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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心依旧 发表于  2016-03-22 09:26:58 5196字 ( 51/41594)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原创首发)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58.39.232 发表于  2016-04-11 16:25:57 489字 ( 0/239)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分别选举、罢免本级政府的省长和副省长、市长和副市长、县长和副县长、区长和副区长、乡长和副乡长、镇长和副镇长。 //各级政府实行省长、市长、县长、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58.39.232 发表于  2016-04-11 16:20:26 438字 ( 0/27317)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出或者罢免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上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58.39.232 发表于  2016-04-11 16:18:55 414字 ( 0/31)

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 地方各级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58.39.232 发表于  2016-04-11 16:17:03 358字 ( 0/68)

以《宪法》为基础,保护人民的权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政府为人民服务,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确保人民生活的安全性,确保组织、企业、个人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58.39.232 发表于  2016-04-11 16:10:43 404字 ( 0/61)

违纪官员“复出”是担任什么职务?负责什么工作?县、乡、市辖区一级的人民代表、政府官员有有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或罢免,向本级人民负责。老百姓选举的是承担法律责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lhw89 发表于  2016-03-25 08:46:12 26字 ( 0/36)

你可以给大家公布你真实的面目,让大家都认识认识你呀?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挂挂机及 发表于  2016-03-24 17:05:04 80字 ( 0/43)

政府对人民生活、社会和企业进行管理、监督,工作已经成为日常的工作,工作、责任范围不变的不改变名称;工作、责任范围变化不改变名称,应解释工作、责任范围改变的原因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lhw89 发表于  2016-03-24 16:22:16 33字 ( 0/49)

你是谁?让我举报你,好好查查,有了问题。处理处理你,你就不会胡说了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赤心依旧 发表于  2016-03-25 10:14:30 9字 ( 0/50)

你肯定是被处分了!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lhw89 发表于  2016-03-24 16:16:13 32字 ( 0/30)

你就会胡说八道,那个受处分好过?相反没受过处分的才不知道纪律严肃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42.53.15 发表于  2016-03-24 08:04:30 26字 ( 0/21)

已经进入司法诉讼程序的治安案件纪检机关是否可以介入?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赤心依旧 发表于  2016-03-24 08:37:05 41字 ( 0/67)

可以介入。但必须以办案人员办案违纪或案件当事人违纪的方式接入,否则,一般不会介入。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60.23.221 发表于  2016-03-24 17:54:36 19字 ( 0/162)

谢谢,那纪检委不作为乱作为到哪投诉啊?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60.9.44 发表于  2016-03-24 07:57:23 32字 ( 0/159)

受过处分的不应该再被提拔,凡是提拔受处分的上级领导,就是违纪了,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125.65.3 发表于  2016-03-23 23:09:36 31字 ( 0/50)

所以,只要不掉脑袋,就拼命贪腐,弄不好,还是日后提升的本钱呢!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222.245.16 发表于  2016-03-23 21:58:12 57字 ( 0/57)

“老子再过十八年又是一条好汉”的说法有一种硬汉的气节,但决不是贪腐官吏所为。违纪官员如有气节,应主动请辞![大笑]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123.172.168 发表于  2016-03-23 19:34:38 20字 ( 0/43)

狗要经常的教训一下,才能更好的忠于主人。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222.214.175 发表于  2016-03-23 17:24:55 69字 ( 0/61)

处分、罚款、扣钱都是开的一些空头支票、空头文件,有关系或有钱了处分和罚款都是障眼法,跟没事样,那是给媒体和上级领导看的,没有真正落到实处。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虹销雨霁38935827 发表于  2016-03-23 16:20:16 51字 ( 0/87)

好干部因为没关系没背景没钱没色所以无法提拔,反之有问题的干部也能提拔甚于带病提拔,这就是基层用人乱像。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60.175.172 发表于  2016-03-23 16:13:52 42字 ( 0/76)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的意思只要犯了错误,就不问青红皂白,一棍子打死,永世不得翻身?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124.167.228 发表于  2016-03-23 16:13:26 9字 ( 0/31)

这一现象不是偶然。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114.95.211 发表于  2016-03-23 15:26:53 418字 ( 0/23)

政府对人民生活、社会和企业进行管理、监督,工作已经成为日常的工作,工作、责任范围不变的不改变名称;工作、责任范围变化不改变名称,应解释工作、责任范围改变的原因,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114.95.211 发表于  2016-03-23 15:25:58 476字 ( 0/44)

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不为,违法乱纪应依法处理;对行政不为,官僚主义的罢免、选举,依法监督。人民代表、政府、国营领导人有各党派、社会团体、社会各界人士推荐、选举和罢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114.95.211 发表于  2016-03-23 15:24:58 434字 ( 0/70)

《人大、政协代表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通过,有各党派、社会团体、社会各界人士推荐,选举出新一届政府,新一届政府向人大、政协征求意见制定政府的工作计划,人大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114.95.211 发表于  2016-03-23 15:23:55 321字 ( 0/55)

党派,团体组织成立后需在当地地方政府部门登记注册,申请加入当地地方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当地地方的政府的重大工作、方针、任务并作出决议,对当地地方的提出建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114.95.211 发表于  2016-03-23 15:20:14 353字 ( 0/105)

县长和副县长领导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发布决定和命令,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工作人员。 政府部门领导人犯有行政渎职失职,行政不为,贪污受贿,百姓反映、举报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114.95.211 发表于  2016-03-23 15:18:28 380字 ( 0/38)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114.95.211 发表于  2016-03-23 15:17:20 403字 ( 0/38)

行政监督--司法监督。执行监督和司法监督部门是谁?依行政诉讼法第12条人民法院不受理国务院、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宪法第129条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詹求实 发表于  2016-03-23 13:20:34 15字 ( 0/50)

既然是问题官员就应该降级使用。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梦之轩5218745 发表于  2016-03-23 12:38:32 54字 ( 0/58)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根源下手,要断了它的根才能杜绝此类亊件!这种现象很普遍,对国家、对人民都是巨大的危害!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1.180.243 发表于  2016-03-23 11:42:11 35字 ( 0/48)

为什么不培养年轻有为干部?而重新启用违纪干部。难道我们共产党员稀少吗?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七步成章14731640 发表于  2016-03-23 11:31:26 10字 (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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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七步成章14731640 发表于  2016-03-23 11:30:12 82字 ( 0/54)

该评论写得好,问题官员复出,可以说更深层次是官场上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甚至是同流合污之党,只不够是没查出来而已。提拔这些人可能是对同党的许诺,勉得别人对自己的揭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61.190.204 发表于  2016-03-23 11:10:58 74字 ( 0/79)

违纪处分谁都不想有,关键看因为何种原因处分,对发展经济受到处分和为不按程序群众办事受处分,应提拔重用。对那些贪污,受贿,漠视群众利益的人要严加处理。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61.190.204 发表于  2016-03-23 11:06:30 17字 ( 0/98)

替组织担责身背处分的人,你怎么看啊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221.204.175 发表于  2016-03-23 10:54:08 6字 ( 0/45)

国内没人啦,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111.174.47 发表于  2016-03-23 10:13:31 55字 ( 0/124)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这可是毛泽东说的哟。为什么被处分的官员最后都官复原职和提什,是什么在起作用就是邦派。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安士奎 发表于  2016-03-23 09:17:13 161字 ( 0/62)

我们党的干部政策历来是明确的,但在实际中出现异常也不奇怪。我们反腐败是坚决的,但在腐败产生的根源上有不同意见也是事实。因此“反腐影响发展”、“腐败与百姓无关”、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liyouli 发表于  2016-03-23 02:36:27 51字 ( 0/96)

违纪官员独自承担责任都是劳苦功高的大功臣,上级领导普遍惺惺相惜,爱不释手,必然呵护有加,甚至涌泉相报。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36.62.211 发表于  2016-03-22 22:58:16 123字 ( 0/80)

答;;1;【修法】分三年,五年,八年,十年,十五年五个层次不给提升的关,然后让群众举报;;2;凡被处理过的官员一律上网公布,让群中方便查找后对号入座举报;;3;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爱人的眼睛 发表于  2016-03-22 22:20:18 33字 ( 0/62)

问题官员复出也有有公示,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说明复出的理由。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115.54.34 发表于  2016-03-22 21:24:25 10字 ( 0/55)

钱?花到哪里啦里好。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106.120.49 发表于  2016-03-22 20:19:51 8字 ( 0/63)

改了就是好同志嘛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123.4.160 发表于  2016-03-22 17:50:01 16字 ( 0/54)

一言以蔽之,惺惺相惜,同病相怜。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小伞兵44633444 发表于  2016-03-22 17:36:40 17字 ( 0/66)

问题官员都复出了,反腐还有意义吗?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112.244.223 发表于  2016-03-22 16:46:14 8字 ( 0/44)

懒得评论了!!!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定国军师120 发表于  2016-03-22 14:46:26 19字 ( 0/45)

一条绳上的蚂蚱,过了风头肯定还人情的!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180.125.160 发表于  2016-03-22 12:12:39 27字 ( 0/81)

官员被免职,级别还存在,当然要安排与其级别相应的职务。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马一毛 发表于  2016-03-22 11:22:24 50字 ( 0/52)

[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复出有两种可能,一是痛改前非,这是好事。二是关系施救,这是坏事。应区别对待。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zxzxa1111 发表于  2016-03-22 10:03:12 12字 ( 0/93)

区别,区别是认识的基础。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心神旷远12755111 发表于  2016-03-27 10:56:15 27字 ( 0/43)

有的是因为前期的调查和断案出现了一些问题,造成了冤案。

违纪官员“复出”岂可成常态?

 

焦若飞


“违纪——处分——免(撤)职=复出=提拔”,这几乎成了大部分违纪官员违纪后清晰的仕途路线图,有人戏称为“炼狱”“涅槃”“曲线救国”,眼下许多人对这种违纪官员仕途的“金刚不坏”之身颇有异议,但确实是这一群体发展路径的真实写照。 

 

笔者的一位同事,十几年前曾因为利用职权索要服务对象几千元钱,受到了行政记过和免除担任职务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记得他当时诚恳地说过,这一辈子政治上算完了,好好的仕途结束了,只有好好干活,别的都不可能了,也不能有什么仕途奢求了。想必这些话他当时发自内心,也折射了那时候犯了错误毁了前程的现实语境。但如今这位同事却时过境迁,不仅想了,而且雄心勃勃,提拔得很快,对当年的话可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要略作观察,恐怕大家都会发现近年身边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被提拔者甚众,至少是官复原职,因处分而影响仕途者寥寥无几。一些官员所犯错误虽然很严重,但却不乏处分期未满、影响其刚过即被官复原职、受到重用的,个别地方甚至受处分人此地处分免职,就转移到彼地做官,仕途实际并未受到处分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为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反而提拔的更快了、机会更多了。

 

显然,这种现象并非正常,是一种严重的官场政治怪象。尽管群众对此十分反感,但也无法阻止这种怪象被“正常化”的势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有了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提拔和不提拔都不能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但也不能否认,受过处分的人能够大面积复出或提拔使用,也折射出现行干部管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处分结果运用不够。近年来,重处分、轻运用,处分结果和人员管理相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人犯了错误,虽然在党纪政纪上获得了相应的处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收入和仕途等有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却很少受到必然的影响。处分结果运用不够,特别是不能与提拔干部、评价个人德能相结合,不仅难以教育当事人,也不能让他人引以为戒,所以导致某些人不在乎处分,边犯边提,边提边犯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纪律处分的权威。

 

其次,领导用人观念的“偏好”起主导作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常常发现,有些领导对使用提拔“老实人”劲头不大,却对犯过错误、受过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的人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热衷启用。不可否认,过度提拔使用犯过错误的人,实际上一种用人不正之风,甚至是严重的用人腐败,是某些人的人才观出了问题。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有些领导对犯错误的人高看一眼,甚至宠爱有加,不能排除惺惺相惜的成分。而犯错误的人,尤其是经济上犯了错误的人,往往更驾轻就熟于以经济之道解决政治问题,遇到了个别把持不住的领导,往往会一拍即合,事半功倍,有了利益输送的纠结,处分的权重自然降低,有也同无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领导出于爱才,而忽视了政治考量。但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凭领导个人喜好用人,不足以提倡,更应该力求在制度上避免。

 

再次,反映了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我们的处分规定,注重对问题的处理,却鲜于强调结果的运用,虽然每种处分都有提拔使用影响期的注脚,但都失之于宽,产生不了太大的威慑力,即便号称史上最严的处分条例,也似乎存在类似的问题。解读条例,开除党籍的影响期是五年,其他党纪处分影响提拔使用的期限最高不足2年,最短的半年。如果条件成熟,有人提携,期满即可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而那些所谓的秋毫无犯的“老实人”,却可能连半级都升不了,还会远远地被受处分的人甩在后面,实际难说公平,难怪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必做无谓的口诛笔伐,但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不论是不太严、一般严,抑或“史上最严”的条例,都没有在处分干部复出方面规定具体的、严格的、详尽的条件、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期限。从条例的直观看,受处分官员只要过了“影响期”,提拔依然是“绿色通道”,绝不会因为党纪政纪的处分而增加难度。

 

难怪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犯了错误被处分=机会+提拔重用。所谓的机会,等于增加了接触领导,被领导认识和认可欣赏的机会;等于有了人生历练的机会,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谬语“没进去的不是完整的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于明确了政策的惠顾,“期限”的设置,意味着复出的合理,升迁的自然。果真是这样么?实事求是地说,未免偏颇,受处分的人也绝不能都这么幸运,但这样的群众公式,确实令我们反思。干部边腐边提,边错边升,带病提拔,犯了错误不怕犯错,受处分不以为悲反而为喜是不是可以藉此找到根源?

 

毋庸讳言,错误干部的复出使用乃至提拔重用,绝非一般常规的提拔使用,应该慎而又慎,必须在制度上、程序上、标准上加以完善,对犯错误人员的使用同一般人区别对待,有所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加重违纪付出的政治砝码,决不能忽略党纪权威和社会影响,让犯错误的人全面复出为官成为政治常态。(2016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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