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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起向最高检申诉无果 发表于  2019-02-11 21:31:30 13字 ( 0/128)

“包产到户

一封反对信差点儿毁了包产到户,40年前的领导们如何处理

北晚新视觉网

百家号18-06-2514:03



1978年底,就在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忙着分地到户时,一封“告状信”递到了安徽省委。这封“告状信”的标题很是醒目:《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领导10万农民向何处去》,信中说,包产到户是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阴魂不散……

收到告状信的县委书记常振英把汤茂林叫到了县里,听了汤茂林的汇报,常振英说:“不错,不过要改一下,不能联产,联产性质就变了。只能奖励工分,不能奖励粮食。”汤茂林连忙答应。“其实我心里却不赞成”,老汤后来回忆说:“因为奖励工分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奖励粮食的效果最好。”

回到山南后,汤茂林主持召开区委会,认真讨论后决定:原方式方法不动,继续深入搞下去。

这封“人民来信”安徽省委也收到了。两个月后,当省委政研室的沈章玉奉命到肥西县调查时,老天已经降下了一场小雨,田里麦子油菜长势喜人,展露出一片希望的生机。沈章玉揣着那封人民来信,不喝水、不吃饭、四处转,让不明就里的汤茂林心里直打鼓。过了一个多小时,沈又回来了,向汤茂林要饭吃。边吃边聊,沈章玉从包里拿出了那封告状信说:“汤书记,我们是来查你问题的……三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也许今后的路就照你这么走。”

道这番话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决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确定的农村政策符合当时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要求——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但在当时条件下,仍然明确了两个“不准”: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1979年,春节刚过,负责宣讲中央文件的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带着工作组进驻山南。

2009年,纪事君去安徽采访时,已经年过八旬的周曰礼刚刚出院不久,但仍然头脑清晰、十分健谈。他回忆道:在山南,文件读过以后,组织群众讨论,可没一个人说话。工作组叫大家回忆什么时候生活得最好,不少人讲是曾希圣搞责任田时,因为土地分到户、老百姓生产自由。有人说,中央文件上讲了不准包产到户。“中央期望你们多提意见,有什么好办法提出来,我们向中央反映。”

最后,老百姓的话匣子打开了。有的讲“早也盼晚也盼,最后盼到两个不准干”,有的说“上面不相信我们农民”。对包产到户,不仅群众拥护,党员、干部也拥护;不仅劳动力强的拥护,劳动力弱的,甚至连五保户也拥护。宗店大队曾立过战功的抗美援朝复员军人张世林说,记得土改时,家里分了三亩田,自己不在家,请人代耕。如今还是几亩田,集体种,每年的收成却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红星大队的何道发说,越小越好干,绑在队里队长动脑筋,分到组里组长动脑筋,包到户上人人动脑筋。刘老庄大队的王道银说,过去干活不知有多难!没尿的也去撒尿,妇女不该喂奶的也去喂奶。如果让包产到户,两三年内要粮有粮,要猪有猪……

一周后,周曰礼向省委呈上了报告《农民普遍要求实行包产到户》。

随后,省委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会上,有人反对,有人心存疑虑,有人主张先向中央打报告……

会议最终确定在肥西县山南公社进行试点,但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秋后总结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失败也没什么了不起,滑不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有办法将它拉回来。如果收不到粮食,省委可以调拨……

这是全国第一个由党的组织作出的公开支持包产到户的决定。且不论历史上安徽许多人因“责任田”问题受到过各种打击,心有余悸,只说当时中央全会召开不久,马上进行包产到户试验,与全会确定的政策措施并不相符,无疑具有相当大的政治风险。

2月9日,周曰礼在山南公社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省委的决定,并在会上讨论决定:全社206个生产队,除留下宗洼大队向阳等4个生产队和馆北大队东徐生产队一个生产小组暂不搞包产到户,以便进行对比外,其他生产队全部实行包产到户。从此,山南公社名正言顺地搞起了包产到户,成了全省乃至全国第一个公开搞包产到户的人民公社。

包产到户后,不仅解决了温饱,农民们还积极向国家交售商品粮。图为正在装运商品粮的码头。

不过,来自各个方向的反对之声从来就没消失,每一次都来势凶猛。

在小井庄的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纪念馆里有一张老照片,只见地头上拉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筑防风墙修拦水坝,坚决抵制肥西单干风”。

山南有各种传闻,有的说“汤茂林被抓起来了”,有人劝山南公社党委书记王立恒:“单凭省里来人说说,又没见到中央的红头文件,出了问题,谁来替你扛?”

肥西的“离经叛道”也震动了“邻居”。邻省有的省委负责人公开宣称自己要保持晚节,并在与安徽接壤的地方安上高音喇叭,成天叫喊“要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

大家正处于是与非、进与退的两难之中时,农民间又出现了争耕牛、争水的现象……

而最大的压力来自北京。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来信”,并配发了“编者按”,矛头直指包产到组破坏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安徽此时不仅有广大地区实行了包产(干)到组,包产到户也在一些地方快速发展。如果连包到组都不允许,那包到户就更不行了。全省上下顿时紧张起来,感到这信“大有来头”,干部担心又要挨整了;群众感到政策又要变了,不愿意再往地里投入;一些社队放慢脚步看看“风向”;个别地方出现了大规模“改正”。

正在合肥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清晨从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反应是:“糟糕了,这跟‘六条’规定精神相反,是批安徽的。”万里当即给当时的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打了电话,说:“我们该咋办还咋办,我们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

同时,安徽省委向全省发出了八条紧急“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第二天,万里一早就出发了,直奔皖东的全椒、滁县、定远、嘉山等县,一路上稳定干部、群众情绪。走到哪儿他都反复强调:“责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

随后,安徽省农委的同志给《人民日报》撰写了《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也得以刊发,同时配发的长篇“编者按”中承认张浩来信及“编者按”里有些提法不够准确。

“张浩来信”的风波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延缓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的快速发展。之后,对肥西包产到户的非议变得激烈起来。

肥西县委也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这是在搞资本主义,怕犯方向路线错误。但面对包产到户在生产中显示出的巨大优越性,县委还是采取了默许和明纠暗纵的态度。原本就意见不一,自然摇摆不定。

风雨来临,县委曾几次提出纠正包产到户。有的地方采取强硬措施来“纠正”,社员则以罢耕、罢种来对抗。在省委常委会“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不要强行收回”的决定下,县委又急忙叫停“纠正”。

在风浪中最坚定的是群众。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启蒙的农民们大胆发问:“增产粮食犯不犯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农村还兴不兴?”1979年9月在《人民日报》主办的《情况汇编》(机密件)上,刊登了《安徽日报》记者汪言海采写的《关于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的调查》。文章记录下了当时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呼声——

社员解广毕,夫妻俩带5个小孩子,最大的只有14岁。以往每年要超支一百几十元。今年,包产到户,他一笔一笔地算了账,不仅不超支,而且至少比去年多得粮725公斤,钱280元。他告诉记者,他听到县委(纠正包产到户的)决定后,想不通。他文化水平不高,但一天没有出工,三个中午没有休息,给万里书记写信,反映包产到户的好处。社员知道后,都要求在上面盖章按手印……他对记者说:“继续干,不仅今年大增产,明年还要大增产。要是‘归大堆’,明年是乌龟过田埂——大跌跤子。”县委一位负责同志感慨万端:“试验包产到户的一年,我们害怕了一年,捂了一年,被动了一年;群众却扛了一年,干了一年,增产了一年。”

“大包干”后农民喜获丰收。

和群众一起抗争的,还有安徽各地许多像汤茂林一样的基层干部。“张浩来信”的风波中,嘉山县委书记贾长志说:“就是刀架在脖子上,我们也要坚决干下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说:“我是王小二盖猪圈,一心门朝南!”滁县县委书记冯骏也说:“党的政策不能随便变来变去,要尊重民意。”正是他们承上启下,构成了中国农村变革的中坚。

省委的支持让农民积极性高涨,但对肥西最有力的支持还是万里下山南。

这一年12月,万里来到了山南,这已是他第二次来到山南。在山南区委会议室,一坐下,他就开门见山,把社会上提出的各种问题一齐端给了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有部队同志反映你们山南区搞包产到户是‘扰我军心’、‘毁我长城’,合钢(合肥钢铁厂)工人不上班了,要求回家种地,你看怎么办?”

“大包干”使老超支户变成了进钱户。

汤茂林一一作了解答:“我们山南区有现役军人14名,区委一一去信介绍家乡包产到户获得大丰收的消息,告诉他们:家中有责任田的照顾得很好,超奖减赔,工分照顾,分配兑现。一般困难户照顾1000工分,对军烈属每年另外照顾150至200元现金。”

“刘老家生产队有一位合钢工人家属,一人带4个小孩。以前每年收入150元左右,包产到户以后,基本口粮210公斤,超产825公斤,还养了一头100多公斤的大肥猪和7只鹅。过去每年都超支,今年生活有所缓和,没有超支。”

万里最后问:“包产到户的穷队今年能不能取得丰收?”汤茂林把胸脯一拍:能!

1979年,是肥西包产到户大争论、大推广、大丰收的一年。年底时肥西全县已有8189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总数的97%。包产到户革了“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出现了“上至七十三,下至手中搀,一家三代人,都为忙生产”的局面,也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大丰收——尽管这一年遭受春旱秋涝等自然灾害,但肥西全年粮食总产量还是达到了3.77亿公斤,向国家交售粮食1.27亿公斤,比1978年增长3倍,结束了长期吃国家返销粮的历史。

来源: 北京日报纪事

笑傲江湖V 发表于  2019-02-11 21:31:39 34字 ( 0/142)

包产到户是全国大多数农民的迫切呼声,绝不是小岗村一家的发明。[哈哈]

一封反对信差点儿毁了包产到户,40年前的领导们如何处理

北晚新视觉网

百家号18-06-2514:03



1978年底,就在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忙着分地到户时,一封“告状信”递到了安徽省委。这封“告状信”的标题很是醒目:《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领导10万农民向何处去》,信中说,包产到户是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阴魂不散……

收到告状信的县委书记常振英把汤茂林叫到了县里,听了汤茂林的汇报,常振英说:“不错,不过要改一下,不能联产,联产性质就变了。只能奖励工分,不能奖励粮食。”汤茂林连忙答应。“其实我心里却不赞成”,老汤后来回忆说:“因为奖励工分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奖励粮食的效果最好。”

回到山南后,汤茂林主持召开区委会,认真讨论后决定:原方式方法不动,继续深入搞下去。

这封“人民来信”安徽省委也收到了。两个月后,当省委政研室的沈章玉奉命到肥西县调查时,老天已经降下了一场小雨,田里麦子油菜长势喜人,展露出一片希望的生机。沈章玉揣着那封人民来信,不喝水、不吃饭、四处转,让不明就里的汤茂林心里直打鼓。过了一个多小时,沈又回来了,向汤茂林要饭吃。边吃边聊,沈章玉从包里拿出了那封告状信说:“汤书记,我们是来查你问题的……三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也许今后的路就照你这么走。”

道这番话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决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确定的农村政策符合当时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要求——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但在当时条件下,仍然明确了两个“不准”: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1979年,春节刚过,负责宣讲中央文件的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带着工作组进驻山南。

2009年,纪事君去安徽采访时,已经年过八旬的周曰礼刚刚出院不久,但仍然头脑清晰、十分健谈。他回忆道:在山南,文件读过以后,组织群众讨论,可没一个人说话。工作组叫大家回忆什么时候生活得最好,不少人讲是曾希圣搞责任田时,因为土地分到户、老百姓生产自由。有人说,中央文件上讲了不准包产到户。“中央期望你们多提意见,有什么好办法提出来,我们向中央反映。”

最后,老百姓的话匣子打开了。有的讲“早也盼晚也盼,最后盼到两个不准干”,有的说“上面不相信我们农民”。对包产到户,不仅群众拥护,党员、干部也拥护;不仅劳动力强的拥护,劳动力弱的,甚至连五保户也拥护。宗店大队曾立过战功的抗美援朝复员军人张世林说,记得土改时,家里分了三亩田,自己不在家,请人代耕。如今还是几亩田,集体种,每年的收成却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红星大队的何道发说,越小越好干,绑在队里队长动脑筋,分到组里组长动脑筋,包到户上人人动脑筋。刘老庄大队的王道银说,过去干活不知有多难!没尿的也去撒尿,妇女不该喂奶的也去喂奶。如果让包产到户,两三年内要粮有粮,要猪有猪……

一周后,周曰礼向省委呈上了报告《农民普遍要求实行包产到户》。

随后,省委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会上,有人反对,有人心存疑虑,有人主张先向中央打报告……

会议最终确定在肥西县山南公社进行试点,但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秋后总结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失败也没什么了不起,滑不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有办法将它拉回来。如果收不到粮食,省委可以调拨……

这是全国第一个由党的组织作出的公开支持包产到户的决定。且不论历史上安徽许多人因“责任田”问题受到过各种打击,心有余悸,只说当时中央全会召开不久,马上进行包产到户试验,与全会确定的政策措施并不相符,无疑具有相当大的政治风险。

2月9日,周曰礼在山南公社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省委的决定,并在会上讨论决定:全社206个生产队,除留下宗洼大队向阳等4个生产队和馆北大队东徐生产队一个生产小组暂不搞包产到户,以便进行对比外,其他生产队全部实行包产到户。从此,山南公社名正言顺地搞起了包产到户,成了全省乃至全国第一个公开搞包产到户的人民公社。

包产到户后,不仅解决了温饱,农民们还积极向国家交售商品粮。图为正在装运商品粮的码头。

不过,来自各个方向的反对之声从来就没消失,每一次都来势凶猛。

在小井庄的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纪念馆里有一张老照片,只见地头上拉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筑防风墙修拦水坝,坚决抵制肥西单干风”。

山南有各种传闻,有的说“汤茂林被抓起来了”,有人劝山南公社党委书记王立恒:“单凭省里来人说说,又没见到中央的红头文件,出了问题,谁来替你扛?”

肥西的“离经叛道”也震动了“邻居”。邻省有的省委负责人公开宣称自己要保持晚节,并在与安徽接壤的地方安上高音喇叭,成天叫喊“要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

大家正处于是与非、进与退的两难之中时,农民间又出现了争耕牛、争水的现象……

而最大的压力来自北京。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来信”,并配发了“编者按”,矛头直指包产到组破坏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安徽此时不仅有广大地区实行了包产(干)到组,包产到户也在一些地方快速发展。如果连包到组都不允许,那包到户就更不行了。全省上下顿时紧张起来,感到这信“大有来头”,干部担心又要挨整了;群众感到政策又要变了,不愿意再往地里投入;一些社队放慢脚步看看“风向”;个别地方出现了大规模“改正”。

正在合肥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清晨从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反应是:“糟糕了,这跟‘六条’规定精神相反,是批安徽的。”万里当即给当时的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打了电话,说:“我们该咋办还咋办,我们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

同时,安徽省委向全省发出了八条紧急“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第二天,万里一早就出发了,直奔皖东的全椒、滁县、定远、嘉山等县,一路上稳定干部、群众情绪。走到哪儿他都反复强调:“责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

随后,安徽省农委的同志给《人民日报》撰写了《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也得以刊发,同时配发的长篇“编者按”中承认张浩来信及“编者按”里有些提法不够准确。

“张浩来信”的风波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延缓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的快速发展。之后,对肥西包产到户的非议变得激烈起来。

肥西县委也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这是在搞资本主义,怕犯方向路线错误。但面对包产到户在生产中显示出的巨大优越性,县委还是采取了默许和明纠暗纵的态度。原本就意见不一,自然摇摆不定。

风雨来临,县委曾几次提出纠正包产到户。有的地方采取强硬措施来“纠正”,社员则以罢耕、罢种来对抗。在省委常委会“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不要强行收回”的决定下,县委又急忙叫停“纠正”。

在风浪中最坚定的是群众。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启蒙的农民们大胆发问:“增产粮食犯不犯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农村还兴不兴?”1979年9月在《人民日报》主办的《情况汇编》(机密件)上,刊登了《安徽日报》记者汪言海采写的《关于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的调查》。文章记录下了当时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呼声——

社员解广毕,夫妻俩带5个小孩子,最大的只有14岁。以往每年要超支一百几十元。今年,包产到户,他一笔一笔地算了账,不仅不超支,而且至少比去年多得粮725公斤,钱280元。他告诉记者,他听到县委(纠正包产到户的)决定后,想不通。他文化水平不高,但一天没有出工,三个中午没有休息,给万里书记写信,反映包产到户的好处。社员知道后,都要求在上面盖章按手印……他对记者说:“继续干,不仅今年大增产,明年还要大增产。要是‘归大堆’,明年是乌龟过田埂——大跌跤子。”县委一位负责同志感慨万端:“试验包产到户的一年,我们害怕了一年,捂了一年,被动了一年;群众却扛了一年,干了一年,增产了一年。”

“大包干”后农民喜获丰收。

和群众一起抗争的,还有安徽各地许多像汤茂林一样的基层干部。“张浩来信”的风波中,嘉山县委书记贾长志说:“就是刀架在脖子上,我们也要坚决干下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说:“我是王小二盖猪圈,一心门朝南!”滁县县委书记冯骏也说:“党的政策不能随便变来变去,要尊重民意。”正是他们承上启下,构成了中国农村变革的中坚。

省委的支持让农民积极性高涨,但对肥西最有力的支持还是万里下山南。

这一年12月,万里来到了山南,这已是他第二次来到山南。在山南区委会议室,一坐下,他就开门见山,把社会上提出的各种问题一齐端给了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有部队同志反映你们山南区搞包产到户是‘扰我军心’、‘毁我长城’,合钢(合肥钢铁厂)工人不上班了,要求回家种地,你看怎么办?”

“大包干”使老超支户变成了进钱户。

汤茂林一一作了解答:“我们山南区有现役军人14名,区委一一去信介绍家乡包产到户获得大丰收的消息,告诉他们:家中有责任田的照顾得很好,超奖减赔,工分照顾,分配兑现。一般困难户照顾1000工分,对军烈属每年另外照顾150至200元现金。”

“刘老家生产队有一位合钢工人家属,一人带4个小孩。以前每年收入150元左右,包产到户以后,基本口粮210公斤,超产825公斤,还养了一头100多公斤的大肥猪和7只鹅。过去每年都超支,今年生活有所缓和,没有超支。”

万里最后问:“包产到户的穷队今年能不能取得丰收?”汤茂林把胸脯一拍:能!

1979年,是肥西包产到户大争论、大推广、大丰收的一年。年底时肥西全县已有8189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总数的97%。包产到户革了“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出现了“上至七十三,下至手中搀,一家三代人,都为忙生产”的局面,也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大丰收——尽管这一年遭受春旱秋涝等自然灾害,但肥西全年粮食总产量还是达到了3.77亿公斤,向国家交售粮食1.27亿公斤,比1978年增长3倍,结束了长期吃国家返销粮的历史。

来源: 北京日报纪事

老干部同志 发表于  2019-02-11 22:02:22 20字 ( 0/162)

封建社会也是家家户户农干,个人干个人的。

一封反对信差点儿毁了包产到户,40年前的领导们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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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号18-06-2514:03



1978年底,就在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忙着分地到户时,一封“告状信”递到了安徽省委。这封“告状信”的标题很是醒目:《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领导10万农民向何处去》,信中说,包产到户是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阴魂不散……

收到告状信的县委书记常振英把汤茂林叫到了县里,听了汤茂林的汇报,常振英说:“不错,不过要改一下,不能联产,联产性质就变了。只能奖励工分,不能奖励粮食。”汤茂林连忙答应。“其实我心里却不赞成”,老汤后来回忆说:“因为奖励工分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奖励粮食的效果最好。”

回到山南后,汤茂林主持召开区委会,认真讨论后决定:原方式方法不动,继续深入搞下去。

这封“人民来信”安徽省委也收到了。两个月后,当省委政研室的沈章玉奉命到肥西县调查时,老天已经降下了一场小雨,田里麦子油菜长势喜人,展露出一片希望的生机。沈章玉揣着那封人民来信,不喝水、不吃饭、四处转,让不明就里的汤茂林心里直打鼓。过了一个多小时,沈又回来了,向汤茂林要饭吃。边吃边聊,沈章玉从包里拿出了那封告状信说:“汤书记,我们是来查你问题的……三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也许今后的路就照你这么走。”

道这番话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决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确定的农村政策符合当时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要求——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但在当时条件下,仍然明确了两个“不准”: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1979年,春节刚过,负责宣讲中央文件的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带着工作组进驻山南。

2009年,纪事君去安徽采访时,已经年过八旬的周曰礼刚刚出院不久,但仍然头脑清晰、十分健谈。他回忆道:在山南,文件读过以后,组织群众讨论,可没一个人说话。工作组叫大家回忆什么时候生活得最好,不少人讲是曾希圣搞责任田时,因为土地分到户、老百姓生产自由。有人说,中央文件上讲了不准包产到户。“中央期望你们多提意见,有什么好办法提出来,我们向中央反映。”

最后,老百姓的话匣子打开了。有的讲“早也盼晚也盼,最后盼到两个不准干”,有的说“上面不相信我们农民”。对包产到户,不仅群众拥护,党员、干部也拥护;不仅劳动力强的拥护,劳动力弱的,甚至连五保户也拥护。宗店大队曾立过战功的抗美援朝复员军人张世林说,记得土改时,家里分了三亩田,自己不在家,请人代耕。如今还是几亩田,集体种,每年的收成却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红星大队的何道发说,越小越好干,绑在队里队长动脑筋,分到组里组长动脑筋,包到户上人人动脑筋。刘老庄大队的王道银说,过去干活不知有多难!没尿的也去撒尿,妇女不该喂奶的也去喂奶。如果让包产到户,两三年内要粮有粮,要猪有猪……

一周后,周曰礼向省委呈上了报告《农民普遍要求实行包产到户》。

随后,省委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会上,有人反对,有人心存疑虑,有人主张先向中央打报告……

会议最终确定在肥西县山南公社进行试点,但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秋后总结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失败也没什么了不起,滑不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有办法将它拉回来。如果收不到粮食,省委可以调拨……

这是全国第一个由党的组织作出的公开支持包产到户的决定。且不论历史上安徽许多人因“责任田”问题受到过各种打击,心有余悸,只说当时中央全会召开不久,马上进行包产到户试验,与全会确定的政策措施并不相符,无疑具有相当大的政治风险。

2月9日,周曰礼在山南公社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省委的决定,并在会上讨论决定:全社206个生产队,除留下宗洼大队向阳等4个生产队和馆北大队东徐生产队一个生产小组暂不搞包产到户,以便进行对比外,其他生产队全部实行包产到户。从此,山南公社名正言顺地搞起了包产到户,成了全省乃至全国第一个公开搞包产到户的人民公社。

包产到户后,不仅解决了温饱,农民们还积极向国家交售商品粮。图为正在装运商品粮的码头。

不过,来自各个方向的反对之声从来就没消失,每一次都来势凶猛。

在小井庄的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纪念馆里有一张老照片,只见地头上拉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筑防风墙修拦水坝,坚决抵制肥西单干风”。

山南有各种传闻,有的说“汤茂林被抓起来了”,有人劝山南公社党委书记王立恒:“单凭省里来人说说,又没见到中央的红头文件,出了问题,谁来替你扛?”

肥西的“离经叛道”也震动了“邻居”。邻省有的省委负责人公开宣称自己要保持晚节,并在与安徽接壤的地方安上高音喇叭,成天叫喊“要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

大家正处于是与非、进与退的两难之中时,农民间又出现了争耕牛、争水的现象……

而最大的压力来自北京。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来信”,并配发了“编者按”,矛头直指包产到组破坏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安徽此时不仅有广大地区实行了包产(干)到组,包产到户也在一些地方快速发展。如果连包到组都不允许,那包到户就更不行了。全省上下顿时紧张起来,感到这信“大有来头”,干部担心又要挨整了;群众感到政策又要变了,不愿意再往地里投入;一些社队放慢脚步看看“风向”;个别地方出现了大规模“改正”。

正在合肥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清晨从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反应是:“糟糕了,这跟‘六条’规定精神相反,是批安徽的。”万里当即给当时的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打了电话,说:“我们该咋办还咋办,我们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

同时,安徽省委向全省发出了八条紧急“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第二天,万里一早就出发了,直奔皖东的全椒、滁县、定远、嘉山等县,一路上稳定干部、群众情绪。走到哪儿他都反复强调:“责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

随后,安徽省农委的同志给《人民日报》撰写了《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也得以刊发,同时配发的长篇“编者按”中承认张浩来信及“编者按”里有些提法不够准确。

“张浩来信”的风波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延缓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的快速发展。之后,对肥西包产到户的非议变得激烈起来。

肥西县委也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这是在搞资本主义,怕犯方向路线错误。但面对包产到户在生产中显示出的巨大优越性,县委还是采取了默许和明纠暗纵的态度。原本就意见不一,自然摇摆不定。

风雨来临,县委曾几次提出纠正包产到户。有的地方采取强硬措施来“纠正”,社员则以罢耕、罢种来对抗。在省委常委会“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不要强行收回”的决定下,县委又急忙叫停“纠正”。

在风浪中最坚定的是群众。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启蒙的农民们大胆发问:“增产粮食犯不犯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农村还兴不兴?”1979年9月在《人民日报》主办的《情况汇编》(机密件)上,刊登了《安徽日报》记者汪言海采写的《关于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的调查》。文章记录下了当时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呼声——

社员解广毕,夫妻俩带5个小孩子,最大的只有14岁。以往每年要超支一百几十元。今年,包产到户,他一笔一笔地算了账,不仅不超支,而且至少比去年多得粮725公斤,钱280元。他告诉记者,他听到县委(纠正包产到户的)决定后,想不通。他文化水平不高,但一天没有出工,三个中午没有休息,给万里书记写信,反映包产到户的好处。社员知道后,都要求在上面盖章按手印……他对记者说:“继续干,不仅今年大增产,明年还要大增产。要是‘归大堆’,明年是乌龟过田埂——大跌跤子。”县委一位负责同志感慨万端:“试验包产到户的一年,我们害怕了一年,捂了一年,被动了一年;群众却扛了一年,干了一年,增产了一年。”

“大包干”后农民喜获丰收。

和群众一起抗争的,还有安徽各地许多像汤茂林一样的基层干部。“张浩来信”的风波中,嘉山县委书记贾长志说:“就是刀架在脖子上,我们也要坚决干下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说:“我是王小二盖猪圈,一心门朝南!”滁县县委书记冯骏也说:“党的政策不能随便变来变去,要尊重民意。”正是他们承上启下,构成了中国农村变革的中坚。

省委的支持让农民积极性高涨,但对肥西最有力的支持还是万里下山南。

这一年12月,万里来到了山南,这已是他第二次来到山南。在山南区委会议室,一坐下,他就开门见山,把社会上提出的各种问题一齐端给了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有部队同志反映你们山南区搞包产到户是‘扰我军心’、‘毁我长城’,合钢(合肥钢铁厂)工人不上班了,要求回家种地,你看怎么办?”

“大包干”使老超支户变成了进钱户。

汤茂林一一作了解答:“我们山南区有现役军人14名,区委一一去信介绍家乡包产到户获得大丰收的消息,告诉他们:家中有责任田的照顾得很好,超奖减赔,工分照顾,分配兑现。一般困难户照顾1000工分,对军烈属每年另外照顾150至200元现金。”

“刘老家生产队有一位合钢工人家属,一人带4个小孩。以前每年收入150元左右,包产到户以后,基本口粮210公斤,超产825公斤,还养了一头100多公斤的大肥猪和7只鹅。过去每年都超支,今年生活有所缓和,没有超支。”

万里最后问:“包产到户的穷队今年能不能取得丰收?”汤茂林把胸脯一拍:能!

1979年,是肥西包产到户大争论、大推广、大丰收的一年。年底时肥西全县已有8189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总数的97%。包产到户革了“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出现了“上至七十三,下至手中搀,一家三代人,都为忙生产”的局面,也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大丰收——尽管这一年遭受春旱秋涝等自然灾害,但肥西全年粮食总产量还是达到了3.77亿公斤,向国家交售粮食1.27亿公斤,比1978年增长3倍,结束了长期吃国家返销粮的历史。

来源: 北京日报纪事

四两千斤 发表于  2019-02-11 22:08:27 43字 ( 0/174)

为什么说大机器生产的工人阶级具有革命的组织纪律性、坚定性、彻底性...........

一封反对信差点儿毁了包产到户,40年前的领导们如何处理

北晚新视觉网

百家号18-06-2514:03



1978年底,就在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忙着分地到户时,一封“告状信”递到了安徽省委。这封“告状信”的标题很是醒目:《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领导10万农民向何处去》,信中说,包产到户是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阴魂不散……

收到告状信的县委书记常振英把汤茂林叫到了县里,听了汤茂林的汇报,常振英说:“不错,不过要改一下,不能联产,联产性质就变了。只能奖励工分,不能奖励粮食。”汤茂林连忙答应。“其实我心里却不赞成”,老汤后来回忆说:“因为奖励工分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奖励粮食的效果最好。”

回到山南后,汤茂林主持召开区委会,认真讨论后决定:原方式方法不动,继续深入搞下去。

这封“人民来信”安徽省委也收到了。两个月后,当省委政研室的沈章玉奉命到肥西县调查时,老天已经降下了一场小雨,田里麦子油菜长势喜人,展露出一片希望的生机。沈章玉揣着那封人民来信,不喝水、不吃饭、四处转,让不明就里的汤茂林心里直打鼓。过了一个多小时,沈又回来了,向汤茂林要饭吃。边吃边聊,沈章玉从包里拿出了那封告状信说:“汤书记,我们是来查你问题的……三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也许今后的路就照你这么走。”

道这番话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决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确定的农村政策符合当时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要求——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但在当时条件下,仍然明确了两个“不准”: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1979年,春节刚过,负责宣讲中央文件的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带着工作组进驻山南。

2009年,纪事君去安徽采访时,已经年过八旬的周曰礼刚刚出院不久,但仍然头脑清晰、十分健谈。他回忆道:在山南,文件读过以后,组织群众讨论,可没一个人说话。工作组叫大家回忆什么时候生活得最好,不少人讲是曾希圣搞责任田时,因为土地分到户、老百姓生产自由。有人说,中央文件上讲了不准包产到户。“中央期望你们多提意见,有什么好办法提出来,我们向中央反映。”

最后,老百姓的话匣子打开了。有的讲“早也盼晚也盼,最后盼到两个不准干”,有的说“上面不相信我们农民”。对包产到户,不仅群众拥护,党员、干部也拥护;不仅劳动力强的拥护,劳动力弱的,甚至连五保户也拥护。宗店大队曾立过战功的抗美援朝复员军人张世林说,记得土改时,家里分了三亩田,自己不在家,请人代耕。如今还是几亩田,集体种,每年的收成却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红星大队的何道发说,越小越好干,绑在队里队长动脑筋,分到组里组长动脑筋,包到户上人人动脑筋。刘老庄大队的王道银说,过去干活不知有多难!没尿的也去撒尿,妇女不该喂奶的也去喂奶。如果让包产到户,两三年内要粮有粮,要猪有猪……

一周后,周曰礼向省委呈上了报告《农民普遍要求实行包产到户》。

随后,省委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会上,有人反对,有人心存疑虑,有人主张先向中央打报告……

会议最终确定在肥西县山南公社进行试点,但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秋后总结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失败也没什么了不起,滑不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有办法将它拉回来。如果收不到粮食,省委可以调拨……

这是全国第一个由党的组织作出的公开支持包产到户的决定。且不论历史上安徽许多人因“责任田”问题受到过各种打击,心有余悸,只说当时中央全会召开不久,马上进行包产到户试验,与全会确定的政策措施并不相符,无疑具有相当大的政治风险。

2月9日,周曰礼在山南公社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省委的决定,并在会上讨论决定:全社206个生产队,除留下宗洼大队向阳等4个生产队和馆北大队东徐生产队一个生产小组暂不搞包产到户,以便进行对比外,其他生产队全部实行包产到户。从此,山南公社名正言顺地搞起了包产到户,成了全省乃至全国第一个公开搞包产到户的人民公社。

包产到户后,不仅解决了温饱,农民们还积极向国家交售商品粮。图为正在装运商品粮的码头。

不过,来自各个方向的反对之声从来就没消失,每一次都来势凶猛。

在小井庄的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纪念馆里有一张老照片,只见地头上拉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筑防风墙修拦水坝,坚决抵制肥西单干风”。

山南有各种传闻,有的说“汤茂林被抓起来了”,有人劝山南公社党委书记王立恒:“单凭省里来人说说,又没见到中央的红头文件,出了问题,谁来替你扛?”

肥西的“离经叛道”也震动了“邻居”。邻省有的省委负责人公开宣称自己要保持晚节,并在与安徽接壤的地方安上高音喇叭,成天叫喊“要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

大家正处于是与非、进与退的两难之中时,农民间又出现了争耕牛、争水的现象……

而最大的压力来自北京。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来信”,并配发了“编者按”,矛头直指包产到组破坏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安徽此时不仅有广大地区实行了包产(干)到组,包产到户也在一些地方快速发展。如果连包到组都不允许,那包到户就更不行了。全省上下顿时紧张起来,感到这信“大有来头”,干部担心又要挨整了;群众感到政策又要变了,不愿意再往地里投入;一些社队放慢脚步看看“风向”;个别地方出现了大规模“改正”。

正在合肥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清晨从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反应是:“糟糕了,这跟‘六条’规定精神相反,是批安徽的。”万里当即给当时的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打了电话,说:“我们该咋办还咋办,我们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

同时,安徽省委向全省发出了八条紧急“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第二天,万里一早就出发了,直奔皖东的全椒、滁县、定远、嘉山等县,一路上稳定干部、群众情绪。走到哪儿他都反复强调:“责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

随后,安徽省农委的同志给《人民日报》撰写了《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也得以刊发,同时配发的长篇“编者按”中承认张浩来信及“编者按”里有些提法不够准确。

“张浩来信”的风波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延缓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的快速发展。之后,对肥西包产到户的非议变得激烈起来。

肥西县委也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这是在搞资本主义,怕犯方向路线错误。但面对包产到户在生产中显示出的巨大优越性,县委还是采取了默许和明纠暗纵的态度。原本就意见不一,自然摇摆不定。

风雨来临,县委曾几次提出纠正包产到户。有的地方采取强硬措施来“纠正”,社员则以罢耕、罢种来对抗。在省委常委会“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不要强行收回”的决定下,县委又急忙叫停“纠正”。

在风浪中最坚定的是群众。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启蒙的农民们大胆发问:“增产粮食犯不犯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农村还兴不兴?”1979年9月在《人民日报》主办的《情况汇编》(机密件)上,刊登了《安徽日报》记者汪言海采写的《关于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的调查》。文章记录下了当时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呼声——

社员解广毕,夫妻俩带5个小孩子,最大的只有14岁。以往每年要超支一百几十元。今年,包产到户,他一笔一笔地算了账,不仅不超支,而且至少比去年多得粮725公斤,钱280元。他告诉记者,他听到县委(纠正包产到户的)决定后,想不通。他文化水平不高,但一天没有出工,三个中午没有休息,给万里书记写信,反映包产到户的好处。社员知道后,都要求在上面盖章按手印……他对记者说:“继续干,不仅今年大增产,明年还要大增产。要是‘归大堆’,明年是乌龟过田埂——大跌跤子。”县委一位负责同志感慨万端:“试验包产到户的一年,我们害怕了一年,捂了一年,被动了一年;群众却扛了一年,干了一年,增产了一年。”

“大包干”后农民喜获丰收。

和群众一起抗争的,还有安徽各地许多像汤茂林一样的基层干部。“张浩来信”的风波中,嘉山县委书记贾长志说:“就是刀架在脖子上,我们也要坚决干下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说:“我是王小二盖猪圈,一心门朝南!”滁县县委书记冯骏也说:“党的政策不能随便变来变去,要尊重民意。”正是他们承上启下,构成了中国农村变革的中坚。

省委的支持让农民积极性高涨,但对肥西最有力的支持还是万里下山南。

这一年12月,万里来到了山南,这已是他第二次来到山南。在山南区委会议室,一坐下,他就开门见山,把社会上提出的各种问题一齐端给了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有部队同志反映你们山南区搞包产到户是‘扰我军心’、‘毁我长城’,合钢(合肥钢铁厂)工人不上班了,要求回家种地,你看怎么办?”

“大包干”使老超支户变成了进钱户。

汤茂林一一作了解答:“我们山南区有现役军人14名,区委一一去信介绍家乡包产到户获得大丰收的消息,告诉他们:家中有责任田的照顾得很好,超奖减赔,工分照顾,分配兑现。一般困难户照顾1000工分,对军烈属每年另外照顾150至200元现金。”

“刘老家生产队有一位合钢工人家属,一人带4个小孩。以前每年收入150元左右,包产到户以后,基本口粮210公斤,超产825公斤,还养了一头100多公斤的大肥猪和7只鹅。过去每年都超支,今年生活有所缓和,没有超支。”

万里最后问:“包产到户的穷队今年能不能取得丰收?”汤茂林把胸脯一拍:能!

1979年,是肥西包产到户大争论、大推广、大丰收的一年。年底时肥西全县已有8189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总数的97%。包产到户革了“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出现了“上至七十三,下至手中搀,一家三代人,都为忙生产”的局面,也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大丰收——尽管这一年遭受春旱秋涝等自然灾害,但肥西全年粮食总产量还是达到了3.77亿公斤,向国家交售粮食1.27亿公斤,比1978年增长3倍,结束了长期吃国家返销粮的历史。

来源: 北京日报纪事

马一毛 发表于  2019-02-12 00:25:23 32字 ( 0/155)

机会主义乱轰轰!不辨南北与西东;分田胜过平和调?眼前利益一小农!

一封反对信差点儿毁了包产到户,40年前的领导们如何处理

北晚新视觉网

百家号18-06-2514:03



1978年底,就在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忙着分地到户时,一封“告状信”递到了安徽省委。这封“告状信”的标题很是醒目:《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领导10万农民向何处去》,信中说,包产到户是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阴魂不散……

收到告状信的县委书记常振英把汤茂林叫到了县里,听了汤茂林的汇报,常振英说:“不错,不过要改一下,不能联产,联产性质就变了。只能奖励工分,不能奖励粮食。”汤茂林连忙答应。“其实我心里却不赞成”,老汤后来回忆说:“因为奖励工分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奖励粮食的效果最好。”

回到山南后,汤茂林主持召开区委会,认真讨论后决定:原方式方法不动,继续深入搞下去。

这封“人民来信”安徽省委也收到了。两个月后,当省委政研室的沈章玉奉命到肥西县调查时,老天已经降下了一场小雨,田里麦子油菜长势喜人,展露出一片希望的生机。沈章玉揣着那封人民来信,不喝水、不吃饭、四处转,让不明就里的汤茂林心里直打鼓。过了一个多小时,沈又回来了,向汤茂林要饭吃。边吃边聊,沈章玉从包里拿出了那封告状信说:“汤书记,我们是来查你问题的……三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也许今后的路就照你这么走。”

道这番话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决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确定的农村政策符合当时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要求——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但在当时条件下,仍然明确了两个“不准”: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1979年,春节刚过,负责宣讲中央文件的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带着工作组进驻山南。

2009年,纪事君去安徽采访时,已经年过八旬的周曰礼刚刚出院不久,但仍然头脑清晰、十分健谈。他回忆道:在山南,文件读过以后,组织群众讨论,可没一个人说话。工作组叫大家回忆什么时候生活得最好,不少人讲是曾希圣搞责任田时,因为土地分到户、老百姓生产自由。有人说,中央文件上讲了不准包产到户。“中央期望你们多提意见,有什么好办法提出来,我们向中央反映。”

最后,老百姓的话匣子打开了。有的讲“早也盼晚也盼,最后盼到两个不准干”,有的说“上面不相信我们农民”。对包产到户,不仅群众拥护,党员、干部也拥护;不仅劳动力强的拥护,劳动力弱的,甚至连五保户也拥护。宗店大队曾立过战功的抗美援朝复员军人张世林说,记得土改时,家里分了三亩田,自己不在家,请人代耕。如今还是几亩田,集体种,每年的收成却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红星大队的何道发说,越小越好干,绑在队里队长动脑筋,分到组里组长动脑筋,包到户上人人动脑筋。刘老庄大队的王道银说,过去干活不知有多难!没尿的也去撒尿,妇女不该喂奶的也去喂奶。如果让包产到户,两三年内要粮有粮,要猪有猪……

一周后,周曰礼向省委呈上了报告《农民普遍要求实行包产到户》。

随后,省委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会上,有人反对,有人心存疑虑,有人主张先向中央打报告……

会议最终确定在肥西县山南公社进行试点,但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秋后总结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失败也没什么了不起,滑不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有办法将它拉回来。如果收不到粮食,省委可以调拨……

这是全国第一个由党的组织作出的公开支持包产到户的决定。且不论历史上安徽许多人因“责任田”问题受到过各种打击,心有余悸,只说当时中央全会召开不久,马上进行包产到户试验,与全会确定的政策措施并不相符,无疑具有相当大的政治风险。

2月9日,周曰礼在山南公社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省委的决定,并在会上讨论决定:全社206个生产队,除留下宗洼大队向阳等4个生产队和馆北大队东徐生产队一个生产小组暂不搞包产到户,以便进行对比外,其他生产队全部实行包产到户。从此,山南公社名正言顺地搞起了包产到户,成了全省乃至全国第一个公开搞包产到户的人民公社。

包产到户后,不仅解决了温饱,农民们还积极向国家交售商品粮。图为正在装运商品粮的码头。

不过,来自各个方向的反对之声从来就没消失,每一次都来势凶猛。

在小井庄的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纪念馆里有一张老照片,只见地头上拉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筑防风墙修拦水坝,坚决抵制肥西单干风”。

山南有各种传闻,有的说“汤茂林被抓起来了”,有人劝山南公社党委书记王立恒:“单凭省里来人说说,又没见到中央的红头文件,出了问题,谁来替你扛?”

肥西的“离经叛道”也震动了“邻居”。邻省有的省委负责人公开宣称自己要保持晚节,并在与安徽接壤的地方安上高音喇叭,成天叫喊“要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

大家正处于是与非、进与退的两难之中时,农民间又出现了争耕牛、争水的现象……

而最大的压力来自北京。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来信”,并配发了“编者按”,矛头直指包产到组破坏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安徽此时不仅有广大地区实行了包产(干)到组,包产到户也在一些地方快速发展。如果连包到组都不允许,那包到户就更不行了。全省上下顿时紧张起来,感到这信“大有来头”,干部担心又要挨整了;群众感到政策又要变了,不愿意再往地里投入;一些社队放慢脚步看看“风向”;个别地方出现了大规模“改正”。

正在合肥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清晨从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反应是:“糟糕了,这跟‘六条’规定精神相反,是批安徽的。”万里当即给当时的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打了电话,说:“我们该咋办还咋办,我们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

同时,安徽省委向全省发出了八条紧急“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第二天,万里一早就出发了,直奔皖东的全椒、滁县、定远、嘉山等县,一路上稳定干部、群众情绪。走到哪儿他都反复强调:“责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

随后,安徽省农委的同志给《人民日报》撰写了《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也得以刊发,同时配发的长篇“编者按”中承认张浩来信及“编者按”里有些提法不够准确。

“张浩来信”的风波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延缓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的快速发展。之后,对肥西包产到户的非议变得激烈起来。

肥西县委也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这是在搞资本主义,怕犯方向路线错误。但面对包产到户在生产中显示出的巨大优越性,县委还是采取了默许和明纠暗纵的态度。原本就意见不一,自然摇摆不定。

风雨来临,县委曾几次提出纠正包产到户。有的地方采取强硬措施来“纠正”,社员则以罢耕、罢种来对抗。在省委常委会“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不要强行收回”的决定下,县委又急忙叫停“纠正”。

在风浪中最坚定的是群众。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启蒙的农民们大胆发问:“增产粮食犯不犯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农村还兴不兴?”1979年9月在《人民日报》主办的《情况汇编》(机密件)上,刊登了《安徽日报》记者汪言海采写的《关于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的调查》。文章记录下了当时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呼声——

社员解广毕,夫妻俩带5个小孩子,最大的只有14岁。以往每年要超支一百几十元。今年,包产到户,他一笔一笔地算了账,不仅不超支,而且至少比去年多得粮725公斤,钱280元。他告诉记者,他听到县委(纠正包产到户的)决定后,想不通。他文化水平不高,但一天没有出工,三个中午没有休息,给万里书记写信,反映包产到户的好处。社员知道后,都要求在上面盖章按手印……他对记者说:“继续干,不仅今年大增产,明年还要大增产。要是‘归大堆’,明年是乌龟过田埂——大跌跤子。”县委一位负责同志感慨万端:“试验包产到户的一年,我们害怕了一年,捂了一年,被动了一年;群众却扛了一年,干了一年,增产了一年。”

“大包干”后农民喜获丰收。

和群众一起抗争的,还有安徽各地许多像汤茂林一样的基层干部。“张浩来信”的风波中,嘉山县委书记贾长志说:“就是刀架在脖子上,我们也要坚决干下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说:“我是王小二盖猪圈,一心门朝南!”滁县县委书记冯骏也说:“党的政策不能随便变来变去,要尊重民意。”正是他们承上启下,构成了中国农村变革的中坚。

省委的支持让农民积极性高涨,但对肥西最有力的支持还是万里下山南。

这一年12月,万里来到了山南,这已是他第二次来到山南。在山南区委会议室,一坐下,他就开门见山,把社会上提出的各种问题一齐端给了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有部队同志反映你们山南区搞包产到户是‘扰我军心’、‘毁我长城’,合钢(合肥钢铁厂)工人不上班了,要求回家种地,你看怎么办?”

“大包干”使老超支户变成了进钱户。

汤茂林一一作了解答:“我们山南区有现役军人14名,区委一一去信介绍家乡包产到户获得大丰收的消息,告诉他们:家中有责任田的照顾得很好,超奖减赔,工分照顾,分配兑现。一般困难户照顾1000工分,对军烈属每年另外照顾150至200元现金。”

“刘老家生产队有一位合钢工人家属,一人带4个小孩。以前每年收入150元左右,包产到户以后,基本口粮210公斤,超产825公斤,还养了一头100多公斤的大肥猪和7只鹅。过去每年都超支,今年生活有所缓和,没有超支。”

万里最后问:“包产到户的穷队今年能不能取得丰收?”汤茂林把胸脯一拍:能!

1979年,是肥西包产到户大争论、大推广、大丰收的一年。年底时肥西全县已有8189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总数的97%。包产到户革了“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出现了“上至七十三,下至手中搀,一家三代人,都为忙生产”的局面,也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大丰收——尽管这一年遭受春旱秋涝等自然灾害,但肥西全年粮食总产量还是达到了3.77亿公斤,向国家交售粮食1.27亿公斤,比1978年增长3倍,结束了长期吃国家返销粮的历史。

来源: 北京日报纪事

一是1 发表于  2019-02-12 08:21:50 11字 ( 0/129)

横竖都是切割,横竖横。

一封反对信差点儿毁了包产到户,40年前的领导们如何处理

北晚新视觉网

百家号18-06-2514:03



1978年底,就在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忙着分地到户时,一封“告状信”递到了安徽省委。这封“告状信”的标题很是醒目:《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领导10万农民向何处去》,信中说,包产到户是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阴魂不散……

收到告状信的县委书记常振英把汤茂林叫到了县里,听了汤茂林的汇报,常振英说:“不错,不过要改一下,不能联产,联产性质就变了。只能奖励工分,不能奖励粮食。”汤茂林连忙答应。“其实我心里却不赞成”,老汤后来回忆说:“因为奖励工分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奖励粮食的效果最好。”

回到山南后,汤茂林主持召开区委会,认真讨论后决定:原方式方法不动,继续深入搞下去。

这封“人民来信”安徽省委也收到了。两个月后,当省委政研室的沈章玉奉命到肥西县调查时,老天已经降下了一场小雨,田里麦子油菜长势喜人,展露出一片希望的生机。沈章玉揣着那封人民来信,不喝水、不吃饭、四处转,让不明就里的汤茂林心里直打鼓。过了一个多小时,沈又回来了,向汤茂林要饭吃。边吃边聊,沈章玉从包里拿出了那封告状信说:“汤书记,我们是来查你问题的……三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也许今后的路就照你这么走。”

道这番话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决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确定的农村政策符合当时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要求——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但在当时条件下,仍然明确了两个“不准”: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1979年,春节刚过,负责宣讲中央文件的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带着工作组进驻山南。

2009年,纪事君去安徽采访时,已经年过八旬的周曰礼刚刚出院不久,但仍然头脑清晰、十分健谈。他回忆道:在山南,文件读过以后,组织群众讨论,可没一个人说话。工作组叫大家回忆什么时候生活得最好,不少人讲是曾希圣搞责任田时,因为土地分到户、老百姓生产自由。有人说,中央文件上讲了不准包产到户。“中央期望你们多提意见,有什么好办法提出来,我们向中央反映。”

最后,老百姓的话匣子打开了。有的讲“早也盼晚也盼,最后盼到两个不准干”,有的说“上面不相信我们农民”。对包产到户,不仅群众拥护,党员、干部也拥护;不仅劳动力强的拥护,劳动力弱的,甚至连五保户也拥护。宗店大队曾立过战功的抗美援朝复员军人张世林说,记得土改时,家里分了三亩田,自己不在家,请人代耕。如今还是几亩田,集体种,每年的收成却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红星大队的何道发说,越小越好干,绑在队里队长动脑筋,分到组里组长动脑筋,包到户上人人动脑筋。刘老庄大队的王道银说,过去干活不知有多难!没尿的也去撒尿,妇女不该喂奶的也去喂奶。如果让包产到户,两三年内要粮有粮,要猪有猪……

一周后,周曰礼向省委呈上了报告《农民普遍要求实行包产到户》。

随后,省委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会上,有人反对,有人心存疑虑,有人主张先向中央打报告……

会议最终确定在肥西县山南公社进行试点,但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秋后总结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失败也没什么了不起,滑不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有办法将它拉回来。如果收不到粮食,省委可以调拨……

这是全国第一个由党的组织作出的公开支持包产到户的决定。且不论历史上安徽许多人因“责任田”问题受到过各种打击,心有余悸,只说当时中央全会召开不久,马上进行包产到户试验,与全会确定的政策措施并不相符,无疑具有相当大的政治风险。

2月9日,周曰礼在山南公社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省委的决定,并在会上讨论决定:全社206个生产队,除留下宗洼大队向阳等4个生产队和馆北大队东徐生产队一个生产小组暂不搞包产到户,以便进行对比外,其他生产队全部实行包产到户。从此,山南公社名正言顺地搞起了包产到户,成了全省乃至全国第一个公开搞包产到户的人民公社。

包产到户后,不仅解决了温饱,农民们还积极向国家交售商品粮。图为正在装运商品粮的码头。

不过,来自各个方向的反对之声从来就没消失,每一次都来势凶猛。

在小井庄的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纪念馆里有一张老照片,只见地头上拉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筑防风墙修拦水坝,坚决抵制肥西单干风”。

山南有各种传闻,有的说“汤茂林被抓起来了”,有人劝山南公社党委书记王立恒:“单凭省里来人说说,又没见到中央的红头文件,出了问题,谁来替你扛?”

肥西的“离经叛道”也震动了“邻居”。邻省有的省委负责人公开宣称自己要保持晚节,并在与安徽接壤的地方安上高音喇叭,成天叫喊“要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

大家正处于是与非、进与退的两难之中时,农民间又出现了争耕牛、争水的现象……

而最大的压力来自北京。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来信”,并配发了“编者按”,矛头直指包产到组破坏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安徽此时不仅有广大地区实行了包产(干)到组,包产到户也在一些地方快速发展。如果连包到组都不允许,那包到户就更不行了。全省上下顿时紧张起来,感到这信“大有来头”,干部担心又要挨整了;群众感到政策又要变了,不愿意再往地里投入;一些社队放慢脚步看看“风向”;个别地方出现了大规模“改正”。

正在合肥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清晨从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反应是:“糟糕了,这跟‘六条’规定精神相反,是批安徽的。”万里当即给当时的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打了电话,说:“我们该咋办还咋办,我们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

同时,安徽省委向全省发出了八条紧急“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第二天,万里一早就出发了,直奔皖东的全椒、滁县、定远、嘉山等县,一路上稳定干部、群众情绪。走到哪儿他都反复强调:“责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

随后,安徽省农委的同志给《人民日报》撰写了《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也得以刊发,同时配发的长篇“编者按”中承认张浩来信及“编者按”里有些提法不够准确。

“张浩来信”的风波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延缓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的快速发展。之后,对肥西包产到户的非议变得激烈起来。

肥西县委也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这是在搞资本主义,怕犯方向路线错误。但面对包产到户在生产中显示出的巨大优越性,县委还是采取了默许和明纠暗纵的态度。原本就意见不一,自然摇摆不定。

风雨来临,县委曾几次提出纠正包产到户。有的地方采取强硬措施来“纠正”,社员则以罢耕、罢种来对抗。在省委常委会“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不要强行收回”的决定下,县委又急忙叫停“纠正”。

在风浪中最坚定的是群众。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启蒙的农民们大胆发问:“增产粮食犯不犯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农村还兴不兴?”1979年9月在《人民日报》主办的《情况汇编》(机密件)上,刊登了《安徽日报》记者汪言海采写的《关于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的调查》。文章记录下了当时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呼声——

社员解广毕,夫妻俩带5个小孩子,最大的只有14岁。以往每年要超支一百几十元。今年,包产到户,他一笔一笔地算了账,不仅不超支,而且至少比去年多得粮725公斤,钱280元。他告诉记者,他听到县委(纠正包产到户的)决定后,想不通。他文化水平不高,但一天没有出工,三个中午没有休息,给万里书记写信,反映包产到户的好处。社员知道后,都要求在上面盖章按手印……他对记者说:“继续干,不仅今年大增产,明年还要大增产。要是‘归大堆’,明年是乌龟过田埂——大跌跤子。”县委一位负责同志感慨万端:“试验包产到户的一年,我们害怕了一年,捂了一年,被动了一年;群众却扛了一年,干了一年,增产了一年。”

“大包干”后农民喜获丰收。

和群众一起抗争的,还有安徽各地许多像汤茂林一样的基层干部。“张浩来信”的风波中,嘉山县委书记贾长志说:“就是刀架在脖子上,我们也要坚决干下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说:“我是王小二盖猪圈,一心门朝南!”滁县县委书记冯骏也说:“党的政策不能随便变来变去,要尊重民意。”正是他们承上启下,构成了中国农村变革的中坚。

省委的支持让农民积极性高涨,但对肥西最有力的支持还是万里下山南。

这一年12月,万里来到了山南,这已是他第二次来到山南。在山南区委会议室,一坐下,他就开门见山,把社会上提出的各种问题一齐端给了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有部队同志反映你们山南区搞包产到户是‘扰我军心’、‘毁我长城’,合钢(合肥钢铁厂)工人不上班了,要求回家种地,你看怎么办?”

“大包干”使老超支户变成了进钱户。

汤茂林一一作了解答:“我们山南区有现役军人14名,区委一一去信介绍家乡包产到户获得大丰收的消息,告诉他们:家中有责任田的照顾得很好,超奖减赔,工分照顾,分配兑现。一般困难户照顾1000工分,对军烈属每年另外照顾150至200元现金。”

“刘老家生产队有一位合钢工人家属,一人带4个小孩。以前每年收入150元左右,包产到户以后,基本口粮210公斤,超产825公斤,还养了一头100多公斤的大肥猪和7只鹅。过去每年都超支,今年生活有所缓和,没有超支。”

万里最后问:“包产到户的穷队今年能不能取得丰收?”汤茂林把胸脯一拍:能!

1979年,是肥西包产到户大争论、大推广、大丰收的一年。年底时肥西全县已有8189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总数的97%。包产到户革了“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出现了“上至七十三,下至手中搀,一家三代人,都为忙生产”的局面,也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大丰收——尽管这一年遭受春旱秋涝等自然灾害,但肥西全年粮食总产量还是达到了3.77亿公斤,向国家交售粮食1.27亿公斤,比1978年增长3倍,结束了长期吃国家返销粮的历史。

来源: 北京日报纪事

zqazy0 发表于  2019-02-12 08:22:25 17字 ( 0/148)

当代人迷,后来者清。让历史去评论吧

一封反对信差点儿毁了包产到户,40年前的领导们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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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底,就在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忙着分地到户时,一封“告状信”递到了安徽省委。这封“告状信”的标题很是醒目:《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领导10万农民向何处去》,信中说,包产到户是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阴魂不散……

收到告状信的县委书记常振英把汤茂林叫到了县里,听了汤茂林的汇报,常振英说:“不错,不过要改一下,不能联产,联产性质就变了。只能奖励工分,不能奖励粮食。”汤茂林连忙答应。“其实我心里却不赞成”,老汤后来回忆说:“因为奖励工分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奖励粮食的效果最好。”

回到山南后,汤茂林主持召开区委会,认真讨论后决定:原方式方法不动,继续深入搞下去。

这封“人民来信”安徽省委也收到了。两个月后,当省委政研室的沈章玉奉命到肥西县调查时,老天已经降下了一场小雨,田里麦子油菜长势喜人,展露出一片希望的生机。沈章玉揣着那封人民来信,不喝水、不吃饭、四处转,让不明就里的汤茂林心里直打鼓。过了一个多小时,沈又回来了,向汤茂林要饭吃。边吃边聊,沈章玉从包里拿出了那封告状信说:“汤书记,我们是来查你问题的……三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也许今后的路就照你这么走。”

道这番话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决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确定的农村政策符合当时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要求——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但在当时条件下,仍然明确了两个“不准”: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1979年,春节刚过,负责宣讲中央文件的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带着工作组进驻山南。

2009年,纪事君去安徽采访时,已经年过八旬的周曰礼刚刚出院不久,但仍然头脑清晰、十分健谈。他回忆道:在山南,文件读过以后,组织群众讨论,可没一个人说话。工作组叫大家回忆什么时候生活得最好,不少人讲是曾希圣搞责任田时,因为土地分到户、老百姓生产自由。有人说,中央文件上讲了不准包产到户。“中央期望你们多提意见,有什么好办法提出来,我们向中央反映。”

最后,老百姓的话匣子打开了。有的讲“早也盼晚也盼,最后盼到两个不准干”,有的说“上面不相信我们农民”。对包产到户,不仅群众拥护,党员、干部也拥护;不仅劳动力强的拥护,劳动力弱的,甚至连五保户也拥护。宗店大队曾立过战功的抗美援朝复员军人张世林说,记得土改时,家里分了三亩田,自己不在家,请人代耕。如今还是几亩田,集体种,每年的收成却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红星大队的何道发说,越小越好干,绑在队里队长动脑筋,分到组里组长动脑筋,包到户上人人动脑筋。刘老庄大队的王道银说,过去干活不知有多难!没尿的也去撒尿,妇女不该喂奶的也去喂奶。如果让包产到户,两三年内要粮有粮,要猪有猪……

一周后,周曰礼向省委呈上了报告《农民普遍要求实行包产到户》。

随后,省委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会上,有人反对,有人心存疑虑,有人主张先向中央打报告……

会议最终确定在肥西县山南公社进行试点,但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秋后总结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失败也没什么了不起,滑不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有办法将它拉回来。如果收不到粮食,省委可以调拨……

这是全国第一个由党的组织作出的公开支持包产到户的决定。且不论历史上安徽许多人因“责任田”问题受到过各种打击,心有余悸,只说当时中央全会召开不久,马上进行包产到户试验,与全会确定的政策措施并不相符,无疑具有相当大的政治风险。

2月9日,周曰礼在山南公社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省委的决定,并在会上讨论决定:全社206个生产队,除留下宗洼大队向阳等4个生产队和馆北大队东徐生产队一个生产小组暂不搞包产到户,以便进行对比外,其他生产队全部实行包产到户。从此,山南公社名正言顺地搞起了包产到户,成了全省乃至全国第一个公开搞包产到户的人民公社。

包产到户后,不仅解决了温饱,农民们还积极向国家交售商品粮。图为正在装运商品粮的码头。

不过,来自各个方向的反对之声从来就没消失,每一次都来势凶猛。

在小井庄的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纪念馆里有一张老照片,只见地头上拉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筑防风墙修拦水坝,坚决抵制肥西单干风”。

山南有各种传闻,有的说“汤茂林被抓起来了”,有人劝山南公社党委书记王立恒:“单凭省里来人说说,又没见到中央的红头文件,出了问题,谁来替你扛?”

肥西的“离经叛道”也震动了“邻居”。邻省有的省委负责人公开宣称自己要保持晚节,并在与安徽接壤的地方安上高音喇叭,成天叫喊“要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

大家正处于是与非、进与退的两难之中时,农民间又出现了争耕牛、争水的现象……

而最大的压力来自北京。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来信”,并配发了“编者按”,矛头直指包产到组破坏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安徽此时不仅有广大地区实行了包产(干)到组,包产到户也在一些地方快速发展。如果连包到组都不允许,那包到户就更不行了。全省上下顿时紧张起来,感到这信“大有来头”,干部担心又要挨整了;群众感到政策又要变了,不愿意再往地里投入;一些社队放慢脚步看看“风向”;个别地方出现了大规模“改正”。

正在合肥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清晨从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反应是:“糟糕了,这跟‘六条’规定精神相反,是批安徽的。”万里当即给当时的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打了电话,说:“我们该咋办还咋办,我们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

同时,安徽省委向全省发出了八条紧急“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第二天,万里一早就出发了,直奔皖东的全椒、滁县、定远、嘉山等县,一路上稳定干部、群众情绪。走到哪儿他都反复强调:“责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

随后,安徽省农委的同志给《人民日报》撰写了《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也得以刊发,同时配发的长篇“编者按”中承认张浩来信及“编者按”里有些提法不够准确。

“张浩来信”的风波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延缓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的快速发展。之后,对肥西包产到户的非议变得激烈起来。

肥西县委也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这是在搞资本主义,怕犯方向路线错误。但面对包产到户在生产中显示出的巨大优越性,县委还是采取了默许和明纠暗纵的态度。原本就意见不一,自然摇摆不定。

风雨来临,县委曾几次提出纠正包产到户。有的地方采取强硬措施来“纠正”,社员则以罢耕、罢种来对抗。在省委常委会“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不要强行收回”的决定下,县委又急忙叫停“纠正”。

在风浪中最坚定的是群众。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启蒙的农民们大胆发问:“增产粮食犯不犯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农村还兴不兴?”1979年9月在《人民日报》主办的《情况汇编》(机密件)上,刊登了《安徽日报》记者汪言海采写的《关于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的调查》。文章记录下了当时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呼声——

社员解广毕,夫妻俩带5个小孩子,最大的只有14岁。以往每年要超支一百几十元。今年,包产到户,他一笔一笔地算了账,不仅不超支,而且至少比去年多得粮725公斤,钱280元。他告诉记者,他听到县委(纠正包产到户的)决定后,想不通。他文化水平不高,但一天没有出工,三个中午没有休息,给万里书记写信,反映包产到户的好处。社员知道后,都要求在上面盖章按手印……他对记者说:“继续干,不仅今年大增产,明年还要大增产。要是‘归大堆’,明年是乌龟过田埂——大跌跤子。”县委一位负责同志感慨万端:“试验包产到户的一年,我们害怕了一年,捂了一年,被动了一年;群众却扛了一年,干了一年,增产了一年。”

“大包干”后农民喜获丰收。

和群众一起抗争的,还有安徽各地许多像汤茂林一样的基层干部。“张浩来信”的风波中,嘉山县委书记贾长志说:“就是刀架在脖子上,我们也要坚决干下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说:“我是王小二盖猪圈,一心门朝南!”滁县县委书记冯骏也说:“党的政策不能随便变来变去,要尊重民意。”正是他们承上启下,构成了中国农村变革的中坚。

省委的支持让农民积极性高涨,但对肥西最有力的支持还是万里下山南。

这一年12月,万里来到了山南,这已是他第二次来到山南。在山南区委会议室,一坐下,他就开门见山,把社会上提出的各种问题一齐端给了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有部队同志反映你们山南区搞包产到户是‘扰我军心’、‘毁我长城’,合钢(合肥钢铁厂)工人不上班了,要求回家种地,你看怎么办?”

“大包干”使老超支户变成了进钱户。

汤茂林一一作了解答:“我们山南区有现役军人14名,区委一一去信介绍家乡包产到户获得大丰收的消息,告诉他们:家中有责任田的照顾得很好,超奖减赔,工分照顾,分配兑现。一般困难户照顾1000工分,对军烈属每年另外照顾150至200元现金。”

“刘老家生产队有一位合钢工人家属,一人带4个小孩。以前每年收入150元左右,包产到户以后,基本口粮210公斤,超产825公斤,还养了一头100多公斤的大肥猪和7只鹅。过去每年都超支,今年生活有所缓和,没有超支。”

万里最后问:“包产到户的穷队今年能不能取得丰收?”汤茂林把胸脯一拍:能!

1979年,是肥西包产到户大争论、大推广、大丰收的一年。年底时肥西全县已有8189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总数的97%。包产到户革了“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出现了“上至七十三,下至手中搀,一家三代人,都为忙生产”的局面,也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大丰收——尽管这一年遭受春旱秋涝等自然灾害,但肥西全年粮食总产量还是达到了3.77亿公斤,向国家交售粮食1.27亿公斤,比1978年增长3倍,结束了长期吃国家返销粮的历史。

来源: 北京日报纪事

不顺眼就想说 发表于  2019-02-12 08:23:03 0字 ( 0/157)

水桶长长板决定水可以装载的最大水量,短板决定最少量,补短还是截长决定最终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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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底,就在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忙着分地到户时,一封“告状信”递到了安徽省委。这封“告状信”的标题很是醒目:《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领导10万农民向何处去》,信中说,包产到户是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阴魂不散……

收到告状信的县委书记常振英把汤茂林叫到了县里,听了汤茂林的汇报,常振英说:“不错,不过要改一下,不能联产,联产性质就变了。只能奖励工分,不能奖励粮食。”汤茂林连忙答应。“其实我心里却不赞成”,老汤后来回忆说:“因为奖励工分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奖励粮食的效果最好。”

回到山南后,汤茂林主持召开区委会,认真讨论后决定:原方式方法不动,继续深入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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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纪事君去安徽采访时,已经年过八旬的周曰礼刚刚出院不久,但仍然头脑清晰、十分健谈。他回忆道:在山南,文件读过以后,组织群众讨论,可没一个人说话。工作组叫大家回忆什么时候生活得最好,不少人讲是曾希圣搞责任田时,因为土地分到户、老百姓生产自由。有人说,中央文件上讲了不准包产到户。“中央期望你们多提意见,有什么好办法提出来,我们向中央反映。”

最后,老百姓的话匣子打开了。有的讲“早也盼晚也盼,最后盼到两个不准干”,有的说“上面不相信我们农民”。对包产到户,不仅群众拥护,党员、干部也拥护;不仅劳动力强的拥护,劳动力弱的,甚至连五保户也拥护。宗店大队曾立过战功的抗美援朝复员军人张世林说,记得土改时,家里分了三亩田,自己不在家,请人代耕。如今还是几亩田,集体种,每年的收成却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红星大队的何道发说,越小越好干,绑在队里队长动脑筋,分到组里组长动脑筋,包到户上人人动脑筋。刘老庄大队的王道银说,过去干活不知有多难!没尿的也去撒尿,妇女不该喂奶的也去喂奶。如果让包产到户,两三年内要粮有粮,要猪有猪……

一周后,周曰礼向省委呈上了报告《农民普遍要求实行包产到户》。

随后,省委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会上,有人反对,有人心存疑虑,有人主张先向中央打报告……

会议最终确定在肥西县山南公社进行试点,但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秋后总结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失败也没什么了不起,滑不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有办法将它拉回来。如果收不到粮食,省委可以调拨……

这是全国第一个由党的组织作出的公开支持包产到户的决定。且不论历史上安徽许多人因“责任田”问题受到过各种打击,心有余悸,只说当时中央全会召开不久,马上进行包产到户试验,与全会确定的政策措施并不相符,无疑具有相当大的政治风险。

2月9日,周曰礼在山南公社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省委的决定,并在会上讨论决定:全社206个生产队,除留下宗洼大队向阳等4个生产队和馆北大队东徐生产队一个生产小组暂不搞包产到户,以便进行对比外,其他生产队全部实行包产到户。从此,山南公社名正言顺地搞起了包产到户,成了全省乃至全国第一个公开搞包产到户的人民公社。

包产到户后,不仅解决了温饱,农民们还积极向国家交售商品粮。图为正在装运商品粮的码头。

不过,来自各个方向的反对之声从来就没消失,每一次都来势凶猛。

在小井庄的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纪念馆里有一张老照片,只见地头上拉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筑防风墙修拦水坝,坚决抵制肥西单干风”。

山南有各种传闻,有的说“汤茂林被抓起来了”,有人劝山南公社党委书记王立恒:“单凭省里来人说说,又没见到中央的红头文件,出了问题,谁来替你扛?”

肥西的“离经叛道”也震动了“邻居”。邻省有的省委负责人公开宣称自己要保持晚节,并在与安徽接壤的地方安上高音喇叭,成天叫喊“要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

大家正处于是与非、进与退的两难之中时,农民间又出现了争耕牛、争水的现象……

而最大的压力来自北京。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来信”,并配发了“编者按”,矛头直指包产到组破坏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安徽此时不仅有广大地区实行了包产(干)到组,包产到户也在一些地方快速发展。如果连包到组都不允许,那包到户就更不行了。全省上下顿时紧张起来,感到这信“大有来头”,干部担心又要挨整了;群众感到政策又要变了,不愿意再往地里投入;一些社队放慢脚步看看“风向”;个别地方出现了大规模“改正”。

正在合肥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清晨从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反应是:“糟糕了,这跟‘六条’规定精神相反,是批安徽的。”万里当即给当时的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打了电话,说:“我们该咋办还咋办,我们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

同时,安徽省委向全省发出了八条紧急“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第二天,万里一早就出发了,直奔皖东的全椒、滁县、定远、嘉山等县,一路上稳定干部、群众情绪。走到哪儿他都反复强调:“责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

随后,安徽省农委的同志给《人民日报》撰写了《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也得以刊发,同时配发的长篇“编者按”中承认张浩来信及“编者按”里有些提法不够准确。

“张浩来信”的风波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延缓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的快速发展。之后,对肥西包产到户的非议变得激烈起来。

肥西县委也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这是在搞资本主义,怕犯方向路线错误。但面对包产到户在生产中显示出的巨大优越性,县委还是采取了默许和明纠暗纵的态度。原本就意见不一,自然摇摆不定。

风雨来临,县委曾几次提出纠正包产到户。有的地方采取强硬措施来“纠正”,社员则以罢耕、罢种来对抗。在省委常委会“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不要强行收回”的决定下,县委又急忙叫停“纠正”。

在风浪中最坚定的是群众。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启蒙的农民们大胆发问:“增产粮食犯不犯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农村还兴不兴?”1979年9月在《人民日报》主办的《情况汇编》(机密件)上,刊登了《安徽日报》记者汪言海采写的《关于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的调查》。文章记录下了当时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呼声——

社员解广毕,夫妻俩带5个小孩子,最大的只有14岁。以往每年要超支一百几十元。今年,包产到户,他一笔一笔地算了账,不仅不超支,而且至少比去年多得粮725公斤,钱280元。他告诉记者,他听到县委(纠正包产到户的)决定后,想不通。他文化水平不高,但一天没有出工,三个中午没有休息,给万里书记写信,反映包产到户的好处。社员知道后,都要求在上面盖章按手印……他对记者说:“继续干,不仅今年大增产,明年还要大增产。要是‘归大堆’,明年是乌龟过田埂——大跌跤子。”县委一位负责同志感慨万端:“试验包产到户的一年,我们害怕了一年,捂了一年,被动了一年;群众却扛了一年,干了一年,增产了一年。”

“大包干”后农民喜获丰收。

和群众一起抗争的,还有安徽各地许多像汤茂林一样的基层干部。“张浩来信”的风波中,嘉山县委书记贾长志说:“就是刀架在脖子上,我们也要坚决干下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说:“我是王小二盖猪圈,一心门朝南!”滁县县委书记冯骏也说:“党的政策不能随便变来变去,要尊重民意。”正是他们承上启下,构成了中国农村变革的中坚。

省委的支持让农民积极性高涨,但对肥西最有力的支持还是万里下山南。

这一年12月,万里来到了山南,这已是他第二次来到山南。在山南区委会议室,一坐下,他就开门见山,把社会上提出的各种问题一齐端给了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有部队同志反映你们山南区搞包产到户是‘扰我军心’、‘毁我长城’,合钢(合肥钢铁厂)工人不上班了,要求回家种地,你看怎么办?”

“大包干”使老超支户变成了进钱户。

汤茂林一一作了解答:“我们山南区有现役军人14名,区委一一去信介绍家乡包产到户获得大丰收的消息,告诉他们:家中有责任田的照顾得很好,超奖减赔,工分照顾,分配兑现。一般困难户照顾1000工分,对军烈属每年另外照顾150至200元现金。”

“刘老家生产队有一位合钢工人家属,一人带4个小孩。以前每年收入150元左右,包产到户以后,基本口粮210公斤,超产825公斤,还养了一头100多公斤的大肥猪和7只鹅。过去每年都超支,今年生活有所缓和,没有超支。”

万里最后问:“包产到户的穷队今年能不能取得丰收?”汤茂林把胸脯一拍:能!

1979年,是肥西包产到户大争论、大推广、大丰收的一年。年底时肥西全县已有8189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总数的97%。包产到户革了“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出现了“上至七十三,下至手中搀,一家三代人,都为忙生产”的局面,也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大丰收——尽管这一年遭受春旱秋涝等自然灾害,但肥西全年粮食总产量还是达到了3.77亿公斤,向国家交售粮食1.27亿公斤,比1978年增长3倍,结束了长期吃国家返销粮的历史。

来源: 北京日报纪事

13年起向最高检申诉无果 发表于  2019-02-12 08:44:05 69字 ( 0/150)

中国好多皇帝都是农民出身,但当了大地主后也没有改变自己农民的意识形态,只要能收税维护自己的统治才不管下面的鸡毛蒜皮的事呢。[上火][上火]

一封反对信差点儿毁了包产到户,40年前的领导们如何处理

北晚新视觉网

百家号18-06-2514:03



1978年底,就在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忙着分地到户时,一封“告状信”递到了安徽省委。这封“告状信”的标题很是醒目:《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领导10万农民向何处去》,信中说,包产到户是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阴魂不散……

收到告状信的县委书记常振英把汤茂林叫到了县里,听了汤茂林的汇报,常振英说:“不错,不过要改一下,不能联产,联产性质就变了。只能奖励工分,不能奖励粮食。”汤茂林连忙答应。“其实我心里却不赞成”,老汤后来回忆说:“因为奖励工分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奖励粮食的效果最好。”

回到山南后,汤茂林主持召开区委会,认真讨论后决定:原方式方法不动,继续深入搞下去。

这封“人民来信”安徽省委也收到了。两个月后,当省委政研室的沈章玉奉命到肥西县调查时,老天已经降下了一场小雨,田里麦子油菜长势喜人,展露出一片希望的生机。沈章玉揣着那封人民来信,不喝水、不吃饭、四处转,让不明就里的汤茂林心里直打鼓。过了一个多小时,沈又回来了,向汤茂林要饭吃。边吃边聊,沈章玉从包里拿出了那封告状信说:“汤书记,我们是来查你问题的……三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也许今后的路就照你这么走。”

道这番话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决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确定的农村政策符合当时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要求——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但在当时条件下,仍然明确了两个“不准”: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1979年,春节刚过,负责宣讲中央文件的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带着工作组进驻山南。

2009年,纪事君去安徽采访时,已经年过八旬的周曰礼刚刚出院不久,但仍然头脑清晰、十分健谈。他回忆道:在山南,文件读过以后,组织群众讨论,可没一个人说话。工作组叫大家回忆什么时候生活得最好,不少人讲是曾希圣搞责任田时,因为土地分到户、老百姓生产自由。有人说,中央文件上讲了不准包产到户。“中央期望你们多提意见,有什么好办法提出来,我们向中央反映。”

最后,老百姓的话匣子打开了。有的讲“早也盼晚也盼,最后盼到两个不准干”,有的说“上面不相信我们农民”。对包产到户,不仅群众拥护,党员、干部也拥护;不仅劳动力强的拥护,劳动力弱的,甚至连五保户也拥护。宗店大队曾立过战功的抗美援朝复员军人张世林说,记得土改时,家里分了三亩田,自己不在家,请人代耕。如今还是几亩田,集体种,每年的收成却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红星大队的何道发说,越小越好干,绑在队里队长动脑筋,分到组里组长动脑筋,包到户上人人动脑筋。刘老庄大队的王道银说,过去干活不知有多难!没尿的也去撒尿,妇女不该喂奶的也去喂奶。如果让包产到户,两三年内要粮有粮,要猪有猪……

一周后,周曰礼向省委呈上了报告《农民普遍要求实行包产到户》。

随后,省委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会上,有人反对,有人心存疑虑,有人主张先向中央打报告……

会议最终确定在肥西县山南公社进行试点,但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秋后总结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失败也没什么了不起,滑不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有办法将它拉回来。如果收不到粮食,省委可以调拨……

这是全国第一个由党的组织作出的公开支持包产到户的决定。且不论历史上安徽许多人因“责任田”问题受到过各种打击,心有余悸,只说当时中央全会召开不久,马上进行包产到户试验,与全会确定的政策措施并不相符,无疑具有相当大的政治风险。

2月9日,周曰礼在山南公社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省委的决定,并在会上讨论决定:全社206个生产队,除留下宗洼大队向阳等4个生产队和馆北大队东徐生产队一个生产小组暂不搞包产到户,以便进行对比外,其他生产队全部实行包产到户。从此,山南公社名正言顺地搞起了包产到户,成了全省乃至全国第一个公开搞包产到户的人民公社。

包产到户后,不仅解决了温饱,农民们还积极向国家交售商品粮。图为正在装运商品粮的码头。

不过,来自各个方向的反对之声从来就没消失,每一次都来势凶猛。

在小井庄的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纪念馆里有一张老照片,只见地头上拉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筑防风墙修拦水坝,坚决抵制肥西单干风”。

山南有各种传闻,有的说“汤茂林被抓起来了”,有人劝山南公社党委书记王立恒:“单凭省里来人说说,又没见到中央的红头文件,出了问题,谁来替你扛?”

肥西的“离经叛道”也震动了“邻居”。邻省有的省委负责人公开宣称自己要保持晚节,并在与安徽接壤的地方安上高音喇叭,成天叫喊“要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

大家正处于是与非、进与退的两难之中时,农民间又出现了争耕牛、争水的现象……

而最大的压力来自北京。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来信”,并配发了“编者按”,矛头直指包产到组破坏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安徽此时不仅有广大地区实行了包产(干)到组,包产到户也在一些地方快速发展。如果连包到组都不允许,那包到户就更不行了。全省上下顿时紧张起来,感到这信“大有来头”,干部担心又要挨整了;群众感到政策又要变了,不愿意再往地里投入;一些社队放慢脚步看看“风向”;个别地方出现了大规模“改正”。

正在合肥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清晨从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反应是:“糟糕了,这跟‘六条’规定精神相反,是批安徽的。”万里当即给当时的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打了电话,说:“我们该咋办还咋办,我们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

同时,安徽省委向全省发出了八条紧急“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第二天,万里一早就出发了,直奔皖东的全椒、滁县、定远、嘉山等县,一路上稳定干部、群众情绪。走到哪儿他都反复强调:“责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

随后,安徽省农委的同志给《人民日报》撰写了《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也得以刊发,同时配发的长篇“编者按”中承认张浩来信及“编者按”里有些提法不够准确。

“张浩来信”的风波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延缓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的快速发展。之后,对肥西包产到户的非议变得激烈起来。

肥西县委也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这是在搞资本主义,怕犯方向路线错误。但面对包产到户在生产中显示出的巨大优越性,县委还是采取了默许和明纠暗纵的态度。原本就意见不一,自然摇摆不定。

风雨来临,县委曾几次提出纠正包产到户。有的地方采取强硬措施来“纠正”,社员则以罢耕、罢种来对抗。在省委常委会“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不要强行收回”的决定下,县委又急忙叫停“纠正”。

在风浪中最坚定的是群众。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启蒙的农民们大胆发问:“增产粮食犯不犯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农村还兴不兴?”1979年9月在《人民日报》主办的《情况汇编》(机密件)上,刊登了《安徽日报》记者汪言海采写的《关于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的调查》。文章记录下了当时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呼声——

社员解广毕,夫妻俩带5个小孩子,最大的只有14岁。以往每年要超支一百几十元。今年,包产到户,他一笔一笔地算了账,不仅不超支,而且至少比去年多得粮725公斤,钱280元。他告诉记者,他听到县委(纠正包产到户的)决定后,想不通。他文化水平不高,但一天没有出工,三个中午没有休息,给万里书记写信,反映包产到户的好处。社员知道后,都要求在上面盖章按手印……他对记者说:“继续干,不仅今年大增产,明年还要大增产。要是‘归大堆’,明年是乌龟过田埂——大跌跤子。”县委一位负责同志感慨万端:“试验包产到户的一年,我们害怕了一年,捂了一年,被动了一年;群众却扛了一年,干了一年,增产了一年。”

“大包干”后农民喜获丰收。

和群众一起抗争的,还有安徽各地许多像汤茂林一样的基层干部。“张浩来信”的风波中,嘉山县委书记贾长志说:“就是刀架在脖子上,我们也要坚决干下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说:“我是王小二盖猪圈,一心门朝南!”滁县县委书记冯骏也说:“党的政策不能随便变来变去,要尊重民意。”正是他们承上启下,构成了中国农村变革的中坚。

省委的支持让农民积极性高涨,但对肥西最有力的支持还是万里下山南。

这一年12月,万里来到了山南,这已是他第二次来到山南。在山南区委会议室,一坐下,他就开门见山,把社会上提出的各种问题一齐端给了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有部队同志反映你们山南区搞包产到户是‘扰我军心’、‘毁我长城’,合钢(合肥钢铁厂)工人不上班了,要求回家种地,你看怎么办?”

“大包干”使老超支户变成了进钱户。

汤茂林一一作了解答:“我们山南区有现役军人14名,区委一一去信介绍家乡包产到户获得大丰收的消息,告诉他们:家中有责任田的照顾得很好,超奖减赔,工分照顾,分配兑现。一般困难户照顾1000工分,对军烈属每年另外照顾150至200元现金。”

“刘老家生产队有一位合钢工人家属,一人带4个小孩。以前每年收入150元左右,包产到户以后,基本口粮210公斤,超产825公斤,还养了一头100多公斤的大肥猪和7只鹅。过去每年都超支,今年生活有所缓和,没有超支。”

万里最后问:“包产到户的穷队今年能不能取得丰收?”汤茂林把胸脯一拍:能!

1979年,是肥西包产到户大争论、大推广、大丰收的一年。年底时肥西全县已有8189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总数的97%。包产到户革了“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出现了“上至七十三,下至手中搀,一家三代人,都为忙生产”的局面,也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大丰收——尽管这一年遭受春旱秋涝等自然灾害,但肥西全年粮食总产量还是达到了3.77亿公斤,向国家交售粮食1.27亿公斤,比1978年增长3倍,结束了长期吃国家返销粮的历史。

来源: 北京日报纪事

xfmingzi 发表于  2019-02-12 10:17:44 30字 ( 0/142)

要解决中国农业现代化?将三大平原的农业开放,让美国人来种吧!

一封反对信差点儿毁了包产到户,40年前的领导们如何处理

北晚新视觉网

百家号18-06-2514:03



1978年底,就在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忙着分地到户时,一封“告状信”递到了安徽省委。这封“告状信”的标题很是醒目:《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领导10万农民向何处去》,信中说,包产到户是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阴魂不散……

收到告状信的县委书记常振英把汤茂林叫到了县里,听了汤茂林的汇报,常振英说:“不错,不过要改一下,不能联产,联产性质就变了。只能奖励工分,不能奖励粮食。”汤茂林连忙答应。“其实我心里却不赞成”,老汤后来回忆说:“因为奖励工分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奖励粮食的效果最好。”

回到山南后,汤茂林主持召开区委会,认真讨论后决定:原方式方法不动,继续深入搞下去。

这封“人民来信”安徽省委也收到了。两个月后,当省委政研室的沈章玉奉命到肥西县调查时,老天已经降下了一场小雨,田里麦子油菜长势喜人,展露出一片希望的生机。沈章玉揣着那封人民来信,不喝水、不吃饭、四处转,让不明就里的汤茂林心里直打鼓。过了一个多小时,沈又回来了,向汤茂林要饭吃。边吃边聊,沈章玉从包里拿出了那封告状信说:“汤书记,我们是来查你问题的……三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也许今后的路就照你这么走。”

道这番话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决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确定的农村政策符合当时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要求——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但在当时条件下,仍然明确了两个“不准”: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1979年,春节刚过,负责宣讲中央文件的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带着工作组进驻山南。

2009年,纪事君去安徽采访时,已经年过八旬的周曰礼刚刚出院不久,但仍然头脑清晰、十分健谈。他回忆道:在山南,文件读过以后,组织群众讨论,可没一个人说话。工作组叫大家回忆什么时候生活得最好,不少人讲是曾希圣搞责任田时,因为土地分到户、老百姓生产自由。有人说,中央文件上讲了不准包产到户。“中央期望你们多提意见,有什么好办法提出来,我们向中央反映。”

最后,老百姓的话匣子打开了。有的讲“早也盼晚也盼,最后盼到两个不准干”,有的说“上面不相信我们农民”。对包产到户,不仅群众拥护,党员、干部也拥护;不仅劳动力强的拥护,劳动力弱的,甚至连五保户也拥护。宗店大队曾立过战功的抗美援朝复员军人张世林说,记得土改时,家里分了三亩田,自己不在家,请人代耕。如今还是几亩田,集体种,每年的收成却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红星大队的何道发说,越小越好干,绑在队里队长动脑筋,分到组里组长动脑筋,包到户上人人动脑筋。刘老庄大队的王道银说,过去干活不知有多难!没尿的也去撒尿,妇女不该喂奶的也去喂奶。如果让包产到户,两三年内要粮有粮,要猪有猪……

一周后,周曰礼向省委呈上了报告《农民普遍要求实行包产到户》。

随后,省委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会上,有人反对,有人心存疑虑,有人主张先向中央打报告……

会议最终确定在肥西县山南公社进行试点,但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秋后总结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失败也没什么了不起,滑不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有办法将它拉回来。如果收不到粮食,省委可以调拨……

这是全国第一个由党的组织作出的公开支持包产到户的决定。且不论历史上安徽许多人因“责任田”问题受到过各种打击,心有余悸,只说当时中央全会召开不久,马上进行包产到户试验,与全会确定的政策措施并不相符,无疑具有相当大的政治风险。

2月9日,周曰礼在山南公社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省委的决定,并在会上讨论决定:全社206个生产队,除留下宗洼大队向阳等4个生产队和馆北大队东徐生产队一个生产小组暂不搞包产到户,以便进行对比外,其他生产队全部实行包产到户。从此,山南公社名正言顺地搞起了包产到户,成了全省乃至全国第一个公开搞包产到户的人民公社。

包产到户后,不仅解决了温饱,农民们还积极向国家交售商品粮。图为正在装运商品粮的码头。

不过,来自各个方向的反对之声从来就没消失,每一次都来势凶猛。

在小井庄的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纪念馆里有一张老照片,只见地头上拉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筑防风墙修拦水坝,坚决抵制肥西单干风”。

山南有各种传闻,有的说“汤茂林被抓起来了”,有人劝山南公社党委书记王立恒:“单凭省里来人说说,又没见到中央的红头文件,出了问题,谁来替你扛?”

肥西的“离经叛道”也震动了“邻居”。邻省有的省委负责人公开宣称自己要保持晚节,并在与安徽接壤的地方安上高音喇叭,成天叫喊“要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

大家正处于是与非、进与退的两难之中时,农民间又出现了争耕牛、争水的现象……

而最大的压力来自北京。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来信”,并配发了“编者按”,矛头直指包产到组破坏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安徽此时不仅有广大地区实行了包产(干)到组,包产到户也在一些地方快速发展。如果连包到组都不允许,那包到户就更不行了。全省上下顿时紧张起来,感到这信“大有来头”,干部担心又要挨整了;群众感到政策又要变了,不愿意再往地里投入;一些社队放慢脚步看看“风向”;个别地方出现了大规模“改正”。

正在合肥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清晨从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反应是:“糟糕了,这跟‘六条’规定精神相反,是批安徽的。”万里当即给当时的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打了电话,说:“我们该咋办还咋办,我们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

同时,安徽省委向全省发出了八条紧急“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第二天,万里一早就出发了,直奔皖东的全椒、滁县、定远、嘉山等县,一路上稳定干部、群众情绪。走到哪儿他都反复强调:“责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

随后,安徽省农委的同志给《人民日报》撰写了《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也得以刊发,同时配发的长篇“编者按”中承认张浩来信及“编者按”里有些提法不够准确。

“张浩来信”的风波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延缓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的快速发展。之后,对肥西包产到户的非议变得激烈起来。

肥西县委也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这是在搞资本主义,怕犯方向路线错误。但面对包产到户在生产中显示出的巨大优越性,县委还是采取了默许和明纠暗纵的态度。原本就意见不一,自然摇摆不定。

风雨来临,县委曾几次提出纠正包产到户。有的地方采取强硬措施来“纠正”,社员则以罢耕、罢种来对抗。在省委常委会“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不要强行收回”的决定下,县委又急忙叫停“纠正”。

在风浪中最坚定的是群众。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启蒙的农民们大胆发问:“增产粮食犯不犯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农村还兴不兴?”1979年9月在《人民日报》主办的《情况汇编》(机密件)上,刊登了《安徽日报》记者汪言海采写的《关于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的调查》。文章记录下了当时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呼声——

社员解广毕,夫妻俩带5个小孩子,最大的只有14岁。以往每年要超支一百几十元。今年,包产到户,他一笔一笔地算了账,不仅不超支,而且至少比去年多得粮725公斤,钱280元。他告诉记者,他听到县委(纠正包产到户的)决定后,想不通。他文化水平不高,但一天没有出工,三个中午没有休息,给万里书记写信,反映包产到户的好处。社员知道后,都要求在上面盖章按手印……他对记者说:“继续干,不仅今年大增产,明年还要大增产。要是‘归大堆’,明年是乌龟过田埂——大跌跤子。”县委一位负责同志感慨万端:“试验包产到户的一年,我们害怕了一年,捂了一年,被动了一年;群众却扛了一年,干了一年,增产了一年。”

“大包干”后农民喜获丰收。

和群众一起抗争的,还有安徽各地许多像汤茂林一样的基层干部。“张浩来信”的风波中,嘉山县委书记贾长志说:“就是刀架在脖子上,我们也要坚决干下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说:“我是王小二盖猪圈,一心门朝南!”滁县县委书记冯骏也说:“党的政策不能随便变来变去,要尊重民意。”正是他们承上启下,构成了中国农村变革的中坚。

省委的支持让农民积极性高涨,但对肥西最有力的支持还是万里下山南。

这一年12月,万里来到了山南,这已是他第二次来到山南。在山南区委会议室,一坐下,他就开门见山,把社会上提出的各种问题一齐端给了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有部队同志反映你们山南区搞包产到户是‘扰我军心’、‘毁我长城’,合钢(合肥钢铁厂)工人不上班了,要求回家种地,你看怎么办?”

“大包干”使老超支户变成了进钱户。

汤茂林一一作了解答:“我们山南区有现役军人14名,区委一一去信介绍家乡包产到户获得大丰收的消息,告诉他们:家中有责任田的照顾得很好,超奖减赔,工分照顾,分配兑现。一般困难户照顾1000工分,对军烈属每年另外照顾150至200元现金。”

“刘老家生产队有一位合钢工人家属,一人带4个小孩。以前每年收入150元左右,包产到户以后,基本口粮210公斤,超产825公斤,还养了一头100多公斤的大肥猪和7只鹅。过去每年都超支,今年生活有所缓和,没有超支。”

万里最后问:“包产到户的穷队今年能不能取得丰收?”汤茂林把胸脯一拍:能!

1979年,是肥西包产到户大争论、大推广、大丰收的一年。年底时肥西全县已有8189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总数的97%。包产到户革了“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出现了“上至七十三,下至手中搀,一家三代人,都为忙生产”的局面,也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大丰收——尽管这一年遭受春旱秋涝等自然灾害,但肥西全年粮食总产量还是达到了3.77亿公斤,向国家交售粮食1.27亿公斤,比1978年增长3倍,结束了长期吃国家返销粮的历史。

来源: 北京日报纪事

laserbomb 发表于  2019-02-12 10:24:56 36字 ( 0/158)

小岗村可以分田单干,村干部积极性高,俄分国家财产,高官,高管们积极性高.

一封反对信差点儿毁了包产到户,40年前的领导们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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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号18-06-2514:03



1978年底,就在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忙着分地到户时,一封“告状信”递到了安徽省委。这封“告状信”的标题很是醒目:《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领导10万农民向何处去》,信中说,包产到户是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阴魂不散……

收到告状信的县委书记常振英把汤茂林叫到了县里,听了汤茂林的汇报,常振英说:“不错,不过要改一下,不能联产,联产性质就变了。只能奖励工分,不能奖励粮食。”汤茂林连忙答应。“其实我心里却不赞成”,老汤后来回忆说:“因为奖励工分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奖励粮食的效果最好。”

回到山南后,汤茂林主持召开区委会,认真讨论后决定:原方式方法不动,继续深入搞下去。

这封“人民来信”安徽省委也收到了。两个月后,当省委政研室的沈章玉奉命到肥西县调查时,老天已经降下了一场小雨,田里麦子油菜长势喜人,展露出一片希望的生机。沈章玉揣着那封人民来信,不喝水、不吃饭、四处转,让不明就里的汤茂林心里直打鼓。过了一个多小时,沈又回来了,向汤茂林要饭吃。边吃边聊,沈章玉从包里拿出了那封告状信说:“汤书记,我们是来查你问题的……三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也许今后的路就照你这么走。”

道这番话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决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确定的农村政策符合当时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要求——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但在当时条件下,仍然明确了两个“不准”: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1979年,春节刚过,负责宣讲中央文件的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带着工作组进驻山南。

2009年,纪事君去安徽采访时,已经年过八旬的周曰礼刚刚出院不久,但仍然头脑清晰、十分健谈。他回忆道:在山南,文件读过以后,组织群众讨论,可没一个人说话。工作组叫大家回忆什么时候生活得最好,不少人讲是曾希圣搞责任田时,因为土地分到户、老百姓生产自由。有人说,中央文件上讲了不准包产到户。“中央期望你们多提意见,有什么好办法提出来,我们向中央反映。”

最后,老百姓的话匣子打开了。有的讲“早也盼晚也盼,最后盼到两个不准干”,有的说“上面不相信我们农民”。对包产到户,不仅群众拥护,党员、干部也拥护;不仅劳动力强的拥护,劳动力弱的,甚至连五保户也拥护。宗店大队曾立过战功的抗美援朝复员军人张世林说,记得土改时,家里分了三亩田,自己不在家,请人代耕。如今还是几亩田,集体种,每年的收成却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红星大队的何道发说,越小越好干,绑在队里队长动脑筋,分到组里组长动脑筋,包到户上人人动脑筋。刘老庄大队的王道银说,过去干活不知有多难!没尿的也去撒尿,妇女不该喂奶的也去喂奶。如果让包产到户,两三年内要粮有粮,要猪有猪……

一周后,周曰礼向省委呈上了报告《农民普遍要求实行包产到户》。

随后,省委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会上,有人反对,有人心存疑虑,有人主张先向中央打报告……

会议最终确定在肥西县山南公社进行试点,但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秋后总结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失败也没什么了不起,滑不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有办法将它拉回来。如果收不到粮食,省委可以调拨……

这是全国第一个由党的组织作出的公开支持包产到户的决定。且不论历史上安徽许多人因“责任田”问题受到过各种打击,心有余悸,只说当时中央全会召开不久,马上进行包产到户试验,与全会确定的政策措施并不相符,无疑具有相当大的政治风险。

2月9日,周曰礼在山南公社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省委的决定,并在会上讨论决定:全社206个生产队,除留下宗洼大队向阳等4个生产队和馆北大队东徐生产队一个生产小组暂不搞包产到户,以便进行对比外,其他生产队全部实行包产到户。从此,山南公社名正言顺地搞起了包产到户,成了全省乃至全国第一个公开搞包产到户的人民公社。

包产到户后,不仅解决了温饱,农民们还积极向国家交售商品粮。图为正在装运商品粮的码头。

不过,来自各个方向的反对之声从来就没消失,每一次都来势凶猛。

在小井庄的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纪念馆里有一张老照片,只见地头上拉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筑防风墙修拦水坝,坚决抵制肥西单干风”。

山南有各种传闻,有的说“汤茂林被抓起来了”,有人劝山南公社党委书记王立恒:“单凭省里来人说说,又没见到中央的红头文件,出了问题,谁来替你扛?”

肥西的“离经叛道”也震动了“邻居”。邻省有的省委负责人公开宣称自己要保持晚节,并在与安徽接壤的地方安上高音喇叭,成天叫喊“要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

大家正处于是与非、进与退的两难之中时,农民间又出现了争耕牛、争水的现象……

而最大的压力来自北京。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来信”,并配发了“编者按”,矛头直指包产到组破坏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安徽此时不仅有广大地区实行了包产(干)到组,包产到户也在一些地方快速发展。如果连包到组都不允许,那包到户就更不行了。全省上下顿时紧张起来,感到这信“大有来头”,干部担心又要挨整了;群众感到政策又要变了,不愿意再往地里投入;一些社队放慢脚步看看“风向”;个别地方出现了大规模“改正”。

正在合肥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清晨从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反应是:“糟糕了,这跟‘六条’规定精神相反,是批安徽的。”万里当即给当时的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打了电话,说:“我们该咋办还咋办,我们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

同时,安徽省委向全省发出了八条紧急“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第二天,万里一早就出发了,直奔皖东的全椒、滁县、定远、嘉山等县,一路上稳定干部、群众情绪。走到哪儿他都反复强调:“责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

随后,安徽省农委的同志给《人民日报》撰写了《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也得以刊发,同时配发的长篇“编者按”中承认张浩来信及“编者按”里有些提法不够准确。

“张浩来信”的风波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延缓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的快速发展。之后,对肥西包产到户的非议变得激烈起来。

肥西县委也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这是在搞资本主义,怕犯方向路线错误。但面对包产到户在生产中显示出的巨大优越性,县委还是采取了默许和明纠暗纵的态度。原本就意见不一,自然摇摆不定。

风雨来临,县委曾几次提出纠正包产到户。有的地方采取强硬措施来“纠正”,社员则以罢耕、罢种来对抗。在省委常委会“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不要强行收回”的决定下,县委又急忙叫停“纠正”。

在风浪中最坚定的是群众。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启蒙的农民们大胆发问:“增产粮食犯不犯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农村还兴不兴?”1979年9月在《人民日报》主办的《情况汇编》(机密件)上,刊登了《安徽日报》记者汪言海采写的《关于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的调查》。文章记录下了当时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呼声——

社员解广毕,夫妻俩带5个小孩子,最大的只有14岁。以往每年要超支一百几十元。今年,包产到户,他一笔一笔地算了账,不仅不超支,而且至少比去年多得粮725公斤,钱280元。他告诉记者,他听到县委(纠正包产到户的)决定后,想不通。他文化水平不高,但一天没有出工,三个中午没有休息,给万里书记写信,反映包产到户的好处。社员知道后,都要求在上面盖章按手印……他对记者说:“继续干,不仅今年大增产,明年还要大增产。要是‘归大堆’,明年是乌龟过田埂——大跌跤子。”县委一位负责同志感慨万端:“试验包产到户的一年,我们害怕了一年,捂了一年,被动了一年;群众却扛了一年,干了一年,增产了一年。”

“大包干”后农民喜获丰收。

和群众一起抗争的,还有安徽各地许多像汤茂林一样的基层干部。“张浩来信”的风波中,嘉山县委书记贾长志说:“就是刀架在脖子上,我们也要坚决干下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说:“我是王小二盖猪圈,一心门朝南!”滁县县委书记冯骏也说:“党的政策不能随便变来变去,要尊重民意。”正是他们承上启下,构成了中国农村变革的中坚。

省委的支持让农民积极性高涨,但对肥西最有力的支持还是万里下山南。

这一年12月,万里来到了山南,这已是他第二次来到山南。在山南区委会议室,一坐下,他就开门见山,把社会上提出的各种问题一齐端给了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有部队同志反映你们山南区搞包产到户是‘扰我军心’、‘毁我长城’,合钢(合肥钢铁厂)工人不上班了,要求回家种地,你看怎么办?”

“大包干”使老超支户变成了进钱户。

汤茂林一一作了解答:“我们山南区有现役军人14名,区委一一去信介绍家乡包产到户获得大丰收的消息,告诉他们:家中有责任田的照顾得很好,超奖减赔,工分照顾,分配兑现。一般困难户照顾1000工分,对军烈属每年另外照顾150至200元现金。”

“刘老家生产队有一位合钢工人家属,一人带4个小孩。以前每年收入150元左右,包产到户以后,基本口粮210公斤,超产825公斤,还养了一头100多公斤的大肥猪和7只鹅。过去每年都超支,今年生活有所缓和,没有超支。”

万里最后问:“包产到户的穷队今年能不能取得丰收?”汤茂林把胸脯一拍:能!

1979年,是肥西包产到户大争论、大推广、大丰收的一年。年底时肥西全县已有8189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总数的97%。包产到户革了“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出现了“上至七十三,下至手中搀,一家三代人,都为忙生产”的局面,也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大丰收——尽管这一年遭受春旱秋涝等自然灾害,但肥西全年粮食总产量还是达到了3.77亿公斤,向国家交售粮食1.27亿公斤,比1978年增长3倍,结束了长期吃国家返销粮的历史。

来源: 北京日报纪事

壶口瀑布110 发表于  2019-02-12 10:25:18 7字 ( 0/148)

包产到户就是好

一封反对信差点儿毁了包产到户,40年前的领导们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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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底,就在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忙着分地到户时,一封“告状信”递到了安徽省委。这封“告状信”的标题很是醒目:《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领导10万农民向何处去》,信中说,包产到户是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阴魂不散……

收到告状信的县委书记常振英把汤茂林叫到了县里,听了汤茂林的汇报,常振英说:“不错,不过要改一下,不能联产,联产性质就变了。只能奖励工分,不能奖励粮食。”汤茂林连忙答应。“其实我心里却不赞成”,老汤后来回忆说:“因为奖励工分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奖励粮食的效果最好。”

回到山南后,汤茂林主持召开区委会,认真讨论后决定:原方式方法不动,继续深入搞下去。

这封“人民来信”安徽省委也收到了。两个月后,当省委政研室的沈章玉奉命到肥西县调查时,老天已经降下了一场小雨,田里麦子油菜长势喜人,展露出一片希望的生机。沈章玉揣着那封人民来信,不喝水、不吃饭、四处转,让不明就里的汤茂林心里直打鼓。过了一个多小时,沈又回来了,向汤茂林要饭吃。边吃边聊,沈章玉从包里拿出了那封告状信说:“汤书记,我们是来查你问题的……三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也许今后的路就照你这么走。”

道这番话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决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确定的农村政策符合当时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要求——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但在当时条件下,仍然明确了两个“不准”: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1979年,春节刚过,负责宣讲中央文件的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带着工作组进驻山南。

2009年,纪事君去安徽采访时,已经年过八旬的周曰礼刚刚出院不久,但仍然头脑清晰、十分健谈。他回忆道:在山南,文件读过以后,组织群众讨论,可没一个人说话。工作组叫大家回忆什么时候生活得最好,不少人讲是曾希圣搞责任田时,因为土地分到户、老百姓生产自由。有人说,中央文件上讲了不准包产到户。“中央期望你们多提意见,有什么好办法提出来,我们向中央反映。”

最后,老百姓的话匣子打开了。有的讲“早也盼晚也盼,最后盼到两个不准干”,有的说“上面不相信我们农民”。对包产到户,不仅群众拥护,党员、干部也拥护;不仅劳动力强的拥护,劳动力弱的,甚至连五保户也拥护。宗店大队曾立过战功的抗美援朝复员军人张世林说,记得土改时,家里分了三亩田,自己不在家,请人代耕。如今还是几亩田,集体种,每年的收成却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红星大队的何道发说,越小越好干,绑在队里队长动脑筋,分到组里组长动脑筋,包到户上人人动脑筋。刘老庄大队的王道银说,过去干活不知有多难!没尿的也去撒尿,妇女不该喂奶的也去喂奶。如果让包产到户,两三年内要粮有粮,要猪有猪……

一周后,周曰礼向省委呈上了报告《农民普遍要求实行包产到户》。

随后,省委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会上,有人反对,有人心存疑虑,有人主张先向中央打报告……

会议最终确定在肥西县山南公社进行试点,但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秋后总结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失败也没什么了不起,滑不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有办法将它拉回来。如果收不到粮食,省委可以调拨……

这是全国第一个由党的组织作出的公开支持包产到户的决定。且不论历史上安徽许多人因“责任田”问题受到过各种打击,心有余悸,只说当时中央全会召开不久,马上进行包产到户试验,与全会确定的政策措施并不相符,无疑具有相当大的政治风险。

2月9日,周曰礼在山南公社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省委的决定,并在会上讨论决定:全社206个生产队,除留下宗洼大队向阳等4个生产队和馆北大队东徐生产队一个生产小组暂不搞包产到户,以便进行对比外,其他生产队全部实行包产到户。从此,山南公社名正言顺地搞起了包产到户,成了全省乃至全国第一个公开搞包产到户的人民公社。

包产到户后,不仅解决了温饱,农民们还积极向国家交售商品粮。图为正在装运商品粮的码头。

不过,来自各个方向的反对之声从来就没消失,每一次都来势凶猛。

在小井庄的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纪念馆里有一张老照片,只见地头上拉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筑防风墙修拦水坝,坚决抵制肥西单干风”。

山南有各种传闻,有的说“汤茂林被抓起来了”,有人劝山南公社党委书记王立恒:“单凭省里来人说说,又没见到中央的红头文件,出了问题,谁来替你扛?”

肥西的“离经叛道”也震动了“邻居”。邻省有的省委负责人公开宣称自己要保持晚节,并在与安徽接壤的地方安上高音喇叭,成天叫喊“要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

大家正处于是与非、进与退的两难之中时,农民间又出现了争耕牛、争水的现象……

而最大的压力来自北京。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来信”,并配发了“编者按”,矛头直指包产到组破坏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安徽此时不仅有广大地区实行了包产(干)到组,包产到户也在一些地方快速发展。如果连包到组都不允许,那包到户就更不行了。全省上下顿时紧张起来,感到这信“大有来头”,干部担心又要挨整了;群众感到政策又要变了,不愿意再往地里投入;一些社队放慢脚步看看“风向”;个别地方出现了大规模“改正”。

正在合肥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清晨从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反应是:“糟糕了,这跟‘六条’规定精神相反,是批安徽的。”万里当即给当时的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打了电话,说:“我们该咋办还咋办,我们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

同时,安徽省委向全省发出了八条紧急“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第二天,万里一早就出发了,直奔皖东的全椒、滁县、定远、嘉山等县,一路上稳定干部、群众情绪。走到哪儿他都反复强调:“责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

随后,安徽省农委的同志给《人民日报》撰写了《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也得以刊发,同时配发的长篇“编者按”中承认张浩来信及“编者按”里有些提法不够准确。

“张浩来信”的风波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延缓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的快速发展。之后,对肥西包产到户的非议变得激烈起来。

肥西县委也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这是在搞资本主义,怕犯方向路线错误。但面对包产到户在生产中显示出的巨大优越性,县委还是采取了默许和明纠暗纵的态度。原本就意见不一,自然摇摆不定。

风雨来临,县委曾几次提出纠正包产到户。有的地方采取强硬措施来“纠正”,社员则以罢耕、罢种来对抗。在省委常委会“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不要强行收回”的决定下,县委又急忙叫停“纠正”。

在风浪中最坚定的是群众。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启蒙的农民们大胆发问:“增产粮食犯不犯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农村还兴不兴?”1979年9月在《人民日报》主办的《情况汇编》(机密件)上,刊登了《安徽日报》记者汪言海采写的《关于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的调查》。文章记录下了当时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呼声——

社员解广毕,夫妻俩带5个小孩子,最大的只有14岁。以往每年要超支一百几十元。今年,包产到户,他一笔一笔地算了账,不仅不超支,而且至少比去年多得粮725公斤,钱280元。他告诉记者,他听到县委(纠正包产到户的)决定后,想不通。他文化水平不高,但一天没有出工,三个中午没有休息,给万里书记写信,反映包产到户的好处。社员知道后,都要求在上面盖章按手印……他对记者说:“继续干,不仅今年大增产,明年还要大增产。要是‘归大堆’,明年是乌龟过田埂——大跌跤子。”县委一位负责同志感慨万端:“试验包产到户的一年,我们害怕了一年,捂了一年,被动了一年;群众却扛了一年,干了一年,增产了一年。”

“大包干”后农民喜获丰收。

和群众一起抗争的,还有安徽各地许多像汤茂林一样的基层干部。“张浩来信”的风波中,嘉山县委书记贾长志说:“就是刀架在脖子上,我们也要坚决干下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说:“我是王小二盖猪圈,一心门朝南!”滁县县委书记冯骏也说:“党的政策不能随便变来变去,要尊重民意。”正是他们承上启下,构成了中国农村变革的中坚。

省委的支持让农民积极性高涨,但对肥西最有力的支持还是万里下山南。

这一年12月,万里来到了山南,这已是他第二次来到山南。在山南区委会议室,一坐下,他就开门见山,把社会上提出的各种问题一齐端给了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有部队同志反映你们山南区搞包产到户是‘扰我军心’、‘毁我长城’,合钢(合肥钢铁厂)工人不上班了,要求回家种地,你看怎么办?”

“大包干”使老超支户变成了进钱户。

汤茂林一一作了解答:“我们山南区有现役军人14名,区委一一去信介绍家乡包产到户获得大丰收的消息,告诉他们:家中有责任田的照顾得很好,超奖减赔,工分照顾,分配兑现。一般困难户照顾1000工分,对军烈属每年另外照顾150至200元现金。”

“刘老家生产队有一位合钢工人家属,一人带4个小孩。以前每年收入150元左右,包产到户以后,基本口粮210公斤,超产825公斤,还养了一头100多公斤的大肥猪和7只鹅。过去每年都超支,今年生活有所缓和,没有超支。”

万里最后问:“包产到户的穷队今年能不能取得丰收?”汤茂林把胸脯一拍:能!

1979年,是肥西包产到户大争论、大推广、大丰收的一年。年底时肥西全县已有8189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总数的97%。包产到户革了“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出现了“上至七十三,下至手中搀,一家三代人,都为忙生产”的局面,也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大丰收——尽管这一年遭受春旱秋涝等自然灾害,但肥西全年粮食总产量还是达到了3.77亿公斤,向国家交售粮食1.27亿公斤,比1978年增长3倍,结束了长期吃国家返销粮的历史。

来源: 北京日报纪事

xfmingzi 发表于  2019-02-12 10:30:23 16字 ( 0/146)

“集约”跟“补助”风马牛不相及。

一封反对信差点儿毁了包产到户,40年前的领导们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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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底,就在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忙着分地到户时,一封“告状信”递到了安徽省委。这封“告状信”的标题很是醒目:《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领导10万农民向何处去》,信中说,包产到户是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阴魂不散……

收到告状信的县委书记常振英把汤茂林叫到了县里,听了汤茂林的汇报,常振英说:“不错,不过要改一下,不能联产,联产性质就变了。只能奖励工分,不能奖励粮食。”汤茂林连忙答应。“其实我心里却不赞成”,老汤后来回忆说:“因为奖励工分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奖励粮食的效果最好。”

回到山南后,汤茂林主持召开区委会,认真讨论后决定:原方式方法不动,继续深入搞下去。

这封“人民来信”安徽省委也收到了。两个月后,当省委政研室的沈章玉奉命到肥西县调查时,老天已经降下了一场小雨,田里麦子油菜长势喜人,展露出一片希望的生机。沈章玉揣着那封人民来信,不喝水、不吃饭、四处转,让不明就里的汤茂林心里直打鼓。过了一个多小时,沈又回来了,向汤茂林要饭吃。边吃边聊,沈章玉从包里拿出了那封告状信说:“汤书记,我们是来查你问题的……三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也许今后的路就照你这么走。”

道这番话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决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确定的农村政策符合当时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要求——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但在当时条件下,仍然明确了两个“不准”: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1979年,春节刚过,负责宣讲中央文件的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带着工作组进驻山南。

2009年,纪事君去安徽采访时,已经年过八旬的周曰礼刚刚出院不久,但仍然头脑清晰、十分健谈。他回忆道:在山南,文件读过以后,组织群众讨论,可没一个人说话。工作组叫大家回忆什么时候生活得最好,不少人讲是曾希圣搞责任田时,因为土地分到户、老百姓生产自由。有人说,中央文件上讲了不准包产到户。“中央期望你们多提意见,有什么好办法提出来,我们向中央反映。”

最后,老百姓的话匣子打开了。有的讲“早也盼晚也盼,最后盼到两个不准干”,有的说“上面不相信我们农民”。对包产到户,不仅群众拥护,党员、干部也拥护;不仅劳动力强的拥护,劳动力弱的,甚至连五保户也拥护。宗店大队曾立过战功的抗美援朝复员军人张世林说,记得土改时,家里分了三亩田,自己不在家,请人代耕。如今还是几亩田,集体种,每年的收成却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红星大队的何道发说,越小越好干,绑在队里队长动脑筋,分到组里组长动脑筋,包到户上人人动脑筋。刘老庄大队的王道银说,过去干活不知有多难!没尿的也去撒尿,妇女不该喂奶的也去喂奶。如果让包产到户,两三年内要粮有粮,要猪有猪……

一周后,周曰礼向省委呈上了报告《农民普遍要求实行包产到户》。

随后,省委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会上,有人反对,有人心存疑虑,有人主张先向中央打报告……

会议最终确定在肥西县山南公社进行试点,但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秋后总结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失败也没什么了不起,滑不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有办法将它拉回来。如果收不到粮食,省委可以调拨……

这是全国第一个由党的组织作出的公开支持包产到户的决定。且不论历史上安徽许多人因“责任田”问题受到过各种打击,心有余悸,只说当时中央全会召开不久,马上进行包产到户试验,与全会确定的政策措施并不相符,无疑具有相当大的政治风险。

2月9日,周曰礼在山南公社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省委的决定,并在会上讨论决定:全社206个生产队,除留下宗洼大队向阳等4个生产队和馆北大队东徐生产队一个生产小组暂不搞包产到户,以便进行对比外,其他生产队全部实行包产到户。从此,山南公社名正言顺地搞起了包产到户,成了全省乃至全国第一个公开搞包产到户的人民公社。

包产到户后,不仅解决了温饱,农民们还积极向国家交售商品粮。图为正在装运商品粮的码头。

不过,来自各个方向的反对之声从来就没消失,每一次都来势凶猛。

在小井庄的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纪念馆里有一张老照片,只见地头上拉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筑防风墙修拦水坝,坚决抵制肥西单干风”。

山南有各种传闻,有的说“汤茂林被抓起来了”,有人劝山南公社党委书记王立恒:“单凭省里来人说说,又没见到中央的红头文件,出了问题,谁来替你扛?”

肥西的“离经叛道”也震动了“邻居”。邻省有的省委负责人公开宣称自己要保持晚节,并在与安徽接壤的地方安上高音喇叭,成天叫喊“要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

大家正处于是与非、进与退的两难之中时,农民间又出现了争耕牛、争水的现象……

而最大的压力来自北京。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来信”,并配发了“编者按”,矛头直指包产到组破坏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安徽此时不仅有广大地区实行了包产(干)到组,包产到户也在一些地方快速发展。如果连包到组都不允许,那包到户就更不行了。全省上下顿时紧张起来,感到这信“大有来头”,干部担心又要挨整了;群众感到政策又要变了,不愿意再往地里投入;一些社队放慢脚步看看“风向”;个别地方出现了大规模“改正”。

正在合肥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清晨从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反应是:“糟糕了,这跟‘六条’规定精神相反,是批安徽的。”万里当即给当时的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打了电话,说:“我们该咋办还咋办,我们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

同时,安徽省委向全省发出了八条紧急“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第二天,万里一早就出发了,直奔皖东的全椒、滁县、定远、嘉山等县,一路上稳定干部、群众情绪。走到哪儿他都反复强调:“责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

随后,安徽省农委的同志给《人民日报》撰写了《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也得以刊发,同时配发的长篇“编者按”中承认张浩来信及“编者按”里有些提法不够准确。

“张浩来信”的风波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延缓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的快速发展。之后,对肥西包产到户的非议变得激烈起来。

肥西县委也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这是在搞资本主义,怕犯方向路线错误。但面对包产到户在生产中显示出的巨大优越性,县委还是采取了默许和明纠暗纵的态度。原本就意见不一,自然摇摆不定。

风雨来临,县委曾几次提出纠正包产到户。有的地方采取强硬措施来“纠正”,社员则以罢耕、罢种来对抗。在省委常委会“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不要强行收回”的决定下,县委又急忙叫停“纠正”。

在风浪中最坚定的是群众。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启蒙的农民们大胆发问:“增产粮食犯不犯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农村还兴不兴?”1979年9月在《人民日报》主办的《情况汇编》(机密件)上,刊登了《安徽日报》记者汪言海采写的《关于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的调查》。文章记录下了当时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呼声——

社员解广毕,夫妻俩带5个小孩子,最大的只有14岁。以往每年要超支一百几十元。今年,包产到户,他一笔一笔地算了账,不仅不超支,而且至少比去年多得粮725公斤,钱280元。他告诉记者,他听到县委(纠正包产到户的)决定后,想不通。他文化水平不高,但一天没有出工,三个中午没有休息,给万里书记写信,反映包产到户的好处。社员知道后,都要求在上面盖章按手印……他对记者说:“继续干,不仅今年大增产,明年还要大增产。要是‘归大堆’,明年是乌龟过田埂——大跌跤子。”县委一位负责同志感慨万端:“试验包产到户的一年,我们害怕了一年,捂了一年,被动了一年;群众却扛了一年,干了一年,增产了一年。”

“大包干”后农民喜获丰收。

和群众一起抗争的,还有安徽各地许多像汤茂林一样的基层干部。“张浩来信”的风波中,嘉山县委书记贾长志说:“就是刀架在脖子上,我们也要坚决干下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说:“我是王小二盖猪圈,一心门朝南!”滁县县委书记冯骏也说:“党的政策不能随便变来变去,要尊重民意。”正是他们承上启下,构成了中国农村变革的中坚。

省委的支持让农民积极性高涨,但对肥西最有力的支持还是万里下山南。

这一年12月,万里来到了山南,这已是他第二次来到山南。在山南区委会议室,一坐下,他就开门见山,把社会上提出的各种问题一齐端给了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有部队同志反映你们山南区搞包产到户是‘扰我军心’、‘毁我长城’,合钢(合肥钢铁厂)工人不上班了,要求回家种地,你看怎么办?”

“大包干”使老超支户变成了进钱户。

汤茂林一一作了解答:“我们山南区有现役军人14名,区委一一去信介绍家乡包产到户获得大丰收的消息,告诉他们:家中有责任田的照顾得很好,超奖减赔,工分照顾,分配兑现。一般困难户照顾1000工分,对军烈属每年另外照顾150至200元现金。”

“刘老家生产队有一位合钢工人家属,一人带4个小孩。以前每年收入150元左右,包产到户以后,基本口粮210公斤,超产825公斤,还养了一头100多公斤的大肥猪和7只鹅。过去每年都超支,今年生活有所缓和,没有超支。”

万里最后问:“包产到户的穷队今年能不能取得丰收?”汤茂林把胸脯一拍:能!

1979年,是肥西包产到户大争论、大推广、大丰收的一年。年底时肥西全县已有8189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总数的97%。包产到户革了“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出现了“上至七十三,下至手中搀,一家三代人,都为忙生产”的局面,也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大丰收——尽管这一年遭受春旱秋涝等自然灾害,但肥西全年粮食总产量还是达到了3.77亿公斤,向国家交售粮食1.27亿公斤,比1978年增长3倍,结束了长期吃国家返销粮的历史。

来源: 北京日报纪事

寻路复员兵 发表于  2019-02-12 11:18:01 51字 ( 0/150)

可见“单干”得到农民的积极拥护一说,完全彻底的定位了农民意识的保守型。可为啥把这保守当作改开的引领呢?

一封反对信差点儿毁了包产到户,40年前的领导们如何处理

北晚新视觉网

百家号18-06-2514:03



1978年底,就在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忙着分地到户时,一封“告状信”递到了安徽省委。这封“告状信”的标题很是醒目:《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领导10万农民向何处去》,信中说,包产到户是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阴魂不散……

收到告状信的县委书记常振英把汤茂林叫到了县里,听了汤茂林的汇报,常振英说:“不错,不过要改一下,不能联产,联产性质就变了。只能奖励工分,不能奖励粮食。”汤茂林连忙答应。“其实我心里却不赞成”,老汤后来回忆说:“因为奖励工分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奖励粮食的效果最好。”

回到山南后,汤茂林主持召开区委会,认真讨论后决定:原方式方法不动,继续深入搞下去。

这封“人民来信”安徽省委也收到了。两个月后,当省委政研室的沈章玉奉命到肥西县调查时,老天已经降下了一场小雨,田里麦子油菜长势喜人,展露出一片希望的生机。沈章玉揣着那封人民来信,不喝水、不吃饭、四处转,让不明就里的汤茂林心里直打鼓。过了一个多小时,沈又回来了,向汤茂林要饭吃。边吃边聊,沈章玉从包里拿出了那封告状信说:“汤书记,我们是来查你问题的……三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也许今后的路就照你这么走。”

道这番话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决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确定的农村政策符合当时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要求——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但在当时条件下,仍然明确了两个“不准”: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1979年,春节刚过,负责宣讲中央文件的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带着工作组进驻山南。

2009年,纪事君去安徽采访时,已经年过八旬的周曰礼刚刚出院不久,但仍然头脑清晰、十分健谈。他回忆道:在山南,文件读过以后,组织群众讨论,可没一个人说话。工作组叫大家回忆什么时候生活得最好,不少人讲是曾希圣搞责任田时,因为土地分到户、老百姓生产自由。有人说,中央文件上讲了不准包产到户。“中央期望你们多提意见,有什么好办法提出来,我们向中央反映。”

最后,老百姓的话匣子打开了。有的讲“早也盼晚也盼,最后盼到两个不准干”,有的说“上面不相信我们农民”。对包产到户,不仅群众拥护,党员、干部也拥护;不仅劳动力强的拥护,劳动力弱的,甚至连五保户也拥护。宗店大队曾立过战功的抗美援朝复员军人张世林说,记得土改时,家里分了三亩田,自己不在家,请人代耕。如今还是几亩田,集体种,每年的收成却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红星大队的何道发说,越小越好干,绑在队里队长动脑筋,分到组里组长动脑筋,包到户上人人动脑筋。刘老庄大队的王道银说,过去干活不知有多难!没尿的也去撒尿,妇女不该喂奶的也去喂奶。如果让包产到户,两三年内要粮有粮,要猪有猪……

一周后,周曰礼向省委呈上了报告《农民普遍要求实行包产到户》。

随后,省委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会上,有人反对,有人心存疑虑,有人主张先向中央打报告……

会议最终确定在肥西县山南公社进行试点,但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秋后总结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失败也没什么了不起,滑不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有办法将它拉回来。如果收不到粮食,省委可以调拨……

这是全国第一个由党的组织作出的公开支持包产到户的决定。且不论历史上安徽许多人因“责任田”问题受到过各种打击,心有余悸,只说当时中央全会召开不久,马上进行包产到户试验,与全会确定的政策措施并不相符,无疑具有相当大的政治风险。

2月9日,周曰礼在山南公社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省委的决定,并在会上讨论决定:全社206个生产队,除留下宗洼大队向阳等4个生产队和馆北大队东徐生产队一个生产小组暂不搞包产到户,以便进行对比外,其他生产队全部实行包产到户。从此,山南公社名正言顺地搞起了包产到户,成了全省乃至全国第一个公开搞包产到户的人民公社。

包产到户后,不仅解决了温饱,农民们还积极向国家交售商品粮。图为正在装运商品粮的码头。

不过,来自各个方向的反对之声从来就没消失,每一次都来势凶猛。

在小井庄的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纪念馆里有一张老照片,只见地头上拉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筑防风墙修拦水坝,坚决抵制肥西单干风”。

山南有各种传闻,有的说“汤茂林被抓起来了”,有人劝山南公社党委书记王立恒:“单凭省里来人说说,又没见到中央的红头文件,出了问题,谁来替你扛?”

肥西的“离经叛道”也震动了“邻居”。邻省有的省委负责人公开宣称自己要保持晚节,并在与安徽接壤的地方安上高音喇叭,成天叫喊“要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

大家正处于是与非、进与退的两难之中时,农民间又出现了争耕牛、争水的现象……

而最大的压力来自北京。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来信”,并配发了“编者按”,矛头直指包产到组破坏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安徽此时不仅有广大地区实行了包产(干)到组,包产到户也在一些地方快速发展。如果连包到组都不允许,那包到户就更不行了。全省上下顿时紧张起来,感到这信“大有来头”,干部担心又要挨整了;群众感到政策又要变了,不愿意再往地里投入;一些社队放慢脚步看看“风向”;个别地方出现了大规模“改正”。

正在合肥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清晨从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反应是:“糟糕了,这跟‘六条’规定精神相反,是批安徽的。”万里当即给当时的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打了电话,说:“我们该咋办还咋办,我们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

同时,安徽省委向全省发出了八条紧急“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第二天,万里一早就出发了,直奔皖东的全椒、滁县、定远、嘉山等县,一路上稳定干部、群众情绪。走到哪儿他都反复强调:“责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

随后,安徽省农委的同志给《人民日报》撰写了《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也得以刊发,同时配发的长篇“编者按”中承认张浩来信及“编者按”里有些提法不够准确。

“张浩来信”的风波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延缓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的快速发展。之后,对肥西包产到户的非议变得激烈起来。

肥西县委也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这是在搞资本主义,怕犯方向路线错误。但面对包产到户在生产中显示出的巨大优越性,县委还是采取了默许和明纠暗纵的态度。原本就意见不一,自然摇摆不定。

风雨来临,县委曾几次提出纠正包产到户。有的地方采取强硬措施来“纠正”,社员则以罢耕、罢种来对抗。在省委常委会“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不要强行收回”的决定下,县委又急忙叫停“纠正”。

在风浪中最坚定的是群众。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启蒙的农民们大胆发问:“增产粮食犯不犯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农村还兴不兴?”1979年9月在《人民日报》主办的《情况汇编》(机密件)上,刊登了《安徽日报》记者汪言海采写的《关于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的调查》。文章记录下了当时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呼声——

社员解广毕,夫妻俩带5个小孩子,最大的只有14岁。以往每年要超支一百几十元。今年,包产到户,他一笔一笔地算了账,不仅不超支,而且至少比去年多得粮725公斤,钱280元。他告诉记者,他听到县委(纠正包产到户的)决定后,想不通。他文化水平不高,但一天没有出工,三个中午没有休息,给万里书记写信,反映包产到户的好处。社员知道后,都要求在上面盖章按手印……他对记者说:“继续干,不仅今年大增产,明年还要大增产。要是‘归大堆’,明年是乌龟过田埂——大跌跤子。”县委一位负责同志感慨万端:“试验包产到户的一年,我们害怕了一年,捂了一年,被动了一年;群众却扛了一年,干了一年,增产了一年。”

“大包干”后农民喜获丰收。

和群众一起抗争的,还有安徽各地许多像汤茂林一样的基层干部。“张浩来信”的风波中,嘉山县委书记贾长志说:“就是刀架在脖子上,我们也要坚决干下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说:“我是王小二盖猪圈,一心门朝南!”滁县县委书记冯骏也说:“党的政策不能随便变来变去,要尊重民意。”正是他们承上启下,构成了中国农村变革的中坚。

省委的支持让农民积极性高涨,但对肥西最有力的支持还是万里下山南。

这一年12月,万里来到了山南,这已是他第二次来到山南。在山南区委会议室,一坐下,他就开门见山,把社会上提出的各种问题一齐端给了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有部队同志反映你们山南区搞包产到户是‘扰我军心’、‘毁我长城’,合钢(合肥钢铁厂)工人不上班了,要求回家种地,你看怎么办?”

“大包干”使老超支户变成了进钱户。

汤茂林一一作了解答:“我们山南区有现役军人14名,区委一一去信介绍家乡包产到户获得大丰收的消息,告诉他们:家中有责任田的照顾得很好,超奖减赔,工分照顾,分配兑现。一般困难户照顾1000工分,对军烈属每年另外照顾150至200元现金。”

“刘老家生产队有一位合钢工人家属,一人带4个小孩。以前每年收入150元左右,包产到户以后,基本口粮210公斤,超产825公斤,还养了一头100多公斤的大肥猪和7只鹅。过去每年都超支,今年生活有所缓和,没有超支。”

万里最后问:“包产到户的穷队今年能不能取得丰收?”汤茂林把胸脯一拍:能!

1979年,是肥西包产到户大争论、大推广、大丰收的一年。年底时肥西全县已有8189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总数的97%。包产到户革了“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出现了“上至七十三,下至手中搀,一家三代人,都为忙生产”的局面,也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大丰收——尽管这一年遭受春旱秋涝等自然灾害,但肥西全年粮食总产量还是达到了3.77亿公斤,向国家交售粮食1.27亿公斤,比1978年增长3倍,结束了长期吃国家返销粮的历史。

来源: 北京日报纪事

xfmingzi 发表于  2019-02-12 11:35:23 54字 ( 0/132)

美国农民最“保守”“土地到户”,“2.4万亩……全靠自己和两个儿子耕种”所以“当作”全世界“改开的引领”啦!

一封反对信差点儿毁了包产到户,40年前的领导们如何处理

北晚新视觉网

百家号18-06-2514:03



1978年底,就在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忙着分地到户时,一封“告状信”递到了安徽省委。这封“告状信”的标题很是醒目:《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领导10万农民向何处去》,信中说,包产到户是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阴魂不散……

收到告状信的县委书记常振英把汤茂林叫到了县里,听了汤茂林的汇报,常振英说:“不错,不过要改一下,不能联产,联产性质就变了。只能奖励工分,不能奖励粮食。”汤茂林连忙答应。“其实我心里却不赞成”,老汤后来回忆说:“因为奖励工分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奖励粮食的效果最好。”

回到山南后,汤茂林主持召开区委会,认真讨论后决定:原方式方法不动,继续深入搞下去。

这封“人民来信”安徽省委也收到了。两个月后,当省委政研室的沈章玉奉命到肥西县调查时,老天已经降下了一场小雨,田里麦子油菜长势喜人,展露出一片希望的生机。沈章玉揣着那封人民来信,不喝水、不吃饭、四处转,让不明就里的汤茂林心里直打鼓。过了一个多小时,沈又回来了,向汤茂林要饭吃。边吃边聊,沈章玉从包里拿出了那封告状信说:“汤书记,我们是来查你问题的……三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也许今后的路就照你这么走。”

道这番话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决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确定的农村政策符合当时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要求——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但在当时条件下,仍然明确了两个“不准”: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1979年,春节刚过,负责宣讲中央文件的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带着工作组进驻山南。

2009年,纪事君去安徽采访时,已经年过八旬的周曰礼刚刚出院不久,但仍然头脑清晰、十分健谈。他回忆道:在山南,文件读过以后,组织群众讨论,可没一个人说话。工作组叫大家回忆什么时候生活得最好,不少人讲是曾希圣搞责任田时,因为土地分到户、老百姓生产自由。有人说,中央文件上讲了不准包产到户。“中央期望你们多提意见,有什么好办法提出来,我们向中央反映。”

最后,老百姓的话匣子打开了。有的讲“早也盼晚也盼,最后盼到两个不准干”,有的说“上面不相信我们农民”。对包产到户,不仅群众拥护,党员、干部也拥护;不仅劳动力强的拥护,劳动力弱的,甚至连五保户也拥护。宗店大队曾立过战功的抗美援朝复员军人张世林说,记得土改时,家里分了三亩田,自己不在家,请人代耕。如今还是几亩田,集体种,每年的收成却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红星大队的何道发说,越小越好干,绑在队里队长动脑筋,分到组里组长动脑筋,包到户上人人动脑筋。刘老庄大队的王道银说,过去干活不知有多难!没尿的也去撒尿,妇女不该喂奶的也去喂奶。如果让包产到户,两三年内要粮有粮,要猪有猪……

一周后,周曰礼向省委呈上了报告《农民普遍要求实行包产到户》。

随后,省委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会上,有人反对,有人心存疑虑,有人主张先向中央打报告……

会议最终确定在肥西县山南公社进行试点,但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秋后总结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失败也没什么了不起,滑不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有办法将它拉回来。如果收不到粮食,省委可以调拨……

这是全国第一个由党的组织作出的公开支持包产到户的决定。且不论历史上安徽许多人因“责任田”问题受到过各种打击,心有余悸,只说当时中央全会召开不久,马上进行包产到户试验,与全会确定的政策措施并不相符,无疑具有相当大的政治风险。

2月9日,周曰礼在山南公社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省委的决定,并在会上讨论决定:全社206个生产队,除留下宗洼大队向阳等4个生产队和馆北大队东徐生产队一个生产小组暂不搞包产到户,以便进行对比外,其他生产队全部实行包产到户。从此,山南公社名正言顺地搞起了包产到户,成了全省乃至全国第一个公开搞包产到户的人民公社。

包产到户后,不仅解决了温饱,农民们还积极向国家交售商品粮。图为正在装运商品粮的码头。

不过,来自各个方向的反对之声从来就没消失,每一次都来势凶猛。

在小井庄的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纪念馆里有一张老照片,只见地头上拉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筑防风墙修拦水坝,坚决抵制肥西单干风”。

山南有各种传闻,有的说“汤茂林被抓起来了”,有人劝山南公社党委书记王立恒:“单凭省里来人说说,又没见到中央的红头文件,出了问题,谁来替你扛?”

肥西的“离经叛道”也震动了“邻居”。邻省有的省委负责人公开宣称自己要保持晚节,并在与安徽接壤的地方安上高音喇叭,成天叫喊“要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

大家正处于是与非、进与退的两难之中时,农民间又出现了争耕牛、争水的现象……

而最大的压力来自北京。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来信”,并配发了“编者按”,矛头直指包产到组破坏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安徽此时不仅有广大地区实行了包产(干)到组,包产到户也在一些地方快速发展。如果连包到组都不允许,那包到户就更不行了。全省上下顿时紧张起来,感到这信“大有来头”,干部担心又要挨整了;群众感到政策又要变了,不愿意再往地里投入;一些社队放慢脚步看看“风向”;个别地方出现了大规模“改正”。

正在合肥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清晨从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反应是:“糟糕了,这跟‘六条’规定精神相反,是批安徽的。”万里当即给当时的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打了电话,说:“我们该咋办还咋办,我们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

同时,安徽省委向全省发出了八条紧急“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第二天,万里一早就出发了,直奔皖东的全椒、滁县、定远、嘉山等县,一路上稳定干部、群众情绪。走到哪儿他都反复强调:“责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

随后,安徽省农委的同志给《人民日报》撰写了《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也得以刊发,同时配发的长篇“编者按”中承认张浩来信及“编者按”里有些提法不够准确。

“张浩来信”的风波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延缓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的快速发展。之后,对肥西包产到户的非议变得激烈起来。

肥西县委也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这是在搞资本主义,怕犯方向路线错误。但面对包产到户在生产中显示出的巨大优越性,县委还是采取了默许和明纠暗纵的态度。原本就意见不一,自然摇摆不定。

风雨来临,县委曾几次提出纠正包产到户。有的地方采取强硬措施来“纠正”,社员则以罢耕、罢种来对抗。在省委常委会“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不要强行收回”的决定下,县委又急忙叫停“纠正”。

在风浪中最坚定的是群众。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启蒙的农民们大胆发问:“增产粮食犯不犯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农村还兴不兴?”1979年9月在《人民日报》主办的《情况汇编》(机密件)上,刊登了《安徽日报》记者汪言海采写的《关于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的调查》。文章记录下了当时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呼声——

社员解广毕,夫妻俩带5个小孩子,最大的只有14岁。以往每年要超支一百几十元。今年,包产到户,他一笔一笔地算了账,不仅不超支,而且至少比去年多得粮725公斤,钱280元。他告诉记者,他听到县委(纠正包产到户的)决定后,想不通。他文化水平不高,但一天没有出工,三个中午没有休息,给万里书记写信,反映包产到户的好处。社员知道后,都要求在上面盖章按手印……他对记者说:“继续干,不仅今年大增产,明年还要大增产。要是‘归大堆’,明年是乌龟过田埂——大跌跤子。”县委一位负责同志感慨万端:“试验包产到户的一年,我们害怕了一年,捂了一年,被动了一年;群众却扛了一年,干了一年,增产了一年。”

“大包干”后农民喜获丰收。

和群众一起抗争的,还有安徽各地许多像汤茂林一样的基层干部。“张浩来信”的风波中,嘉山县委书记贾长志说:“就是刀架在脖子上,我们也要坚决干下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说:“我是王小二盖猪圈,一心门朝南!”滁县县委书记冯骏也说:“党的政策不能随便变来变去,要尊重民意。”正是他们承上启下,构成了中国农村变革的中坚。

省委的支持让农民积极性高涨,但对肥西最有力的支持还是万里下山南。

这一年12月,万里来到了山南,这已是他第二次来到山南。在山南区委会议室,一坐下,他就开门见山,把社会上提出的各种问题一齐端给了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有部队同志反映你们山南区搞包产到户是‘扰我军心’、‘毁我长城’,合钢(合肥钢铁厂)工人不上班了,要求回家种地,你看怎么办?”

“大包干”使老超支户变成了进钱户。

汤茂林一一作了解答:“我们山南区有现役军人14名,区委一一去信介绍家乡包产到户获得大丰收的消息,告诉他们:家中有责任田的照顾得很好,超奖减赔,工分照顾,分配兑现。一般困难户照顾1000工分,对军烈属每年另外照顾150至200元现金。”

“刘老家生产队有一位合钢工人家属,一人带4个小孩。以前每年收入150元左右,包产到户以后,基本口粮210公斤,超产825公斤,还养了一头100多公斤的大肥猪和7只鹅。过去每年都超支,今年生活有所缓和,没有超支。”

万里最后问:“包产到户的穷队今年能不能取得丰收?”汤茂林把胸脯一拍:能!

1979年,是肥西包产到户大争论、大推广、大丰收的一年。年底时肥西全县已有8189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总数的97%。包产到户革了“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出现了“上至七十三,下至手中搀,一家三代人,都为忙生产”的局面,也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大丰收——尽管这一年遭受春旱秋涝等自然灾害,但肥西全年粮食总产量还是达到了3.77亿公斤,向国家交售粮食1.27亿公斤,比1978年增长3倍,结束了长期吃国家返销粮的历史。

来源: 北京日报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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