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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剑穿心 发表于  2019-02-12 11:05:29 9534字 ( 36/6238)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独行剑客2015 发表于  2019-02-12 21:19:20 23字 ( 0/109)

做贼心虚呢?还是矫情?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缘起的心星 发表于  2019-02-12 18:10:43 80字 ( 0/122)

个人认为,原来这个【莫言】的【生活思想】,就是建立在要有【电】,要有【电视】的【低档次认识】之上。难怪其写的出来什么【书】,总是与【动物】属性有关。。。[哈哈]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fuyyun 发表于  2019-02-12 17:47:02 78字 ( 0/144)

对诺贝尔奖,只相信科学类的评价,其他的不信。科学类少意识形态观念,其他的评奖的意识形态观念太重,有的人虽获奖但人们的质疑声不绝,和平奖是这样,文学奖也一样。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无名小卒也 发表于  2019-02-12 16:05:01 27字 ( 0/117)

学生为何不适应看莫言的书?为何莫言也接受学生的意见呢?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四两千斤 发表于  2019-02-12 15:34:52 58字 ( 0/122)

哪个“词”都不好意思传颂传颂.......... (四两千斤 02月12日 12:21) 24字(17/0)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四两千斤 发表于  2019-02-12 15:34:28 72字 ( 0/143)

莫言,“魔幻”社会主义中国是有功的,要不为什么得奖啊.............. (四两千斤 02月12日 12:19) 40字(19/0)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缘起的心星 发表于  2019-02-12 18:17:55 32字 ( 0/117)

其写出来的东西,总是离不开它的一个【动物】属性。。。[福尔摩斯]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四两千斤 发表于  2019-02-12 15:33:27 30字 ( 0/124)

莫言是它爷爷啊,我的两个跟帖不见了.............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旭日升中 发表于  2019-02-12 15:24:56 11字 ( 0/136)

这家伙良心大大的坏了。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青山好 发表于  2019-02-12 13:50:10 15字 ( 0/133)

正大无惧,心坏自慌。蛇蝎常藏。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yiliasa 发表于  2019-02-12 13:35:47 15字 ( 0/143)

该敬畏什么不是婆妈人能知道的。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yiliasa 发表于  2019-02-12 13:51:44 42字 ( 0/135)

人们见过很多的婆妈,闲的无事会陈芝麻烂谷子的都搬弄出来,文字下来就是所谓的“小说”。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yiliasa 发表于  2019-02-12 14:09:49 25字 ( 0/117)

莫言的陈谷子烂芝麻又何尝不是婆妈的陈谷子烂籽麻呢。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刘鸿德 发表于  2019-02-12 13:31:45 18字 ( 0/135)

假话说多了,坏事干全了,恐慌是必然!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中道逸民689 发表于  2019-02-12 12:52:31 47字 ( 0/157)

人,来到世间,是需要对这个世界有一定的敬畏感的,更需要对这个世界做一件(仅此一件)有意义的事。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刺嫩芽 发表于  2019-02-12 12:45:51 17字 ( 0/153)

莫言很会给祖宗抹黑,人才啊[大笑]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君语 发表于  2019-02-12 12:34:33 68字 ( 0/166)

有段时间,各部门领导春节都在单位,农村各地组织的旱船秧歌,龙狮高跷挨个单位拜年,碰上了还一起热闹,单位放鞭炮给福利。群众人山人海的跟着。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zqazy0 发表于  2019-02-12 12:30:52 11字 ( 0/176)

莫言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上城客 发表于  2019-02-12 12:43:17 12字 ( 0/126)

你给莫言提鞋的资格都不够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老朽颂明 发表于  2019-02-12 20:50:00 7字 ( 0/131)

你是莫言知音。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夕阳宇楠 发表于  2019-02-12 12:42:57 4字 ( 0/104)

有道理。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夕阳宇楠 发表于  2019-02-12 12:21:21 37字 ( 0/124)

莫言这个人,在中国人的心中实际上什么都不是,这样人太不聪明,自我感觉不错。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老朽颂明 发表于  2019-02-12 12:19:13 31字 ( 0/124)

莫言文学所透露的总是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慌情绪。这是他的符号。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老朽颂明 发表于  2019-02-12 11:39:26 19字 ( 0/155)

莫言在台湾的讲话很精彩。令人难以忘怀。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刺嫩芽 发表于  2019-02-12 13:03:56 21字 ( 0/124)

有亡我之心的人都觉得莫言讲话很精彩[大笑]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老朽颂明 发表于  2019-02-12 12:17:08 13字 ( 0/140)

莫言,莫言,还是莫言最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弯阅 发表于  2019-02-12 12:10:50 12字 ( 0/125)

您还给其他什么人提过鞋。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老朽颂明 发表于  2019-02-12 11:45:46 18字 ( 0/123)

应当收入莫言文集,最能代表莫言形象。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老朽颂明 发表于  2019-02-12 11:38:27 42字 ( 0/149)

借地。我的不要纠结小岗村只放了个标题。期望能把给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信放出来!谢谢!!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夕阳宇楠 发表于  2019-02-12 11:37:59 24字 ( 0/129)

莫言在中国人的心中没有位置,聪明的还是闭嘴为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第十阶层1 发表于  2019-02-12 11:29:15 17字 ( 0/165)

好像莫言是一个中国农民不待见的人。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老朽颂明 发表于  2019-02-12 12:16:24 5字 ( 0/138)

工人甚之。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上城客 发表于  2019-02-12 11:31:54 13字 ( 0/133)

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老朽颂明 发表于  2019-02-12 13:25:15 15字 ( 0/151)

低于生活就不招待见了。[大笑]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老朽颂明 发表于  2019-02-12 13:26:27 25字 ( 0/118)

请上城客去军事那边发表点高见。你是老朋友,当捧场。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一是1 发表于  2019-02-12 11:14:37 19字 ( 0/130)

东北乡的恐慌。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退回去几十年,在山东乡下,并不把阳历年当年。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当然,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喊:“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自己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据说,解放前腊月初八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做“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

    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而这上坟,其实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轴子前摆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无非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还做几个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摆着几片油炸的焦黄的豆腐之类。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就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的庆典了。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家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莫言: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

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母亲说过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叫花子不由得长叹一声,感叹自己命运实在是糟糕,连一瓦罐饺子都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来源:岛屿书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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