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社区>> 深入讨论
朝思暮想 发表于  2018-05-17 16:36:50 17167字 ( 5/962)

文明素质论

前言:这是我写于2001年的文章,是用来评职称的。因特感与目前形势紧密关联,故发表于此。

文 明 素 质 论

赖平华

摘要   首先,本文将人的与社会发展程度相对应的素质命名为文明素质;进而,本文提出文明素质三要素,即创制与使用工具的技术行为、创建与维护制度的社会行为、创造与运用知识的学习行为;最后作者指出,提升文明素质的关键是为国民提供创新的宽松环境与良好服务。总之,本文是以探索为本的,因而某些观点难免引发争议。譬如本文提出,人的因素之中,唯文明素质是“与时俱进”的因素,是人的改造社会环境、推动历史向前的因素,而道德、经验之类则是“与时俱变”因素,是人的适应社会环境、跟随历史演化的因素。

关键词  文明素质  技术、知识、制度   创新

一、文明素质之提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们逐渐看清,中华振兴的蓬勃势头正挨挤受阻于“国民素质”之狭隘瓶颈。由此,“素质教育”呼声日高。

可是,当我们对于关乎国运的“素质”悟其紧要而求解时,方知其学术真空:既无定义亦无诠释见诸专文。好在有字典之类的工具书提供了对“素质”一词的内涵界定:①人的生理原有特点;②事物的本来性质;③完成某类活动所必须的基本条件。

 由此可见,能够通过教育来提升的素质,当然不会是那种与生俱来的固有素质(例如参与体育竞技或从事文艺表演的天赋条件)。但是,人的后天可塑素质也是分门别类的,诸如文化素质、专业素质、综合素质等。所以,为着将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素质与其他素质相区别,就有必要将此项素质专门命名——不妨设之为“文明素质”。

二、文明素质之构成

人的文明素质由三要素构成,即创制与使用工具的技术行为、创建与维护制度的社会行为、创造与运用知识的学习行为。所以有上述见解,理由如下:

首先,人类文明程度仅与人类文明素质的最高成果相对应。

达尔文的生物理论使我们意识到,与物种进化等级相对应的是它们的体质构造,即愈高级的生物构造愈复杂;不仅物种差别基本以体质构造为据,而且,种内个体优劣也以体质差异为因。譬如,飞得远的鸽子、跑得快的马、力气大的牛,它们无不血统优良。

然而,上述规律显与人类相违。如果说,猿人尚且保留着“进步的四肢和落后的头骨”这一明显相异于现代人的构造特征,那么,原始社会的新人与现代人的差别却不比现在人种的差异更大,因而没有任何依据人的生物学特征划分人类文明阶段的方法。而且,今日世界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非以种族划分;一些世界级的精英人物,往往国籍是发达国家的,族籍却是发展中国家的,因而,也没有任何依据生物学方法测定人的文明程度的方法。

虽然人类区别于动物首先是基于生物学原因:人置身生物系统树的顶端。可是,人与兽的自然界地位日趋悬殊,而它们之间的生物学差异却并无相应扩大。近代生物学家对此早有关注——赫胥黎在《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一文中指出,“不管是哪一个器官系统,在猿类系列中把它们的变化作比较研究,都可以得到一个相同可结果,即人同大猩猩和黑猩猩的构造上的差别不及大猩猩同比它低等的猴类的差别那样大。”现代生物学更对此有所实证——19754月号的美国《科学》杂志封面要目上刊登了遗传学家玛丽·克莱尔·金的开创性研究成果:人和黑猩猩的基因有99%完全相同。

既然人兽之别的持续扩大并非由于生物学变异,那么人与其他生物的分界就只能刻划在行为方式的差别上。先哲对此早有发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最早指出:人是社会的动物;近代美国的弗兰克林首先定义: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现代德国的恩斯特·卡西尔最新发现:人是符号的动物。

实际上,高等动物亦有社会行为(甚至能组成等级社会)、工具行为(甚至能制造简单工具)和学习行为(甚至能经人训练学会崭新本领)。所以,人类真正脱离兽界的文明仅起始于制度社会(基于强力兵器与成文法律)、知识学习(基于书本传授与科研工具)和制造技术(基于管理和知识)。

人类自始就与其创造物合二为一——石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的诞生。而且,人自取得了能够增加社会效益的创造物,人就日益懂得唯有依靠创造才能取得生存竞争的优势。因而,人类的社会发展就逐渐与人类的生物学变异失去了对应关系;人类的发展差距也很快成为与种族差别毫无关联的事情。

请注意,人类是以制造工具而升华于动物界的,但文明却是追随着金属工具、国家制度及文字语言这三大创造的一并出现而降临的;再请注意,此时此刻既没有在人类中相应发生足以区别文明人与原始人的生物学变异,也没有因为人的生物学平等而出现整齐划一的人类共同发展;更请注意,自有文明,人类的每次文明升级,都是由于人类在技术、知识及制度上的同步创新而实现的,并且每次的文明升级都不是在人类整体中实现的,而是在部分民族中首先实现的。例如,近代文明揭晓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改革、瓦特的蒸汽机技术发明及牛顿的实验科学发现。

其次,人的其他因素在人类的文明发展中则处于从属位置,即随人的文明创造所致环境改变而变化。

自有文明,人类在社会发展上的差距日趋明显,而舍去文明素质的比较,我们再找不到其他的附着在人本身之上的因素可咎其责。

同样的资源或财富,由不同的人掌控、操作或研发,结果会截然不同、大相径庭,这已是人所共识的不争事实;而其所以然,根本就与人的性别、年龄、经验、肤色等因素没有因果关系,甚至与人的体质或道德也没有必然联系。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在以体力为主要谋生手段的社会中,妇女尤受专制之苦,而现代社会,从政党领袖、政府领导到科学家、企业家,何方男性不受女性的强劲挑战?而她们之仰赖,尤其科技与民主。与女权升温同样醒目的现代现象便是年少者对年长者的地位冲击:如今的社会精英处处后浪推前浪,小字辈凭借的全是日新月异的新式文明创造,这使寄托在古老技艺、文化或体制上的经验优势相形见绌。再就是,我们共同注意到这样的现代特色,即愈是参与世界竞争的团队(企业、院校、政府等),就愈是优选跨国人才,因而不同肤色的人共事反而成为事业强大的有力象征。

 关于人的体质与道德,更是人的因素中的与时俱变部分,而并非与时俱进部分。此话怎讲?请容我一一道来。①尊重事实的人都看得清,民众体质及寿命状态都跟随民族兴衰而变。这里举正反两例说明之:日本人素以矮小著称于古代及近代,但近期统计资料显示,其30岁以下人的平均身高超过了我国同龄人。而俄罗斯自前苏联解体,其国民平均寿命一度急剧下滑(男子平均寿命从1985年的65岁缩短至1995年的58岁——摘自《看世界》,98年第3期)。此外,人的身体状况也不能说明人的文明素质。例如,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是坐轮椅的罗斯福;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是坐轮椅的英国人霍金。②道德虽属文明范畴,但对其历史作用之评价,却不像讨论技术、知识、制度那么易于结论。我们都可坦言,我国的今非昔比、突飞猛进源自体制改革、技术升级、知识更新,但我们却既不能说这与道德因素互成因果,甚至也不能说现在的国民道德与改革开放前比较已经“与时俱进”了。总之,道德是人的因素中的一个必然会“与时俱变”的因素,但它未必是“与时俱进”的因素。例如,大人与小孩比较,总可以一般而论称大比小懂得多,但难以普遍说大比小更有道德。而且,我们既难以说发达国家的人比发展中国家的人更道德,也难以反过来下结论,是各适其境的自然而然,与棕熊、黑熊与北极熊的毛色差别同理。

三、文明素质之提升

 我们已明了,人类的文明程度取决于文明创造,也就是说,何等的文明创造决定何等的文明程度;我们又知道,人类的文明创造取决于文明素质,也就是说,何等的文明素质决定何等的文明创造。因而,欲兴民族、促发展,唯有以提升国民的文明素质为首要。

关于提升文明素质,当务之急不是摸索方法,而是弄清原理。

首先,应明确人类创造与自然创造的相关性。

人若缺乏对自然的认知,便总也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或自大妄为,或自卑拜神。人之高于其余动物完全归功于其创造力:若赤手空拳谁敢与猛兽单打独斗?若自力更生哪能在荒野绝处逢生?但就创造物而言,若将人类的与自然的相比,宏伟程度没有超越天体的;精细程度没有超越粒子的,而奇妙程度没有超越生物的。所以,“万物之灵长”全因学习自然、努力创新而来;所以,凡踏人间正道者,必是努力创新的自然学子,而步入歧途者无不舍本求末:岂不知,那些具有放电喷毒变色“特异功能”的,那些自离母体便可“生而知之”、“自力更生”的,哪位不是低等动物?

人类的先知先觉是最早研究自然创造的人,而不是将自然创造归因于神的人,这才引出无尽的人间奇迹。也是因为先驱的不懈研究,我们才通晓,那无限多样的物质及生命,都是从无到有、由简到繁演变进化而来的,并且,产生在后的高级物与产生在前的低级物,在形式上有替代关系,而在结构上却有积累关系。如分子由原子构成;多细胞生物由单细胞生物构成。

自有人类,世界又多了个另类创造,即人造物,它们亦如自然规律一样值得研究。它们虽经人手所创,但其产生与发展也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在规律。例如,人类的历史性进步总以技术、知识及制度的相关整体变革为标志。再如,就像生物演变起始于生物材料的出现(即有机物),而后是能量转换系统出现(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光能转换成生物可储存、可使用的生物能),其后是信息处理系统的出现(动物神经系统的进化使机体趋利避害控制力不断增强),类似地,人类发展起始于人造材料的出现(青铜)宣告了古文明降临,继而后是人造能量转换系统出现(蒸汽机)标志着近代文明到来,其后是人造信息处理系统的出现(电脑、网络)开端了现代文明——自然创造与人类创造都循着物质—材料→能量—动力→信息—控制系统的出现与完善而演变。

总之,唯有在对自然创造的全面科研中,我们才能真正找寻到人类创造的源泉,也才能充分实现人类教育的价值;而唯有在对人类创造的的客观认识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文明创造于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作用,也才会像过去从事阶级斗争一样热衷现代的文明创造。

其次,应明确人类的文明创造物是人类共同的利益载体。

人类的文明实践史使我们意识到,人类不断增长的需要唯有依靠人类的不断创新才能满足。而且,也只有领先于世界的技术、知识及制度,才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类的根本利益。

通过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比较我们懂得,生物是由发生在体质构造上的有利变异的积累而进化,人类则是由发生在文明创造上的有利变革的积累而发展。

事实证明,人类在知识、技术及制度上的创造与积累即是人类共同的利益载体。除此而外,有任何其他事务能对民生的增进提供持续保障吗?事实更证明,只有最大地参与文明创造,才能最多地享用文明成果。难道不是吗?从古到今显而易见的是,哪个民族创造领先,哪个民族便在人类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什么地方让民众自主创新,什么地方就能够富甲天下。

最后,应当为创新提供宽松的环境及良好的服务。

如果问,地球上为何有的地方物种繁茂、生机盎然,有的地方则满目荒凉、草木不生?答案一定很简单:环境不同而已。那么,为何世界上有的国家高新创造不断,有的国家则成为重大创新的不毛之地?原因岂不也在环境——只不过彼为自然环境,此为社会环境。

我们注意到,后进国家一般传统力量强大,因而创新者风险大而利益保障少,守旧者风险小而利益保障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发达国家都最早创建了专利制度,并日臻完善着知识产权制度,其结果创新者受益最大(如爱迪生、比尔·盖茨)。

总而言之,只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对待现状,我们就一定能准确把握民族命运与国民素质的维系所在,以使中华在攀登创新高潮中实现振兴,并在融入国际潮流中开创未来。

                              2001221

2018517日在字句上略作了修改)

 

中华范 发表于  2018-05-17 22:55:22 0字 ( 0/126)

强制所有孩子将“外语科目与母语科目同等地位的必学必考”,在新时代下早该进入历史了。让“外语”与足球一样归入兴趣爱好,让语文回归应有主位,此大变革早实施越早利国利

强制所有孩子将“外语科目与母语科目同等地位的必学必考”,在新时代下早该进入历史了。让“外语”与足球一样归入兴趣爱好,让语文回归应有主位,此大变革早实施越早利国利

前言:这是我写于2001年的文章,是用来评职称的。因特感与目前形势紧密关联,故发表于此。

文 明 素 质 论

赖平华

摘要   首先,本文将人的与社会发展程度相对应的素质命名为文明素质;进而,本文提出文明素质三要素,即创制与使用工具的技术行为、创建与维护制度的社会行为、创造与运用知识的学习行为;最后作者指出,提升文明素质的关键是为国民提供创新的宽松环境与良好服务。总之,本文是以探索为本的,因而某些观点难免引发争议。譬如本文提出,人的因素之中,唯文明素质是“与时俱进”的因素,是人的改造社会环境、推动历史向前的因素,而道德、经验之类则是“与时俱变”因素,是人的适应社会环境、跟随历史演化的因素。

关键词  文明素质  技术、知识、制度   创新

一、文明素质之提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们逐渐看清,中华振兴的蓬勃势头正挨挤受阻于“国民素质”之狭隘瓶颈。由此,“素质教育”呼声日高。

可是,当我们对于关乎国运的“素质”悟其紧要而求解时,方知其学术真空:既无定义亦无诠释见诸专文。好在有字典之类的工具书提供了对“素质”一词的内涵界定:①人的生理原有特点;②事物的本来性质;③完成某类活动所必须的基本条件。

 由此可见,能够通过教育来提升的素质,当然不会是那种与生俱来的固有素质(例如参与体育竞技或从事文艺表演的天赋条件)。但是,人的后天可塑素质也是分门别类的,诸如文化素质、专业素质、综合素质等。所以,为着将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素质与其他素质相区别,就有必要将此项素质专门命名——不妨设之为“文明素质”。

二、文明素质之构成

人的文明素质由三要素构成,即创制与使用工具的技术行为、创建与维护制度的社会行为、创造与运用知识的学习行为。所以有上述见解,理由如下:

首先,人类文明程度仅与人类文明素质的最高成果相对应。

达尔文的生物理论使我们意识到,与物种进化等级相对应的是它们的体质构造,即愈高级的生物构造愈复杂;不仅物种差别基本以体质构造为据,而且,种内个体优劣也以体质差异为因。譬如,飞得远的鸽子、跑得快的马、力气大的牛,它们无不血统优良。

然而,上述规律显与人类相违。如果说,猿人尚且保留着“进步的四肢和落后的头骨”这一明显相异于现代人的构造特征,那么,原始社会的新人与现代人的差别却不比现在人种的差异更大,因而没有任何依据人的生物学特征划分人类文明阶段的方法。而且,今日世界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非以种族划分;一些世界级的精英人物,往往国籍是发达国家的,族籍却是发展中国家的,因而,也没有任何依据生物学方法测定人的文明程度的方法。

虽然人类区别于动物首先是基于生物学原因:人置身生物系统树的顶端。可是,人与兽的自然界地位日趋悬殊,而它们之间的生物学差异却并无相应扩大。近代生物学家对此早有关注——赫胥黎在《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一文中指出,“不管是哪一个器官系统,在猿类系列中把它们的变化作比较研究,都可以得到一个相同可结果,即人同大猩猩和黑猩猩的构造上的差别不及大猩猩同比它低等的猴类的差别那样大。”现代生物学更对此有所实证——19754月号的美国《科学》杂志封面要目上刊登了遗传学家玛丽·克莱尔·金的开创性研究成果:人和黑猩猩的基因有99%完全相同。

既然人兽之别的持续扩大并非由于生物学变异,那么人与其他生物的分界就只能刻划在行为方式的差别上。先哲对此早有发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最早指出:人是社会的动物;近代美国的弗兰克林首先定义: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现代德国的恩斯特·卡西尔最新发现:人是符号的动物。

实际上,高等动物亦有社会行为(甚至能组成等级社会)、工具行为(甚至能制造简单工具)和学习行为(甚至能经人训练学会崭新本领)。所以,人类真正脱离兽界的文明仅起始于制度社会(基于强力兵器与成文法律)、知识学习(基于书本传授与科研工具)和制造技术(基于管理和知识)。

人类自始就与其创造物合二为一——石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的诞生。而且,人自取得了能够增加社会效益的创造物,人就日益懂得唯有依靠创造才能取得生存竞争的优势。因而,人类的社会发展就逐渐与人类的生物学变异失去了对应关系;人类的发展差距也很快成为与种族差别毫无关联的事情。

请注意,人类是以制造工具而升华于动物界的,但文明却是追随着金属工具、国家制度及文字语言这三大创造的一并出现而降临的;再请注意,此时此刻既没有在人类中相应发生足以区别文明人与原始人的生物学变异,也没有因为人的生物学平等而出现整齐划一的人类共同发展;更请注意,自有文明,人类的每次文明升级,都是由于人类在技术、知识及制度上的同步创新而实现的,并且每次的文明升级都不是在人类整体中实现的,而是在部分民族中首先实现的。例如,近代文明揭晓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改革、瓦特的蒸汽机技术发明及牛顿的实验科学发现。

其次,人的其他因素在人类的文明发展中则处于从属位置,即随人的文明创造所致环境改变而变化。

自有文明,人类在社会发展上的差距日趋明显,而舍去文明素质的比较,我们再找不到其他的附着在人本身之上的因素可咎其责。

同样的资源或财富,由不同的人掌控、操作或研发,结果会截然不同、大相径庭,这已是人所共识的不争事实;而其所以然,根本就与人的性别、年龄、经验、肤色等因素没有因果关系,甚至与人的体质或道德也没有必然联系。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在以体力为主要谋生手段的社会中,妇女尤受专制之苦,而现代社会,从政党领袖、政府领导到科学家、企业家,何方男性不受女性的强劲挑战?而她们之仰赖,尤其科技与民主。与女权升温同样醒目的现代现象便是年少者对年长者的地位冲击:如今的社会精英处处后浪推前浪,小字辈凭借的全是日新月异的新式文明创造,这使寄托在古老技艺、文化或体制上的经验优势相形见绌。再就是,我们共同注意到这样的现代特色,即愈是参与世界竞争的团队(企业、院校、政府等),就愈是优选跨国人才,因而不同肤色的人共事反而成为事业强大的有力象征。

 关于人的体质与道德,更是人的因素中的与时俱变部分,而并非与时俱进部分。此话怎讲?请容我一一道来。①尊重事实的人都看得清,民众体质及寿命状态都跟随民族兴衰而变。这里举正反两例说明之:日本人素以矮小著称于古代及近代,但近期统计资料显示,其30岁以下人的平均身高超过了我国同龄人。而俄罗斯自前苏联解体,其国民平均寿命一度急剧下滑(男子平均寿命从1985年的65岁缩短至1995年的58岁——摘自《看世界》,98年第3期)。此外,人的身体状况也不能说明人的文明素质。例如,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是坐轮椅的罗斯福;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是坐轮椅的英国人霍金。②道德虽属文明范畴,但对其历史作用之评价,却不像讨论技术、知识、制度那么易于结论。我们都可坦言,我国的今非昔比、突飞猛进源自体制改革、技术升级、知识更新,但我们却既不能说这与道德因素互成因果,甚至也不能说现在的国民道德与改革开放前比较已经“与时俱进”了。总之,道德是人的因素中的一个必然会“与时俱变”的因素,但它未必是“与时俱进”的因素。例如,大人与小孩比较,总可以一般而论称大比小懂得多,但难以普遍说大比小更有道德。而且,我们既难以说发达国家的人比发展中国家的人更道德,也难以反过来下结论,是各适其境的自然而然,与棕熊、黑熊与北极熊的毛色差别同理。

三、文明素质之提升

 我们已明了,人类的文明程度取决于文明创造,也就是说,何等的文明创造决定何等的文明程度;我们又知道,人类的文明创造取决于文明素质,也就是说,何等的文明素质决定何等的文明创造。因而,欲兴民族、促发展,唯有以提升国民的文明素质为首要。

关于提升文明素质,当务之急不是摸索方法,而是弄清原理。

首先,应明确人类创造与自然创造的相关性。

人若缺乏对自然的认知,便总也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或自大妄为,或自卑拜神。人之高于其余动物完全归功于其创造力:若赤手空拳谁敢与猛兽单打独斗?若自力更生哪能在荒野绝处逢生?但就创造物而言,若将人类的与自然的相比,宏伟程度没有超越天体的;精细程度没有超越粒子的,而奇妙程度没有超越生物的。所以,“万物之灵长”全因学习自然、努力创新而来;所以,凡踏人间正道者,必是努力创新的自然学子,而步入歧途者无不舍本求末:岂不知,那些具有放电喷毒变色“特异功能”的,那些自离母体便可“生而知之”、“自力更生”的,哪位不是低等动物?

人类的先知先觉是最早研究自然创造的人,而不是将自然创造归因于神的人,这才引出无尽的人间奇迹。也是因为先驱的不懈研究,我们才通晓,那无限多样的物质及生命,都是从无到有、由简到繁演变进化而来的,并且,产生在后的高级物与产生在前的低级物,在形式上有替代关系,而在结构上却有积累关系。如分子由原子构成;多细胞生物由单细胞生物构成。

自有人类,世界又多了个另类创造,即人造物,它们亦如自然规律一样值得研究。它们虽经人手所创,但其产生与发展也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在规律。例如,人类的历史性进步总以技术、知识及制度的相关整体变革为标志。再如,就像生物演变起始于生物材料的出现(即有机物),而后是能量转换系统出现(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光能转换成生物可储存、可使用的生物能),其后是信息处理系统的出现(动物神经系统的进化使机体趋利避害控制力不断增强),类似地,人类发展起始于人造材料的出现(青铜)宣告了古文明降临,继而后是人造能量转换系统出现(蒸汽机)标志着近代文明到来,其后是人造信息处理系统的出现(电脑、网络)开端了现代文明——自然创造与人类创造都循着物质—材料→能量—动力→信息—控制系统的出现与完善而演变。

总之,唯有在对自然创造的全面科研中,我们才能真正找寻到人类创造的源泉,也才能充分实现人类教育的价值;而唯有在对人类创造的的客观认识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文明创造于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作用,也才会像过去从事阶级斗争一样热衷现代的文明创造。

其次,应明确人类的文明创造物是人类共同的利益载体。

人类的文明实践史使我们意识到,人类不断增长的需要唯有依靠人类的不断创新才能满足。而且,也只有领先于世界的技术、知识及制度,才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类的根本利益。

通过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比较我们懂得,生物是由发生在体质构造上的有利变异的积累而进化,人类则是由发生在文明创造上的有利变革的积累而发展。

事实证明,人类在知识、技术及制度上的创造与积累即是人类共同的利益载体。除此而外,有任何其他事务能对民生的增进提供持续保障吗?事实更证明,只有最大地参与文明创造,才能最多地享用文明成果。难道不是吗?从古到今显而易见的是,哪个民族创造领先,哪个民族便在人类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什么地方让民众自主创新,什么地方就能够富甲天下。

最后,应当为创新提供宽松的环境及良好的服务。

如果问,地球上为何有的地方物种繁茂、生机盎然,有的地方则满目荒凉、草木不生?答案一定很简单:环境不同而已。那么,为何世界上有的国家高新创造不断,有的国家则成为重大创新的不毛之地?原因岂不也在环境——只不过彼为自然环境,此为社会环境。

我们注意到,后进国家一般传统力量强大,因而创新者风险大而利益保障少,守旧者风险小而利益保障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发达国家都最早创建了专利制度,并日臻完善着知识产权制度,其结果创新者受益最大(如爱迪生、比尔·盖茨)。

总而言之,只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对待现状,我们就一定能准确把握民族命运与国民素质的维系所在,以使中华在攀登创新高潮中实现振兴,并在融入国际潮流中开创未来。

                              2001221

2018517日在字句上略作了修改)

 

弯阅 发表于  2018-05-17 16:55:30 16字 ( 0/105)

文明素质不应该有坑蒙拐骗的内容。

前言:这是我写于2001年的文章,是用来评职称的。因特感与目前形势紧密关联,故发表于此。

文 明 素 质 论

赖平华

摘要   首先,本文将人的与社会发展程度相对应的素质命名为文明素质;进而,本文提出文明素质三要素,即创制与使用工具的技术行为、创建与维护制度的社会行为、创造与运用知识的学习行为;最后作者指出,提升文明素质的关键是为国民提供创新的宽松环境与良好服务。总之,本文是以探索为本的,因而某些观点难免引发争议。譬如本文提出,人的因素之中,唯文明素质是“与时俱进”的因素,是人的改造社会环境、推动历史向前的因素,而道德、经验之类则是“与时俱变”因素,是人的适应社会环境、跟随历史演化的因素。

关键词  文明素质  技术、知识、制度   创新

一、文明素质之提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们逐渐看清,中华振兴的蓬勃势头正挨挤受阻于“国民素质”之狭隘瓶颈。由此,“素质教育”呼声日高。

可是,当我们对于关乎国运的“素质”悟其紧要而求解时,方知其学术真空:既无定义亦无诠释见诸专文。好在有字典之类的工具书提供了对“素质”一词的内涵界定:①人的生理原有特点;②事物的本来性质;③完成某类活动所必须的基本条件。

 由此可见,能够通过教育来提升的素质,当然不会是那种与生俱来的固有素质(例如参与体育竞技或从事文艺表演的天赋条件)。但是,人的后天可塑素质也是分门别类的,诸如文化素质、专业素质、综合素质等。所以,为着将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素质与其他素质相区别,就有必要将此项素质专门命名——不妨设之为“文明素质”。

二、文明素质之构成

人的文明素质由三要素构成,即创制与使用工具的技术行为、创建与维护制度的社会行为、创造与运用知识的学习行为。所以有上述见解,理由如下:

首先,人类文明程度仅与人类文明素质的最高成果相对应。

达尔文的生物理论使我们意识到,与物种进化等级相对应的是它们的体质构造,即愈高级的生物构造愈复杂;不仅物种差别基本以体质构造为据,而且,种内个体优劣也以体质差异为因。譬如,飞得远的鸽子、跑得快的马、力气大的牛,它们无不血统优良。

然而,上述规律显与人类相违。如果说,猿人尚且保留着“进步的四肢和落后的头骨”这一明显相异于现代人的构造特征,那么,原始社会的新人与现代人的差别却不比现在人种的差异更大,因而没有任何依据人的生物学特征划分人类文明阶段的方法。而且,今日世界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非以种族划分;一些世界级的精英人物,往往国籍是发达国家的,族籍却是发展中国家的,因而,也没有任何依据生物学方法测定人的文明程度的方法。

虽然人类区别于动物首先是基于生物学原因:人置身生物系统树的顶端。可是,人与兽的自然界地位日趋悬殊,而它们之间的生物学差异却并无相应扩大。近代生物学家对此早有关注——赫胥黎在《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一文中指出,“不管是哪一个器官系统,在猿类系列中把它们的变化作比较研究,都可以得到一个相同可结果,即人同大猩猩和黑猩猩的构造上的差别不及大猩猩同比它低等的猴类的差别那样大。”现代生物学更对此有所实证——19754月号的美国《科学》杂志封面要目上刊登了遗传学家玛丽·克莱尔·金的开创性研究成果:人和黑猩猩的基因有99%完全相同。

既然人兽之别的持续扩大并非由于生物学变异,那么人与其他生物的分界就只能刻划在行为方式的差别上。先哲对此早有发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最早指出:人是社会的动物;近代美国的弗兰克林首先定义: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现代德国的恩斯特·卡西尔最新发现:人是符号的动物。

实际上,高等动物亦有社会行为(甚至能组成等级社会)、工具行为(甚至能制造简单工具)和学习行为(甚至能经人训练学会崭新本领)。所以,人类真正脱离兽界的文明仅起始于制度社会(基于强力兵器与成文法律)、知识学习(基于书本传授与科研工具)和制造技术(基于管理和知识)。

人类自始就与其创造物合二为一——石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的诞生。而且,人自取得了能够增加社会效益的创造物,人就日益懂得唯有依靠创造才能取得生存竞争的优势。因而,人类的社会发展就逐渐与人类的生物学变异失去了对应关系;人类的发展差距也很快成为与种族差别毫无关联的事情。

请注意,人类是以制造工具而升华于动物界的,但文明却是追随着金属工具、国家制度及文字语言这三大创造的一并出现而降临的;再请注意,此时此刻既没有在人类中相应发生足以区别文明人与原始人的生物学变异,也没有因为人的生物学平等而出现整齐划一的人类共同发展;更请注意,自有文明,人类的每次文明升级,都是由于人类在技术、知识及制度上的同步创新而实现的,并且每次的文明升级都不是在人类整体中实现的,而是在部分民族中首先实现的。例如,近代文明揭晓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改革、瓦特的蒸汽机技术发明及牛顿的实验科学发现。

其次,人的其他因素在人类的文明发展中则处于从属位置,即随人的文明创造所致环境改变而变化。

自有文明,人类在社会发展上的差距日趋明显,而舍去文明素质的比较,我们再找不到其他的附着在人本身之上的因素可咎其责。

同样的资源或财富,由不同的人掌控、操作或研发,结果会截然不同、大相径庭,这已是人所共识的不争事实;而其所以然,根本就与人的性别、年龄、经验、肤色等因素没有因果关系,甚至与人的体质或道德也没有必然联系。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在以体力为主要谋生手段的社会中,妇女尤受专制之苦,而现代社会,从政党领袖、政府领导到科学家、企业家,何方男性不受女性的强劲挑战?而她们之仰赖,尤其科技与民主。与女权升温同样醒目的现代现象便是年少者对年长者的地位冲击:如今的社会精英处处后浪推前浪,小字辈凭借的全是日新月异的新式文明创造,这使寄托在古老技艺、文化或体制上的经验优势相形见绌。再就是,我们共同注意到这样的现代特色,即愈是参与世界竞争的团队(企业、院校、政府等),就愈是优选跨国人才,因而不同肤色的人共事反而成为事业强大的有力象征。

 关于人的体质与道德,更是人的因素中的与时俱变部分,而并非与时俱进部分。此话怎讲?请容我一一道来。①尊重事实的人都看得清,民众体质及寿命状态都跟随民族兴衰而变。这里举正反两例说明之:日本人素以矮小著称于古代及近代,但近期统计资料显示,其30岁以下人的平均身高超过了我国同龄人。而俄罗斯自前苏联解体,其国民平均寿命一度急剧下滑(男子平均寿命从1985年的65岁缩短至1995年的58岁——摘自《看世界》,98年第3期)。此外,人的身体状况也不能说明人的文明素质。例如,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是坐轮椅的罗斯福;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是坐轮椅的英国人霍金。②道德虽属文明范畴,但对其历史作用之评价,却不像讨论技术、知识、制度那么易于结论。我们都可坦言,我国的今非昔比、突飞猛进源自体制改革、技术升级、知识更新,但我们却既不能说这与道德因素互成因果,甚至也不能说现在的国民道德与改革开放前比较已经“与时俱进”了。总之,道德是人的因素中的一个必然会“与时俱变”的因素,但它未必是“与时俱进”的因素。例如,大人与小孩比较,总可以一般而论称大比小懂得多,但难以普遍说大比小更有道德。而且,我们既难以说发达国家的人比发展中国家的人更道德,也难以反过来下结论,是各适其境的自然而然,与棕熊、黑熊与北极熊的毛色差别同理。

三、文明素质之提升

 我们已明了,人类的文明程度取决于文明创造,也就是说,何等的文明创造决定何等的文明程度;我们又知道,人类的文明创造取决于文明素质,也就是说,何等的文明素质决定何等的文明创造。因而,欲兴民族、促发展,唯有以提升国民的文明素质为首要。

关于提升文明素质,当务之急不是摸索方法,而是弄清原理。

首先,应明确人类创造与自然创造的相关性。

人若缺乏对自然的认知,便总也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或自大妄为,或自卑拜神。人之高于其余动物完全归功于其创造力:若赤手空拳谁敢与猛兽单打独斗?若自力更生哪能在荒野绝处逢生?但就创造物而言,若将人类的与自然的相比,宏伟程度没有超越天体的;精细程度没有超越粒子的,而奇妙程度没有超越生物的。所以,“万物之灵长”全因学习自然、努力创新而来;所以,凡踏人间正道者,必是努力创新的自然学子,而步入歧途者无不舍本求末:岂不知,那些具有放电喷毒变色“特异功能”的,那些自离母体便可“生而知之”、“自力更生”的,哪位不是低等动物?

人类的先知先觉是最早研究自然创造的人,而不是将自然创造归因于神的人,这才引出无尽的人间奇迹。也是因为先驱的不懈研究,我们才通晓,那无限多样的物质及生命,都是从无到有、由简到繁演变进化而来的,并且,产生在后的高级物与产生在前的低级物,在形式上有替代关系,而在结构上却有积累关系。如分子由原子构成;多细胞生物由单细胞生物构成。

自有人类,世界又多了个另类创造,即人造物,它们亦如自然规律一样值得研究。它们虽经人手所创,但其产生与发展也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在规律。例如,人类的历史性进步总以技术、知识及制度的相关整体变革为标志。再如,就像生物演变起始于生物材料的出现(即有机物),而后是能量转换系统出现(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光能转换成生物可储存、可使用的生物能),其后是信息处理系统的出现(动物神经系统的进化使机体趋利避害控制力不断增强),类似地,人类发展起始于人造材料的出现(青铜)宣告了古文明降临,继而后是人造能量转换系统出现(蒸汽机)标志着近代文明到来,其后是人造信息处理系统的出现(电脑、网络)开端了现代文明——自然创造与人类创造都循着物质—材料→能量—动力→信息—控制系统的出现与完善而演变。

总之,唯有在对自然创造的全面科研中,我们才能真正找寻到人类创造的源泉,也才能充分实现人类教育的价值;而唯有在对人类创造的的客观认识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文明创造于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作用,也才会像过去从事阶级斗争一样热衷现代的文明创造。

其次,应明确人类的文明创造物是人类共同的利益载体。

人类的文明实践史使我们意识到,人类不断增长的需要唯有依靠人类的不断创新才能满足。而且,也只有领先于世界的技术、知识及制度,才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类的根本利益。

通过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比较我们懂得,生物是由发生在体质构造上的有利变异的积累而进化,人类则是由发生在文明创造上的有利变革的积累而发展。

事实证明,人类在知识、技术及制度上的创造与积累即是人类共同的利益载体。除此而外,有任何其他事务能对民生的增进提供持续保障吗?事实更证明,只有最大地参与文明创造,才能最多地享用文明成果。难道不是吗?从古到今显而易见的是,哪个民族创造领先,哪个民族便在人类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什么地方让民众自主创新,什么地方就能够富甲天下。

最后,应当为创新提供宽松的环境及良好的服务。

如果问,地球上为何有的地方物种繁茂、生机盎然,有的地方则满目荒凉、草木不生?答案一定很简单:环境不同而已。那么,为何世界上有的国家高新创造不断,有的国家则成为重大创新的不毛之地?原因岂不也在环境——只不过彼为自然环境,此为社会环境。

我们注意到,后进国家一般传统力量强大,因而创新者风险大而利益保障少,守旧者风险小而利益保障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发达国家都最早创建了专利制度,并日臻完善着知识产权制度,其结果创新者受益最大(如爱迪生、比尔·盖茨)。

总而言之,只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对待现状,我们就一定能准确把握民族命运与国民素质的维系所在,以使中华在攀登创新高潮中实现振兴,并在融入国际潮流中开创未来。

                              2001221

2018517日在字句上略作了修改)

 

上城客 发表于  2018-05-17 17:06:36 59字 ( 0/111)

管得越多,民众越没有稳定的预期,行为越短期,坑蒙拐骗,再加强限制,结果是,管得越多,坑蒙拐骗越多,就像抽鸦片一样上瘾。

前言:这是我写于2001年的文章,是用来评职称的。因特感与目前形势紧密关联,故发表于此。

文 明 素 质 论

赖平华

摘要   首先,本文将人的与社会发展程度相对应的素质命名为文明素质;进而,本文提出文明素质三要素,即创制与使用工具的技术行为、创建与维护制度的社会行为、创造与运用知识的学习行为;最后作者指出,提升文明素质的关键是为国民提供创新的宽松环境与良好服务。总之,本文是以探索为本的,因而某些观点难免引发争议。譬如本文提出,人的因素之中,唯文明素质是“与时俱进”的因素,是人的改造社会环境、推动历史向前的因素,而道德、经验之类则是“与时俱变”因素,是人的适应社会环境、跟随历史演化的因素。

关键词  文明素质  技术、知识、制度   创新

一、文明素质之提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们逐渐看清,中华振兴的蓬勃势头正挨挤受阻于“国民素质”之狭隘瓶颈。由此,“素质教育”呼声日高。

可是,当我们对于关乎国运的“素质”悟其紧要而求解时,方知其学术真空:既无定义亦无诠释见诸专文。好在有字典之类的工具书提供了对“素质”一词的内涵界定:①人的生理原有特点;②事物的本来性质;③完成某类活动所必须的基本条件。

 由此可见,能够通过教育来提升的素质,当然不会是那种与生俱来的固有素质(例如参与体育竞技或从事文艺表演的天赋条件)。但是,人的后天可塑素质也是分门别类的,诸如文化素质、专业素质、综合素质等。所以,为着将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素质与其他素质相区别,就有必要将此项素质专门命名——不妨设之为“文明素质”。

二、文明素质之构成

人的文明素质由三要素构成,即创制与使用工具的技术行为、创建与维护制度的社会行为、创造与运用知识的学习行为。所以有上述见解,理由如下:

首先,人类文明程度仅与人类文明素质的最高成果相对应。

达尔文的生物理论使我们意识到,与物种进化等级相对应的是它们的体质构造,即愈高级的生物构造愈复杂;不仅物种差别基本以体质构造为据,而且,种内个体优劣也以体质差异为因。譬如,飞得远的鸽子、跑得快的马、力气大的牛,它们无不血统优良。

然而,上述规律显与人类相违。如果说,猿人尚且保留着“进步的四肢和落后的头骨”这一明显相异于现代人的构造特征,那么,原始社会的新人与现代人的差别却不比现在人种的差异更大,因而没有任何依据人的生物学特征划分人类文明阶段的方法。而且,今日世界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非以种族划分;一些世界级的精英人物,往往国籍是发达国家的,族籍却是发展中国家的,因而,也没有任何依据生物学方法测定人的文明程度的方法。

虽然人类区别于动物首先是基于生物学原因:人置身生物系统树的顶端。可是,人与兽的自然界地位日趋悬殊,而它们之间的生物学差异却并无相应扩大。近代生物学家对此早有关注——赫胥黎在《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一文中指出,“不管是哪一个器官系统,在猿类系列中把它们的变化作比较研究,都可以得到一个相同可结果,即人同大猩猩和黑猩猩的构造上的差别不及大猩猩同比它低等的猴类的差别那样大。”现代生物学更对此有所实证——19754月号的美国《科学》杂志封面要目上刊登了遗传学家玛丽·克莱尔·金的开创性研究成果:人和黑猩猩的基因有99%完全相同。

既然人兽之别的持续扩大并非由于生物学变异,那么人与其他生物的分界就只能刻划在行为方式的差别上。先哲对此早有发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最早指出:人是社会的动物;近代美国的弗兰克林首先定义: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现代德国的恩斯特·卡西尔最新发现:人是符号的动物。

实际上,高等动物亦有社会行为(甚至能组成等级社会)、工具行为(甚至能制造简单工具)和学习行为(甚至能经人训练学会崭新本领)。所以,人类真正脱离兽界的文明仅起始于制度社会(基于强力兵器与成文法律)、知识学习(基于书本传授与科研工具)和制造技术(基于管理和知识)。

人类自始就与其创造物合二为一——石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的诞生。而且,人自取得了能够增加社会效益的创造物,人就日益懂得唯有依靠创造才能取得生存竞争的优势。因而,人类的社会发展就逐渐与人类的生物学变异失去了对应关系;人类的发展差距也很快成为与种族差别毫无关联的事情。

请注意,人类是以制造工具而升华于动物界的,但文明却是追随着金属工具、国家制度及文字语言这三大创造的一并出现而降临的;再请注意,此时此刻既没有在人类中相应发生足以区别文明人与原始人的生物学变异,也没有因为人的生物学平等而出现整齐划一的人类共同发展;更请注意,自有文明,人类的每次文明升级,都是由于人类在技术、知识及制度上的同步创新而实现的,并且每次的文明升级都不是在人类整体中实现的,而是在部分民族中首先实现的。例如,近代文明揭晓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改革、瓦特的蒸汽机技术发明及牛顿的实验科学发现。

其次,人的其他因素在人类的文明发展中则处于从属位置,即随人的文明创造所致环境改变而变化。

自有文明,人类在社会发展上的差距日趋明显,而舍去文明素质的比较,我们再找不到其他的附着在人本身之上的因素可咎其责。

同样的资源或财富,由不同的人掌控、操作或研发,结果会截然不同、大相径庭,这已是人所共识的不争事实;而其所以然,根本就与人的性别、年龄、经验、肤色等因素没有因果关系,甚至与人的体质或道德也没有必然联系。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在以体力为主要谋生手段的社会中,妇女尤受专制之苦,而现代社会,从政党领袖、政府领导到科学家、企业家,何方男性不受女性的强劲挑战?而她们之仰赖,尤其科技与民主。与女权升温同样醒目的现代现象便是年少者对年长者的地位冲击:如今的社会精英处处后浪推前浪,小字辈凭借的全是日新月异的新式文明创造,这使寄托在古老技艺、文化或体制上的经验优势相形见绌。再就是,我们共同注意到这样的现代特色,即愈是参与世界竞争的团队(企业、院校、政府等),就愈是优选跨国人才,因而不同肤色的人共事反而成为事业强大的有力象征。

 关于人的体质与道德,更是人的因素中的与时俱变部分,而并非与时俱进部分。此话怎讲?请容我一一道来。①尊重事实的人都看得清,民众体质及寿命状态都跟随民族兴衰而变。这里举正反两例说明之:日本人素以矮小著称于古代及近代,但近期统计资料显示,其30岁以下人的平均身高超过了我国同龄人。而俄罗斯自前苏联解体,其国民平均寿命一度急剧下滑(男子平均寿命从1985年的65岁缩短至1995年的58岁——摘自《看世界》,98年第3期)。此外,人的身体状况也不能说明人的文明素质。例如,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是坐轮椅的罗斯福;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是坐轮椅的英国人霍金。②道德虽属文明范畴,但对其历史作用之评价,却不像讨论技术、知识、制度那么易于结论。我们都可坦言,我国的今非昔比、突飞猛进源自体制改革、技术升级、知识更新,但我们却既不能说这与道德因素互成因果,甚至也不能说现在的国民道德与改革开放前比较已经“与时俱进”了。总之,道德是人的因素中的一个必然会“与时俱变”的因素,但它未必是“与时俱进”的因素。例如,大人与小孩比较,总可以一般而论称大比小懂得多,但难以普遍说大比小更有道德。而且,我们既难以说发达国家的人比发展中国家的人更道德,也难以反过来下结论,是各适其境的自然而然,与棕熊、黑熊与北极熊的毛色差别同理。

三、文明素质之提升

 我们已明了,人类的文明程度取决于文明创造,也就是说,何等的文明创造决定何等的文明程度;我们又知道,人类的文明创造取决于文明素质,也就是说,何等的文明素质决定何等的文明创造。因而,欲兴民族、促发展,唯有以提升国民的文明素质为首要。

关于提升文明素质,当务之急不是摸索方法,而是弄清原理。

首先,应明确人类创造与自然创造的相关性。

人若缺乏对自然的认知,便总也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或自大妄为,或自卑拜神。人之高于其余动物完全归功于其创造力:若赤手空拳谁敢与猛兽单打独斗?若自力更生哪能在荒野绝处逢生?但就创造物而言,若将人类的与自然的相比,宏伟程度没有超越天体的;精细程度没有超越粒子的,而奇妙程度没有超越生物的。所以,“万物之灵长”全因学习自然、努力创新而来;所以,凡踏人间正道者,必是努力创新的自然学子,而步入歧途者无不舍本求末:岂不知,那些具有放电喷毒变色“特异功能”的,那些自离母体便可“生而知之”、“自力更生”的,哪位不是低等动物?

人类的先知先觉是最早研究自然创造的人,而不是将自然创造归因于神的人,这才引出无尽的人间奇迹。也是因为先驱的不懈研究,我们才通晓,那无限多样的物质及生命,都是从无到有、由简到繁演变进化而来的,并且,产生在后的高级物与产生在前的低级物,在形式上有替代关系,而在结构上却有积累关系。如分子由原子构成;多细胞生物由单细胞生物构成。

自有人类,世界又多了个另类创造,即人造物,它们亦如自然规律一样值得研究。它们虽经人手所创,但其产生与发展也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在规律。例如,人类的历史性进步总以技术、知识及制度的相关整体变革为标志。再如,就像生物演变起始于生物材料的出现(即有机物),而后是能量转换系统出现(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光能转换成生物可储存、可使用的生物能),其后是信息处理系统的出现(动物神经系统的进化使机体趋利避害控制力不断增强),类似地,人类发展起始于人造材料的出现(青铜)宣告了古文明降临,继而后是人造能量转换系统出现(蒸汽机)标志着近代文明到来,其后是人造信息处理系统的出现(电脑、网络)开端了现代文明——自然创造与人类创造都循着物质—材料→能量—动力→信息—控制系统的出现与完善而演变。

总之,唯有在对自然创造的全面科研中,我们才能真正找寻到人类创造的源泉,也才能充分实现人类教育的价值;而唯有在对人类创造的的客观认识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文明创造于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作用,也才会像过去从事阶级斗争一样热衷现代的文明创造。

其次,应明确人类的文明创造物是人类共同的利益载体。

人类的文明实践史使我们意识到,人类不断增长的需要唯有依靠人类的不断创新才能满足。而且,也只有领先于世界的技术、知识及制度,才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类的根本利益。

通过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比较我们懂得,生物是由发生在体质构造上的有利变异的积累而进化,人类则是由发生在文明创造上的有利变革的积累而发展。

事实证明,人类在知识、技术及制度上的创造与积累即是人类共同的利益载体。除此而外,有任何其他事务能对民生的增进提供持续保障吗?事实更证明,只有最大地参与文明创造,才能最多地享用文明成果。难道不是吗?从古到今显而易见的是,哪个民族创造领先,哪个民族便在人类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什么地方让民众自主创新,什么地方就能够富甲天下。

最后,应当为创新提供宽松的环境及良好的服务。

如果问,地球上为何有的地方物种繁茂、生机盎然,有的地方则满目荒凉、草木不生?答案一定很简单:环境不同而已。那么,为何世界上有的国家高新创造不断,有的国家则成为重大创新的不毛之地?原因岂不也在环境——只不过彼为自然环境,此为社会环境。

我们注意到,后进国家一般传统力量强大,因而创新者风险大而利益保障少,守旧者风险小而利益保障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发达国家都最早创建了专利制度,并日臻完善着知识产权制度,其结果创新者受益最大(如爱迪生、比尔·盖茨)。

总而言之,只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对待现状,我们就一定能准确把握民族命运与国民素质的维系所在,以使中华在攀登创新高潮中实现振兴,并在融入国际潮流中开创未来。

                              2001221

2018517日在字句上略作了修改)

 

不能这样啊 发表于  2018-05-18 13:49:30 74字 ( 0/111)

坑蒙拐骗多少与你和十八掌的活跃程度成正比。你俩越活跃,坑蒙拐骗越多,你俩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的时候,坑蒙拐骗几乎绝迹。这是事实,不可否认的事实。

前言:这是我写于2001年的文章,是用来评职称的。因特感与目前形势紧密关联,故发表于此。

文 明 素 质 论

赖平华

摘要   首先,本文将人的与社会发展程度相对应的素质命名为文明素质;进而,本文提出文明素质三要素,即创制与使用工具的技术行为、创建与维护制度的社会行为、创造与运用知识的学习行为;最后作者指出,提升文明素质的关键是为国民提供创新的宽松环境与良好服务。总之,本文是以探索为本的,因而某些观点难免引发争议。譬如本文提出,人的因素之中,唯文明素质是“与时俱进”的因素,是人的改造社会环境、推动历史向前的因素,而道德、经验之类则是“与时俱变”因素,是人的适应社会环境、跟随历史演化的因素。

关键词  文明素质  技术、知识、制度   创新

一、文明素质之提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们逐渐看清,中华振兴的蓬勃势头正挨挤受阻于“国民素质”之狭隘瓶颈。由此,“素质教育”呼声日高。

可是,当我们对于关乎国运的“素质”悟其紧要而求解时,方知其学术真空:既无定义亦无诠释见诸专文。好在有字典之类的工具书提供了对“素质”一词的内涵界定:①人的生理原有特点;②事物的本来性质;③完成某类活动所必须的基本条件。

 由此可见,能够通过教育来提升的素质,当然不会是那种与生俱来的固有素质(例如参与体育竞技或从事文艺表演的天赋条件)。但是,人的后天可塑素质也是分门别类的,诸如文化素质、专业素质、综合素质等。所以,为着将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素质与其他素质相区别,就有必要将此项素质专门命名——不妨设之为“文明素质”。

二、文明素质之构成

人的文明素质由三要素构成,即创制与使用工具的技术行为、创建与维护制度的社会行为、创造与运用知识的学习行为。所以有上述见解,理由如下:

首先,人类文明程度仅与人类文明素质的最高成果相对应。

达尔文的生物理论使我们意识到,与物种进化等级相对应的是它们的体质构造,即愈高级的生物构造愈复杂;不仅物种差别基本以体质构造为据,而且,种内个体优劣也以体质差异为因。譬如,飞得远的鸽子、跑得快的马、力气大的牛,它们无不血统优良。

然而,上述规律显与人类相违。如果说,猿人尚且保留着“进步的四肢和落后的头骨”这一明显相异于现代人的构造特征,那么,原始社会的新人与现代人的差别却不比现在人种的差异更大,因而没有任何依据人的生物学特征划分人类文明阶段的方法。而且,今日世界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非以种族划分;一些世界级的精英人物,往往国籍是发达国家的,族籍却是发展中国家的,因而,也没有任何依据生物学方法测定人的文明程度的方法。

虽然人类区别于动物首先是基于生物学原因:人置身生物系统树的顶端。可是,人与兽的自然界地位日趋悬殊,而它们之间的生物学差异却并无相应扩大。近代生物学家对此早有关注——赫胥黎在《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一文中指出,“不管是哪一个器官系统,在猿类系列中把它们的变化作比较研究,都可以得到一个相同可结果,即人同大猩猩和黑猩猩的构造上的差别不及大猩猩同比它低等的猴类的差别那样大。”现代生物学更对此有所实证——19754月号的美国《科学》杂志封面要目上刊登了遗传学家玛丽·克莱尔·金的开创性研究成果:人和黑猩猩的基因有99%完全相同。

既然人兽之别的持续扩大并非由于生物学变异,那么人与其他生物的分界就只能刻划在行为方式的差别上。先哲对此早有发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最早指出:人是社会的动物;近代美国的弗兰克林首先定义: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现代德国的恩斯特·卡西尔最新发现:人是符号的动物。

实际上,高等动物亦有社会行为(甚至能组成等级社会)、工具行为(甚至能制造简单工具)和学习行为(甚至能经人训练学会崭新本领)。所以,人类真正脱离兽界的文明仅起始于制度社会(基于强力兵器与成文法律)、知识学习(基于书本传授与科研工具)和制造技术(基于管理和知识)。

人类自始就与其创造物合二为一——石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的诞生。而且,人自取得了能够增加社会效益的创造物,人就日益懂得唯有依靠创造才能取得生存竞争的优势。因而,人类的社会发展就逐渐与人类的生物学变异失去了对应关系;人类的发展差距也很快成为与种族差别毫无关联的事情。

请注意,人类是以制造工具而升华于动物界的,但文明却是追随着金属工具、国家制度及文字语言这三大创造的一并出现而降临的;再请注意,此时此刻既没有在人类中相应发生足以区别文明人与原始人的生物学变异,也没有因为人的生物学平等而出现整齐划一的人类共同发展;更请注意,自有文明,人类的每次文明升级,都是由于人类在技术、知识及制度上的同步创新而实现的,并且每次的文明升级都不是在人类整体中实现的,而是在部分民族中首先实现的。例如,近代文明揭晓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改革、瓦特的蒸汽机技术发明及牛顿的实验科学发现。

其次,人的其他因素在人类的文明发展中则处于从属位置,即随人的文明创造所致环境改变而变化。

自有文明,人类在社会发展上的差距日趋明显,而舍去文明素质的比较,我们再找不到其他的附着在人本身之上的因素可咎其责。

同样的资源或财富,由不同的人掌控、操作或研发,结果会截然不同、大相径庭,这已是人所共识的不争事实;而其所以然,根本就与人的性别、年龄、经验、肤色等因素没有因果关系,甚至与人的体质或道德也没有必然联系。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在以体力为主要谋生手段的社会中,妇女尤受专制之苦,而现代社会,从政党领袖、政府领导到科学家、企业家,何方男性不受女性的强劲挑战?而她们之仰赖,尤其科技与民主。与女权升温同样醒目的现代现象便是年少者对年长者的地位冲击:如今的社会精英处处后浪推前浪,小字辈凭借的全是日新月异的新式文明创造,这使寄托在古老技艺、文化或体制上的经验优势相形见绌。再就是,我们共同注意到这样的现代特色,即愈是参与世界竞争的团队(企业、院校、政府等),就愈是优选跨国人才,因而不同肤色的人共事反而成为事业强大的有力象征。

 关于人的体质与道德,更是人的因素中的与时俱变部分,而并非与时俱进部分。此话怎讲?请容我一一道来。①尊重事实的人都看得清,民众体质及寿命状态都跟随民族兴衰而变。这里举正反两例说明之:日本人素以矮小著称于古代及近代,但近期统计资料显示,其30岁以下人的平均身高超过了我国同龄人。而俄罗斯自前苏联解体,其国民平均寿命一度急剧下滑(男子平均寿命从1985年的65岁缩短至1995年的58岁——摘自《看世界》,98年第3期)。此外,人的身体状况也不能说明人的文明素质。例如,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是坐轮椅的罗斯福;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是坐轮椅的英国人霍金。②道德虽属文明范畴,但对其历史作用之评价,却不像讨论技术、知识、制度那么易于结论。我们都可坦言,我国的今非昔比、突飞猛进源自体制改革、技术升级、知识更新,但我们却既不能说这与道德因素互成因果,甚至也不能说现在的国民道德与改革开放前比较已经“与时俱进”了。总之,道德是人的因素中的一个必然会“与时俱变”的因素,但它未必是“与时俱进”的因素。例如,大人与小孩比较,总可以一般而论称大比小懂得多,但难以普遍说大比小更有道德。而且,我们既难以说发达国家的人比发展中国家的人更道德,也难以反过来下结论,是各适其境的自然而然,与棕熊、黑熊与北极熊的毛色差别同理。

三、文明素质之提升

 我们已明了,人类的文明程度取决于文明创造,也就是说,何等的文明创造决定何等的文明程度;我们又知道,人类的文明创造取决于文明素质,也就是说,何等的文明素质决定何等的文明创造。因而,欲兴民族、促发展,唯有以提升国民的文明素质为首要。

关于提升文明素质,当务之急不是摸索方法,而是弄清原理。

首先,应明确人类创造与自然创造的相关性。

人若缺乏对自然的认知,便总也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或自大妄为,或自卑拜神。人之高于其余动物完全归功于其创造力:若赤手空拳谁敢与猛兽单打独斗?若自力更生哪能在荒野绝处逢生?但就创造物而言,若将人类的与自然的相比,宏伟程度没有超越天体的;精细程度没有超越粒子的,而奇妙程度没有超越生物的。所以,“万物之灵长”全因学习自然、努力创新而来;所以,凡踏人间正道者,必是努力创新的自然学子,而步入歧途者无不舍本求末:岂不知,那些具有放电喷毒变色“特异功能”的,那些自离母体便可“生而知之”、“自力更生”的,哪位不是低等动物?

人类的先知先觉是最早研究自然创造的人,而不是将自然创造归因于神的人,这才引出无尽的人间奇迹。也是因为先驱的不懈研究,我们才通晓,那无限多样的物质及生命,都是从无到有、由简到繁演变进化而来的,并且,产生在后的高级物与产生在前的低级物,在形式上有替代关系,而在结构上却有积累关系。如分子由原子构成;多细胞生物由单细胞生物构成。

自有人类,世界又多了个另类创造,即人造物,它们亦如自然规律一样值得研究。它们虽经人手所创,但其产生与发展也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在规律。例如,人类的历史性进步总以技术、知识及制度的相关整体变革为标志。再如,就像生物演变起始于生物材料的出现(即有机物),而后是能量转换系统出现(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光能转换成生物可储存、可使用的生物能),其后是信息处理系统的出现(动物神经系统的进化使机体趋利避害控制力不断增强),类似地,人类发展起始于人造材料的出现(青铜)宣告了古文明降临,继而后是人造能量转换系统出现(蒸汽机)标志着近代文明到来,其后是人造信息处理系统的出现(电脑、网络)开端了现代文明——自然创造与人类创造都循着物质—材料→能量—动力→信息—控制系统的出现与完善而演变。

总之,唯有在对自然创造的全面科研中,我们才能真正找寻到人类创造的源泉,也才能充分实现人类教育的价值;而唯有在对人类创造的的客观认识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文明创造于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作用,也才会像过去从事阶级斗争一样热衷现代的文明创造。

其次,应明确人类的文明创造物是人类共同的利益载体。

人类的文明实践史使我们意识到,人类不断增长的需要唯有依靠人类的不断创新才能满足。而且,也只有领先于世界的技术、知识及制度,才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类的根本利益。

通过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比较我们懂得,生物是由发生在体质构造上的有利变异的积累而进化,人类则是由发生在文明创造上的有利变革的积累而发展。

事实证明,人类在知识、技术及制度上的创造与积累即是人类共同的利益载体。除此而外,有任何其他事务能对民生的增进提供持续保障吗?事实更证明,只有最大地参与文明创造,才能最多地享用文明成果。难道不是吗?从古到今显而易见的是,哪个民族创造领先,哪个民族便在人类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什么地方让民众自主创新,什么地方就能够富甲天下。

最后,应当为创新提供宽松的环境及良好的服务。

如果问,地球上为何有的地方物种繁茂、生机盎然,有的地方则满目荒凉、草木不生?答案一定很简单:环境不同而已。那么,为何世界上有的国家高新创造不断,有的国家则成为重大创新的不毛之地?原因岂不也在环境——只不过彼为自然环境,此为社会环境。

我们注意到,后进国家一般传统力量强大,因而创新者风险大而利益保障少,守旧者风险小而利益保障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发达国家都最早创建了专利制度,并日臻完善着知识产权制度,其结果创新者受益最大(如爱迪生、比尔·盖茨)。

总而言之,只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对待现状,我们就一定能准确把握民族命运与国民素质的维系所在,以使中华在攀登创新高潮中实现振兴,并在融入国际潮流中开创未来。

                              2001221

2018517日在字句上略作了修改)

 

621119 发表于  2018-05-17 18:41:46 29字 ( 0/101)

美国政府管得少,所以各国的坑蒙拐骗贪等犯罪分子去美国躲避。

前言:这是我写于2001年的文章,是用来评职称的。因特感与目前形势紧密关联,故发表于此。

文 明 素 质 论

赖平华

摘要   首先,本文将人的与社会发展程度相对应的素质命名为文明素质;进而,本文提出文明素质三要素,即创制与使用工具的技术行为、创建与维护制度的社会行为、创造与运用知识的学习行为;最后作者指出,提升文明素质的关键是为国民提供创新的宽松环境与良好服务。总之,本文是以探索为本的,因而某些观点难免引发争议。譬如本文提出,人的因素之中,唯文明素质是“与时俱进”的因素,是人的改造社会环境、推动历史向前的因素,而道德、经验之类则是“与时俱变”因素,是人的适应社会环境、跟随历史演化的因素。

关键词  文明素质  技术、知识、制度   创新

一、文明素质之提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们逐渐看清,中华振兴的蓬勃势头正挨挤受阻于“国民素质”之狭隘瓶颈。由此,“素质教育”呼声日高。

可是,当我们对于关乎国运的“素质”悟其紧要而求解时,方知其学术真空:既无定义亦无诠释见诸专文。好在有字典之类的工具书提供了对“素质”一词的内涵界定:①人的生理原有特点;②事物的本来性质;③完成某类活动所必须的基本条件。

 由此可见,能够通过教育来提升的素质,当然不会是那种与生俱来的固有素质(例如参与体育竞技或从事文艺表演的天赋条件)。但是,人的后天可塑素质也是分门别类的,诸如文化素质、专业素质、综合素质等。所以,为着将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素质与其他素质相区别,就有必要将此项素质专门命名——不妨设之为“文明素质”。

二、文明素质之构成

人的文明素质由三要素构成,即创制与使用工具的技术行为、创建与维护制度的社会行为、创造与运用知识的学习行为。所以有上述见解,理由如下:

首先,人类文明程度仅与人类文明素质的最高成果相对应。

达尔文的生物理论使我们意识到,与物种进化等级相对应的是它们的体质构造,即愈高级的生物构造愈复杂;不仅物种差别基本以体质构造为据,而且,种内个体优劣也以体质差异为因。譬如,飞得远的鸽子、跑得快的马、力气大的牛,它们无不血统优良。

然而,上述规律显与人类相违。如果说,猿人尚且保留着“进步的四肢和落后的头骨”这一明显相异于现代人的构造特征,那么,原始社会的新人与现代人的差别却不比现在人种的差异更大,因而没有任何依据人的生物学特征划分人类文明阶段的方法。而且,今日世界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非以种族划分;一些世界级的精英人物,往往国籍是发达国家的,族籍却是发展中国家的,因而,也没有任何依据生物学方法测定人的文明程度的方法。

虽然人类区别于动物首先是基于生物学原因:人置身生物系统树的顶端。可是,人与兽的自然界地位日趋悬殊,而它们之间的生物学差异却并无相应扩大。近代生物学家对此早有关注——赫胥黎在《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一文中指出,“不管是哪一个器官系统,在猿类系列中把它们的变化作比较研究,都可以得到一个相同可结果,即人同大猩猩和黑猩猩的构造上的差别不及大猩猩同比它低等的猴类的差别那样大。”现代生物学更对此有所实证——19754月号的美国《科学》杂志封面要目上刊登了遗传学家玛丽·克莱尔·金的开创性研究成果:人和黑猩猩的基因有99%完全相同。

既然人兽之别的持续扩大并非由于生物学变异,那么人与其他生物的分界就只能刻划在行为方式的差别上。先哲对此早有发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最早指出:人是社会的动物;近代美国的弗兰克林首先定义: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现代德国的恩斯特·卡西尔最新发现:人是符号的动物。

实际上,高等动物亦有社会行为(甚至能组成等级社会)、工具行为(甚至能制造简单工具)和学习行为(甚至能经人训练学会崭新本领)。所以,人类真正脱离兽界的文明仅起始于制度社会(基于强力兵器与成文法律)、知识学习(基于书本传授与科研工具)和制造技术(基于管理和知识)。

人类自始就与其创造物合二为一——石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的诞生。而且,人自取得了能够增加社会效益的创造物,人就日益懂得唯有依靠创造才能取得生存竞争的优势。因而,人类的社会发展就逐渐与人类的生物学变异失去了对应关系;人类的发展差距也很快成为与种族差别毫无关联的事情。

请注意,人类是以制造工具而升华于动物界的,但文明却是追随着金属工具、国家制度及文字语言这三大创造的一并出现而降临的;再请注意,此时此刻既没有在人类中相应发生足以区别文明人与原始人的生物学变异,也没有因为人的生物学平等而出现整齐划一的人类共同发展;更请注意,自有文明,人类的每次文明升级,都是由于人类在技术、知识及制度上的同步创新而实现的,并且每次的文明升级都不是在人类整体中实现的,而是在部分民族中首先实现的。例如,近代文明揭晓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改革、瓦特的蒸汽机技术发明及牛顿的实验科学发现。

其次,人的其他因素在人类的文明发展中则处于从属位置,即随人的文明创造所致环境改变而变化。

自有文明,人类在社会发展上的差距日趋明显,而舍去文明素质的比较,我们再找不到其他的附着在人本身之上的因素可咎其责。

同样的资源或财富,由不同的人掌控、操作或研发,结果会截然不同、大相径庭,这已是人所共识的不争事实;而其所以然,根本就与人的性别、年龄、经验、肤色等因素没有因果关系,甚至与人的体质或道德也没有必然联系。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在以体力为主要谋生手段的社会中,妇女尤受专制之苦,而现代社会,从政党领袖、政府领导到科学家、企业家,何方男性不受女性的强劲挑战?而她们之仰赖,尤其科技与民主。与女权升温同样醒目的现代现象便是年少者对年长者的地位冲击:如今的社会精英处处后浪推前浪,小字辈凭借的全是日新月异的新式文明创造,这使寄托在古老技艺、文化或体制上的经验优势相形见绌。再就是,我们共同注意到这样的现代特色,即愈是参与世界竞争的团队(企业、院校、政府等),就愈是优选跨国人才,因而不同肤色的人共事反而成为事业强大的有力象征。

 关于人的体质与道德,更是人的因素中的与时俱变部分,而并非与时俱进部分。此话怎讲?请容我一一道来。①尊重事实的人都看得清,民众体质及寿命状态都跟随民族兴衰而变。这里举正反两例说明之:日本人素以矮小著称于古代及近代,但近期统计资料显示,其30岁以下人的平均身高超过了我国同龄人。而俄罗斯自前苏联解体,其国民平均寿命一度急剧下滑(男子平均寿命从1985年的65岁缩短至1995年的58岁——摘自《看世界》,98年第3期)。此外,人的身体状况也不能说明人的文明素质。例如,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是坐轮椅的罗斯福;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是坐轮椅的英国人霍金。②道德虽属文明范畴,但对其历史作用之评价,却不像讨论技术、知识、制度那么易于结论。我们都可坦言,我国的今非昔比、突飞猛进源自体制改革、技术升级、知识更新,但我们却既不能说这与道德因素互成因果,甚至也不能说现在的国民道德与改革开放前比较已经“与时俱进”了。总之,道德是人的因素中的一个必然会“与时俱变”的因素,但它未必是“与时俱进”的因素。例如,大人与小孩比较,总可以一般而论称大比小懂得多,但难以普遍说大比小更有道德。而且,我们既难以说发达国家的人比发展中国家的人更道德,也难以反过来下结论,是各适其境的自然而然,与棕熊、黑熊与北极熊的毛色差别同理。

三、文明素质之提升

 我们已明了,人类的文明程度取决于文明创造,也就是说,何等的文明创造决定何等的文明程度;我们又知道,人类的文明创造取决于文明素质,也就是说,何等的文明素质决定何等的文明创造。因而,欲兴民族、促发展,唯有以提升国民的文明素质为首要。

关于提升文明素质,当务之急不是摸索方法,而是弄清原理。

首先,应明确人类创造与自然创造的相关性。

人若缺乏对自然的认知,便总也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或自大妄为,或自卑拜神。人之高于其余动物完全归功于其创造力:若赤手空拳谁敢与猛兽单打独斗?若自力更生哪能在荒野绝处逢生?但就创造物而言,若将人类的与自然的相比,宏伟程度没有超越天体的;精细程度没有超越粒子的,而奇妙程度没有超越生物的。所以,“万物之灵长”全因学习自然、努力创新而来;所以,凡踏人间正道者,必是努力创新的自然学子,而步入歧途者无不舍本求末:岂不知,那些具有放电喷毒变色“特异功能”的,那些自离母体便可“生而知之”、“自力更生”的,哪位不是低等动物?

人类的先知先觉是最早研究自然创造的人,而不是将自然创造归因于神的人,这才引出无尽的人间奇迹。也是因为先驱的不懈研究,我们才通晓,那无限多样的物质及生命,都是从无到有、由简到繁演变进化而来的,并且,产生在后的高级物与产生在前的低级物,在形式上有替代关系,而在结构上却有积累关系。如分子由原子构成;多细胞生物由单细胞生物构成。

自有人类,世界又多了个另类创造,即人造物,它们亦如自然规律一样值得研究。它们虽经人手所创,但其产生与发展也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在规律。例如,人类的历史性进步总以技术、知识及制度的相关整体变革为标志。再如,就像生物演变起始于生物材料的出现(即有机物),而后是能量转换系统出现(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光能转换成生物可储存、可使用的生物能),其后是信息处理系统的出现(动物神经系统的进化使机体趋利避害控制力不断增强),类似地,人类发展起始于人造材料的出现(青铜)宣告了古文明降临,继而后是人造能量转换系统出现(蒸汽机)标志着近代文明到来,其后是人造信息处理系统的出现(电脑、网络)开端了现代文明——自然创造与人类创造都循着物质—材料→能量—动力→信息—控制系统的出现与完善而演变。

总之,唯有在对自然创造的全面科研中,我们才能真正找寻到人类创造的源泉,也才能充分实现人类教育的价值;而唯有在对人类创造的的客观认识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文明创造于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作用,也才会像过去从事阶级斗争一样热衷现代的文明创造。

其次,应明确人类的文明创造物是人类共同的利益载体。

人类的文明实践史使我们意识到,人类不断增长的需要唯有依靠人类的不断创新才能满足。而且,也只有领先于世界的技术、知识及制度,才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类的根本利益。

通过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比较我们懂得,生物是由发生在体质构造上的有利变异的积累而进化,人类则是由发生在文明创造上的有利变革的积累而发展。

事实证明,人类在知识、技术及制度上的创造与积累即是人类共同的利益载体。除此而外,有任何其他事务能对民生的增进提供持续保障吗?事实更证明,只有最大地参与文明创造,才能最多地享用文明成果。难道不是吗?从古到今显而易见的是,哪个民族创造领先,哪个民族便在人类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什么地方让民众自主创新,什么地方就能够富甲天下。

最后,应当为创新提供宽松的环境及良好的服务。

如果问,地球上为何有的地方物种繁茂、生机盎然,有的地方则满目荒凉、草木不生?答案一定很简单:环境不同而已。那么,为何世界上有的国家高新创造不断,有的国家则成为重大创新的不毛之地?原因岂不也在环境——只不过彼为自然环境,此为社会环境。

我们注意到,后进国家一般传统力量强大,因而创新者风险大而利益保障少,守旧者风险小而利益保障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发达国家都最早创建了专利制度,并日臻完善着知识产权制度,其结果创新者受益最大(如爱迪生、比尔·盖茨)。

总而言之,只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对待现状,我们就一定能准确把握民族命运与国民素质的维系所在,以使中华在攀登创新高潮中实现振兴,并在融入国际潮流中开创未来。

                              2001221

2018517日在字句上略作了修改)

 

1 页号:1/1 到第 页 
  查看完整版本:相关论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