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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1 发表于  2019-01-12 10:00:12 15字 ( 0/157)

继承传统,发挥我们曾经的优势。

未富先老?中国每年退休的人口或将超过投入劳动的人口

2019
01/12
07:17
中国经营报

导语:从2006年到2015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从一亿人增加到两亿人。今日,每十名中国工作人口有两名老年依赖人口,但到2050年,每十名工作人口就有六名老年依赖人口。

2009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1.67亿人。

2050年,预计中国60岁以上人口,4.38亿人。

在我们老年化新世界的核心地带,矗立着中国这个国家。为什么?日本与南欧国家的人们或许比中国更老,美国中心地区老龄化的工业劳动力,或许激励了企业将工作移往海外,而西方福利国家(包括美国)的负担,极可能对世界经济的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没有任何国家比中国更强烈感受到,老龄化世界带来的好处与挑战。中国为老龄化世界供应了全球企业渴求的年轻工人与消费者,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也是全世界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地区。

精力充沛的城市引领中国创造出璀璨的经济奇迹,这些城市不仅将中国年轻劳动力的能量与才华尽皆释放,也有系统地将好几个世代的工人(人数达7000万)抛在一旁。这些人绝大多数正值中年,他们在中国市场导向的新经济里被边缘化。

一场退休的“泥石流”

2010年1月,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在美国《外交政策》期刊发表了一篇令人吃惊的论文,针对中国的未来提出看法。福格尔预测:

“204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123万亿美元,或将近三倍于2000年全球的经济产出。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8.5万美元,预估将是欧盟的两倍以上,同时远比印度与日本的人均收入高……中国特大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将是法国人平均收入的两倍……中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40%)将使美国相形见绌。”

这是个大胆的预测。中国经济必须以每年18%的增长率,才能达到福格尔的估计数字,而这样的增长率已远远高出它曾出现过的历史高增长率。有关中国的主流预测,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看法较为接近。该基金会从全球投资银行、金融服务公司、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搜集资料,来描绘中国未来的图像。

卡内基基金会认为,中国经济将在2030年初左右与美国平起平坐,之后在2050年比美国高出两成。福格尔对中国的预测,甚至比中国政府或银行与投资基金提供的最乐观估计还高,这些投资机构往往为了吸引人们投资而故意夸大中国的前景。福格尔的观点因此成了许多经济学家与其他中国及西方智库人员的消遣题材,这些人密切注意中国老龄化人口的未来形貌,他们相信中国未来的发展有可能停滞甚至倒退。

但福格尔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却是其他预测者所忽略的。福格尔看见中国如何将教育资源投入年轻人身上,好让他们在越来越以科技挂帅的世界经济里成为高技术工人。他也看见中国如何运用资源,创造了数十座衔接新工业基础建设的大都市。

只要计算与中国人口相关的各项事实,得到的数字往往大得吓人。中国有13亿到16亿人口(数字不确定),因此拥有庞大的老年人口并不意外。2009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有1.67亿人,到了2050年,每三名中国人就有一人,也就是至少4.38亿人超过60岁。

如果这些超过60岁的老人自己组成一个国家,则将成为世界第三大国,仅次于印度与中国本身。每个老年年龄层都将出现剧烈变化。2008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不到7%,到了2050年将占中国人口的两成。

与其他许多老龄化国家一样,在老人数量增加的同时,中国的总人口也开始减少,转折点预计将在2035年。不过从2000年到2035年这段时期,中国将再增两亿到三亿的人口。而工作年龄人口(15岁到64岁)也将在21世纪中叶陡降。2008年,中国这一群体占总人口75%,但到了2050年,比例将减少到66%。

此外,中国人的寿命也会延长。目前他们的平均寿命约73岁,但较富裕的东部城市居民平均已能活到八十几岁,与最长寿的日本和南欧相比毫不逊色。到了21世纪中叶,全国平均寿命应该也会接近80岁。这意味着有更多的老人需要照顾,而支持他们的工作者却逐渐减少。这个转变正在快速进行之中。

到了60岁,几乎所有的中国劳动者都已从他们长期服务的公司或政府机构退休,以目前中国的年龄结构来看,显然正面临一场退休的泥石流。从2006年到2015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从一亿人增加到两亿人。今日,每十名中国工作人口有两名老年依赖人口,但到2050年,每十名工作人口就有六名老年依赖人口。

迁徙文化冲击“最大家庭”

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的人口变化:

“1975年,每六名中国儿童对应一名老人。到了2035年,情况居然变成了每一名儿童对应两名中国老人。从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中国增加了1.07亿工作年龄人口,但从2025年到2035年,估计工作年龄人口将只增加7900万人。”

我们可以再用别的方式来观察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到了2025年,中国人口占了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但65岁以上人口却占了全球的四分之一。

从一般的观光或商务旅行很难看出中国正在老龄化。在光鲜亮丽的大城市里,无论街头还是饭店,游客举目所及尽是年轻人。工厂与办公大楼似乎全挤满了年轻工人与上班族,感觉好像是一出演给外人看的戏。当然这些年轻人不是在演戏,他们确实创造出与真实脱节的景象。表面上看来,中国有着无穷无尽的年轻劳动力,但它老龄化速度极快,再过不久,中国每年退休的人口将会超过投入劳动的人口。

虽然上海与北京等地老龄化十分快速,它们仍比不上中国的贫困地区,那些穷乡僻壤里绝大多数能工作的年轻人,纷纷前往北京、上海与其他有更多机会的城市。到了2025年,中国许多贫困省份与城市,将比富足的省份与城市更加老龄化。

如位于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拥有3600万居民,其中1000万人住在省会哈尔滨,自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黑龙江省一直面临人口外移减少的问题。

亚洲的老龄化现象始于日本,但亚洲别的地区很快就迎头赶上,有一天日本可能反而会成为相对年轻的国家。到了2025年,黑龙江省居民的年龄中位数将超过51岁。而日本在2025年的年龄中位数将是50岁。黑龙江省经历的年龄曲线的增长率,足足是日本的两倍。

中国官方的日报每天紧盯着人口统计议题,有关人口方针的报道经常出现在最显眼的版面上。这是例行公事,但从中可以看到中国老年人口的持续成长,以及政府如何管理这个世上人口最多的“家庭”。

不过,另一种人口新闻也常常出现在官方报纸的头版头条:中国流动人口的命运。在市场经济时代,中国回到仰赖家庭提供支持的模式,由家人将积蓄全投入于供养年轻与年老的一代,从婴儿到曾祖父母。市场经济也让中国处于流动的状态,因而产生广泛的迁徙与移居文化。2010年,至少有两亿人为了谋生而远离故乡与家人,这使得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面临极大的考验。

很难想象,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仍处于初期阶段,而另一方面,年轻移民使用地铁的人数已是中国几座最大地铁中心设计运量的两三倍,而新建好的地铁站也很快就挤满了人。然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显示,政府预期城市化还会继续从乡野与农村地区吸取五亿人口。

抢在“财富窗口”关闭之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人口经历了一段多产时期,与苏联一样,生下十名子女的母亲被颂扬成民族英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婴儿潮,为中国增添了五亿多人口。那时候家庭虽然庞大,力量却比较小。随后的“文革”则导致老人从过去被尊崇的对象,变为必须加以批判的对象。

改革开放之后,传统家庭再次受到推崇,家庭也再度成为中国民众生活的核心。中国仍然缺乏全面的、全国性的社会福利制度来支持乡村与城市的老人,而家庭也必须花时间与金钱来扶养孩子和送他们上学。国家靠到外地工作的工人汇钱回家支持自己的家庭,从而间接支持自己的故乡。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期,中国家庭的纽带关系经常面对考验,因此媒体上反复强调,希望子女与父母能忠实于传统的家庭责任。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里,数亿老人要仰赖负担越来越重的年轻人口,一旦外出工作的年轻人抛弃传统家庭的义务,那些留在故乡的年老家人将面临遭到遗弃的危险。

中国政府投入所有心力,想在老龄化危机要关闭财富窗口前创造繁荣。中国发现自己承受着巨大压力,因为它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国家转变成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国家的过程,要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大国快得多。

而且中国转变的原因也不太一样。比较富有的亚洲与西欧国家(如日本及西班牙),它们的低出生率与中国相当,但家庭规模的缩小并非出于政策决定,而是别的因素。如繁荣、公共卫生的进步、城市化,以及女性的教育与就业,这些全是促成转变的关键。

其他高收入的亚洲国家不断尝试适应这种变迁,以免影响生活水平。以日本和韩国来说,它们的庞大基础建设投资,集中在让不断萎缩的劳动力的生产水平获得提升,方法是强化教育质量、向厂房引进更多自动化设备、提供各种项目让女性与老人参与,并且发展商业策略——例如让国内劳动力从事高薪工作,而将低价值工作外包给中国和越南之类低薪国家。

中国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它建造新城、造桥铺路、开发新区、投资新产业。这一切都是为了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全力发展经济的结果,使四亿以上的人民摆脱最贫穷的处境,也创造出一批规模与美国或西欧相当的中产阶层。

但这种发展模式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过去三十多年来,有2000万到3000万中国人首次参与劳动。往后二十年,每年大约会有250万人(绝大多数是年轻人)投入职场,政府必须为这些人找到就业岗位,不仅是为了目前的稳定,也是为了支持国家的未来。如果国家发展的速度够快,那么许多挑战将比较容易克服;如果经济遭到挫折,那么家庭将必须协助吸收更多的冲击。

到目前为止,面对中国高速发展的过程带来的压力,中国家庭在情感与义务的驱使下,确实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弹性与适应能力。

每当大型政治会议结束后,政府总会揭开未来的施政目标,这些目标充分说明,急速老龄化是中国面对的一项重大挑战:中国是否会在富起来之前就步入老龄化?中国过去几代人一直被马尔萨斯人口灾难的幽灵纠缠着,当时中国的执政者担心,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会导致生态灾难,进而让中国无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更不用说富足繁荣。

然而,当初忧心下采取的做法,却造成如今这个令人意外的难题。

少生四亿人 一把双刃剑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整体而言,这项政策非常成功地减少了儿童人口,使家庭与国家省下抚养的费用。1963年,中国每千人生育43名婴儿;1982年,这个数字降到22名;2003年,降至12名。平均而言,这40年间,每位中国母亲生育子女的数量从6名减少到1.4到1.9名。中国政府估计,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头30年,中国避免了增加四亿人口,这个数字是现在美国与墨西哥人口的总和。

2010年,中国几家政策机构,包括声誉卓著的上海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不约而同地建议应对生育禁令进行修正,要求在某些地区放宽限制,例如上海,上海的出生率实际上已远低于“一胎化”的要求。他们担心中国劳动力减少太快,而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将达到一个阶段,届时老年人数量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人口结构将会失衡,造成不稳定或难以反转的局面。

独生子女政策也可以精确地称为“四二一”家庭政策。在严格遵守政策的前提下,独生子女小时候会有两个父母与四个祖父母(外祖父母)来照顾他们。人们普遍的认知是,目前这个世代的中国孩子被亲人们给宠坏了。老一辈的评论家抱怨,这些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皇帝”要什么有什么。

2004年,一群瑞典与中国的流行病学家调查北京5600多名6岁以下儿童的BMI值(身体质量指数,又简称体重),这个年龄层的孩子十名有九名是独生子女,而且绝大多数由祖父母带大。专家发现,当祖父母负责煮饭给孙子女吃时,这些孩子通常会出现不健康的肥胖状态。理由之一是,祖父母们在年轻时忍饥挨饿,于是准备了大量的高糖、高脂肪食物给孩子。一位祖母对研究人员说:“我把娃儿养得白白胖胖,他的爸妈不能说我没尽力照顾。”

往后,当独生子女工作时,他/她会得到四名祖父母与两名父母的支持。由六名成人照顾一个孩子,几乎没什么负担,但反过来,当一名成年子女要支持六名老人时,可能会让他/她喘不过气。而在中国,法律要求子女必须赡养父母。

《上海日报》曾评论说,“虽然孝敬父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但这项传统日趋式微,越来越多人与父母分隔两地,他们忙到没有办法定期去探望父母。”

而在蓬勃发展的大连,一对老夫妇想出了解决问题的新招。当地报纸报道,有一对六十几岁、家境小康的林姓夫妇,每个月可领到4000元人民币的退休金。孩子们不来看他们,让他们觉得很孤单,这对夫妇于是跟两个儿子与一个女儿缔约,如果一个月至少能来看他们两次,可以拿到人民币1000元;如果能带孙子来,还有额外的奖金。

楼市狂飙“拯救”老龄化

当然,正是这样的“金字塔”构成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因为父母抚养的子女数较少,所以能更充分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当年轻人只打算生一或两个孩子时,他们就不需要急着生育。他们可以年轻时开始持续地工作,可以迁徙到中国各地,可以晚婚,可以把自己的孩子(一到两个)交给父母照顾,这些祖父母通常还够年轻,有能力担起照看孙子女的责任。

结果,中国工作年龄人口的就业率是全亚洲国家最高的。在繁荣时期,中国的工作年龄妇女(拥有世界最高的劳动参与率)会跟男人一样去找份工作。中国的就业统计显示,妇女已经接近充分就业,尽管数据可能有所偏差。

中国新一代的年轻工人阶级往往只领到极少的薪资,但身陷这种廉价处境的并非只有他们。从过去到现在,这些工人的雇主,以及购买他们所生产商品的全球消费者都很清楚,中国数亿名不领取报酬的祖父母的劳动为他们带来的好处。从过去到现在,这些祖父母持续为中国新雇用的劳动人口(同时还包括更漂泊不定的未被雇用的广大群众)承担绝大部分的家务。

为了改善家中的经济状况,很多中国人全家必须组织起来,年轻人到外地工作,老人则留在故乡照顾家里。这种强迫性的人口变迁,使中国经济获得极大的成功,但现在也变成中国最大的挑战。1.5亿中国人(等于全美劳动力的总和)构成了第一代工人,他们追随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背井离乡,而这批人2015年前后陆续退休。到了那个时候,1980年时20岁的女性,也将满55岁的退休年龄了。

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就形成了一种社会结构,使中国老人在新经济体制内成为无法受雇的一群。但是,这些老人在家中却可以被当作免费的服务者。

现代化的北京近来的一项奇迹,就是典型家庭生活空间的扩大。1980年之后,就中国整体而言,每人平均生活空间扩大了三倍之多。对于一些发展特别快速的城市新贵来说,他们增添的空间更是广大。只要朝窗外看看北京的天际线,便能了解是怎么回事。

北京2008年的人口是1700万,为1949年时的四倍,但它的面积与高度也多了四倍。垂直上升与水平蔓延使原本数代同居一室的家庭,现在可以住在多房的公寓里,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房间。

这波房地产狂飙热潮,使许多老人(虽然数量很多,但就整个中国来讲仍属少数人)得到史无前例让自己财富连翻数倍的机会。即使未来房地产市场退烧,房地产的价格也不可能回到原点,那些早期进入房市的投机者依然有利可图(除非他们过度使用资金杠杆)。

日本与韩国狂飙的楼市也创造出一批投资房市的老年人口,他们刚好赶上这波热潮;相较之下,年轻一辈则因未能进入市场而充满挫折、愤愤不平。这预示着中国年轻的一代很可能晚婚,而且更有可能与父母同住,如同日本与美国城市的年轻人一样。

中国绝大多数家庭还未达到这个阶段,房市中捷足先登的年老胜利者,已为自己的子女购买房产。但在日韩上演过的故事情景,某一天几乎一定会到来,可能再次剧烈改变那些因房地产繁荣而获利的中国家庭的生活。

作者泰德·菲什曼(Ted C. Fishman),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资深新闻工作者,现为芝加哥大学纽鲍尔学会研究员。译者黄煜文,台湾大学历史系硕士,现为专职译者,有译作《耶路撒冷三千年》等。本文节选自菲什曼所著《当世界又老又穷:全球老龄化大冲击》(三联书店2018年4月中文版),文字略有改动,转载已获授权。

qnyt 发表于  2019-01-12 10:02:41 66字 ( 0/279)

中国每年退休的人口或将超过投入劳动的人口.这话不全对,这是暂时现象,前面出生的人多,等80后退休,就平衡了。即20年后就平衡了。

未富先老?中国每年退休的人口或将超过投入劳动的人口

2019
01/12
07:17
中国经营报

导语:从2006年到2015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从一亿人增加到两亿人。今日,每十名中国工作人口有两名老年依赖人口,但到2050年,每十名工作人口就有六名老年依赖人口。

2009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1.67亿人。

2050年,预计中国60岁以上人口,4.38亿人。

在我们老年化新世界的核心地带,矗立着中国这个国家。为什么?日本与南欧国家的人们或许比中国更老,美国中心地区老龄化的工业劳动力,或许激励了企业将工作移往海外,而西方福利国家(包括美国)的负担,极可能对世界经济的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没有任何国家比中国更强烈感受到,老龄化世界带来的好处与挑战。中国为老龄化世界供应了全球企业渴求的年轻工人与消费者,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也是全世界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地区。

精力充沛的城市引领中国创造出璀璨的经济奇迹,这些城市不仅将中国年轻劳动力的能量与才华尽皆释放,也有系统地将好几个世代的工人(人数达7000万)抛在一旁。这些人绝大多数正值中年,他们在中国市场导向的新经济里被边缘化。

一场退休的“泥石流”

2010年1月,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在美国《外交政策》期刊发表了一篇令人吃惊的论文,针对中国的未来提出看法。福格尔预测:

“204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123万亿美元,或将近三倍于2000年全球的经济产出。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8.5万美元,预估将是欧盟的两倍以上,同时远比印度与日本的人均收入高……中国特大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将是法国人平均收入的两倍……中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40%)将使美国相形见绌。”

这是个大胆的预测。中国经济必须以每年18%的增长率,才能达到福格尔的估计数字,而这样的增长率已远远高出它曾出现过的历史高增长率。有关中国的主流预测,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看法较为接近。该基金会从全球投资银行、金融服务公司、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搜集资料,来描绘中国未来的图像。

卡内基基金会认为,中国经济将在2030年初左右与美国平起平坐,之后在2050年比美国高出两成。福格尔对中国的预测,甚至比中国政府或银行与投资基金提供的最乐观估计还高,这些投资机构往往为了吸引人们投资而故意夸大中国的前景。福格尔的观点因此成了许多经济学家与其他中国及西方智库人员的消遣题材,这些人密切注意中国老龄化人口的未来形貌,他们相信中国未来的发展有可能停滞甚至倒退。

但福格尔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却是其他预测者所忽略的。福格尔看见中国如何将教育资源投入年轻人身上,好让他们在越来越以科技挂帅的世界经济里成为高技术工人。他也看见中国如何运用资源,创造了数十座衔接新工业基础建设的大都市。

只要计算与中国人口相关的各项事实,得到的数字往往大得吓人。中国有13亿到16亿人口(数字不确定),因此拥有庞大的老年人口并不意外。2009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有1.67亿人,到了2050年,每三名中国人就有一人,也就是至少4.38亿人超过60岁。

如果这些超过60岁的老人自己组成一个国家,则将成为世界第三大国,仅次于印度与中国本身。每个老年年龄层都将出现剧烈变化。2008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不到7%,到了2050年将占中国人口的两成。

与其他许多老龄化国家一样,在老人数量增加的同时,中国的总人口也开始减少,转折点预计将在2035年。不过从2000年到2035年这段时期,中国将再增两亿到三亿的人口。而工作年龄人口(15岁到64岁)也将在21世纪中叶陡降。2008年,中国这一群体占总人口75%,但到了2050年,比例将减少到66%。

此外,中国人的寿命也会延长。目前他们的平均寿命约73岁,但较富裕的东部城市居民平均已能活到八十几岁,与最长寿的日本和南欧相比毫不逊色。到了21世纪中叶,全国平均寿命应该也会接近80岁。这意味着有更多的老人需要照顾,而支持他们的工作者却逐渐减少。这个转变正在快速进行之中。

到了60岁,几乎所有的中国劳动者都已从他们长期服务的公司或政府机构退休,以目前中国的年龄结构来看,显然正面临一场退休的泥石流。从2006年到2015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从一亿人增加到两亿人。今日,每十名中国工作人口有两名老年依赖人口,但到2050年,每十名工作人口就有六名老年依赖人口。

迁徙文化冲击“最大家庭”

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的人口变化:

“1975年,每六名中国儿童对应一名老人。到了2035年,情况居然变成了每一名儿童对应两名中国老人。从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中国增加了1.07亿工作年龄人口,但从2025年到2035年,估计工作年龄人口将只增加7900万人。”

我们可以再用别的方式来观察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到了2025年,中国人口占了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但65岁以上人口却占了全球的四分之一。

从一般的观光或商务旅行很难看出中国正在老龄化。在光鲜亮丽的大城市里,无论街头还是饭店,游客举目所及尽是年轻人。工厂与办公大楼似乎全挤满了年轻工人与上班族,感觉好像是一出演给外人看的戏。当然这些年轻人不是在演戏,他们确实创造出与真实脱节的景象。表面上看来,中国有着无穷无尽的年轻劳动力,但它老龄化速度极快,再过不久,中国每年退休的人口将会超过投入劳动的人口。

虽然上海与北京等地老龄化十分快速,它们仍比不上中国的贫困地区,那些穷乡僻壤里绝大多数能工作的年轻人,纷纷前往北京、上海与其他有更多机会的城市。到了2025年,中国许多贫困省份与城市,将比富足的省份与城市更加老龄化。

如位于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拥有3600万居民,其中1000万人住在省会哈尔滨,自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黑龙江省一直面临人口外移减少的问题。

亚洲的老龄化现象始于日本,但亚洲别的地区很快就迎头赶上,有一天日本可能反而会成为相对年轻的国家。到了2025年,黑龙江省居民的年龄中位数将超过51岁。而日本在2025年的年龄中位数将是50岁。黑龙江省经历的年龄曲线的增长率,足足是日本的两倍。

中国官方的日报每天紧盯着人口统计议题,有关人口方针的报道经常出现在最显眼的版面上。这是例行公事,但从中可以看到中国老年人口的持续成长,以及政府如何管理这个世上人口最多的“家庭”。

不过,另一种人口新闻也常常出现在官方报纸的头版头条:中国流动人口的命运。在市场经济时代,中国回到仰赖家庭提供支持的模式,由家人将积蓄全投入于供养年轻与年老的一代,从婴儿到曾祖父母。市场经济也让中国处于流动的状态,因而产生广泛的迁徙与移居文化。2010年,至少有两亿人为了谋生而远离故乡与家人,这使得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面临极大的考验。

很难想象,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仍处于初期阶段,而另一方面,年轻移民使用地铁的人数已是中国几座最大地铁中心设计运量的两三倍,而新建好的地铁站也很快就挤满了人。然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显示,政府预期城市化还会继续从乡野与农村地区吸取五亿人口。

抢在“财富窗口”关闭之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人口经历了一段多产时期,与苏联一样,生下十名子女的母亲被颂扬成民族英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婴儿潮,为中国增添了五亿多人口。那时候家庭虽然庞大,力量却比较小。随后的“文革”则导致老人从过去被尊崇的对象,变为必须加以批判的对象。

改革开放之后,传统家庭再次受到推崇,家庭也再度成为中国民众生活的核心。中国仍然缺乏全面的、全国性的社会福利制度来支持乡村与城市的老人,而家庭也必须花时间与金钱来扶养孩子和送他们上学。国家靠到外地工作的工人汇钱回家支持自己的家庭,从而间接支持自己的故乡。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期,中国家庭的纽带关系经常面对考验,因此媒体上反复强调,希望子女与父母能忠实于传统的家庭责任。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里,数亿老人要仰赖负担越来越重的年轻人口,一旦外出工作的年轻人抛弃传统家庭的义务,那些留在故乡的年老家人将面临遭到遗弃的危险。

中国政府投入所有心力,想在老龄化危机要关闭财富窗口前创造繁荣。中国发现自己承受着巨大压力,因为它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国家转变成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国家的过程,要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大国快得多。

而且中国转变的原因也不太一样。比较富有的亚洲与西欧国家(如日本及西班牙),它们的低出生率与中国相当,但家庭规模的缩小并非出于政策决定,而是别的因素。如繁荣、公共卫生的进步、城市化,以及女性的教育与就业,这些全是促成转变的关键。

其他高收入的亚洲国家不断尝试适应这种变迁,以免影响生活水平。以日本和韩国来说,它们的庞大基础建设投资,集中在让不断萎缩的劳动力的生产水平获得提升,方法是强化教育质量、向厂房引进更多自动化设备、提供各种项目让女性与老人参与,并且发展商业策略——例如让国内劳动力从事高薪工作,而将低价值工作外包给中国和越南之类低薪国家。

中国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它建造新城、造桥铺路、开发新区、投资新产业。这一切都是为了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全力发展经济的结果,使四亿以上的人民摆脱最贫穷的处境,也创造出一批规模与美国或西欧相当的中产阶层。

但这种发展模式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过去三十多年来,有2000万到3000万中国人首次参与劳动。往后二十年,每年大约会有250万人(绝大多数是年轻人)投入职场,政府必须为这些人找到就业岗位,不仅是为了目前的稳定,也是为了支持国家的未来。如果国家发展的速度够快,那么许多挑战将比较容易克服;如果经济遭到挫折,那么家庭将必须协助吸收更多的冲击。

到目前为止,面对中国高速发展的过程带来的压力,中国家庭在情感与义务的驱使下,确实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弹性与适应能力。

每当大型政治会议结束后,政府总会揭开未来的施政目标,这些目标充分说明,急速老龄化是中国面对的一项重大挑战:中国是否会在富起来之前就步入老龄化?中国过去几代人一直被马尔萨斯人口灾难的幽灵纠缠着,当时中国的执政者担心,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会导致生态灾难,进而让中国无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更不用说富足繁荣。

然而,当初忧心下采取的做法,却造成如今这个令人意外的难题。

少生四亿人 一把双刃剑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整体而言,这项政策非常成功地减少了儿童人口,使家庭与国家省下抚养的费用。1963年,中国每千人生育43名婴儿;1982年,这个数字降到22名;2003年,降至12名。平均而言,这40年间,每位中国母亲生育子女的数量从6名减少到1.4到1.9名。中国政府估计,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头30年,中国避免了增加四亿人口,这个数字是现在美国与墨西哥人口的总和。

2010年,中国几家政策机构,包括声誉卓著的上海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不约而同地建议应对生育禁令进行修正,要求在某些地区放宽限制,例如上海,上海的出生率实际上已远低于“一胎化”的要求。他们担心中国劳动力减少太快,而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将达到一个阶段,届时老年人数量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人口结构将会失衡,造成不稳定或难以反转的局面。

独生子女政策也可以精确地称为“四二一”家庭政策。在严格遵守政策的前提下,独生子女小时候会有两个父母与四个祖父母(外祖父母)来照顾他们。人们普遍的认知是,目前这个世代的中国孩子被亲人们给宠坏了。老一辈的评论家抱怨,这些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皇帝”要什么有什么。

2004年,一群瑞典与中国的流行病学家调查北京5600多名6岁以下儿童的BMI值(身体质量指数,又简称体重),这个年龄层的孩子十名有九名是独生子女,而且绝大多数由祖父母带大。专家发现,当祖父母负责煮饭给孙子女吃时,这些孩子通常会出现不健康的肥胖状态。理由之一是,祖父母们在年轻时忍饥挨饿,于是准备了大量的高糖、高脂肪食物给孩子。一位祖母对研究人员说:“我把娃儿养得白白胖胖,他的爸妈不能说我没尽力照顾。”

往后,当独生子女工作时,他/她会得到四名祖父母与两名父母的支持。由六名成人照顾一个孩子,几乎没什么负担,但反过来,当一名成年子女要支持六名老人时,可能会让他/她喘不过气。而在中国,法律要求子女必须赡养父母。

《上海日报》曾评论说,“虽然孝敬父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但这项传统日趋式微,越来越多人与父母分隔两地,他们忙到没有办法定期去探望父母。”

而在蓬勃发展的大连,一对老夫妇想出了解决问题的新招。当地报纸报道,有一对六十几岁、家境小康的林姓夫妇,每个月可领到4000元人民币的退休金。孩子们不来看他们,让他们觉得很孤单,这对夫妇于是跟两个儿子与一个女儿缔约,如果一个月至少能来看他们两次,可以拿到人民币1000元;如果能带孙子来,还有额外的奖金。

楼市狂飙“拯救”老龄化

当然,正是这样的“金字塔”构成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因为父母抚养的子女数较少,所以能更充分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当年轻人只打算生一或两个孩子时,他们就不需要急着生育。他们可以年轻时开始持续地工作,可以迁徙到中国各地,可以晚婚,可以把自己的孩子(一到两个)交给父母照顾,这些祖父母通常还够年轻,有能力担起照看孙子女的责任。

结果,中国工作年龄人口的就业率是全亚洲国家最高的。在繁荣时期,中国的工作年龄妇女(拥有世界最高的劳动参与率)会跟男人一样去找份工作。中国的就业统计显示,妇女已经接近充分就业,尽管数据可能有所偏差。

中国新一代的年轻工人阶级往往只领到极少的薪资,但身陷这种廉价处境的并非只有他们。从过去到现在,这些工人的雇主,以及购买他们所生产商品的全球消费者都很清楚,中国数亿名不领取报酬的祖父母的劳动为他们带来的好处。从过去到现在,这些祖父母持续为中国新雇用的劳动人口(同时还包括更漂泊不定的未被雇用的广大群众)承担绝大部分的家务。

为了改善家中的经济状况,很多中国人全家必须组织起来,年轻人到外地工作,老人则留在故乡照顾家里。这种强迫性的人口变迁,使中国经济获得极大的成功,但现在也变成中国最大的挑战。1.5亿中国人(等于全美劳动力的总和)构成了第一代工人,他们追随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背井离乡,而这批人2015年前后陆续退休。到了那个时候,1980年时20岁的女性,也将满55岁的退休年龄了。

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就形成了一种社会结构,使中国老人在新经济体制内成为无法受雇的一群。但是,这些老人在家中却可以被当作免费的服务者。

现代化的北京近来的一项奇迹,就是典型家庭生活空间的扩大。1980年之后,就中国整体而言,每人平均生活空间扩大了三倍之多。对于一些发展特别快速的城市新贵来说,他们增添的空间更是广大。只要朝窗外看看北京的天际线,便能了解是怎么回事。

北京2008年的人口是1700万,为1949年时的四倍,但它的面积与高度也多了四倍。垂直上升与水平蔓延使原本数代同居一室的家庭,现在可以住在多房的公寓里,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房间。

这波房地产狂飙热潮,使许多老人(虽然数量很多,但就整个中国来讲仍属少数人)得到史无前例让自己财富连翻数倍的机会。即使未来房地产市场退烧,房地产的价格也不可能回到原点,那些早期进入房市的投机者依然有利可图(除非他们过度使用资金杠杆)。

日本与韩国狂飙的楼市也创造出一批投资房市的老年人口,他们刚好赶上这波热潮;相较之下,年轻一辈则因未能进入市场而充满挫折、愤愤不平。这预示着中国年轻的一代很可能晚婚,而且更有可能与父母同住,如同日本与美国城市的年轻人一样。

中国绝大多数家庭还未达到这个阶段,房市中捷足先登的年老胜利者,已为自己的子女购买房产。但在日韩上演过的故事情景,某一天几乎一定会到来,可能再次剧烈改变那些因房地产繁荣而获利的中国家庭的生活。

作者泰德·菲什曼(Ted C. Fishman),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资深新闻工作者,现为芝加哥大学纽鲍尔学会研究员。译者黄煜文,台湾大学历史系硕士,现为专职译者,有译作《耶路撒冷三千年》等。本文节选自菲什曼所著《当世界又老又穷:全球老龄化大冲击》(三联书店2018年4月中文版),文字略有改动,转载已获授权。

只有公有制才能救中国 发表于  2019-01-12 10:51:09 30字 ( 0/189)

一个想法:对人类来说,富裕是个无底洞,或许会成为人类的陷阱。

未富先老?中国每年退休的人口或将超过投入劳动的人口

2019
01/12
07:17
中国经营报

导语:从2006年到2015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从一亿人增加到两亿人。今日,每十名中国工作人口有两名老年依赖人口,但到2050年,每十名工作人口就有六名老年依赖人口。

2009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1.67亿人。

2050年,预计中国60岁以上人口,4.38亿人。

在我们老年化新世界的核心地带,矗立着中国这个国家。为什么?日本与南欧国家的人们或许比中国更老,美国中心地区老龄化的工业劳动力,或许激励了企业将工作移往海外,而西方福利国家(包括美国)的负担,极可能对世界经济的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没有任何国家比中国更强烈感受到,老龄化世界带来的好处与挑战。中国为老龄化世界供应了全球企业渴求的年轻工人与消费者,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也是全世界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地区。

精力充沛的城市引领中国创造出璀璨的经济奇迹,这些城市不仅将中国年轻劳动力的能量与才华尽皆释放,也有系统地将好几个世代的工人(人数达7000万)抛在一旁。这些人绝大多数正值中年,他们在中国市场导向的新经济里被边缘化。

一场退休的“泥石流”

2010年1月,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在美国《外交政策》期刊发表了一篇令人吃惊的论文,针对中国的未来提出看法。福格尔预测:

“204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123万亿美元,或将近三倍于2000年全球的经济产出。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8.5万美元,预估将是欧盟的两倍以上,同时远比印度与日本的人均收入高……中国特大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将是法国人平均收入的两倍……中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40%)将使美国相形见绌。”

这是个大胆的预测。中国经济必须以每年18%的增长率,才能达到福格尔的估计数字,而这样的增长率已远远高出它曾出现过的历史高增长率。有关中国的主流预测,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看法较为接近。该基金会从全球投资银行、金融服务公司、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搜集资料,来描绘中国未来的图像。

卡内基基金会认为,中国经济将在2030年初左右与美国平起平坐,之后在2050年比美国高出两成。福格尔对中国的预测,甚至比中国政府或银行与投资基金提供的最乐观估计还高,这些投资机构往往为了吸引人们投资而故意夸大中国的前景。福格尔的观点因此成了许多经济学家与其他中国及西方智库人员的消遣题材,这些人密切注意中国老龄化人口的未来形貌,他们相信中国未来的发展有可能停滞甚至倒退。

但福格尔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却是其他预测者所忽略的。福格尔看见中国如何将教育资源投入年轻人身上,好让他们在越来越以科技挂帅的世界经济里成为高技术工人。他也看见中国如何运用资源,创造了数十座衔接新工业基础建设的大都市。

只要计算与中国人口相关的各项事实,得到的数字往往大得吓人。中国有13亿到16亿人口(数字不确定),因此拥有庞大的老年人口并不意外。2009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有1.67亿人,到了2050年,每三名中国人就有一人,也就是至少4.38亿人超过60岁。

如果这些超过60岁的老人自己组成一个国家,则将成为世界第三大国,仅次于印度与中国本身。每个老年年龄层都将出现剧烈变化。2008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不到7%,到了2050年将占中国人口的两成。

与其他许多老龄化国家一样,在老人数量增加的同时,中国的总人口也开始减少,转折点预计将在2035年。不过从2000年到2035年这段时期,中国将再增两亿到三亿的人口。而工作年龄人口(15岁到64岁)也将在21世纪中叶陡降。2008年,中国这一群体占总人口75%,但到了2050年,比例将减少到66%。

此外,中国人的寿命也会延长。目前他们的平均寿命约73岁,但较富裕的东部城市居民平均已能活到八十几岁,与最长寿的日本和南欧相比毫不逊色。到了21世纪中叶,全国平均寿命应该也会接近80岁。这意味着有更多的老人需要照顾,而支持他们的工作者却逐渐减少。这个转变正在快速进行之中。

到了60岁,几乎所有的中国劳动者都已从他们长期服务的公司或政府机构退休,以目前中国的年龄结构来看,显然正面临一场退休的泥石流。从2006年到2015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从一亿人增加到两亿人。今日,每十名中国工作人口有两名老年依赖人口,但到2050年,每十名工作人口就有六名老年依赖人口。

迁徙文化冲击“最大家庭”

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的人口变化:

“1975年,每六名中国儿童对应一名老人。到了2035年,情况居然变成了每一名儿童对应两名中国老人。从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中国增加了1.07亿工作年龄人口,但从2025年到2035年,估计工作年龄人口将只增加7900万人。”

我们可以再用别的方式来观察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到了2025年,中国人口占了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但65岁以上人口却占了全球的四分之一。

从一般的观光或商务旅行很难看出中国正在老龄化。在光鲜亮丽的大城市里,无论街头还是饭店,游客举目所及尽是年轻人。工厂与办公大楼似乎全挤满了年轻工人与上班族,感觉好像是一出演给外人看的戏。当然这些年轻人不是在演戏,他们确实创造出与真实脱节的景象。表面上看来,中国有着无穷无尽的年轻劳动力,但它老龄化速度极快,再过不久,中国每年退休的人口将会超过投入劳动的人口。

虽然上海与北京等地老龄化十分快速,它们仍比不上中国的贫困地区,那些穷乡僻壤里绝大多数能工作的年轻人,纷纷前往北京、上海与其他有更多机会的城市。到了2025年,中国许多贫困省份与城市,将比富足的省份与城市更加老龄化。

如位于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拥有3600万居民,其中1000万人住在省会哈尔滨,自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黑龙江省一直面临人口外移减少的问题。

亚洲的老龄化现象始于日本,但亚洲别的地区很快就迎头赶上,有一天日本可能反而会成为相对年轻的国家。到了2025年,黑龙江省居民的年龄中位数将超过51岁。而日本在2025年的年龄中位数将是50岁。黑龙江省经历的年龄曲线的增长率,足足是日本的两倍。

中国官方的日报每天紧盯着人口统计议题,有关人口方针的报道经常出现在最显眼的版面上。这是例行公事,但从中可以看到中国老年人口的持续成长,以及政府如何管理这个世上人口最多的“家庭”。

不过,另一种人口新闻也常常出现在官方报纸的头版头条:中国流动人口的命运。在市场经济时代,中国回到仰赖家庭提供支持的模式,由家人将积蓄全投入于供养年轻与年老的一代,从婴儿到曾祖父母。市场经济也让中国处于流动的状态,因而产生广泛的迁徙与移居文化。2010年,至少有两亿人为了谋生而远离故乡与家人,这使得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面临极大的考验。

很难想象,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仍处于初期阶段,而另一方面,年轻移民使用地铁的人数已是中国几座最大地铁中心设计运量的两三倍,而新建好的地铁站也很快就挤满了人。然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显示,政府预期城市化还会继续从乡野与农村地区吸取五亿人口。

抢在“财富窗口”关闭之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人口经历了一段多产时期,与苏联一样,生下十名子女的母亲被颂扬成民族英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婴儿潮,为中国增添了五亿多人口。那时候家庭虽然庞大,力量却比较小。随后的“文革”则导致老人从过去被尊崇的对象,变为必须加以批判的对象。

改革开放之后,传统家庭再次受到推崇,家庭也再度成为中国民众生活的核心。中国仍然缺乏全面的、全国性的社会福利制度来支持乡村与城市的老人,而家庭也必须花时间与金钱来扶养孩子和送他们上学。国家靠到外地工作的工人汇钱回家支持自己的家庭,从而间接支持自己的故乡。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期,中国家庭的纽带关系经常面对考验,因此媒体上反复强调,希望子女与父母能忠实于传统的家庭责任。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里,数亿老人要仰赖负担越来越重的年轻人口,一旦外出工作的年轻人抛弃传统家庭的义务,那些留在故乡的年老家人将面临遭到遗弃的危险。

中国政府投入所有心力,想在老龄化危机要关闭财富窗口前创造繁荣。中国发现自己承受着巨大压力,因为它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国家转变成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国家的过程,要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大国快得多。

而且中国转变的原因也不太一样。比较富有的亚洲与西欧国家(如日本及西班牙),它们的低出生率与中国相当,但家庭规模的缩小并非出于政策决定,而是别的因素。如繁荣、公共卫生的进步、城市化,以及女性的教育与就业,这些全是促成转变的关键。

其他高收入的亚洲国家不断尝试适应这种变迁,以免影响生活水平。以日本和韩国来说,它们的庞大基础建设投资,集中在让不断萎缩的劳动力的生产水平获得提升,方法是强化教育质量、向厂房引进更多自动化设备、提供各种项目让女性与老人参与,并且发展商业策略——例如让国内劳动力从事高薪工作,而将低价值工作外包给中国和越南之类低薪国家。

中国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它建造新城、造桥铺路、开发新区、投资新产业。这一切都是为了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全力发展经济的结果,使四亿以上的人民摆脱最贫穷的处境,也创造出一批规模与美国或西欧相当的中产阶层。

但这种发展模式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过去三十多年来,有2000万到3000万中国人首次参与劳动。往后二十年,每年大约会有250万人(绝大多数是年轻人)投入职场,政府必须为这些人找到就业岗位,不仅是为了目前的稳定,也是为了支持国家的未来。如果国家发展的速度够快,那么许多挑战将比较容易克服;如果经济遭到挫折,那么家庭将必须协助吸收更多的冲击。

到目前为止,面对中国高速发展的过程带来的压力,中国家庭在情感与义务的驱使下,确实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弹性与适应能力。

每当大型政治会议结束后,政府总会揭开未来的施政目标,这些目标充分说明,急速老龄化是中国面对的一项重大挑战:中国是否会在富起来之前就步入老龄化?中国过去几代人一直被马尔萨斯人口灾难的幽灵纠缠着,当时中国的执政者担心,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会导致生态灾难,进而让中国无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更不用说富足繁荣。

然而,当初忧心下采取的做法,却造成如今这个令人意外的难题。

少生四亿人 一把双刃剑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整体而言,这项政策非常成功地减少了儿童人口,使家庭与国家省下抚养的费用。1963年,中国每千人生育43名婴儿;1982年,这个数字降到22名;2003年,降至12名。平均而言,这40年间,每位中国母亲生育子女的数量从6名减少到1.4到1.9名。中国政府估计,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头30年,中国避免了增加四亿人口,这个数字是现在美国与墨西哥人口的总和。

2010年,中国几家政策机构,包括声誉卓著的上海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不约而同地建议应对生育禁令进行修正,要求在某些地区放宽限制,例如上海,上海的出生率实际上已远低于“一胎化”的要求。他们担心中国劳动力减少太快,而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将达到一个阶段,届时老年人数量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人口结构将会失衡,造成不稳定或难以反转的局面。

独生子女政策也可以精确地称为“四二一”家庭政策。在严格遵守政策的前提下,独生子女小时候会有两个父母与四个祖父母(外祖父母)来照顾他们。人们普遍的认知是,目前这个世代的中国孩子被亲人们给宠坏了。老一辈的评论家抱怨,这些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皇帝”要什么有什么。

2004年,一群瑞典与中国的流行病学家调查北京5600多名6岁以下儿童的BMI值(身体质量指数,又简称体重),这个年龄层的孩子十名有九名是独生子女,而且绝大多数由祖父母带大。专家发现,当祖父母负责煮饭给孙子女吃时,这些孩子通常会出现不健康的肥胖状态。理由之一是,祖父母们在年轻时忍饥挨饿,于是准备了大量的高糖、高脂肪食物给孩子。一位祖母对研究人员说:“我把娃儿养得白白胖胖,他的爸妈不能说我没尽力照顾。”

往后,当独生子女工作时,他/她会得到四名祖父母与两名父母的支持。由六名成人照顾一个孩子,几乎没什么负担,但反过来,当一名成年子女要支持六名老人时,可能会让他/她喘不过气。而在中国,法律要求子女必须赡养父母。

《上海日报》曾评论说,“虽然孝敬父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但这项传统日趋式微,越来越多人与父母分隔两地,他们忙到没有办法定期去探望父母。”

而在蓬勃发展的大连,一对老夫妇想出了解决问题的新招。当地报纸报道,有一对六十几岁、家境小康的林姓夫妇,每个月可领到4000元人民币的退休金。孩子们不来看他们,让他们觉得很孤单,这对夫妇于是跟两个儿子与一个女儿缔约,如果一个月至少能来看他们两次,可以拿到人民币1000元;如果能带孙子来,还有额外的奖金。

楼市狂飙“拯救”老龄化

当然,正是这样的“金字塔”构成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因为父母抚养的子女数较少,所以能更充分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当年轻人只打算生一或两个孩子时,他们就不需要急着生育。他们可以年轻时开始持续地工作,可以迁徙到中国各地,可以晚婚,可以把自己的孩子(一到两个)交给父母照顾,这些祖父母通常还够年轻,有能力担起照看孙子女的责任。

结果,中国工作年龄人口的就业率是全亚洲国家最高的。在繁荣时期,中国的工作年龄妇女(拥有世界最高的劳动参与率)会跟男人一样去找份工作。中国的就业统计显示,妇女已经接近充分就业,尽管数据可能有所偏差。

中国新一代的年轻工人阶级往往只领到极少的薪资,但身陷这种廉价处境的并非只有他们。从过去到现在,这些工人的雇主,以及购买他们所生产商品的全球消费者都很清楚,中国数亿名不领取报酬的祖父母的劳动为他们带来的好处。从过去到现在,这些祖父母持续为中国新雇用的劳动人口(同时还包括更漂泊不定的未被雇用的广大群众)承担绝大部分的家务。

为了改善家中的经济状况,很多中国人全家必须组织起来,年轻人到外地工作,老人则留在故乡照顾家里。这种强迫性的人口变迁,使中国经济获得极大的成功,但现在也变成中国最大的挑战。1.5亿中国人(等于全美劳动力的总和)构成了第一代工人,他们追随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背井离乡,而这批人2015年前后陆续退休。到了那个时候,1980年时20岁的女性,也将满55岁的退休年龄了。

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就形成了一种社会结构,使中国老人在新经济体制内成为无法受雇的一群。但是,这些老人在家中却可以被当作免费的服务者。

现代化的北京近来的一项奇迹,就是典型家庭生活空间的扩大。1980年之后,就中国整体而言,每人平均生活空间扩大了三倍之多。对于一些发展特别快速的城市新贵来说,他们增添的空间更是广大。只要朝窗外看看北京的天际线,便能了解是怎么回事。

北京2008年的人口是1700万,为1949年时的四倍,但它的面积与高度也多了四倍。垂直上升与水平蔓延使原本数代同居一室的家庭,现在可以住在多房的公寓里,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房间。

这波房地产狂飙热潮,使许多老人(虽然数量很多,但就整个中国来讲仍属少数人)得到史无前例让自己财富连翻数倍的机会。即使未来房地产市场退烧,房地产的价格也不可能回到原点,那些早期进入房市的投机者依然有利可图(除非他们过度使用资金杠杆)。

日本与韩国狂飙的楼市也创造出一批投资房市的老年人口,他们刚好赶上这波热潮;相较之下,年轻一辈则因未能进入市场而充满挫折、愤愤不平。这预示着中国年轻的一代很可能晚婚,而且更有可能与父母同住,如同日本与美国城市的年轻人一样。

中国绝大多数家庭还未达到这个阶段,房市中捷足先登的年老胜利者,已为自己的子女购买房产。但在日韩上演过的故事情景,某一天几乎一定会到来,可能再次剧烈改变那些因房地产繁荣而获利的中国家庭的生活。

作者泰德·菲什曼(Ted C. Fishman),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资深新闻工作者,现为芝加哥大学纽鲍尔学会研究员。译者黄煜文,台湾大学历史系硕士,现为专职译者,有译作《耶路撒冷三千年》等。本文节选自菲什曼所著《当世界又老又穷:全球老龄化大冲击》(三联书店2018年4月中文版),文字略有改动,转载已获授权。

老沉香 发表于  2019-01-12 11:15:24 57字 ( 0/157)

都什么话:“老年依赖人口”?中国的老年人,一多半是带孙子、做家务、甚至赚余热劳动力,如果社会需要,还可能付出更多。

未富先老?中国每年退休的人口或将超过投入劳动的人口

2019
01/12
07:17
中国经营报

导语:从2006年到2015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从一亿人增加到两亿人。今日,每十名中国工作人口有两名老年依赖人口,但到2050年,每十名工作人口就有六名老年依赖人口。

2009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1.67亿人。

2050年,预计中国60岁以上人口,4.38亿人。

在我们老年化新世界的核心地带,矗立着中国这个国家。为什么?日本与南欧国家的人们或许比中国更老,美国中心地区老龄化的工业劳动力,或许激励了企业将工作移往海外,而西方福利国家(包括美国)的负担,极可能对世界经济的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没有任何国家比中国更强烈感受到,老龄化世界带来的好处与挑战。中国为老龄化世界供应了全球企业渴求的年轻工人与消费者,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也是全世界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地区。

精力充沛的城市引领中国创造出璀璨的经济奇迹,这些城市不仅将中国年轻劳动力的能量与才华尽皆释放,也有系统地将好几个世代的工人(人数达7000万)抛在一旁。这些人绝大多数正值中年,他们在中国市场导向的新经济里被边缘化。

一场退休的“泥石流”

2010年1月,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在美国《外交政策》期刊发表了一篇令人吃惊的论文,针对中国的未来提出看法。福格尔预测:

“204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123万亿美元,或将近三倍于2000年全球的经济产出。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8.5万美元,预估将是欧盟的两倍以上,同时远比印度与日本的人均收入高……中国特大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将是法国人平均收入的两倍……中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40%)将使美国相形见绌。”

这是个大胆的预测。中国经济必须以每年18%的增长率,才能达到福格尔的估计数字,而这样的增长率已远远高出它曾出现过的历史高增长率。有关中国的主流预测,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看法较为接近。该基金会从全球投资银行、金融服务公司、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搜集资料,来描绘中国未来的图像。

卡内基基金会认为,中国经济将在2030年初左右与美国平起平坐,之后在2050年比美国高出两成。福格尔对中国的预测,甚至比中国政府或银行与投资基金提供的最乐观估计还高,这些投资机构往往为了吸引人们投资而故意夸大中国的前景。福格尔的观点因此成了许多经济学家与其他中国及西方智库人员的消遣题材,这些人密切注意中国老龄化人口的未来形貌,他们相信中国未来的发展有可能停滞甚至倒退。

但福格尔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却是其他预测者所忽略的。福格尔看见中国如何将教育资源投入年轻人身上,好让他们在越来越以科技挂帅的世界经济里成为高技术工人。他也看见中国如何运用资源,创造了数十座衔接新工业基础建设的大都市。

只要计算与中国人口相关的各项事实,得到的数字往往大得吓人。中国有13亿到16亿人口(数字不确定),因此拥有庞大的老年人口并不意外。2009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有1.67亿人,到了2050年,每三名中国人就有一人,也就是至少4.38亿人超过60岁。

如果这些超过60岁的老人自己组成一个国家,则将成为世界第三大国,仅次于印度与中国本身。每个老年年龄层都将出现剧烈变化。2008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不到7%,到了2050年将占中国人口的两成。

与其他许多老龄化国家一样,在老人数量增加的同时,中国的总人口也开始减少,转折点预计将在2035年。不过从2000年到2035年这段时期,中国将再增两亿到三亿的人口。而工作年龄人口(15岁到64岁)也将在21世纪中叶陡降。2008年,中国这一群体占总人口75%,但到了2050年,比例将减少到66%。

此外,中国人的寿命也会延长。目前他们的平均寿命约73岁,但较富裕的东部城市居民平均已能活到八十几岁,与最长寿的日本和南欧相比毫不逊色。到了21世纪中叶,全国平均寿命应该也会接近80岁。这意味着有更多的老人需要照顾,而支持他们的工作者却逐渐减少。这个转变正在快速进行之中。

到了60岁,几乎所有的中国劳动者都已从他们长期服务的公司或政府机构退休,以目前中国的年龄结构来看,显然正面临一场退休的泥石流。从2006年到2015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从一亿人增加到两亿人。今日,每十名中国工作人口有两名老年依赖人口,但到2050年,每十名工作人口就有六名老年依赖人口。

迁徙文化冲击“最大家庭”

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的人口变化:

“1975年,每六名中国儿童对应一名老人。到了2035年,情况居然变成了每一名儿童对应两名中国老人。从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中国增加了1.07亿工作年龄人口,但从2025年到2035年,估计工作年龄人口将只增加7900万人。”

我们可以再用别的方式来观察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到了2025年,中国人口占了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但65岁以上人口却占了全球的四分之一。

从一般的观光或商务旅行很难看出中国正在老龄化。在光鲜亮丽的大城市里,无论街头还是饭店,游客举目所及尽是年轻人。工厂与办公大楼似乎全挤满了年轻工人与上班族,感觉好像是一出演给外人看的戏。当然这些年轻人不是在演戏,他们确实创造出与真实脱节的景象。表面上看来,中国有着无穷无尽的年轻劳动力,但它老龄化速度极快,再过不久,中国每年退休的人口将会超过投入劳动的人口。

虽然上海与北京等地老龄化十分快速,它们仍比不上中国的贫困地区,那些穷乡僻壤里绝大多数能工作的年轻人,纷纷前往北京、上海与其他有更多机会的城市。到了2025年,中国许多贫困省份与城市,将比富足的省份与城市更加老龄化。

如位于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拥有3600万居民,其中1000万人住在省会哈尔滨,自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黑龙江省一直面临人口外移减少的问题。

亚洲的老龄化现象始于日本,但亚洲别的地区很快就迎头赶上,有一天日本可能反而会成为相对年轻的国家。到了2025年,黑龙江省居民的年龄中位数将超过51岁。而日本在2025年的年龄中位数将是50岁。黑龙江省经历的年龄曲线的增长率,足足是日本的两倍。

中国官方的日报每天紧盯着人口统计议题,有关人口方针的报道经常出现在最显眼的版面上。这是例行公事,但从中可以看到中国老年人口的持续成长,以及政府如何管理这个世上人口最多的“家庭”。

不过,另一种人口新闻也常常出现在官方报纸的头版头条:中国流动人口的命运。在市场经济时代,中国回到仰赖家庭提供支持的模式,由家人将积蓄全投入于供养年轻与年老的一代,从婴儿到曾祖父母。市场经济也让中国处于流动的状态,因而产生广泛的迁徙与移居文化。2010年,至少有两亿人为了谋生而远离故乡与家人,这使得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面临极大的考验。

很难想象,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仍处于初期阶段,而另一方面,年轻移民使用地铁的人数已是中国几座最大地铁中心设计运量的两三倍,而新建好的地铁站也很快就挤满了人。然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显示,政府预期城市化还会继续从乡野与农村地区吸取五亿人口。

抢在“财富窗口”关闭之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人口经历了一段多产时期,与苏联一样,生下十名子女的母亲被颂扬成民族英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婴儿潮,为中国增添了五亿多人口。那时候家庭虽然庞大,力量却比较小。随后的“文革”则导致老人从过去被尊崇的对象,变为必须加以批判的对象。

改革开放之后,传统家庭再次受到推崇,家庭也再度成为中国民众生活的核心。中国仍然缺乏全面的、全国性的社会福利制度来支持乡村与城市的老人,而家庭也必须花时间与金钱来扶养孩子和送他们上学。国家靠到外地工作的工人汇钱回家支持自己的家庭,从而间接支持自己的故乡。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期,中国家庭的纽带关系经常面对考验,因此媒体上反复强调,希望子女与父母能忠实于传统的家庭责任。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里,数亿老人要仰赖负担越来越重的年轻人口,一旦外出工作的年轻人抛弃传统家庭的义务,那些留在故乡的年老家人将面临遭到遗弃的危险。

中国政府投入所有心力,想在老龄化危机要关闭财富窗口前创造繁荣。中国发现自己承受着巨大压力,因为它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国家转变成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国家的过程,要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大国快得多。

而且中国转变的原因也不太一样。比较富有的亚洲与西欧国家(如日本及西班牙),它们的低出生率与中国相当,但家庭规模的缩小并非出于政策决定,而是别的因素。如繁荣、公共卫生的进步、城市化,以及女性的教育与就业,这些全是促成转变的关键。

其他高收入的亚洲国家不断尝试适应这种变迁,以免影响生活水平。以日本和韩国来说,它们的庞大基础建设投资,集中在让不断萎缩的劳动力的生产水平获得提升,方法是强化教育质量、向厂房引进更多自动化设备、提供各种项目让女性与老人参与,并且发展商业策略——例如让国内劳动力从事高薪工作,而将低价值工作外包给中国和越南之类低薪国家。

中国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它建造新城、造桥铺路、开发新区、投资新产业。这一切都是为了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全力发展经济的结果,使四亿以上的人民摆脱最贫穷的处境,也创造出一批规模与美国或西欧相当的中产阶层。

但这种发展模式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过去三十多年来,有2000万到3000万中国人首次参与劳动。往后二十年,每年大约会有250万人(绝大多数是年轻人)投入职场,政府必须为这些人找到就业岗位,不仅是为了目前的稳定,也是为了支持国家的未来。如果国家发展的速度够快,那么许多挑战将比较容易克服;如果经济遭到挫折,那么家庭将必须协助吸收更多的冲击。

到目前为止,面对中国高速发展的过程带来的压力,中国家庭在情感与义务的驱使下,确实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弹性与适应能力。

每当大型政治会议结束后,政府总会揭开未来的施政目标,这些目标充分说明,急速老龄化是中国面对的一项重大挑战:中国是否会在富起来之前就步入老龄化?中国过去几代人一直被马尔萨斯人口灾难的幽灵纠缠着,当时中国的执政者担心,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会导致生态灾难,进而让中国无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更不用说富足繁荣。

然而,当初忧心下采取的做法,却造成如今这个令人意外的难题。

少生四亿人 一把双刃剑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整体而言,这项政策非常成功地减少了儿童人口,使家庭与国家省下抚养的费用。1963年,中国每千人生育43名婴儿;1982年,这个数字降到22名;2003年,降至12名。平均而言,这40年间,每位中国母亲生育子女的数量从6名减少到1.4到1.9名。中国政府估计,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头30年,中国避免了增加四亿人口,这个数字是现在美国与墨西哥人口的总和。

2010年,中国几家政策机构,包括声誉卓著的上海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不约而同地建议应对生育禁令进行修正,要求在某些地区放宽限制,例如上海,上海的出生率实际上已远低于“一胎化”的要求。他们担心中国劳动力减少太快,而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将达到一个阶段,届时老年人数量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人口结构将会失衡,造成不稳定或难以反转的局面。

独生子女政策也可以精确地称为“四二一”家庭政策。在严格遵守政策的前提下,独生子女小时候会有两个父母与四个祖父母(外祖父母)来照顾他们。人们普遍的认知是,目前这个世代的中国孩子被亲人们给宠坏了。老一辈的评论家抱怨,这些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皇帝”要什么有什么。

2004年,一群瑞典与中国的流行病学家调查北京5600多名6岁以下儿童的BMI值(身体质量指数,又简称体重),这个年龄层的孩子十名有九名是独生子女,而且绝大多数由祖父母带大。专家发现,当祖父母负责煮饭给孙子女吃时,这些孩子通常会出现不健康的肥胖状态。理由之一是,祖父母们在年轻时忍饥挨饿,于是准备了大量的高糖、高脂肪食物给孩子。一位祖母对研究人员说:“我把娃儿养得白白胖胖,他的爸妈不能说我没尽力照顾。”

往后,当独生子女工作时,他/她会得到四名祖父母与两名父母的支持。由六名成人照顾一个孩子,几乎没什么负担,但反过来,当一名成年子女要支持六名老人时,可能会让他/她喘不过气。而在中国,法律要求子女必须赡养父母。

《上海日报》曾评论说,“虽然孝敬父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但这项传统日趋式微,越来越多人与父母分隔两地,他们忙到没有办法定期去探望父母。”

而在蓬勃发展的大连,一对老夫妇想出了解决问题的新招。当地报纸报道,有一对六十几岁、家境小康的林姓夫妇,每个月可领到4000元人民币的退休金。孩子们不来看他们,让他们觉得很孤单,这对夫妇于是跟两个儿子与一个女儿缔约,如果一个月至少能来看他们两次,可以拿到人民币1000元;如果能带孙子来,还有额外的奖金。

楼市狂飙“拯救”老龄化

当然,正是这样的“金字塔”构成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因为父母抚养的子女数较少,所以能更充分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当年轻人只打算生一或两个孩子时,他们就不需要急着生育。他们可以年轻时开始持续地工作,可以迁徙到中国各地,可以晚婚,可以把自己的孩子(一到两个)交给父母照顾,这些祖父母通常还够年轻,有能力担起照看孙子女的责任。

结果,中国工作年龄人口的就业率是全亚洲国家最高的。在繁荣时期,中国的工作年龄妇女(拥有世界最高的劳动参与率)会跟男人一样去找份工作。中国的就业统计显示,妇女已经接近充分就业,尽管数据可能有所偏差。

中国新一代的年轻工人阶级往往只领到极少的薪资,但身陷这种廉价处境的并非只有他们。从过去到现在,这些工人的雇主,以及购买他们所生产商品的全球消费者都很清楚,中国数亿名不领取报酬的祖父母的劳动为他们带来的好处。从过去到现在,这些祖父母持续为中国新雇用的劳动人口(同时还包括更漂泊不定的未被雇用的广大群众)承担绝大部分的家务。

为了改善家中的经济状况,很多中国人全家必须组织起来,年轻人到外地工作,老人则留在故乡照顾家里。这种强迫性的人口变迁,使中国经济获得极大的成功,但现在也变成中国最大的挑战。1.5亿中国人(等于全美劳动力的总和)构成了第一代工人,他们追随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背井离乡,而这批人2015年前后陆续退休。到了那个时候,1980年时20岁的女性,也将满55岁的退休年龄了。

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就形成了一种社会结构,使中国老人在新经济体制内成为无法受雇的一群。但是,这些老人在家中却可以被当作免费的服务者。

现代化的北京近来的一项奇迹,就是典型家庭生活空间的扩大。1980年之后,就中国整体而言,每人平均生活空间扩大了三倍之多。对于一些发展特别快速的城市新贵来说,他们增添的空间更是广大。只要朝窗外看看北京的天际线,便能了解是怎么回事。

北京2008年的人口是1700万,为1949年时的四倍,但它的面积与高度也多了四倍。垂直上升与水平蔓延使原本数代同居一室的家庭,现在可以住在多房的公寓里,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房间。

这波房地产狂飙热潮,使许多老人(虽然数量很多,但就整个中国来讲仍属少数人)得到史无前例让自己财富连翻数倍的机会。即使未来房地产市场退烧,房地产的价格也不可能回到原点,那些早期进入房市的投机者依然有利可图(除非他们过度使用资金杠杆)。

日本与韩国狂飙的楼市也创造出一批投资房市的老年人口,他们刚好赶上这波热潮;相较之下,年轻一辈则因未能进入市场而充满挫折、愤愤不平。这预示着中国年轻的一代很可能晚婚,而且更有可能与父母同住,如同日本与美国城市的年轻人一样。

中国绝大多数家庭还未达到这个阶段,房市中捷足先登的年老胜利者,已为自己的子女购买房产。但在日韩上演过的故事情景,某一天几乎一定会到来,可能再次剧烈改变那些因房地产繁荣而获利的中国家庭的生活。

作者泰德·菲什曼(Ted C. Fishman),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资深新闻工作者,现为芝加哥大学纽鲍尔学会研究员。译者黄煜文,台湾大学历史系硕士,现为专职译者,有译作《耶路撒冷三千年》等。本文节选自菲什曼所著《当世界又老又穷:全球老龄化大冲击》(三联书店2018年4月中文版),文字略有改动,转载已获授权。

一天两包烟 发表于  2019-01-12 12:51:28 48字 ( 0/183)

中华民族的发展提前到达其在世界历史过程的顶峰。中国将成为白人,印度和穆斯林之后的世界第四大种群。

未富先老?中国每年退休的人口或将超过投入劳动的人口

2019
01/12
07:17
中国经营报

导语:从2006年到2015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从一亿人增加到两亿人。今日,每十名中国工作人口有两名老年依赖人口,但到2050年,每十名工作人口就有六名老年依赖人口。

2009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1.67亿人。

2050年,预计中国60岁以上人口,4.38亿人。

在我们老年化新世界的核心地带,矗立着中国这个国家。为什么?日本与南欧国家的人们或许比中国更老,美国中心地区老龄化的工业劳动力,或许激励了企业将工作移往海外,而西方福利国家(包括美国)的负担,极可能对世界经济的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没有任何国家比中国更强烈感受到,老龄化世界带来的好处与挑战。中国为老龄化世界供应了全球企业渴求的年轻工人与消费者,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也是全世界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地区。

精力充沛的城市引领中国创造出璀璨的经济奇迹,这些城市不仅将中国年轻劳动力的能量与才华尽皆释放,也有系统地将好几个世代的工人(人数达7000万)抛在一旁。这些人绝大多数正值中年,他们在中国市场导向的新经济里被边缘化。

一场退休的“泥石流”

2010年1月,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在美国《外交政策》期刊发表了一篇令人吃惊的论文,针对中国的未来提出看法。福格尔预测:

“204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123万亿美元,或将近三倍于2000年全球的经济产出。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8.5万美元,预估将是欧盟的两倍以上,同时远比印度与日本的人均收入高……中国特大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将是法国人平均收入的两倍……中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40%)将使美国相形见绌。”

这是个大胆的预测。中国经济必须以每年18%的增长率,才能达到福格尔的估计数字,而这样的增长率已远远高出它曾出现过的历史高增长率。有关中国的主流预测,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看法较为接近。该基金会从全球投资银行、金融服务公司、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搜集资料,来描绘中国未来的图像。

卡内基基金会认为,中国经济将在2030年初左右与美国平起平坐,之后在2050年比美国高出两成。福格尔对中国的预测,甚至比中国政府或银行与投资基金提供的最乐观估计还高,这些投资机构往往为了吸引人们投资而故意夸大中国的前景。福格尔的观点因此成了许多经济学家与其他中国及西方智库人员的消遣题材,这些人密切注意中国老龄化人口的未来形貌,他们相信中国未来的发展有可能停滞甚至倒退。

但福格尔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却是其他预测者所忽略的。福格尔看见中国如何将教育资源投入年轻人身上,好让他们在越来越以科技挂帅的世界经济里成为高技术工人。他也看见中国如何运用资源,创造了数十座衔接新工业基础建设的大都市。

只要计算与中国人口相关的各项事实,得到的数字往往大得吓人。中国有13亿到16亿人口(数字不确定),因此拥有庞大的老年人口并不意外。2009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有1.67亿人,到了2050年,每三名中国人就有一人,也就是至少4.38亿人超过60岁。

如果这些超过60岁的老人自己组成一个国家,则将成为世界第三大国,仅次于印度与中国本身。每个老年年龄层都将出现剧烈变化。2008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不到7%,到了2050年将占中国人口的两成。

与其他许多老龄化国家一样,在老人数量增加的同时,中国的总人口也开始减少,转折点预计将在2035年。不过从2000年到2035年这段时期,中国将再增两亿到三亿的人口。而工作年龄人口(15岁到64岁)也将在21世纪中叶陡降。2008年,中国这一群体占总人口75%,但到了2050年,比例将减少到66%。

此外,中国人的寿命也会延长。目前他们的平均寿命约73岁,但较富裕的东部城市居民平均已能活到八十几岁,与最长寿的日本和南欧相比毫不逊色。到了21世纪中叶,全国平均寿命应该也会接近80岁。这意味着有更多的老人需要照顾,而支持他们的工作者却逐渐减少。这个转变正在快速进行之中。

到了60岁,几乎所有的中国劳动者都已从他们长期服务的公司或政府机构退休,以目前中国的年龄结构来看,显然正面临一场退休的泥石流。从2006年到2015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从一亿人增加到两亿人。今日,每十名中国工作人口有两名老年依赖人口,但到2050年,每十名工作人口就有六名老年依赖人口。

迁徙文化冲击“最大家庭”

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的人口变化:

“1975年,每六名中国儿童对应一名老人。到了2035年,情况居然变成了每一名儿童对应两名中国老人。从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中国增加了1.07亿工作年龄人口,但从2025年到2035年,估计工作年龄人口将只增加7900万人。”

我们可以再用别的方式来观察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到了2025年,中国人口占了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但65岁以上人口却占了全球的四分之一。

从一般的观光或商务旅行很难看出中国正在老龄化。在光鲜亮丽的大城市里,无论街头还是饭店,游客举目所及尽是年轻人。工厂与办公大楼似乎全挤满了年轻工人与上班族,感觉好像是一出演给外人看的戏。当然这些年轻人不是在演戏,他们确实创造出与真实脱节的景象。表面上看来,中国有着无穷无尽的年轻劳动力,但它老龄化速度极快,再过不久,中国每年退休的人口将会超过投入劳动的人口。

虽然上海与北京等地老龄化十分快速,它们仍比不上中国的贫困地区,那些穷乡僻壤里绝大多数能工作的年轻人,纷纷前往北京、上海与其他有更多机会的城市。到了2025年,中国许多贫困省份与城市,将比富足的省份与城市更加老龄化。

如位于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拥有3600万居民,其中1000万人住在省会哈尔滨,自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黑龙江省一直面临人口外移减少的问题。

亚洲的老龄化现象始于日本,但亚洲别的地区很快就迎头赶上,有一天日本可能反而会成为相对年轻的国家。到了2025年,黑龙江省居民的年龄中位数将超过51岁。而日本在2025年的年龄中位数将是50岁。黑龙江省经历的年龄曲线的增长率,足足是日本的两倍。

中国官方的日报每天紧盯着人口统计议题,有关人口方针的报道经常出现在最显眼的版面上。这是例行公事,但从中可以看到中国老年人口的持续成长,以及政府如何管理这个世上人口最多的“家庭”。

不过,另一种人口新闻也常常出现在官方报纸的头版头条:中国流动人口的命运。在市场经济时代,中国回到仰赖家庭提供支持的模式,由家人将积蓄全投入于供养年轻与年老的一代,从婴儿到曾祖父母。市场经济也让中国处于流动的状态,因而产生广泛的迁徙与移居文化。2010年,至少有两亿人为了谋生而远离故乡与家人,这使得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面临极大的考验。

很难想象,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仍处于初期阶段,而另一方面,年轻移民使用地铁的人数已是中国几座最大地铁中心设计运量的两三倍,而新建好的地铁站也很快就挤满了人。然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显示,政府预期城市化还会继续从乡野与农村地区吸取五亿人口。

抢在“财富窗口”关闭之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人口经历了一段多产时期,与苏联一样,生下十名子女的母亲被颂扬成民族英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婴儿潮,为中国增添了五亿多人口。那时候家庭虽然庞大,力量却比较小。随后的“文革”则导致老人从过去被尊崇的对象,变为必须加以批判的对象。

改革开放之后,传统家庭再次受到推崇,家庭也再度成为中国民众生活的核心。中国仍然缺乏全面的、全国性的社会福利制度来支持乡村与城市的老人,而家庭也必须花时间与金钱来扶养孩子和送他们上学。国家靠到外地工作的工人汇钱回家支持自己的家庭,从而间接支持自己的故乡。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期,中国家庭的纽带关系经常面对考验,因此媒体上反复强调,希望子女与父母能忠实于传统的家庭责任。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里,数亿老人要仰赖负担越来越重的年轻人口,一旦外出工作的年轻人抛弃传统家庭的义务,那些留在故乡的年老家人将面临遭到遗弃的危险。

中国政府投入所有心力,想在老龄化危机要关闭财富窗口前创造繁荣。中国发现自己承受着巨大压力,因为它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国家转变成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国家的过程,要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大国快得多。

而且中国转变的原因也不太一样。比较富有的亚洲与西欧国家(如日本及西班牙),它们的低出生率与中国相当,但家庭规模的缩小并非出于政策决定,而是别的因素。如繁荣、公共卫生的进步、城市化,以及女性的教育与就业,这些全是促成转变的关键。

其他高收入的亚洲国家不断尝试适应这种变迁,以免影响生活水平。以日本和韩国来说,它们的庞大基础建设投资,集中在让不断萎缩的劳动力的生产水平获得提升,方法是强化教育质量、向厂房引进更多自动化设备、提供各种项目让女性与老人参与,并且发展商业策略——例如让国内劳动力从事高薪工作,而将低价值工作外包给中国和越南之类低薪国家。

中国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它建造新城、造桥铺路、开发新区、投资新产业。这一切都是为了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全力发展经济的结果,使四亿以上的人民摆脱最贫穷的处境,也创造出一批规模与美国或西欧相当的中产阶层。

但这种发展模式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过去三十多年来,有2000万到3000万中国人首次参与劳动。往后二十年,每年大约会有250万人(绝大多数是年轻人)投入职场,政府必须为这些人找到就业岗位,不仅是为了目前的稳定,也是为了支持国家的未来。如果国家发展的速度够快,那么许多挑战将比较容易克服;如果经济遭到挫折,那么家庭将必须协助吸收更多的冲击。

到目前为止,面对中国高速发展的过程带来的压力,中国家庭在情感与义务的驱使下,确实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弹性与适应能力。

每当大型政治会议结束后,政府总会揭开未来的施政目标,这些目标充分说明,急速老龄化是中国面对的一项重大挑战:中国是否会在富起来之前就步入老龄化?中国过去几代人一直被马尔萨斯人口灾难的幽灵纠缠着,当时中国的执政者担心,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会导致生态灾难,进而让中国无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更不用说富足繁荣。

然而,当初忧心下采取的做法,却造成如今这个令人意外的难题。

少生四亿人 一把双刃剑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整体而言,这项政策非常成功地减少了儿童人口,使家庭与国家省下抚养的费用。1963年,中国每千人生育43名婴儿;1982年,这个数字降到22名;2003年,降至12名。平均而言,这40年间,每位中国母亲生育子女的数量从6名减少到1.4到1.9名。中国政府估计,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头30年,中国避免了增加四亿人口,这个数字是现在美国与墨西哥人口的总和。

2010年,中国几家政策机构,包括声誉卓著的上海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不约而同地建议应对生育禁令进行修正,要求在某些地区放宽限制,例如上海,上海的出生率实际上已远低于“一胎化”的要求。他们担心中国劳动力减少太快,而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将达到一个阶段,届时老年人数量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人口结构将会失衡,造成不稳定或难以反转的局面。

独生子女政策也可以精确地称为“四二一”家庭政策。在严格遵守政策的前提下,独生子女小时候会有两个父母与四个祖父母(外祖父母)来照顾他们。人们普遍的认知是,目前这个世代的中国孩子被亲人们给宠坏了。老一辈的评论家抱怨,这些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皇帝”要什么有什么。

2004年,一群瑞典与中国的流行病学家调查北京5600多名6岁以下儿童的BMI值(身体质量指数,又简称体重),这个年龄层的孩子十名有九名是独生子女,而且绝大多数由祖父母带大。专家发现,当祖父母负责煮饭给孙子女吃时,这些孩子通常会出现不健康的肥胖状态。理由之一是,祖父母们在年轻时忍饥挨饿,于是准备了大量的高糖、高脂肪食物给孩子。一位祖母对研究人员说:“我把娃儿养得白白胖胖,他的爸妈不能说我没尽力照顾。”

往后,当独生子女工作时,他/她会得到四名祖父母与两名父母的支持。由六名成人照顾一个孩子,几乎没什么负担,但反过来,当一名成年子女要支持六名老人时,可能会让他/她喘不过气。而在中国,法律要求子女必须赡养父母。

《上海日报》曾评论说,“虽然孝敬父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但这项传统日趋式微,越来越多人与父母分隔两地,他们忙到没有办法定期去探望父母。”

而在蓬勃发展的大连,一对老夫妇想出了解决问题的新招。当地报纸报道,有一对六十几岁、家境小康的林姓夫妇,每个月可领到4000元人民币的退休金。孩子们不来看他们,让他们觉得很孤单,这对夫妇于是跟两个儿子与一个女儿缔约,如果一个月至少能来看他们两次,可以拿到人民币1000元;如果能带孙子来,还有额外的奖金。

楼市狂飙“拯救”老龄化

当然,正是这样的“金字塔”构成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因为父母抚养的子女数较少,所以能更充分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当年轻人只打算生一或两个孩子时,他们就不需要急着生育。他们可以年轻时开始持续地工作,可以迁徙到中国各地,可以晚婚,可以把自己的孩子(一到两个)交给父母照顾,这些祖父母通常还够年轻,有能力担起照看孙子女的责任。

结果,中国工作年龄人口的就业率是全亚洲国家最高的。在繁荣时期,中国的工作年龄妇女(拥有世界最高的劳动参与率)会跟男人一样去找份工作。中国的就业统计显示,妇女已经接近充分就业,尽管数据可能有所偏差。

中国新一代的年轻工人阶级往往只领到极少的薪资,但身陷这种廉价处境的并非只有他们。从过去到现在,这些工人的雇主,以及购买他们所生产商品的全球消费者都很清楚,中国数亿名不领取报酬的祖父母的劳动为他们带来的好处。从过去到现在,这些祖父母持续为中国新雇用的劳动人口(同时还包括更漂泊不定的未被雇用的广大群众)承担绝大部分的家务。

为了改善家中的经济状况,很多中国人全家必须组织起来,年轻人到外地工作,老人则留在故乡照顾家里。这种强迫性的人口变迁,使中国经济获得极大的成功,但现在也变成中国最大的挑战。1.5亿中国人(等于全美劳动力的总和)构成了第一代工人,他们追随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背井离乡,而这批人2015年前后陆续退休。到了那个时候,1980年时20岁的女性,也将满55岁的退休年龄了。

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就形成了一种社会结构,使中国老人在新经济体制内成为无法受雇的一群。但是,这些老人在家中却可以被当作免费的服务者。

现代化的北京近来的一项奇迹,就是典型家庭生活空间的扩大。1980年之后,就中国整体而言,每人平均生活空间扩大了三倍之多。对于一些发展特别快速的城市新贵来说,他们增添的空间更是广大。只要朝窗外看看北京的天际线,便能了解是怎么回事。

北京2008年的人口是1700万,为1949年时的四倍,但它的面积与高度也多了四倍。垂直上升与水平蔓延使原本数代同居一室的家庭,现在可以住在多房的公寓里,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房间。

这波房地产狂飙热潮,使许多老人(虽然数量很多,但就整个中国来讲仍属少数人)得到史无前例让自己财富连翻数倍的机会。即使未来房地产市场退烧,房地产的价格也不可能回到原点,那些早期进入房市的投机者依然有利可图(除非他们过度使用资金杠杆)。

日本与韩国狂飙的楼市也创造出一批投资房市的老年人口,他们刚好赶上这波热潮;相较之下,年轻一辈则因未能进入市场而充满挫折、愤愤不平。这预示着中国年轻的一代很可能晚婚,而且更有可能与父母同住,如同日本与美国城市的年轻人一样。

中国绝大多数家庭还未达到这个阶段,房市中捷足先登的年老胜利者,已为自己的子女购买房产。但在日韩上演过的故事情景,某一天几乎一定会到来,可能再次剧烈改变那些因房地产繁荣而获利的中国家庭的生活。

作者泰德·菲什曼(Ted C. Fishman),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资深新闻工作者,现为芝加哥大学纽鲍尔学会研究员。译者黄煜文,台湾大学历史系硕士,现为专职译者,有译作《耶路撒冷三千年》等。本文节选自菲什曼所著《当世界又老又穷:全球老龄化大冲击》(三联书店2018年4月中文版),文字略有改动,转载已获授权。

我为什么这么贱 发表于  2019-01-12 13:22:25 11字 ( 0/160)

理想社会,何时能实现?

未富先老?中国每年退休的人口或将超过投入劳动的人口

2019
01/12
07:17
中国经营报

导语:从2006年到2015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从一亿人增加到两亿人。今日,每十名中国工作人口有两名老年依赖人口,但到2050年,每十名工作人口就有六名老年依赖人口。

2009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1.67亿人。

2050年,预计中国60岁以上人口,4.38亿人。

在我们老年化新世界的核心地带,矗立着中国这个国家。为什么?日本与南欧国家的人们或许比中国更老,美国中心地区老龄化的工业劳动力,或许激励了企业将工作移往海外,而西方福利国家(包括美国)的负担,极可能对世界经济的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没有任何国家比中国更强烈感受到,老龄化世界带来的好处与挑战。中国为老龄化世界供应了全球企业渴求的年轻工人与消费者,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也是全世界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地区。

精力充沛的城市引领中国创造出璀璨的经济奇迹,这些城市不仅将中国年轻劳动力的能量与才华尽皆释放,也有系统地将好几个世代的工人(人数达7000万)抛在一旁。这些人绝大多数正值中年,他们在中国市场导向的新经济里被边缘化。

一场退休的“泥石流”

2010年1月,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在美国《外交政策》期刊发表了一篇令人吃惊的论文,针对中国的未来提出看法。福格尔预测:

“204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123万亿美元,或将近三倍于2000年全球的经济产出。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8.5万美元,预估将是欧盟的两倍以上,同时远比印度与日本的人均收入高……中国特大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将是法国人平均收入的两倍……中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40%)将使美国相形见绌。”

这是个大胆的预测。中国经济必须以每年18%的增长率,才能达到福格尔的估计数字,而这样的增长率已远远高出它曾出现过的历史高增长率。有关中国的主流预测,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看法较为接近。该基金会从全球投资银行、金融服务公司、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搜集资料,来描绘中国未来的图像。

卡内基基金会认为,中国经济将在2030年初左右与美国平起平坐,之后在2050年比美国高出两成。福格尔对中国的预测,甚至比中国政府或银行与投资基金提供的最乐观估计还高,这些投资机构往往为了吸引人们投资而故意夸大中国的前景。福格尔的观点因此成了许多经济学家与其他中国及西方智库人员的消遣题材,这些人密切注意中国老龄化人口的未来形貌,他们相信中国未来的发展有可能停滞甚至倒退。

但福格尔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却是其他预测者所忽略的。福格尔看见中国如何将教育资源投入年轻人身上,好让他们在越来越以科技挂帅的世界经济里成为高技术工人。他也看见中国如何运用资源,创造了数十座衔接新工业基础建设的大都市。

只要计算与中国人口相关的各项事实,得到的数字往往大得吓人。中国有13亿到16亿人口(数字不确定),因此拥有庞大的老年人口并不意外。2009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有1.67亿人,到了2050年,每三名中国人就有一人,也就是至少4.38亿人超过60岁。

如果这些超过60岁的老人自己组成一个国家,则将成为世界第三大国,仅次于印度与中国本身。每个老年年龄层都将出现剧烈变化。2008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不到7%,到了2050年将占中国人口的两成。

与其他许多老龄化国家一样,在老人数量增加的同时,中国的总人口也开始减少,转折点预计将在2035年。不过从2000年到2035年这段时期,中国将再增两亿到三亿的人口。而工作年龄人口(15岁到64岁)也将在21世纪中叶陡降。2008年,中国这一群体占总人口75%,但到了2050年,比例将减少到66%。

此外,中国人的寿命也会延长。目前他们的平均寿命约73岁,但较富裕的东部城市居民平均已能活到八十几岁,与最长寿的日本和南欧相比毫不逊色。到了21世纪中叶,全国平均寿命应该也会接近80岁。这意味着有更多的老人需要照顾,而支持他们的工作者却逐渐减少。这个转变正在快速进行之中。

到了60岁,几乎所有的中国劳动者都已从他们长期服务的公司或政府机构退休,以目前中国的年龄结构来看,显然正面临一场退休的泥石流。从2006年到2015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从一亿人增加到两亿人。今日,每十名中国工作人口有两名老年依赖人口,但到2050年,每十名工作人口就有六名老年依赖人口。

迁徙文化冲击“最大家庭”

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的人口变化:

“1975年,每六名中国儿童对应一名老人。到了2035年,情况居然变成了每一名儿童对应两名中国老人。从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中国增加了1.07亿工作年龄人口,但从2025年到2035年,估计工作年龄人口将只增加7900万人。”

我们可以再用别的方式来观察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到了2025年,中国人口占了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但65岁以上人口却占了全球的四分之一。

从一般的观光或商务旅行很难看出中国正在老龄化。在光鲜亮丽的大城市里,无论街头还是饭店,游客举目所及尽是年轻人。工厂与办公大楼似乎全挤满了年轻工人与上班族,感觉好像是一出演给外人看的戏。当然这些年轻人不是在演戏,他们确实创造出与真实脱节的景象。表面上看来,中国有着无穷无尽的年轻劳动力,但它老龄化速度极快,再过不久,中国每年退休的人口将会超过投入劳动的人口。

虽然上海与北京等地老龄化十分快速,它们仍比不上中国的贫困地区,那些穷乡僻壤里绝大多数能工作的年轻人,纷纷前往北京、上海与其他有更多机会的城市。到了2025年,中国许多贫困省份与城市,将比富足的省份与城市更加老龄化。

如位于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拥有3600万居民,其中1000万人住在省会哈尔滨,自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黑龙江省一直面临人口外移减少的问题。

亚洲的老龄化现象始于日本,但亚洲别的地区很快就迎头赶上,有一天日本可能反而会成为相对年轻的国家。到了2025年,黑龙江省居民的年龄中位数将超过51岁。而日本在2025年的年龄中位数将是50岁。黑龙江省经历的年龄曲线的增长率,足足是日本的两倍。

中国官方的日报每天紧盯着人口统计议题,有关人口方针的报道经常出现在最显眼的版面上。这是例行公事,但从中可以看到中国老年人口的持续成长,以及政府如何管理这个世上人口最多的“家庭”。

不过,另一种人口新闻也常常出现在官方报纸的头版头条:中国流动人口的命运。在市场经济时代,中国回到仰赖家庭提供支持的模式,由家人将积蓄全投入于供养年轻与年老的一代,从婴儿到曾祖父母。市场经济也让中国处于流动的状态,因而产生广泛的迁徙与移居文化。2010年,至少有两亿人为了谋生而远离故乡与家人,这使得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面临极大的考验。

很难想象,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仍处于初期阶段,而另一方面,年轻移民使用地铁的人数已是中国几座最大地铁中心设计运量的两三倍,而新建好的地铁站也很快就挤满了人。然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显示,政府预期城市化还会继续从乡野与农村地区吸取五亿人口。

抢在“财富窗口”关闭之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人口经历了一段多产时期,与苏联一样,生下十名子女的母亲被颂扬成民族英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婴儿潮,为中国增添了五亿多人口。那时候家庭虽然庞大,力量却比较小。随后的“文革”则导致老人从过去被尊崇的对象,变为必须加以批判的对象。

改革开放之后,传统家庭再次受到推崇,家庭也再度成为中国民众生活的核心。中国仍然缺乏全面的、全国性的社会福利制度来支持乡村与城市的老人,而家庭也必须花时间与金钱来扶养孩子和送他们上学。国家靠到外地工作的工人汇钱回家支持自己的家庭,从而间接支持自己的故乡。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期,中国家庭的纽带关系经常面对考验,因此媒体上反复强调,希望子女与父母能忠实于传统的家庭责任。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里,数亿老人要仰赖负担越来越重的年轻人口,一旦外出工作的年轻人抛弃传统家庭的义务,那些留在故乡的年老家人将面临遭到遗弃的危险。

中国政府投入所有心力,想在老龄化危机要关闭财富窗口前创造繁荣。中国发现自己承受着巨大压力,因为它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国家转变成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国家的过程,要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大国快得多。

而且中国转变的原因也不太一样。比较富有的亚洲与西欧国家(如日本及西班牙),它们的低出生率与中国相当,但家庭规模的缩小并非出于政策决定,而是别的因素。如繁荣、公共卫生的进步、城市化,以及女性的教育与就业,这些全是促成转变的关键。

其他高收入的亚洲国家不断尝试适应这种变迁,以免影响生活水平。以日本和韩国来说,它们的庞大基础建设投资,集中在让不断萎缩的劳动力的生产水平获得提升,方法是强化教育质量、向厂房引进更多自动化设备、提供各种项目让女性与老人参与,并且发展商业策略——例如让国内劳动力从事高薪工作,而将低价值工作外包给中国和越南之类低薪国家。

中国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它建造新城、造桥铺路、开发新区、投资新产业。这一切都是为了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全力发展经济的结果,使四亿以上的人民摆脱最贫穷的处境,也创造出一批规模与美国或西欧相当的中产阶层。

但这种发展模式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过去三十多年来,有2000万到3000万中国人首次参与劳动。往后二十年,每年大约会有250万人(绝大多数是年轻人)投入职场,政府必须为这些人找到就业岗位,不仅是为了目前的稳定,也是为了支持国家的未来。如果国家发展的速度够快,那么许多挑战将比较容易克服;如果经济遭到挫折,那么家庭将必须协助吸收更多的冲击。

到目前为止,面对中国高速发展的过程带来的压力,中国家庭在情感与义务的驱使下,确实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弹性与适应能力。

每当大型政治会议结束后,政府总会揭开未来的施政目标,这些目标充分说明,急速老龄化是中国面对的一项重大挑战:中国是否会在富起来之前就步入老龄化?中国过去几代人一直被马尔萨斯人口灾难的幽灵纠缠着,当时中国的执政者担心,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会导致生态灾难,进而让中国无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更不用说富足繁荣。

然而,当初忧心下采取的做法,却造成如今这个令人意外的难题。

少生四亿人 一把双刃剑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整体而言,这项政策非常成功地减少了儿童人口,使家庭与国家省下抚养的费用。1963年,中国每千人生育43名婴儿;1982年,这个数字降到22名;2003年,降至12名。平均而言,这40年间,每位中国母亲生育子女的数量从6名减少到1.4到1.9名。中国政府估计,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头30年,中国避免了增加四亿人口,这个数字是现在美国与墨西哥人口的总和。

2010年,中国几家政策机构,包括声誉卓著的上海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不约而同地建议应对生育禁令进行修正,要求在某些地区放宽限制,例如上海,上海的出生率实际上已远低于“一胎化”的要求。他们担心中国劳动力减少太快,而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将达到一个阶段,届时老年人数量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人口结构将会失衡,造成不稳定或难以反转的局面。

独生子女政策也可以精确地称为“四二一”家庭政策。在严格遵守政策的前提下,独生子女小时候会有两个父母与四个祖父母(外祖父母)来照顾他们。人们普遍的认知是,目前这个世代的中国孩子被亲人们给宠坏了。老一辈的评论家抱怨,这些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皇帝”要什么有什么。

2004年,一群瑞典与中国的流行病学家调查北京5600多名6岁以下儿童的BMI值(身体质量指数,又简称体重),这个年龄层的孩子十名有九名是独生子女,而且绝大多数由祖父母带大。专家发现,当祖父母负责煮饭给孙子女吃时,这些孩子通常会出现不健康的肥胖状态。理由之一是,祖父母们在年轻时忍饥挨饿,于是准备了大量的高糖、高脂肪食物给孩子。一位祖母对研究人员说:“我把娃儿养得白白胖胖,他的爸妈不能说我没尽力照顾。”

往后,当独生子女工作时,他/她会得到四名祖父母与两名父母的支持。由六名成人照顾一个孩子,几乎没什么负担,但反过来,当一名成年子女要支持六名老人时,可能会让他/她喘不过气。而在中国,法律要求子女必须赡养父母。

《上海日报》曾评论说,“虽然孝敬父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但这项传统日趋式微,越来越多人与父母分隔两地,他们忙到没有办法定期去探望父母。”

而在蓬勃发展的大连,一对老夫妇想出了解决问题的新招。当地报纸报道,有一对六十几岁、家境小康的林姓夫妇,每个月可领到4000元人民币的退休金。孩子们不来看他们,让他们觉得很孤单,这对夫妇于是跟两个儿子与一个女儿缔约,如果一个月至少能来看他们两次,可以拿到人民币1000元;如果能带孙子来,还有额外的奖金。

楼市狂飙“拯救”老龄化

当然,正是这样的“金字塔”构成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因为父母抚养的子女数较少,所以能更充分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当年轻人只打算生一或两个孩子时,他们就不需要急着生育。他们可以年轻时开始持续地工作,可以迁徙到中国各地,可以晚婚,可以把自己的孩子(一到两个)交给父母照顾,这些祖父母通常还够年轻,有能力担起照看孙子女的责任。

结果,中国工作年龄人口的就业率是全亚洲国家最高的。在繁荣时期,中国的工作年龄妇女(拥有世界最高的劳动参与率)会跟男人一样去找份工作。中国的就业统计显示,妇女已经接近充分就业,尽管数据可能有所偏差。

中国新一代的年轻工人阶级往往只领到极少的薪资,但身陷这种廉价处境的并非只有他们。从过去到现在,这些工人的雇主,以及购买他们所生产商品的全球消费者都很清楚,中国数亿名不领取报酬的祖父母的劳动为他们带来的好处。从过去到现在,这些祖父母持续为中国新雇用的劳动人口(同时还包括更漂泊不定的未被雇用的广大群众)承担绝大部分的家务。

为了改善家中的经济状况,很多中国人全家必须组织起来,年轻人到外地工作,老人则留在故乡照顾家里。这种强迫性的人口变迁,使中国经济获得极大的成功,但现在也变成中国最大的挑战。1.5亿中国人(等于全美劳动力的总和)构成了第一代工人,他们追随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背井离乡,而这批人2015年前后陆续退休。到了那个时候,1980年时20岁的女性,也将满55岁的退休年龄了。

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就形成了一种社会结构,使中国老人在新经济体制内成为无法受雇的一群。但是,这些老人在家中却可以被当作免费的服务者。

现代化的北京近来的一项奇迹,就是典型家庭生活空间的扩大。1980年之后,就中国整体而言,每人平均生活空间扩大了三倍之多。对于一些发展特别快速的城市新贵来说,他们增添的空间更是广大。只要朝窗外看看北京的天际线,便能了解是怎么回事。

北京2008年的人口是1700万,为1949年时的四倍,但它的面积与高度也多了四倍。垂直上升与水平蔓延使原本数代同居一室的家庭,现在可以住在多房的公寓里,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房间。

这波房地产狂飙热潮,使许多老人(虽然数量很多,但就整个中国来讲仍属少数人)得到史无前例让自己财富连翻数倍的机会。即使未来房地产市场退烧,房地产的价格也不可能回到原点,那些早期进入房市的投机者依然有利可图(除非他们过度使用资金杠杆)。

日本与韩国狂飙的楼市也创造出一批投资房市的老年人口,他们刚好赶上这波热潮;相较之下,年轻一辈则因未能进入市场而充满挫折、愤愤不平。这预示着中国年轻的一代很可能晚婚,而且更有可能与父母同住,如同日本与美国城市的年轻人一样。

中国绝大多数家庭还未达到这个阶段,房市中捷足先登的年老胜利者,已为自己的子女购买房产。但在日韩上演过的故事情景,某一天几乎一定会到来,可能再次剧烈改变那些因房地产繁荣而获利的中国家庭的生活。

作者泰德·菲什曼(Ted C. Fishman),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资深新闻工作者,现为芝加哥大学纽鲍尔学会研究员。译者黄煜文,台湾大学历史系硕士,现为专职译者,有译作《耶路撒冷三千年》等。本文节选自菲什曼所著《当世界又老又穷:全球老龄化大冲击》(三联书店2018年4月中文版),文字略有改动,转载已获授权。

上城客 发表于  2019-01-12 17:58:06 0字 ( 0/134)

坐吃山空

坐吃山空

未富先老?中国每年退休的人口或将超过投入劳动的人口

2019
01/12
07:17
中国经营报

导语:从2006年到2015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从一亿人增加到两亿人。今日,每十名中国工作人口有两名老年依赖人口,但到2050年,每十名工作人口就有六名老年依赖人口。

2009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1.67亿人。

2050年,预计中国60岁以上人口,4.38亿人。

在我们老年化新世界的核心地带,矗立着中国这个国家。为什么?日本与南欧国家的人们或许比中国更老,美国中心地区老龄化的工业劳动力,或许激励了企业将工作移往海外,而西方福利国家(包括美国)的负担,极可能对世界经济的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没有任何国家比中国更强烈感受到,老龄化世界带来的好处与挑战。中国为老龄化世界供应了全球企业渴求的年轻工人与消费者,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也是全世界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地区。

精力充沛的城市引领中国创造出璀璨的经济奇迹,这些城市不仅将中国年轻劳动力的能量与才华尽皆释放,也有系统地将好几个世代的工人(人数达7000万)抛在一旁。这些人绝大多数正值中年,他们在中国市场导向的新经济里被边缘化。

一场退休的“泥石流”

2010年1月,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在美国《外交政策》期刊发表了一篇令人吃惊的论文,针对中国的未来提出看法。福格尔预测:

“204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123万亿美元,或将近三倍于2000年全球的经济产出。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8.5万美元,预估将是欧盟的两倍以上,同时远比印度与日本的人均收入高……中国特大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将是法国人平均收入的两倍……中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40%)将使美国相形见绌。”

这是个大胆的预测。中国经济必须以每年18%的增长率,才能达到福格尔的估计数字,而这样的增长率已远远高出它曾出现过的历史高增长率。有关中国的主流预测,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看法较为接近。该基金会从全球投资银行、金融服务公司、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搜集资料,来描绘中国未来的图像。

卡内基基金会认为,中国经济将在2030年初左右与美国平起平坐,之后在2050年比美国高出两成。福格尔对中国的预测,甚至比中国政府或银行与投资基金提供的最乐观估计还高,这些投资机构往往为了吸引人们投资而故意夸大中国的前景。福格尔的观点因此成了许多经济学家与其他中国及西方智库人员的消遣题材,这些人密切注意中国老龄化人口的未来形貌,他们相信中国未来的发展有可能停滞甚至倒退。

但福格尔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却是其他预测者所忽略的。福格尔看见中国如何将教育资源投入年轻人身上,好让他们在越来越以科技挂帅的世界经济里成为高技术工人。他也看见中国如何运用资源,创造了数十座衔接新工业基础建设的大都市。

只要计算与中国人口相关的各项事实,得到的数字往往大得吓人。中国有13亿到16亿人口(数字不确定),因此拥有庞大的老年人口并不意外。2009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有1.67亿人,到了2050年,每三名中国人就有一人,也就是至少4.38亿人超过60岁。

如果这些超过60岁的老人自己组成一个国家,则将成为世界第三大国,仅次于印度与中国本身。每个老年年龄层都将出现剧烈变化。2008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不到7%,到了2050年将占中国人口的两成。

与其他许多老龄化国家一样,在老人数量增加的同时,中国的总人口也开始减少,转折点预计将在2035年。不过从2000年到2035年这段时期,中国将再增两亿到三亿的人口。而工作年龄人口(15岁到64岁)也将在21世纪中叶陡降。2008年,中国这一群体占总人口75%,但到了2050年,比例将减少到66%。

此外,中国人的寿命也会延长。目前他们的平均寿命约73岁,但较富裕的东部城市居民平均已能活到八十几岁,与最长寿的日本和南欧相比毫不逊色。到了21世纪中叶,全国平均寿命应该也会接近80岁。这意味着有更多的老人需要照顾,而支持他们的工作者却逐渐减少。这个转变正在快速进行之中。

到了60岁,几乎所有的中国劳动者都已从他们长期服务的公司或政府机构退休,以目前中国的年龄结构来看,显然正面临一场退休的泥石流。从2006年到2015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从一亿人增加到两亿人。今日,每十名中国工作人口有两名老年依赖人口,但到2050年,每十名工作人口就有六名老年依赖人口。

迁徙文化冲击“最大家庭”

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的人口变化:

“1975年,每六名中国儿童对应一名老人。到了2035年,情况居然变成了每一名儿童对应两名中国老人。从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中国增加了1.07亿工作年龄人口,但从2025年到2035年,估计工作年龄人口将只增加7900万人。”

我们可以再用别的方式来观察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到了2025年,中国人口占了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但65岁以上人口却占了全球的四分之一。

从一般的观光或商务旅行很难看出中国正在老龄化。在光鲜亮丽的大城市里,无论街头还是饭店,游客举目所及尽是年轻人。工厂与办公大楼似乎全挤满了年轻工人与上班族,感觉好像是一出演给外人看的戏。当然这些年轻人不是在演戏,他们确实创造出与真实脱节的景象。表面上看来,中国有着无穷无尽的年轻劳动力,但它老龄化速度极快,再过不久,中国每年退休的人口将会超过投入劳动的人口。

虽然上海与北京等地老龄化十分快速,它们仍比不上中国的贫困地区,那些穷乡僻壤里绝大多数能工作的年轻人,纷纷前往北京、上海与其他有更多机会的城市。到了2025年,中国许多贫困省份与城市,将比富足的省份与城市更加老龄化。

如位于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拥有3600万居民,其中1000万人住在省会哈尔滨,自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黑龙江省一直面临人口外移减少的问题。

亚洲的老龄化现象始于日本,但亚洲别的地区很快就迎头赶上,有一天日本可能反而会成为相对年轻的国家。到了2025年,黑龙江省居民的年龄中位数将超过51岁。而日本在2025年的年龄中位数将是50岁。黑龙江省经历的年龄曲线的增长率,足足是日本的两倍。

中国官方的日报每天紧盯着人口统计议题,有关人口方针的报道经常出现在最显眼的版面上。这是例行公事,但从中可以看到中国老年人口的持续成长,以及政府如何管理这个世上人口最多的“家庭”。

不过,另一种人口新闻也常常出现在官方报纸的头版头条:中国流动人口的命运。在市场经济时代,中国回到仰赖家庭提供支持的模式,由家人将积蓄全投入于供养年轻与年老的一代,从婴儿到曾祖父母。市场经济也让中国处于流动的状态,因而产生广泛的迁徙与移居文化。2010年,至少有两亿人为了谋生而远离故乡与家人,这使得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面临极大的考验。

很难想象,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仍处于初期阶段,而另一方面,年轻移民使用地铁的人数已是中国几座最大地铁中心设计运量的两三倍,而新建好的地铁站也很快就挤满了人。然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显示,政府预期城市化还会继续从乡野与农村地区吸取五亿人口。

抢在“财富窗口”关闭之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人口经历了一段多产时期,与苏联一样,生下十名子女的母亲被颂扬成民族英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婴儿潮,为中国增添了五亿多人口。那时候家庭虽然庞大,力量却比较小。随后的“文革”则导致老人从过去被尊崇的对象,变为必须加以批判的对象。

改革开放之后,传统家庭再次受到推崇,家庭也再度成为中国民众生活的核心。中国仍然缺乏全面的、全国性的社会福利制度来支持乡村与城市的老人,而家庭也必须花时间与金钱来扶养孩子和送他们上学。国家靠到外地工作的工人汇钱回家支持自己的家庭,从而间接支持自己的故乡。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期,中国家庭的纽带关系经常面对考验,因此媒体上反复强调,希望子女与父母能忠实于传统的家庭责任。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里,数亿老人要仰赖负担越来越重的年轻人口,一旦外出工作的年轻人抛弃传统家庭的义务,那些留在故乡的年老家人将面临遭到遗弃的危险。

中国政府投入所有心力,想在老龄化危机要关闭财富窗口前创造繁荣。中国发现自己承受着巨大压力,因为它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国家转变成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国家的过程,要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大国快得多。

而且中国转变的原因也不太一样。比较富有的亚洲与西欧国家(如日本及西班牙),它们的低出生率与中国相当,但家庭规模的缩小并非出于政策决定,而是别的因素。如繁荣、公共卫生的进步、城市化,以及女性的教育与就业,这些全是促成转变的关键。

其他高收入的亚洲国家不断尝试适应这种变迁,以免影响生活水平。以日本和韩国来说,它们的庞大基础建设投资,集中在让不断萎缩的劳动力的生产水平获得提升,方法是强化教育质量、向厂房引进更多自动化设备、提供各种项目让女性与老人参与,并且发展商业策略——例如让国内劳动力从事高薪工作,而将低价值工作外包给中国和越南之类低薪国家。

中国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它建造新城、造桥铺路、开发新区、投资新产业。这一切都是为了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全力发展经济的结果,使四亿以上的人民摆脱最贫穷的处境,也创造出一批规模与美国或西欧相当的中产阶层。

但这种发展模式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过去三十多年来,有2000万到3000万中国人首次参与劳动。往后二十年,每年大约会有250万人(绝大多数是年轻人)投入职场,政府必须为这些人找到就业岗位,不仅是为了目前的稳定,也是为了支持国家的未来。如果国家发展的速度够快,那么许多挑战将比较容易克服;如果经济遭到挫折,那么家庭将必须协助吸收更多的冲击。

到目前为止,面对中国高速发展的过程带来的压力,中国家庭在情感与义务的驱使下,确实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弹性与适应能力。

每当大型政治会议结束后,政府总会揭开未来的施政目标,这些目标充分说明,急速老龄化是中国面对的一项重大挑战:中国是否会在富起来之前就步入老龄化?中国过去几代人一直被马尔萨斯人口灾难的幽灵纠缠着,当时中国的执政者担心,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会导致生态灾难,进而让中国无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更不用说富足繁荣。

然而,当初忧心下采取的做法,却造成如今这个令人意外的难题。

少生四亿人 一把双刃剑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整体而言,这项政策非常成功地减少了儿童人口,使家庭与国家省下抚养的费用。1963年,中国每千人生育43名婴儿;1982年,这个数字降到22名;2003年,降至12名。平均而言,这40年间,每位中国母亲生育子女的数量从6名减少到1.4到1.9名。中国政府估计,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头30年,中国避免了增加四亿人口,这个数字是现在美国与墨西哥人口的总和。

2010年,中国几家政策机构,包括声誉卓著的上海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不约而同地建议应对生育禁令进行修正,要求在某些地区放宽限制,例如上海,上海的出生率实际上已远低于“一胎化”的要求。他们担心中国劳动力减少太快,而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将达到一个阶段,届时老年人数量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人口结构将会失衡,造成不稳定或难以反转的局面。

独生子女政策也可以精确地称为“四二一”家庭政策。在严格遵守政策的前提下,独生子女小时候会有两个父母与四个祖父母(外祖父母)来照顾他们。人们普遍的认知是,目前这个世代的中国孩子被亲人们给宠坏了。老一辈的评论家抱怨,这些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皇帝”要什么有什么。

2004年,一群瑞典与中国的流行病学家调查北京5600多名6岁以下儿童的BMI值(身体质量指数,又简称体重),这个年龄层的孩子十名有九名是独生子女,而且绝大多数由祖父母带大。专家发现,当祖父母负责煮饭给孙子女吃时,这些孩子通常会出现不健康的肥胖状态。理由之一是,祖父母们在年轻时忍饥挨饿,于是准备了大量的高糖、高脂肪食物给孩子。一位祖母对研究人员说:“我把娃儿养得白白胖胖,他的爸妈不能说我没尽力照顾。”

往后,当独生子女工作时,他/她会得到四名祖父母与两名父母的支持。由六名成人照顾一个孩子,几乎没什么负担,但反过来,当一名成年子女要支持六名老人时,可能会让他/她喘不过气。而在中国,法律要求子女必须赡养父母。

《上海日报》曾评论说,“虽然孝敬父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但这项传统日趋式微,越来越多人与父母分隔两地,他们忙到没有办法定期去探望父母。”

而在蓬勃发展的大连,一对老夫妇想出了解决问题的新招。当地报纸报道,有一对六十几岁、家境小康的林姓夫妇,每个月可领到4000元人民币的退休金。孩子们不来看他们,让他们觉得很孤单,这对夫妇于是跟两个儿子与一个女儿缔约,如果一个月至少能来看他们两次,可以拿到人民币1000元;如果能带孙子来,还有额外的奖金。

楼市狂飙“拯救”老龄化

当然,正是这样的“金字塔”构成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因为父母抚养的子女数较少,所以能更充分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当年轻人只打算生一或两个孩子时,他们就不需要急着生育。他们可以年轻时开始持续地工作,可以迁徙到中国各地,可以晚婚,可以把自己的孩子(一到两个)交给父母照顾,这些祖父母通常还够年轻,有能力担起照看孙子女的责任。

结果,中国工作年龄人口的就业率是全亚洲国家最高的。在繁荣时期,中国的工作年龄妇女(拥有世界最高的劳动参与率)会跟男人一样去找份工作。中国的就业统计显示,妇女已经接近充分就业,尽管数据可能有所偏差。

中国新一代的年轻工人阶级往往只领到极少的薪资,但身陷这种廉价处境的并非只有他们。从过去到现在,这些工人的雇主,以及购买他们所生产商品的全球消费者都很清楚,中国数亿名不领取报酬的祖父母的劳动为他们带来的好处。从过去到现在,这些祖父母持续为中国新雇用的劳动人口(同时还包括更漂泊不定的未被雇用的广大群众)承担绝大部分的家务。

为了改善家中的经济状况,很多中国人全家必须组织起来,年轻人到外地工作,老人则留在故乡照顾家里。这种强迫性的人口变迁,使中国经济获得极大的成功,但现在也变成中国最大的挑战。1.5亿中国人(等于全美劳动力的总和)构成了第一代工人,他们追随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背井离乡,而这批人2015年前后陆续退休。到了那个时候,1980年时20岁的女性,也将满55岁的退休年龄了。

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就形成了一种社会结构,使中国老人在新经济体制内成为无法受雇的一群。但是,这些老人在家中却可以被当作免费的服务者。

现代化的北京近来的一项奇迹,就是典型家庭生活空间的扩大。1980年之后,就中国整体而言,每人平均生活空间扩大了三倍之多。对于一些发展特别快速的城市新贵来说,他们增添的空间更是广大。只要朝窗外看看北京的天际线,便能了解是怎么回事。

北京2008年的人口是1700万,为1949年时的四倍,但它的面积与高度也多了四倍。垂直上升与水平蔓延使原本数代同居一室的家庭,现在可以住在多房的公寓里,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房间。

这波房地产狂飙热潮,使许多老人(虽然数量很多,但就整个中国来讲仍属少数人)得到史无前例让自己财富连翻数倍的机会。即使未来房地产市场退烧,房地产的价格也不可能回到原点,那些早期进入房市的投机者依然有利可图(除非他们过度使用资金杠杆)。

日本与韩国狂飙的楼市也创造出一批投资房市的老年人口,他们刚好赶上这波热潮;相较之下,年轻一辈则因未能进入市场而充满挫折、愤愤不平。这预示着中国年轻的一代很可能晚婚,而且更有可能与父母同住,如同日本与美国城市的年轻人一样。

中国绝大多数家庭还未达到这个阶段,房市中捷足先登的年老胜利者,已为自己的子女购买房产。但在日韩上演过的故事情景,某一天几乎一定会到来,可能再次剧烈改变那些因房地产繁荣而获利的中国家庭的生活。

作者泰德·菲什曼(Ted C. Fishman),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资深新闻工作者,现为芝加哥大学纽鲍尔学会研究员。译者黄煜文,台湾大学历史系硕士,现为专职译者,有译作《耶路撒冷三千年》等。本文节选自菲什曼所著《当世界又老又穷:全球老龄化大冲击》(三联书店2018年4月中文版),文字略有改动,转载已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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