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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楚 发表于  2017-08-13 11:50:34 2786字 ( 4/602)

勇哥:“带病提拔”为什么久治不愈(原创首发)

“带病提拔”为什么久治不愈

勇哥

近年来,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持续深入推进,一些大老虎的落马让群众大块人心的同时,也对落马官员的评价中“前腐后继”“带病提拔”“不知收敛”印象最为深刻。如果说“前腐后继”“不知收敛”是与他们本身思想觉悟有关,那么“带病提拔”就反映了我们人事制度还是存在一些不足的问题。

最近媒体披露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从浙江腐败到天津,持续20多年。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长、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从履历表可以看出他的受贿开始于1990年后,在被组织调查之前才收手,持续20多年。

之前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受贿案周本顺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从邵阳腐败到河北,持续15年。周本顺在担任中共邵阳市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厅厅长,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秘书长,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房地产开发、催收工程款、消防项目审批、银行贷款及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家人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1万余元。

从两个人的履历来看,都是职务提升比较顺利的,尤其是在腐败后“带病提拔”期间,更是青云直上。到底是组织部门长期不知情,还是腐败导致了他们的快速升迁?如果是前者要考虑的重心是怎么加强监管,如果是后者要考虑的我们选拔干部制度的深层次问题。在我个人看来,后者的可能性居多。2016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从两个方面都进行了考虑,但是文件代表中央领导的意图,但是不完全代表地方各级领导的意志,同时也没有制度保证,因此在执行上很难落实到位。

之前一位领导说个用干部的三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是上面打招呼的(照顾关系),三分之一是听话的(领导自己的人),三分之一做事的,或许真实比例不是如此,大致是这么三部分人组成的,我比较认同,在基层如果没有后面三分之一,很多工作没法开展,也很难调动干部的积极性,这只是基层单位的领导思路,到了中层后,是不是还有这个比例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可以确信的一点,往往前面的两个三分之一成长进步是比较快的。但是“带病提拔”也来自于这。

《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提出“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机制,把好选人用人关,大力培养、大胆使用忠诚干净担当、谋改革促发展实绩突出的干部。”这是我们社会的发展进步的方向,没有制度对优秀干部的保护,就不能保证干部队伍被挤进各种“病毒”,每一个“病毒”都会污染一块地方的政治生态。如果没有从根本上遏制“带病提拔”的土壤,谁能保证二十年后的“大老虎”不是成长于我们时代。

轩楚 发表于  2017-08-13 20:02:14 0字 ( 0/24)

回复@定国军师120:其实基层还是有很多有能力廉洁的干部,但是制度没有择优的机制。

回复@定国军师120:其实基层还是有很多有能力廉洁的干部,但是制度没有择优的机制。

“带病提拔”为什么久治不愈

勇哥

近年来,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持续深入推进,一些大老虎的落马让群众大块人心的同时,也对落马官员的评价中“前腐后继”“带病提拔”“不知收敛”印象最为深刻。如果说“前腐后继”“不知收敛”是与他们本身思想觉悟有关,那么“带病提拔”就反映了我们人事制度还是存在一些不足的问题。

最近媒体披露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从浙江腐败到天津,持续20多年。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长、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从履历表可以看出他的受贿开始于1990年后,在被组织调查之前才收手,持续20多年。

之前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受贿案周本顺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从邵阳腐败到河北,持续15年。周本顺在担任中共邵阳市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厅厅长,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秘书长,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房地产开发、催收工程款、消防项目审批、银行贷款及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家人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1万余元。

从两个人的履历来看,都是职务提升比较顺利的,尤其是在腐败后“带病提拔”期间,更是青云直上。到底是组织部门长期不知情,还是腐败导致了他们的快速升迁?如果是前者要考虑的重心是怎么加强监管,如果是后者要考虑的我们选拔干部制度的深层次问题。在我个人看来,后者的可能性居多。2016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从两个方面都进行了考虑,但是文件代表中央领导的意图,但是不完全代表地方各级领导的意志,同时也没有制度保证,因此在执行上很难落实到位。

之前一位领导说个用干部的三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是上面打招呼的(照顾关系),三分之一是听话的(领导自己的人),三分之一做事的,或许真实比例不是如此,大致是这么三部分人组成的,我比较认同,在基层如果没有后面三分之一,很多工作没法开展,也很难调动干部的积极性,这只是基层单位的领导思路,到了中层后,是不是还有这个比例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可以确信的一点,往往前面的两个三分之一成长进步是比较快的。但是“带病提拔”也来自于这。

《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提出“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机制,把好选人用人关,大力培养、大胆使用忠诚干净担当、谋改革促发展实绩突出的干部。”这是我们社会的发展进步的方向,没有制度对优秀干部的保护,就不能保证干部队伍被挤进各种“病毒”,每一个“病毒”都会污染一块地方的政治生态。如果没有从根本上遏制“带病提拔”的土壤,谁能保证二十年后的“大老虎”不是成长于我们时代。

一是1 发表于  2017-08-13 14:58:25 7字 ( 0/20)

得了一样的病。

“带病提拔”为什么久治不愈

勇哥

近年来,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持续深入推进,一些大老虎的落马让群众大块人心的同时,也对落马官员的评价中“前腐后继”“带病提拔”“不知收敛”印象最为深刻。如果说“前腐后继”“不知收敛”是与他们本身思想觉悟有关,那么“带病提拔”就反映了我们人事制度还是存在一些不足的问题。

最近媒体披露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从浙江腐败到天津,持续20多年。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长、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从履历表可以看出他的受贿开始于1990年后,在被组织调查之前才收手,持续20多年。

之前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受贿案周本顺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从邵阳腐败到河北,持续15年。周本顺在担任中共邵阳市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厅厅长,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秘书长,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房地产开发、催收工程款、消防项目审批、银行贷款及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家人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1万余元。

从两个人的履历来看,都是职务提升比较顺利的,尤其是在腐败后“带病提拔”期间,更是青云直上。到底是组织部门长期不知情,还是腐败导致了他们的快速升迁?如果是前者要考虑的重心是怎么加强监管,如果是后者要考虑的我们选拔干部制度的深层次问题。在我个人看来,后者的可能性居多。2016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从两个方面都进行了考虑,但是文件代表中央领导的意图,但是不完全代表地方各级领导的意志,同时也没有制度保证,因此在执行上很难落实到位。

之前一位领导说个用干部的三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是上面打招呼的(照顾关系),三分之一是听话的(领导自己的人),三分之一做事的,或许真实比例不是如此,大致是这么三部分人组成的,我比较认同,在基层如果没有后面三分之一,很多工作没法开展,也很难调动干部的积极性,这只是基层单位的领导思路,到了中层后,是不是还有这个比例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可以确信的一点,往往前面的两个三分之一成长进步是比较快的。但是“带病提拔”也来自于这。

《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提出“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机制,把好选人用人关,大力培养、大胆使用忠诚干净担当、谋改革促发展实绩突出的干部。”这是我们社会的发展进步的方向,没有制度对优秀干部的保护,就不能保证干部队伍被挤进各种“病毒”,每一个“病毒”都会污染一块地方的政治生态。如果没有从根本上遏制“带病提拔”的土壤,谁能保证二十年后的“大老虎”不是成长于我们时代。

定国军师120 发表于  2017-08-13 13:55:42 355字 ( 0/29)

贪官掌握着干部提拔、使用的组织、行政、管理、调动、提拔的各种资源,提拔任用的都是他们一条绳上的蚂蚱,政令没有人理,都不在乎,都在该干嘛还干嘛呢!尤其是在反腐败的

“带病提拔”为什么久治不愈

勇哥

近年来,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持续深入推进,一些大老虎的落马让群众大块人心的同时,也对落马官员的评价中“前腐后继”“带病提拔”“不知收敛”印象最为深刻。如果说“前腐后继”“不知收敛”是与他们本身思想觉悟有关,那么“带病提拔”就反映了我们人事制度还是存在一些不足的问题。

最近媒体披露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从浙江腐败到天津,持续20多年。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长、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从履历表可以看出他的受贿开始于1990年后,在被组织调查之前才收手,持续20多年。

之前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受贿案周本顺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从邵阳腐败到河北,持续15年。周本顺在担任中共邵阳市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厅厅长,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秘书长,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房地产开发、催收工程款、消防项目审批、银行贷款及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家人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1万余元。

从两个人的履历来看,都是职务提升比较顺利的,尤其是在腐败后“带病提拔”期间,更是青云直上。到底是组织部门长期不知情,还是腐败导致了他们的快速升迁?如果是前者要考虑的重心是怎么加强监管,如果是后者要考虑的我们选拔干部制度的深层次问题。在我个人看来,后者的可能性居多。2016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从两个方面都进行了考虑,但是文件代表中央领导的意图,但是不完全代表地方各级领导的意志,同时也没有制度保证,因此在执行上很难落实到位。

之前一位领导说个用干部的三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是上面打招呼的(照顾关系),三分之一是听话的(领导自己的人),三分之一做事的,或许真实比例不是如此,大致是这么三部分人组成的,我比较认同,在基层如果没有后面三分之一,很多工作没法开展,也很难调动干部的积极性,这只是基层单位的领导思路,到了中层后,是不是还有这个比例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可以确信的一点,往往前面的两个三分之一成长进步是比较快的。但是“带病提拔”也来自于这。

《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提出“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机制,把好选人用人关,大力培养、大胆使用忠诚干净担当、谋改革促发展实绩突出的干部。”这是我们社会的发展进步的方向,没有制度对优秀干部的保护,就不能保证干部队伍被挤进各种“病毒”,每一个“病毒”都会污染一块地方的政治生态。如果没有从根本上遏制“带病提拔”的土壤,谁能保证二十年后的“大老虎”不是成长于我们时代。

定国军师120 发表于  2017-08-13 13:54:50 30字 ( 0/27)

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贪污、腐败利益链上的,不提有可能被举报!

“带病提拔”为什么久治不愈

勇哥

近年来,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持续深入推进,一些大老虎的落马让群众大块人心的同时,也对落马官员的评价中“前腐后继”“带病提拔”“不知收敛”印象最为深刻。如果说“前腐后继”“不知收敛”是与他们本身思想觉悟有关,那么“带病提拔”就反映了我们人事制度还是存在一些不足的问题。

最近媒体披露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从浙江腐败到天津,持续20多年。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台州地委书记、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长、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从履历表可以看出他的受贿开始于1990年后,在被组织调查之前才收手,持续20多年。

之前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受贿案周本顺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从邵阳腐败到河北,持续15年。周本顺在担任中共邵阳市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厅厅长,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秘书长,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房地产开发、催收工程款、消防项目审批、银行贷款及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家人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1万余元。

从两个人的履历来看,都是职务提升比较顺利的,尤其是在腐败后“带病提拔”期间,更是青云直上。到底是组织部门长期不知情,还是腐败导致了他们的快速升迁?如果是前者要考虑的重心是怎么加强监管,如果是后者要考虑的我们选拔干部制度的深层次问题。在我个人看来,后者的可能性居多。2016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从两个方面都进行了考虑,但是文件代表中央领导的意图,但是不完全代表地方各级领导的意志,同时也没有制度保证,因此在执行上很难落实到位。

之前一位领导说个用干部的三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是上面打招呼的(照顾关系),三分之一是听话的(领导自己的人),三分之一做事的,或许真实比例不是如此,大致是这么三部分人组成的,我比较认同,在基层如果没有后面三分之一,很多工作没法开展,也很难调动干部的积极性,这只是基层单位的领导思路,到了中层后,是不是还有这个比例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可以确信的一点,往往前面的两个三分之一成长进步是比较快的。但是“带病提拔”也来自于这。

《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提出“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机制,把好选人用人关,大力培养、大胆使用忠诚干净担当、谋改革促发展实绩突出的干部。”这是我们社会的发展进步的方向,没有制度对优秀干部的保护,就不能保证干部队伍被挤进各种“病毒”,每一个“病毒”都会污染一块地方的政治生态。如果没有从根本上遏制“带病提拔”的土壤,谁能保证二十年后的“大老虎”不是成长于我们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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