作为访贫问苦的对象,不定期地到家看望,安慰我母亲。妇女主任在访贫问苦中为我这个“傻瓜”平了反。这些都给了母亲极大的精神慰藉,使母亲看到了未来与希望。堂婶看到公社,大队等都在给我们撑腰,说话,作主,其嚣张的行为才慢慢地收敛起来。

十二岁时,我失学,与一个年轻人跟泥工罗师傅去做小工,正遇倒春寒的天气。我们在淫雨霏霏,寒风刺骨的日子里,挑砂,土,石灰,担水,搅拌三合土。我几乎是拼尽力气与那个年轻人一样地干活。干了半个月,泥工师傅就不干了。分手时,罗师傅讲了一句良心话:“你干得不会比他差。当初讲好的,他每天八角,你每天四角。但我不能亏待你,现在也按八角一天算给你”。他给了我们每人十二元。我高兴极了,第一次感受到了世界有好人。世界有好人的正能量,影响了我这一生。与罗师傅分手后,我又到瓷厂去挑瓷土,原料班拉板车,贩卖瓷碗等。这些都因年纪小,体力吃不消,赚钱又不多,不合算等而放弃。回到家里时,正是贯彻落实毛主席的“6.26指示”,制止医疗市场化,大兴合作医疗,起用赤脚医生,使用青草药治病的时候,我便经常去采卖青草药。偶而也使用青草药给人治病。卖来的钱,交给母亲去市场上买一些高价大米,高价杂粮等,(当时的高价大米贵如肉,1市斤大米一般都要8.9角,记得最贵的一次是1.05元),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去公社卖柴火,遇到饥饿难受时,我就向公社炊事员兰文战讨饭吃。只要食堂里有饭,文战师傅就会偷偷地拿出一些饭,菜出来,让我躲到他的房间里去吃。此后,公社每到召开三级(生产队,大队,公社)扩干大会时,文战师傅就会叫我去做帮工,与成年帮工一样,一天八毛钱工钱,让我吃上几顿饱饭。

毛主席发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学大寨”等号召,激发了当时农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1年,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掀起,农业技术上推行三改(单季改双季,高杆改矮杆,稀植改密植),“三化”(矮杆良种化,育秧巻秧化,密植规格化)等,便慢慢地提高了生产队里的粮食亩产量。大河有水小河满,随着生产队里粮食的增加,集体分到我们社员手里的粮食也稍微多了一些,我们可以少买一些市场上的高价粮食了。虽然还是很穷很苦,但与之前的生活对比,已经有所好转,有所改善,有所提高了。17岁那年,在母舅李禄贵的支持下,我回到了小学读书,直到1978年高中毕业。

1977年之前,实行的是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制度。这是一种貌似公平,实际上是走后门成风的假公平。我虽然是贫农家庭,但面对推荐制,从未有过上大学的欲望。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才让我有了上大学,跳出农门的梦想。

1979年我们生产队的粮食亩产跨过了“长江”,(即亩产量达到800斤)。虽然生活还是苦,但不要再买高价大米了,生活水平大有提高好转改善了。上师专前,母亲还特地挑了一百斤稻谷,作为余粮卖给粮站。把卖粮食的钱交给我去读书。在师专二年,依靠国家助学金,舅舅李禄贵的资助,完成了学业。1981年毕业后分配到家乡母校当教师。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学校党组织,工会组织,《福建工人》帮助下,1984年,身处爱情绝境的我,茫茫人海中觅到了知音,组织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在家乡与光泽两地组织的关照下,1985年我调到了光泽林中任教。从1986年到1989年,我在北京,上海,陕西,浙江出版的政治教育教学专业刊物上发表过文章,论文。其中,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思想政治课教学》上的“对编写新教材的三点建议”,《中国教工月刊》杂志上的“教师教育学生不能采用违法手段”的呼吁,至今30多年了,建议还在被教材编写者采用。呼吁也还在被各级教育管理部门采纳。1989年,身为地区中学政治教学研究会会员的我,服从学校安排,兼当了学校保卫干部,尽力整顿校园治安秩序。1992年评一级教师职称时,受到了个别人的无理刁难。县委副书记魏端建为我主持公道,问题才得以解决。我撰写的“综治工作要做到“八知四有二常一档”的文章,被县委信息科电传到上级有关部门参考。1993年,我被批准为福建省首批依法登记的中学政治教学研究会会员。我的“坚持校园综合治理,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文章,由县教育局长林文森代我在建阳召开的,各县市八长参加的地区学校德育工作会议上交流,获得了与会者们的肯定,好评。1994年,被选调进本单位,担任政治教师兼学校保卫干部与生管, 1996年,被省教委评为先进德育工作者。2004年,评为中学高级教师,2017年退休后,被学校返聘了半年。

我的人生历程,使我认识到:祖国母亲哺育我成长。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今天国家富强,人民的幸福生活,是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又一个渐进的曲折的接力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他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70周年的今天,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重要论述,对于我们从宏观上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乃至整个党的历史,进一步在坚定党的历史自信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就把他乡做故乡 发表于  2019-11-22 14:45:02 27字 ( 0/67)

下一代呢?下下一代呢?说不定又要讨饭,甚至没地方讨饭。

从讨饭娃到高级教师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下,国家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则从讨饭娃成长为了一个中学高级教师。

我出生在农民家庭。父亲是做砻师傅,因患哮喘病,医生吓唬他患的是肺痨病。为了治病,家里花光了银行存款,向银行贷款,变卖了一切可以变卖的财产。父亲去世时,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当时是依靠生产队集体的力量才把父亲安葬。时年母亲39岁,我11岁,妹妹4岁,弟弟3岁。

民以食为天。我们生产队里人均土地约六分。1970年以前,国家在农业科技方面还很落后,粮食产量很低。我们一家四口,一年分到家里的粮食才五,六百斤。父亲没有患病前,是会赚钱的能人,家里过着令人羡慕的好日子。父亲病逝,人财两空,对母亲的打击相当大。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一个曾经过惯了好日子的人,现在要在那贫困的条件下,养活四个人,还背负了银行债务,确实是非常艰难。在一些“好心人”的鼓动下,母亲曾经想把我抛弃,带着弟弟妹妹去改嫁。后在母舅李禄贵的劝慰下,母亲才立志不嫁。为了生存,我们母子开荒,种木薯,地瓜,芭蕉芋等,并经常采集一些野菜等配合着吃。

舅舅是一诺千金,言而有信的人,虽然我们母子开荒自救,但也不能彻底解决吃饭问题。每当我家即将断炊,找到他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们几斤粮票,几块钱,从而让我们家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春荒难关,这才让我们全家四口活了下来。

我的堂婶是人人惧怕的母老虎,想霸占我们的房子,菜地,经常无事生非,殴打我的母亲。我请来大队贫协主席兰某明,希望他能够主持公道。但他却与堂婶勾搭成奸,反而指责我的母亲是“用嘴打人”。母亲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便经常到父亲坟前哭得死去活来。一次堂婶与腐败分子晚上在野外苟合时,被人发现并被举报到了公社。公社及时撤掉了那个腐败分子的贫协主席一职,换老罗担任贫协主席。公社何秘书,丘文书多次找到堂婶家,警告她,如果今后再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就要把她抓去批斗,关押。公社妇女主任蓝冬秀把我们家作为访贫问苦的对象,不定期地到家看望,安慰我母亲。妇女主任在访贫问苦中为我这个“傻瓜”平了反。这些都给了母亲极大的精神慰藉,使母亲看到了未来与希望。堂婶看到公社,大队等都在给我们撑腰,说话,作主,其嚣张的行为才慢慢地收敛起来。

十二岁时,我失学,与一个年轻人跟泥工罗师傅去做小工,正遇倒春寒的天气。我们在淫雨霏霏,寒风刺骨的日子里,挑砂,土,石灰,担水,搅拌三合土。我几乎是拼尽力气与那个年轻人一样地干活。干了半个月,泥工师傅就不干了。分手时,罗师傅讲了一句良心话:“你干得不会比他差。当初讲好的,他每天八角,你每天四角。但我不能亏待你,现在也按八角一天算给你”。他给了我们每人十二元。我高兴极了,第一次感受到了世界有好人。世界有好人的正能量,影响了我这一生。与罗师傅分手后,我又到瓷厂去挑瓷土,原料班拉板车,贩卖瓷碗等。这些都因年纪小,体力吃不消,赚钱又不多,不合算等而放弃。回到家里时,正是贯彻落实毛主席的“6.26指示”,制止医疗市场化,大兴合作医疗,起用赤脚医生,使用青草药治病的时候,我便经常去采卖青草药。偶而也使用青草药给人治病。卖来的钱,交给母亲去市场上买一些高价大米,高价杂粮等,(当时的高价大米贵如肉,1市斤大米一般都要8.9角,记得最贵的一次是1.05元),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去公社卖柴火,遇到饥饿难受时,我就向公社炊事员兰文战讨饭吃。只要食堂里有饭,文战师傅就会偷偷地拿出一些饭,菜出来,让我躲到他的房间里去吃。此后,公社每到召开三级(生产队,大队,公社)扩干大会时,文战师傅就会叫我去做帮工,与成年帮工一样,一天八毛钱工钱,让我吃上几顿饱饭。

毛主席发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学大寨”等号召,激发了当时农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1年,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掀起,农业技术上推行三改(单季改双季,高杆改矮杆,稀植改密植),“三化”(矮杆良种化,育秧巻秧化,密植规格化)等,便慢慢地提高了生产队里的粮食亩产量。大河有水小河满,随着生产队里粮食的增加,集体分到我们社员手里的粮食也稍微多了一些,我们可以少买一些市场上的高价粮食了。虽然还是很穷很苦,但与之前的生活对比,已经有所好转,有所改善,有所提高了。17岁那年,在母舅李禄贵的支持下,我回到了小学读书,直到1978年高中毕业。

1977年之前,实行的是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制度。这是一种貌似公平,实际上是走后门成风的假公平。我虽然是贫农家庭,但面对推荐制,从未有过上大学的欲望。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才让我有了上大学,跳出农门的梦想。

1979年我们生产队的粮食亩产跨过了“长江”,(即亩产量达到800斤)。虽然生活还是苦,但不要再买高价大米了,生活水平大有提高好转改善了。上师专前,母亲还特地挑了一百斤稻谷,作为余粮卖给粮站。把卖粮食的钱交给我去读书。在师专二年,依靠国家助学金,舅舅李禄贵的资助,完成了学业。1981年毕业后分配到家乡母校当教师。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学校党组织,工会组织,《福建工人》帮助下,1984年,身处爱情绝境的我,茫茫人海中觅到了知音,组织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在家乡与光泽两地组织的关照下,1985年我调到了光泽林中任教。从1986年到1989年,我在北京,上海,陕西,浙江出版的政治教育教学专业刊物上发表过文章,论文。其中,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思想政治课教学》上的“对编写新教材的三点建议”,《中国教工月刊》杂志上的“教师教育学生不能采用违法手段”的呼吁,至今30多年了,建议还在被教材编写者采用。呼吁也还在被各级教育管理部门采纳。1989年,身为地区中学政治教学研究会会员的我,服从学校安排,兼当了学校保卫干部,尽力整顿校园治安秩序。1992年评一级教师职称时,受到了个别人的无理刁难。县委副书记魏端建为我主持公道,问题才得以解决。我撰写的“综治工作要做到“八知四有二常一档”的文章,被县委信息科电传到上级有关部门参考。1993年,我被批准为福建省首批依法登记的中学政治教学研究会会员。我的“坚持校园综合治理,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文章,由县教育局长林文森代我在建阳召开的,各县市八长参加的地区学校德育工作会议上交流,获得了与会者们的肯定,好评。1994年,被选调进本单位,担任政治教师兼学校保卫干部与生管, 1996年,被省教委评为先进德育工作者。2004年,评为中学高级教师,2017年退休后,被学校返聘了半年。

我的人生历程,使我认识到:祖国母亲哺育我成长。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今天国家富强,人民的幸福生活,是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又一个渐进的曲折的接力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他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70周年的今天,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重要论述,对于我们从宏观上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乃至整个党的历史,进一步在坚定党的历史自信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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