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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gjl1234567 发表于  2019-11-22 11:12:49 14489字 ( 4/730)

宋铖:重温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

无论我们走得再远,也要记住来时路上的初心。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重温毛泽东于1949年8月14日为新华社撰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会给今天的我们许多关于重大问题认识的启迪,为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历史借鉴和方法指南。


20世纪20年代初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是中国政治发生天翻地覆巨大变化的时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华盛顿体系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尔塔体系确立,从国民党上台执政到它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推翻,这个时期的国际形势、中国政局和中外关系处处充满变数。


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毛泽东认为,无论国际形势怎样演变,外部力量也不会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根本影响。


同时,中国革命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维护人民利益的目标,决定了新中国同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难以避免,至于这种矛盾和冲突的表现形式、尖锐程度和持续时间则取决于双方的政策,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进程。


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进行期间和结束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眼看国民党政府的倒台已成定局,美国的决策者不得不重新审查自己的对华政策。


1948年9月,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指出,继续仅仅对蒋介石承担义务,不是一种好的外交。


10月,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国民党政府,特别是蒋介石“已较过去更加不孚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他向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可否“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马歇尔因为害怕美国要对此“产生的新局面担负责任”,没有同意这样做。


11月中旬,司徒雷登与李宗仁进行长谈。李宗仁胸有成竹地说,美国政府应劝告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并表示新的领导如果能够得到美国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么,“它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


随即,司徒雷登又向马歇尔建议发表一项表示支持新的非共产党政权的政策声明。此后,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策划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


对于这场主要由桂系势力掀起的新的和平运动,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曾寄予希望。有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还极力劝说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已经破产的“中间路线”的主张,又被某些地方实力派和民主派的右翼分子重新提了出来。他们企图在和谈中造成同国民党、共产党三分天下的局面,或建立区域性的地方政府以划地自保。


为了彻底揭露国民党企图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的“和谈”阴谋,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针对少数人在革命态度上的模糊和动摇,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声明强调,蒋介石的“和平”建议是虚伪的,他所提出的和谈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


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有其内在的深刻原因,非外部的力量所能左右,即使外部势力直接出兵干涉,也无法挽救国民党政权的败亡。


1949年4月23日午夜,第三野战军第35军由下关经挹江门进入南京,将红旗插上“总统府”,宣告南京解放。此时,仍留在南京观望的司徒雷登,“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一起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到了1949年五六月间,司徒雷登与他的私人顾问傅泾波曾多次同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侨事务处处长黄华秘密接触,试探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对美国的态度。黄华告诉他,美国政府应明确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停止援助蒋介石。


6月8日,傅泾波告诉黄华说:司徒雷登有意在返回美国前到北平见周恩来。并称关于中美关系“美国现在很难作出正式表示,此需司徒雷登返美后努力。但司徒雷登需要知道中央更高级方面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力量”。第二天,中共南京市委将此情况电告中央。


6月14日,周恩来以中央名义电告南京市委:司徒雷登及傅泾波如再要求来北平,可同意其“在返美前至燕京大学一行”。至于是否与周恩来见面,“待其到北平后再定”。终因美帝国主义阻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司徒雷登北平之行未能成行。


在此情形下,1949年7月5日,中共南京市委根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要求,立即通知司徒雷登,美使馆飞机试飞与离境返回美国路线的三条规定:一是试飞地点为南京市西南郊旷野上空,试飞区域长宽十英里,高度50呎上下,试飞时间为一小时半。二是离境路线由南京起飞后直线向东,保证起飞后一小时零十分之内完全飞出中国国境。三是试飞时,为免使市民惊扰,拟在报上登一消息。


正当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1949年8月5日,即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离华返美的途中,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并把国务卿艾奇逊7月30日写给总统杜鲁门的信作为该书的序言一起发表。白皮书的正文分为八章,叙述了从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以来,直至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胜利时为止的中美关系。


白皮书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抗日战争末期至1949年的5年中间,美国实施的对华政策,共1054页、100多万字。其主要意图:一是对内平息国会中反对党派和美国公众就总统对华政策失败而发出的指责,为自己辩护;二是揭露蒋介石政府过去几年与美国的实际关系,以表明国民党政府的倒台主要责任不在美国政府方面,而是由于国民党本身的无能;三是推卸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责任,对外重塑和平使者的形象。白皮书一经问世,便在中美关系史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8月12日,即在白皮书发表的一周后,新华社编辑部就以《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为题,发表了第一篇社评。


8月14日,毛泽东亲笔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文章。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明: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那就是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自己国家内的人民大众的觉悟。


“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毛泽东还批评了国内一部分具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他意味深长地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帝国主义凶恶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因此,毛泽东提醒人民必须:“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


与此同时,毛泽东告诫人们说:“‘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或者相当大的距离。


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发表是值得庆祝的,因为它给了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而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特别是对那些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


接着,毛泽东又一针见血地说道:“艾奇逊公开说,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国的羁绊’。这就是说,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


因为据说,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外国的’,在中国没有根的,是德国的马克思(此人已死了六十六年)、俄国的列宁(此人已死了二十五年)和斯大林(此人还活着)强加于中国人的,而且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坏透了,提倡什么阶级斗争,打倒帝国主义等等,因此,必须推翻。


这件事,经过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幕后总司令,艾奇逊国务卿和司徒雷登滚蛋大使们一‘鼓励’,据说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对于有爱国心的人们说来,艾奇逊的话不是一种‘鼓励’,而是一种侮辱。”


为了进一步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教育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对美国存有幻想和糊涂思想的人,使他们不上帝国主义的当。


从1949年8月18日至9月16日,即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又接连为新华社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4篇载入史册的檄文,其镜鉴意义不言而喻。


首先,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通过对白皮书的透彻分析,使人们能够全面的、清醒的认识中美关系、一百年来的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以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应采取的正确态度。


特别是对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如何正确认识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上给予了指点迷津。从这个意义上讲,白皮书的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一件好事。正如毛泽东所说:“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其次,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对白皮书进行批判时,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引导那些对美国仍然抱有幻想的人和“有错误思想的人”,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去认识美国当权者向国民党提供援助,支持其打内战,导致中国老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真实面目,以争取更多的中间派人士对革命和对共产党的支持。


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大革命中,全中国热气腾腾,有良好的条件去争取和团结一切对人民革命事业尚无深仇大恨,但有错误思想的人。


先进的人们应当利用白皮书,向一切这样的人进行说服工作”,进一步激发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意志和决心。同时,还正告那些干涉中国内政者,要“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着手改变他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才是人间正道。


再次,毛泽东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旨在檄告天下:白皮书既“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也是一部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记录和辩护书。


一方面,白皮书披露了美国侵华和国民党腐败的若干事实材料,不得不承认中国革命“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这些势力美国也曾试图加以影响,但不能有效”。


另一方面,白皮书为在重大历史关头,进一步认清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本质,教育人民认清真相、分清敌友,提供了历史教科书。


同时,也告诫全国人民在全国平定以后,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仍将在中国“破坏和捣乱”,我们务必要时刻提高警惕。(宋铖)

海堤梦言 发表于  2019-11-22 21:10:17 95字 ( 0/62)

刚解放那会,中国防空力量虽然薄弱,但中国军队克服困难,付出牺牲,从1954年2月到1968年2月总共击落敌机141架(含无人驾驶飞机),击伤238架,捍卫了祖国

无论我们走得再远,也要记住来时路上的初心。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重温毛泽东于1949年8月14日为新华社撰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会给今天的我们许多关于重大问题认识的启迪,为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历史借鉴和方法指南。


20世纪20年代初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是中国政治发生天翻地覆巨大变化的时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华盛顿体系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尔塔体系确立,从国民党上台执政到它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推翻,这个时期的国际形势、中国政局和中外关系处处充满变数。


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毛泽东认为,无论国际形势怎样演变,外部力量也不会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根本影响。


同时,中国革命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维护人民利益的目标,决定了新中国同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难以避免,至于这种矛盾和冲突的表现形式、尖锐程度和持续时间则取决于双方的政策,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进程。


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进行期间和结束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眼看国民党政府的倒台已成定局,美国的决策者不得不重新审查自己的对华政策。


1948年9月,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指出,继续仅仅对蒋介石承担义务,不是一种好的外交。


10月,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国民党政府,特别是蒋介石“已较过去更加不孚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他向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可否“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马歇尔因为害怕美国要对此“产生的新局面担负责任”,没有同意这样做。


11月中旬,司徒雷登与李宗仁进行长谈。李宗仁胸有成竹地说,美国政府应劝告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并表示新的领导如果能够得到美国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么,“它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


随即,司徒雷登又向马歇尔建议发表一项表示支持新的非共产党政权的政策声明。此后,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策划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


对于这场主要由桂系势力掀起的新的和平运动,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曾寄予希望。有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还极力劝说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已经破产的“中间路线”的主张,又被某些地方实力派和民主派的右翼分子重新提了出来。他们企图在和谈中造成同国民党、共产党三分天下的局面,或建立区域性的地方政府以划地自保。


为了彻底揭露国民党企图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的“和谈”阴谋,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针对少数人在革命态度上的模糊和动摇,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声明强调,蒋介石的“和平”建议是虚伪的,他所提出的和谈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


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有其内在的深刻原因,非外部的力量所能左右,即使外部势力直接出兵干涉,也无法挽救国民党政权的败亡。


1949年4月23日午夜,第三野战军第35军由下关经挹江门进入南京,将红旗插上“总统府”,宣告南京解放。此时,仍留在南京观望的司徒雷登,“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一起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到了1949年五六月间,司徒雷登与他的私人顾问傅泾波曾多次同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侨事务处处长黄华秘密接触,试探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对美国的态度。黄华告诉他,美国政府应明确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停止援助蒋介石。


6月8日,傅泾波告诉黄华说:司徒雷登有意在返回美国前到北平见周恩来。并称关于中美关系“美国现在很难作出正式表示,此需司徒雷登返美后努力。但司徒雷登需要知道中央更高级方面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力量”。第二天,中共南京市委将此情况电告中央。


6月14日,周恩来以中央名义电告南京市委:司徒雷登及傅泾波如再要求来北平,可同意其“在返美前至燕京大学一行”。至于是否与周恩来见面,“待其到北平后再定”。终因美帝国主义阻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司徒雷登北平之行未能成行。


在此情形下,1949年7月5日,中共南京市委根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要求,立即通知司徒雷登,美使馆飞机试飞与离境返回美国路线的三条规定:一是试飞地点为南京市西南郊旷野上空,试飞区域长宽十英里,高度50呎上下,试飞时间为一小时半。二是离境路线由南京起飞后直线向东,保证起飞后一小时零十分之内完全飞出中国国境。三是试飞时,为免使市民惊扰,拟在报上登一消息。


正当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1949年8月5日,即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离华返美的途中,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并把国务卿艾奇逊7月30日写给总统杜鲁门的信作为该书的序言一起发表。白皮书的正文分为八章,叙述了从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以来,直至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胜利时为止的中美关系。


白皮书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抗日战争末期至1949年的5年中间,美国实施的对华政策,共1054页、100多万字。其主要意图:一是对内平息国会中反对党派和美国公众就总统对华政策失败而发出的指责,为自己辩护;二是揭露蒋介石政府过去几年与美国的实际关系,以表明国民党政府的倒台主要责任不在美国政府方面,而是由于国民党本身的无能;三是推卸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责任,对外重塑和平使者的形象。白皮书一经问世,便在中美关系史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8月12日,即在白皮书发表的一周后,新华社编辑部就以《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为题,发表了第一篇社评。


8月14日,毛泽东亲笔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文章。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明: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那就是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自己国家内的人民大众的觉悟。


“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毛泽东还批评了国内一部分具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他意味深长地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帝国主义凶恶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因此,毛泽东提醒人民必须:“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


与此同时,毛泽东告诫人们说:“‘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或者相当大的距离。


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发表是值得庆祝的,因为它给了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而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特别是对那些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


接着,毛泽东又一针见血地说道:“艾奇逊公开说,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国的羁绊’。这就是说,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


因为据说,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外国的’,在中国没有根的,是德国的马克思(此人已死了六十六年)、俄国的列宁(此人已死了二十五年)和斯大林(此人还活着)强加于中国人的,而且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坏透了,提倡什么阶级斗争,打倒帝国主义等等,因此,必须推翻。


这件事,经过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幕后总司令,艾奇逊国务卿和司徒雷登滚蛋大使们一‘鼓励’,据说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对于有爱国心的人们说来,艾奇逊的话不是一种‘鼓励’,而是一种侮辱。”


为了进一步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教育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对美国存有幻想和糊涂思想的人,使他们不上帝国主义的当。


从1949年8月18日至9月16日,即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又接连为新华社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4篇载入史册的檄文,其镜鉴意义不言而喻。


首先,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通过对白皮书的透彻分析,使人们能够全面的、清醒的认识中美关系、一百年来的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以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应采取的正确态度。


特别是对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如何正确认识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上给予了指点迷津。从这个意义上讲,白皮书的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一件好事。正如毛泽东所说:“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其次,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对白皮书进行批判时,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引导那些对美国仍然抱有幻想的人和“有错误思想的人”,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去认识美国当权者向国民党提供援助,支持其打内战,导致中国老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真实面目,以争取更多的中间派人士对革命和对共产党的支持。


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大革命中,全中国热气腾腾,有良好的条件去争取和团结一切对人民革命事业尚无深仇大恨,但有错误思想的人。


先进的人们应当利用白皮书,向一切这样的人进行说服工作”,进一步激发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意志和决心。同时,还正告那些干涉中国内政者,要“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着手改变他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才是人间正道。


再次,毛泽东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旨在檄告天下:白皮书既“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也是一部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记录和辩护书。


一方面,白皮书披露了美国侵华和国民党腐败的若干事实材料,不得不承认中国革命“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这些势力美国也曾试图加以影响,但不能有效”。


另一方面,白皮书为在重大历史关头,进一步认清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本质,教育人民认清真相、分清敌友,提供了历史教科书。


同时,也告诫全国人民在全国平定以后,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仍将在中国“破坏和捣乱”,我们务必要时刻提高警惕。(宋铖)

散闪发亮憔悴悠悠6274 发表于  2019-11-22 12:48:56 35字 ( 0/83)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

无论我们走得再远,也要记住来时路上的初心。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重温毛泽东于1949年8月14日为新华社撰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会给今天的我们许多关于重大问题认识的启迪,为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历史借鉴和方法指南。


20世纪20年代初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是中国政治发生天翻地覆巨大变化的时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华盛顿体系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尔塔体系确立,从国民党上台执政到它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推翻,这个时期的国际形势、中国政局和中外关系处处充满变数。


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毛泽东认为,无论国际形势怎样演变,外部力量也不会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根本影响。


同时,中国革命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维护人民利益的目标,决定了新中国同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难以避免,至于这种矛盾和冲突的表现形式、尖锐程度和持续时间则取决于双方的政策,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进程。


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进行期间和结束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眼看国民党政府的倒台已成定局,美国的决策者不得不重新审查自己的对华政策。


1948年9月,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指出,继续仅仅对蒋介石承担义务,不是一种好的外交。


10月,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国民党政府,特别是蒋介石“已较过去更加不孚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他向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可否“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马歇尔因为害怕美国要对此“产生的新局面担负责任”,没有同意这样做。


11月中旬,司徒雷登与李宗仁进行长谈。李宗仁胸有成竹地说,美国政府应劝告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并表示新的领导如果能够得到美国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么,“它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


随即,司徒雷登又向马歇尔建议发表一项表示支持新的非共产党政权的政策声明。此后,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策划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


对于这场主要由桂系势力掀起的新的和平运动,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曾寄予希望。有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还极力劝说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已经破产的“中间路线”的主张,又被某些地方实力派和民主派的右翼分子重新提了出来。他们企图在和谈中造成同国民党、共产党三分天下的局面,或建立区域性的地方政府以划地自保。


为了彻底揭露国民党企图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的“和谈”阴谋,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针对少数人在革命态度上的模糊和动摇,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声明强调,蒋介石的“和平”建议是虚伪的,他所提出的和谈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


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有其内在的深刻原因,非外部的力量所能左右,即使外部势力直接出兵干涉,也无法挽救国民党政权的败亡。


1949年4月23日午夜,第三野战军第35军由下关经挹江门进入南京,将红旗插上“总统府”,宣告南京解放。此时,仍留在南京观望的司徒雷登,“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一起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到了1949年五六月间,司徒雷登与他的私人顾问傅泾波曾多次同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侨事务处处长黄华秘密接触,试探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对美国的态度。黄华告诉他,美国政府应明确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停止援助蒋介石。


6月8日,傅泾波告诉黄华说:司徒雷登有意在返回美国前到北平见周恩来。并称关于中美关系“美国现在很难作出正式表示,此需司徒雷登返美后努力。但司徒雷登需要知道中央更高级方面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力量”。第二天,中共南京市委将此情况电告中央。


6月14日,周恩来以中央名义电告南京市委:司徒雷登及傅泾波如再要求来北平,可同意其“在返美前至燕京大学一行”。至于是否与周恩来见面,“待其到北平后再定”。终因美帝国主义阻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司徒雷登北平之行未能成行。


在此情形下,1949年7月5日,中共南京市委根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要求,立即通知司徒雷登,美使馆飞机试飞与离境返回美国路线的三条规定:一是试飞地点为南京市西南郊旷野上空,试飞区域长宽十英里,高度50呎上下,试飞时间为一小时半。二是离境路线由南京起飞后直线向东,保证起飞后一小时零十分之内完全飞出中国国境。三是试飞时,为免使市民惊扰,拟在报上登一消息。


正当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1949年8月5日,即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离华返美的途中,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并把国务卿艾奇逊7月30日写给总统杜鲁门的信作为该书的序言一起发表。白皮书的正文分为八章,叙述了从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以来,直至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胜利时为止的中美关系。


白皮书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抗日战争末期至1949年的5年中间,美国实施的对华政策,共1054页、100多万字。其主要意图:一是对内平息国会中反对党派和美国公众就总统对华政策失败而发出的指责,为自己辩护;二是揭露蒋介石政府过去几年与美国的实际关系,以表明国民党政府的倒台主要责任不在美国政府方面,而是由于国民党本身的无能;三是推卸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责任,对外重塑和平使者的形象。白皮书一经问世,便在中美关系史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8月12日,即在白皮书发表的一周后,新华社编辑部就以《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为题,发表了第一篇社评。


8月14日,毛泽东亲笔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文章。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明: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那就是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自己国家内的人民大众的觉悟。


“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毛泽东还批评了国内一部分具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他意味深长地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帝国主义凶恶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因此,毛泽东提醒人民必须:“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


与此同时,毛泽东告诫人们说:“‘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或者相当大的距离。


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发表是值得庆祝的,因为它给了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而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特别是对那些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


接着,毛泽东又一针见血地说道:“艾奇逊公开说,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国的羁绊’。这就是说,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


因为据说,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外国的’,在中国没有根的,是德国的马克思(此人已死了六十六年)、俄国的列宁(此人已死了二十五年)和斯大林(此人还活着)强加于中国人的,而且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坏透了,提倡什么阶级斗争,打倒帝国主义等等,因此,必须推翻。


这件事,经过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幕后总司令,艾奇逊国务卿和司徒雷登滚蛋大使们一‘鼓励’,据说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对于有爱国心的人们说来,艾奇逊的话不是一种‘鼓励’,而是一种侮辱。”


为了进一步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教育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对美国存有幻想和糊涂思想的人,使他们不上帝国主义的当。


从1949年8月18日至9月16日,即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又接连为新华社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4篇载入史册的檄文,其镜鉴意义不言而喻。


首先,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通过对白皮书的透彻分析,使人们能够全面的、清醒的认识中美关系、一百年来的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以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应采取的正确态度。


特别是对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如何正确认识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上给予了指点迷津。从这个意义上讲,白皮书的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一件好事。正如毛泽东所说:“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其次,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对白皮书进行批判时,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引导那些对美国仍然抱有幻想的人和“有错误思想的人”,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去认识美国当权者向国民党提供援助,支持其打内战,导致中国老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真实面目,以争取更多的中间派人士对革命和对共产党的支持。


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大革命中,全中国热气腾腾,有良好的条件去争取和团结一切对人民革命事业尚无深仇大恨,但有错误思想的人。


先进的人们应当利用白皮书,向一切这样的人进行说服工作”,进一步激发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意志和决心。同时,还正告那些干涉中国内政者,要“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着手改变他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才是人间正道。


再次,毛泽东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旨在檄告天下:白皮书既“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也是一部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记录和辩护书。


一方面,白皮书披露了美国侵华和国民党腐败的若干事实材料,不得不承认中国革命“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这些势力美国也曾试图加以影响,但不能有效”。


另一方面,白皮书为在重大历史关头,进一步认清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本质,教育人民认清真相、分清敌友,提供了历史教科书。


同时,也告诫全国人民在全国平定以后,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仍将在中国“破坏和捣乱”,我们务必要时刻提高警惕。(宋铖)

缘起的心星 发表于  2019-11-22 19:22:01 75字 ( 0/47)

[呕吐]【建议】你这个【二百五的脑袋】,不要自作聪明的把【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之名句随便【瞎改】以后,而【矮化人民的斗争行为】。。。

无论我们走得再远,也要记住来时路上的初心。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重温毛泽东于1949年8月14日为新华社撰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会给今天的我们许多关于重大问题认识的启迪,为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历史借鉴和方法指南。


20世纪20年代初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是中国政治发生天翻地覆巨大变化的时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华盛顿体系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尔塔体系确立,从国民党上台执政到它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推翻,这个时期的国际形势、中国政局和中外关系处处充满变数。


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毛泽东认为,无论国际形势怎样演变,外部力量也不会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根本影响。


同时,中国革命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维护人民利益的目标,决定了新中国同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难以避免,至于这种矛盾和冲突的表现形式、尖锐程度和持续时间则取决于双方的政策,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进程。


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进行期间和结束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眼看国民党政府的倒台已成定局,美国的决策者不得不重新审查自己的对华政策。


1948年9月,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指出,继续仅仅对蒋介石承担义务,不是一种好的外交。


10月,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国民党政府,特别是蒋介石“已较过去更加不孚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他向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可否“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马歇尔因为害怕美国要对此“产生的新局面担负责任”,没有同意这样做。


11月中旬,司徒雷登与李宗仁进行长谈。李宗仁胸有成竹地说,美国政府应劝告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并表示新的领导如果能够得到美国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么,“它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


随即,司徒雷登又向马歇尔建议发表一项表示支持新的非共产党政权的政策声明。此后,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策划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


对于这场主要由桂系势力掀起的新的和平运动,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曾寄予希望。有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还极力劝说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已经破产的“中间路线”的主张,又被某些地方实力派和民主派的右翼分子重新提了出来。他们企图在和谈中造成同国民党、共产党三分天下的局面,或建立区域性的地方政府以划地自保。


为了彻底揭露国民党企图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的“和谈”阴谋,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针对少数人在革命态度上的模糊和动摇,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声明强调,蒋介石的“和平”建议是虚伪的,他所提出的和谈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


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有其内在的深刻原因,非外部的力量所能左右,即使外部势力直接出兵干涉,也无法挽救国民党政权的败亡。


1949年4月23日午夜,第三野战军第35军由下关经挹江门进入南京,将红旗插上“总统府”,宣告南京解放。此时,仍留在南京观望的司徒雷登,“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一起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到了1949年五六月间,司徒雷登与他的私人顾问傅泾波曾多次同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侨事务处处长黄华秘密接触,试探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对美国的态度。黄华告诉他,美国政府应明确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停止援助蒋介石。


6月8日,傅泾波告诉黄华说:司徒雷登有意在返回美国前到北平见周恩来。并称关于中美关系“美国现在很难作出正式表示,此需司徒雷登返美后努力。但司徒雷登需要知道中央更高级方面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力量”。第二天,中共南京市委将此情况电告中央。


6月14日,周恩来以中央名义电告南京市委:司徒雷登及傅泾波如再要求来北平,可同意其“在返美前至燕京大学一行”。至于是否与周恩来见面,“待其到北平后再定”。终因美帝国主义阻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司徒雷登北平之行未能成行。


在此情形下,1949年7月5日,中共南京市委根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要求,立即通知司徒雷登,美使馆飞机试飞与离境返回美国路线的三条规定:一是试飞地点为南京市西南郊旷野上空,试飞区域长宽十英里,高度50呎上下,试飞时间为一小时半。二是离境路线由南京起飞后直线向东,保证起飞后一小时零十分之内完全飞出中国国境。三是试飞时,为免使市民惊扰,拟在报上登一消息。


正当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1949年8月5日,即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离华返美的途中,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并把国务卿艾奇逊7月30日写给总统杜鲁门的信作为该书的序言一起发表。白皮书的正文分为八章,叙述了从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以来,直至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胜利时为止的中美关系。


白皮书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抗日战争末期至1949年的5年中间,美国实施的对华政策,共1054页、100多万字。其主要意图:一是对内平息国会中反对党派和美国公众就总统对华政策失败而发出的指责,为自己辩护;二是揭露蒋介石政府过去几年与美国的实际关系,以表明国民党政府的倒台主要责任不在美国政府方面,而是由于国民党本身的无能;三是推卸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责任,对外重塑和平使者的形象。白皮书一经问世,便在中美关系史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8月12日,即在白皮书发表的一周后,新华社编辑部就以《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为题,发表了第一篇社评。


8月14日,毛泽东亲笔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文章。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明: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那就是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自己国家内的人民大众的觉悟。


“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毛泽东还批评了国内一部分具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他意味深长地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帝国主义凶恶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因此,毛泽东提醒人民必须:“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


与此同时,毛泽东告诫人们说:“‘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或者相当大的距离。


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发表是值得庆祝的,因为它给了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而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特别是对那些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


接着,毛泽东又一针见血地说道:“艾奇逊公开说,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国的羁绊’。这就是说,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


因为据说,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外国的’,在中国没有根的,是德国的马克思(此人已死了六十六年)、俄国的列宁(此人已死了二十五年)和斯大林(此人还活着)强加于中国人的,而且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坏透了,提倡什么阶级斗争,打倒帝国主义等等,因此,必须推翻。


这件事,经过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幕后总司令,艾奇逊国务卿和司徒雷登滚蛋大使们一‘鼓励’,据说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对于有爱国心的人们说来,艾奇逊的话不是一种‘鼓励’,而是一种侮辱。”


为了进一步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教育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对美国存有幻想和糊涂思想的人,使他们不上帝国主义的当。


从1949年8月18日至9月16日,即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又接连为新华社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4篇载入史册的檄文,其镜鉴意义不言而喻。


首先,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通过对白皮书的透彻分析,使人们能够全面的、清醒的认识中美关系、一百年来的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以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应采取的正确态度。


特别是对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如何正确认识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上给予了指点迷津。从这个意义上讲,白皮书的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一件好事。正如毛泽东所说:“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其次,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对白皮书进行批判时,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引导那些对美国仍然抱有幻想的人和“有错误思想的人”,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去认识美国当权者向国民党提供援助,支持其打内战,导致中国老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真实面目,以争取更多的中间派人士对革命和对共产党的支持。


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大革命中,全中国热气腾腾,有良好的条件去争取和团结一切对人民革命事业尚无深仇大恨,但有错误思想的人。


先进的人们应当利用白皮书,向一切这样的人进行说服工作”,进一步激发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意志和决心。同时,还正告那些干涉中国内政者,要“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着手改变他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才是人间正道。


再次,毛泽东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旨在檄告天下:白皮书既“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也是一部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记录和辩护书。


一方面,白皮书披露了美国侵华和国民党腐败的若干事实材料,不得不承认中国革命“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这些势力美国也曾试图加以影响,但不能有效”。


另一方面,白皮书为在重大历史关头,进一步认清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本质,教育人民认清真相、分清敌友,提供了历史教科书。


同时,也告诫全国人民在全国平定以后,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仍将在中国“破坏和捣乱”,我们务必要时刻提高警惕。(宋铖)

方大胖子 发表于  2019-11-22 12:36:59 10字 ( 0/55)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无论我们走得再远,也要记住来时路上的初心。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重温毛泽东于1949年8月14日为新华社撰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会给今天的我们许多关于重大问题认识的启迪,为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历史借鉴和方法指南。


20世纪20年代初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是中国政治发生天翻地覆巨大变化的时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华盛顿体系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尔塔体系确立,从国民党上台执政到它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推翻,这个时期的国际形势、中国政局和中外关系处处充满变数。


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毛泽东认为,无论国际形势怎样演变,外部力量也不会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根本影响。


同时,中国革命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维护人民利益的目标,决定了新中国同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难以避免,至于这种矛盾和冲突的表现形式、尖锐程度和持续时间则取决于双方的政策,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进程。


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进行期间和结束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眼看国民党政府的倒台已成定局,美国的决策者不得不重新审查自己的对华政策。


1948年9月,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指出,继续仅仅对蒋介石承担义务,不是一种好的外交。


10月,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国民党政府,特别是蒋介石“已较过去更加不孚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他向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可否“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马歇尔因为害怕美国要对此“产生的新局面担负责任”,没有同意这样做。


11月中旬,司徒雷登与李宗仁进行长谈。李宗仁胸有成竹地说,美国政府应劝告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并表示新的领导如果能够得到美国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么,“它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


随即,司徒雷登又向马歇尔建议发表一项表示支持新的非共产党政权的政策声明。此后,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策划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


对于这场主要由桂系势力掀起的新的和平运动,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曾寄予希望。有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还极力劝说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已经破产的“中间路线”的主张,又被某些地方实力派和民主派的右翼分子重新提了出来。他们企图在和谈中造成同国民党、共产党三分天下的局面,或建立区域性的地方政府以划地自保。


为了彻底揭露国民党企图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的“和谈”阴谋,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针对少数人在革命态度上的模糊和动摇,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声明强调,蒋介石的“和平”建议是虚伪的,他所提出的和谈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


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有其内在的深刻原因,非外部的力量所能左右,即使外部势力直接出兵干涉,也无法挽救国民党政权的败亡。


1949年4月23日午夜,第三野战军第35军由下关经挹江门进入南京,将红旗插上“总统府”,宣告南京解放。此时,仍留在南京观望的司徒雷登,“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一起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到了1949年五六月间,司徒雷登与他的私人顾问傅泾波曾多次同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侨事务处处长黄华秘密接触,试探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对美国的态度。黄华告诉他,美国政府应明确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停止援助蒋介石。


6月8日,傅泾波告诉黄华说:司徒雷登有意在返回美国前到北平见周恩来。并称关于中美关系“美国现在很难作出正式表示,此需司徒雷登返美后努力。但司徒雷登需要知道中央更高级方面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力量”。第二天,中共南京市委将此情况电告中央。


6月14日,周恩来以中央名义电告南京市委:司徒雷登及傅泾波如再要求来北平,可同意其“在返美前至燕京大学一行”。至于是否与周恩来见面,“待其到北平后再定”。终因美帝国主义阻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司徒雷登北平之行未能成行。


在此情形下,1949年7月5日,中共南京市委根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要求,立即通知司徒雷登,美使馆飞机试飞与离境返回美国路线的三条规定:一是试飞地点为南京市西南郊旷野上空,试飞区域长宽十英里,高度50呎上下,试飞时间为一小时半。二是离境路线由南京起飞后直线向东,保证起飞后一小时零十分之内完全飞出中国国境。三是试飞时,为免使市民惊扰,拟在报上登一消息。


正当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1949年8月5日,即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离华返美的途中,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并把国务卿艾奇逊7月30日写给总统杜鲁门的信作为该书的序言一起发表。白皮书的正文分为八章,叙述了从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以来,直至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胜利时为止的中美关系。


白皮书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抗日战争末期至1949年的5年中间,美国实施的对华政策,共1054页、100多万字。其主要意图:一是对内平息国会中反对党派和美国公众就总统对华政策失败而发出的指责,为自己辩护;二是揭露蒋介石政府过去几年与美国的实际关系,以表明国民党政府的倒台主要责任不在美国政府方面,而是由于国民党本身的无能;三是推卸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责任,对外重塑和平使者的形象。白皮书一经问世,便在中美关系史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8月12日,即在白皮书发表的一周后,新华社编辑部就以《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为题,发表了第一篇社评。


8月14日,毛泽东亲笔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文章。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明: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那就是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自己国家内的人民大众的觉悟。


“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毛泽东还批评了国内一部分具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他意味深长地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帝国主义凶恶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因此,毛泽东提醒人民必须:“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


与此同时,毛泽东告诫人们说:“‘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或者相当大的距离。


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发表是值得庆祝的,因为它给了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而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特别是对那些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


接着,毛泽东又一针见血地说道:“艾奇逊公开说,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国的羁绊’。这就是说,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


因为据说,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外国的’,在中国没有根的,是德国的马克思(此人已死了六十六年)、俄国的列宁(此人已死了二十五年)和斯大林(此人还活着)强加于中国人的,而且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坏透了,提倡什么阶级斗争,打倒帝国主义等等,因此,必须推翻。


这件事,经过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幕后总司令,艾奇逊国务卿和司徒雷登滚蛋大使们一‘鼓励’,据说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对于有爱国心的人们说来,艾奇逊的话不是一种‘鼓励’,而是一种侮辱。”


为了进一步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教育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对美国存有幻想和糊涂思想的人,使他们不上帝国主义的当。


从1949年8月18日至9月16日,即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又接连为新华社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4篇载入史册的檄文,其镜鉴意义不言而喻。


首先,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通过对白皮书的透彻分析,使人们能够全面的、清醒的认识中美关系、一百年来的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以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应采取的正确态度。


特别是对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如何正确认识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上给予了指点迷津。从这个意义上讲,白皮书的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一件好事。正如毛泽东所说:“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其次,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对白皮书进行批判时,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引导那些对美国仍然抱有幻想的人和“有错误思想的人”,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去认识美国当权者向国民党提供援助,支持其打内战,导致中国老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真实面目,以争取更多的中间派人士对革命和对共产党的支持。


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大革命中,全中国热气腾腾,有良好的条件去争取和团结一切对人民革命事业尚无深仇大恨,但有错误思想的人。


先进的人们应当利用白皮书,向一切这样的人进行说服工作”,进一步激发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意志和决心。同时,还正告那些干涉中国内政者,要“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着手改变他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才是人间正道。


再次,毛泽东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旨在檄告天下:白皮书既“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也是一部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记录和辩护书。


一方面,白皮书披露了美国侵华和国民党腐败的若干事实材料,不得不承认中国革命“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这些势力美国也曾试图加以影响,但不能有效”。


另一方面,白皮书为在重大历史关头,进一步认清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本质,教育人民认清真相、分清敌友,提供了历史教科书。


同时,也告诫全国人民在全国平定以后,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仍将在中国“破坏和捣乱”,我们务必要时刻提高警惕。(宋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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