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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失落的真理 发表于  2018-02-13 12:36:17 21字 ( 0/54)

党是一个社会团体的抽象,任何人都不能替代党

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

“我”这个词有太多的研究,本帖子研究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而我这篇文章,“我”这个字是指的一个硬件,是一个具体的人的硬件,党是什么?软件。从软件学的观点看是这样的。

在过去战争年代,如果一个解放军战士,看到一个落水儿童,他是一定要去救的。如果救起来之后,儿童的父母要来感谢,他通常会说“你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这句话里的“我”,是指的他个人这个硬件,而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是软件,是软件中的对象。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个解放军战士要去救一个落水儿童,是不是他听到了命令,一个长官命令他:“我命令你,把这个儿童救起来!”通常是没有这个命令的。这不过是一个软件的计算。就是说,软件定了一个目标,“我军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个目标计算出有一个儿童落水,这属于人民有难,必须服务,必须解救,一系列的计算,计算的结果就是要去救这个儿童。我如果有机会设计一个人民解放军的机器人,是会这么设计的,就是说,一个软件目标设定好了,他自主行动,并非每一个行动都要听命令。

例如,假设有几台计算机,都安装有同样的识别率挺高的人脸识别软件,这些计算机见到了张三就说“张三你好!”,见到了李四就说“李四你好!”,识别人脸的主体是这些计算机硬件吗?不是,是软件。因为这些计算机安装有相同的软件,所以计算的结果是一样的。

在小说《林海雪原》中,侦察排长杨子荣在土匪窝里遇到危险,一个逃到山上的栾平告诉匪首座山雕杨子荣是共军,杨子荣通过一系列的信息扰乱,最后导致座山雕认为栾平才是奸细,还命令杨子荣把他给毙了。杨子荣把栾平拖到一个悬崖边上,最后对栾平说:“我代表共产党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就把栾平给毙了。

当时杨子荣根本无法接受到上级命令,他有资格代表共产党吗?是有资格的,因为他大脑中的共产党软件计算出来的结果就是必须枪毙栾平。如果战斗结束后杨子荣向上级汇报这事情,其它的共产党同样调用软件经过计算,会认为杨子荣没错。因为软件一样。

有一篇红军的回忆录是一个红军在西北,部队被打散,就剩下他一个人,他就沿路打工乞讨要饭走了几千里路回到根据地找到了组织重新加入军队。他也可以认为接受到了共产党的命令,是党要求他步行几千里回到根据地的。但是党并没有向他这个人下具体的指示啊?原因就在于,当说到党要求他时,是他头脑中的党的软件要求他这么做。因此仍然是党要求他,在这里提了本帖子的标题指出的课题,就是党我一致。

还是来说脸部识别,有的时候因为计算机硬件限制,需要有几台计算机联网对张照片进行识别,以加快识别速度,这就是几台计算机联网合作做一件事情,那就通常要有一台主计算机,相于一群人的领导,这台主计算机向其它计算机发出指令,目的是什么?不是进行压迫,而是协调工作,专门有一个术语叫同步,多台计算机的同步工作会产生出更高的效率。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当然需要同步,要同步就必须有领导,领导不过就是同步起来后做事情效率更高。

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一个战士看到李勇奇的妈因为生病加害怕晕过去了,他就向首长报告:“报告首长,大娘晕过去了”,首长下令:“赶快抢救!”,这么做就是形成抢救的同步,卫生员负责医疗,其它几个人把大娘抬到床上,有的人负责烧水,等等。因此,汇报的战士其实是可以预知首长会下达抢救命令的。他向首长汇报,也是为的求得同步。

那如果另外的情况出现怎么办?比如说战士报告“大娘晕过去了!”,首长说:“管它干啥!命令赶紧将大娘给毙了!”那战士一定会楞住了,因为和软件计算结果不符,违背我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果战士真的收到这样的命令,会有一个考虑:“首长叛变了?”

京剧《红灯记》中,有一个叛徒叫王连举把李玉和给出卖了。而这个剧最初始的来源是一部故事片《自有后来人》,是我在1964年还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就看过了,这部故事片阳是共产党宣传的理念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叛徒王连举,是李玉和的上级。

那有人就想了,哦上级叛变了这事情不就简单了吗?王连举命令李玉和把密电码交出来不就完了吗?其实不是,其实李玉和发现王连举叛变就怒斥他,而且不听他的了。

这个电影说明共产党的理念不是无条件服从命令,不是什么极权专制。上级上达的命令也是有一个集合范围的。

例如,张国焘叛变,离开陕甘宁边区,他要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和他一起走,警卫员拒绝了,留下来了,警卫员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因为他认为首长很可能是要叛变了。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张国焘?因为警卫员还拿不太准。因为在张国焘逃到武汉,共产党中央也要派人来劝张国焘回去,也要确认他是不是真的叛变了。所以最后认定叛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讲这些,是要说明,国际上反共组织把共产党说成什么极权专制,好象共产党员都是听话的机器,只管服从命令。其实不然,其实命令是有一定集合范围的,其实共产党的领导发的每一个命令,下属都会用自己的软件计算一遍以防差错和叛变的。因此不可能共产党领导命令“我命令大家都去吃屎”,大家就都争先恐后去吃屎,这是不可能的。

而日本法西斯就不同。我儿时听过一个日本军队的传说,就是一个记者在一栋楼上采访一个打了胜仗的日本军官,问他为什么能够打胜仗?他脸一沉,对着当时在屋里的几个日本士兵,往窗外一指,那些士兵就争先恐后地跳下去摔死了。当时传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法西斯军队有多么可怕,共产党的军队当然不会这样。

而确实当年二战中有一个日本人接到命令必须守在某一个山上,于是他在山上守了二十多年,最后还是日本把他原来的上级找到命令他撤离他才下山。共产党军队是不会这样的。

 

寻找失落的真理 发表于  2018-02-13 12:37:24 17字 ( 0/41)

党是有共同纲领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团体

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

“我”这个词有太多的研究,本帖子研究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而我这篇文章,“我”这个字是指的一个硬件,是一个具体的人的硬件,党是什么?软件。从软件学的观点看是这样的。

在过去战争年代,如果一个解放军战士,看到一个落水儿童,他是一定要去救的。如果救起来之后,儿童的父母要来感谢,他通常会说“你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这句话里的“我”,是指的他个人这个硬件,而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是软件,是软件中的对象。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个解放军战士要去救一个落水儿童,是不是他听到了命令,一个长官命令他:“我命令你,把这个儿童救起来!”通常是没有这个命令的。这不过是一个软件的计算。就是说,软件定了一个目标,“我军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个目标计算出有一个儿童落水,这属于人民有难,必须服务,必须解救,一系列的计算,计算的结果就是要去救这个儿童。我如果有机会设计一个人民解放军的机器人,是会这么设计的,就是说,一个软件目标设定好了,他自主行动,并非每一个行动都要听命令。

例如,假设有几台计算机,都安装有同样的识别率挺高的人脸识别软件,这些计算机见到了张三就说“张三你好!”,见到了李四就说“李四你好!”,识别人脸的主体是这些计算机硬件吗?不是,是软件。因为这些计算机安装有相同的软件,所以计算的结果是一样的。

在小说《林海雪原》中,侦察排长杨子荣在土匪窝里遇到危险,一个逃到山上的栾平告诉匪首座山雕杨子荣是共军,杨子荣通过一系列的信息扰乱,最后导致座山雕认为栾平才是奸细,还命令杨子荣把他给毙了。杨子荣把栾平拖到一个悬崖边上,最后对栾平说:“我代表共产党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就把栾平给毙了。

当时杨子荣根本无法接受到上级命令,他有资格代表共产党吗?是有资格的,因为他大脑中的共产党软件计算出来的结果就是必须枪毙栾平。如果战斗结束后杨子荣向上级汇报这事情,其它的共产党同样调用软件经过计算,会认为杨子荣没错。因为软件一样。

有一篇红军的回忆录是一个红军在西北,部队被打散,就剩下他一个人,他就沿路打工乞讨要饭走了几千里路回到根据地找到了组织重新加入军队。他也可以认为接受到了共产党的命令,是党要求他步行几千里回到根据地的。但是党并没有向他这个人下具体的指示啊?原因就在于,当说到党要求他时,是他头脑中的党的软件要求他这么做。因此仍然是党要求他,在这里提了本帖子的标题指出的课题,就是党我一致。

还是来说脸部识别,有的时候因为计算机硬件限制,需要有几台计算机联网对张照片进行识别,以加快识别速度,这就是几台计算机联网合作做一件事情,那就通常要有一台主计算机,相于一群人的领导,这台主计算机向其它计算机发出指令,目的是什么?不是进行压迫,而是协调工作,专门有一个术语叫同步,多台计算机的同步工作会产生出更高的效率。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当然需要同步,要同步就必须有领导,领导不过就是同步起来后做事情效率更高。

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一个战士看到李勇奇的妈因为生病加害怕晕过去了,他就向首长报告:“报告首长,大娘晕过去了”,首长下令:“赶快抢救!”,这么做就是形成抢救的同步,卫生员负责医疗,其它几个人把大娘抬到床上,有的人负责烧水,等等。因此,汇报的战士其实是可以预知首长会下达抢救命令的。他向首长汇报,也是为的求得同步。

那如果另外的情况出现怎么办?比如说战士报告“大娘晕过去了!”,首长说:“管它干啥!命令赶紧将大娘给毙了!”那战士一定会楞住了,因为和软件计算结果不符,违背我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果战士真的收到这样的命令,会有一个考虑:“首长叛变了?”

京剧《红灯记》中,有一个叛徒叫王连举把李玉和给出卖了。而这个剧最初始的来源是一部故事片《自有后来人》,是我在1964年还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就看过了,这部故事片阳是共产党宣传的理念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叛徒王连举,是李玉和的上级。

那有人就想了,哦上级叛变了这事情不就简单了吗?王连举命令李玉和把密电码交出来不就完了吗?其实不是,其实李玉和发现王连举叛变就怒斥他,而且不听他的了。

这个电影说明共产党的理念不是无条件服从命令,不是什么极权专制。上级上达的命令也是有一个集合范围的。

例如,张国焘叛变,离开陕甘宁边区,他要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和他一起走,警卫员拒绝了,留下来了,警卫员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因为他认为首长很可能是要叛变了。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张国焘?因为警卫员还拿不太准。因为在张国焘逃到武汉,共产党中央也要派人来劝张国焘回去,也要确认他是不是真的叛变了。所以最后认定叛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讲这些,是要说明,国际上反共组织把共产党说成什么极权专制,好象共产党员都是听话的机器,只管服从命令。其实不然,其实命令是有一定集合范围的,其实共产党的领导发的每一个命令,下属都会用自己的软件计算一遍以防差错和叛变的。因此不可能共产党领导命令“我命令大家都去吃屎”,大家就都争先恐后去吃屎,这是不可能的。

而日本法西斯就不同。我儿时听过一个日本军队的传说,就是一个记者在一栋楼上采访一个打了胜仗的日本军官,问他为什么能够打胜仗?他脸一沉,对着当时在屋里的几个日本士兵,往窗外一指,那些士兵就争先恐后地跳下去摔死了。当时传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法西斯军队有多么可怕,共产党的军队当然不会这样。

而确实当年二战中有一个日本人接到命令必须守在某一个山上,于是他在山上守了二十多年,最后还是日本把他原来的上级找到命令他撤离他才下山。共产党军队是不会这样的。

 

第十阶层1 发表于  2018-02-13 12:41:29 70字 ( 0/43)

现在的民企中,有党委工会,更有大批共产党员。他们是接受了党的政策这个“软件”,到那里劳动,当然这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为特色社会主义贡献力量。

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

“我”这个词有太多的研究,本帖子研究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而我这篇文章,“我”这个字是指的一个硬件,是一个具体的人的硬件,党是什么?软件。从软件学的观点看是这样的。

在过去战争年代,如果一个解放军战士,看到一个落水儿童,他是一定要去救的。如果救起来之后,儿童的父母要来感谢,他通常会说“你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这句话里的“我”,是指的他个人这个硬件,而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是软件,是软件中的对象。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个解放军战士要去救一个落水儿童,是不是他听到了命令,一个长官命令他:“我命令你,把这个儿童救起来!”通常是没有这个命令的。这不过是一个软件的计算。就是说,软件定了一个目标,“我军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个目标计算出有一个儿童落水,这属于人民有难,必须服务,必须解救,一系列的计算,计算的结果就是要去救这个儿童。我如果有机会设计一个人民解放军的机器人,是会这么设计的,就是说,一个软件目标设定好了,他自主行动,并非每一个行动都要听命令。

例如,假设有几台计算机,都安装有同样的识别率挺高的人脸识别软件,这些计算机见到了张三就说“张三你好!”,见到了李四就说“李四你好!”,识别人脸的主体是这些计算机硬件吗?不是,是软件。因为这些计算机安装有相同的软件,所以计算的结果是一样的。

在小说《林海雪原》中,侦察排长杨子荣在土匪窝里遇到危险,一个逃到山上的栾平告诉匪首座山雕杨子荣是共军,杨子荣通过一系列的信息扰乱,最后导致座山雕认为栾平才是奸细,还命令杨子荣把他给毙了。杨子荣把栾平拖到一个悬崖边上,最后对栾平说:“我代表共产党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就把栾平给毙了。

当时杨子荣根本无法接受到上级命令,他有资格代表共产党吗?是有资格的,因为他大脑中的共产党软件计算出来的结果就是必须枪毙栾平。如果战斗结束后杨子荣向上级汇报这事情,其它的共产党同样调用软件经过计算,会认为杨子荣没错。因为软件一样。

有一篇红军的回忆录是一个红军在西北,部队被打散,就剩下他一个人,他就沿路打工乞讨要饭走了几千里路回到根据地找到了组织重新加入军队。他也可以认为接受到了共产党的命令,是党要求他步行几千里回到根据地的。但是党并没有向他这个人下具体的指示啊?原因就在于,当说到党要求他时,是他头脑中的党的软件要求他这么做。因此仍然是党要求他,在这里提了本帖子的标题指出的课题,就是党我一致。

还是来说脸部识别,有的时候因为计算机硬件限制,需要有几台计算机联网对张照片进行识别,以加快识别速度,这就是几台计算机联网合作做一件事情,那就通常要有一台主计算机,相于一群人的领导,这台主计算机向其它计算机发出指令,目的是什么?不是进行压迫,而是协调工作,专门有一个术语叫同步,多台计算机的同步工作会产生出更高的效率。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当然需要同步,要同步就必须有领导,领导不过就是同步起来后做事情效率更高。

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一个战士看到李勇奇的妈因为生病加害怕晕过去了,他就向首长报告:“报告首长,大娘晕过去了”,首长下令:“赶快抢救!”,这么做就是形成抢救的同步,卫生员负责医疗,其它几个人把大娘抬到床上,有的人负责烧水,等等。因此,汇报的战士其实是可以预知首长会下达抢救命令的。他向首长汇报,也是为的求得同步。

那如果另外的情况出现怎么办?比如说战士报告“大娘晕过去了!”,首长说:“管它干啥!命令赶紧将大娘给毙了!”那战士一定会楞住了,因为和软件计算结果不符,违背我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果战士真的收到这样的命令,会有一个考虑:“首长叛变了?”

京剧《红灯记》中,有一个叛徒叫王连举把李玉和给出卖了。而这个剧最初始的来源是一部故事片《自有后来人》,是我在1964年还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就看过了,这部故事片阳是共产党宣传的理念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叛徒王连举,是李玉和的上级。

那有人就想了,哦上级叛变了这事情不就简单了吗?王连举命令李玉和把密电码交出来不就完了吗?其实不是,其实李玉和发现王连举叛变就怒斥他,而且不听他的了。

这个电影说明共产党的理念不是无条件服从命令,不是什么极权专制。上级上达的命令也是有一个集合范围的。

例如,张国焘叛变,离开陕甘宁边区,他要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和他一起走,警卫员拒绝了,留下来了,警卫员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因为他认为首长很可能是要叛变了。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张国焘?因为警卫员还拿不太准。因为在张国焘逃到武汉,共产党中央也要派人来劝张国焘回去,也要确认他是不是真的叛变了。所以最后认定叛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讲这些,是要说明,国际上反共组织把共产党说成什么极权专制,好象共产党员都是听话的机器,只管服从命令。其实不然,其实命令是有一定集合范围的,其实共产党的领导发的每一个命令,下属都会用自己的软件计算一遍以防差错和叛变的。因此不可能共产党领导命令“我命令大家都去吃屎”,大家就都争先恐后去吃屎,这是不可能的。

而日本法西斯就不同。我儿时听过一个日本军队的传说,就是一个记者在一栋楼上采访一个打了胜仗的日本军官,问他为什么能够打胜仗?他脸一沉,对着当时在屋里的几个日本士兵,往窗外一指,那些士兵就争先恐后地跳下去摔死了。当时传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法西斯军队有多么可怕,共产党的军队当然不会这样。

而确实当年二战中有一个日本人接到命令必须守在某一个山上,于是他在山上守了二十多年,最后还是日本把他原来的上级找到命令他撤离他才下山。共产党军队是不会这样的。

 

唐山居士 发表于  2018-02-13 13:13:23 15字 ( 0/147)

是我与党一致,还是党与我一致?

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

“我”这个词有太多的研究,本帖子研究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而我这篇文章,“我”这个字是指的一个硬件,是一个具体的人的硬件,党是什么?软件。从软件学的观点看是这样的。

在过去战争年代,如果一个解放军战士,看到一个落水儿童,他是一定要去救的。如果救起来之后,儿童的父母要来感谢,他通常会说“你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这句话里的“我”,是指的他个人这个硬件,而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是软件,是软件中的对象。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个解放军战士要去救一个落水儿童,是不是他听到了命令,一个长官命令他:“我命令你,把这个儿童救起来!”通常是没有这个命令的。这不过是一个软件的计算。就是说,软件定了一个目标,“我军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个目标计算出有一个儿童落水,这属于人民有难,必须服务,必须解救,一系列的计算,计算的结果就是要去救这个儿童。我如果有机会设计一个人民解放军的机器人,是会这么设计的,就是说,一个软件目标设定好了,他自主行动,并非每一个行动都要听命令。

例如,假设有几台计算机,都安装有同样的识别率挺高的人脸识别软件,这些计算机见到了张三就说“张三你好!”,见到了李四就说“李四你好!”,识别人脸的主体是这些计算机硬件吗?不是,是软件。因为这些计算机安装有相同的软件,所以计算的结果是一样的。

在小说《林海雪原》中,侦察排长杨子荣在土匪窝里遇到危险,一个逃到山上的栾平告诉匪首座山雕杨子荣是共军,杨子荣通过一系列的信息扰乱,最后导致座山雕认为栾平才是奸细,还命令杨子荣把他给毙了。杨子荣把栾平拖到一个悬崖边上,最后对栾平说:“我代表共产党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就把栾平给毙了。

当时杨子荣根本无法接受到上级命令,他有资格代表共产党吗?是有资格的,因为他大脑中的共产党软件计算出来的结果就是必须枪毙栾平。如果战斗结束后杨子荣向上级汇报这事情,其它的共产党同样调用软件经过计算,会认为杨子荣没错。因为软件一样。

有一篇红军的回忆录是一个红军在西北,部队被打散,就剩下他一个人,他就沿路打工乞讨要饭走了几千里路回到根据地找到了组织重新加入军队。他也可以认为接受到了共产党的命令,是党要求他步行几千里回到根据地的。但是党并没有向他这个人下具体的指示啊?原因就在于,当说到党要求他时,是他头脑中的党的软件要求他这么做。因此仍然是党要求他,在这里提了本帖子的标题指出的课题,就是党我一致。

还是来说脸部识别,有的时候因为计算机硬件限制,需要有几台计算机联网对张照片进行识别,以加快识别速度,这就是几台计算机联网合作做一件事情,那就通常要有一台主计算机,相于一群人的领导,这台主计算机向其它计算机发出指令,目的是什么?不是进行压迫,而是协调工作,专门有一个术语叫同步,多台计算机的同步工作会产生出更高的效率。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当然需要同步,要同步就必须有领导,领导不过就是同步起来后做事情效率更高。

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一个战士看到李勇奇的妈因为生病加害怕晕过去了,他就向首长报告:“报告首长,大娘晕过去了”,首长下令:“赶快抢救!”,这么做就是形成抢救的同步,卫生员负责医疗,其它几个人把大娘抬到床上,有的人负责烧水,等等。因此,汇报的战士其实是可以预知首长会下达抢救命令的。他向首长汇报,也是为的求得同步。

那如果另外的情况出现怎么办?比如说战士报告“大娘晕过去了!”,首长说:“管它干啥!命令赶紧将大娘给毙了!”那战士一定会楞住了,因为和软件计算结果不符,违背我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果战士真的收到这样的命令,会有一个考虑:“首长叛变了?”

京剧《红灯记》中,有一个叛徒叫王连举把李玉和给出卖了。而这个剧最初始的来源是一部故事片《自有后来人》,是我在1964年还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就看过了,这部故事片阳是共产党宣传的理念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叛徒王连举,是李玉和的上级。

那有人就想了,哦上级叛变了这事情不就简单了吗?王连举命令李玉和把密电码交出来不就完了吗?其实不是,其实李玉和发现王连举叛变就怒斥他,而且不听他的了。

这个电影说明共产党的理念不是无条件服从命令,不是什么极权专制。上级上达的命令也是有一个集合范围的。

例如,张国焘叛变,离开陕甘宁边区,他要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和他一起走,警卫员拒绝了,留下来了,警卫员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因为他认为首长很可能是要叛变了。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张国焘?因为警卫员还拿不太准。因为在张国焘逃到武汉,共产党中央也要派人来劝张国焘回去,也要确认他是不是真的叛变了。所以最后认定叛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讲这些,是要说明,国际上反共组织把共产党说成什么极权专制,好象共产党员都是听话的机器,只管服从命令。其实不然,其实命令是有一定集合范围的,其实共产党的领导发的每一个命令,下属都会用自己的软件计算一遍以防差错和叛变的。因此不可能共产党领导命令“我命令大家都去吃屎”,大家就都争先恐后去吃屎,这是不可能的。

而日本法西斯就不同。我儿时听过一个日本军队的传说,就是一个记者在一栋楼上采访一个打了胜仗的日本军官,问他为什么能够打胜仗?他脸一沉,对着当时在屋里的几个日本士兵,往窗外一指,那些士兵就争先恐后地跳下去摔死了。当时传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法西斯军队有多么可怕,共产党的军队当然不会这样。

而确实当年二战中有一个日本人接到命令必须守在某一个山上,于是他在山上守了二十多年,最后还是日本把他原来的上级找到命令他撤离他才下山。共产党军队是不会这样的。

 

青山好 发表于  2018-02-13 13:21:15 35字 ( 0/154)

所以,信仰坚定很重要。为人民服务谁也改不了……改了,就是叛变了。对吧?

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

“我”这个词有太多的研究,本帖子研究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而我这篇文章,“我”这个字是指的一个硬件,是一个具体的人的硬件,党是什么?软件。从软件学的观点看是这样的。

在过去战争年代,如果一个解放军战士,看到一个落水儿童,他是一定要去救的。如果救起来之后,儿童的父母要来感谢,他通常会说“你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这句话里的“我”,是指的他个人这个硬件,而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是软件,是软件中的对象。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个解放军战士要去救一个落水儿童,是不是他听到了命令,一个长官命令他:“我命令你,把这个儿童救起来!”通常是没有这个命令的。这不过是一个软件的计算。就是说,软件定了一个目标,“我军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个目标计算出有一个儿童落水,这属于人民有难,必须服务,必须解救,一系列的计算,计算的结果就是要去救这个儿童。我如果有机会设计一个人民解放军的机器人,是会这么设计的,就是说,一个软件目标设定好了,他自主行动,并非每一个行动都要听命令。

例如,假设有几台计算机,都安装有同样的识别率挺高的人脸识别软件,这些计算机见到了张三就说“张三你好!”,见到了李四就说“李四你好!”,识别人脸的主体是这些计算机硬件吗?不是,是软件。因为这些计算机安装有相同的软件,所以计算的结果是一样的。

在小说《林海雪原》中,侦察排长杨子荣在土匪窝里遇到危险,一个逃到山上的栾平告诉匪首座山雕杨子荣是共军,杨子荣通过一系列的信息扰乱,最后导致座山雕认为栾平才是奸细,还命令杨子荣把他给毙了。杨子荣把栾平拖到一个悬崖边上,最后对栾平说:“我代表共产党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就把栾平给毙了。

当时杨子荣根本无法接受到上级命令,他有资格代表共产党吗?是有资格的,因为他大脑中的共产党软件计算出来的结果就是必须枪毙栾平。如果战斗结束后杨子荣向上级汇报这事情,其它的共产党同样调用软件经过计算,会认为杨子荣没错。因为软件一样。

有一篇红军的回忆录是一个红军在西北,部队被打散,就剩下他一个人,他就沿路打工乞讨要饭走了几千里路回到根据地找到了组织重新加入军队。他也可以认为接受到了共产党的命令,是党要求他步行几千里回到根据地的。但是党并没有向他这个人下具体的指示啊?原因就在于,当说到党要求他时,是他头脑中的党的软件要求他这么做。因此仍然是党要求他,在这里提了本帖子的标题指出的课题,就是党我一致。

还是来说脸部识别,有的时候因为计算机硬件限制,需要有几台计算机联网对张照片进行识别,以加快识别速度,这就是几台计算机联网合作做一件事情,那就通常要有一台主计算机,相于一群人的领导,这台主计算机向其它计算机发出指令,目的是什么?不是进行压迫,而是协调工作,专门有一个术语叫同步,多台计算机的同步工作会产生出更高的效率。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当然需要同步,要同步就必须有领导,领导不过就是同步起来后做事情效率更高。

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一个战士看到李勇奇的妈因为生病加害怕晕过去了,他就向首长报告:“报告首长,大娘晕过去了”,首长下令:“赶快抢救!”,这么做就是形成抢救的同步,卫生员负责医疗,其它几个人把大娘抬到床上,有的人负责烧水,等等。因此,汇报的战士其实是可以预知首长会下达抢救命令的。他向首长汇报,也是为的求得同步。

那如果另外的情况出现怎么办?比如说战士报告“大娘晕过去了!”,首长说:“管它干啥!命令赶紧将大娘给毙了!”那战士一定会楞住了,因为和软件计算结果不符,违背我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果战士真的收到这样的命令,会有一个考虑:“首长叛变了?”

京剧《红灯记》中,有一个叛徒叫王连举把李玉和给出卖了。而这个剧最初始的来源是一部故事片《自有后来人》,是我在1964年还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就看过了,这部故事片阳是共产党宣传的理念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叛徒王连举,是李玉和的上级。

那有人就想了,哦上级叛变了这事情不就简单了吗?王连举命令李玉和把密电码交出来不就完了吗?其实不是,其实李玉和发现王连举叛变就怒斥他,而且不听他的了。

这个电影说明共产党的理念不是无条件服从命令,不是什么极权专制。上级上达的命令也是有一个集合范围的。

例如,张国焘叛变,离开陕甘宁边区,他要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和他一起走,警卫员拒绝了,留下来了,警卫员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因为他认为首长很可能是要叛变了。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张国焘?因为警卫员还拿不太准。因为在张国焘逃到武汉,共产党中央也要派人来劝张国焘回去,也要确认他是不是真的叛变了。所以最后认定叛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讲这些,是要说明,国际上反共组织把共产党说成什么极权专制,好象共产党员都是听话的机器,只管服从命令。其实不然,其实命令是有一定集合范围的,其实共产党的领导发的每一个命令,下属都会用自己的软件计算一遍以防差错和叛变的。因此不可能共产党领导命令“我命令大家都去吃屎”,大家就都争先恐后去吃屎,这是不可能的。

而日本法西斯就不同。我儿时听过一个日本军队的传说,就是一个记者在一栋楼上采访一个打了胜仗的日本军官,问他为什么能够打胜仗?他脸一沉,对着当时在屋里的几个日本士兵,往窗外一指,那些士兵就争先恐后地跳下去摔死了。当时传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法西斯军队有多么可怕,共产党的军队当然不会这样。

而确实当年二战中有一个日本人接到命令必须守在某一个山上,于是他在山上守了二十多年,最后还是日本把他原来的上级找到命令他撤离他才下山。共产党军队是不会这样的。

 

梦想中的桃源 发表于  2018-02-13 13:29:00 46字 ( 0/150)

应该这样理解,个人,军队,装备都是硬件,而主义,精神,信仰都是软件。[大笑][大笑][大笑]

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

“我”这个词有太多的研究,本帖子研究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而我这篇文章,“我”这个字是指的一个硬件,是一个具体的人的硬件,党是什么?软件。从软件学的观点看是这样的。

在过去战争年代,如果一个解放军战士,看到一个落水儿童,他是一定要去救的。如果救起来之后,儿童的父母要来感谢,他通常会说“你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这句话里的“我”,是指的他个人这个硬件,而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是软件,是软件中的对象。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个解放军战士要去救一个落水儿童,是不是他听到了命令,一个长官命令他:“我命令你,把这个儿童救起来!”通常是没有这个命令的。这不过是一个软件的计算。就是说,软件定了一个目标,“我军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个目标计算出有一个儿童落水,这属于人民有难,必须服务,必须解救,一系列的计算,计算的结果就是要去救这个儿童。我如果有机会设计一个人民解放军的机器人,是会这么设计的,就是说,一个软件目标设定好了,他自主行动,并非每一个行动都要听命令。

例如,假设有几台计算机,都安装有同样的识别率挺高的人脸识别软件,这些计算机见到了张三就说“张三你好!”,见到了李四就说“李四你好!”,识别人脸的主体是这些计算机硬件吗?不是,是软件。因为这些计算机安装有相同的软件,所以计算的结果是一样的。

在小说《林海雪原》中,侦察排长杨子荣在土匪窝里遇到危险,一个逃到山上的栾平告诉匪首座山雕杨子荣是共军,杨子荣通过一系列的信息扰乱,最后导致座山雕认为栾平才是奸细,还命令杨子荣把他给毙了。杨子荣把栾平拖到一个悬崖边上,最后对栾平说:“我代表共产党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就把栾平给毙了。

当时杨子荣根本无法接受到上级命令,他有资格代表共产党吗?是有资格的,因为他大脑中的共产党软件计算出来的结果就是必须枪毙栾平。如果战斗结束后杨子荣向上级汇报这事情,其它的共产党同样调用软件经过计算,会认为杨子荣没错。因为软件一样。

有一篇红军的回忆录是一个红军在西北,部队被打散,就剩下他一个人,他就沿路打工乞讨要饭走了几千里路回到根据地找到了组织重新加入军队。他也可以认为接受到了共产党的命令,是党要求他步行几千里回到根据地的。但是党并没有向他这个人下具体的指示啊?原因就在于,当说到党要求他时,是他头脑中的党的软件要求他这么做。因此仍然是党要求他,在这里提了本帖子的标题指出的课题,就是党我一致。

还是来说脸部识别,有的时候因为计算机硬件限制,需要有几台计算机联网对张照片进行识别,以加快识别速度,这就是几台计算机联网合作做一件事情,那就通常要有一台主计算机,相于一群人的领导,这台主计算机向其它计算机发出指令,目的是什么?不是进行压迫,而是协调工作,专门有一个术语叫同步,多台计算机的同步工作会产生出更高的效率。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当然需要同步,要同步就必须有领导,领导不过就是同步起来后做事情效率更高。

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一个战士看到李勇奇的妈因为生病加害怕晕过去了,他就向首长报告:“报告首长,大娘晕过去了”,首长下令:“赶快抢救!”,这么做就是形成抢救的同步,卫生员负责医疗,其它几个人把大娘抬到床上,有的人负责烧水,等等。因此,汇报的战士其实是可以预知首长会下达抢救命令的。他向首长汇报,也是为的求得同步。

那如果另外的情况出现怎么办?比如说战士报告“大娘晕过去了!”,首长说:“管它干啥!命令赶紧将大娘给毙了!”那战士一定会楞住了,因为和软件计算结果不符,违背我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果战士真的收到这样的命令,会有一个考虑:“首长叛变了?”

京剧《红灯记》中,有一个叛徒叫王连举把李玉和给出卖了。而这个剧最初始的来源是一部故事片《自有后来人》,是我在1964年还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就看过了,这部故事片阳是共产党宣传的理念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叛徒王连举,是李玉和的上级。

那有人就想了,哦上级叛变了这事情不就简单了吗?王连举命令李玉和把密电码交出来不就完了吗?其实不是,其实李玉和发现王连举叛变就怒斥他,而且不听他的了。

这个电影说明共产党的理念不是无条件服从命令,不是什么极权专制。上级上达的命令也是有一个集合范围的。

例如,张国焘叛变,离开陕甘宁边区,他要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和他一起走,警卫员拒绝了,留下来了,警卫员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因为他认为首长很可能是要叛变了。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张国焘?因为警卫员还拿不太准。因为在张国焘逃到武汉,共产党中央也要派人来劝张国焘回去,也要确认他是不是真的叛变了。所以最后认定叛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讲这些,是要说明,国际上反共组织把共产党说成什么极权专制,好象共产党员都是听话的机器,只管服从命令。其实不然,其实命令是有一定集合范围的,其实共产党的领导发的每一个命令,下属都会用自己的软件计算一遍以防差错和叛变的。因此不可能共产党领导命令“我命令大家都去吃屎”,大家就都争先恐后去吃屎,这是不可能的。

而日本法西斯就不同。我儿时听过一个日本军队的传说,就是一个记者在一栋楼上采访一个打了胜仗的日本军官,问他为什么能够打胜仗?他脸一沉,对着当时在屋里的几个日本士兵,往窗外一指,那些士兵就争先恐后地跳下去摔死了。当时传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法西斯军队有多么可怕,共产党的军队当然不会这样。

而确实当年二战中有一个日本人接到命令必须守在某一个山上,于是他在山上守了二十多年,最后还是日本把他原来的上级找到命令他撤离他才下山。共产党军队是不会这样的。

 

梦想中的桃源 发表于  2018-02-13 13:33:18 65字 ( 0/31)

如果强调整体利益,那么应该符合整体中所有人的共同利益,那么就会形成共同利益,对每一个人都有利,就会有共识。[大笑][大笑][大笑]

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

“我”这个词有太多的研究,本帖子研究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而我这篇文章,“我”这个字是指的一个硬件,是一个具体的人的硬件,党是什么?软件。从软件学的观点看是这样的。

在过去战争年代,如果一个解放军战士,看到一个落水儿童,他是一定要去救的。如果救起来之后,儿童的父母要来感谢,他通常会说“你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这句话里的“我”,是指的他个人这个硬件,而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是软件,是软件中的对象。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个解放军战士要去救一个落水儿童,是不是他听到了命令,一个长官命令他:“我命令你,把这个儿童救起来!”通常是没有这个命令的。这不过是一个软件的计算。就是说,软件定了一个目标,“我军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个目标计算出有一个儿童落水,这属于人民有难,必须服务,必须解救,一系列的计算,计算的结果就是要去救这个儿童。我如果有机会设计一个人民解放军的机器人,是会这么设计的,就是说,一个软件目标设定好了,他自主行动,并非每一个行动都要听命令。

例如,假设有几台计算机,都安装有同样的识别率挺高的人脸识别软件,这些计算机见到了张三就说“张三你好!”,见到了李四就说“李四你好!”,识别人脸的主体是这些计算机硬件吗?不是,是软件。因为这些计算机安装有相同的软件,所以计算的结果是一样的。

在小说《林海雪原》中,侦察排长杨子荣在土匪窝里遇到危险,一个逃到山上的栾平告诉匪首座山雕杨子荣是共军,杨子荣通过一系列的信息扰乱,最后导致座山雕认为栾平才是奸细,还命令杨子荣把他给毙了。杨子荣把栾平拖到一个悬崖边上,最后对栾平说:“我代表共产党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就把栾平给毙了。

当时杨子荣根本无法接受到上级命令,他有资格代表共产党吗?是有资格的,因为他大脑中的共产党软件计算出来的结果就是必须枪毙栾平。如果战斗结束后杨子荣向上级汇报这事情,其它的共产党同样调用软件经过计算,会认为杨子荣没错。因为软件一样。

有一篇红军的回忆录是一个红军在西北,部队被打散,就剩下他一个人,他就沿路打工乞讨要饭走了几千里路回到根据地找到了组织重新加入军队。他也可以认为接受到了共产党的命令,是党要求他步行几千里回到根据地的。但是党并没有向他这个人下具体的指示啊?原因就在于,当说到党要求他时,是他头脑中的党的软件要求他这么做。因此仍然是党要求他,在这里提了本帖子的标题指出的课题,就是党我一致。

还是来说脸部识别,有的时候因为计算机硬件限制,需要有几台计算机联网对张照片进行识别,以加快识别速度,这就是几台计算机联网合作做一件事情,那就通常要有一台主计算机,相于一群人的领导,这台主计算机向其它计算机发出指令,目的是什么?不是进行压迫,而是协调工作,专门有一个术语叫同步,多台计算机的同步工作会产生出更高的效率。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当然需要同步,要同步就必须有领导,领导不过就是同步起来后做事情效率更高。

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一个战士看到李勇奇的妈因为生病加害怕晕过去了,他就向首长报告:“报告首长,大娘晕过去了”,首长下令:“赶快抢救!”,这么做就是形成抢救的同步,卫生员负责医疗,其它几个人把大娘抬到床上,有的人负责烧水,等等。因此,汇报的战士其实是可以预知首长会下达抢救命令的。他向首长汇报,也是为的求得同步。

那如果另外的情况出现怎么办?比如说战士报告“大娘晕过去了!”,首长说:“管它干啥!命令赶紧将大娘给毙了!”那战士一定会楞住了,因为和软件计算结果不符,违背我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果战士真的收到这样的命令,会有一个考虑:“首长叛变了?”

京剧《红灯记》中,有一个叛徒叫王连举把李玉和给出卖了。而这个剧最初始的来源是一部故事片《自有后来人》,是我在1964年还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就看过了,这部故事片阳是共产党宣传的理念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叛徒王连举,是李玉和的上级。

那有人就想了,哦上级叛变了这事情不就简单了吗?王连举命令李玉和把密电码交出来不就完了吗?其实不是,其实李玉和发现王连举叛变就怒斥他,而且不听他的了。

这个电影说明共产党的理念不是无条件服从命令,不是什么极权专制。上级上达的命令也是有一个集合范围的。

例如,张国焘叛变,离开陕甘宁边区,他要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和他一起走,警卫员拒绝了,留下来了,警卫员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因为他认为首长很可能是要叛变了。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张国焘?因为警卫员还拿不太准。因为在张国焘逃到武汉,共产党中央也要派人来劝张国焘回去,也要确认他是不是真的叛变了。所以最后认定叛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讲这些,是要说明,国际上反共组织把共产党说成什么极权专制,好象共产党员都是听话的机器,只管服从命令。其实不然,其实命令是有一定集合范围的,其实共产党的领导发的每一个命令,下属都会用自己的软件计算一遍以防差错和叛变的。因此不可能共产党领导命令“我命令大家都去吃屎”,大家就都争先恐后去吃屎,这是不可能的。

而日本法西斯就不同。我儿时听过一个日本军队的传说,就是一个记者在一栋楼上采访一个打了胜仗的日本军官,问他为什么能够打胜仗?他脸一沉,对着当时在屋里的几个日本士兵,往窗外一指,那些士兵就争先恐后地跳下去摔死了。当时传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法西斯军队有多么可怕,共产党的军队当然不会这样。

而确实当年二战中有一个日本人接到命令必须守在某一个山上,于是他在山上守了二十多年,最后还是日本把他原来的上级找到命令他撤离他才下山。共产党军队是不会这样的。

 

梦想中的桃源 发表于  2018-02-13 13:38:45 78字 ( 0/42)

如果一个集体中每一个人都强调个人利益,比如所谓的“责权利对接”,那么这个集体就是一盘散沙。因为每一个人都可能认为自己比别人贡献更大。[大笑][大笑][大笑]

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

“我”这个词有太多的研究,本帖子研究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而我这篇文章,“我”这个字是指的一个硬件,是一个具体的人的硬件,党是什么?软件。从软件学的观点看是这样的。

在过去战争年代,如果一个解放军战士,看到一个落水儿童,他是一定要去救的。如果救起来之后,儿童的父母要来感谢,他通常会说“你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这句话里的“我”,是指的他个人这个硬件,而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是软件,是软件中的对象。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个解放军战士要去救一个落水儿童,是不是他听到了命令,一个长官命令他:“我命令你,把这个儿童救起来!”通常是没有这个命令的。这不过是一个软件的计算。就是说,软件定了一个目标,“我军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个目标计算出有一个儿童落水,这属于人民有难,必须服务,必须解救,一系列的计算,计算的结果就是要去救这个儿童。我如果有机会设计一个人民解放军的机器人,是会这么设计的,就是说,一个软件目标设定好了,他自主行动,并非每一个行动都要听命令。

例如,假设有几台计算机,都安装有同样的识别率挺高的人脸识别软件,这些计算机见到了张三就说“张三你好!”,见到了李四就说“李四你好!”,识别人脸的主体是这些计算机硬件吗?不是,是软件。因为这些计算机安装有相同的软件,所以计算的结果是一样的。

在小说《林海雪原》中,侦察排长杨子荣在土匪窝里遇到危险,一个逃到山上的栾平告诉匪首座山雕杨子荣是共军,杨子荣通过一系列的信息扰乱,最后导致座山雕认为栾平才是奸细,还命令杨子荣把他给毙了。杨子荣把栾平拖到一个悬崖边上,最后对栾平说:“我代表共产党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就把栾平给毙了。

当时杨子荣根本无法接受到上级命令,他有资格代表共产党吗?是有资格的,因为他大脑中的共产党软件计算出来的结果就是必须枪毙栾平。如果战斗结束后杨子荣向上级汇报这事情,其它的共产党同样调用软件经过计算,会认为杨子荣没错。因为软件一样。

有一篇红军的回忆录是一个红军在西北,部队被打散,就剩下他一个人,他就沿路打工乞讨要饭走了几千里路回到根据地找到了组织重新加入军队。他也可以认为接受到了共产党的命令,是党要求他步行几千里回到根据地的。但是党并没有向他这个人下具体的指示啊?原因就在于,当说到党要求他时,是他头脑中的党的软件要求他这么做。因此仍然是党要求他,在这里提了本帖子的标题指出的课题,就是党我一致。

还是来说脸部识别,有的时候因为计算机硬件限制,需要有几台计算机联网对张照片进行识别,以加快识别速度,这就是几台计算机联网合作做一件事情,那就通常要有一台主计算机,相于一群人的领导,这台主计算机向其它计算机发出指令,目的是什么?不是进行压迫,而是协调工作,专门有一个术语叫同步,多台计算机的同步工作会产生出更高的效率。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当然需要同步,要同步就必须有领导,领导不过就是同步起来后做事情效率更高。

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一个战士看到李勇奇的妈因为生病加害怕晕过去了,他就向首长报告:“报告首长,大娘晕过去了”,首长下令:“赶快抢救!”,这么做就是形成抢救的同步,卫生员负责医疗,其它几个人把大娘抬到床上,有的人负责烧水,等等。因此,汇报的战士其实是可以预知首长会下达抢救命令的。他向首长汇报,也是为的求得同步。

那如果另外的情况出现怎么办?比如说战士报告“大娘晕过去了!”,首长说:“管它干啥!命令赶紧将大娘给毙了!”那战士一定会楞住了,因为和软件计算结果不符,违背我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果战士真的收到这样的命令,会有一个考虑:“首长叛变了?”

京剧《红灯记》中,有一个叛徒叫王连举把李玉和给出卖了。而这个剧最初始的来源是一部故事片《自有后来人》,是我在1964年还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就看过了,这部故事片阳是共产党宣传的理念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叛徒王连举,是李玉和的上级。

那有人就想了,哦上级叛变了这事情不就简单了吗?王连举命令李玉和把密电码交出来不就完了吗?其实不是,其实李玉和发现王连举叛变就怒斥他,而且不听他的了。

这个电影说明共产党的理念不是无条件服从命令,不是什么极权专制。上级上达的命令也是有一个集合范围的。

例如,张国焘叛变,离开陕甘宁边区,他要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和他一起走,警卫员拒绝了,留下来了,警卫员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因为他认为首长很可能是要叛变了。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张国焘?因为警卫员还拿不太准。因为在张国焘逃到武汉,共产党中央也要派人来劝张国焘回去,也要确认他是不是真的叛变了。所以最后认定叛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讲这些,是要说明,国际上反共组织把共产党说成什么极权专制,好象共产党员都是听话的机器,只管服从命令。其实不然,其实命令是有一定集合范围的,其实共产党的领导发的每一个命令,下属都会用自己的软件计算一遍以防差错和叛变的。因此不可能共产党领导命令“我命令大家都去吃屎”,大家就都争先恐后去吃屎,这是不可能的。

而日本法西斯就不同。我儿时听过一个日本军队的传说,就是一个记者在一栋楼上采访一个打了胜仗的日本军官,问他为什么能够打胜仗?他脸一沉,对着当时在屋里的几个日本士兵,往窗外一指,那些士兵就争先恐后地跳下去摔死了。当时传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法西斯军队有多么可怕,共产党的军队当然不会这样。

而确实当年二战中有一个日本人接到命令必须守在某一个山上,于是他在山上守了二十多年,最后还是日本把他原来的上级找到命令他撤离他才下山。共产党军队是不会这样的。

 

春秋写意 发表于  2018-02-13 13:41:39 227字 ( 0/61)

哈哈----,这个问题由数学来解答或说回答,只能证明党是一个由“软件”而“硬件”的社会形态,这种形态与实际生活中的政党现象的不同就是——这个“硬件”也是 有思想

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

“我”这个词有太多的研究,本帖子研究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而我这篇文章,“我”这个字是指的一个硬件,是一个具体的人的硬件,党是什么?软件。从软件学的观点看是这样的。

在过去战争年代,如果一个解放军战士,看到一个落水儿童,他是一定要去救的。如果救起来之后,儿童的父母要来感谢,他通常会说“你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这句话里的“我”,是指的他个人这个硬件,而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是软件,是软件中的对象。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个解放军战士要去救一个落水儿童,是不是他听到了命令,一个长官命令他:“我命令你,把这个儿童救起来!”通常是没有这个命令的。这不过是一个软件的计算。就是说,软件定了一个目标,“我军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个目标计算出有一个儿童落水,这属于人民有难,必须服务,必须解救,一系列的计算,计算的结果就是要去救这个儿童。我如果有机会设计一个人民解放军的机器人,是会这么设计的,就是说,一个软件目标设定好了,他自主行动,并非每一个行动都要听命令。

例如,假设有几台计算机,都安装有同样的识别率挺高的人脸识别软件,这些计算机见到了张三就说“张三你好!”,见到了李四就说“李四你好!”,识别人脸的主体是这些计算机硬件吗?不是,是软件。因为这些计算机安装有相同的软件,所以计算的结果是一样的。

在小说《林海雪原》中,侦察排长杨子荣在土匪窝里遇到危险,一个逃到山上的栾平告诉匪首座山雕杨子荣是共军,杨子荣通过一系列的信息扰乱,最后导致座山雕认为栾平才是奸细,还命令杨子荣把他给毙了。杨子荣把栾平拖到一个悬崖边上,最后对栾平说:“我代表共产党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就把栾平给毙了。

当时杨子荣根本无法接受到上级命令,他有资格代表共产党吗?是有资格的,因为他大脑中的共产党软件计算出来的结果就是必须枪毙栾平。如果战斗结束后杨子荣向上级汇报这事情,其它的共产党同样调用软件经过计算,会认为杨子荣没错。因为软件一样。

有一篇红军的回忆录是一个红军在西北,部队被打散,就剩下他一个人,他就沿路打工乞讨要饭走了几千里路回到根据地找到了组织重新加入军队。他也可以认为接受到了共产党的命令,是党要求他步行几千里回到根据地的。但是党并没有向他这个人下具体的指示啊?原因就在于,当说到党要求他时,是他头脑中的党的软件要求他这么做。因此仍然是党要求他,在这里提了本帖子的标题指出的课题,就是党我一致。

还是来说脸部识别,有的时候因为计算机硬件限制,需要有几台计算机联网对张照片进行识别,以加快识别速度,这就是几台计算机联网合作做一件事情,那就通常要有一台主计算机,相于一群人的领导,这台主计算机向其它计算机发出指令,目的是什么?不是进行压迫,而是协调工作,专门有一个术语叫同步,多台计算机的同步工作会产生出更高的效率。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当然需要同步,要同步就必须有领导,领导不过就是同步起来后做事情效率更高。

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一个战士看到李勇奇的妈因为生病加害怕晕过去了,他就向首长报告:“报告首长,大娘晕过去了”,首长下令:“赶快抢救!”,这么做就是形成抢救的同步,卫生员负责医疗,其它几个人把大娘抬到床上,有的人负责烧水,等等。因此,汇报的战士其实是可以预知首长会下达抢救命令的。他向首长汇报,也是为的求得同步。

那如果另外的情况出现怎么办?比如说战士报告“大娘晕过去了!”,首长说:“管它干啥!命令赶紧将大娘给毙了!”那战士一定会楞住了,因为和软件计算结果不符,违背我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果战士真的收到这样的命令,会有一个考虑:“首长叛变了?”

京剧《红灯记》中,有一个叛徒叫王连举把李玉和给出卖了。而这个剧最初始的来源是一部故事片《自有后来人》,是我在1964年还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就看过了,这部故事片阳是共产党宣传的理念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叛徒王连举,是李玉和的上级。

那有人就想了,哦上级叛变了这事情不就简单了吗?王连举命令李玉和把密电码交出来不就完了吗?其实不是,其实李玉和发现王连举叛变就怒斥他,而且不听他的了。

这个电影说明共产党的理念不是无条件服从命令,不是什么极权专制。上级上达的命令也是有一个集合范围的。

例如,张国焘叛变,离开陕甘宁边区,他要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和他一起走,警卫员拒绝了,留下来了,警卫员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因为他认为首长很可能是要叛变了。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张国焘?因为警卫员还拿不太准。因为在张国焘逃到武汉,共产党中央也要派人来劝张国焘回去,也要确认他是不是真的叛变了。所以最后认定叛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讲这些,是要说明,国际上反共组织把共产党说成什么极权专制,好象共产党员都是听话的机器,只管服从命令。其实不然,其实命令是有一定集合范围的,其实共产党的领导发的每一个命令,下属都会用自己的软件计算一遍以防差错和叛变的。因此不可能共产党领导命令“我命令大家都去吃屎”,大家就都争先恐后去吃屎,这是不可能的。

而日本法西斯就不同。我儿时听过一个日本军队的传说,就是一个记者在一栋楼上采访一个打了胜仗的日本军官,问他为什么能够打胜仗?他脸一沉,对着当时在屋里的几个日本士兵,往窗外一指,那些士兵就争先恐后地跳下去摔死了。当时传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法西斯军队有多么可怕,共产党的军队当然不会这样。

而确实当年二战中有一个日本人接到命令必须守在某一个山上,于是他在山上守了二十多年,最后还是日本把他原来的上级找到命令他撤离他才下山。共产党军队是不会这样的。

 

梦想中的桃源 发表于  2018-02-13 13:44:16 43字 ( 0/46)

所谓“主义”就是用来建立共识的,至于能不能建立共识就不一定了。[大笑][大笑][大笑]

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

“我”这个词有太多的研究,本帖子研究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而我这篇文章,“我”这个字是指的一个硬件,是一个具体的人的硬件,党是什么?软件。从软件学的观点看是这样的。

在过去战争年代,如果一个解放军战士,看到一个落水儿童,他是一定要去救的。如果救起来之后,儿童的父母要来感谢,他通常会说“你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这句话里的“我”,是指的他个人这个硬件,而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是软件,是软件中的对象。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个解放军战士要去救一个落水儿童,是不是他听到了命令,一个长官命令他:“我命令你,把这个儿童救起来!”通常是没有这个命令的。这不过是一个软件的计算。就是说,软件定了一个目标,“我军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个目标计算出有一个儿童落水,这属于人民有难,必须服务,必须解救,一系列的计算,计算的结果就是要去救这个儿童。我如果有机会设计一个人民解放军的机器人,是会这么设计的,就是说,一个软件目标设定好了,他自主行动,并非每一个行动都要听命令。

例如,假设有几台计算机,都安装有同样的识别率挺高的人脸识别软件,这些计算机见到了张三就说“张三你好!”,见到了李四就说“李四你好!”,识别人脸的主体是这些计算机硬件吗?不是,是软件。因为这些计算机安装有相同的软件,所以计算的结果是一样的。

在小说《林海雪原》中,侦察排长杨子荣在土匪窝里遇到危险,一个逃到山上的栾平告诉匪首座山雕杨子荣是共军,杨子荣通过一系列的信息扰乱,最后导致座山雕认为栾平才是奸细,还命令杨子荣把他给毙了。杨子荣把栾平拖到一个悬崖边上,最后对栾平说:“我代表共产党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就把栾平给毙了。

当时杨子荣根本无法接受到上级命令,他有资格代表共产党吗?是有资格的,因为他大脑中的共产党软件计算出来的结果就是必须枪毙栾平。如果战斗结束后杨子荣向上级汇报这事情,其它的共产党同样调用软件经过计算,会认为杨子荣没错。因为软件一样。

有一篇红军的回忆录是一个红军在西北,部队被打散,就剩下他一个人,他就沿路打工乞讨要饭走了几千里路回到根据地找到了组织重新加入军队。他也可以认为接受到了共产党的命令,是党要求他步行几千里回到根据地的。但是党并没有向他这个人下具体的指示啊?原因就在于,当说到党要求他时,是他头脑中的党的软件要求他这么做。因此仍然是党要求他,在这里提了本帖子的标题指出的课题,就是党我一致。

还是来说脸部识别,有的时候因为计算机硬件限制,需要有几台计算机联网对张照片进行识别,以加快识别速度,这就是几台计算机联网合作做一件事情,那就通常要有一台主计算机,相于一群人的领导,这台主计算机向其它计算机发出指令,目的是什么?不是进行压迫,而是协调工作,专门有一个术语叫同步,多台计算机的同步工作会产生出更高的效率。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当然需要同步,要同步就必须有领导,领导不过就是同步起来后做事情效率更高。

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一个战士看到李勇奇的妈因为生病加害怕晕过去了,他就向首长报告:“报告首长,大娘晕过去了”,首长下令:“赶快抢救!”,这么做就是形成抢救的同步,卫生员负责医疗,其它几个人把大娘抬到床上,有的人负责烧水,等等。因此,汇报的战士其实是可以预知首长会下达抢救命令的。他向首长汇报,也是为的求得同步。

那如果另外的情况出现怎么办?比如说战士报告“大娘晕过去了!”,首长说:“管它干啥!命令赶紧将大娘给毙了!”那战士一定会楞住了,因为和软件计算结果不符,违背我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果战士真的收到这样的命令,会有一个考虑:“首长叛变了?”

京剧《红灯记》中,有一个叛徒叫王连举把李玉和给出卖了。而这个剧最初始的来源是一部故事片《自有后来人》,是我在1964年还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就看过了,这部故事片阳是共产党宣传的理念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叛徒王连举,是李玉和的上级。

那有人就想了,哦上级叛变了这事情不就简单了吗?王连举命令李玉和把密电码交出来不就完了吗?其实不是,其实李玉和发现王连举叛变就怒斥他,而且不听他的了。

这个电影说明共产党的理念不是无条件服从命令,不是什么极权专制。上级上达的命令也是有一个集合范围的。

例如,张国焘叛变,离开陕甘宁边区,他要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和他一起走,警卫员拒绝了,留下来了,警卫员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因为他认为首长很可能是要叛变了。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张国焘?因为警卫员还拿不太准。因为在张国焘逃到武汉,共产党中央也要派人来劝张国焘回去,也要确认他是不是真的叛变了。所以最后认定叛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讲这些,是要说明,国际上反共组织把共产党说成什么极权专制,好象共产党员都是听话的机器,只管服从命令。其实不然,其实命令是有一定集合范围的,其实共产党的领导发的每一个命令,下属都会用自己的软件计算一遍以防差错和叛变的。因此不可能共产党领导命令“我命令大家都去吃屎”,大家就都争先恐后去吃屎,这是不可能的。

而日本法西斯就不同。我儿时听过一个日本军队的传说,就是一个记者在一栋楼上采访一个打了胜仗的日本军官,问他为什么能够打胜仗?他脸一沉,对着当时在屋里的几个日本士兵,往窗外一指,那些士兵就争先恐后地跳下去摔死了。当时传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法西斯军队有多么可怕,共产党的军队当然不会这样。

而确实当年二战中有一个日本人接到命令必须守在某一个山上,于是他在山上守了二十多年,最后还是日本把他原来的上级找到命令他撤离他才下山。共产党军队是不会这样的。

 

老老保老张工 发表于  2018-02-13 13:52:28 167字 ( 0/72)

这篇帖文,我认为数学说的,是似是而非的。你从软件学上看,而我从计算机体系结构上看,党是组织,党和党员,都是硬件!而且,党的硬件作用,更大更强。软件是什么呢?党有

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

“我”这个词有太多的研究,本帖子研究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而我这篇文章,“我”这个字是指的一个硬件,是一个具体的人的硬件,党是什么?软件。从软件学的观点看是这样的。

在过去战争年代,如果一个解放军战士,看到一个落水儿童,他是一定要去救的。如果救起来之后,儿童的父母要来感谢,他通常会说“你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这句话里的“我”,是指的他个人这个硬件,而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是软件,是软件中的对象。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个解放军战士要去救一个落水儿童,是不是他听到了命令,一个长官命令他:“我命令你,把这个儿童救起来!”通常是没有这个命令的。这不过是一个软件的计算。就是说,软件定了一个目标,“我军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个目标计算出有一个儿童落水,这属于人民有难,必须服务,必须解救,一系列的计算,计算的结果就是要去救这个儿童。我如果有机会设计一个人民解放军的机器人,是会这么设计的,就是说,一个软件目标设定好了,他自主行动,并非每一个行动都要听命令。

例如,假设有几台计算机,都安装有同样的识别率挺高的人脸识别软件,这些计算机见到了张三就说“张三你好!”,见到了李四就说“李四你好!”,识别人脸的主体是这些计算机硬件吗?不是,是软件。因为这些计算机安装有相同的软件,所以计算的结果是一样的。

在小说《林海雪原》中,侦察排长杨子荣在土匪窝里遇到危险,一个逃到山上的栾平告诉匪首座山雕杨子荣是共军,杨子荣通过一系列的信息扰乱,最后导致座山雕认为栾平才是奸细,还命令杨子荣把他给毙了。杨子荣把栾平拖到一个悬崖边上,最后对栾平说:“我代表共产党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就把栾平给毙了。

当时杨子荣根本无法接受到上级命令,他有资格代表共产党吗?是有资格的,因为他大脑中的共产党软件计算出来的结果就是必须枪毙栾平。如果战斗结束后杨子荣向上级汇报这事情,其它的共产党同样调用软件经过计算,会认为杨子荣没错。因为软件一样。

有一篇红军的回忆录是一个红军在西北,部队被打散,就剩下他一个人,他就沿路打工乞讨要饭走了几千里路回到根据地找到了组织重新加入军队。他也可以认为接受到了共产党的命令,是党要求他步行几千里回到根据地的。但是党并没有向他这个人下具体的指示啊?原因就在于,当说到党要求他时,是他头脑中的党的软件要求他这么做。因此仍然是党要求他,在这里提了本帖子的标题指出的课题,就是党我一致。

还是来说脸部识别,有的时候因为计算机硬件限制,需要有几台计算机联网对张照片进行识别,以加快识别速度,这就是几台计算机联网合作做一件事情,那就通常要有一台主计算机,相于一群人的领导,这台主计算机向其它计算机发出指令,目的是什么?不是进行压迫,而是协调工作,专门有一个术语叫同步,多台计算机的同步工作会产生出更高的效率。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当然需要同步,要同步就必须有领导,领导不过就是同步起来后做事情效率更高。

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一个战士看到李勇奇的妈因为生病加害怕晕过去了,他就向首长报告:“报告首长,大娘晕过去了”,首长下令:“赶快抢救!”,这么做就是形成抢救的同步,卫生员负责医疗,其它几个人把大娘抬到床上,有的人负责烧水,等等。因此,汇报的战士其实是可以预知首长会下达抢救命令的。他向首长汇报,也是为的求得同步。

那如果另外的情况出现怎么办?比如说战士报告“大娘晕过去了!”,首长说:“管它干啥!命令赶紧将大娘给毙了!”那战士一定会楞住了,因为和软件计算结果不符,违背我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果战士真的收到这样的命令,会有一个考虑:“首长叛变了?”

京剧《红灯记》中,有一个叛徒叫王连举把李玉和给出卖了。而这个剧最初始的来源是一部故事片《自有后来人》,是我在1964年还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就看过了,这部故事片阳是共产党宣传的理念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叛徒王连举,是李玉和的上级。

那有人就想了,哦上级叛变了这事情不就简单了吗?王连举命令李玉和把密电码交出来不就完了吗?其实不是,其实李玉和发现王连举叛变就怒斥他,而且不听他的了。

这个电影说明共产党的理念不是无条件服从命令,不是什么极权专制。上级上达的命令也是有一个集合范围的。

例如,张国焘叛变,离开陕甘宁边区,他要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和他一起走,警卫员拒绝了,留下来了,警卫员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因为他认为首长很可能是要叛变了。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张国焘?因为警卫员还拿不太准。因为在张国焘逃到武汉,共产党中央也要派人来劝张国焘回去,也要确认他是不是真的叛变了。所以最后认定叛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讲这些,是要说明,国际上反共组织把共产党说成什么极权专制,好象共产党员都是听话的机器,只管服从命令。其实不然,其实命令是有一定集合范围的,其实共产党的领导发的每一个命令,下属都会用自己的软件计算一遍以防差错和叛变的。因此不可能共产党领导命令“我命令大家都去吃屎”,大家就都争先恐后去吃屎,这是不可能的。

而日本法西斯就不同。我儿时听过一个日本军队的传说,就是一个记者在一栋楼上采访一个打了胜仗的日本军官,问他为什么能够打胜仗?他脸一沉,对着当时在屋里的几个日本士兵,往窗外一指,那些士兵就争先恐后地跳下去摔死了。当时传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法西斯军队有多么可怕,共产党的军队当然不会这样。

而确实当年二战中有一个日本人接到命令必须守在某一个山上,于是他在山上守了二十多年,最后还是日本把他原来的上级找到命令他撤离他才下山。共产党军队是不会这样的。

 

顺民意得人心 发表于  2018-02-13 13:53:57 37字 ( 0/44)

我是一个真正共产党员,就应该时刻听从党召唤,更应该为党的事业奋斗一生!

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

“我”这个词有太多的研究,本帖子研究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而我这篇文章,“我”这个字是指的一个硬件,是一个具体的人的硬件,党是什么?软件。从软件学的观点看是这样的。

在过去战争年代,如果一个解放军战士,看到一个落水儿童,他是一定要去救的。如果救起来之后,儿童的父母要来感谢,他通常会说“你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这句话里的“我”,是指的他个人这个硬件,而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是软件,是软件中的对象。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个解放军战士要去救一个落水儿童,是不是他听到了命令,一个长官命令他:“我命令你,把这个儿童救起来!”通常是没有这个命令的。这不过是一个软件的计算。就是说,软件定了一个目标,“我军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个目标计算出有一个儿童落水,这属于人民有难,必须服务,必须解救,一系列的计算,计算的结果就是要去救这个儿童。我如果有机会设计一个人民解放军的机器人,是会这么设计的,就是说,一个软件目标设定好了,他自主行动,并非每一个行动都要听命令。

例如,假设有几台计算机,都安装有同样的识别率挺高的人脸识别软件,这些计算机见到了张三就说“张三你好!”,见到了李四就说“李四你好!”,识别人脸的主体是这些计算机硬件吗?不是,是软件。因为这些计算机安装有相同的软件,所以计算的结果是一样的。

在小说《林海雪原》中,侦察排长杨子荣在土匪窝里遇到危险,一个逃到山上的栾平告诉匪首座山雕杨子荣是共军,杨子荣通过一系列的信息扰乱,最后导致座山雕认为栾平才是奸细,还命令杨子荣把他给毙了。杨子荣把栾平拖到一个悬崖边上,最后对栾平说:“我代表共产党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就把栾平给毙了。

当时杨子荣根本无法接受到上级命令,他有资格代表共产党吗?是有资格的,因为他大脑中的共产党软件计算出来的结果就是必须枪毙栾平。如果战斗结束后杨子荣向上级汇报这事情,其它的共产党同样调用软件经过计算,会认为杨子荣没错。因为软件一样。

有一篇红军的回忆录是一个红军在西北,部队被打散,就剩下他一个人,他就沿路打工乞讨要饭走了几千里路回到根据地找到了组织重新加入军队。他也可以认为接受到了共产党的命令,是党要求他步行几千里回到根据地的。但是党并没有向他这个人下具体的指示啊?原因就在于,当说到党要求他时,是他头脑中的党的软件要求他这么做。因此仍然是党要求他,在这里提了本帖子的标题指出的课题,就是党我一致。

还是来说脸部识别,有的时候因为计算机硬件限制,需要有几台计算机联网对张照片进行识别,以加快识别速度,这就是几台计算机联网合作做一件事情,那就通常要有一台主计算机,相于一群人的领导,这台主计算机向其它计算机发出指令,目的是什么?不是进行压迫,而是协调工作,专门有一个术语叫同步,多台计算机的同步工作会产生出更高的效率。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当然需要同步,要同步就必须有领导,领导不过就是同步起来后做事情效率更高。

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一个战士看到李勇奇的妈因为生病加害怕晕过去了,他就向首长报告:“报告首长,大娘晕过去了”,首长下令:“赶快抢救!”,这么做就是形成抢救的同步,卫生员负责医疗,其它几个人把大娘抬到床上,有的人负责烧水,等等。因此,汇报的战士其实是可以预知首长会下达抢救命令的。他向首长汇报,也是为的求得同步。

那如果另外的情况出现怎么办?比如说战士报告“大娘晕过去了!”,首长说:“管它干啥!命令赶紧将大娘给毙了!”那战士一定会楞住了,因为和软件计算结果不符,违背我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果战士真的收到这样的命令,会有一个考虑:“首长叛变了?”

京剧《红灯记》中,有一个叛徒叫王连举把李玉和给出卖了。而这个剧最初始的来源是一部故事片《自有后来人》,是我在1964年还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就看过了,这部故事片阳是共产党宣传的理念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叛徒王连举,是李玉和的上级。

那有人就想了,哦上级叛变了这事情不就简单了吗?王连举命令李玉和把密电码交出来不就完了吗?其实不是,其实李玉和发现王连举叛变就怒斥他,而且不听他的了。

这个电影说明共产党的理念不是无条件服从命令,不是什么极权专制。上级上达的命令也是有一个集合范围的。

例如,张国焘叛变,离开陕甘宁边区,他要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和他一起走,警卫员拒绝了,留下来了,警卫员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因为他认为首长很可能是要叛变了。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张国焘?因为警卫员还拿不太准。因为在张国焘逃到武汉,共产党中央也要派人来劝张国焘回去,也要确认他是不是真的叛变了。所以最后认定叛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讲这些,是要说明,国际上反共组织把共产党说成什么极权专制,好象共产党员都是听话的机器,只管服从命令。其实不然,其实命令是有一定集合范围的,其实共产党的领导发的每一个命令,下属都会用自己的软件计算一遍以防差错和叛变的。因此不可能共产党领导命令“我命令大家都去吃屎”,大家就都争先恐后去吃屎,这是不可能的。

而日本法西斯就不同。我儿时听过一个日本军队的传说,就是一个记者在一栋楼上采访一个打了胜仗的日本军官,问他为什么能够打胜仗?他脸一沉,对着当时在屋里的几个日本士兵,往窗外一指,那些士兵就争先恐后地跳下去摔死了。当时传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法西斯军队有多么可怕,共产党的军队当然不会这样。

而确实当年二战中有一个日本人接到命令必须守在某一个山上,于是他在山上守了二十多年,最后还是日本把他原来的上级找到命令他撤离他才下山。共产党军队是不会这样的。

 

大道无形小利惑心 发表于  2018-02-13 13:55:40 0字 ( 0/37)

简单化没有说服力!

简单化没有说服力!

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

“我”这个词有太多的研究,本帖子研究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而我这篇文章,“我”这个字是指的一个硬件,是一个具体的人的硬件,党是什么?软件。从软件学的观点看是这样的。

在过去战争年代,如果一个解放军战士,看到一个落水儿童,他是一定要去救的。如果救起来之后,儿童的父母要来感谢,他通常会说“你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这句话里的“我”,是指的他个人这个硬件,而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是软件,是软件中的对象。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个解放军战士要去救一个落水儿童,是不是他听到了命令,一个长官命令他:“我命令你,把这个儿童救起来!”通常是没有这个命令的。这不过是一个软件的计算。就是说,软件定了一个目标,“我军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个目标计算出有一个儿童落水,这属于人民有难,必须服务,必须解救,一系列的计算,计算的结果就是要去救这个儿童。我如果有机会设计一个人民解放军的机器人,是会这么设计的,就是说,一个软件目标设定好了,他自主行动,并非每一个行动都要听命令。

例如,假设有几台计算机,都安装有同样的识别率挺高的人脸识别软件,这些计算机见到了张三就说“张三你好!”,见到了李四就说“李四你好!”,识别人脸的主体是这些计算机硬件吗?不是,是软件。因为这些计算机安装有相同的软件,所以计算的结果是一样的。

在小说《林海雪原》中,侦察排长杨子荣在土匪窝里遇到危险,一个逃到山上的栾平告诉匪首座山雕杨子荣是共军,杨子荣通过一系列的信息扰乱,最后导致座山雕认为栾平才是奸细,还命令杨子荣把他给毙了。杨子荣把栾平拖到一个悬崖边上,最后对栾平说:“我代表共产党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就把栾平给毙了。

当时杨子荣根本无法接受到上级命令,他有资格代表共产党吗?是有资格的,因为他大脑中的共产党软件计算出来的结果就是必须枪毙栾平。如果战斗结束后杨子荣向上级汇报这事情,其它的共产党同样调用软件经过计算,会认为杨子荣没错。因为软件一样。

有一篇红军的回忆录是一个红军在西北,部队被打散,就剩下他一个人,他就沿路打工乞讨要饭走了几千里路回到根据地找到了组织重新加入军队。他也可以认为接受到了共产党的命令,是党要求他步行几千里回到根据地的。但是党并没有向他这个人下具体的指示啊?原因就在于,当说到党要求他时,是他头脑中的党的软件要求他这么做。因此仍然是党要求他,在这里提了本帖子的标题指出的课题,就是党我一致。

还是来说脸部识别,有的时候因为计算机硬件限制,需要有几台计算机联网对张照片进行识别,以加快识别速度,这就是几台计算机联网合作做一件事情,那就通常要有一台主计算机,相于一群人的领导,这台主计算机向其它计算机发出指令,目的是什么?不是进行压迫,而是协调工作,专门有一个术语叫同步,多台计算机的同步工作会产生出更高的效率。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当然需要同步,要同步就必须有领导,领导不过就是同步起来后做事情效率更高。

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一个战士看到李勇奇的妈因为生病加害怕晕过去了,他就向首长报告:“报告首长,大娘晕过去了”,首长下令:“赶快抢救!”,这么做就是形成抢救的同步,卫生员负责医疗,其它几个人把大娘抬到床上,有的人负责烧水,等等。因此,汇报的战士其实是可以预知首长会下达抢救命令的。他向首长汇报,也是为的求得同步。

那如果另外的情况出现怎么办?比如说战士报告“大娘晕过去了!”,首长说:“管它干啥!命令赶紧将大娘给毙了!”那战士一定会楞住了,因为和软件计算结果不符,违背我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果战士真的收到这样的命令,会有一个考虑:“首长叛变了?”

京剧《红灯记》中,有一个叛徒叫王连举把李玉和给出卖了。而这个剧最初始的来源是一部故事片《自有后来人》,是我在1964年还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就看过了,这部故事片阳是共产党宣传的理念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叛徒王连举,是李玉和的上级。

那有人就想了,哦上级叛变了这事情不就简单了吗?王连举命令李玉和把密电码交出来不就完了吗?其实不是,其实李玉和发现王连举叛变就怒斥他,而且不听他的了。

这个电影说明共产党的理念不是无条件服从命令,不是什么极权专制。上级上达的命令也是有一个集合范围的。

例如,张国焘叛变,离开陕甘宁边区,他要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和他一起走,警卫员拒绝了,留下来了,警卫员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因为他认为首长很可能是要叛变了。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张国焘?因为警卫员还拿不太准。因为在张国焘逃到武汉,共产党中央也要派人来劝张国焘回去,也要确认他是不是真的叛变了。所以最后认定叛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讲这些,是要说明,国际上反共组织把共产党说成什么极权专制,好象共产党员都是听话的机器,只管服从命令。其实不然,其实命令是有一定集合范围的,其实共产党的领导发的每一个命令,下属都会用自己的软件计算一遍以防差错和叛变的。因此不可能共产党领导命令“我命令大家都去吃屎”,大家就都争先恐后去吃屎,这是不可能的。

而日本法西斯就不同。我儿时听过一个日本军队的传说,就是一个记者在一栋楼上采访一个打了胜仗的日本军官,问他为什么能够打胜仗?他脸一沉,对着当时在屋里的几个日本士兵,往窗外一指,那些士兵就争先恐后地跳下去摔死了。当时传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法西斯军队有多么可怕,共产党的军队当然不会这样。

而确实当年二战中有一个日本人接到命令必须守在某一个山上,于是他在山上守了二十多年,最后还是日本把他原来的上级找到命令他撤离他才下山。共产党军队是不会这样的。

 

一是1 发表于  2018-02-13 14:09:00 111字 ( 0/102)

软件是可以修改的。认识一个国军中校军需,他讲那年被四野追到海边,于是随手在兜里抓了一把黄货塞出去以求脱身。然而两个脑袋软件不兼容,失灵了。后来他更新了软件,与大

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

“我”这个词有太多的研究,本帖子研究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而我这篇文章,“我”这个字是指的一个硬件,是一个具体的人的硬件,党是什么?软件。从软件学的观点看是这样的。

在过去战争年代,如果一个解放军战士,看到一个落水儿童,他是一定要去救的。如果救起来之后,儿童的父母要来感谢,他通常会说“你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这句话里的“我”,是指的他个人这个硬件,而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是软件,是软件中的对象。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个解放军战士要去救一个落水儿童,是不是他听到了命令,一个长官命令他:“我命令你,把这个儿童救起来!”通常是没有这个命令的。这不过是一个软件的计算。就是说,软件定了一个目标,“我军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个目标计算出有一个儿童落水,这属于人民有难,必须服务,必须解救,一系列的计算,计算的结果就是要去救这个儿童。我如果有机会设计一个人民解放军的机器人,是会这么设计的,就是说,一个软件目标设定好了,他自主行动,并非每一个行动都要听命令。

例如,假设有几台计算机,都安装有同样的识别率挺高的人脸识别软件,这些计算机见到了张三就说“张三你好!”,见到了李四就说“李四你好!”,识别人脸的主体是这些计算机硬件吗?不是,是软件。因为这些计算机安装有相同的软件,所以计算的结果是一样的。

在小说《林海雪原》中,侦察排长杨子荣在土匪窝里遇到危险,一个逃到山上的栾平告诉匪首座山雕杨子荣是共军,杨子荣通过一系列的信息扰乱,最后导致座山雕认为栾平才是奸细,还命令杨子荣把他给毙了。杨子荣把栾平拖到一个悬崖边上,最后对栾平说:“我代表共产党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就把栾平给毙了。

当时杨子荣根本无法接受到上级命令,他有资格代表共产党吗?是有资格的,因为他大脑中的共产党软件计算出来的结果就是必须枪毙栾平。如果战斗结束后杨子荣向上级汇报这事情,其它的共产党同样调用软件经过计算,会认为杨子荣没错。因为软件一样。

有一篇红军的回忆录是一个红军在西北,部队被打散,就剩下他一个人,他就沿路打工乞讨要饭走了几千里路回到根据地找到了组织重新加入军队。他也可以认为接受到了共产党的命令,是党要求他步行几千里回到根据地的。但是党并没有向他这个人下具体的指示啊?原因就在于,当说到党要求他时,是他头脑中的党的软件要求他这么做。因此仍然是党要求他,在这里提了本帖子的标题指出的课题,就是党我一致。

还是来说脸部识别,有的时候因为计算机硬件限制,需要有几台计算机联网对张照片进行识别,以加快识别速度,这就是几台计算机联网合作做一件事情,那就通常要有一台主计算机,相于一群人的领导,这台主计算机向其它计算机发出指令,目的是什么?不是进行压迫,而是协调工作,专门有一个术语叫同步,多台计算机的同步工作会产生出更高的效率。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当然需要同步,要同步就必须有领导,领导不过就是同步起来后做事情效率更高。

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一个战士看到李勇奇的妈因为生病加害怕晕过去了,他就向首长报告:“报告首长,大娘晕过去了”,首长下令:“赶快抢救!”,这么做就是形成抢救的同步,卫生员负责医疗,其它几个人把大娘抬到床上,有的人负责烧水,等等。因此,汇报的战士其实是可以预知首长会下达抢救命令的。他向首长汇报,也是为的求得同步。

那如果另外的情况出现怎么办?比如说战士报告“大娘晕过去了!”,首长说:“管它干啥!命令赶紧将大娘给毙了!”那战士一定会楞住了,因为和软件计算结果不符,违背我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果战士真的收到这样的命令,会有一个考虑:“首长叛变了?”

京剧《红灯记》中,有一个叛徒叫王连举把李玉和给出卖了。而这个剧最初始的来源是一部故事片《自有后来人》,是我在1964年还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就看过了,这部故事片阳是共产党宣传的理念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叛徒王连举,是李玉和的上级。

那有人就想了,哦上级叛变了这事情不就简单了吗?王连举命令李玉和把密电码交出来不就完了吗?其实不是,其实李玉和发现王连举叛变就怒斥他,而且不听他的了。

这个电影说明共产党的理念不是无条件服从命令,不是什么极权专制。上级上达的命令也是有一个集合范围的。

例如,张国焘叛变,离开陕甘宁边区,他要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和他一起走,警卫员拒绝了,留下来了,警卫员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因为他认为首长很可能是要叛变了。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张国焘?因为警卫员还拿不太准。因为在张国焘逃到武汉,共产党中央也要派人来劝张国焘回去,也要确认他是不是真的叛变了。所以最后认定叛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讲这些,是要说明,国际上反共组织把共产党说成什么极权专制,好象共产党员都是听话的机器,只管服从命令。其实不然,其实命令是有一定集合范围的,其实共产党的领导发的每一个命令,下属都会用自己的软件计算一遍以防差错和叛变的。因此不可能共产党领导命令“我命令大家都去吃屎”,大家就都争先恐后去吃屎,这是不可能的。

而日本法西斯就不同。我儿时听过一个日本军队的传说,就是一个记者在一栋楼上采访一个打了胜仗的日本军官,问他为什么能够打胜仗?他脸一沉,对着当时在屋里的几个日本士兵,往窗外一指,那些士兵就争先恐后地跳下去摔死了。当时传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法西斯军队有多么可怕,共产党的军队当然不会这样。

而确实当年二战中有一个日本人接到命令必须守在某一个山上,于是他在山上守了二十多年,最后还是日本把他原来的上级找到命令他撤离他才下山。共产党军队是不会这样的。

 

顺民意得人心 发表于  2018-02-13 14:10:14 32字 ( 0/137)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理应时刻听从党召唤,更应为党的事业奋斗一生!

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

“我”这个词有太多的研究,本帖子研究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而我这篇文章,“我”这个字是指的一个硬件,是一个具体的人的硬件,党是什么?软件。从软件学的观点看是这样的。

在过去战争年代,如果一个解放军战士,看到一个落水儿童,他是一定要去救的。如果救起来之后,儿童的父母要来感谢,他通常会说“你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这句话里的“我”,是指的他个人这个硬件,而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是软件,是软件中的对象。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个解放军战士要去救一个落水儿童,是不是他听到了命令,一个长官命令他:“我命令你,把这个儿童救起来!”通常是没有这个命令的。这不过是一个软件的计算。就是说,软件定了一个目标,“我军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个目标计算出有一个儿童落水,这属于人民有难,必须服务,必须解救,一系列的计算,计算的结果就是要去救这个儿童。我如果有机会设计一个人民解放军的机器人,是会这么设计的,就是说,一个软件目标设定好了,他自主行动,并非每一个行动都要听命令。

例如,假设有几台计算机,都安装有同样的识别率挺高的人脸识别软件,这些计算机见到了张三就说“张三你好!”,见到了李四就说“李四你好!”,识别人脸的主体是这些计算机硬件吗?不是,是软件。因为这些计算机安装有相同的软件,所以计算的结果是一样的。

在小说《林海雪原》中,侦察排长杨子荣在土匪窝里遇到危险,一个逃到山上的栾平告诉匪首座山雕杨子荣是共军,杨子荣通过一系列的信息扰乱,最后导致座山雕认为栾平才是奸细,还命令杨子荣把他给毙了。杨子荣把栾平拖到一个悬崖边上,最后对栾平说:“我代表共产党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就把栾平给毙了。

当时杨子荣根本无法接受到上级命令,他有资格代表共产党吗?是有资格的,因为他大脑中的共产党软件计算出来的结果就是必须枪毙栾平。如果战斗结束后杨子荣向上级汇报这事情,其它的共产党同样调用软件经过计算,会认为杨子荣没错。因为软件一样。

有一篇红军的回忆录是一个红军在西北,部队被打散,就剩下他一个人,他就沿路打工乞讨要饭走了几千里路回到根据地找到了组织重新加入军队。他也可以认为接受到了共产党的命令,是党要求他步行几千里回到根据地的。但是党并没有向他这个人下具体的指示啊?原因就在于,当说到党要求他时,是他头脑中的党的软件要求他这么做。因此仍然是党要求他,在这里提了本帖子的标题指出的课题,就是党我一致。

还是来说脸部识别,有的时候因为计算机硬件限制,需要有几台计算机联网对张照片进行识别,以加快识别速度,这就是几台计算机联网合作做一件事情,那就通常要有一台主计算机,相于一群人的领导,这台主计算机向其它计算机发出指令,目的是什么?不是进行压迫,而是协调工作,专门有一个术语叫同步,多台计算机的同步工作会产生出更高的效率。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当然需要同步,要同步就必须有领导,领导不过就是同步起来后做事情效率更高。

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一个战士看到李勇奇的妈因为生病加害怕晕过去了,他就向首长报告:“报告首长,大娘晕过去了”,首长下令:“赶快抢救!”,这么做就是形成抢救的同步,卫生员负责医疗,其它几个人把大娘抬到床上,有的人负责烧水,等等。因此,汇报的战士其实是可以预知首长会下达抢救命令的。他向首长汇报,也是为的求得同步。

那如果另外的情况出现怎么办?比如说战士报告“大娘晕过去了!”,首长说:“管它干啥!命令赶紧将大娘给毙了!”那战士一定会楞住了,因为和软件计算结果不符,违背我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果战士真的收到这样的命令,会有一个考虑:“首长叛变了?”

京剧《红灯记》中,有一个叛徒叫王连举把李玉和给出卖了。而这个剧最初始的来源是一部故事片《自有后来人》,是我在1964年还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就看过了,这部故事片阳是共产党宣传的理念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叛徒王连举,是李玉和的上级。

那有人就想了,哦上级叛变了这事情不就简单了吗?王连举命令李玉和把密电码交出来不就完了吗?其实不是,其实李玉和发现王连举叛变就怒斥他,而且不听他的了。

这个电影说明共产党的理念不是无条件服从命令,不是什么极权专制。上级上达的命令也是有一个集合范围的。

例如,张国焘叛变,离开陕甘宁边区,他要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和他一起走,警卫员拒绝了,留下来了,警卫员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因为他认为首长很可能是要叛变了。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张国焘?因为警卫员还拿不太准。因为在张国焘逃到武汉,共产党中央也要派人来劝张国焘回去,也要确认他是不是真的叛变了。所以最后认定叛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讲这些,是要说明,国际上反共组织把共产党说成什么极权专制,好象共产党员都是听话的机器,只管服从命令。其实不然,其实命令是有一定集合范围的,其实共产党的领导发的每一个命令,下属都会用自己的软件计算一遍以防差错和叛变的。因此不可能共产党领导命令“我命令大家都去吃屎”,大家就都争先恐后去吃屎,这是不可能的。

而日本法西斯就不同。我儿时听过一个日本军队的传说,就是一个记者在一栋楼上采访一个打了胜仗的日本军官,问他为什么能够打胜仗?他脸一沉,对着当时在屋里的几个日本士兵,往窗外一指,那些士兵就争先恐后地跳下去摔死了。当时传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法西斯军队有多么可怕,共产党的军队当然不会这样。

而确实当年二战中有一个日本人接到命令必须守在某一个山上,于是他在山上守了二十多年,最后还是日本把他原来的上级找到命令他撤离他才下山。共产党军队是不会这样的。

 

龙翔天下 发表于  2018-02-13 14:14:13 9字 ( 0/45)

教育、信仰、宗旨。

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

“我”这个词有太多的研究,本帖子研究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而我这篇文章,“我”这个字是指的一个硬件,是一个具体的人的硬件,党是什么?软件。从软件学的观点看是这样的。

在过去战争年代,如果一个解放军战士,看到一个落水儿童,他是一定要去救的。如果救起来之后,儿童的父母要来感谢,他通常会说“你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这句话里的“我”,是指的他个人这个硬件,而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是软件,是软件中的对象。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个解放军战士要去救一个落水儿童,是不是他听到了命令,一个长官命令他:“我命令你,把这个儿童救起来!”通常是没有这个命令的。这不过是一个软件的计算。就是说,软件定了一个目标,“我军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个目标计算出有一个儿童落水,这属于人民有难,必须服务,必须解救,一系列的计算,计算的结果就是要去救这个儿童。我如果有机会设计一个人民解放军的机器人,是会这么设计的,就是说,一个软件目标设定好了,他自主行动,并非每一个行动都要听命令。

例如,假设有几台计算机,都安装有同样的识别率挺高的人脸识别软件,这些计算机见到了张三就说“张三你好!”,见到了李四就说“李四你好!”,识别人脸的主体是这些计算机硬件吗?不是,是软件。因为这些计算机安装有相同的软件,所以计算的结果是一样的。

在小说《林海雪原》中,侦察排长杨子荣在土匪窝里遇到危险,一个逃到山上的栾平告诉匪首座山雕杨子荣是共军,杨子荣通过一系列的信息扰乱,最后导致座山雕认为栾平才是奸细,还命令杨子荣把他给毙了。杨子荣把栾平拖到一个悬崖边上,最后对栾平说:“我代表共产党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就把栾平给毙了。

当时杨子荣根本无法接受到上级命令,他有资格代表共产党吗?是有资格的,因为他大脑中的共产党软件计算出来的结果就是必须枪毙栾平。如果战斗结束后杨子荣向上级汇报这事情,其它的共产党同样调用软件经过计算,会认为杨子荣没错。因为软件一样。

有一篇红军的回忆录是一个红军在西北,部队被打散,就剩下他一个人,他就沿路打工乞讨要饭走了几千里路回到根据地找到了组织重新加入军队。他也可以认为接受到了共产党的命令,是党要求他步行几千里回到根据地的。但是党并没有向他这个人下具体的指示啊?原因就在于,当说到党要求他时,是他头脑中的党的软件要求他这么做。因此仍然是党要求他,在这里提了本帖子的标题指出的课题,就是党我一致。

还是来说脸部识别,有的时候因为计算机硬件限制,需要有几台计算机联网对张照片进行识别,以加快识别速度,这就是几台计算机联网合作做一件事情,那就通常要有一台主计算机,相于一群人的领导,这台主计算机向其它计算机发出指令,目的是什么?不是进行压迫,而是协调工作,专门有一个术语叫同步,多台计算机的同步工作会产生出更高的效率。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当然需要同步,要同步就必须有领导,领导不过就是同步起来后做事情效率更高。

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一个战士看到李勇奇的妈因为生病加害怕晕过去了,他就向首长报告:“报告首长,大娘晕过去了”,首长下令:“赶快抢救!”,这么做就是形成抢救的同步,卫生员负责医疗,其它几个人把大娘抬到床上,有的人负责烧水,等等。因此,汇报的战士其实是可以预知首长会下达抢救命令的。他向首长汇报,也是为的求得同步。

那如果另外的情况出现怎么办?比如说战士报告“大娘晕过去了!”,首长说:“管它干啥!命令赶紧将大娘给毙了!”那战士一定会楞住了,因为和软件计算结果不符,违背我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果战士真的收到这样的命令,会有一个考虑:“首长叛变了?”

京剧《红灯记》中,有一个叛徒叫王连举把李玉和给出卖了。而这个剧最初始的来源是一部故事片《自有后来人》,是我在1964年还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就看过了,这部故事片阳是共产党宣传的理念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叛徒王连举,是李玉和的上级。

那有人就想了,哦上级叛变了这事情不就简单了吗?王连举命令李玉和把密电码交出来不就完了吗?其实不是,其实李玉和发现王连举叛变就怒斥他,而且不听他的了。

这个电影说明共产党的理念不是无条件服从命令,不是什么极权专制。上级上达的命令也是有一个集合范围的。

例如,张国焘叛变,离开陕甘宁边区,他要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和他一起走,警卫员拒绝了,留下来了,警卫员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因为他认为首长很可能是要叛变了。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张国焘?因为警卫员还拿不太准。因为在张国焘逃到武汉,共产党中央也要派人来劝张国焘回去,也要确认他是不是真的叛变了。所以最后认定叛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讲这些,是要说明,国际上反共组织把共产党说成什么极权专制,好象共产党员都是听话的机器,只管服从命令。其实不然,其实命令是有一定集合范围的,其实共产党的领导发的每一个命令,下属都会用自己的软件计算一遍以防差错和叛变的。因此不可能共产党领导命令“我命令大家都去吃屎”,大家就都争先恐后去吃屎,这是不可能的。

而日本法西斯就不同。我儿时听过一个日本军队的传说,就是一个记者在一栋楼上采访一个打了胜仗的日本军官,问他为什么能够打胜仗?他脸一沉,对着当时在屋里的几个日本士兵,往窗外一指,那些士兵就争先恐后地跳下去摔死了。当时传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法西斯军队有多么可怕,共产党的军队当然不会这样。

而确实当年二战中有一个日本人接到命令必须守在某一个山上,于是他在山上守了二十多年,最后还是日本把他原来的上级找到命令他撤离他才下山。共产党军队是不会这样的。

 

四两千斤 发表于  2018-02-13 14:34:53 30字 ( 0/167)

看此贴想起了一句话:党的领导,就是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领导。

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

“我”这个词有太多的研究,本帖子研究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而我这篇文章,“我”这个字是指的一个硬件,是一个具体的人的硬件,党是什么?软件。从软件学的观点看是这样的。

在过去战争年代,如果一个解放军战士,看到一个落水儿童,他是一定要去救的。如果救起来之后,儿童的父母要来感谢,他通常会说“你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这句话里的“我”,是指的他个人这个硬件,而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是软件,是软件中的对象。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个解放军战士要去救一个落水儿童,是不是他听到了命令,一个长官命令他:“我命令你,把这个儿童救起来!”通常是没有这个命令的。这不过是一个软件的计算。就是说,软件定了一个目标,“我军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个目标计算出有一个儿童落水,这属于人民有难,必须服务,必须解救,一系列的计算,计算的结果就是要去救这个儿童。我如果有机会设计一个人民解放军的机器人,是会这么设计的,就是说,一个软件目标设定好了,他自主行动,并非每一个行动都要听命令。

例如,假设有几台计算机,都安装有同样的识别率挺高的人脸识别软件,这些计算机见到了张三就说“张三你好!”,见到了李四就说“李四你好!”,识别人脸的主体是这些计算机硬件吗?不是,是软件。因为这些计算机安装有相同的软件,所以计算的结果是一样的。

在小说《林海雪原》中,侦察排长杨子荣在土匪窝里遇到危险,一个逃到山上的栾平告诉匪首座山雕杨子荣是共军,杨子荣通过一系列的信息扰乱,最后导致座山雕认为栾平才是奸细,还命令杨子荣把他给毙了。杨子荣把栾平拖到一个悬崖边上,最后对栾平说:“我代表共产党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就把栾平给毙了。

当时杨子荣根本无法接受到上级命令,他有资格代表共产党吗?是有资格的,因为他大脑中的共产党软件计算出来的结果就是必须枪毙栾平。如果战斗结束后杨子荣向上级汇报这事情,其它的共产党同样调用软件经过计算,会认为杨子荣没错。因为软件一样。

有一篇红军的回忆录是一个红军在西北,部队被打散,就剩下他一个人,他就沿路打工乞讨要饭走了几千里路回到根据地找到了组织重新加入军队。他也可以认为接受到了共产党的命令,是党要求他步行几千里回到根据地的。但是党并没有向他这个人下具体的指示啊?原因就在于,当说到党要求他时,是他头脑中的党的软件要求他这么做。因此仍然是党要求他,在这里提了本帖子的标题指出的课题,就是党我一致。

还是来说脸部识别,有的时候因为计算机硬件限制,需要有几台计算机联网对张照片进行识别,以加快识别速度,这就是几台计算机联网合作做一件事情,那就通常要有一台主计算机,相于一群人的领导,这台主计算机向其它计算机发出指令,目的是什么?不是进行压迫,而是协调工作,专门有一个术语叫同步,多台计算机的同步工作会产生出更高的效率。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当然需要同步,要同步就必须有领导,领导不过就是同步起来后做事情效率更高。

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一个战士看到李勇奇的妈因为生病加害怕晕过去了,他就向首长报告:“报告首长,大娘晕过去了”,首长下令:“赶快抢救!”,这么做就是形成抢救的同步,卫生员负责医疗,其它几个人把大娘抬到床上,有的人负责烧水,等等。因此,汇报的战士其实是可以预知首长会下达抢救命令的。他向首长汇报,也是为的求得同步。

那如果另外的情况出现怎么办?比如说战士报告“大娘晕过去了!”,首长说:“管它干啥!命令赶紧将大娘给毙了!”那战士一定会楞住了,因为和软件计算结果不符,违背我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果战士真的收到这样的命令,会有一个考虑:“首长叛变了?”

京剧《红灯记》中,有一个叛徒叫王连举把李玉和给出卖了。而这个剧最初始的来源是一部故事片《自有后来人》,是我在1964年还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就看过了,这部故事片阳是共产党宣传的理念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叛徒王连举,是李玉和的上级。

那有人就想了,哦上级叛变了这事情不就简单了吗?王连举命令李玉和把密电码交出来不就完了吗?其实不是,其实李玉和发现王连举叛变就怒斥他,而且不听他的了。

这个电影说明共产党的理念不是无条件服从命令,不是什么极权专制。上级上达的命令也是有一个集合范围的。

例如,张国焘叛变,离开陕甘宁边区,他要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和他一起走,警卫员拒绝了,留下来了,警卫员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因为他认为首长很可能是要叛变了。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张国焘?因为警卫员还拿不太准。因为在张国焘逃到武汉,共产党中央也要派人来劝张国焘回去,也要确认他是不是真的叛变了。所以最后认定叛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讲这些,是要说明,国际上反共组织把共产党说成什么极权专制,好象共产党员都是听话的机器,只管服从命令。其实不然,其实命令是有一定集合范围的,其实共产党的领导发的每一个命令,下属都会用自己的软件计算一遍以防差错和叛变的。因此不可能共产党领导命令“我命令大家都去吃屎”,大家就都争先恐后去吃屎,这是不可能的。

而日本法西斯就不同。我儿时听过一个日本军队的传说,就是一个记者在一栋楼上采访一个打了胜仗的日本军官,问他为什么能够打胜仗?他脸一沉,对着当时在屋里的几个日本士兵,往窗外一指,那些士兵就争先恐后地跳下去摔死了。当时传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法西斯军队有多么可怕,共产党的军队当然不会这样。

而确实当年二战中有一个日本人接到命令必须守在某一个山上,于是他在山上守了二十多年,最后还是日本把他原来的上级找到命令他撤离他才下山。共产党军队是不会这样的。

 

春秋写意 发表于  2018-02-13 15:11:38 120字 ( 0/158)

“信仰”是什么?具体到共产党与每一个党员的“软硬”,是“信仰”了就“硬”,还是就“软”,还是“软硬”兼施,或者是促使党和党员的,是“信仰”之外的别的什么力量或因

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

“我”这个词有太多的研究,本帖子研究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而我这篇文章,“我”这个字是指的一个硬件,是一个具体的人的硬件,党是什么?软件。从软件学的观点看是这样的。

在过去战争年代,如果一个解放军战士,看到一个落水儿童,他是一定要去救的。如果救起来之后,儿童的父母要来感谢,他通常会说“你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这句话里的“我”,是指的他个人这个硬件,而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是软件,是软件中的对象。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个解放军战士要去救一个落水儿童,是不是他听到了命令,一个长官命令他:“我命令你,把这个儿童救起来!”通常是没有这个命令的。这不过是一个软件的计算。就是说,软件定了一个目标,“我军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个目标计算出有一个儿童落水,这属于人民有难,必须服务,必须解救,一系列的计算,计算的结果就是要去救这个儿童。我如果有机会设计一个人民解放军的机器人,是会这么设计的,就是说,一个软件目标设定好了,他自主行动,并非每一个行动都要听命令。

例如,假设有几台计算机,都安装有同样的识别率挺高的人脸识别软件,这些计算机见到了张三就说“张三你好!”,见到了李四就说“李四你好!”,识别人脸的主体是这些计算机硬件吗?不是,是软件。因为这些计算机安装有相同的软件,所以计算的结果是一样的。

在小说《林海雪原》中,侦察排长杨子荣在土匪窝里遇到危险,一个逃到山上的栾平告诉匪首座山雕杨子荣是共军,杨子荣通过一系列的信息扰乱,最后导致座山雕认为栾平才是奸细,还命令杨子荣把他给毙了。杨子荣把栾平拖到一个悬崖边上,最后对栾平说:“我代表共产党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就把栾平给毙了。

当时杨子荣根本无法接受到上级命令,他有资格代表共产党吗?是有资格的,因为他大脑中的共产党软件计算出来的结果就是必须枪毙栾平。如果战斗结束后杨子荣向上级汇报这事情,其它的共产党同样调用软件经过计算,会认为杨子荣没错。因为软件一样。

有一篇红军的回忆录是一个红军在西北,部队被打散,就剩下他一个人,他就沿路打工乞讨要饭走了几千里路回到根据地找到了组织重新加入军队。他也可以认为接受到了共产党的命令,是党要求他步行几千里回到根据地的。但是党并没有向他这个人下具体的指示啊?原因就在于,当说到党要求他时,是他头脑中的党的软件要求他这么做。因此仍然是党要求他,在这里提了本帖子的标题指出的课题,就是党我一致。

还是来说脸部识别,有的时候因为计算机硬件限制,需要有几台计算机联网对张照片进行识别,以加快识别速度,这就是几台计算机联网合作做一件事情,那就通常要有一台主计算机,相于一群人的领导,这台主计算机向其它计算机发出指令,目的是什么?不是进行压迫,而是协调工作,专门有一个术语叫同步,多台计算机的同步工作会产生出更高的效率。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当然需要同步,要同步就必须有领导,领导不过就是同步起来后做事情效率更高。

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一个战士看到李勇奇的妈因为生病加害怕晕过去了,他就向首长报告:“报告首长,大娘晕过去了”,首长下令:“赶快抢救!”,这么做就是形成抢救的同步,卫生员负责医疗,其它几个人把大娘抬到床上,有的人负责烧水,等等。因此,汇报的战士其实是可以预知首长会下达抢救命令的。他向首长汇报,也是为的求得同步。

那如果另外的情况出现怎么办?比如说战士报告“大娘晕过去了!”,首长说:“管它干啥!命令赶紧将大娘给毙了!”那战士一定会楞住了,因为和软件计算结果不符,违背我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果战士真的收到这样的命令,会有一个考虑:“首长叛变了?”

京剧《红灯记》中,有一个叛徒叫王连举把李玉和给出卖了。而这个剧最初始的来源是一部故事片《自有后来人》,是我在1964年还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就看过了,这部故事片阳是共产党宣传的理念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叛徒王连举,是李玉和的上级。

那有人就想了,哦上级叛变了这事情不就简单了吗?王连举命令李玉和把密电码交出来不就完了吗?其实不是,其实李玉和发现王连举叛变就怒斥他,而且不听他的了。

这个电影说明共产党的理念不是无条件服从命令,不是什么极权专制。上级上达的命令也是有一个集合范围的。

例如,张国焘叛变,离开陕甘宁边区,他要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和他一起走,警卫员拒绝了,留下来了,警卫员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因为他认为首长很可能是要叛变了。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张国焘?因为警卫员还拿不太准。因为在张国焘逃到武汉,共产党中央也要派人来劝张国焘回去,也要确认他是不是真的叛变了。所以最后认定叛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讲这些,是要说明,国际上反共组织把共产党说成什么极权专制,好象共产党员都是听话的机器,只管服从命令。其实不然,其实命令是有一定集合范围的,其实共产党的领导发的每一个命令,下属都会用自己的软件计算一遍以防差错和叛变的。因此不可能共产党领导命令“我命令大家都去吃屎”,大家就都争先恐后去吃屎,这是不可能的。

而日本法西斯就不同。我儿时听过一个日本军队的传说,就是一个记者在一栋楼上采访一个打了胜仗的日本军官,问他为什么能够打胜仗?他脸一沉,对着当时在屋里的几个日本士兵,往窗外一指,那些士兵就争先恐后地跳下去摔死了。当时传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法西斯军队有多么可怕,共产党的军队当然不会这样。

而确实当年二战中有一个日本人接到命令必须守在某一个山上,于是他在山上守了二十多年,最后还是日本把他原来的上级找到命令他撤离他才下山。共产党军队是不会这样的。

 

春秋写意 发表于  2018-02-13 19:20:23 138字 ( 0/189)

哈哈----,这个讨论似乎已经出乎数学的意料之外了——这就是“信仰”是什么?共产党人的社会自觉,是“信仰”的,还是“理论”、“理想”和“现实”的,看来同志们的认

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

“我”这个词有太多的研究,本帖子研究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而我这篇文章,“我”这个字是指的一个硬件,是一个具体的人的硬件,党是什么?软件。从软件学的观点看是这样的。

在过去战争年代,如果一个解放军战士,看到一个落水儿童,他是一定要去救的。如果救起来之后,儿童的父母要来感谢,他通常会说“你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这句话里的“我”,是指的他个人这个硬件,而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是软件,是软件中的对象。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个解放军战士要去救一个落水儿童,是不是他听到了命令,一个长官命令他:“我命令你,把这个儿童救起来!”通常是没有这个命令的。这不过是一个软件的计算。就是说,软件定了一个目标,“我军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个目标计算出有一个儿童落水,这属于人民有难,必须服务,必须解救,一系列的计算,计算的结果就是要去救这个儿童。我如果有机会设计一个人民解放军的机器人,是会这么设计的,就是说,一个软件目标设定好了,他自主行动,并非每一个行动都要听命令。

例如,假设有几台计算机,都安装有同样的识别率挺高的人脸识别软件,这些计算机见到了张三就说“张三你好!”,见到了李四就说“李四你好!”,识别人脸的主体是这些计算机硬件吗?不是,是软件。因为这些计算机安装有相同的软件,所以计算的结果是一样的。

在小说《林海雪原》中,侦察排长杨子荣在土匪窝里遇到危险,一个逃到山上的栾平告诉匪首座山雕杨子荣是共军,杨子荣通过一系列的信息扰乱,最后导致座山雕认为栾平才是奸细,还命令杨子荣把他给毙了。杨子荣把栾平拖到一个悬崖边上,最后对栾平说:“我代表共产党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就把栾平给毙了。

当时杨子荣根本无法接受到上级命令,他有资格代表共产党吗?是有资格的,因为他大脑中的共产党软件计算出来的结果就是必须枪毙栾平。如果战斗结束后杨子荣向上级汇报这事情,其它的共产党同样调用软件经过计算,会认为杨子荣没错。因为软件一样。

有一篇红军的回忆录是一个红军在西北,部队被打散,就剩下他一个人,他就沿路打工乞讨要饭走了几千里路回到根据地找到了组织重新加入军队。他也可以认为接受到了共产党的命令,是党要求他步行几千里回到根据地的。但是党并没有向他这个人下具体的指示啊?原因就在于,当说到党要求他时,是他头脑中的党的软件要求他这么做。因此仍然是党要求他,在这里提了本帖子的标题指出的课题,就是党我一致。

还是来说脸部识别,有的时候因为计算机硬件限制,需要有几台计算机联网对张照片进行识别,以加快识别速度,这就是几台计算机联网合作做一件事情,那就通常要有一台主计算机,相于一群人的领导,这台主计算机向其它计算机发出指令,目的是什么?不是进行压迫,而是协调工作,专门有一个术语叫同步,多台计算机的同步工作会产生出更高的效率。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当然需要同步,要同步就必须有领导,领导不过就是同步起来后做事情效率更高。

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一个战士看到李勇奇的妈因为生病加害怕晕过去了,他就向首长报告:“报告首长,大娘晕过去了”,首长下令:“赶快抢救!”,这么做就是形成抢救的同步,卫生员负责医疗,其它几个人把大娘抬到床上,有的人负责烧水,等等。因此,汇报的战士其实是可以预知首长会下达抢救命令的。他向首长汇报,也是为的求得同步。

那如果另外的情况出现怎么办?比如说战士报告“大娘晕过去了!”,首长说:“管它干啥!命令赶紧将大娘给毙了!”那战士一定会楞住了,因为和软件计算结果不符,违背我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果战士真的收到这样的命令,会有一个考虑:“首长叛变了?”

京剧《红灯记》中,有一个叛徒叫王连举把李玉和给出卖了。而这个剧最初始的来源是一部故事片《自有后来人》,是我在1964年还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就看过了,这部故事片阳是共产党宣传的理念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叛徒王连举,是李玉和的上级。

那有人就想了,哦上级叛变了这事情不就简单了吗?王连举命令李玉和把密电码交出来不就完了吗?其实不是,其实李玉和发现王连举叛变就怒斥他,而且不听他的了。

这个电影说明共产党的理念不是无条件服从命令,不是什么极权专制。上级上达的命令也是有一个集合范围的。

例如,张国焘叛变,离开陕甘宁边区,他要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和他一起走,警卫员拒绝了,留下来了,警卫员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因为他认为首长很可能是要叛变了。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张国焘?因为警卫员还拿不太准。因为在张国焘逃到武汉,共产党中央也要派人来劝张国焘回去,也要确认他是不是真的叛变了。所以最后认定叛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讲这些,是要说明,国际上反共组织把共产党说成什么极权专制,好象共产党员都是听话的机器,只管服从命令。其实不然,其实命令是有一定集合范围的,其实共产党的领导发的每一个命令,下属都会用自己的软件计算一遍以防差错和叛变的。因此不可能共产党领导命令“我命令大家都去吃屎”,大家就都争先恐后去吃屎,这是不可能的。

而日本法西斯就不同。我儿时听过一个日本军队的传说,就是一个记者在一栋楼上采访一个打了胜仗的日本军官,问他为什么能够打胜仗?他脸一沉,对着当时在屋里的几个日本士兵,往窗外一指,那些士兵就争先恐后地跳下去摔死了。当时传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法西斯军队有多么可怕,共产党的军队当然不会这样。

而确实当年二战中有一个日本人接到命令必须守在某一个山上,于是他在山上守了二十多年,最后还是日本把他原来的上级找到命令他撤离他才下山。共产党军队是不会这样的。

 

黄家大岭 发表于  2018-02-13 23:41:11 37字 ( 0/226)

那种把救孩子的命令,修改为:“那很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说明软件怎么了?

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

“我”这个词有太多的研究,本帖子研究共产党员的党我一致的问题。而我这篇文章,“我”这个字是指的一个硬件,是一个具体的人的硬件,党是什么?软件。从软件学的观点看是这样的。

在过去战争年代,如果一个解放军战士,看到一个落水儿童,他是一定要去救的。如果救起来之后,儿童的父母要来感谢,他通常会说“你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这句话里的“我”,是指的他个人这个硬件,而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是软件,是软件中的对象。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个解放军战士要去救一个落水儿童,是不是他听到了命令,一个长官命令他:“我命令你,把这个儿童救起来!”通常是没有这个命令的。这不过是一个软件的计算。就是说,软件定了一个目标,“我军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个目标计算出有一个儿童落水,这属于人民有难,必须服务,必须解救,一系列的计算,计算的结果就是要去救这个儿童。我如果有机会设计一个人民解放军的机器人,是会这么设计的,就是说,一个软件目标设定好了,他自主行动,并非每一个行动都要听命令。

例如,假设有几台计算机,都安装有同样的识别率挺高的人脸识别软件,这些计算机见到了张三就说“张三你好!”,见到了李四就说“李四你好!”,识别人脸的主体是这些计算机硬件吗?不是,是软件。因为这些计算机安装有相同的软件,所以计算的结果是一样的。

在小说《林海雪原》中,侦察排长杨子荣在土匪窝里遇到危险,一个逃到山上的栾平告诉匪首座山雕杨子荣是共军,杨子荣通过一系列的信息扰乱,最后导致座山雕认为栾平才是奸细,还命令杨子荣把他给毙了。杨子荣把栾平拖到一个悬崖边上,最后对栾平说:“我代表共产党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就把栾平给毙了。

当时杨子荣根本无法接受到上级命令,他有资格代表共产党吗?是有资格的,因为他大脑中的共产党软件计算出来的结果就是必须枪毙栾平。如果战斗结束后杨子荣向上级汇报这事情,其它的共产党同样调用软件经过计算,会认为杨子荣没错。因为软件一样。

有一篇红军的回忆录是一个红军在西北,部队被打散,就剩下他一个人,他就沿路打工乞讨要饭走了几千里路回到根据地找到了组织重新加入军队。他也可以认为接受到了共产党的命令,是党要求他步行几千里回到根据地的。但是党并没有向他这个人下具体的指示啊?原因就在于,当说到党要求他时,是他头脑中的党的软件要求他这么做。因此仍然是党要求他,在这里提了本帖子的标题指出的课题,就是党我一致。

还是来说脸部识别,有的时候因为计算机硬件限制,需要有几台计算机联网对张照片进行识别,以加快识别速度,这就是几台计算机联网合作做一件事情,那就通常要有一台主计算机,相于一群人的领导,这台主计算机向其它计算机发出指令,目的是什么?不是进行压迫,而是协调工作,专门有一个术语叫同步,多台计算机的同步工作会产生出更高的效率。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当然需要同步,要同步就必须有领导,领导不过就是同步起来后做事情效率更高。

在京剧《智取威虎山》中,一个战士看到李勇奇的妈因为生病加害怕晕过去了,他就向首长报告:“报告首长,大娘晕过去了”,首长下令:“赶快抢救!”,这么做就是形成抢救的同步,卫生员负责医疗,其它几个人把大娘抬到床上,有的人负责烧水,等等。因此,汇报的战士其实是可以预知首长会下达抢救命令的。他向首长汇报,也是为的求得同步。

那如果另外的情况出现怎么办?比如说战士报告“大娘晕过去了!”,首长说:“管它干啥!命令赶紧将大娘给毙了!”那战士一定会楞住了,因为和软件计算结果不符,违背我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果战士真的收到这样的命令,会有一个考虑:“首长叛变了?”

京剧《红灯记》中,有一个叛徒叫王连举把李玉和给出卖了。而这个剧最初始的来源是一部故事片《自有后来人》,是我在1964年还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就看过了,这部故事片阳是共产党宣传的理念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叛徒王连举,是李玉和的上级。

那有人就想了,哦上级叛变了这事情不就简单了吗?王连举命令李玉和把密电码交出来不就完了吗?其实不是,其实李玉和发现王连举叛变就怒斥他,而且不听他的了。

这个电影说明共产党的理念不是无条件服从命令,不是什么极权专制。上级上达的命令也是有一个集合范围的。

例如,张国焘叛变,离开陕甘宁边区,他要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和他一起走,警卫员拒绝了,留下来了,警卫员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因为他认为首长很可能是要叛变了。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张国焘?因为警卫员还拿不太准。因为在张国焘逃到武汉,共产党中央也要派人来劝张国焘回去,也要确认他是不是真的叛变了。所以最后认定叛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讲这些,是要说明,国际上反共组织把共产党说成什么极权专制,好象共产党员都是听话的机器,只管服从命令。其实不然,其实命令是有一定集合范围的,其实共产党的领导发的每一个命令,下属都会用自己的软件计算一遍以防差错和叛变的。因此不可能共产党领导命令“我命令大家都去吃屎”,大家就都争先恐后去吃屎,这是不可能的。

而日本法西斯就不同。我儿时听过一个日本军队的传说,就是一个记者在一栋楼上采访一个打了胜仗的日本军官,问他为什么能够打胜仗?他脸一沉,对着当时在屋里的几个日本士兵,往窗外一指,那些士兵就争先恐后地跳下去摔死了。当时传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法西斯军队有多么可怕,共产党的军队当然不会这样。

而确实当年二战中有一个日本人接到命令必须守在某一个山上,于是他在山上守了二十多年,最后还是日本把他原来的上级找到命令他撤离他才下山。共产党军队是不会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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