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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傲江湖V 发表于  2019-02-09 18:55:47 48字 ( 0/153)

小佐都来看看,小岗村为什么要搞包产到户?如果看完以后你们还胡说八道,就说明你们的心坏了。[哈哈]

长期以来,网络上一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诋毁以小岗为代表的农村改革开放,今天小伪网友还抬出了小岗村昔日当家人严俊昌为自己涂脂抹粉。不过他不敢完整的说出严俊昌的观点,表现出伪忠孝的心虚和恶劣文风,以下严俊昌说出了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

1978年以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底,小岗村18户农民搞起了“大包干”,正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至1984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

     三年“大跃进”,小岗120多人饿死了67

  我二弟快要死了。我们找到干部批了一把面,三四两,打成面糊子,他饿得牙关都紧了,没有力气张嘴,我们撬开牙齿喂给他吃,才救活了他。我们庄上有户人家,九口人全饿死了。1958年开始“大跃进”,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小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当时的农村,可以说家破人亡。

  不只是小岗饿死人,全县都饿死人。凤阳县纪念馆说死了9万多人,实际10万人也不止。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没有吃过饱饭,但干部有的吃。干部怎么没有饿死的?如果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死也是死这些党员干部啊,在那个时候,我就认为党风不正。

  那几年风调雨顺,还假大空说“天灾”。“刮五风”,蛮干,庄稼还没有熟就收割了,一亩地撒几百斤种子,太密了,粮食浪费了,地里也不产粮了,还继续放“卫星”。干部胡作非为,50多岁的村民,饿得拄着拐棍去犁田,田没犁好。干部说,你这么大年纪连田都犁不好?用枣木棍,把人打得第二天抬回家就死掉了。

  1961年以后,因为饿死很多人了,就解散了大食堂,不再几个生产队一起吃饭,开始以生产队为单位。从那时起,小岗就一直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衣食住行都靠国家。

  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不高,生产队的土地都荒掉了,没有人干。大家吃不饱饭,没力气干活,一顿不吃,两顿不吃还能扛得住,三天不吃哪来的力气?农民的积极性被领导挫伤得太厉害,三年饿死那么多人,大家对干部多少有点看法,所以生产就一直搞不上去。那个环境下,也可以说是政策不好,瞎指挥,有的工作组到小岗来主要就是抓“斗私批修”,他们认为生产搞不上去主要是人的思想问题没解决。一天到晚就是搞什么思想学习啊这些道道,也没时间干活。生产队就一搞一年空。

  小岗那时跟附近几个村都一样,大家都出去要饭,也没人干活了。南来北往,听说哪儿好就去哪儿。那个时候在家呆着的吃树叶什么的快饿死了,在外面讨饭多少能要点吃的。

  1962年,我还是普通生产队员,受刘少奇的影响,我开始萌发了单干的想法,当时没有公开,在小岗挖了些自留地,大家积极性很高,但是那时刘邓路线受到了批判,种了之后不准收。 

不做饿死鬼,18户按手印“包产到户”

  我从1962年开始当生产队副队长,后来当了队长。我在那个时候多少有点看法,我们党明明看到国家的现状,在那个环境下,为什么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敢出来顶这个责任,说句真话呢?我就一直想不通。虽说党解放了全中国,但中国人民饿死了这么多,仍然还是抱着老路子。要是一直那样走下去,可以说是自取灭亡。

  1971年起以生产队为单位,但生产还是搞不上去。大包干前,整个村年产粮徘徊在3万斤左右,100多人,每个人一年才分到100多斤粮食,根本不够吃,那时什么树皮、青野菜、葫芦秧等田中的作物,只要能吃的都吃了。如果不走“大包干”这条路,我自己、我家的老婆孩子都要饿死。

  我从1978年开始,走访了几个老同志讨论怎么解决小岗的温饱问题,也就是怎么救活大家的命。1978年底种麦的时候,几个老同志就说,“只有分田到户,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刘少奇都被打倒了。”我当时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满意了。做饱死鬼强过做个饿死鬼。

  刚开始我们打算,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如果积极性高就接着干。但分两个组还是有小集体,多少还是有一点矛盾,有些出勤不出力。后来两个组分成八个组,生产队一共120口人,18户,8个组分干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最后就彻底包产到户。

  当时大家按了手印,为什么按手印呢?有老人家提醒我“俊昌,你这个路是走不通的,到时候要成千古罪人”,让我召集大家,问清楚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是不是会怪我。

  我觉得老人们说得有道理,就把大家找来,先说要解决温饱问题只有走包干这条路。我就问他们如果走不通,可怪干部?干部倒霉怎么办?大家讨论后就说“如果干部倒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活到18岁。”

  当时也没有纸,就在小孩念书的本子上撕了纸,大家按了手印,发誓赌咒,任何人不能说,亲戚也不能说,谁说出去不是他娘养的。算是大伙互相担保。保证第一要完成国家的,第二要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纸包不住火,县委书记也顶不住了

  任何人都不知道,除了我们这18户。后来纸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党委开会就找到我,当时我就担心出事了,这么多队长不找怎么就找我。到了办公室,他们就问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说是听邻队反映的。过了几天,开生产队大会又找我麻烦,告诉我:不交代的话,种子、化肥等凡是上面供应的都不给我们了。公社也没有查清楚,说一旦查清楚了要向党汇报。

  从当天开始上面的待遇没有了。我们这么多年靠上面的待遇,还是饿死的饿死,饿得吐血的吐血。要想活下去,还是得靠自己,继续分田到户。我在小岗问大家可有意见,大家没有意见,就那么定了。

  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把我给看住,开始监督我,意思是说“你不讲实话,我一个党委书记就跟住你了。”连看三天,那三天我啥也不干,他一天到晚跟着我。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来,我就问他会不会杀我头,我当时对他说“你放心,就算杀我的头我也不会诬赖你的。”他就说“就凭你这句话,党就能相信我?如果先放了你,杀你的头还管我的头呢。”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我们确实分田到户了,叹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哪知道没干到秋,陈庭元就顶不住了。有人反对,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陈庭元就通过电话会议,让我们立即并起来。

  后来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找到我家后就问我,你可是严俊昌同志?

  我说,是的,你是哪位?

  他说,我是哪位你不要管,你快带我看看。

  我就上了他的车带他看了几家农户。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种的花生和水稻,我也不记得种了多少,只记得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当时王郁昭看了后回去开常委会。我究竟犯了什么法?要是定我反革命罪的话,那共产党江山打错了,死了那么多人打江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过好日子吗?所以我的罪就定不下来,结果王郁昭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然后他又带常委们来了一次小岗。

万里来小岗,问了三句话后说:我批你干三年

  王郁昭之后就找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万里也来了小岗。他没来之前,陈庭元就透底了,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万里来了之后,第一句就问我“可是共产党员”?

  我说“不是共产党员”。

  他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万里第二句话问我多大岁数,我说37.

  第三句话:是过去的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的生产队长好当?

  我说,过去的生产队长不好当。大伙出勤不出力,挫伤农民积极性,总是徘徊在3万斤粮食左右,常年靠国家。

  他说,你这样干可有把握?

  我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可能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当时万里就说,那能干啊!地方批你干一年,我批你干三年。当时我恨不得趴在地上给万里磕头。

万里视察了一遍很满意,临走时,我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地方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

  他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做出的贡献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

  万里的这几句话真管用,后来有人跟我说,“老严,你这样可还要集体啊?”我说:“你可想得出什么好办法呢?我们至今还没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出第二条更好的路,咱们没有什么集体的企业,只能这样一家一户地干。”

  村民才富一点,就开始乱收费了

  1978年没有单干的时候只能收3万斤粮食,单干后当年就收了18万斤,一下子就翻了6倍都不止。此后年年有增长(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6万斤猛增到13.2万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

  以前地也少,全村1000多亩地,除了517亩包产地,其他的都荒掉了,没有人种了。大包干后,这些荒地都被利用起来了。人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看不到荒草,遍地都是粮食。

这之后就没有要饭的了。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了,家里饭都吃不完了,谁还出去要饭呢?单干之前,生产队里都是一些茅草房,我那时四五个孩子,全家就一间房子,屋门都是用芦秆架的。大包干当年,我就新盖了6间茅草房,后来又盖了好几次,1993年盖了砖瓦平房。农业机械、手表、电视机什么慢慢都有了。过去粮食都是用扁担挑,现在都是用拖拉机拉。我们的发展是很快的。虽然说小岗没有富起来,但从住、穿、吃和机械等方面都进步了很多。

  在1978年之前,生产队生产的粮食每年应交1800斤,小岗一年都没有交过。历史上就没有交过国家皇粮。1979年产18万斤,我们当年就把国家的皇粮任务完成了。那个时候粮站都没地方存粮食了,就现盖粮仓。

  我在会上说,为什么搞大包干?因为大集体挫伤了劳动积极性,党和群众的距离越拉越大,群众不相信我们党。另外,既然把土地交给了我们,那农民就该有自主权。现在上面如果安排了种烟、种棉花,农民就必须得种,而且还必须达到他规定的产量,定的指标根本达不到,达不到就罚款。人家麦子种得好好的,全给犁了,有干部搞了油菜坊,让农民必须种油菜。非要强迫别人干什么呢?村民种油菜不赚钱也得种,想告状也没处告!

  现在人民日子好多了。农民没有想到有今天,不少吃不少穿,也没有干部整天上门扒这样扒那样。现在不但取消农业税,还给农民补助,一亩地补30多块钱,虽然少,但党这种做法群众感激啊!几千年的皇帝,什么时候不要国家皇粮,还反过来补助农民呢?这说明共产党能治理好中国,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风水神 发表于  2019-02-09 19:01:44 39字 ( 0/142)

莆田糖厂混混说:莆田农民一天工,能吃十二斤鸡蛋。可李庆霖却要请他说实话[微笑]

长期以来,网络上一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诋毁以小岗为代表的农村改革开放,今天小伪网友还抬出了小岗村昔日当家人严俊昌为自己涂脂抹粉。不过他不敢完整的说出严俊昌的观点,表现出伪忠孝的心虚和恶劣文风,以下严俊昌说出了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

1978年以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底,小岗村18户农民搞起了“大包干”,正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至1984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

     三年“大跃进”,小岗120多人饿死了67

  我二弟快要死了。我们找到干部批了一把面,三四两,打成面糊子,他饿得牙关都紧了,没有力气张嘴,我们撬开牙齿喂给他吃,才救活了他。我们庄上有户人家,九口人全饿死了。1958年开始“大跃进”,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小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当时的农村,可以说家破人亡。

  不只是小岗饿死人,全县都饿死人。凤阳县纪念馆说死了9万多人,实际10万人也不止。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没有吃过饱饭,但干部有的吃。干部怎么没有饿死的?如果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死也是死这些党员干部啊,在那个时候,我就认为党风不正。

  那几年风调雨顺,还假大空说“天灾”。“刮五风”,蛮干,庄稼还没有熟就收割了,一亩地撒几百斤种子,太密了,粮食浪费了,地里也不产粮了,还继续放“卫星”。干部胡作非为,50多岁的村民,饿得拄着拐棍去犁田,田没犁好。干部说,你这么大年纪连田都犁不好?用枣木棍,把人打得第二天抬回家就死掉了。

  1961年以后,因为饿死很多人了,就解散了大食堂,不再几个生产队一起吃饭,开始以生产队为单位。从那时起,小岗就一直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衣食住行都靠国家。

  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不高,生产队的土地都荒掉了,没有人干。大家吃不饱饭,没力气干活,一顿不吃,两顿不吃还能扛得住,三天不吃哪来的力气?农民的积极性被领导挫伤得太厉害,三年饿死那么多人,大家对干部多少有点看法,所以生产就一直搞不上去。那个环境下,也可以说是政策不好,瞎指挥,有的工作组到小岗来主要就是抓“斗私批修”,他们认为生产搞不上去主要是人的思想问题没解决。一天到晚就是搞什么思想学习啊这些道道,也没时间干活。生产队就一搞一年空。

  小岗那时跟附近几个村都一样,大家都出去要饭,也没人干活了。南来北往,听说哪儿好就去哪儿。那个时候在家呆着的吃树叶什么的快饿死了,在外面讨饭多少能要点吃的。

  1962年,我还是普通生产队员,受刘少奇的影响,我开始萌发了单干的想法,当时没有公开,在小岗挖了些自留地,大家积极性很高,但是那时刘邓路线受到了批判,种了之后不准收。 

不做饿死鬼,18户按手印“包产到户”

  我从1962年开始当生产队副队长,后来当了队长。我在那个时候多少有点看法,我们党明明看到国家的现状,在那个环境下,为什么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敢出来顶这个责任,说句真话呢?我就一直想不通。虽说党解放了全中国,但中国人民饿死了这么多,仍然还是抱着老路子。要是一直那样走下去,可以说是自取灭亡。

  1971年起以生产队为单位,但生产还是搞不上去。大包干前,整个村年产粮徘徊在3万斤左右,100多人,每个人一年才分到100多斤粮食,根本不够吃,那时什么树皮、青野菜、葫芦秧等田中的作物,只要能吃的都吃了。如果不走“大包干”这条路,我自己、我家的老婆孩子都要饿死。

  我从1978年开始,走访了几个老同志讨论怎么解决小岗的温饱问题,也就是怎么救活大家的命。1978年底种麦的时候,几个老同志就说,“只有分田到户,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刘少奇都被打倒了。”我当时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满意了。做饱死鬼强过做个饿死鬼。

  刚开始我们打算,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如果积极性高就接着干。但分两个组还是有小集体,多少还是有一点矛盾,有些出勤不出力。后来两个组分成八个组,生产队一共120口人,18户,8个组分干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最后就彻底包产到户。

  当时大家按了手印,为什么按手印呢?有老人家提醒我“俊昌,你这个路是走不通的,到时候要成千古罪人”,让我召集大家,问清楚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是不是会怪我。

  我觉得老人们说得有道理,就把大家找来,先说要解决温饱问题只有走包干这条路。我就问他们如果走不通,可怪干部?干部倒霉怎么办?大家讨论后就说“如果干部倒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活到18岁。”

  当时也没有纸,就在小孩念书的本子上撕了纸,大家按了手印,发誓赌咒,任何人不能说,亲戚也不能说,谁说出去不是他娘养的。算是大伙互相担保。保证第一要完成国家的,第二要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纸包不住火,县委书记也顶不住了

  任何人都不知道,除了我们这18户。后来纸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党委开会就找到我,当时我就担心出事了,这么多队长不找怎么就找我。到了办公室,他们就问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说是听邻队反映的。过了几天,开生产队大会又找我麻烦,告诉我:不交代的话,种子、化肥等凡是上面供应的都不给我们了。公社也没有查清楚,说一旦查清楚了要向党汇报。

  从当天开始上面的待遇没有了。我们这么多年靠上面的待遇,还是饿死的饿死,饿得吐血的吐血。要想活下去,还是得靠自己,继续分田到户。我在小岗问大家可有意见,大家没有意见,就那么定了。

  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把我给看住,开始监督我,意思是说“你不讲实话,我一个党委书记就跟住你了。”连看三天,那三天我啥也不干,他一天到晚跟着我。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来,我就问他会不会杀我头,我当时对他说“你放心,就算杀我的头我也不会诬赖你的。”他就说“就凭你这句话,党就能相信我?如果先放了你,杀你的头还管我的头呢。”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我们确实分田到户了,叹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哪知道没干到秋,陈庭元就顶不住了。有人反对,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陈庭元就通过电话会议,让我们立即并起来。

  后来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找到我家后就问我,你可是严俊昌同志?

  我说,是的,你是哪位?

  他说,我是哪位你不要管,你快带我看看。

  我就上了他的车带他看了几家农户。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种的花生和水稻,我也不记得种了多少,只记得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当时王郁昭看了后回去开常委会。我究竟犯了什么法?要是定我反革命罪的话,那共产党江山打错了,死了那么多人打江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过好日子吗?所以我的罪就定不下来,结果王郁昭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然后他又带常委们来了一次小岗。

万里来小岗,问了三句话后说:我批你干三年

  王郁昭之后就找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万里也来了小岗。他没来之前,陈庭元就透底了,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万里来了之后,第一句就问我“可是共产党员”?

  我说“不是共产党员”。

  他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万里第二句话问我多大岁数,我说37.

  第三句话:是过去的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的生产队长好当?

  我说,过去的生产队长不好当。大伙出勤不出力,挫伤农民积极性,总是徘徊在3万斤粮食左右,常年靠国家。

  他说,你这样干可有把握?

  我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可能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当时万里就说,那能干啊!地方批你干一年,我批你干三年。当时我恨不得趴在地上给万里磕头。

万里视察了一遍很满意,临走时,我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地方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

  他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做出的贡献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

  万里的这几句话真管用,后来有人跟我说,“老严,你这样可还要集体啊?”我说:“你可想得出什么好办法呢?我们至今还没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出第二条更好的路,咱们没有什么集体的企业,只能这样一家一户地干。”

  村民才富一点,就开始乱收费了

  1978年没有单干的时候只能收3万斤粮食,单干后当年就收了18万斤,一下子就翻了6倍都不止。此后年年有增长(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6万斤猛增到13.2万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

  以前地也少,全村1000多亩地,除了517亩包产地,其他的都荒掉了,没有人种了。大包干后,这些荒地都被利用起来了。人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看不到荒草,遍地都是粮食。

这之后就没有要饭的了。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了,家里饭都吃不完了,谁还出去要饭呢?单干之前,生产队里都是一些茅草房,我那时四五个孩子,全家就一间房子,屋门都是用芦秆架的。大包干当年,我就新盖了6间茅草房,后来又盖了好几次,1993年盖了砖瓦平房。农业机械、手表、电视机什么慢慢都有了。过去粮食都是用扁担挑,现在都是用拖拉机拉。我们的发展是很快的。虽然说小岗没有富起来,但从住、穿、吃和机械等方面都进步了很多。

  在1978年之前,生产队生产的粮食每年应交1800斤,小岗一年都没有交过。历史上就没有交过国家皇粮。1979年产18万斤,我们当年就把国家的皇粮任务完成了。那个时候粮站都没地方存粮食了,就现盖粮仓。

  我在会上说,为什么搞大包干?因为大集体挫伤了劳动积极性,党和群众的距离越拉越大,群众不相信我们党。另外,既然把土地交给了我们,那农民就该有自主权。现在上面如果安排了种烟、种棉花,农民就必须得种,而且还必须达到他规定的产量,定的指标根本达不到,达不到就罚款。人家麦子种得好好的,全给犁了,有干部搞了油菜坊,让农民必须种油菜。非要强迫别人干什么呢?村民种油菜不赚钱也得种,想告状也没处告!

  现在人民日子好多了。农民没有想到有今天,不少吃不少穿,也没有干部整天上门扒这样扒那样。现在不但取消农业税,还给农民补助,一亩地补30多块钱,虽然少,但党这种做法群众感激啊!几千年的皇帝,什么时候不要国家皇粮,还反过来补助农民呢?这说明共产党能治理好中国,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余青山 发表于  2019-02-09 19:04:37 9字 ( 0/166)

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长期以来,网络上一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诋毁以小岗为代表的农村改革开放,今天小伪网友还抬出了小岗村昔日当家人严俊昌为自己涂脂抹粉。不过他不敢完整的说出严俊昌的观点,表现出伪忠孝的心虚和恶劣文风,以下严俊昌说出了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

1978年以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底,小岗村18户农民搞起了“大包干”,正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至1984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

     三年“大跃进”,小岗120多人饿死了67

  我二弟快要死了。我们找到干部批了一把面,三四两,打成面糊子,他饿得牙关都紧了,没有力气张嘴,我们撬开牙齿喂给他吃,才救活了他。我们庄上有户人家,九口人全饿死了。1958年开始“大跃进”,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小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当时的农村,可以说家破人亡。

  不只是小岗饿死人,全县都饿死人。凤阳县纪念馆说死了9万多人,实际10万人也不止。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没有吃过饱饭,但干部有的吃。干部怎么没有饿死的?如果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死也是死这些党员干部啊,在那个时候,我就认为党风不正。

  那几年风调雨顺,还假大空说“天灾”。“刮五风”,蛮干,庄稼还没有熟就收割了,一亩地撒几百斤种子,太密了,粮食浪费了,地里也不产粮了,还继续放“卫星”。干部胡作非为,50多岁的村民,饿得拄着拐棍去犁田,田没犁好。干部说,你这么大年纪连田都犁不好?用枣木棍,把人打得第二天抬回家就死掉了。

  1961年以后,因为饿死很多人了,就解散了大食堂,不再几个生产队一起吃饭,开始以生产队为单位。从那时起,小岗就一直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衣食住行都靠国家。

  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不高,生产队的土地都荒掉了,没有人干。大家吃不饱饭,没力气干活,一顿不吃,两顿不吃还能扛得住,三天不吃哪来的力气?农民的积极性被领导挫伤得太厉害,三年饿死那么多人,大家对干部多少有点看法,所以生产就一直搞不上去。那个环境下,也可以说是政策不好,瞎指挥,有的工作组到小岗来主要就是抓“斗私批修”,他们认为生产搞不上去主要是人的思想问题没解决。一天到晚就是搞什么思想学习啊这些道道,也没时间干活。生产队就一搞一年空。

  小岗那时跟附近几个村都一样,大家都出去要饭,也没人干活了。南来北往,听说哪儿好就去哪儿。那个时候在家呆着的吃树叶什么的快饿死了,在外面讨饭多少能要点吃的。

  1962年,我还是普通生产队员,受刘少奇的影响,我开始萌发了单干的想法,当时没有公开,在小岗挖了些自留地,大家积极性很高,但是那时刘邓路线受到了批判,种了之后不准收。 

不做饿死鬼,18户按手印“包产到户”

  我从1962年开始当生产队副队长,后来当了队长。我在那个时候多少有点看法,我们党明明看到国家的现状,在那个环境下,为什么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敢出来顶这个责任,说句真话呢?我就一直想不通。虽说党解放了全中国,但中国人民饿死了这么多,仍然还是抱着老路子。要是一直那样走下去,可以说是自取灭亡。

  1971年起以生产队为单位,但生产还是搞不上去。大包干前,整个村年产粮徘徊在3万斤左右,100多人,每个人一年才分到100多斤粮食,根本不够吃,那时什么树皮、青野菜、葫芦秧等田中的作物,只要能吃的都吃了。如果不走“大包干”这条路,我自己、我家的老婆孩子都要饿死。

  我从1978年开始,走访了几个老同志讨论怎么解决小岗的温饱问题,也就是怎么救活大家的命。1978年底种麦的时候,几个老同志就说,“只有分田到户,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刘少奇都被打倒了。”我当时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满意了。做饱死鬼强过做个饿死鬼。

  刚开始我们打算,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如果积极性高就接着干。但分两个组还是有小集体,多少还是有一点矛盾,有些出勤不出力。后来两个组分成八个组,生产队一共120口人,18户,8个组分干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最后就彻底包产到户。

  当时大家按了手印,为什么按手印呢?有老人家提醒我“俊昌,你这个路是走不通的,到时候要成千古罪人”,让我召集大家,问清楚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是不是会怪我。

  我觉得老人们说得有道理,就把大家找来,先说要解决温饱问题只有走包干这条路。我就问他们如果走不通,可怪干部?干部倒霉怎么办?大家讨论后就说“如果干部倒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活到18岁。”

  当时也没有纸,就在小孩念书的本子上撕了纸,大家按了手印,发誓赌咒,任何人不能说,亲戚也不能说,谁说出去不是他娘养的。算是大伙互相担保。保证第一要完成国家的,第二要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纸包不住火,县委书记也顶不住了

  任何人都不知道,除了我们这18户。后来纸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党委开会就找到我,当时我就担心出事了,这么多队长不找怎么就找我。到了办公室,他们就问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说是听邻队反映的。过了几天,开生产队大会又找我麻烦,告诉我:不交代的话,种子、化肥等凡是上面供应的都不给我们了。公社也没有查清楚,说一旦查清楚了要向党汇报。

  从当天开始上面的待遇没有了。我们这么多年靠上面的待遇,还是饿死的饿死,饿得吐血的吐血。要想活下去,还是得靠自己,继续分田到户。我在小岗问大家可有意见,大家没有意见,就那么定了。

  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把我给看住,开始监督我,意思是说“你不讲实话,我一个党委书记就跟住你了。”连看三天,那三天我啥也不干,他一天到晚跟着我。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来,我就问他会不会杀我头,我当时对他说“你放心,就算杀我的头我也不会诬赖你的。”他就说“就凭你这句话,党就能相信我?如果先放了你,杀你的头还管我的头呢。”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我们确实分田到户了,叹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哪知道没干到秋,陈庭元就顶不住了。有人反对,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陈庭元就通过电话会议,让我们立即并起来。

  后来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找到我家后就问我,你可是严俊昌同志?

  我说,是的,你是哪位?

  他说,我是哪位你不要管,你快带我看看。

  我就上了他的车带他看了几家农户。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种的花生和水稻,我也不记得种了多少,只记得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当时王郁昭看了后回去开常委会。我究竟犯了什么法?要是定我反革命罪的话,那共产党江山打错了,死了那么多人打江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过好日子吗?所以我的罪就定不下来,结果王郁昭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然后他又带常委们来了一次小岗。

万里来小岗,问了三句话后说:我批你干三年

  王郁昭之后就找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万里也来了小岗。他没来之前,陈庭元就透底了,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万里来了之后,第一句就问我“可是共产党员”?

  我说“不是共产党员”。

  他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万里第二句话问我多大岁数,我说37.

  第三句话:是过去的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的生产队长好当?

  我说,过去的生产队长不好当。大伙出勤不出力,挫伤农民积极性,总是徘徊在3万斤粮食左右,常年靠国家。

  他说,你这样干可有把握?

  我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可能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当时万里就说,那能干啊!地方批你干一年,我批你干三年。当时我恨不得趴在地上给万里磕头。

万里视察了一遍很满意,临走时,我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地方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

  他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做出的贡献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

  万里的这几句话真管用,后来有人跟我说,“老严,你这样可还要集体啊?”我说:“你可想得出什么好办法呢?我们至今还没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出第二条更好的路,咱们没有什么集体的企业,只能这样一家一户地干。”

  村民才富一点,就开始乱收费了

  1978年没有单干的时候只能收3万斤粮食,单干后当年就收了18万斤,一下子就翻了6倍都不止。此后年年有增长(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6万斤猛增到13.2万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

  以前地也少,全村1000多亩地,除了517亩包产地,其他的都荒掉了,没有人种了。大包干后,这些荒地都被利用起来了。人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看不到荒草,遍地都是粮食。

这之后就没有要饭的了。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了,家里饭都吃不完了,谁还出去要饭呢?单干之前,生产队里都是一些茅草房,我那时四五个孩子,全家就一间房子,屋门都是用芦秆架的。大包干当年,我就新盖了6间茅草房,后来又盖了好几次,1993年盖了砖瓦平房。农业机械、手表、电视机什么慢慢都有了。过去粮食都是用扁担挑,现在都是用拖拉机拉。我们的发展是很快的。虽然说小岗没有富起来,但从住、穿、吃和机械等方面都进步了很多。

  在1978年之前,生产队生产的粮食每年应交1800斤,小岗一年都没有交过。历史上就没有交过国家皇粮。1979年产18万斤,我们当年就把国家的皇粮任务完成了。那个时候粮站都没地方存粮食了,就现盖粮仓。

  我在会上说,为什么搞大包干?因为大集体挫伤了劳动积极性,党和群众的距离越拉越大,群众不相信我们党。另外,既然把土地交给了我们,那农民就该有自主权。现在上面如果安排了种烟、种棉花,农民就必须得种,而且还必须达到他规定的产量,定的指标根本达不到,达不到就罚款。人家麦子种得好好的,全给犁了,有干部搞了油菜坊,让农民必须种油菜。非要强迫别人干什么呢?村民种油菜不赚钱也得种,想告状也没处告!

  现在人民日子好多了。农民没有想到有今天,不少吃不少穿,也没有干部整天上门扒这样扒那样。现在不但取消农业税,还给农民补助,一亩地补30多块钱,虽然少,但党这种做法群众感激啊!几千年的皇帝,什么时候不要国家皇粮,还反过来补助农民呢?这说明共产党能治理好中国,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笑傲江湖V 发表于  2019-02-09 19:10:46 44字 ( 0/159)

你看人家老严说的多好:死了那么多人打江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过好日子吗?[哈哈]

长期以来,网络上一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诋毁以小岗为代表的农村改革开放,今天小伪网友还抬出了小岗村昔日当家人严俊昌为自己涂脂抹粉。不过他不敢完整的说出严俊昌的观点,表现出伪忠孝的心虚和恶劣文风,以下严俊昌说出了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

1978年以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底,小岗村18户农民搞起了“大包干”,正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至1984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

     三年“大跃进”,小岗120多人饿死了67

  我二弟快要死了。我们找到干部批了一把面,三四两,打成面糊子,他饿得牙关都紧了,没有力气张嘴,我们撬开牙齿喂给他吃,才救活了他。我们庄上有户人家,九口人全饿死了。1958年开始“大跃进”,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小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当时的农村,可以说家破人亡。

  不只是小岗饿死人,全县都饿死人。凤阳县纪念馆说死了9万多人,实际10万人也不止。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没有吃过饱饭,但干部有的吃。干部怎么没有饿死的?如果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死也是死这些党员干部啊,在那个时候,我就认为党风不正。

  那几年风调雨顺,还假大空说“天灾”。“刮五风”,蛮干,庄稼还没有熟就收割了,一亩地撒几百斤种子,太密了,粮食浪费了,地里也不产粮了,还继续放“卫星”。干部胡作非为,50多岁的村民,饿得拄着拐棍去犁田,田没犁好。干部说,你这么大年纪连田都犁不好?用枣木棍,把人打得第二天抬回家就死掉了。

  1961年以后,因为饿死很多人了,就解散了大食堂,不再几个生产队一起吃饭,开始以生产队为单位。从那时起,小岗就一直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衣食住行都靠国家。

  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不高,生产队的土地都荒掉了,没有人干。大家吃不饱饭,没力气干活,一顿不吃,两顿不吃还能扛得住,三天不吃哪来的力气?农民的积极性被领导挫伤得太厉害,三年饿死那么多人,大家对干部多少有点看法,所以生产就一直搞不上去。那个环境下,也可以说是政策不好,瞎指挥,有的工作组到小岗来主要就是抓“斗私批修”,他们认为生产搞不上去主要是人的思想问题没解决。一天到晚就是搞什么思想学习啊这些道道,也没时间干活。生产队就一搞一年空。

  小岗那时跟附近几个村都一样,大家都出去要饭,也没人干活了。南来北往,听说哪儿好就去哪儿。那个时候在家呆着的吃树叶什么的快饿死了,在外面讨饭多少能要点吃的。

  1962年,我还是普通生产队员,受刘少奇的影响,我开始萌发了单干的想法,当时没有公开,在小岗挖了些自留地,大家积极性很高,但是那时刘邓路线受到了批判,种了之后不准收。 

不做饿死鬼,18户按手印“包产到户”

  我从1962年开始当生产队副队长,后来当了队长。我在那个时候多少有点看法,我们党明明看到国家的现状,在那个环境下,为什么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敢出来顶这个责任,说句真话呢?我就一直想不通。虽说党解放了全中国,但中国人民饿死了这么多,仍然还是抱着老路子。要是一直那样走下去,可以说是自取灭亡。

  1971年起以生产队为单位,但生产还是搞不上去。大包干前,整个村年产粮徘徊在3万斤左右,100多人,每个人一年才分到100多斤粮食,根本不够吃,那时什么树皮、青野菜、葫芦秧等田中的作物,只要能吃的都吃了。如果不走“大包干”这条路,我自己、我家的老婆孩子都要饿死。

  我从1978年开始,走访了几个老同志讨论怎么解决小岗的温饱问题,也就是怎么救活大家的命。1978年底种麦的时候,几个老同志就说,“只有分田到户,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刘少奇都被打倒了。”我当时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满意了。做饱死鬼强过做个饿死鬼。

  刚开始我们打算,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如果积极性高就接着干。但分两个组还是有小集体,多少还是有一点矛盾,有些出勤不出力。后来两个组分成八个组,生产队一共120口人,18户,8个组分干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最后就彻底包产到户。

  当时大家按了手印,为什么按手印呢?有老人家提醒我“俊昌,你这个路是走不通的,到时候要成千古罪人”,让我召集大家,问清楚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是不是会怪我。

  我觉得老人们说得有道理,就把大家找来,先说要解决温饱问题只有走包干这条路。我就问他们如果走不通,可怪干部?干部倒霉怎么办?大家讨论后就说“如果干部倒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活到18岁。”

  当时也没有纸,就在小孩念书的本子上撕了纸,大家按了手印,发誓赌咒,任何人不能说,亲戚也不能说,谁说出去不是他娘养的。算是大伙互相担保。保证第一要完成国家的,第二要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纸包不住火,县委书记也顶不住了

  任何人都不知道,除了我们这18户。后来纸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党委开会就找到我,当时我就担心出事了,这么多队长不找怎么就找我。到了办公室,他们就问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说是听邻队反映的。过了几天,开生产队大会又找我麻烦,告诉我:不交代的话,种子、化肥等凡是上面供应的都不给我们了。公社也没有查清楚,说一旦查清楚了要向党汇报。

  从当天开始上面的待遇没有了。我们这么多年靠上面的待遇,还是饿死的饿死,饿得吐血的吐血。要想活下去,还是得靠自己,继续分田到户。我在小岗问大家可有意见,大家没有意见,就那么定了。

  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把我给看住,开始监督我,意思是说“你不讲实话,我一个党委书记就跟住你了。”连看三天,那三天我啥也不干,他一天到晚跟着我。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来,我就问他会不会杀我头,我当时对他说“你放心,就算杀我的头我也不会诬赖你的。”他就说“就凭你这句话,党就能相信我?如果先放了你,杀你的头还管我的头呢。”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我们确实分田到户了,叹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哪知道没干到秋,陈庭元就顶不住了。有人反对,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陈庭元就通过电话会议,让我们立即并起来。

  后来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找到我家后就问我,你可是严俊昌同志?

  我说,是的,你是哪位?

  他说,我是哪位你不要管,你快带我看看。

  我就上了他的车带他看了几家农户。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种的花生和水稻,我也不记得种了多少,只记得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当时王郁昭看了后回去开常委会。我究竟犯了什么法?要是定我反革命罪的话,那共产党江山打错了,死了那么多人打江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过好日子吗?所以我的罪就定不下来,结果王郁昭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然后他又带常委们来了一次小岗。

万里来小岗,问了三句话后说:我批你干三年

  王郁昭之后就找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万里也来了小岗。他没来之前,陈庭元就透底了,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万里来了之后,第一句就问我“可是共产党员”?

  我说“不是共产党员”。

  他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万里第二句话问我多大岁数,我说37.

  第三句话:是过去的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的生产队长好当?

  我说,过去的生产队长不好当。大伙出勤不出力,挫伤农民积极性,总是徘徊在3万斤粮食左右,常年靠国家。

  他说,你这样干可有把握?

  我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可能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当时万里就说,那能干啊!地方批你干一年,我批你干三年。当时我恨不得趴在地上给万里磕头。

万里视察了一遍很满意,临走时,我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地方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

  他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做出的贡献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

  万里的这几句话真管用,后来有人跟我说,“老严,你这样可还要集体啊?”我说:“你可想得出什么好办法呢?我们至今还没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出第二条更好的路,咱们没有什么集体的企业,只能这样一家一户地干。”

  村民才富一点,就开始乱收费了

  1978年没有单干的时候只能收3万斤粮食,单干后当年就收了18万斤,一下子就翻了6倍都不止。此后年年有增长(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6万斤猛增到13.2万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

  以前地也少,全村1000多亩地,除了517亩包产地,其他的都荒掉了,没有人种了。大包干后,这些荒地都被利用起来了。人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看不到荒草,遍地都是粮食。

这之后就没有要饭的了。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了,家里饭都吃不完了,谁还出去要饭呢?单干之前,生产队里都是一些茅草房,我那时四五个孩子,全家就一间房子,屋门都是用芦秆架的。大包干当年,我就新盖了6间茅草房,后来又盖了好几次,1993年盖了砖瓦平房。农业机械、手表、电视机什么慢慢都有了。过去粮食都是用扁担挑,现在都是用拖拉机拉。我们的发展是很快的。虽然说小岗没有富起来,但从住、穿、吃和机械等方面都进步了很多。

  在1978年之前,生产队生产的粮食每年应交1800斤,小岗一年都没有交过。历史上就没有交过国家皇粮。1979年产18万斤,我们当年就把国家的皇粮任务完成了。那个时候粮站都没地方存粮食了,就现盖粮仓。

  我在会上说,为什么搞大包干?因为大集体挫伤了劳动积极性,党和群众的距离越拉越大,群众不相信我们党。另外,既然把土地交给了我们,那农民就该有自主权。现在上面如果安排了种烟、种棉花,农民就必须得种,而且还必须达到他规定的产量,定的指标根本达不到,达不到就罚款。人家麦子种得好好的,全给犁了,有干部搞了油菜坊,让农民必须种油菜。非要强迫别人干什么呢?村民种油菜不赚钱也得种,想告状也没处告!

  现在人民日子好多了。农民没有想到有今天,不少吃不少穿,也没有干部整天上门扒这样扒那样。现在不但取消农业税,还给农民补助,一亩地补30多块钱,虽然少,但党这种做法群众感激啊!几千年的皇帝,什么时候不要国家皇粮,还反过来补助农民呢?这说明共产党能治理好中国,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犁123 发表于  2019-02-09 19:10:52 53字 ( 0/144)

与此同时,全国人口都增长(请看中国人口统计),小岗村饿死了人,这是小概率事件。而且与小岗村人特别懒惰相关。

长期以来,网络上一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诋毁以小岗为代表的农村改革开放,今天小伪网友还抬出了小岗村昔日当家人严俊昌为自己涂脂抹粉。不过他不敢完整的说出严俊昌的观点,表现出伪忠孝的心虚和恶劣文风,以下严俊昌说出了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

1978年以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底,小岗村18户农民搞起了“大包干”,正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至1984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

     三年“大跃进”,小岗120多人饿死了67

  我二弟快要死了。我们找到干部批了一把面,三四两,打成面糊子,他饿得牙关都紧了,没有力气张嘴,我们撬开牙齿喂给他吃,才救活了他。我们庄上有户人家,九口人全饿死了。1958年开始“大跃进”,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小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当时的农村,可以说家破人亡。

  不只是小岗饿死人,全县都饿死人。凤阳县纪念馆说死了9万多人,实际10万人也不止。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没有吃过饱饭,但干部有的吃。干部怎么没有饿死的?如果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死也是死这些党员干部啊,在那个时候,我就认为党风不正。

  那几年风调雨顺,还假大空说“天灾”。“刮五风”,蛮干,庄稼还没有熟就收割了,一亩地撒几百斤种子,太密了,粮食浪费了,地里也不产粮了,还继续放“卫星”。干部胡作非为,50多岁的村民,饿得拄着拐棍去犁田,田没犁好。干部说,你这么大年纪连田都犁不好?用枣木棍,把人打得第二天抬回家就死掉了。

  1961年以后,因为饿死很多人了,就解散了大食堂,不再几个生产队一起吃饭,开始以生产队为单位。从那时起,小岗就一直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衣食住行都靠国家。

  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不高,生产队的土地都荒掉了,没有人干。大家吃不饱饭,没力气干活,一顿不吃,两顿不吃还能扛得住,三天不吃哪来的力气?农民的积极性被领导挫伤得太厉害,三年饿死那么多人,大家对干部多少有点看法,所以生产就一直搞不上去。那个环境下,也可以说是政策不好,瞎指挥,有的工作组到小岗来主要就是抓“斗私批修”,他们认为生产搞不上去主要是人的思想问题没解决。一天到晚就是搞什么思想学习啊这些道道,也没时间干活。生产队就一搞一年空。

  小岗那时跟附近几个村都一样,大家都出去要饭,也没人干活了。南来北往,听说哪儿好就去哪儿。那个时候在家呆着的吃树叶什么的快饿死了,在外面讨饭多少能要点吃的。

  1962年,我还是普通生产队员,受刘少奇的影响,我开始萌发了单干的想法,当时没有公开,在小岗挖了些自留地,大家积极性很高,但是那时刘邓路线受到了批判,种了之后不准收。 

不做饿死鬼,18户按手印“包产到户”

  我从1962年开始当生产队副队长,后来当了队长。我在那个时候多少有点看法,我们党明明看到国家的现状,在那个环境下,为什么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敢出来顶这个责任,说句真话呢?我就一直想不通。虽说党解放了全中国,但中国人民饿死了这么多,仍然还是抱着老路子。要是一直那样走下去,可以说是自取灭亡。

  1971年起以生产队为单位,但生产还是搞不上去。大包干前,整个村年产粮徘徊在3万斤左右,100多人,每个人一年才分到100多斤粮食,根本不够吃,那时什么树皮、青野菜、葫芦秧等田中的作物,只要能吃的都吃了。如果不走“大包干”这条路,我自己、我家的老婆孩子都要饿死。

  我从1978年开始,走访了几个老同志讨论怎么解决小岗的温饱问题,也就是怎么救活大家的命。1978年底种麦的时候,几个老同志就说,“只有分田到户,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刘少奇都被打倒了。”我当时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满意了。做饱死鬼强过做个饿死鬼。

  刚开始我们打算,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如果积极性高就接着干。但分两个组还是有小集体,多少还是有一点矛盾,有些出勤不出力。后来两个组分成八个组,生产队一共120口人,18户,8个组分干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最后就彻底包产到户。

  当时大家按了手印,为什么按手印呢?有老人家提醒我“俊昌,你这个路是走不通的,到时候要成千古罪人”,让我召集大家,问清楚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是不是会怪我。

  我觉得老人们说得有道理,就把大家找来,先说要解决温饱问题只有走包干这条路。我就问他们如果走不通,可怪干部?干部倒霉怎么办?大家讨论后就说“如果干部倒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活到18岁。”

  当时也没有纸,就在小孩念书的本子上撕了纸,大家按了手印,发誓赌咒,任何人不能说,亲戚也不能说,谁说出去不是他娘养的。算是大伙互相担保。保证第一要完成国家的,第二要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纸包不住火,县委书记也顶不住了

  任何人都不知道,除了我们这18户。后来纸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党委开会就找到我,当时我就担心出事了,这么多队长不找怎么就找我。到了办公室,他们就问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说是听邻队反映的。过了几天,开生产队大会又找我麻烦,告诉我:不交代的话,种子、化肥等凡是上面供应的都不给我们了。公社也没有查清楚,说一旦查清楚了要向党汇报。

  从当天开始上面的待遇没有了。我们这么多年靠上面的待遇,还是饿死的饿死,饿得吐血的吐血。要想活下去,还是得靠自己,继续分田到户。我在小岗问大家可有意见,大家没有意见,就那么定了。

  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把我给看住,开始监督我,意思是说“你不讲实话,我一个党委书记就跟住你了。”连看三天,那三天我啥也不干,他一天到晚跟着我。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来,我就问他会不会杀我头,我当时对他说“你放心,就算杀我的头我也不会诬赖你的。”他就说“就凭你这句话,党就能相信我?如果先放了你,杀你的头还管我的头呢。”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我们确实分田到户了,叹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哪知道没干到秋,陈庭元就顶不住了。有人反对,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陈庭元就通过电话会议,让我们立即并起来。

  后来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找到我家后就问我,你可是严俊昌同志?

  我说,是的,你是哪位?

  他说,我是哪位你不要管,你快带我看看。

  我就上了他的车带他看了几家农户。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种的花生和水稻,我也不记得种了多少,只记得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当时王郁昭看了后回去开常委会。我究竟犯了什么法?要是定我反革命罪的话,那共产党江山打错了,死了那么多人打江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过好日子吗?所以我的罪就定不下来,结果王郁昭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然后他又带常委们来了一次小岗。

万里来小岗,问了三句话后说:我批你干三年

  王郁昭之后就找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万里也来了小岗。他没来之前,陈庭元就透底了,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万里来了之后,第一句就问我“可是共产党员”?

  我说“不是共产党员”。

  他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万里第二句话问我多大岁数,我说37.

  第三句话:是过去的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的生产队长好当?

  我说,过去的生产队长不好当。大伙出勤不出力,挫伤农民积极性,总是徘徊在3万斤粮食左右,常年靠国家。

  他说,你这样干可有把握?

  我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可能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当时万里就说,那能干啊!地方批你干一年,我批你干三年。当时我恨不得趴在地上给万里磕头。

万里视察了一遍很满意,临走时,我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地方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

  他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做出的贡献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

  万里的这几句话真管用,后来有人跟我说,“老严,你这样可还要集体啊?”我说:“你可想得出什么好办法呢?我们至今还没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出第二条更好的路,咱们没有什么集体的企业,只能这样一家一户地干。”

  村民才富一点,就开始乱收费了

  1978年没有单干的时候只能收3万斤粮食,单干后当年就收了18万斤,一下子就翻了6倍都不止。此后年年有增长(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6万斤猛增到13.2万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

  以前地也少,全村1000多亩地,除了517亩包产地,其他的都荒掉了,没有人种了。大包干后,这些荒地都被利用起来了。人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看不到荒草,遍地都是粮食。

这之后就没有要饭的了。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了,家里饭都吃不完了,谁还出去要饭呢?单干之前,生产队里都是一些茅草房,我那时四五个孩子,全家就一间房子,屋门都是用芦秆架的。大包干当年,我就新盖了6间茅草房,后来又盖了好几次,1993年盖了砖瓦平房。农业机械、手表、电视机什么慢慢都有了。过去粮食都是用扁担挑,现在都是用拖拉机拉。我们的发展是很快的。虽然说小岗没有富起来,但从住、穿、吃和机械等方面都进步了很多。

  在1978年之前,生产队生产的粮食每年应交1800斤,小岗一年都没有交过。历史上就没有交过国家皇粮。1979年产18万斤,我们当年就把国家的皇粮任务完成了。那个时候粮站都没地方存粮食了,就现盖粮仓。

  我在会上说,为什么搞大包干?因为大集体挫伤了劳动积极性,党和群众的距离越拉越大,群众不相信我们党。另外,既然把土地交给了我们,那农民就该有自主权。现在上面如果安排了种烟、种棉花,农民就必须得种,而且还必须达到他规定的产量,定的指标根本达不到,达不到就罚款。人家麦子种得好好的,全给犁了,有干部搞了油菜坊,让农民必须种油菜。非要强迫别人干什么呢?村民种油菜不赚钱也得种,想告状也没处告!

  现在人民日子好多了。农民没有想到有今天,不少吃不少穿,也没有干部整天上门扒这样扒那样。现在不但取消农业税,还给农民补助,一亩地补30多块钱,虽然少,但党这种做法群众感激啊!几千年的皇帝,什么时候不要国家皇粮,还反过来补助农民呢?这说明共产党能治理好中国,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老干部同志 发表于  2019-02-09 19:11:43 19字 ( 0/167)

没干好社会主义不等于社会主义制度不好。

长期以来,网络上一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诋毁以小岗为代表的农村改革开放,今天小伪网友还抬出了小岗村昔日当家人严俊昌为自己涂脂抹粉。不过他不敢完整的说出严俊昌的观点,表现出伪忠孝的心虚和恶劣文风,以下严俊昌说出了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

1978年以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底,小岗村18户农民搞起了“大包干”,正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至1984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

     三年“大跃进”,小岗120多人饿死了67

  我二弟快要死了。我们找到干部批了一把面,三四两,打成面糊子,他饿得牙关都紧了,没有力气张嘴,我们撬开牙齿喂给他吃,才救活了他。我们庄上有户人家,九口人全饿死了。1958年开始“大跃进”,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小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当时的农村,可以说家破人亡。

  不只是小岗饿死人,全县都饿死人。凤阳县纪念馆说死了9万多人,实际10万人也不止。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没有吃过饱饭,但干部有的吃。干部怎么没有饿死的?如果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死也是死这些党员干部啊,在那个时候,我就认为党风不正。

  那几年风调雨顺,还假大空说“天灾”。“刮五风”,蛮干,庄稼还没有熟就收割了,一亩地撒几百斤种子,太密了,粮食浪费了,地里也不产粮了,还继续放“卫星”。干部胡作非为,50多岁的村民,饿得拄着拐棍去犁田,田没犁好。干部说,你这么大年纪连田都犁不好?用枣木棍,把人打得第二天抬回家就死掉了。

  1961年以后,因为饿死很多人了,就解散了大食堂,不再几个生产队一起吃饭,开始以生产队为单位。从那时起,小岗就一直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衣食住行都靠国家。

  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不高,生产队的土地都荒掉了,没有人干。大家吃不饱饭,没力气干活,一顿不吃,两顿不吃还能扛得住,三天不吃哪来的力气?农民的积极性被领导挫伤得太厉害,三年饿死那么多人,大家对干部多少有点看法,所以生产就一直搞不上去。那个环境下,也可以说是政策不好,瞎指挥,有的工作组到小岗来主要就是抓“斗私批修”,他们认为生产搞不上去主要是人的思想问题没解决。一天到晚就是搞什么思想学习啊这些道道,也没时间干活。生产队就一搞一年空。

  小岗那时跟附近几个村都一样,大家都出去要饭,也没人干活了。南来北往,听说哪儿好就去哪儿。那个时候在家呆着的吃树叶什么的快饿死了,在外面讨饭多少能要点吃的。

  1962年,我还是普通生产队员,受刘少奇的影响,我开始萌发了单干的想法,当时没有公开,在小岗挖了些自留地,大家积极性很高,但是那时刘邓路线受到了批判,种了之后不准收。 

不做饿死鬼,18户按手印“包产到户”

  我从1962年开始当生产队副队长,后来当了队长。我在那个时候多少有点看法,我们党明明看到国家的现状,在那个环境下,为什么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敢出来顶这个责任,说句真话呢?我就一直想不通。虽说党解放了全中国,但中国人民饿死了这么多,仍然还是抱着老路子。要是一直那样走下去,可以说是自取灭亡。

  1971年起以生产队为单位,但生产还是搞不上去。大包干前,整个村年产粮徘徊在3万斤左右,100多人,每个人一年才分到100多斤粮食,根本不够吃,那时什么树皮、青野菜、葫芦秧等田中的作物,只要能吃的都吃了。如果不走“大包干”这条路,我自己、我家的老婆孩子都要饿死。

  我从1978年开始,走访了几个老同志讨论怎么解决小岗的温饱问题,也就是怎么救活大家的命。1978年底种麦的时候,几个老同志就说,“只有分田到户,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刘少奇都被打倒了。”我当时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满意了。做饱死鬼强过做个饿死鬼。

  刚开始我们打算,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如果积极性高就接着干。但分两个组还是有小集体,多少还是有一点矛盾,有些出勤不出力。后来两个组分成八个组,生产队一共120口人,18户,8个组分干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最后就彻底包产到户。

  当时大家按了手印,为什么按手印呢?有老人家提醒我“俊昌,你这个路是走不通的,到时候要成千古罪人”,让我召集大家,问清楚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是不是会怪我。

  我觉得老人们说得有道理,就把大家找来,先说要解决温饱问题只有走包干这条路。我就问他们如果走不通,可怪干部?干部倒霉怎么办?大家讨论后就说“如果干部倒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活到18岁。”

  当时也没有纸,就在小孩念书的本子上撕了纸,大家按了手印,发誓赌咒,任何人不能说,亲戚也不能说,谁说出去不是他娘养的。算是大伙互相担保。保证第一要完成国家的,第二要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纸包不住火,县委书记也顶不住了

  任何人都不知道,除了我们这18户。后来纸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党委开会就找到我,当时我就担心出事了,这么多队长不找怎么就找我。到了办公室,他们就问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说是听邻队反映的。过了几天,开生产队大会又找我麻烦,告诉我:不交代的话,种子、化肥等凡是上面供应的都不给我们了。公社也没有查清楚,说一旦查清楚了要向党汇报。

  从当天开始上面的待遇没有了。我们这么多年靠上面的待遇,还是饿死的饿死,饿得吐血的吐血。要想活下去,还是得靠自己,继续分田到户。我在小岗问大家可有意见,大家没有意见,就那么定了。

  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把我给看住,开始监督我,意思是说“你不讲实话,我一个党委书记就跟住你了。”连看三天,那三天我啥也不干,他一天到晚跟着我。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来,我就问他会不会杀我头,我当时对他说“你放心,就算杀我的头我也不会诬赖你的。”他就说“就凭你这句话,党就能相信我?如果先放了你,杀你的头还管我的头呢。”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我们确实分田到户了,叹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哪知道没干到秋,陈庭元就顶不住了。有人反对,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陈庭元就通过电话会议,让我们立即并起来。

  后来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找到我家后就问我,你可是严俊昌同志?

  我说,是的,你是哪位?

  他说,我是哪位你不要管,你快带我看看。

  我就上了他的车带他看了几家农户。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种的花生和水稻,我也不记得种了多少,只记得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当时王郁昭看了后回去开常委会。我究竟犯了什么法?要是定我反革命罪的话,那共产党江山打错了,死了那么多人打江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过好日子吗?所以我的罪就定不下来,结果王郁昭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然后他又带常委们来了一次小岗。

万里来小岗,问了三句话后说:我批你干三年

  王郁昭之后就找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万里也来了小岗。他没来之前,陈庭元就透底了,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万里来了之后,第一句就问我“可是共产党员”?

  我说“不是共产党员”。

  他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万里第二句话问我多大岁数,我说37.

  第三句话:是过去的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的生产队长好当?

  我说,过去的生产队长不好当。大伙出勤不出力,挫伤农民积极性,总是徘徊在3万斤粮食左右,常年靠国家。

  他说,你这样干可有把握?

  我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可能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当时万里就说,那能干啊!地方批你干一年,我批你干三年。当时我恨不得趴在地上给万里磕头。

万里视察了一遍很满意,临走时,我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地方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

  他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做出的贡献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

  万里的这几句话真管用,后来有人跟我说,“老严,你这样可还要集体啊?”我说:“你可想得出什么好办法呢?我们至今还没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出第二条更好的路,咱们没有什么集体的企业,只能这样一家一户地干。”

  村民才富一点,就开始乱收费了

  1978年没有单干的时候只能收3万斤粮食,单干后当年就收了18万斤,一下子就翻了6倍都不止。此后年年有增长(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6万斤猛增到13.2万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

  以前地也少,全村1000多亩地,除了517亩包产地,其他的都荒掉了,没有人种了。大包干后,这些荒地都被利用起来了。人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看不到荒草,遍地都是粮食。

这之后就没有要饭的了。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了,家里饭都吃不完了,谁还出去要饭呢?单干之前,生产队里都是一些茅草房,我那时四五个孩子,全家就一间房子,屋门都是用芦秆架的。大包干当年,我就新盖了6间茅草房,后来又盖了好几次,1993年盖了砖瓦平房。农业机械、手表、电视机什么慢慢都有了。过去粮食都是用扁担挑,现在都是用拖拉机拉。我们的发展是很快的。虽然说小岗没有富起来,但从住、穿、吃和机械等方面都进步了很多。

  在1978年之前,生产队生产的粮食每年应交1800斤,小岗一年都没有交过。历史上就没有交过国家皇粮。1979年产18万斤,我们当年就把国家的皇粮任务完成了。那个时候粮站都没地方存粮食了,就现盖粮仓。

  我在会上说,为什么搞大包干?因为大集体挫伤了劳动积极性,党和群众的距离越拉越大,群众不相信我们党。另外,既然把土地交给了我们,那农民就该有自主权。现在上面如果安排了种烟、种棉花,农民就必须得种,而且还必须达到他规定的产量,定的指标根本达不到,达不到就罚款。人家麦子种得好好的,全给犁了,有干部搞了油菜坊,让农民必须种油菜。非要强迫别人干什么呢?村民种油菜不赚钱也得种,想告状也没处告!

  现在人民日子好多了。农民没有想到有今天,不少吃不少穿,也没有干部整天上门扒这样扒那样。现在不但取消农业税,还给农民补助,一亩地补30多块钱,虽然少,但党这种做法群众感激啊!几千年的皇帝,什么时候不要国家皇粮,还反过来补助农民呢?这说明共产党能治理好中国,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犁123 发表于  2019-02-09 19:12:01 45字 ( 0/176)

把与此同期的大寨情况来对比一下,更能说明问题了。不比不知道,谁先进谁落后,不能搞落后有理。

长期以来,网络上一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诋毁以小岗为代表的农村改革开放,今天小伪网友还抬出了小岗村昔日当家人严俊昌为自己涂脂抹粉。不过他不敢完整的说出严俊昌的观点,表现出伪忠孝的心虚和恶劣文风,以下严俊昌说出了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

1978年以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底,小岗村18户农民搞起了“大包干”,正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至1984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

     三年“大跃进”,小岗120多人饿死了67

  我二弟快要死了。我们找到干部批了一把面,三四两,打成面糊子,他饿得牙关都紧了,没有力气张嘴,我们撬开牙齿喂给他吃,才救活了他。我们庄上有户人家,九口人全饿死了。1958年开始“大跃进”,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小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当时的农村,可以说家破人亡。

  不只是小岗饿死人,全县都饿死人。凤阳县纪念馆说死了9万多人,实际10万人也不止。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没有吃过饱饭,但干部有的吃。干部怎么没有饿死的?如果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死也是死这些党员干部啊,在那个时候,我就认为党风不正。

  那几年风调雨顺,还假大空说“天灾”。“刮五风”,蛮干,庄稼还没有熟就收割了,一亩地撒几百斤种子,太密了,粮食浪费了,地里也不产粮了,还继续放“卫星”。干部胡作非为,50多岁的村民,饿得拄着拐棍去犁田,田没犁好。干部说,你这么大年纪连田都犁不好?用枣木棍,把人打得第二天抬回家就死掉了。

  1961年以后,因为饿死很多人了,就解散了大食堂,不再几个生产队一起吃饭,开始以生产队为单位。从那时起,小岗就一直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衣食住行都靠国家。

  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不高,生产队的土地都荒掉了,没有人干。大家吃不饱饭,没力气干活,一顿不吃,两顿不吃还能扛得住,三天不吃哪来的力气?农民的积极性被领导挫伤得太厉害,三年饿死那么多人,大家对干部多少有点看法,所以生产就一直搞不上去。那个环境下,也可以说是政策不好,瞎指挥,有的工作组到小岗来主要就是抓“斗私批修”,他们认为生产搞不上去主要是人的思想问题没解决。一天到晚就是搞什么思想学习啊这些道道,也没时间干活。生产队就一搞一年空。

  小岗那时跟附近几个村都一样,大家都出去要饭,也没人干活了。南来北往,听说哪儿好就去哪儿。那个时候在家呆着的吃树叶什么的快饿死了,在外面讨饭多少能要点吃的。

  1962年,我还是普通生产队员,受刘少奇的影响,我开始萌发了单干的想法,当时没有公开,在小岗挖了些自留地,大家积极性很高,但是那时刘邓路线受到了批判,种了之后不准收。 

不做饿死鬼,18户按手印“包产到户”

  我从1962年开始当生产队副队长,后来当了队长。我在那个时候多少有点看法,我们党明明看到国家的现状,在那个环境下,为什么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敢出来顶这个责任,说句真话呢?我就一直想不通。虽说党解放了全中国,但中国人民饿死了这么多,仍然还是抱着老路子。要是一直那样走下去,可以说是自取灭亡。

  1971年起以生产队为单位,但生产还是搞不上去。大包干前,整个村年产粮徘徊在3万斤左右,100多人,每个人一年才分到100多斤粮食,根本不够吃,那时什么树皮、青野菜、葫芦秧等田中的作物,只要能吃的都吃了。如果不走“大包干”这条路,我自己、我家的老婆孩子都要饿死。

  我从1978年开始,走访了几个老同志讨论怎么解决小岗的温饱问题,也就是怎么救活大家的命。1978年底种麦的时候,几个老同志就说,“只有分田到户,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刘少奇都被打倒了。”我当时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满意了。做饱死鬼强过做个饿死鬼。

  刚开始我们打算,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如果积极性高就接着干。但分两个组还是有小集体,多少还是有一点矛盾,有些出勤不出力。后来两个组分成八个组,生产队一共120口人,18户,8个组分干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最后就彻底包产到户。

  当时大家按了手印,为什么按手印呢?有老人家提醒我“俊昌,你这个路是走不通的,到时候要成千古罪人”,让我召集大家,问清楚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是不是会怪我。

  我觉得老人们说得有道理,就把大家找来,先说要解决温饱问题只有走包干这条路。我就问他们如果走不通,可怪干部?干部倒霉怎么办?大家讨论后就说“如果干部倒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活到18岁。”

  当时也没有纸,就在小孩念书的本子上撕了纸,大家按了手印,发誓赌咒,任何人不能说,亲戚也不能说,谁说出去不是他娘养的。算是大伙互相担保。保证第一要完成国家的,第二要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纸包不住火,县委书记也顶不住了

  任何人都不知道,除了我们这18户。后来纸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党委开会就找到我,当时我就担心出事了,这么多队长不找怎么就找我。到了办公室,他们就问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说是听邻队反映的。过了几天,开生产队大会又找我麻烦,告诉我:不交代的话,种子、化肥等凡是上面供应的都不给我们了。公社也没有查清楚,说一旦查清楚了要向党汇报。

  从当天开始上面的待遇没有了。我们这么多年靠上面的待遇,还是饿死的饿死,饿得吐血的吐血。要想活下去,还是得靠自己,继续分田到户。我在小岗问大家可有意见,大家没有意见,就那么定了。

  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把我给看住,开始监督我,意思是说“你不讲实话,我一个党委书记就跟住你了。”连看三天,那三天我啥也不干,他一天到晚跟着我。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来,我就问他会不会杀我头,我当时对他说“你放心,就算杀我的头我也不会诬赖你的。”他就说“就凭你这句话,党就能相信我?如果先放了你,杀你的头还管我的头呢。”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我们确实分田到户了,叹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哪知道没干到秋,陈庭元就顶不住了。有人反对,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陈庭元就通过电话会议,让我们立即并起来。

  后来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找到我家后就问我,你可是严俊昌同志?

  我说,是的,你是哪位?

  他说,我是哪位你不要管,你快带我看看。

  我就上了他的车带他看了几家农户。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种的花生和水稻,我也不记得种了多少,只记得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当时王郁昭看了后回去开常委会。我究竟犯了什么法?要是定我反革命罪的话,那共产党江山打错了,死了那么多人打江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过好日子吗?所以我的罪就定不下来,结果王郁昭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然后他又带常委们来了一次小岗。

万里来小岗,问了三句话后说:我批你干三年

  王郁昭之后就找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万里也来了小岗。他没来之前,陈庭元就透底了,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万里来了之后,第一句就问我“可是共产党员”?

  我说“不是共产党员”。

  他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万里第二句话问我多大岁数,我说37.

  第三句话:是过去的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的生产队长好当?

  我说,过去的生产队长不好当。大伙出勤不出力,挫伤农民积极性,总是徘徊在3万斤粮食左右,常年靠国家。

  他说,你这样干可有把握?

  我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可能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当时万里就说,那能干啊!地方批你干一年,我批你干三年。当时我恨不得趴在地上给万里磕头。

万里视察了一遍很满意,临走时,我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地方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

  他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做出的贡献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

  万里的这几句话真管用,后来有人跟我说,“老严,你这样可还要集体啊?”我说:“你可想得出什么好办法呢?我们至今还没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出第二条更好的路,咱们没有什么集体的企业,只能这样一家一户地干。”

  村民才富一点,就开始乱收费了

  1978年没有单干的时候只能收3万斤粮食,单干后当年就收了18万斤,一下子就翻了6倍都不止。此后年年有增长(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6万斤猛增到13.2万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

  以前地也少,全村1000多亩地,除了517亩包产地,其他的都荒掉了,没有人种了。大包干后,这些荒地都被利用起来了。人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看不到荒草,遍地都是粮食。

这之后就没有要饭的了。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了,家里饭都吃不完了,谁还出去要饭呢?单干之前,生产队里都是一些茅草房,我那时四五个孩子,全家就一间房子,屋门都是用芦秆架的。大包干当年,我就新盖了6间茅草房,后来又盖了好几次,1993年盖了砖瓦平房。农业机械、手表、电视机什么慢慢都有了。过去粮食都是用扁担挑,现在都是用拖拉机拉。我们的发展是很快的。虽然说小岗没有富起来,但从住、穿、吃和机械等方面都进步了很多。

  在1978年之前,生产队生产的粮食每年应交1800斤,小岗一年都没有交过。历史上就没有交过国家皇粮。1979年产18万斤,我们当年就把国家的皇粮任务完成了。那个时候粮站都没地方存粮食了,就现盖粮仓。

  我在会上说,为什么搞大包干?因为大集体挫伤了劳动积极性,党和群众的距离越拉越大,群众不相信我们党。另外,既然把土地交给了我们,那农民就该有自主权。现在上面如果安排了种烟、种棉花,农民就必须得种,而且还必须达到他规定的产量,定的指标根本达不到,达不到就罚款。人家麦子种得好好的,全给犁了,有干部搞了油菜坊,让农民必须种油菜。非要强迫别人干什么呢?村民种油菜不赚钱也得种,想告状也没处告!

  现在人民日子好多了。农民没有想到有今天,不少吃不少穿,也没有干部整天上门扒这样扒那样。现在不但取消农业税,还给农民补助,一亩地补30多块钱,虽然少,但党这种做法群众感激啊!几千年的皇帝,什么时候不要国家皇粮,还反过来补助农民呢?这说明共产党能治理好中国,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犁123 发表于  2019-02-09 19:18:33 75字 ( 0/183)

按照小岗村的饿死数字来推算,中国人口应大幅度下降,事实却相反,中国人口大幅度上升。小岗村饿死人,与小岗村人,饿死不种田有关,他们习惯性讨米,不爱劳动。

长期以来,网络上一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诋毁以小岗为代表的农村改革开放,今天小伪网友还抬出了小岗村昔日当家人严俊昌为自己涂脂抹粉。不过他不敢完整的说出严俊昌的观点,表现出伪忠孝的心虚和恶劣文风,以下严俊昌说出了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

1978年以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底,小岗村18户农民搞起了“大包干”,正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至1984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

     三年“大跃进”,小岗120多人饿死了67

  我二弟快要死了。我们找到干部批了一把面,三四两,打成面糊子,他饿得牙关都紧了,没有力气张嘴,我们撬开牙齿喂给他吃,才救活了他。我们庄上有户人家,九口人全饿死了。1958年开始“大跃进”,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小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当时的农村,可以说家破人亡。

  不只是小岗饿死人,全县都饿死人。凤阳县纪念馆说死了9万多人,实际10万人也不止。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没有吃过饱饭,但干部有的吃。干部怎么没有饿死的?如果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死也是死这些党员干部啊,在那个时候,我就认为党风不正。

  那几年风调雨顺,还假大空说“天灾”。“刮五风”,蛮干,庄稼还没有熟就收割了,一亩地撒几百斤种子,太密了,粮食浪费了,地里也不产粮了,还继续放“卫星”。干部胡作非为,50多岁的村民,饿得拄着拐棍去犁田,田没犁好。干部说,你这么大年纪连田都犁不好?用枣木棍,把人打得第二天抬回家就死掉了。

  1961年以后,因为饿死很多人了,就解散了大食堂,不再几个生产队一起吃饭,开始以生产队为单位。从那时起,小岗就一直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衣食住行都靠国家。

  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不高,生产队的土地都荒掉了,没有人干。大家吃不饱饭,没力气干活,一顿不吃,两顿不吃还能扛得住,三天不吃哪来的力气?农民的积极性被领导挫伤得太厉害,三年饿死那么多人,大家对干部多少有点看法,所以生产就一直搞不上去。那个环境下,也可以说是政策不好,瞎指挥,有的工作组到小岗来主要就是抓“斗私批修”,他们认为生产搞不上去主要是人的思想问题没解决。一天到晚就是搞什么思想学习啊这些道道,也没时间干活。生产队就一搞一年空。

  小岗那时跟附近几个村都一样,大家都出去要饭,也没人干活了。南来北往,听说哪儿好就去哪儿。那个时候在家呆着的吃树叶什么的快饿死了,在外面讨饭多少能要点吃的。

  1962年,我还是普通生产队员,受刘少奇的影响,我开始萌发了单干的想法,当时没有公开,在小岗挖了些自留地,大家积极性很高,但是那时刘邓路线受到了批判,种了之后不准收。 

不做饿死鬼,18户按手印“包产到户”

  我从1962年开始当生产队副队长,后来当了队长。我在那个时候多少有点看法,我们党明明看到国家的现状,在那个环境下,为什么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敢出来顶这个责任,说句真话呢?我就一直想不通。虽说党解放了全中国,但中国人民饿死了这么多,仍然还是抱着老路子。要是一直那样走下去,可以说是自取灭亡。

  1971年起以生产队为单位,但生产还是搞不上去。大包干前,整个村年产粮徘徊在3万斤左右,100多人,每个人一年才分到100多斤粮食,根本不够吃,那时什么树皮、青野菜、葫芦秧等田中的作物,只要能吃的都吃了。如果不走“大包干”这条路,我自己、我家的老婆孩子都要饿死。

  我从1978年开始,走访了几个老同志讨论怎么解决小岗的温饱问题,也就是怎么救活大家的命。1978年底种麦的时候,几个老同志就说,“只有分田到户,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刘少奇都被打倒了。”我当时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满意了。做饱死鬼强过做个饿死鬼。

  刚开始我们打算,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如果积极性高就接着干。但分两个组还是有小集体,多少还是有一点矛盾,有些出勤不出力。后来两个组分成八个组,生产队一共120口人,18户,8个组分干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最后就彻底包产到户。

  当时大家按了手印,为什么按手印呢?有老人家提醒我“俊昌,你这个路是走不通的,到时候要成千古罪人”,让我召集大家,问清楚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是不是会怪我。

  我觉得老人们说得有道理,就把大家找来,先说要解决温饱问题只有走包干这条路。我就问他们如果走不通,可怪干部?干部倒霉怎么办?大家讨论后就说“如果干部倒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活到18岁。”

  当时也没有纸,就在小孩念书的本子上撕了纸,大家按了手印,发誓赌咒,任何人不能说,亲戚也不能说,谁说出去不是他娘养的。算是大伙互相担保。保证第一要完成国家的,第二要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纸包不住火,县委书记也顶不住了

  任何人都不知道,除了我们这18户。后来纸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党委开会就找到我,当时我就担心出事了,这么多队长不找怎么就找我。到了办公室,他们就问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说是听邻队反映的。过了几天,开生产队大会又找我麻烦,告诉我:不交代的话,种子、化肥等凡是上面供应的都不给我们了。公社也没有查清楚,说一旦查清楚了要向党汇报。

  从当天开始上面的待遇没有了。我们这么多年靠上面的待遇,还是饿死的饿死,饿得吐血的吐血。要想活下去,还是得靠自己,继续分田到户。我在小岗问大家可有意见,大家没有意见,就那么定了。

  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把我给看住,开始监督我,意思是说“你不讲实话,我一个党委书记就跟住你了。”连看三天,那三天我啥也不干,他一天到晚跟着我。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来,我就问他会不会杀我头,我当时对他说“你放心,就算杀我的头我也不会诬赖你的。”他就说“就凭你这句话,党就能相信我?如果先放了你,杀你的头还管我的头呢。”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我们确实分田到户了,叹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哪知道没干到秋,陈庭元就顶不住了。有人反对,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陈庭元就通过电话会议,让我们立即并起来。

  后来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找到我家后就问我,你可是严俊昌同志?

  我说,是的,你是哪位?

  他说,我是哪位你不要管,你快带我看看。

  我就上了他的车带他看了几家农户。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种的花生和水稻,我也不记得种了多少,只记得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当时王郁昭看了后回去开常委会。我究竟犯了什么法?要是定我反革命罪的话,那共产党江山打错了,死了那么多人打江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过好日子吗?所以我的罪就定不下来,结果王郁昭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然后他又带常委们来了一次小岗。

万里来小岗,问了三句话后说:我批你干三年

  王郁昭之后就找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万里也来了小岗。他没来之前,陈庭元就透底了,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万里来了之后,第一句就问我“可是共产党员”?

  我说“不是共产党员”。

  他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万里第二句话问我多大岁数,我说37.

  第三句话:是过去的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的生产队长好当?

  我说,过去的生产队长不好当。大伙出勤不出力,挫伤农民积极性,总是徘徊在3万斤粮食左右,常年靠国家。

  他说,你这样干可有把握?

  我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可能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当时万里就说,那能干啊!地方批你干一年,我批你干三年。当时我恨不得趴在地上给万里磕头。

万里视察了一遍很满意,临走时,我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地方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

  他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做出的贡献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

  万里的这几句话真管用,后来有人跟我说,“老严,你这样可还要集体啊?”我说:“你可想得出什么好办法呢?我们至今还没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出第二条更好的路,咱们没有什么集体的企业,只能这样一家一户地干。”

  村民才富一点,就开始乱收费了

  1978年没有单干的时候只能收3万斤粮食,单干后当年就收了18万斤,一下子就翻了6倍都不止。此后年年有增长(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6万斤猛增到13.2万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

  以前地也少,全村1000多亩地,除了517亩包产地,其他的都荒掉了,没有人种了。大包干后,这些荒地都被利用起来了。人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看不到荒草,遍地都是粮食。

这之后就没有要饭的了。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了,家里饭都吃不完了,谁还出去要饭呢?单干之前,生产队里都是一些茅草房,我那时四五个孩子,全家就一间房子,屋门都是用芦秆架的。大包干当年,我就新盖了6间茅草房,后来又盖了好几次,1993年盖了砖瓦平房。农业机械、手表、电视机什么慢慢都有了。过去粮食都是用扁担挑,现在都是用拖拉机拉。我们的发展是很快的。虽然说小岗没有富起来,但从住、穿、吃和机械等方面都进步了很多。

  在1978年之前,生产队生产的粮食每年应交1800斤,小岗一年都没有交过。历史上就没有交过国家皇粮。1979年产18万斤,我们当年就把国家的皇粮任务完成了。那个时候粮站都没地方存粮食了,就现盖粮仓。

  我在会上说,为什么搞大包干?因为大集体挫伤了劳动积极性,党和群众的距离越拉越大,群众不相信我们党。另外,既然把土地交给了我们,那农民就该有自主权。现在上面如果安排了种烟、种棉花,农民就必须得种,而且还必须达到他规定的产量,定的指标根本达不到,达不到就罚款。人家麦子种得好好的,全给犁了,有干部搞了油菜坊,让农民必须种油菜。非要强迫别人干什么呢?村民种油菜不赚钱也得种,想告状也没处告!

  现在人民日子好多了。农民没有想到有今天,不少吃不少穿,也没有干部整天上门扒这样扒那样。现在不但取消农业税,还给农民补助,一亩地补30多块钱,虽然少,但党这种做法群众感激啊!几千年的皇帝,什么时候不要国家皇粮,还反过来补助农民呢?这说明共产党能治理好中国,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四两千斤 发表于  2019-02-09 19:20:27 64字 ( 0/195)

“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懒”!要不为什么他们要饭,别人能有饭给他?“返销粮”也是别的生产队生产的吧?

长期以来,网络上一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诋毁以小岗为代表的农村改革开放,今天小伪网友还抬出了小岗村昔日当家人严俊昌为自己涂脂抹粉。不过他不敢完整的说出严俊昌的观点,表现出伪忠孝的心虚和恶劣文风,以下严俊昌说出了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

1978年以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底,小岗村18户农民搞起了“大包干”,正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至1984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

     三年“大跃进”,小岗120多人饿死了67

  我二弟快要死了。我们找到干部批了一把面,三四两,打成面糊子,他饿得牙关都紧了,没有力气张嘴,我们撬开牙齿喂给他吃,才救活了他。我们庄上有户人家,九口人全饿死了。1958年开始“大跃进”,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小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当时的农村,可以说家破人亡。

  不只是小岗饿死人,全县都饿死人。凤阳县纪念馆说死了9万多人,实际10万人也不止。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没有吃过饱饭,但干部有的吃。干部怎么没有饿死的?如果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死也是死这些党员干部啊,在那个时候,我就认为党风不正。

  那几年风调雨顺,还假大空说“天灾”。“刮五风”,蛮干,庄稼还没有熟就收割了,一亩地撒几百斤种子,太密了,粮食浪费了,地里也不产粮了,还继续放“卫星”。干部胡作非为,50多岁的村民,饿得拄着拐棍去犁田,田没犁好。干部说,你这么大年纪连田都犁不好?用枣木棍,把人打得第二天抬回家就死掉了。

  1961年以后,因为饿死很多人了,就解散了大食堂,不再几个生产队一起吃饭,开始以生产队为单位。从那时起,小岗就一直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衣食住行都靠国家。

  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不高,生产队的土地都荒掉了,没有人干。大家吃不饱饭,没力气干活,一顿不吃,两顿不吃还能扛得住,三天不吃哪来的力气?农民的积极性被领导挫伤得太厉害,三年饿死那么多人,大家对干部多少有点看法,所以生产就一直搞不上去。那个环境下,也可以说是政策不好,瞎指挥,有的工作组到小岗来主要就是抓“斗私批修”,他们认为生产搞不上去主要是人的思想问题没解决。一天到晚就是搞什么思想学习啊这些道道,也没时间干活。生产队就一搞一年空。

  小岗那时跟附近几个村都一样,大家都出去要饭,也没人干活了。南来北往,听说哪儿好就去哪儿。那个时候在家呆着的吃树叶什么的快饿死了,在外面讨饭多少能要点吃的。

  1962年,我还是普通生产队员,受刘少奇的影响,我开始萌发了单干的想法,当时没有公开,在小岗挖了些自留地,大家积极性很高,但是那时刘邓路线受到了批判,种了之后不准收。 

不做饿死鬼,18户按手印“包产到户”

  我从1962年开始当生产队副队长,后来当了队长。我在那个时候多少有点看法,我们党明明看到国家的现状,在那个环境下,为什么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敢出来顶这个责任,说句真话呢?我就一直想不通。虽说党解放了全中国,但中国人民饿死了这么多,仍然还是抱着老路子。要是一直那样走下去,可以说是自取灭亡。

  1971年起以生产队为单位,但生产还是搞不上去。大包干前,整个村年产粮徘徊在3万斤左右,100多人,每个人一年才分到100多斤粮食,根本不够吃,那时什么树皮、青野菜、葫芦秧等田中的作物,只要能吃的都吃了。如果不走“大包干”这条路,我自己、我家的老婆孩子都要饿死。

  我从1978年开始,走访了几个老同志讨论怎么解决小岗的温饱问题,也就是怎么救活大家的命。1978年底种麦的时候,几个老同志就说,“只有分田到户,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刘少奇都被打倒了。”我当时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满意了。做饱死鬼强过做个饿死鬼。

  刚开始我们打算,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如果积极性高就接着干。但分两个组还是有小集体,多少还是有一点矛盾,有些出勤不出力。后来两个组分成八个组,生产队一共120口人,18户,8个组分干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最后就彻底包产到户。

  当时大家按了手印,为什么按手印呢?有老人家提醒我“俊昌,你这个路是走不通的,到时候要成千古罪人”,让我召集大家,问清楚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是不是会怪我。

  我觉得老人们说得有道理,就把大家找来,先说要解决温饱问题只有走包干这条路。我就问他们如果走不通,可怪干部?干部倒霉怎么办?大家讨论后就说“如果干部倒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活到18岁。”

  当时也没有纸,就在小孩念书的本子上撕了纸,大家按了手印,发誓赌咒,任何人不能说,亲戚也不能说,谁说出去不是他娘养的。算是大伙互相担保。保证第一要完成国家的,第二要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纸包不住火,县委书记也顶不住了

  任何人都不知道,除了我们这18户。后来纸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党委开会就找到我,当时我就担心出事了,这么多队长不找怎么就找我。到了办公室,他们就问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说是听邻队反映的。过了几天,开生产队大会又找我麻烦,告诉我:不交代的话,种子、化肥等凡是上面供应的都不给我们了。公社也没有查清楚,说一旦查清楚了要向党汇报。

  从当天开始上面的待遇没有了。我们这么多年靠上面的待遇,还是饿死的饿死,饿得吐血的吐血。要想活下去,还是得靠自己,继续分田到户。我在小岗问大家可有意见,大家没有意见,就那么定了。

  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把我给看住,开始监督我,意思是说“你不讲实话,我一个党委书记就跟住你了。”连看三天,那三天我啥也不干,他一天到晚跟着我。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来,我就问他会不会杀我头,我当时对他说“你放心,就算杀我的头我也不会诬赖你的。”他就说“就凭你这句话,党就能相信我?如果先放了你,杀你的头还管我的头呢。”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我们确实分田到户了,叹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哪知道没干到秋,陈庭元就顶不住了。有人反对,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陈庭元就通过电话会议,让我们立即并起来。

  后来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找到我家后就问我,你可是严俊昌同志?

  我说,是的,你是哪位?

  他说,我是哪位你不要管,你快带我看看。

  我就上了他的车带他看了几家农户。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种的花生和水稻,我也不记得种了多少,只记得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当时王郁昭看了后回去开常委会。我究竟犯了什么法?要是定我反革命罪的话,那共产党江山打错了,死了那么多人打江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过好日子吗?所以我的罪就定不下来,结果王郁昭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然后他又带常委们来了一次小岗。

万里来小岗,问了三句话后说:我批你干三年

  王郁昭之后就找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万里也来了小岗。他没来之前,陈庭元就透底了,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万里来了之后,第一句就问我“可是共产党员”?

  我说“不是共产党员”。

  他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万里第二句话问我多大岁数,我说37.

  第三句话:是过去的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的生产队长好当?

  我说,过去的生产队长不好当。大伙出勤不出力,挫伤农民积极性,总是徘徊在3万斤粮食左右,常年靠国家。

  他说,你这样干可有把握?

  我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可能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当时万里就说,那能干啊!地方批你干一年,我批你干三年。当时我恨不得趴在地上给万里磕头。

万里视察了一遍很满意,临走时,我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地方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

  他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做出的贡献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

  万里的这几句话真管用,后来有人跟我说,“老严,你这样可还要集体啊?”我说:“你可想得出什么好办法呢?我们至今还没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出第二条更好的路,咱们没有什么集体的企业,只能这样一家一户地干。”

  村民才富一点,就开始乱收费了

  1978年没有单干的时候只能收3万斤粮食,单干后当年就收了18万斤,一下子就翻了6倍都不止。此后年年有增长(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6万斤猛增到13.2万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

  以前地也少,全村1000多亩地,除了517亩包产地,其他的都荒掉了,没有人种了。大包干后,这些荒地都被利用起来了。人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看不到荒草,遍地都是粮食。

这之后就没有要饭的了。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了,家里饭都吃不完了,谁还出去要饭呢?单干之前,生产队里都是一些茅草房,我那时四五个孩子,全家就一间房子,屋门都是用芦秆架的。大包干当年,我就新盖了6间茅草房,后来又盖了好几次,1993年盖了砖瓦平房。农业机械、手表、电视机什么慢慢都有了。过去粮食都是用扁担挑,现在都是用拖拉机拉。我们的发展是很快的。虽然说小岗没有富起来,但从住、穿、吃和机械等方面都进步了很多。

  在1978年之前,生产队生产的粮食每年应交1800斤,小岗一年都没有交过。历史上就没有交过国家皇粮。1979年产18万斤,我们当年就把国家的皇粮任务完成了。那个时候粮站都没地方存粮食了,就现盖粮仓。

  我在会上说,为什么搞大包干?因为大集体挫伤了劳动积极性,党和群众的距离越拉越大,群众不相信我们党。另外,既然把土地交给了我们,那农民就该有自主权。现在上面如果安排了种烟、种棉花,农民就必须得种,而且还必须达到他规定的产量,定的指标根本达不到,达不到就罚款。人家麦子种得好好的,全给犁了,有干部搞了油菜坊,让农民必须种油菜。非要强迫别人干什么呢?村民种油菜不赚钱也得种,想告状也没处告!

  现在人民日子好多了。农民没有想到有今天,不少吃不少穿,也没有干部整天上门扒这样扒那样。现在不但取消农业税,还给农民补助,一亩地补30多块钱,虽然少,但党这种做法群众感激啊!几千年的皇帝,什么时候不要国家皇粮,还反过来补助农民呢?这说明共产党能治理好中国,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一只天鹅 发表于  2019-02-09 19:23:24 116字 ( 0/177)

人一天吃十二斤鸡蛋,这不多。年轻力壮时期,特别饿时,尤其长期吃不到油水,一顿吃四斤鸡蛋不多。四斤鸡蛋不到四十个,没多少。我是锻炼的人,特别累时一顿能吃五斤猪头肉

长期以来,网络上一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诋毁以小岗为代表的农村改革开放,今天小伪网友还抬出了小岗村昔日当家人严俊昌为自己涂脂抹粉。不过他不敢完整的说出严俊昌的观点,表现出伪忠孝的心虚和恶劣文风,以下严俊昌说出了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

1978年以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底,小岗村18户农民搞起了“大包干”,正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至1984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

     三年“大跃进”,小岗120多人饿死了67

  我二弟快要死了。我们找到干部批了一把面,三四两,打成面糊子,他饿得牙关都紧了,没有力气张嘴,我们撬开牙齿喂给他吃,才救活了他。我们庄上有户人家,九口人全饿死了。1958年开始“大跃进”,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小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当时的农村,可以说家破人亡。

  不只是小岗饿死人,全县都饿死人。凤阳县纪念馆说死了9万多人,实际10万人也不止。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没有吃过饱饭,但干部有的吃。干部怎么没有饿死的?如果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死也是死这些党员干部啊,在那个时候,我就认为党风不正。

  那几年风调雨顺,还假大空说“天灾”。“刮五风”,蛮干,庄稼还没有熟就收割了,一亩地撒几百斤种子,太密了,粮食浪费了,地里也不产粮了,还继续放“卫星”。干部胡作非为,50多岁的村民,饿得拄着拐棍去犁田,田没犁好。干部说,你这么大年纪连田都犁不好?用枣木棍,把人打得第二天抬回家就死掉了。

  1961年以后,因为饿死很多人了,就解散了大食堂,不再几个生产队一起吃饭,开始以生产队为单位。从那时起,小岗就一直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衣食住行都靠国家。

  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不高,生产队的土地都荒掉了,没有人干。大家吃不饱饭,没力气干活,一顿不吃,两顿不吃还能扛得住,三天不吃哪来的力气?农民的积极性被领导挫伤得太厉害,三年饿死那么多人,大家对干部多少有点看法,所以生产就一直搞不上去。那个环境下,也可以说是政策不好,瞎指挥,有的工作组到小岗来主要就是抓“斗私批修”,他们认为生产搞不上去主要是人的思想问题没解决。一天到晚就是搞什么思想学习啊这些道道,也没时间干活。生产队就一搞一年空。

  小岗那时跟附近几个村都一样,大家都出去要饭,也没人干活了。南来北往,听说哪儿好就去哪儿。那个时候在家呆着的吃树叶什么的快饿死了,在外面讨饭多少能要点吃的。

  1962年,我还是普通生产队员,受刘少奇的影响,我开始萌发了单干的想法,当时没有公开,在小岗挖了些自留地,大家积极性很高,但是那时刘邓路线受到了批判,种了之后不准收。 

不做饿死鬼,18户按手印“包产到户”

  我从1962年开始当生产队副队长,后来当了队长。我在那个时候多少有点看法,我们党明明看到国家的现状,在那个环境下,为什么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敢出来顶这个责任,说句真话呢?我就一直想不通。虽说党解放了全中国,但中国人民饿死了这么多,仍然还是抱着老路子。要是一直那样走下去,可以说是自取灭亡。

  1971年起以生产队为单位,但生产还是搞不上去。大包干前,整个村年产粮徘徊在3万斤左右,100多人,每个人一年才分到100多斤粮食,根本不够吃,那时什么树皮、青野菜、葫芦秧等田中的作物,只要能吃的都吃了。如果不走“大包干”这条路,我自己、我家的老婆孩子都要饿死。

  我从1978年开始,走访了几个老同志讨论怎么解决小岗的温饱问题,也就是怎么救活大家的命。1978年底种麦的时候,几个老同志就说,“只有分田到户,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刘少奇都被打倒了。”我当时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满意了。做饱死鬼强过做个饿死鬼。

  刚开始我们打算,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如果积极性高就接着干。但分两个组还是有小集体,多少还是有一点矛盾,有些出勤不出力。后来两个组分成八个组,生产队一共120口人,18户,8个组分干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最后就彻底包产到户。

  当时大家按了手印,为什么按手印呢?有老人家提醒我“俊昌,你这个路是走不通的,到时候要成千古罪人”,让我召集大家,问清楚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是不是会怪我。

  我觉得老人们说得有道理,就把大家找来,先说要解决温饱问题只有走包干这条路。我就问他们如果走不通,可怪干部?干部倒霉怎么办?大家讨论后就说“如果干部倒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活到18岁。”

  当时也没有纸,就在小孩念书的本子上撕了纸,大家按了手印,发誓赌咒,任何人不能说,亲戚也不能说,谁说出去不是他娘养的。算是大伙互相担保。保证第一要完成国家的,第二要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纸包不住火,县委书记也顶不住了

  任何人都不知道,除了我们这18户。后来纸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党委开会就找到我,当时我就担心出事了,这么多队长不找怎么就找我。到了办公室,他们就问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说是听邻队反映的。过了几天,开生产队大会又找我麻烦,告诉我:不交代的话,种子、化肥等凡是上面供应的都不给我们了。公社也没有查清楚,说一旦查清楚了要向党汇报。

  从当天开始上面的待遇没有了。我们这么多年靠上面的待遇,还是饿死的饿死,饿得吐血的吐血。要想活下去,还是得靠自己,继续分田到户。我在小岗问大家可有意见,大家没有意见,就那么定了。

  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把我给看住,开始监督我,意思是说“你不讲实话,我一个党委书记就跟住你了。”连看三天,那三天我啥也不干,他一天到晚跟着我。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来,我就问他会不会杀我头,我当时对他说“你放心,就算杀我的头我也不会诬赖你的。”他就说“就凭你这句话,党就能相信我?如果先放了你,杀你的头还管我的头呢。”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我们确实分田到户了,叹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哪知道没干到秋,陈庭元就顶不住了。有人反对,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陈庭元就通过电话会议,让我们立即并起来。

  后来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找到我家后就问我,你可是严俊昌同志?

  我说,是的,你是哪位?

  他说,我是哪位你不要管,你快带我看看。

  我就上了他的车带他看了几家农户。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种的花生和水稻,我也不记得种了多少,只记得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当时王郁昭看了后回去开常委会。我究竟犯了什么法?要是定我反革命罪的话,那共产党江山打错了,死了那么多人打江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过好日子吗?所以我的罪就定不下来,结果王郁昭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然后他又带常委们来了一次小岗。

万里来小岗,问了三句话后说:我批你干三年

  王郁昭之后就找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万里也来了小岗。他没来之前,陈庭元就透底了,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万里来了之后,第一句就问我“可是共产党员”?

  我说“不是共产党员”。

  他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万里第二句话问我多大岁数,我说37.

  第三句话:是过去的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的生产队长好当?

  我说,过去的生产队长不好当。大伙出勤不出力,挫伤农民积极性,总是徘徊在3万斤粮食左右,常年靠国家。

  他说,你这样干可有把握?

  我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可能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当时万里就说,那能干啊!地方批你干一年,我批你干三年。当时我恨不得趴在地上给万里磕头。

万里视察了一遍很满意,临走时,我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地方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

  他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做出的贡献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

  万里的这几句话真管用,后来有人跟我说,“老严,你这样可还要集体啊?”我说:“你可想得出什么好办法呢?我们至今还没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出第二条更好的路,咱们没有什么集体的企业,只能这样一家一户地干。”

  村民才富一点,就开始乱收费了

  1978年没有单干的时候只能收3万斤粮食,单干后当年就收了18万斤,一下子就翻了6倍都不止。此后年年有增长(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6万斤猛增到13.2万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

  以前地也少,全村1000多亩地,除了517亩包产地,其他的都荒掉了,没有人种了。大包干后,这些荒地都被利用起来了。人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看不到荒草,遍地都是粮食。

这之后就没有要饭的了。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了,家里饭都吃不完了,谁还出去要饭呢?单干之前,生产队里都是一些茅草房,我那时四五个孩子,全家就一间房子,屋门都是用芦秆架的。大包干当年,我就新盖了6间茅草房,后来又盖了好几次,1993年盖了砖瓦平房。农业机械、手表、电视机什么慢慢都有了。过去粮食都是用扁担挑,现在都是用拖拉机拉。我们的发展是很快的。虽然说小岗没有富起来,但从住、穿、吃和机械等方面都进步了很多。

  在1978年之前,生产队生产的粮食每年应交1800斤,小岗一年都没有交过。历史上就没有交过国家皇粮。1979年产18万斤,我们当年就把国家的皇粮任务完成了。那个时候粮站都没地方存粮食了,就现盖粮仓。

  我在会上说,为什么搞大包干?因为大集体挫伤了劳动积极性,党和群众的距离越拉越大,群众不相信我们党。另外,既然把土地交给了我们,那农民就该有自主权。现在上面如果安排了种烟、种棉花,农民就必须得种,而且还必须达到他规定的产量,定的指标根本达不到,达不到就罚款。人家麦子种得好好的,全给犁了,有干部搞了油菜坊,让农民必须种油菜。非要强迫别人干什么呢?村民种油菜不赚钱也得种,想告状也没处告!

  现在人民日子好多了。农民没有想到有今天,不少吃不少穿,也没有干部整天上门扒这样扒那样。现在不但取消农业税,还给农民补助,一亩地补30多块钱,虽然少,但党这种做法群众感激啊!几千年的皇帝,什么时候不要国家皇粮,还反过来补助农民呢?这说明共产党能治理好中国,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犁123 发表于  2019-02-09 19:23:50 82字 ( 0/196)

我们看,这些都是小岗村人落后、懒惰,不团结的有力证据。不比不知道,将这些现象与先进村比,与红军精神比,与革命精神比,这些落后小农思想照射出的是旧中国的失败历史根

长期以来,网络上一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诋毁以小岗为代表的农村改革开放,今天小伪网友还抬出了小岗村昔日当家人严俊昌为自己涂脂抹粉。不过他不敢完整的说出严俊昌的观点,表现出伪忠孝的心虚和恶劣文风,以下严俊昌说出了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

1978年以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底,小岗村18户农民搞起了“大包干”,正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至1984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

     三年“大跃进”,小岗120多人饿死了67

  我二弟快要死了。我们找到干部批了一把面,三四两,打成面糊子,他饿得牙关都紧了,没有力气张嘴,我们撬开牙齿喂给他吃,才救活了他。我们庄上有户人家,九口人全饿死了。1958年开始“大跃进”,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小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当时的农村,可以说家破人亡。

  不只是小岗饿死人,全县都饿死人。凤阳县纪念馆说死了9万多人,实际10万人也不止。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没有吃过饱饭,但干部有的吃。干部怎么没有饿死的?如果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死也是死这些党员干部啊,在那个时候,我就认为党风不正。

  那几年风调雨顺,还假大空说“天灾”。“刮五风”,蛮干,庄稼还没有熟就收割了,一亩地撒几百斤种子,太密了,粮食浪费了,地里也不产粮了,还继续放“卫星”。干部胡作非为,50多岁的村民,饿得拄着拐棍去犁田,田没犁好。干部说,你这么大年纪连田都犁不好?用枣木棍,把人打得第二天抬回家就死掉了。

  1961年以后,因为饿死很多人了,就解散了大食堂,不再几个生产队一起吃饭,开始以生产队为单位。从那时起,小岗就一直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衣食住行都靠国家。

  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不高,生产队的土地都荒掉了,没有人干。大家吃不饱饭,没力气干活,一顿不吃,两顿不吃还能扛得住,三天不吃哪来的力气?农民的积极性被领导挫伤得太厉害,三年饿死那么多人,大家对干部多少有点看法,所以生产就一直搞不上去。那个环境下,也可以说是政策不好,瞎指挥,有的工作组到小岗来主要就是抓“斗私批修”,他们认为生产搞不上去主要是人的思想问题没解决。一天到晚就是搞什么思想学习啊这些道道,也没时间干活。生产队就一搞一年空。

  小岗那时跟附近几个村都一样,大家都出去要饭,也没人干活了。南来北往,听说哪儿好就去哪儿。那个时候在家呆着的吃树叶什么的快饿死了,在外面讨饭多少能要点吃的。

  1962年,我还是普通生产队员,受刘少奇的影响,我开始萌发了单干的想法,当时没有公开,在小岗挖了些自留地,大家积极性很高,但是那时刘邓路线受到了批判,种了之后不准收。 

不做饿死鬼,18户按手印“包产到户”

  我从1962年开始当生产队副队长,后来当了队长。我在那个时候多少有点看法,我们党明明看到国家的现状,在那个环境下,为什么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敢出来顶这个责任,说句真话呢?我就一直想不通。虽说党解放了全中国,但中国人民饿死了这么多,仍然还是抱着老路子。要是一直那样走下去,可以说是自取灭亡。

  1971年起以生产队为单位,但生产还是搞不上去。大包干前,整个村年产粮徘徊在3万斤左右,100多人,每个人一年才分到100多斤粮食,根本不够吃,那时什么树皮、青野菜、葫芦秧等田中的作物,只要能吃的都吃了。如果不走“大包干”这条路,我自己、我家的老婆孩子都要饿死。

  我从1978年开始,走访了几个老同志讨论怎么解决小岗的温饱问题,也就是怎么救活大家的命。1978年底种麦的时候,几个老同志就说,“只有分田到户,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刘少奇都被打倒了。”我当时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满意了。做饱死鬼强过做个饿死鬼。

  刚开始我们打算,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如果积极性高就接着干。但分两个组还是有小集体,多少还是有一点矛盾,有些出勤不出力。后来两个组分成八个组,生产队一共120口人,18户,8个组分干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最后就彻底包产到户。

  当时大家按了手印,为什么按手印呢?有老人家提醒我“俊昌,你这个路是走不通的,到时候要成千古罪人”,让我召集大家,问清楚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是不是会怪我。

  我觉得老人们说得有道理,就把大家找来,先说要解决温饱问题只有走包干这条路。我就问他们如果走不通,可怪干部?干部倒霉怎么办?大家讨论后就说“如果干部倒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活到18岁。”

  当时也没有纸,就在小孩念书的本子上撕了纸,大家按了手印,发誓赌咒,任何人不能说,亲戚也不能说,谁说出去不是他娘养的。算是大伙互相担保。保证第一要完成国家的,第二要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纸包不住火,县委书记也顶不住了

  任何人都不知道,除了我们这18户。后来纸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党委开会就找到我,当时我就担心出事了,这么多队长不找怎么就找我。到了办公室,他们就问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说是听邻队反映的。过了几天,开生产队大会又找我麻烦,告诉我:不交代的话,种子、化肥等凡是上面供应的都不给我们了。公社也没有查清楚,说一旦查清楚了要向党汇报。

  从当天开始上面的待遇没有了。我们这么多年靠上面的待遇,还是饿死的饿死,饿得吐血的吐血。要想活下去,还是得靠自己,继续分田到户。我在小岗问大家可有意见,大家没有意见,就那么定了。

  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把我给看住,开始监督我,意思是说“你不讲实话,我一个党委书记就跟住你了。”连看三天,那三天我啥也不干,他一天到晚跟着我。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来,我就问他会不会杀我头,我当时对他说“你放心,就算杀我的头我也不会诬赖你的。”他就说“就凭你这句话,党就能相信我?如果先放了你,杀你的头还管我的头呢。”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我们确实分田到户了,叹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哪知道没干到秋,陈庭元就顶不住了。有人反对,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陈庭元就通过电话会议,让我们立即并起来。

  后来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找到我家后就问我,你可是严俊昌同志?

  我说,是的,你是哪位?

  他说,我是哪位你不要管,你快带我看看。

  我就上了他的车带他看了几家农户。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种的花生和水稻,我也不记得种了多少,只记得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当时王郁昭看了后回去开常委会。我究竟犯了什么法?要是定我反革命罪的话,那共产党江山打错了,死了那么多人打江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过好日子吗?所以我的罪就定不下来,结果王郁昭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然后他又带常委们来了一次小岗。

万里来小岗,问了三句话后说:我批你干三年

  王郁昭之后就找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万里也来了小岗。他没来之前,陈庭元就透底了,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万里来了之后,第一句就问我“可是共产党员”?

  我说“不是共产党员”。

  他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万里第二句话问我多大岁数,我说37.

  第三句话:是过去的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的生产队长好当?

  我说,过去的生产队长不好当。大伙出勤不出力,挫伤农民积极性,总是徘徊在3万斤粮食左右,常年靠国家。

  他说,你这样干可有把握?

  我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可能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当时万里就说,那能干啊!地方批你干一年,我批你干三年。当时我恨不得趴在地上给万里磕头。

万里视察了一遍很满意,临走时,我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地方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

  他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做出的贡献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

  万里的这几句话真管用,后来有人跟我说,“老严,你这样可还要集体啊?”我说:“你可想得出什么好办法呢?我们至今还没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出第二条更好的路,咱们没有什么集体的企业,只能这样一家一户地干。”

  村民才富一点,就开始乱收费了

  1978年没有单干的时候只能收3万斤粮食,单干后当年就收了18万斤,一下子就翻了6倍都不止。此后年年有增长(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6万斤猛增到13.2万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

  以前地也少,全村1000多亩地,除了517亩包产地,其他的都荒掉了,没有人种了。大包干后,这些荒地都被利用起来了。人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看不到荒草,遍地都是粮食。

这之后就没有要饭的了。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了,家里饭都吃不完了,谁还出去要饭呢?单干之前,生产队里都是一些茅草房,我那时四五个孩子,全家就一间房子,屋门都是用芦秆架的。大包干当年,我就新盖了6间茅草房,后来又盖了好几次,1993年盖了砖瓦平房。农业机械、手表、电视机什么慢慢都有了。过去粮食都是用扁担挑,现在都是用拖拉机拉。我们的发展是很快的。虽然说小岗没有富起来,但从住、穿、吃和机械等方面都进步了很多。

  在1978年之前,生产队生产的粮食每年应交1800斤,小岗一年都没有交过。历史上就没有交过国家皇粮。1979年产18万斤,我们当年就把国家的皇粮任务完成了。那个时候粮站都没地方存粮食了,就现盖粮仓。

  我在会上说,为什么搞大包干?因为大集体挫伤了劳动积极性,党和群众的距离越拉越大,群众不相信我们党。另外,既然把土地交给了我们,那农民就该有自主权。现在上面如果安排了种烟、种棉花,农民就必须得种,而且还必须达到他规定的产量,定的指标根本达不到,达不到就罚款。人家麦子种得好好的,全给犁了,有干部搞了油菜坊,让农民必须种油菜。非要强迫别人干什么呢?村民种油菜不赚钱也得种,想告状也没处告!

  现在人民日子好多了。农民没有想到有今天,不少吃不少穿,也没有干部整天上门扒这样扒那样。现在不但取消农业税,还给农民补助,一亩地补30多块钱,虽然少,但党这种做法群众感激啊!几千年的皇帝,什么时候不要国家皇粮,还反过来补助农民呢?这说明共产党能治理好中国,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四两千斤 发表于  2019-02-09 19:24:38 68字 ( 0/197)

那个时候“地富反坏右”可以说是地位最低的人,说说他们饿死了几个,这可是有据可查的,不是尔等张嘴多少万的事情吧..............

长期以来,网络上一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诋毁以小岗为代表的农村改革开放,今天小伪网友还抬出了小岗村昔日当家人严俊昌为自己涂脂抹粉。不过他不敢完整的说出严俊昌的观点,表现出伪忠孝的心虚和恶劣文风,以下严俊昌说出了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

1978年以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底,小岗村18户农民搞起了“大包干”,正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至1984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

     三年“大跃进”,小岗120多人饿死了67

  我二弟快要死了。我们找到干部批了一把面,三四两,打成面糊子,他饿得牙关都紧了,没有力气张嘴,我们撬开牙齿喂给他吃,才救活了他。我们庄上有户人家,九口人全饿死了。1958年开始“大跃进”,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小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当时的农村,可以说家破人亡。

  不只是小岗饿死人,全县都饿死人。凤阳县纪念馆说死了9万多人,实际10万人也不止。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没有吃过饱饭,但干部有的吃。干部怎么没有饿死的?如果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死也是死这些党员干部啊,在那个时候,我就认为党风不正。

  那几年风调雨顺,还假大空说“天灾”。“刮五风”,蛮干,庄稼还没有熟就收割了,一亩地撒几百斤种子,太密了,粮食浪费了,地里也不产粮了,还继续放“卫星”。干部胡作非为,50多岁的村民,饿得拄着拐棍去犁田,田没犁好。干部说,你这么大年纪连田都犁不好?用枣木棍,把人打得第二天抬回家就死掉了。

  1961年以后,因为饿死很多人了,就解散了大食堂,不再几个生产队一起吃饭,开始以生产队为单位。从那时起,小岗就一直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衣食住行都靠国家。

  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不高,生产队的土地都荒掉了,没有人干。大家吃不饱饭,没力气干活,一顿不吃,两顿不吃还能扛得住,三天不吃哪来的力气?农民的积极性被领导挫伤得太厉害,三年饿死那么多人,大家对干部多少有点看法,所以生产就一直搞不上去。那个环境下,也可以说是政策不好,瞎指挥,有的工作组到小岗来主要就是抓“斗私批修”,他们认为生产搞不上去主要是人的思想问题没解决。一天到晚就是搞什么思想学习啊这些道道,也没时间干活。生产队就一搞一年空。

  小岗那时跟附近几个村都一样,大家都出去要饭,也没人干活了。南来北往,听说哪儿好就去哪儿。那个时候在家呆着的吃树叶什么的快饿死了,在外面讨饭多少能要点吃的。

  1962年,我还是普通生产队员,受刘少奇的影响,我开始萌发了单干的想法,当时没有公开,在小岗挖了些自留地,大家积极性很高,但是那时刘邓路线受到了批判,种了之后不准收。 

不做饿死鬼,18户按手印“包产到户”

  我从1962年开始当生产队副队长,后来当了队长。我在那个时候多少有点看法,我们党明明看到国家的现状,在那个环境下,为什么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敢出来顶这个责任,说句真话呢?我就一直想不通。虽说党解放了全中国,但中国人民饿死了这么多,仍然还是抱着老路子。要是一直那样走下去,可以说是自取灭亡。

  1971年起以生产队为单位,但生产还是搞不上去。大包干前,整个村年产粮徘徊在3万斤左右,100多人,每个人一年才分到100多斤粮食,根本不够吃,那时什么树皮、青野菜、葫芦秧等田中的作物,只要能吃的都吃了。如果不走“大包干”这条路,我自己、我家的老婆孩子都要饿死。

  我从1978年开始,走访了几个老同志讨论怎么解决小岗的温饱问题,也就是怎么救活大家的命。1978年底种麦的时候,几个老同志就说,“只有分田到户,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刘少奇都被打倒了。”我当时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满意了。做饱死鬼强过做个饿死鬼。

  刚开始我们打算,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如果积极性高就接着干。但分两个组还是有小集体,多少还是有一点矛盾,有些出勤不出力。后来两个组分成八个组,生产队一共120口人,18户,8个组分干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最后就彻底包产到户。

  当时大家按了手印,为什么按手印呢?有老人家提醒我“俊昌,你这个路是走不通的,到时候要成千古罪人”,让我召集大家,问清楚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是不是会怪我。

  我觉得老人们说得有道理,就把大家找来,先说要解决温饱问题只有走包干这条路。我就问他们如果走不通,可怪干部?干部倒霉怎么办?大家讨论后就说“如果干部倒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活到18岁。”

  当时也没有纸,就在小孩念书的本子上撕了纸,大家按了手印,发誓赌咒,任何人不能说,亲戚也不能说,谁说出去不是他娘养的。算是大伙互相担保。保证第一要完成国家的,第二要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纸包不住火,县委书记也顶不住了

  任何人都不知道,除了我们这18户。后来纸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党委开会就找到我,当时我就担心出事了,这么多队长不找怎么就找我。到了办公室,他们就问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说是听邻队反映的。过了几天,开生产队大会又找我麻烦,告诉我:不交代的话,种子、化肥等凡是上面供应的都不给我们了。公社也没有查清楚,说一旦查清楚了要向党汇报。

  从当天开始上面的待遇没有了。我们这么多年靠上面的待遇,还是饿死的饿死,饿得吐血的吐血。要想活下去,还是得靠自己,继续分田到户。我在小岗问大家可有意见,大家没有意见,就那么定了。

  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把我给看住,开始监督我,意思是说“你不讲实话,我一个党委书记就跟住你了。”连看三天,那三天我啥也不干,他一天到晚跟着我。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来,我就问他会不会杀我头,我当时对他说“你放心,就算杀我的头我也不会诬赖你的。”他就说“就凭你这句话,党就能相信我?如果先放了你,杀你的头还管我的头呢。”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我们确实分田到户了,叹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哪知道没干到秋,陈庭元就顶不住了。有人反对,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陈庭元就通过电话会议,让我们立即并起来。

  后来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找到我家后就问我,你可是严俊昌同志?

  我说,是的,你是哪位?

  他说,我是哪位你不要管,你快带我看看。

  我就上了他的车带他看了几家农户。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种的花生和水稻,我也不记得种了多少,只记得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当时王郁昭看了后回去开常委会。我究竟犯了什么法?要是定我反革命罪的话,那共产党江山打错了,死了那么多人打江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过好日子吗?所以我的罪就定不下来,结果王郁昭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然后他又带常委们来了一次小岗。

万里来小岗,问了三句话后说:我批你干三年

  王郁昭之后就找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万里也来了小岗。他没来之前,陈庭元就透底了,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万里来了之后,第一句就问我“可是共产党员”?

  我说“不是共产党员”。

  他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万里第二句话问我多大岁数,我说37.

  第三句话:是过去的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的生产队长好当?

  我说,过去的生产队长不好当。大伙出勤不出力,挫伤农民积极性,总是徘徊在3万斤粮食左右,常年靠国家。

  他说,你这样干可有把握?

  我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可能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当时万里就说,那能干啊!地方批你干一年,我批你干三年。当时我恨不得趴在地上给万里磕头。

万里视察了一遍很满意,临走时,我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地方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

  他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做出的贡献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

  万里的这几句话真管用,后来有人跟我说,“老严,你这样可还要集体啊?”我说:“你可想得出什么好办法呢?我们至今还没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出第二条更好的路,咱们没有什么集体的企业,只能这样一家一户地干。”

  村民才富一点,就开始乱收费了

  1978年没有单干的时候只能收3万斤粮食,单干后当年就收了18万斤,一下子就翻了6倍都不止。此后年年有增长(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6万斤猛增到13.2万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

  以前地也少,全村1000多亩地,除了517亩包产地,其他的都荒掉了,没有人种了。大包干后,这些荒地都被利用起来了。人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看不到荒草,遍地都是粮食。

这之后就没有要饭的了。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了,家里饭都吃不完了,谁还出去要饭呢?单干之前,生产队里都是一些茅草房,我那时四五个孩子,全家就一间房子,屋门都是用芦秆架的。大包干当年,我就新盖了6间茅草房,后来又盖了好几次,1993年盖了砖瓦平房。农业机械、手表、电视机什么慢慢都有了。过去粮食都是用扁担挑,现在都是用拖拉机拉。我们的发展是很快的。虽然说小岗没有富起来,但从住、穿、吃和机械等方面都进步了很多。

  在1978年之前,生产队生产的粮食每年应交1800斤,小岗一年都没有交过。历史上就没有交过国家皇粮。1979年产18万斤,我们当年就把国家的皇粮任务完成了。那个时候粮站都没地方存粮食了,就现盖粮仓。

  我在会上说,为什么搞大包干?因为大集体挫伤了劳动积极性,党和群众的距离越拉越大,群众不相信我们党。另外,既然把土地交给了我们,那农民就该有自主权。现在上面如果安排了种烟、种棉花,农民就必须得种,而且还必须达到他规定的产量,定的指标根本达不到,达不到就罚款。人家麦子种得好好的,全给犁了,有干部搞了油菜坊,让农民必须种油菜。非要强迫别人干什么呢?村民种油菜不赚钱也得种,想告状也没处告!

  现在人民日子好多了。农民没有想到有今天,不少吃不少穿,也没有干部整天上门扒这样扒那样。现在不但取消农业税,还给农民补助,一亩地补30多块钱,虽然少,但党这种做法群众感激啊!几千年的皇帝,什么时候不要国家皇粮,还反过来补助农民呢?这说明共产党能治理好中国,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yiliasa 发表于  2019-02-09 19:28:29 95字 ( 0/173)

均有化的包产到户与以权谋私没关系,均有化的包产到户只是在公平正义下改变了下经营方式,以权谋私可是瓜分国家人民资产资源与获益的犯罪,并且还是内外勾结的大瓦解大瓜分

长期以来,网络上一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诋毁以小岗为代表的农村改革开放,今天小伪网友还抬出了小岗村昔日当家人严俊昌为自己涂脂抹粉。不过他不敢完整的说出严俊昌的观点,表现出伪忠孝的心虚和恶劣文风,以下严俊昌说出了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

1978年以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底,小岗村18户农民搞起了“大包干”,正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至1984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

     三年“大跃进”,小岗120多人饿死了67

  我二弟快要死了。我们找到干部批了一把面,三四两,打成面糊子,他饿得牙关都紧了,没有力气张嘴,我们撬开牙齿喂给他吃,才救活了他。我们庄上有户人家,九口人全饿死了。1958年开始“大跃进”,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小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当时的农村,可以说家破人亡。

  不只是小岗饿死人,全县都饿死人。凤阳县纪念馆说死了9万多人,实际10万人也不止。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没有吃过饱饭,但干部有的吃。干部怎么没有饿死的?如果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死也是死这些党员干部啊,在那个时候,我就认为党风不正。

  那几年风调雨顺,还假大空说“天灾”。“刮五风”,蛮干,庄稼还没有熟就收割了,一亩地撒几百斤种子,太密了,粮食浪费了,地里也不产粮了,还继续放“卫星”。干部胡作非为,50多岁的村民,饿得拄着拐棍去犁田,田没犁好。干部说,你这么大年纪连田都犁不好?用枣木棍,把人打得第二天抬回家就死掉了。

  1961年以后,因为饿死很多人了,就解散了大食堂,不再几个生产队一起吃饭,开始以生产队为单位。从那时起,小岗就一直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衣食住行都靠国家。

  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不高,生产队的土地都荒掉了,没有人干。大家吃不饱饭,没力气干活,一顿不吃,两顿不吃还能扛得住,三天不吃哪来的力气?农民的积极性被领导挫伤得太厉害,三年饿死那么多人,大家对干部多少有点看法,所以生产就一直搞不上去。那个环境下,也可以说是政策不好,瞎指挥,有的工作组到小岗来主要就是抓“斗私批修”,他们认为生产搞不上去主要是人的思想问题没解决。一天到晚就是搞什么思想学习啊这些道道,也没时间干活。生产队就一搞一年空。

  小岗那时跟附近几个村都一样,大家都出去要饭,也没人干活了。南来北往,听说哪儿好就去哪儿。那个时候在家呆着的吃树叶什么的快饿死了,在外面讨饭多少能要点吃的。

  1962年,我还是普通生产队员,受刘少奇的影响,我开始萌发了单干的想法,当时没有公开,在小岗挖了些自留地,大家积极性很高,但是那时刘邓路线受到了批判,种了之后不准收。 

不做饿死鬼,18户按手印“包产到户”

  我从1962年开始当生产队副队长,后来当了队长。我在那个时候多少有点看法,我们党明明看到国家的现状,在那个环境下,为什么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敢出来顶这个责任,说句真话呢?我就一直想不通。虽说党解放了全中国,但中国人民饿死了这么多,仍然还是抱着老路子。要是一直那样走下去,可以说是自取灭亡。

  1971年起以生产队为单位,但生产还是搞不上去。大包干前,整个村年产粮徘徊在3万斤左右,100多人,每个人一年才分到100多斤粮食,根本不够吃,那时什么树皮、青野菜、葫芦秧等田中的作物,只要能吃的都吃了。如果不走“大包干”这条路,我自己、我家的老婆孩子都要饿死。

  我从1978年开始,走访了几个老同志讨论怎么解决小岗的温饱问题,也就是怎么救活大家的命。1978年底种麦的时候,几个老同志就说,“只有分田到户,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刘少奇都被打倒了。”我当时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满意了。做饱死鬼强过做个饿死鬼。

  刚开始我们打算,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如果积极性高就接着干。但分两个组还是有小集体,多少还是有一点矛盾,有些出勤不出力。后来两个组分成八个组,生产队一共120口人,18户,8个组分干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最后就彻底包产到户。

  当时大家按了手印,为什么按手印呢?有老人家提醒我“俊昌,你这个路是走不通的,到时候要成千古罪人”,让我召集大家,问清楚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是不是会怪我。

  我觉得老人们说得有道理,就把大家找来,先说要解决温饱问题只有走包干这条路。我就问他们如果走不通,可怪干部?干部倒霉怎么办?大家讨论后就说“如果干部倒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活到18岁。”

  当时也没有纸,就在小孩念书的本子上撕了纸,大家按了手印,发誓赌咒,任何人不能说,亲戚也不能说,谁说出去不是他娘养的。算是大伙互相担保。保证第一要完成国家的,第二要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纸包不住火,县委书记也顶不住了

  任何人都不知道,除了我们这18户。后来纸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党委开会就找到我,当时我就担心出事了,这么多队长不找怎么就找我。到了办公室,他们就问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说是听邻队反映的。过了几天,开生产队大会又找我麻烦,告诉我:不交代的话,种子、化肥等凡是上面供应的都不给我们了。公社也没有查清楚,说一旦查清楚了要向党汇报。

  从当天开始上面的待遇没有了。我们这么多年靠上面的待遇,还是饿死的饿死,饿得吐血的吐血。要想活下去,还是得靠自己,继续分田到户。我在小岗问大家可有意见,大家没有意见,就那么定了。

  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把我给看住,开始监督我,意思是说“你不讲实话,我一个党委书记就跟住你了。”连看三天,那三天我啥也不干,他一天到晚跟着我。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来,我就问他会不会杀我头,我当时对他说“你放心,就算杀我的头我也不会诬赖你的。”他就说“就凭你这句话,党就能相信我?如果先放了你,杀你的头还管我的头呢。”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我们确实分田到户了,叹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哪知道没干到秋,陈庭元就顶不住了。有人反对,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陈庭元就通过电话会议,让我们立即并起来。

  后来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找到我家后就问我,你可是严俊昌同志?

  我说,是的,你是哪位?

  他说,我是哪位你不要管,你快带我看看。

  我就上了他的车带他看了几家农户。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种的花生和水稻,我也不记得种了多少,只记得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当时王郁昭看了后回去开常委会。我究竟犯了什么法?要是定我反革命罪的话,那共产党江山打错了,死了那么多人打江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过好日子吗?所以我的罪就定不下来,结果王郁昭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然后他又带常委们来了一次小岗。

万里来小岗,问了三句话后说:我批你干三年

  王郁昭之后就找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万里也来了小岗。他没来之前,陈庭元就透底了,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万里来了之后,第一句就问我“可是共产党员”?

  我说“不是共产党员”。

  他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万里第二句话问我多大岁数,我说37.

  第三句话:是过去的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的生产队长好当?

  我说,过去的生产队长不好当。大伙出勤不出力,挫伤农民积极性,总是徘徊在3万斤粮食左右,常年靠国家。

  他说,你这样干可有把握?

  我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可能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当时万里就说,那能干啊!地方批你干一年,我批你干三年。当时我恨不得趴在地上给万里磕头。

万里视察了一遍很满意,临走时,我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地方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

  他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做出的贡献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

  万里的这几句话真管用,后来有人跟我说,“老严,你这样可还要集体啊?”我说:“你可想得出什么好办法呢?我们至今还没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出第二条更好的路,咱们没有什么集体的企业,只能这样一家一户地干。”

  村民才富一点,就开始乱收费了

  1978年没有单干的时候只能收3万斤粮食,单干后当年就收了18万斤,一下子就翻了6倍都不止。此后年年有增长(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6万斤猛增到13.2万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

  以前地也少,全村1000多亩地,除了517亩包产地,其他的都荒掉了,没有人种了。大包干后,这些荒地都被利用起来了。人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看不到荒草,遍地都是粮食。

这之后就没有要饭的了。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了,家里饭都吃不完了,谁还出去要饭呢?单干之前,生产队里都是一些茅草房,我那时四五个孩子,全家就一间房子,屋门都是用芦秆架的。大包干当年,我就新盖了6间茅草房,后来又盖了好几次,1993年盖了砖瓦平房。农业机械、手表、电视机什么慢慢都有了。过去粮食都是用扁担挑,现在都是用拖拉机拉。我们的发展是很快的。虽然说小岗没有富起来,但从住、穿、吃和机械等方面都进步了很多。

  在1978年之前,生产队生产的粮食每年应交1800斤,小岗一年都没有交过。历史上就没有交过国家皇粮。1979年产18万斤,我们当年就把国家的皇粮任务完成了。那个时候粮站都没地方存粮食了,就现盖粮仓。

  我在会上说,为什么搞大包干?因为大集体挫伤了劳动积极性,党和群众的距离越拉越大,群众不相信我们党。另外,既然把土地交给了我们,那农民就该有自主权。现在上面如果安排了种烟、种棉花,农民就必须得种,而且还必须达到他规定的产量,定的指标根本达不到,达不到就罚款。人家麦子种得好好的,全给犁了,有干部搞了油菜坊,让农民必须种油菜。非要强迫别人干什么呢?村民种油菜不赚钱也得种,想告状也没处告!

  现在人民日子好多了。农民没有想到有今天,不少吃不少穿,也没有干部整天上门扒这样扒那样。现在不但取消农业税,还给农民补助,一亩地补30多块钱,虽然少,但党这种做法群众感激啊!几千年的皇帝,什么时候不要国家皇粮,还反过来补助农民呢?这说明共产党能治理好中国,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laserbomb 发表于  2019-02-09 19:32:11 83字 ( 0/225)

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对小岗村来说,是正确的.一群懒人,都怕多出力,让他们自己种地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只是改革不够彻底,就个人承包(一家人还你多我少,争个不

长期以来,网络上一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诋毁以小岗为代表的农村改革开放,今天小伪网友还抬出了小岗村昔日当家人严俊昌为自己涂脂抹粉。不过他不敢完整的说出严俊昌的观点,表现出伪忠孝的心虚和恶劣文风,以下严俊昌说出了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

1978年以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底,小岗村18户农民搞起了“大包干”,正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至1984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

     三年“大跃进”,小岗120多人饿死了67

  我二弟快要死了。我们找到干部批了一把面,三四两,打成面糊子,他饿得牙关都紧了,没有力气张嘴,我们撬开牙齿喂给他吃,才救活了他。我们庄上有户人家,九口人全饿死了。1958年开始“大跃进”,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小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当时的农村,可以说家破人亡。

  不只是小岗饿死人,全县都饿死人。凤阳县纪念馆说死了9万多人,实际10万人也不止。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没有吃过饱饭,但干部有的吃。干部怎么没有饿死的?如果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死也是死这些党员干部啊,在那个时候,我就认为党风不正。

  那几年风调雨顺,还假大空说“天灾”。“刮五风”,蛮干,庄稼还没有熟就收割了,一亩地撒几百斤种子,太密了,粮食浪费了,地里也不产粮了,还继续放“卫星”。干部胡作非为,50多岁的村民,饿得拄着拐棍去犁田,田没犁好。干部说,你这么大年纪连田都犁不好?用枣木棍,把人打得第二天抬回家就死掉了。

  1961年以后,因为饿死很多人了,就解散了大食堂,不再几个生产队一起吃饭,开始以生产队为单位。从那时起,小岗就一直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衣食住行都靠国家。

  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不高,生产队的土地都荒掉了,没有人干。大家吃不饱饭,没力气干活,一顿不吃,两顿不吃还能扛得住,三天不吃哪来的力气?农民的积极性被领导挫伤得太厉害,三年饿死那么多人,大家对干部多少有点看法,所以生产就一直搞不上去。那个环境下,也可以说是政策不好,瞎指挥,有的工作组到小岗来主要就是抓“斗私批修”,他们认为生产搞不上去主要是人的思想问题没解决。一天到晚就是搞什么思想学习啊这些道道,也没时间干活。生产队就一搞一年空。

  小岗那时跟附近几个村都一样,大家都出去要饭,也没人干活了。南来北往,听说哪儿好就去哪儿。那个时候在家呆着的吃树叶什么的快饿死了,在外面讨饭多少能要点吃的。

  1962年,我还是普通生产队员,受刘少奇的影响,我开始萌发了单干的想法,当时没有公开,在小岗挖了些自留地,大家积极性很高,但是那时刘邓路线受到了批判,种了之后不准收。 

不做饿死鬼,18户按手印“包产到户”

  我从1962年开始当生产队副队长,后来当了队长。我在那个时候多少有点看法,我们党明明看到国家的现状,在那个环境下,为什么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敢出来顶这个责任,说句真话呢?我就一直想不通。虽说党解放了全中国,但中国人民饿死了这么多,仍然还是抱着老路子。要是一直那样走下去,可以说是自取灭亡。

  1971年起以生产队为单位,但生产还是搞不上去。大包干前,整个村年产粮徘徊在3万斤左右,100多人,每个人一年才分到100多斤粮食,根本不够吃,那时什么树皮、青野菜、葫芦秧等田中的作物,只要能吃的都吃了。如果不走“大包干”这条路,我自己、我家的老婆孩子都要饿死。

  我从1978年开始,走访了几个老同志讨论怎么解决小岗的温饱问题,也就是怎么救活大家的命。1978年底种麦的时候,几个老同志就说,“只有分田到户,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刘少奇都被打倒了。”我当时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满意了。做饱死鬼强过做个饿死鬼。

  刚开始我们打算,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如果积极性高就接着干。但分两个组还是有小集体,多少还是有一点矛盾,有些出勤不出力。后来两个组分成八个组,生产队一共120口人,18户,8个组分干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最后就彻底包产到户。

  当时大家按了手印,为什么按手印呢?有老人家提醒我“俊昌,你这个路是走不通的,到时候要成千古罪人”,让我召集大家,问清楚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是不是会怪我。

  我觉得老人们说得有道理,就把大家找来,先说要解决温饱问题只有走包干这条路。我就问他们如果走不通,可怪干部?干部倒霉怎么办?大家讨论后就说“如果干部倒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活到18岁。”

  当时也没有纸,就在小孩念书的本子上撕了纸,大家按了手印,发誓赌咒,任何人不能说,亲戚也不能说,谁说出去不是他娘养的。算是大伙互相担保。保证第一要完成国家的,第二要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纸包不住火,县委书记也顶不住了

  任何人都不知道,除了我们这18户。后来纸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党委开会就找到我,当时我就担心出事了,这么多队长不找怎么就找我。到了办公室,他们就问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说是听邻队反映的。过了几天,开生产队大会又找我麻烦,告诉我:不交代的话,种子、化肥等凡是上面供应的都不给我们了。公社也没有查清楚,说一旦查清楚了要向党汇报。

  从当天开始上面的待遇没有了。我们这么多年靠上面的待遇,还是饿死的饿死,饿得吐血的吐血。要想活下去,还是得靠自己,继续分田到户。我在小岗问大家可有意见,大家没有意见,就那么定了。

  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把我给看住,开始监督我,意思是说“你不讲实话,我一个党委书记就跟住你了。”连看三天,那三天我啥也不干,他一天到晚跟着我。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来,我就问他会不会杀我头,我当时对他说“你放心,就算杀我的头我也不会诬赖你的。”他就说“就凭你这句话,党就能相信我?如果先放了你,杀你的头还管我的头呢。”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我们确实分田到户了,叹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哪知道没干到秋,陈庭元就顶不住了。有人反对,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陈庭元就通过电话会议,让我们立即并起来。

  后来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找到我家后就问我,你可是严俊昌同志?

  我说,是的,你是哪位?

  他说,我是哪位你不要管,你快带我看看。

  我就上了他的车带他看了几家农户。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种的花生和水稻,我也不记得种了多少,只记得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当时王郁昭看了后回去开常委会。我究竟犯了什么法?要是定我反革命罪的话,那共产党江山打错了,死了那么多人打江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过好日子吗?所以我的罪就定不下来,结果王郁昭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然后他又带常委们来了一次小岗。

万里来小岗,问了三句话后说:我批你干三年

  王郁昭之后就找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万里也来了小岗。他没来之前,陈庭元就透底了,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万里来了之后,第一句就问我“可是共产党员”?

  我说“不是共产党员”。

  他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万里第二句话问我多大岁数,我说37.

  第三句话:是过去的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的生产队长好当?

  我说,过去的生产队长不好当。大伙出勤不出力,挫伤农民积极性,总是徘徊在3万斤粮食左右,常年靠国家。

  他说,你这样干可有把握?

  我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可能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当时万里就说,那能干啊!地方批你干一年,我批你干三年。当时我恨不得趴在地上给万里磕头。

万里视察了一遍很满意,临走时,我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地方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

  他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做出的贡献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

  万里的这几句话真管用,后来有人跟我说,“老严,你这样可还要集体啊?”我说:“你可想得出什么好办法呢?我们至今还没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出第二条更好的路,咱们没有什么集体的企业,只能这样一家一户地干。”

  村民才富一点,就开始乱收费了

  1978年没有单干的时候只能收3万斤粮食,单干后当年就收了18万斤,一下子就翻了6倍都不止。此后年年有增长(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6万斤猛增到13.2万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

  以前地也少,全村1000多亩地,除了517亩包产地,其他的都荒掉了,没有人种了。大包干后,这些荒地都被利用起来了。人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看不到荒草,遍地都是粮食。

这之后就没有要饭的了。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了,家里饭都吃不完了,谁还出去要饭呢?单干之前,生产队里都是一些茅草房,我那时四五个孩子,全家就一间房子,屋门都是用芦秆架的。大包干当年,我就新盖了6间茅草房,后来又盖了好几次,1993年盖了砖瓦平房。农业机械、手表、电视机什么慢慢都有了。过去粮食都是用扁担挑,现在都是用拖拉机拉。我们的发展是很快的。虽然说小岗没有富起来,但从住、穿、吃和机械等方面都进步了很多。

  在1978年之前,生产队生产的粮食每年应交1800斤,小岗一年都没有交过。历史上就没有交过国家皇粮。1979年产18万斤,我们当年就把国家的皇粮任务完成了。那个时候粮站都没地方存粮食了,就现盖粮仓。

  我在会上说,为什么搞大包干?因为大集体挫伤了劳动积极性,党和群众的距离越拉越大,群众不相信我们党。另外,既然把土地交给了我们,那农民就该有自主权。现在上面如果安排了种烟、种棉花,农民就必须得种,而且还必须达到他规定的产量,定的指标根本达不到,达不到就罚款。人家麦子种得好好的,全给犁了,有干部搞了油菜坊,让农民必须种油菜。非要强迫别人干什么呢?村民种油菜不赚钱也得种,想告状也没处告!

  现在人民日子好多了。农民没有想到有今天,不少吃不少穿,也没有干部整天上门扒这样扒那样。现在不但取消农业税,还给农民补助,一亩地补30多块钱,虽然少,但党这种做法群众感激啊!几千年的皇帝,什么时候不要国家皇粮,还反过来补助农民呢?这说明共产党能治理好中国,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一只天鹅 发表于  2019-02-09 19:33:20 62字 ( 0/172)

不是绝对的懒!解放前要饭的人太多了,他们都是懒吗?有些有钱人,他们一天什么也不干,家里有佣人,自己连饭都不会做,他们不懒吗?

长期以来,网络上一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诋毁以小岗为代表的农村改革开放,今天小伪网友还抬出了小岗村昔日当家人严俊昌为自己涂脂抹粉。不过他不敢完整的说出严俊昌的观点,表现出伪忠孝的心虚和恶劣文风,以下严俊昌说出了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

1978年以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底,小岗村18户农民搞起了“大包干”,正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至1984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

     三年“大跃进”,小岗120多人饿死了67

  我二弟快要死了。我们找到干部批了一把面,三四两,打成面糊子,他饿得牙关都紧了,没有力气张嘴,我们撬开牙齿喂给他吃,才救活了他。我们庄上有户人家,九口人全饿死了。1958年开始“大跃进”,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小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当时的农村,可以说家破人亡。

  不只是小岗饿死人,全县都饿死人。凤阳县纪念馆说死了9万多人,实际10万人也不止。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没有吃过饱饭,但干部有的吃。干部怎么没有饿死的?如果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死也是死这些党员干部啊,在那个时候,我就认为党风不正。

  那几年风调雨顺,还假大空说“天灾”。“刮五风”,蛮干,庄稼还没有熟就收割了,一亩地撒几百斤种子,太密了,粮食浪费了,地里也不产粮了,还继续放“卫星”。干部胡作非为,50多岁的村民,饿得拄着拐棍去犁田,田没犁好。干部说,你这么大年纪连田都犁不好?用枣木棍,把人打得第二天抬回家就死掉了。

  1961年以后,因为饿死很多人了,就解散了大食堂,不再几个生产队一起吃饭,开始以生产队为单位。从那时起,小岗就一直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衣食住行都靠国家。

  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不高,生产队的土地都荒掉了,没有人干。大家吃不饱饭,没力气干活,一顿不吃,两顿不吃还能扛得住,三天不吃哪来的力气?农民的积极性被领导挫伤得太厉害,三年饿死那么多人,大家对干部多少有点看法,所以生产就一直搞不上去。那个环境下,也可以说是政策不好,瞎指挥,有的工作组到小岗来主要就是抓“斗私批修”,他们认为生产搞不上去主要是人的思想问题没解决。一天到晚就是搞什么思想学习啊这些道道,也没时间干活。生产队就一搞一年空。

  小岗那时跟附近几个村都一样,大家都出去要饭,也没人干活了。南来北往,听说哪儿好就去哪儿。那个时候在家呆着的吃树叶什么的快饿死了,在外面讨饭多少能要点吃的。

  1962年,我还是普通生产队员,受刘少奇的影响,我开始萌发了单干的想法,当时没有公开,在小岗挖了些自留地,大家积极性很高,但是那时刘邓路线受到了批判,种了之后不准收。 

不做饿死鬼,18户按手印“包产到户”

  我从1962年开始当生产队副队长,后来当了队长。我在那个时候多少有点看法,我们党明明看到国家的现状,在那个环境下,为什么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敢出来顶这个责任,说句真话呢?我就一直想不通。虽说党解放了全中国,但中国人民饿死了这么多,仍然还是抱着老路子。要是一直那样走下去,可以说是自取灭亡。

  1971年起以生产队为单位,但生产还是搞不上去。大包干前,整个村年产粮徘徊在3万斤左右,100多人,每个人一年才分到100多斤粮食,根本不够吃,那时什么树皮、青野菜、葫芦秧等田中的作物,只要能吃的都吃了。如果不走“大包干”这条路,我自己、我家的老婆孩子都要饿死。

  我从1978年开始,走访了几个老同志讨论怎么解决小岗的温饱问题,也就是怎么救活大家的命。1978年底种麦的时候,几个老同志就说,“只有分田到户,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刘少奇都被打倒了。”我当时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满意了。做饱死鬼强过做个饿死鬼。

  刚开始我们打算,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如果积极性高就接着干。但分两个组还是有小集体,多少还是有一点矛盾,有些出勤不出力。后来两个组分成八个组,生产队一共120口人,18户,8个组分干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最后就彻底包产到户。

  当时大家按了手印,为什么按手印呢?有老人家提醒我“俊昌,你这个路是走不通的,到时候要成千古罪人”,让我召集大家,问清楚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是不是会怪我。

  我觉得老人们说得有道理,就把大家找来,先说要解决温饱问题只有走包干这条路。我就问他们如果走不通,可怪干部?干部倒霉怎么办?大家讨论后就说“如果干部倒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活到18岁。”

  当时也没有纸,就在小孩念书的本子上撕了纸,大家按了手印,发誓赌咒,任何人不能说,亲戚也不能说,谁说出去不是他娘养的。算是大伙互相担保。保证第一要完成国家的,第二要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纸包不住火,县委书记也顶不住了

  任何人都不知道,除了我们这18户。后来纸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党委开会就找到我,当时我就担心出事了,这么多队长不找怎么就找我。到了办公室,他们就问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说是听邻队反映的。过了几天,开生产队大会又找我麻烦,告诉我:不交代的话,种子、化肥等凡是上面供应的都不给我们了。公社也没有查清楚,说一旦查清楚了要向党汇报。

  从当天开始上面的待遇没有了。我们这么多年靠上面的待遇,还是饿死的饿死,饿得吐血的吐血。要想活下去,还是得靠自己,继续分田到户。我在小岗问大家可有意见,大家没有意见,就那么定了。

  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把我给看住,开始监督我,意思是说“你不讲实话,我一个党委书记就跟住你了。”连看三天,那三天我啥也不干,他一天到晚跟着我。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来,我就问他会不会杀我头,我当时对他说“你放心,就算杀我的头我也不会诬赖你的。”他就说“就凭你这句话,党就能相信我?如果先放了你,杀你的头还管我的头呢。”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我们确实分田到户了,叹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哪知道没干到秋,陈庭元就顶不住了。有人反对,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陈庭元就通过电话会议,让我们立即并起来。

  后来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找到我家后就问我,你可是严俊昌同志?

  我说,是的,你是哪位?

  他说,我是哪位你不要管,你快带我看看。

  我就上了他的车带他看了几家农户。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种的花生和水稻,我也不记得种了多少,只记得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当时王郁昭看了后回去开常委会。我究竟犯了什么法?要是定我反革命罪的话,那共产党江山打错了,死了那么多人打江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过好日子吗?所以我的罪就定不下来,结果王郁昭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然后他又带常委们来了一次小岗。

万里来小岗,问了三句话后说:我批你干三年

  王郁昭之后就找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万里也来了小岗。他没来之前,陈庭元就透底了,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万里来了之后,第一句就问我“可是共产党员”?

  我说“不是共产党员”。

  他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万里第二句话问我多大岁数,我说37.

  第三句话:是过去的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的生产队长好当?

  我说,过去的生产队长不好当。大伙出勤不出力,挫伤农民积极性,总是徘徊在3万斤粮食左右,常年靠国家。

  他说,你这样干可有把握?

  我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可能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当时万里就说,那能干啊!地方批你干一年,我批你干三年。当时我恨不得趴在地上给万里磕头。

万里视察了一遍很满意,临走时,我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地方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

  他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做出的贡献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

  万里的这几句话真管用,后来有人跟我说,“老严,你这样可还要集体啊?”我说:“你可想得出什么好办法呢?我们至今还没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出第二条更好的路,咱们没有什么集体的企业,只能这样一家一户地干。”

  村民才富一点,就开始乱收费了

  1978年没有单干的时候只能收3万斤粮食,单干后当年就收了18万斤,一下子就翻了6倍都不止。此后年年有增长(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6万斤猛增到13.2万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

  以前地也少,全村1000多亩地,除了517亩包产地,其他的都荒掉了,没有人种了。大包干后,这些荒地都被利用起来了。人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看不到荒草,遍地都是粮食。

这之后就没有要饭的了。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了,家里饭都吃不完了,谁还出去要饭呢?单干之前,生产队里都是一些茅草房,我那时四五个孩子,全家就一间房子,屋门都是用芦秆架的。大包干当年,我就新盖了6间茅草房,后来又盖了好几次,1993年盖了砖瓦平房。农业机械、手表、电视机什么慢慢都有了。过去粮食都是用扁担挑,现在都是用拖拉机拉。我们的发展是很快的。虽然说小岗没有富起来,但从住、穿、吃和机械等方面都进步了很多。

  在1978年之前,生产队生产的粮食每年应交1800斤,小岗一年都没有交过。历史上就没有交过国家皇粮。1979年产18万斤,我们当年就把国家的皇粮任务完成了。那个时候粮站都没地方存粮食了,就现盖粮仓。

  我在会上说,为什么搞大包干?因为大集体挫伤了劳动积极性,党和群众的距离越拉越大,群众不相信我们党。另外,既然把土地交给了我们,那农民就该有自主权。现在上面如果安排了种烟、种棉花,农民就必须得种,而且还必须达到他规定的产量,定的指标根本达不到,达不到就罚款。人家麦子种得好好的,全给犁了,有干部搞了油菜坊,让农民必须种油菜。非要强迫别人干什么呢?村民种油菜不赚钱也得种,想告状也没处告!

  现在人民日子好多了。农民没有想到有今天,不少吃不少穿,也没有干部整天上门扒这样扒那样。现在不但取消农业税,还给农民补助,一亩地补30多块钱,虽然少,但党这种做法群众感激啊!几千年的皇帝,什么时候不要国家皇粮,还反过来补助农民呢?这说明共产党能治理好中国,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一只天鹅 发表于  2019-02-09 19:35:46 21字 ( 0/182)

如果他们是懒,那现在他们怎么富起来了哪?

长期以来,网络上一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诋毁以小岗为代表的农村改革开放,今天小伪网友还抬出了小岗村昔日当家人严俊昌为自己涂脂抹粉。不过他不敢完整的说出严俊昌的观点,表现出伪忠孝的心虚和恶劣文风,以下严俊昌说出了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

1978年以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底,小岗村18户农民搞起了“大包干”,正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至1984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

     三年“大跃进”,小岗120多人饿死了67

  我二弟快要死了。我们找到干部批了一把面,三四两,打成面糊子,他饿得牙关都紧了,没有力气张嘴,我们撬开牙齿喂给他吃,才救活了他。我们庄上有户人家,九口人全饿死了。1958年开始“大跃进”,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小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当时的农村,可以说家破人亡。

  不只是小岗饿死人,全县都饿死人。凤阳县纪念馆说死了9万多人,实际10万人也不止。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没有吃过饱饭,但干部有的吃。干部怎么没有饿死的?如果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死也是死这些党员干部啊,在那个时候,我就认为党风不正。

  那几年风调雨顺,还假大空说“天灾”。“刮五风”,蛮干,庄稼还没有熟就收割了,一亩地撒几百斤种子,太密了,粮食浪费了,地里也不产粮了,还继续放“卫星”。干部胡作非为,50多岁的村民,饿得拄着拐棍去犁田,田没犁好。干部说,你这么大年纪连田都犁不好?用枣木棍,把人打得第二天抬回家就死掉了。

  1961年以后,因为饿死很多人了,就解散了大食堂,不再几个生产队一起吃饭,开始以生产队为单位。从那时起,小岗就一直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衣食住行都靠国家。

  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不高,生产队的土地都荒掉了,没有人干。大家吃不饱饭,没力气干活,一顿不吃,两顿不吃还能扛得住,三天不吃哪来的力气?农民的积极性被领导挫伤得太厉害,三年饿死那么多人,大家对干部多少有点看法,所以生产就一直搞不上去。那个环境下,也可以说是政策不好,瞎指挥,有的工作组到小岗来主要就是抓“斗私批修”,他们认为生产搞不上去主要是人的思想问题没解决。一天到晚就是搞什么思想学习啊这些道道,也没时间干活。生产队就一搞一年空。

  小岗那时跟附近几个村都一样,大家都出去要饭,也没人干活了。南来北往,听说哪儿好就去哪儿。那个时候在家呆着的吃树叶什么的快饿死了,在外面讨饭多少能要点吃的。

  1962年,我还是普通生产队员,受刘少奇的影响,我开始萌发了单干的想法,当时没有公开,在小岗挖了些自留地,大家积极性很高,但是那时刘邓路线受到了批判,种了之后不准收。 

不做饿死鬼,18户按手印“包产到户”

  我从1962年开始当生产队副队长,后来当了队长。我在那个时候多少有点看法,我们党明明看到国家的现状,在那个环境下,为什么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敢出来顶这个责任,说句真话呢?我就一直想不通。虽说党解放了全中国,但中国人民饿死了这么多,仍然还是抱着老路子。要是一直那样走下去,可以说是自取灭亡。

  1971年起以生产队为单位,但生产还是搞不上去。大包干前,整个村年产粮徘徊在3万斤左右,100多人,每个人一年才分到100多斤粮食,根本不够吃,那时什么树皮、青野菜、葫芦秧等田中的作物,只要能吃的都吃了。如果不走“大包干”这条路,我自己、我家的老婆孩子都要饿死。

  我从1978年开始,走访了几个老同志讨论怎么解决小岗的温饱问题,也就是怎么救活大家的命。1978年底种麦的时候,几个老同志就说,“只有分田到户,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刘少奇都被打倒了。”我当时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满意了。做饱死鬼强过做个饿死鬼。

  刚开始我们打算,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如果积极性高就接着干。但分两个组还是有小集体,多少还是有一点矛盾,有些出勤不出力。后来两个组分成八个组,生产队一共120口人,18户,8个组分干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最后就彻底包产到户。

  当时大家按了手印,为什么按手印呢?有老人家提醒我“俊昌,你这个路是走不通的,到时候要成千古罪人”,让我召集大家,问清楚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是不是会怪我。

  我觉得老人们说得有道理,就把大家找来,先说要解决温饱问题只有走包干这条路。我就问他们如果走不通,可怪干部?干部倒霉怎么办?大家讨论后就说“如果干部倒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活到18岁。”

  当时也没有纸,就在小孩念书的本子上撕了纸,大家按了手印,发誓赌咒,任何人不能说,亲戚也不能说,谁说出去不是他娘养的。算是大伙互相担保。保证第一要完成国家的,第二要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纸包不住火,县委书记也顶不住了

  任何人都不知道,除了我们这18户。后来纸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党委开会就找到我,当时我就担心出事了,这么多队长不找怎么就找我。到了办公室,他们就问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说是听邻队反映的。过了几天,开生产队大会又找我麻烦,告诉我:不交代的话,种子、化肥等凡是上面供应的都不给我们了。公社也没有查清楚,说一旦查清楚了要向党汇报。

  从当天开始上面的待遇没有了。我们这么多年靠上面的待遇,还是饿死的饿死,饿得吐血的吐血。要想活下去,还是得靠自己,继续分田到户。我在小岗问大家可有意见,大家没有意见,就那么定了。

  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把我给看住,开始监督我,意思是说“你不讲实话,我一个党委书记就跟住你了。”连看三天,那三天我啥也不干,他一天到晚跟着我。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来,我就问他会不会杀我头,我当时对他说“你放心,就算杀我的头我也不会诬赖你的。”他就说“就凭你这句话,党就能相信我?如果先放了你,杀你的头还管我的头呢。”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我们确实分田到户了,叹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哪知道没干到秋,陈庭元就顶不住了。有人反对,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陈庭元就通过电话会议,让我们立即并起来。

  后来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找到我家后就问我,你可是严俊昌同志?

  我说,是的,你是哪位?

  他说,我是哪位你不要管,你快带我看看。

  我就上了他的车带他看了几家农户。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种的花生和水稻,我也不记得种了多少,只记得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当时王郁昭看了后回去开常委会。我究竟犯了什么法?要是定我反革命罪的话,那共产党江山打错了,死了那么多人打江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过好日子吗?所以我的罪就定不下来,结果王郁昭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然后他又带常委们来了一次小岗。

万里来小岗,问了三句话后说:我批你干三年

  王郁昭之后就找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万里也来了小岗。他没来之前,陈庭元就透底了,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万里来了之后,第一句就问我“可是共产党员”?

  我说“不是共产党员”。

  他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万里第二句话问我多大岁数,我说37.

  第三句话:是过去的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的生产队长好当?

  我说,过去的生产队长不好当。大伙出勤不出力,挫伤农民积极性,总是徘徊在3万斤粮食左右,常年靠国家。

  他说,你这样干可有把握?

  我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可能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当时万里就说,那能干啊!地方批你干一年,我批你干三年。当时我恨不得趴在地上给万里磕头。

万里视察了一遍很满意,临走时,我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地方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

  他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做出的贡献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

  万里的这几句话真管用,后来有人跟我说,“老严,你这样可还要集体啊?”我说:“你可想得出什么好办法呢?我们至今还没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出第二条更好的路,咱们没有什么集体的企业,只能这样一家一户地干。”

  村民才富一点,就开始乱收费了

  1978年没有单干的时候只能收3万斤粮食,单干后当年就收了18万斤,一下子就翻了6倍都不止。此后年年有增长(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6万斤猛增到13.2万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

  以前地也少,全村1000多亩地,除了517亩包产地,其他的都荒掉了,没有人种了。大包干后,这些荒地都被利用起来了。人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看不到荒草,遍地都是粮食。

这之后就没有要饭的了。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了,家里饭都吃不完了,谁还出去要饭呢?单干之前,生产队里都是一些茅草房,我那时四五个孩子,全家就一间房子,屋门都是用芦秆架的。大包干当年,我就新盖了6间茅草房,后来又盖了好几次,1993年盖了砖瓦平房。农业机械、手表、电视机什么慢慢都有了。过去粮食都是用扁担挑,现在都是用拖拉机拉。我们的发展是很快的。虽然说小岗没有富起来,但从住、穿、吃和机械等方面都进步了很多。

  在1978年之前,生产队生产的粮食每年应交1800斤,小岗一年都没有交过。历史上就没有交过国家皇粮。1979年产18万斤,我们当年就把国家的皇粮任务完成了。那个时候粮站都没地方存粮食了,就现盖粮仓。

  我在会上说,为什么搞大包干?因为大集体挫伤了劳动积极性,党和群众的距离越拉越大,群众不相信我们党。另外,既然把土地交给了我们,那农民就该有自主权。现在上面如果安排了种烟、种棉花,农民就必须得种,而且还必须达到他规定的产量,定的指标根本达不到,达不到就罚款。人家麦子种得好好的,全给犁了,有干部搞了油菜坊,让农民必须种油菜。非要强迫别人干什么呢?村民种油菜不赚钱也得种,想告状也没处告!

  现在人民日子好多了。农民没有想到有今天,不少吃不少穿,也没有干部整天上门扒这样扒那样。现在不但取消农业税,还给农民补助,一亩地补30多块钱,虽然少,但党这种做法群众感激啊!几千年的皇帝,什么时候不要国家皇粮,还反过来补助农民呢?这说明共产党能治理好中国,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笑傲江湖V 发表于  2019-02-09 19:37:51 75字 ( 0/192)

那时候瞎指挥、蛮干,庄稼还没有熟就收割了,一亩地撒几百斤种子,太密了,粮食浪费了,地里也不产粮了,还继续放“卫星”。农民被急咗分子折腾的够呛![哈哈]

长期以来,网络上一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诋毁以小岗为代表的农村改革开放,今天小伪网友还抬出了小岗村昔日当家人严俊昌为自己涂脂抹粉。不过他不敢完整的说出严俊昌的观点,表现出伪忠孝的心虚和恶劣文风,以下严俊昌说出了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

1978年以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底,小岗村18户农民搞起了“大包干”,正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至1984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

     三年“大跃进”,小岗120多人饿死了67

  我二弟快要死了。我们找到干部批了一把面,三四两,打成面糊子,他饿得牙关都紧了,没有力气张嘴,我们撬开牙齿喂给他吃,才救活了他。我们庄上有户人家,九口人全饿死了。1958年开始“大跃进”,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小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当时的农村,可以说家破人亡。

  不只是小岗饿死人,全县都饿死人。凤阳县纪念馆说死了9万多人,实际10万人也不止。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没有吃过饱饭,但干部有的吃。干部怎么没有饿死的?如果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死也是死这些党员干部啊,在那个时候,我就认为党风不正。

  那几年风调雨顺,还假大空说“天灾”。“刮五风”,蛮干,庄稼还没有熟就收割了,一亩地撒几百斤种子,太密了,粮食浪费了,地里也不产粮了,还继续放“卫星”。干部胡作非为,50多岁的村民,饿得拄着拐棍去犁田,田没犁好。干部说,你这么大年纪连田都犁不好?用枣木棍,把人打得第二天抬回家就死掉了。

  1961年以后,因为饿死很多人了,就解散了大食堂,不再几个生产队一起吃饭,开始以生产队为单位。从那时起,小岗就一直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衣食住行都靠国家。

  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不高,生产队的土地都荒掉了,没有人干。大家吃不饱饭,没力气干活,一顿不吃,两顿不吃还能扛得住,三天不吃哪来的力气?农民的积极性被领导挫伤得太厉害,三年饿死那么多人,大家对干部多少有点看法,所以生产就一直搞不上去。那个环境下,也可以说是政策不好,瞎指挥,有的工作组到小岗来主要就是抓“斗私批修”,他们认为生产搞不上去主要是人的思想问题没解决。一天到晚就是搞什么思想学习啊这些道道,也没时间干活。生产队就一搞一年空。

  小岗那时跟附近几个村都一样,大家都出去要饭,也没人干活了。南来北往,听说哪儿好就去哪儿。那个时候在家呆着的吃树叶什么的快饿死了,在外面讨饭多少能要点吃的。

  1962年,我还是普通生产队员,受刘少奇的影响,我开始萌发了单干的想法,当时没有公开,在小岗挖了些自留地,大家积极性很高,但是那时刘邓路线受到了批判,种了之后不准收。 

不做饿死鬼,18户按手印“包产到户”

  我从1962年开始当生产队副队长,后来当了队长。我在那个时候多少有点看法,我们党明明看到国家的现状,在那个环境下,为什么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敢出来顶这个责任,说句真话呢?我就一直想不通。虽说党解放了全中国,但中国人民饿死了这么多,仍然还是抱着老路子。要是一直那样走下去,可以说是自取灭亡。

  1971年起以生产队为单位,但生产还是搞不上去。大包干前,整个村年产粮徘徊在3万斤左右,100多人,每个人一年才分到100多斤粮食,根本不够吃,那时什么树皮、青野菜、葫芦秧等田中的作物,只要能吃的都吃了。如果不走“大包干”这条路,我自己、我家的老婆孩子都要饿死。

  我从1978年开始,走访了几个老同志讨论怎么解决小岗的温饱问题,也就是怎么救活大家的命。1978年底种麦的时候,几个老同志就说,“只有分田到户,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刘少奇都被打倒了。”我当时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满意了。做饱死鬼强过做个饿死鬼。

  刚开始我们打算,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如果积极性高就接着干。但分两个组还是有小集体,多少还是有一点矛盾,有些出勤不出力。后来两个组分成八个组,生产队一共120口人,18户,8个组分干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最后就彻底包产到户。

  当时大家按了手印,为什么按手印呢?有老人家提醒我“俊昌,你这个路是走不通的,到时候要成千古罪人”,让我召集大家,问清楚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是不是会怪我。

  我觉得老人们说得有道理,就把大家找来,先说要解决温饱问题只有走包干这条路。我就问他们如果走不通,可怪干部?干部倒霉怎么办?大家讨论后就说“如果干部倒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活到18岁。”

  当时也没有纸,就在小孩念书的本子上撕了纸,大家按了手印,发誓赌咒,任何人不能说,亲戚也不能说,谁说出去不是他娘养的。算是大伙互相担保。保证第一要完成国家的,第二要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纸包不住火,县委书记也顶不住了

  任何人都不知道,除了我们这18户。后来纸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党委开会就找到我,当时我就担心出事了,这么多队长不找怎么就找我。到了办公室,他们就问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说是听邻队反映的。过了几天,开生产队大会又找我麻烦,告诉我:不交代的话,种子、化肥等凡是上面供应的都不给我们了。公社也没有查清楚,说一旦查清楚了要向党汇报。

  从当天开始上面的待遇没有了。我们这么多年靠上面的待遇,还是饿死的饿死,饿得吐血的吐血。要想活下去,还是得靠自己,继续分田到户。我在小岗问大家可有意见,大家没有意见,就那么定了。

  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把我给看住,开始监督我,意思是说“你不讲实话,我一个党委书记就跟住你了。”连看三天,那三天我啥也不干,他一天到晚跟着我。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来,我就问他会不会杀我头,我当时对他说“你放心,就算杀我的头我也不会诬赖你的。”他就说“就凭你这句话,党就能相信我?如果先放了你,杀你的头还管我的头呢。”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我们确实分田到户了,叹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哪知道没干到秋,陈庭元就顶不住了。有人反对,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陈庭元就通过电话会议,让我们立即并起来。

  后来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找到我家后就问我,你可是严俊昌同志?

  我说,是的,你是哪位?

  他说,我是哪位你不要管,你快带我看看。

  我就上了他的车带他看了几家农户。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种的花生和水稻,我也不记得种了多少,只记得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当时王郁昭看了后回去开常委会。我究竟犯了什么法?要是定我反革命罪的话,那共产党江山打错了,死了那么多人打江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过好日子吗?所以我的罪就定不下来,结果王郁昭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然后他又带常委们来了一次小岗。

万里来小岗,问了三句话后说:我批你干三年

  王郁昭之后就找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万里也来了小岗。他没来之前,陈庭元就透底了,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万里来了之后,第一句就问我“可是共产党员”?

  我说“不是共产党员”。

  他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万里第二句话问我多大岁数,我说37.

  第三句话:是过去的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的生产队长好当?

  我说,过去的生产队长不好当。大伙出勤不出力,挫伤农民积极性,总是徘徊在3万斤粮食左右,常年靠国家。

  他说,你这样干可有把握?

  我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可能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当时万里就说,那能干啊!地方批你干一年,我批你干三年。当时我恨不得趴在地上给万里磕头。

万里视察了一遍很满意,临走时,我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地方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

  他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做出的贡献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

  万里的这几句话真管用,后来有人跟我说,“老严,你这样可还要集体啊?”我说:“你可想得出什么好办法呢?我们至今还没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出第二条更好的路,咱们没有什么集体的企业,只能这样一家一户地干。”

  村民才富一点,就开始乱收费了

  1978年没有单干的时候只能收3万斤粮食,单干后当年就收了18万斤,一下子就翻了6倍都不止。此后年年有增长(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6万斤猛增到13.2万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

  以前地也少,全村1000多亩地,除了517亩包产地,其他的都荒掉了,没有人种了。大包干后,这些荒地都被利用起来了。人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看不到荒草,遍地都是粮食。

这之后就没有要饭的了。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了,家里饭都吃不完了,谁还出去要饭呢?单干之前,生产队里都是一些茅草房,我那时四五个孩子,全家就一间房子,屋门都是用芦秆架的。大包干当年,我就新盖了6间茅草房,后来又盖了好几次,1993年盖了砖瓦平房。农业机械、手表、电视机什么慢慢都有了。过去粮食都是用扁担挑,现在都是用拖拉机拉。我们的发展是很快的。虽然说小岗没有富起来,但从住、穿、吃和机械等方面都进步了很多。

  在1978年之前,生产队生产的粮食每年应交1800斤,小岗一年都没有交过。历史上就没有交过国家皇粮。1979年产18万斤,我们当年就把国家的皇粮任务完成了。那个时候粮站都没地方存粮食了,就现盖粮仓。

  我在会上说,为什么搞大包干?因为大集体挫伤了劳动积极性,党和群众的距离越拉越大,群众不相信我们党。另外,既然把土地交给了我们,那农民就该有自主权。现在上面如果安排了种烟、种棉花,农民就必须得种,而且还必须达到他规定的产量,定的指标根本达不到,达不到就罚款。人家麦子种得好好的,全给犁了,有干部搞了油菜坊,让农民必须种油菜。非要强迫别人干什么呢?村民种油菜不赚钱也得种,想告状也没处告!

  现在人民日子好多了。农民没有想到有今天,不少吃不少穿,也没有干部整天上门扒这样扒那样。现在不但取消农业税,还给农民补助,一亩地补30多块钱,虽然少,但党这种做法群众感激啊!几千年的皇帝,什么时候不要国家皇粮,还反过来补助农民呢?这说明共产党能治理好中国,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一只天鹅 发表于  2019-02-09 19:48:21 109字 ( 0/175)

他们讨饭同解放前人们的讨饭有着本质的区别。六、七十年他们讨饭,那是他们生活不好,为了能解决生活问题,这才出去讨饭的。但是他们能活下去,因为国家有返销粮,也有公社

长期以来,网络上一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诋毁以小岗为代表的农村改革开放,今天小伪网友还抬出了小岗村昔日当家人严俊昌为自己涂脂抹粉。不过他不敢完整的说出严俊昌的观点,表现出伪忠孝的心虚和恶劣文风,以下严俊昌说出了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

1978年以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底,小岗村18户农民搞起了“大包干”,正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至1984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

     三年“大跃进”,小岗120多人饿死了67

  我二弟快要死了。我们找到干部批了一把面,三四两,打成面糊子,他饿得牙关都紧了,没有力气张嘴,我们撬开牙齿喂给他吃,才救活了他。我们庄上有户人家,九口人全饿死了。1958年开始“大跃进”,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小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当时的农村,可以说家破人亡。

  不只是小岗饿死人,全县都饿死人。凤阳县纪念馆说死了9万多人,实际10万人也不止。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没有吃过饱饭,但干部有的吃。干部怎么没有饿死的?如果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死也是死这些党员干部啊,在那个时候,我就认为党风不正。

  那几年风调雨顺,还假大空说“天灾”。“刮五风”,蛮干,庄稼还没有熟就收割了,一亩地撒几百斤种子,太密了,粮食浪费了,地里也不产粮了,还继续放“卫星”。干部胡作非为,50多岁的村民,饿得拄着拐棍去犁田,田没犁好。干部说,你这么大年纪连田都犁不好?用枣木棍,把人打得第二天抬回家就死掉了。

  1961年以后,因为饿死很多人了,就解散了大食堂,不再几个生产队一起吃饭,开始以生产队为单位。从那时起,小岗就一直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衣食住行都靠国家。

  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不高,生产队的土地都荒掉了,没有人干。大家吃不饱饭,没力气干活,一顿不吃,两顿不吃还能扛得住,三天不吃哪来的力气?农民的积极性被领导挫伤得太厉害,三年饿死那么多人,大家对干部多少有点看法,所以生产就一直搞不上去。那个环境下,也可以说是政策不好,瞎指挥,有的工作组到小岗来主要就是抓“斗私批修”,他们认为生产搞不上去主要是人的思想问题没解决。一天到晚就是搞什么思想学习啊这些道道,也没时间干活。生产队就一搞一年空。

  小岗那时跟附近几个村都一样,大家都出去要饭,也没人干活了。南来北往,听说哪儿好就去哪儿。那个时候在家呆着的吃树叶什么的快饿死了,在外面讨饭多少能要点吃的。

  1962年,我还是普通生产队员,受刘少奇的影响,我开始萌发了单干的想法,当时没有公开,在小岗挖了些自留地,大家积极性很高,但是那时刘邓路线受到了批判,种了之后不准收。 

不做饿死鬼,18户按手印“包产到户”

  我从1962年开始当生产队副队长,后来当了队长。我在那个时候多少有点看法,我们党明明看到国家的现状,在那个环境下,为什么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敢出来顶这个责任,说句真话呢?我就一直想不通。虽说党解放了全中国,但中国人民饿死了这么多,仍然还是抱着老路子。要是一直那样走下去,可以说是自取灭亡。

  1971年起以生产队为单位,但生产还是搞不上去。大包干前,整个村年产粮徘徊在3万斤左右,100多人,每个人一年才分到100多斤粮食,根本不够吃,那时什么树皮、青野菜、葫芦秧等田中的作物,只要能吃的都吃了。如果不走“大包干”这条路,我自己、我家的老婆孩子都要饿死。

  我从1978年开始,走访了几个老同志讨论怎么解决小岗的温饱问题,也就是怎么救活大家的命。1978年底种麦的时候,几个老同志就说,“只有分田到户,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刘少奇都被打倒了。”我当时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满意了。做饱死鬼强过做个饿死鬼。

  刚开始我们打算,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如果积极性高就接着干。但分两个组还是有小集体,多少还是有一点矛盾,有些出勤不出力。后来两个组分成八个组,生产队一共120口人,18户,8个组分干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最后就彻底包产到户。

  当时大家按了手印,为什么按手印呢?有老人家提醒我“俊昌,你这个路是走不通的,到时候要成千古罪人”,让我召集大家,问清楚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是不是会怪我。

  我觉得老人们说得有道理,就把大家找来,先说要解决温饱问题只有走包干这条路。我就问他们如果走不通,可怪干部?干部倒霉怎么办?大家讨论后就说“如果干部倒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活到18岁。”

  当时也没有纸,就在小孩念书的本子上撕了纸,大家按了手印,发誓赌咒,任何人不能说,亲戚也不能说,谁说出去不是他娘养的。算是大伙互相担保。保证第一要完成国家的,第二要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纸包不住火,县委书记也顶不住了

  任何人都不知道,除了我们这18户。后来纸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党委开会就找到我,当时我就担心出事了,这么多队长不找怎么就找我。到了办公室,他们就问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说是听邻队反映的。过了几天,开生产队大会又找我麻烦,告诉我:不交代的话,种子、化肥等凡是上面供应的都不给我们了。公社也没有查清楚,说一旦查清楚了要向党汇报。

  从当天开始上面的待遇没有了。我们这么多年靠上面的待遇,还是饿死的饿死,饿得吐血的吐血。要想活下去,还是得靠自己,继续分田到户。我在小岗问大家可有意见,大家没有意见,就那么定了。

  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把我给看住,开始监督我,意思是说“你不讲实话,我一个党委书记就跟住你了。”连看三天,那三天我啥也不干,他一天到晚跟着我。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来,我就问他会不会杀我头,我当时对他说“你放心,就算杀我的头我也不会诬赖你的。”他就说“就凭你这句话,党就能相信我?如果先放了你,杀你的头还管我的头呢。”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我们确实分田到户了,叹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哪知道没干到秋,陈庭元就顶不住了。有人反对,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陈庭元就通过电话会议,让我们立即并起来。

  后来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找到我家后就问我,你可是严俊昌同志?

  我说,是的,你是哪位?

  他说,我是哪位你不要管,你快带我看看。

  我就上了他的车带他看了几家农户。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种的花生和水稻,我也不记得种了多少,只记得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当时王郁昭看了后回去开常委会。我究竟犯了什么法?要是定我反革命罪的话,那共产党江山打错了,死了那么多人打江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过好日子吗?所以我的罪就定不下来,结果王郁昭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然后他又带常委们来了一次小岗。

万里来小岗,问了三句话后说:我批你干三年

  王郁昭之后就找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万里也来了小岗。他没来之前,陈庭元就透底了,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万里来了之后,第一句就问我“可是共产党员”?

  我说“不是共产党员”。

  他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万里第二句话问我多大岁数,我说37.

  第三句话:是过去的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的生产队长好当?

  我说,过去的生产队长不好当。大伙出勤不出力,挫伤农民积极性,总是徘徊在3万斤粮食左右,常年靠国家。

  他说,你这样干可有把握?

  我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可能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当时万里就说,那能干啊!地方批你干一年,我批你干三年。当时我恨不得趴在地上给万里磕头。

万里视察了一遍很满意,临走时,我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地方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

  他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做出的贡献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

  万里的这几句话真管用,后来有人跟我说,“老严,你这样可还要集体啊?”我说:“你可想得出什么好办法呢?我们至今还没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出第二条更好的路,咱们没有什么集体的企业,只能这样一家一户地干。”

  村民才富一点,就开始乱收费了

  1978年没有单干的时候只能收3万斤粮食,单干后当年就收了18万斤,一下子就翻了6倍都不止。此后年年有增长(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6万斤猛增到13.2万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

  以前地也少,全村1000多亩地,除了517亩包产地,其他的都荒掉了,没有人种了。大包干后,这些荒地都被利用起来了。人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看不到荒草,遍地都是粮食。

这之后就没有要饭的了。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了,家里饭都吃不完了,谁还出去要饭呢?单干之前,生产队里都是一些茅草房,我那时四五个孩子,全家就一间房子,屋门都是用芦秆架的。大包干当年,我就新盖了6间茅草房,后来又盖了好几次,1993年盖了砖瓦平房。农业机械、手表、电视机什么慢慢都有了。过去粮食都是用扁担挑,现在都是用拖拉机拉。我们的发展是很快的。虽然说小岗没有富起来,但从住、穿、吃和机械等方面都进步了很多。

  在1978年之前,生产队生产的粮食每年应交1800斤,小岗一年都没有交过。历史上就没有交过国家皇粮。1979年产18万斤,我们当年就把国家的皇粮任务完成了。那个时候粮站都没地方存粮食了,就现盖粮仓。

  我在会上说,为什么搞大包干?因为大集体挫伤了劳动积极性,党和群众的距离越拉越大,群众不相信我们党。另外,既然把土地交给了我们,那农民就该有自主权。现在上面如果安排了种烟、种棉花,农民就必须得种,而且还必须达到他规定的产量,定的指标根本达不到,达不到就罚款。人家麦子种得好好的,全给犁了,有干部搞了油菜坊,让农民必须种油菜。非要强迫别人干什么呢?村民种油菜不赚钱也得种,想告状也没处告!

  现在人民日子好多了。农民没有想到有今天,不少吃不少穿,也没有干部整天上门扒这样扒那样。现在不但取消农业税,还给农民补助,一亩地补30多块钱,虽然少,但党这种做法群众感激啊!几千年的皇帝,什么时候不要国家皇粮,还反过来补助农民呢?这说明共产党能治理好中国,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刺嫩芽 发表于  2019-02-09 19:56:22 17字 ( 0/184)

那时小岗村的人不是饿死的,是懒死的

长期以来,网络上一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诋毁以小岗为代表的农村改革开放,今天小伪网友还抬出了小岗村昔日当家人严俊昌为自己涂脂抹粉。不过他不敢完整的说出严俊昌的观点,表现出伪忠孝的心虚和恶劣文风,以下严俊昌说出了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

1978年以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底,小岗村18户农民搞起了“大包干”,正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至1984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

     三年“大跃进”,小岗120多人饿死了67

  我二弟快要死了。我们找到干部批了一把面,三四两,打成面糊子,他饿得牙关都紧了,没有力气张嘴,我们撬开牙齿喂给他吃,才救活了他。我们庄上有户人家,九口人全饿死了。1958年开始“大跃进”,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小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当时的农村,可以说家破人亡。

  不只是小岗饿死人,全县都饿死人。凤阳县纪念馆说死了9万多人,实际10万人也不止。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没有吃过饱饭,但干部有的吃。干部怎么没有饿死的?如果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死也是死这些党员干部啊,在那个时候,我就认为党风不正。

  那几年风调雨顺,还假大空说“天灾”。“刮五风”,蛮干,庄稼还没有熟就收割了,一亩地撒几百斤种子,太密了,粮食浪费了,地里也不产粮了,还继续放“卫星”。干部胡作非为,50多岁的村民,饿得拄着拐棍去犁田,田没犁好。干部说,你这么大年纪连田都犁不好?用枣木棍,把人打得第二天抬回家就死掉了。

  1961年以后,因为饿死很多人了,就解散了大食堂,不再几个生产队一起吃饭,开始以生产队为单位。从那时起,小岗就一直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衣食住行都靠国家。

  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不高,生产队的土地都荒掉了,没有人干。大家吃不饱饭,没力气干活,一顿不吃,两顿不吃还能扛得住,三天不吃哪来的力气?农民的积极性被领导挫伤得太厉害,三年饿死那么多人,大家对干部多少有点看法,所以生产就一直搞不上去。那个环境下,也可以说是政策不好,瞎指挥,有的工作组到小岗来主要就是抓“斗私批修”,他们认为生产搞不上去主要是人的思想问题没解决。一天到晚就是搞什么思想学习啊这些道道,也没时间干活。生产队就一搞一年空。

  小岗那时跟附近几个村都一样,大家都出去要饭,也没人干活了。南来北往,听说哪儿好就去哪儿。那个时候在家呆着的吃树叶什么的快饿死了,在外面讨饭多少能要点吃的。

  1962年,我还是普通生产队员,受刘少奇的影响,我开始萌发了单干的想法,当时没有公开,在小岗挖了些自留地,大家积极性很高,但是那时刘邓路线受到了批判,种了之后不准收。 

不做饿死鬼,18户按手印“包产到户”

  我从1962年开始当生产队副队长,后来当了队长。我在那个时候多少有点看法,我们党明明看到国家的现状,在那个环境下,为什么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敢出来顶这个责任,说句真话呢?我就一直想不通。虽说党解放了全中国,但中国人民饿死了这么多,仍然还是抱着老路子。要是一直那样走下去,可以说是自取灭亡。

  1971年起以生产队为单位,但生产还是搞不上去。大包干前,整个村年产粮徘徊在3万斤左右,100多人,每个人一年才分到100多斤粮食,根本不够吃,那时什么树皮、青野菜、葫芦秧等田中的作物,只要能吃的都吃了。如果不走“大包干”这条路,我自己、我家的老婆孩子都要饿死。

  我从1978年开始,走访了几个老同志讨论怎么解决小岗的温饱问题,也就是怎么救活大家的命。1978年底种麦的时候,几个老同志就说,“只有分田到户,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刘少奇都被打倒了。”我当时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满意了。做饱死鬼强过做个饿死鬼。

  刚开始我们打算,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如果积极性高就接着干。但分两个组还是有小集体,多少还是有一点矛盾,有些出勤不出力。后来两个组分成八个组,生产队一共120口人,18户,8个组分干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最后就彻底包产到户。

  当时大家按了手印,为什么按手印呢?有老人家提醒我“俊昌,你这个路是走不通的,到时候要成千古罪人”,让我召集大家,问清楚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是不是会怪我。

  我觉得老人们说得有道理,就把大家找来,先说要解决温饱问题只有走包干这条路。我就问他们如果走不通,可怪干部?干部倒霉怎么办?大家讨论后就说“如果干部倒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活到18岁。”

  当时也没有纸,就在小孩念书的本子上撕了纸,大家按了手印,发誓赌咒,任何人不能说,亲戚也不能说,谁说出去不是他娘养的。算是大伙互相担保。保证第一要完成国家的,第二要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纸包不住火,县委书记也顶不住了

  任何人都不知道,除了我们这18户。后来纸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党委开会就找到我,当时我就担心出事了,这么多队长不找怎么就找我。到了办公室,他们就问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说是听邻队反映的。过了几天,开生产队大会又找我麻烦,告诉我:不交代的话,种子、化肥等凡是上面供应的都不给我们了。公社也没有查清楚,说一旦查清楚了要向党汇报。

  从当天开始上面的待遇没有了。我们这么多年靠上面的待遇,还是饿死的饿死,饿得吐血的吐血。要想活下去,还是得靠自己,继续分田到户。我在小岗问大家可有意见,大家没有意见,就那么定了。

  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把我给看住,开始监督我,意思是说“你不讲实话,我一个党委书记就跟住你了。”连看三天,那三天我啥也不干,他一天到晚跟着我。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来,我就问他会不会杀我头,我当时对他说“你放心,就算杀我的头我也不会诬赖你的。”他就说“就凭你这句话,党就能相信我?如果先放了你,杀你的头还管我的头呢。”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我们确实分田到户了,叹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哪知道没干到秋,陈庭元就顶不住了。有人反对,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陈庭元就通过电话会议,让我们立即并起来。

  后来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找到我家后就问我,你可是严俊昌同志?

  我说,是的,你是哪位?

  他说,我是哪位你不要管,你快带我看看。

  我就上了他的车带他看了几家农户。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种的花生和水稻,我也不记得种了多少,只记得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当时王郁昭看了后回去开常委会。我究竟犯了什么法?要是定我反革命罪的话,那共产党江山打错了,死了那么多人打江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过好日子吗?所以我的罪就定不下来,结果王郁昭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然后他又带常委们来了一次小岗。

万里来小岗,问了三句话后说:我批你干三年

  王郁昭之后就找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万里也来了小岗。他没来之前,陈庭元就透底了,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万里来了之后,第一句就问我“可是共产党员”?

  我说“不是共产党员”。

  他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万里第二句话问我多大岁数,我说37.

  第三句话:是过去的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的生产队长好当?

  我说,过去的生产队长不好当。大伙出勤不出力,挫伤农民积极性,总是徘徊在3万斤粮食左右,常年靠国家。

  他说,你这样干可有把握?

  我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可能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当时万里就说,那能干啊!地方批你干一年,我批你干三年。当时我恨不得趴在地上给万里磕头。

万里视察了一遍很满意,临走时,我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地方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

  他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做出的贡献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

  万里的这几句话真管用,后来有人跟我说,“老严,你这样可还要集体啊?”我说:“你可想得出什么好办法呢?我们至今还没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出第二条更好的路,咱们没有什么集体的企业,只能这样一家一户地干。”

  村民才富一点,就开始乱收费了

  1978年没有单干的时候只能收3万斤粮食,单干后当年就收了18万斤,一下子就翻了6倍都不止。此后年年有增长(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6万斤猛增到13.2万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

  以前地也少,全村1000多亩地,除了517亩包产地,其他的都荒掉了,没有人种了。大包干后,这些荒地都被利用起来了。人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看不到荒草,遍地都是粮食。

这之后就没有要饭的了。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了,家里饭都吃不完了,谁还出去要饭呢?单干之前,生产队里都是一些茅草房,我那时四五个孩子,全家就一间房子,屋门都是用芦秆架的。大包干当年,我就新盖了6间茅草房,后来又盖了好几次,1993年盖了砖瓦平房。农业机械、手表、电视机什么慢慢都有了。过去粮食都是用扁担挑,现在都是用拖拉机拉。我们的发展是很快的。虽然说小岗没有富起来,但从住、穿、吃和机械等方面都进步了很多。

  在1978年之前,生产队生产的粮食每年应交1800斤,小岗一年都没有交过。历史上就没有交过国家皇粮。1979年产18万斤,我们当年就把国家的皇粮任务完成了。那个时候粮站都没地方存粮食了,就现盖粮仓。

  我在会上说,为什么搞大包干?因为大集体挫伤了劳动积极性,党和群众的距离越拉越大,群众不相信我们党。另外,既然把土地交给了我们,那农民就该有自主权。现在上面如果安排了种烟、种棉花,农民就必须得种,而且还必须达到他规定的产量,定的指标根本达不到,达不到就罚款。人家麦子种得好好的,全给犁了,有干部搞了油菜坊,让农民必须种油菜。非要强迫别人干什么呢?村民种油菜不赚钱也得种,想告状也没处告!

  现在人民日子好多了。农民没有想到有今天,不少吃不少穿,也没有干部整天上门扒这样扒那样。现在不但取消农业税,还给农民补助,一亩地补30多块钱,虽然少,但党这种做法群众感激啊!几千年的皇帝,什么时候不要国家皇粮,还反过来补助农民呢?这说明共产党能治理好中国,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不顺眼就想说 发表于  2019-02-09 20:04:15 0字 ( 0/169)

他们是去国外讨饭吗?如果是国内,为什么国内别的地方有饭吃?而他们为什么没有?区别在哪里不就一目了然吗?

他们是去国外讨饭吗?如果是国内,为什么国内别的地方有饭吃?而他们为什么没有?区别在哪里不就一目了然吗?

长期以来,网络上一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诋毁以小岗为代表的农村改革开放,今天小伪网友还抬出了小岗村昔日当家人严俊昌为自己涂脂抹粉。不过他不敢完整的说出严俊昌的观点,表现出伪忠孝的心虚和恶劣文风,以下严俊昌说出了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

1978年以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底,小岗村18户农民搞起了“大包干”,正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至1984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

     三年“大跃进”,小岗120多人饿死了67

  我二弟快要死了。我们找到干部批了一把面,三四两,打成面糊子,他饿得牙关都紧了,没有力气张嘴,我们撬开牙齿喂给他吃,才救活了他。我们庄上有户人家,九口人全饿死了。1958年开始“大跃进”,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小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当时的农村,可以说家破人亡。

  不只是小岗饿死人,全县都饿死人。凤阳县纪念馆说死了9万多人,实际10万人也不止。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没有吃过饱饭,但干部有的吃。干部怎么没有饿死的?如果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死也是死这些党员干部啊,在那个时候,我就认为党风不正。

  那几年风调雨顺,还假大空说“天灾”。“刮五风”,蛮干,庄稼还没有熟就收割了,一亩地撒几百斤种子,太密了,粮食浪费了,地里也不产粮了,还继续放“卫星”。干部胡作非为,50多岁的村民,饿得拄着拐棍去犁田,田没犁好。干部说,你这么大年纪连田都犁不好?用枣木棍,把人打得第二天抬回家就死掉了。

  1961年以后,因为饿死很多人了,就解散了大食堂,不再几个生产队一起吃饭,开始以生产队为单位。从那时起,小岗就一直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衣食住行都靠国家。

  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不高,生产队的土地都荒掉了,没有人干。大家吃不饱饭,没力气干活,一顿不吃,两顿不吃还能扛得住,三天不吃哪来的力气?农民的积极性被领导挫伤得太厉害,三年饿死那么多人,大家对干部多少有点看法,所以生产就一直搞不上去。那个环境下,也可以说是政策不好,瞎指挥,有的工作组到小岗来主要就是抓“斗私批修”,他们认为生产搞不上去主要是人的思想问题没解决。一天到晚就是搞什么思想学习啊这些道道,也没时间干活。生产队就一搞一年空。

  小岗那时跟附近几个村都一样,大家都出去要饭,也没人干活了。南来北往,听说哪儿好就去哪儿。那个时候在家呆着的吃树叶什么的快饿死了,在外面讨饭多少能要点吃的。

  1962年,我还是普通生产队员,受刘少奇的影响,我开始萌发了单干的想法,当时没有公开,在小岗挖了些自留地,大家积极性很高,但是那时刘邓路线受到了批判,种了之后不准收。 

不做饿死鬼,18户按手印“包产到户”

  我从1962年开始当生产队副队长,后来当了队长。我在那个时候多少有点看法,我们党明明看到国家的现状,在那个环境下,为什么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敢出来顶这个责任,说句真话呢?我就一直想不通。虽说党解放了全中国,但中国人民饿死了这么多,仍然还是抱着老路子。要是一直那样走下去,可以说是自取灭亡。

  1971年起以生产队为单位,但生产还是搞不上去。大包干前,整个村年产粮徘徊在3万斤左右,100多人,每个人一年才分到100多斤粮食,根本不够吃,那时什么树皮、青野菜、葫芦秧等田中的作物,只要能吃的都吃了。如果不走“大包干”这条路,我自己、我家的老婆孩子都要饿死。

  我从1978年开始,走访了几个老同志讨论怎么解决小岗的温饱问题,也就是怎么救活大家的命。1978年底种麦的时候,几个老同志就说,“只有分田到户,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刘少奇都被打倒了。”我当时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满意了。做饱死鬼强过做个饿死鬼。

  刚开始我们打算,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如果积极性高就接着干。但分两个组还是有小集体,多少还是有一点矛盾,有些出勤不出力。后来两个组分成八个组,生产队一共120口人,18户,8个组分干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最后就彻底包产到户。

  当时大家按了手印,为什么按手印呢?有老人家提醒我“俊昌,你这个路是走不通的,到时候要成千古罪人”,让我召集大家,问清楚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是不是会怪我。

  我觉得老人们说得有道理,就把大家找来,先说要解决温饱问题只有走包干这条路。我就问他们如果走不通,可怪干部?干部倒霉怎么办?大家讨论后就说“如果干部倒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活到18岁。”

  当时也没有纸,就在小孩念书的本子上撕了纸,大家按了手印,发誓赌咒,任何人不能说,亲戚也不能说,谁说出去不是他娘养的。算是大伙互相担保。保证第一要完成国家的,第二要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纸包不住火,县委书记也顶不住了

  任何人都不知道,除了我们这18户。后来纸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党委开会就找到我,当时我就担心出事了,这么多队长不找怎么就找我。到了办公室,他们就问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说是听邻队反映的。过了几天,开生产队大会又找我麻烦,告诉我:不交代的话,种子、化肥等凡是上面供应的都不给我们了。公社也没有查清楚,说一旦查清楚了要向党汇报。

  从当天开始上面的待遇没有了。我们这么多年靠上面的待遇,还是饿死的饿死,饿得吐血的吐血。要想活下去,还是得靠自己,继续分田到户。我在小岗问大家可有意见,大家没有意见,就那么定了。

  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把我给看住,开始监督我,意思是说“你不讲实话,我一个党委书记就跟住你了。”连看三天,那三天我啥也不干,他一天到晚跟着我。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来,我就问他会不会杀我头,我当时对他说“你放心,就算杀我的头我也不会诬赖你的。”他就说“就凭你这句话,党就能相信我?如果先放了你,杀你的头还管我的头呢。”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我们确实分田到户了,叹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哪知道没干到秋,陈庭元就顶不住了。有人反对,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陈庭元就通过电话会议,让我们立即并起来。

  后来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找到我家后就问我,你可是严俊昌同志?

  我说,是的,你是哪位?

  他说,我是哪位你不要管,你快带我看看。

  我就上了他的车带他看了几家农户。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种的花生和水稻,我也不记得种了多少,只记得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当时王郁昭看了后回去开常委会。我究竟犯了什么法?要是定我反革命罪的话,那共产党江山打错了,死了那么多人打江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过好日子吗?所以我的罪就定不下来,结果王郁昭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然后他又带常委们来了一次小岗。

万里来小岗,问了三句话后说:我批你干三年

  王郁昭之后就找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万里也来了小岗。他没来之前,陈庭元就透底了,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万里来了之后,第一句就问我“可是共产党员”?

  我说“不是共产党员”。

  他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万里第二句话问我多大岁数,我说37.

  第三句话:是过去的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的生产队长好当?

  我说,过去的生产队长不好当。大伙出勤不出力,挫伤农民积极性,总是徘徊在3万斤粮食左右,常年靠国家。

  他说,你这样干可有把握?

  我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可能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当时万里就说,那能干啊!地方批你干一年,我批你干三年。当时我恨不得趴在地上给万里磕头。

万里视察了一遍很满意,临走时,我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地方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

  他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做出的贡献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

  万里的这几句话真管用,后来有人跟我说,“老严,你这样可还要集体啊?”我说:“你可想得出什么好办法呢?我们至今还没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出第二条更好的路,咱们没有什么集体的企业,只能这样一家一户地干。”

  村民才富一点,就开始乱收费了

  1978年没有单干的时候只能收3万斤粮食,单干后当年就收了18万斤,一下子就翻了6倍都不止。此后年年有增长(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6万斤猛增到13.2万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

  以前地也少,全村1000多亩地,除了517亩包产地,其他的都荒掉了,没有人种了。大包干后,这些荒地都被利用起来了。人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看不到荒草,遍地都是粮食。

这之后就没有要饭的了。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了,家里饭都吃不完了,谁还出去要饭呢?单干之前,生产队里都是一些茅草房,我那时四五个孩子,全家就一间房子,屋门都是用芦秆架的。大包干当年,我就新盖了6间茅草房,后来又盖了好几次,1993年盖了砖瓦平房。农业机械、手表、电视机什么慢慢都有了。过去粮食都是用扁担挑,现在都是用拖拉机拉。我们的发展是很快的。虽然说小岗没有富起来,但从住、穿、吃和机械等方面都进步了很多。

  在1978年之前,生产队生产的粮食每年应交1800斤,小岗一年都没有交过。历史上就没有交过国家皇粮。1979年产18万斤,我们当年就把国家的皇粮任务完成了。那个时候粮站都没地方存粮食了,就现盖粮仓。

  我在会上说,为什么搞大包干?因为大集体挫伤了劳动积极性,党和群众的距离越拉越大,群众不相信我们党。另外,既然把土地交给了我们,那农民就该有自主权。现在上面如果安排了种烟、种棉花,农民就必须得种,而且还必须达到他规定的产量,定的指标根本达不到,达不到就罚款。人家麦子种得好好的,全给犁了,有干部搞了油菜坊,让农民必须种油菜。非要强迫别人干什么呢?村民种油菜不赚钱也得种,想告状也没处告!

  现在人民日子好多了。农民没有想到有今天,不少吃不少穿,也没有干部整天上门扒这样扒那样。现在不但取消农业税,还给农民补助,一亩地补30多块钱,虽然少,但党这种做法群众感激啊!几千年的皇帝,什么时候不要国家皇粮,还反过来补助农民呢?这说明共产党能治理好中国,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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