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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傲江湖V 发表于  2019-01-03 12:13:57 78字 ( 0/141)

刻儿,你就这样表现你的鼠目寸光的?你为啥不把眼光放远点,从80年看到90年这个中周期?从49年看到18年这个大周期?你把脑袋埋进沙土里就嘚瑟起来了?[哈哈]


“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1977年6月,万里由铁道部部长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次年1月兼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到任之后,他开始了“微服私访”之旅,跑遍了当时安徽的74个县市。他发现农村很穷,一些农民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地瓜面。万里感叹道:过去只是听说这里穷,但是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

  11月,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六条规定》。《六条规定》的出台,立即轰动全省,震撼全国,预示着一场深刻的农村革命的前奏奏响。《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看到后,当即给予热情肯定。

  1978年,安徽省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全省约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水。万里急从北京调来打井队,支援安徽灾区抗旱救灾。但是,在有些地方井打了100多米深,也打不出水来。关键时刻,在万里主持下,省委作了两项决策:一是“破产抗旱”。即从财政上拨款,有多少钱拿多少钱,用于抗旱保收。二是“借地度荒”。即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收获时不计征购,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分统购任务。由于政策得力,安徽当年获得农业丰收,粮食产量达290亿斤。1978年的安徽大旱,没有饿死一个人。

  在省委农村新政的鼓舞下,全省各地农村落实“借地度荒”政策迈出了更大的步伐。肥西县山南公社小井村黄花大队党支部在区委书记汤茂林主持下,连夜召开了党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21名党员共同约定,实行“四定一奖一罚”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四定”是定任务、定产量、定工本费、定上交数;“一奖”是超产的奖励60%;“一罚”是完不成任务的责罚100%。1978年9月15、16日,小井村连续两天召开干部大会,1697亩耕地,一夜之间,分给了村民。

  对这样的大胆探索,万里给予积极支持。1979年2月6日,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了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万里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另一个村——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悄悄开始了一场新的试验。他们的办法是“大包干”,即把生产队的土地分到户,包干经营。这天晚上,全队18户人家的主事人集中在生产队社员严立华家,举行秘密会议,商量如何分田、分析可能产生的后果,会不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的“帽子”?生产队队长严俊昌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为了共担风险,社员严学立受众人委托,提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份“生死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孩子抚养到18岁。”18户农民都在这份合同书上按了手指印。于是,全队人连夜抓阄分牲畜、家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全部分好了。

  这一年,小岗生产队取得了大丰收,收粮13.2万多斤,相当于1966-1970年产量的总和;生猪饲养量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卖油料2.4万斤,超过任务的80倍;向国家交售公粮2.99万斤,完成任务的10倍;人均收入由22元上升到400元。看到小岗村的可喜变化,万里由衷的高兴。他对小岗村的干部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邓小平对小岗村的大包干也给予肯定,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4月,万里离开安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对于万里在新时期农村改革中的贡献,党中央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胡耀邦曾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人民群众则给予这样的褒奖:“要吃米,找万里。”



“要吃米找万里”是某些文人的凭空捏造

来源:合肥论坛 作者:边缘战士

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中华儿女》杂志2004年第12期刊登了王立新《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一文,堪称是近年来中国文史界歪曲历史事实文章的典范。

首先,该文标题是“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但是文中并没有去追索“要吃米,找万里”的出处,也没有找到谁先提出这个口号,因此,内容与标题是完全脱节的。

其次,文章花几乎所有篇幅介绍万里在任安徽省委书记期间的政绩,可是却不敢披露最关键的统计数据——1980年安徽省粮食产量比1976年增长多少,1980年安徽农业比1976年增加多少。

本人曾经在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上看到统计数据:



1980年比1976年增长 12 -13.7

1976年安徽人口4559万,人均产量370公斤,超过全国平均305公斤20%以上,而1980年全国平均325公斤,安徽当时人口4893万,人均297公斤。

另外,同书显示,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

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可见,所谓“要吃米,找万里”纯粹是一些文人附和权贵凭空捏造的。

第三,文章中说万里想到当年曾希圣的教训,并称当年曾的包产怎样救助饥荒中的安徽人民,事实上这又是文人捏造的一个弥天大谎。同是《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 汇编》一书的数据显示,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60年增产2.8%,而曾希圣推行包产的安徽下降7%,跌破了1949年的水平,并且成为建国后安徽 粮食最低产量年份,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第四,文中称小岗村1979年粮食大增产是缘于包产到户,也是不谈历史背景的,事实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粮食征购部分提价20%,对超购部分在此基 础上再提价50%,减少征购数量,降低支农工业品价格,在各种措施作用下,1979年全国各地都增产丰收,小岗村并没有什么突出,那一年全国增收、第一次 吃饱的地方不计其数。

第五,文中对公社时期的安徽农业大加诋毁,事实如何呢?《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显示,1961年安徽粮食产量629万吨,1976年1684万 吨,15年间增产1.7倍,年均增产6%,人均粮食产量从1961年的低于全国水平变成超过全国20%以上。这就是文中叙述的公社制度给安徽制造的灾难真 相。

由此想到,本来万里在安徽时期的统计数据都是明摆着的,可是最近20多年以来,中国文人根本不去引用最原始数据,而是鼓足腮帮把一个让安徽粮食大幅减产、农业大幅倒退的人吹捧为“要吃米,找XX”,并且吹嘘了几十年,中国文人的品质想让我不鄙视都难。




轻松一刻 发表于  2019-01-03 12:16:01 19402字 ( 0/231)

按小爪儿【粮食产量有几年的滞后性】的观点,某人1977年到安徽就任书记,1980年离开。1980年安徽粮食产量比1976年减13.7%,某人在安徽交的成绩...


“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1977年6月,万里由铁道部部长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次年1月兼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到任之后,他开始了“微服私访”之旅,跑遍了当时安徽的74个县市。他发现农村很穷,一些农民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地瓜面。万里感叹道:过去只是听说这里穷,但是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

  11月,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六条规定》。《六条规定》的出台,立即轰动全省,震撼全国,预示着一场深刻的农村革命的前奏奏响。《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看到后,当即给予热情肯定。

  1978年,安徽省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全省约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水。万里急从北京调来打井队,支援安徽灾区抗旱救灾。但是,在有些地方井打了100多米深,也打不出水来。关键时刻,在万里主持下,省委作了两项决策:一是“破产抗旱”。即从财政上拨款,有多少钱拿多少钱,用于抗旱保收。二是“借地度荒”。即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收获时不计征购,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分统购任务。由于政策得力,安徽当年获得农业丰收,粮食产量达290亿斤。1978年的安徽大旱,没有饿死一个人。

  在省委农村新政的鼓舞下,全省各地农村落实“借地度荒”政策迈出了更大的步伐。肥西县山南公社小井村黄花大队党支部在区委书记汤茂林主持下,连夜召开了党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21名党员共同约定,实行“四定一奖一罚”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四定”是定任务、定产量、定工本费、定上交数;“一奖”是超产的奖励60%;“一罚”是完不成任务的责罚100%。1978年9月15、16日,小井村连续两天召开干部大会,1697亩耕地,一夜之间,分给了村民。

  对这样的大胆探索,万里给予积极支持。1979年2月6日,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了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万里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另一个村——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悄悄开始了一场新的试验。他们的办法是“大包干”,即把生产队的土地分到户,包干经营。这天晚上,全队18户人家的主事人集中在生产队社员严立华家,举行秘密会议,商量如何分田、分析可能产生的后果,会不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的“帽子”?生产队队长严俊昌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为了共担风险,社员严学立受众人委托,提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份“生死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孩子抚养到18岁。”18户农民都在这份合同书上按了手指印。于是,全队人连夜抓阄分牲畜、家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全部分好了。

  这一年,小岗生产队取得了大丰收,收粮13.2万多斤,相当于1966-1970年产量的总和;生猪饲养量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卖油料2.4万斤,超过任务的80倍;向国家交售公粮2.99万斤,完成任务的10倍;人均收入由22元上升到400元。看到小岗村的可喜变化,万里由衷的高兴。他对小岗村的干部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邓小平对小岗村的大包干也给予肯定,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4月,万里离开安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对于万里在新时期农村改革中的贡献,党中央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胡耀邦曾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人民群众则给予这样的褒奖:“要吃米,找万里。”



“要吃米找万里”是某些文人的凭空捏造

来源:合肥论坛 作者:边缘战士

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中华儿女》杂志2004年第12期刊登了王立新《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一文,堪称是近年来中国文史界歪曲历史事实文章的典范。

首先,该文标题是“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但是文中并没有去追索“要吃米,找万里”的出处,也没有找到谁先提出这个口号,因此,内容与标题是完全脱节的。

其次,文章花几乎所有篇幅介绍万里在任安徽省委书记期间的政绩,可是却不敢披露最关键的统计数据——1980年安徽省粮食产量比1976年增长多少,1980年安徽农业比1976年增加多少。

本人曾经在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上看到统计数据:



1980年比1976年增长 12 -13.7

1976年安徽人口4559万,人均产量370公斤,超过全国平均305公斤20%以上,而1980年全国平均325公斤,安徽当时人口4893万,人均297公斤。

另外,同书显示,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

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可见,所谓“要吃米,找万里”纯粹是一些文人附和权贵凭空捏造的。

第三,文章中说万里想到当年曾希圣的教训,并称当年曾的包产怎样救助饥荒中的安徽人民,事实上这又是文人捏造的一个弥天大谎。同是《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 汇编》一书的数据显示,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60年增产2.8%,而曾希圣推行包产的安徽下降7%,跌破了1949年的水平,并且成为建国后安徽 粮食最低产量年份,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第四,文中称小岗村1979年粮食大增产是缘于包产到户,也是不谈历史背景的,事实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粮食征购部分提价20%,对超购部分在此基 础上再提价50%,减少征购数量,降低支农工业品价格,在各种措施作用下,1979年全国各地都增产丰收,小岗村并没有什么突出,那一年全国增收、第一次 吃饱的地方不计其数。

第五,文中对公社时期的安徽农业大加诋毁,事实如何呢?《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显示,1961年安徽粮食产量629万吨,1976年1684万 吨,15年间增产1.7倍,年均增产6%,人均粮食产量从1961年的低于全国水平变成超过全国20%以上。这就是文中叙述的公社制度给安徽制造的灾难真 相。

由此想到,本来万里在安徽时期的统计数据都是明摆着的,可是最近20多年以来,中国文人根本不去引用最原始数据,而是鼓足腮帮把一个让安徽粮食大幅减产、农业大幅倒退的人吹捧为“要吃米,找XX”,并且吹嘘了几十年,中国文人的品质想让我不鄙视都难。




老老保老张工 发表于  2019-01-03 12:35:01 87字 ( 0/234)

就是到2018年,中国农业生产的粮食,是不够13多亿中国人吃的!所以要靠进口。而改开前生产的粮食,是能满足当时八亿人口的食用的,而且还储备有“备战备荒”粮,是没


“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1977年6月,万里由铁道部部长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次年1月兼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到任之后,他开始了“微服私访”之旅,跑遍了当时安徽的74个县市。他发现农村很穷,一些农民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地瓜面。万里感叹道:过去只是听说这里穷,但是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

  11月,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六条规定》。《六条规定》的出台,立即轰动全省,震撼全国,预示着一场深刻的农村革命的前奏奏响。《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看到后,当即给予热情肯定。

  1978年,安徽省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全省约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水。万里急从北京调来打井队,支援安徽灾区抗旱救灾。但是,在有些地方井打了100多米深,也打不出水来。关键时刻,在万里主持下,省委作了两项决策:一是“破产抗旱”。即从财政上拨款,有多少钱拿多少钱,用于抗旱保收。二是“借地度荒”。即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收获时不计征购,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分统购任务。由于政策得力,安徽当年获得农业丰收,粮食产量达290亿斤。1978年的安徽大旱,没有饿死一个人。

  在省委农村新政的鼓舞下,全省各地农村落实“借地度荒”政策迈出了更大的步伐。肥西县山南公社小井村黄花大队党支部在区委书记汤茂林主持下,连夜召开了党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21名党员共同约定,实行“四定一奖一罚”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四定”是定任务、定产量、定工本费、定上交数;“一奖”是超产的奖励60%;“一罚”是完不成任务的责罚100%。1978年9月15、16日,小井村连续两天召开干部大会,1697亩耕地,一夜之间,分给了村民。

  对这样的大胆探索,万里给予积极支持。1979年2月6日,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了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万里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另一个村——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悄悄开始了一场新的试验。他们的办法是“大包干”,即把生产队的土地分到户,包干经营。这天晚上,全队18户人家的主事人集中在生产队社员严立华家,举行秘密会议,商量如何分田、分析可能产生的后果,会不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的“帽子”?生产队队长严俊昌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为了共担风险,社员严学立受众人委托,提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份“生死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孩子抚养到18岁。”18户农民都在这份合同书上按了手指印。于是,全队人连夜抓阄分牲畜、家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全部分好了。

  这一年,小岗生产队取得了大丰收,收粮13.2万多斤,相当于1966-1970年产量的总和;生猪饲养量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卖油料2.4万斤,超过任务的80倍;向国家交售公粮2.99万斤,完成任务的10倍;人均收入由22元上升到400元。看到小岗村的可喜变化,万里由衷的高兴。他对小岗村的干部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邓小平对小岗村的大包干也给予肯定,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4月,万里离开安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对于万里在新时期农村改革中的贡献,党中央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胡耀邦曾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人民群众则给予这样的褒奖:“要吃米,找万里。”



“要吃米找万里”是某些文人的凭空捏造

来源:合肥论坛 作者:边缘战士

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中华儿女》杂志2004年第12期刊登了王立新《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一文,堪称是近年来中国文史界歪曲历史事实文章的典范。

首先,该文标题是“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但是文中并没有去追索“要吃米,找万里”的出处,也没有找到谁先提出这个口号,因此,内容与标题是完全脱节的。

其次,文章花几乎所有篇幅介绍万里在任安徽省委书记期间的政绩,可是却不敢披露最关键的统计数据——1980年安徽省粮食产量比1976年增长多少,1980年安徽农业比1976年增加多少。

本人曾经在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上看到统计数据:



1980年比1976年增长 12 -13.7

1976年安徽人口4559万,人均产量370公斤,超过全国平均305公斤20%以上,而1980年全国平均325公斤,安徽当时人口4893万,人均297公斤。

另外,同书显示,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

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可见,所谓“要吃米,找万里”纯粹是一些文人附和权贵凭空捏造的。

第三,文章中说万里想到当年曾希圣的教训,并称当年曾的包产怎样救助饥荒中的安徽人民,事实上这又是文人捏造的一个弥天大谎。同是《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 汇编》一书的数据显示,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60年增产2.8%,而曾希圣推行包产的安徽下降7%,跌破了1949年的水平,并且成为建国后安徽 粮食最低产量年份,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第四,文中称小岗村1979年粮食大增产是缘于包产到户,也是不谈历史背景的,事实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粮食征购部分提价20%,对超购部分在此基 础上再提价50%,减少征购数量,降低支农工业品价格,在各种措施作用下,1979年全国各地都增产丰收,小岗村并没有什么突出,那一年全国增收、第一次 吃饱的地方不计其数。

第五,文中对公社时期的安徽农业大加诋毁,事实如何呢?《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显示,1961年安徽粮食产量629万吨,1976年1684万 吨,15年间增产1.7倍,年均增产6%,人均粮食产量从1961年的低于全国水平变成超过全国20%以上。这就是文中叙述的公社制度给安徽制造的灾难真 相。

由此想到,本来万里在安徽时期的统计数据都是明摆着的,可是最近20多年以来,中国文人根本不去引用最原始数据,而是鼓足腮帮把一个让安徽粮食大幅减产、农业大幅倒退的人吹捧为“要吃米,找XX”,并且吹嘘了几十年,中国文人的品质想让我不鄙视都难。




张贞阳y 发表于  2019-01-03 12:35:27 0字 ( 0/224)

1979年我村有水泵浇地、机器打场脱粒、有拖拉机耕地,1980年单干以后都是人和牲畜在劳作,直到1990年左右逐渐机械化(12马力拖拉机)。那时辍学率太高,所以

1979年我村有水泵浇地、机器打场脱粒、有拖拉机耕地,1980年单干以后都是人和牲畜在劳作,直到1990年左右逐渐机械化(12马力拖拉机)。那时辍学率太高,所以

“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1977年6月,万里由铁道部部长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次年1月兼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到任之后,他开始了“微服私访”之旅,跑遍了当时安徽的74个县市。他发现农村很穷,一些农民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地瓜面。万里感叹道:过去只是听说这里穷,但是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

  11月,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六条规定》。《六条规定》的出台,立即轰动全省,震撼全国,预示着一场深刻的农村革命的前奏奏响。《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看到后,当即给予热情肯定。

  1978年,安徽省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全省约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水。万里急从北京调来打井队,支援安徽灾区抗旱救灾。但是,在有些地方井打了100多米深,也打不出水来。关键时刻,在万里主持下,省委作了两项决策:一是“破产抗旱”。即从财政上拨款,有多少钱拿多少钱,用于抗旱保收。二是“借地度荒”。即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收获时不计征购,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分统购任务。由于政策得力,安徽当年获得农业丰收,粮食产量达290亿斤。1978年的安徽大旱,没有饿死一个人。

  在省委农村新政的鼓舞下,全省各地农村落实“借地度荒”政策迈出了更大的步伐。肥西县山南公社小井村黄花大队党支部在区委书记汤茂林主持下,连夜召开了党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21名党员共同约定,实行“四定一奖一罚”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四定”是定任务、定产量、定工本费、定上交数;“一奖”是超产的奖励60%;“一罚”是完不成任务的责罚100%。1978年9月15、16日,小井村连续两天召开干部大会,1697亩耕地,一夜之间,分给了村民。

  对这样的大胆探索,万里给予积极支持。1979年2月6日,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了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万里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另一个村——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悄悄开始了一场新的试验。他们的办法是“大包干”,即把生产队的土地分到户,包干经营。这天晚上,全队18户人家的主事人集中在生产队社员严立华家,举行秘密会议,商量如何分田、分析可能产生的后果,会不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的“帽子”?生产队队长严俊昌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为了共担风险,社员严学立受众人委托,提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份“生死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孩子抚养到18岁。”18户农民都在这份合同书上按了手指印。于是,全队人连夜抓阄分牲畜、家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全部分好了。

  这一年,小岗生产队取得了大丰收,收粮13.2万多斤,相当于1966-1970年产量的总和;生猪饲养量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卖油料2.4万斤,超过任务的80倍;向国家交售公粮2.99万斤,完成任务的10倍;人均收入由22元上升到400元。看到小岗村的可喜变化,万里由衷的高兴。他对小岗村的干部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邓小平对小岗村的大包干也给予肯定,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4月,万里离开安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对于万里在新时期农村改革中的贡献,党中央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胡耀邦曾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人民群众则给予这样的褒奖:“要吃米,找万里。”



“要吃米找万里”是某些文人的凭空捏造

来源:合肥论坛 作者:边缘战士

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中华儿女》杂志2004年第12期刊登了王立新《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一文,堪称是近年来中国文史界歪曲历史事实文章的典范。

首先,该文标题是“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但是文中并没有去追索“要吃米,找万里”的出处,也没有找到谁先提出这个口号,因此,内容与标题是完全脱节的。

其次,文章花几乎所有篇幅介绍万里在任安徽省委书记期间的政绩,可是却不敢披露最关键的统计数据——1980年安徽省粮食产量比1976年增长多少,1980年安徽农业比1976年增加多少。

本人曾经在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上看到统计数据:



1980年比1976年增长 12 -13.7

1976年安徽人口4559万,人均产量370公斤,超过全国平均305公斤20%以上,而1980年全国平均325公斤,安徽当时人口4893万,人均297公斤。

另外,同书显示,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

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可见,所谓“要吃米,找万里”纯粹是一些文人附和权贵凭空捏造的。

第三,文章中说万里想到当年曾希圣的教训,并称当年曾的包产怎样救助饥荒中的安徽人民,事实上这又是文人捏造的一个弥天大谎。同是《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 汇编》一书的数据显示,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60年增产2.8%,而曾希圣推行包产的安徽下降7%,跌破了1949年的水平,并且成为建国后安徽 粮食最低产量年份,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第四,文中称小岗村1979年粮食大增产是缘于包产到户,也是不谈历史背景的,事实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粮食征购部分提价20%,对超购部分在此基 础上再提价50%,减少征购数量,降低支农工业品价格,在各种措施作用下,1979年全国各地都增产丰收,小岗村并没有什么突出,那一年全国增收、第一次 吃饱的地方不计其数。

第五,文中对公社时期的安徽农业大加诋毁,事实如何呢?《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显示,1961年安徽粮食产量629万吨,1976年1684万 吨,15年间增产1.7倍,年均增产6%,人均粮食产量从1961年的低于全国水平变成超过全国20%以上。这就是文中叙述的公社制度给安徽制造的灾难真 相。

由此想到,本来万里在安徽时期的统计数据都是明摆着的,可是最近20多年以来,中国文人根本不去引用最原始数据,而是鼓足腮帮把一个让安徽粮食大幅减产、农业大幅倒退的人吹捧为“要吃米,找XX”,并且吹嘘了几十年,中国文人的品质想让我不鄙视都难。




xfmingzi 发表于  2019-01-03 12:48:11 85字 ( 0/145)

“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悄悄开始了一场新的试验。他们的办法是“大包干”……全队人连夜抓阄分牲畜、家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全部分好了”/来源:《中国组


“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1977年6月,万里由铁道部部长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次年1月兼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到任之后,他开始了“微服私访”之旅,跑遍了当时安徽的74个县市。他发现农村很穷,一些农民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地瓜面。万里感叹道:过去只是听说这里穷,但是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

  11月,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六条规定》。《六条规定》的出台,立即轰动全省,震撼全国,预示着一场深刻的农村革命的前奏奏响。《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看到后,当即给予热情肯定。

  1978年,安徽省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全省约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水。万里急从北京调来打井队,支援安徽灾区抗旱救灾。但是,在有些地方井打了100多米深,也打不出水来。关键时刻,在万里主持下,省委作了两项决策:一是“破产抗旱”。即从财政上拨款,有多少钱拿多少钱,用于抗旱保收。二是“借地度荒”。即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收获时不计征购,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分统购任务。由于政策得力,安徽当年获得农业丰收,粮食产量达290亿斤。1978年的安徽大旱,没有饿死一个人。

  在省委农村新政的鼓舞下,全省各地农村落实“借地度荒”政策迈出了更大的步伐。肥西县山南公社小井村黄花大队党支部在区委书记汤茂林主持下,连夜召开了党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21名党员共同约定,实行“四定一奖一罚”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四定”是定任务、定产量、定工本费、定上交数;“一奖”是超产的奖励60%;“一罚”是完不成任务的责罚100%。1978年9月15、16日,小井村连续两天召开干部大会,1697亩耕地,一夜之间,分给了村民。

  对这样的大胆探索,万里给予积极支持。1979年2月6日,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了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万里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另一个村——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悄悄开始了一场新的试验。他们的办法是“大包干”,即把生产队的土地分到户,包干经营。这天晚上,全队18户人家的主事人集中在生产队社员严立华家,举行秘密会议,商量如何分田、分析可能产生的后果,会不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的“帽子”?生产队队长严俊昌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为了共担风险,社员严学立受众人委托,提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份“生死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孩子抚养到18岁。”18户农民都在这份合同书上按了手指印。于是,全队人连夜抓阄分牲畜、家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全部分好了。

  这一年,小岗生产队取得了大丰收,收粮13.2万多斤,相当于1966-1970年产量的总和;生猪饲养量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卖油料2.4万斤,超过任务的80倍;向国家交售公粮2.99万斤,完成任务的10倍;人均收入由22元上升到400元。看到小岗村的可喜变化,万里由衷的高兴。他对小岗村的干部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邓小平对小岗村的大包干也给予肯定,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4月,万里离开安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对于万里在新时期农村改革中的贡献,党中央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胡耀邦曾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人民群众则给予这样的褒奖:“要吃米,找万里。”



“要吃米找万里”是某些文人的凭空捏造

来源:合肥论坛 作者:边缘战士

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中华儿女》杂志2004年第12期刊登了王立新《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一文,堪称是近年来中国文史界歪曲历史事实文章的典范。

首先,该文标题是“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但是文中并没有去追索“要吃米,找万里”的出处,也没有找到谁先提出这个口号,因此,内容与标题是完全脱节的。

其次,文章花几乎所有篇幅介绍万里在任安徽省委书记期间的政绩,可是却不敢披露最关键的统计数据——1980年安徽省粮食产量比1976年增长多少,1980年安徽农业比1976年增加多少。

本人曾经在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上看到统计数据:



1980年比1976年增长 12 -13.7

1976年安徽人口4559万,人均产量370公斤,超过全国平均305公斤20%以上,而1980年全国平均325公斤,安徽当时人口4893万,人均297公斤。

另外,同书显示,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

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可见,所谓“要吃米,找万里”纯粹是一些文人附和权贵凭空捏造的。

第三,文章中说万里想到当年曾希圣的教训,并称当年曾的包产怎样救助饥荒中的安徽人民,事实上这又是文人捏造的一个弥天大谎。同是《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 汇编》一书的数据显示,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60年增产2.8%,而曾希圣推行包产的安徽下降7%,跌破了1949年的水平,并且成为建国后安徽 粮食最低产量年份,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第四,文中称小岗村1979年粮食大增产是缘于包产到户,也是不谈历史背景的,事实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粮食征购部分提价20%,对超购部分在此基 础上再提价50%,减少征购数量,降低支农工业品价格,在各种措施作用下,1979年全国各地都增产丰收,小岗村并没有什么突出,那一年全国增收、第一次 吃饱的地方不计其数。

第五,文中对公社时期的安徽农业大加诋毁,事实如何呢?《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显示,1961年安徽粮食产量629万吨,1976年1684万 吨,15年间增产1.7倍,年均增产6%,人均粮食产量从1961年的低于全国水平变成超过全国20%以上。这就是文中叙述的公社制度给安徽制造的灾难真 相。

由此想到,本来万里在安徽时期的统计数据都是明摆着的,可是最近20多年以来,中国文人根本不去引用最原始数据,而是鼓足腮帮把一个让安徽粮食大幅减产、农业大幅倒退的人吹捧为“要吃米,找XX”,并且吹嘘了几十年,中国文人的品质想让我不鄙视都难。




laserbomb 发表于  2019-01-03 12:58:43 25字 ( 0/116)

谎言的最高境界:很认真的,很严肃的,睁着眼说瞎话。


“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1977年6月,万里由铁道部部长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次年1月兼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到任之后,他开始了“微服私访”之旅,跑遍了当时安徽的74个县市。他发现农村很穷,一些农民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地瓜面。万里感叹道:过去只是听说这里穷,但是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

  11月,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六条规定》。《六条规定》的出台,立即轰动全省,震撼全国,预示着一场深刻的农村革命的前奏奏响。《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看到后,当即给予热情肯定。

  1978年,安徽省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全省约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水。万里急从北京调来打井队,支援安徽灾区抗旱救灾。但是,在有些地方井打了100多米深,也打不出水来。关键时刻,在万里主持下,省委作了两项决策:一是“破产抗旱”。即从财政上拨款,有多少钱拿多少钱,用于抗旱保收。二是“借地度荒”。即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收获时不计征购,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分统购任务。由于政策得力,安徽当年获得农业丰收,粮食产量达290亿斤。1978年的安徽大旱,没有饿死一个人。

  在省委农村新政的鼓舞下,全省各地农村落实“借地度荒”政策迈出了更大的步伐。肥西县山南公社小井村黄花大队党支部在区委书记汤茂林主持下,连夜召开了党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21名党员共同约定,实行“四定一奖一罚”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四定”是定任务、定产量、定工本费、定上交数;“一奖”是超产的奖励60%;“一罚”是完不成任务的责罚100%。1978年9月15、16日,小井村连续两天召开干部大会,1697亩耕地,一夜之间,分给了村民。

  对这样的大胆探索,万里给予积极支持。1979年2月6日,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了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万里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另一个村——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悄悄开始了一场新的试验。他们的办法是“大包干”,即把生产队的土地分到户,包干经营。这天晚上,全队18户人家的主事人集中在生产队社员严立华家,举行秘密会议,商量如何分田、分析可能产生的后果,会不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的“帽子”?生产队队长严俊昌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为了共担风险,社员严学立受众人委托,提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份“生死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孩子抚养到18岁。”18户农民都在这份合同书上按了手指印。于是,全队人连夜抓阄分牲畜、家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全部分好了。

  这一年,小岗生产队取得了大丰收,收粮13.2万多斤,相当于1966-1970年产量的总和;生猪饲养量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卖油料2.4万斤,超过任务的80倍;向国家交售公粮2.99万斤,完成任务的10倍;人均收入由22元上升到400元。看到小岗村的可喜变化,万里由衷的高兴。他对小岗村的干部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邓小平对小岗村的大包干也给予肯定,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4月,万里离开安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对于万里在新时期农村改革中的贡献,党中央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胡耀邦曾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人民群众则给予这样的褒奖:“要吃米,找万里。”



“要吃米找万里”是某些文人的凭空捏造

来源:合肥论坛 作者:边缘战士

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中华儿女》杂志2004年第12期刊登了王立新《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一文,堪称是近年来中国文史界歪曲历史事实文章的典范。

首先,该文标题是“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但是文中并没有去追索“要吃米,找万里”的出处,也没有找到谁先提出这个口号,因此,内容与标题是完全脱节的。

其次,文章花几乎所有篇幅介绍万里在任安徽省委书记期间的政绩,可是却不敢披露最关键的统计数据——1980年安徽省粮食产量比1976年增长多少,1980年安徽农业比1976年增加多少。

本人曾经在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上看到统计数据:



1980年比1976年增长 12 -13.7

1976年安徽人口4559万,人均产量370公斤,超过全国平均305公斤20%以上,而1980年全国平均325公斤,安徽当时人口4893万,人均297公斤。

另外,同书显示,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

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可见,所谓“要吃米,找万里”纯粹是一些文人附和权贵凭空捏造的。

第三,文章中说万里想到当年曾希圣的教训,并称当年曾的包产怎样救助饥荒中的安徽人民,事实上这又是文人捏造的一个弥天大谎。同是《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 汇编》一书的数据显示,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60年增产2.8%,而曾希圣推行包产的安徽下降7%,跌破了1949年的水平,并且成为建国后安徽 粮食最低产量年份,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第四,文中称小岗村1979年粮食大增产是缘于包产到户,也是不谈历史背景的,事实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粮食征购部分提价20%,对超购部分在此基 础上再提价50%,减少征购数量,降低支农工业品价格,在各种措施作用下,1979年全国各地都增产丰收,小岗村并没有什么突出,那一年全国增收、第一次 吃饱的地方不计其数。

第五,文中对公社时期的安徽农业大加诋毁,事实如何呢?《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显示,1961年安徽粮食产量629万吨,1976年1684万 吨,15年间增产1.7倍,年均增产6%,人均粮食产量从1961年的低于全国水平变成超过全国20%以上。这就是文中叙述的公社制度给安徽制造的灾难真 相。

由此想到,本来万里在安徽时期的统计数据都是明摆着的,可是最近20多年以来,中国文人根本不去引用最原始数据,而是鼓足腮帮把一个让安徽粮食大幅减产、农业大幅倒退的人吹捧为“要吃米,找XX”,并且吹嘘了几十年,中国文人的品质想让我不鄙视都难。




真理论者 发表于  2019-01-03 12:58:45 171字 ( 0/133)

现代社会发展规律是:由过去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私有制经过现代社会财富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而发展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财富公有制,这就决定了只有公有化方向才是我国...


“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1977年6月,万里由铁道部部长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次年1月兼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到任之后,他开始了“微服私访”之旅,跑遍了当时安徽的74个县市。他发现农村很穷,一些农民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地瓜面。万里感叹道:过去只是听说这里穷,但是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

  11月,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六条规定》。《六条规定》的出台,立即轰动全省,震撼全国,预示着一场深刻的农村革命的前奏奏响。《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看到后,当即给予热情肯定。

  1978年,安徽省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全省约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水。万里急从北京调来打井队,支援安徽灾区抗旱救灾。但是,在有些地方井打了100多米深,也打不出水来。关键时刻,在万里主持下,省委作了两项决策:一是“破产抗旱”。即从财政上拨款,有多少钱拿多少钱,用于抗旱保收。二是“借地度荒”。即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收获时不计征购,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分统购任务。由于政策得力,安徽当年获得农业丰收,粮食产量达290亿斤。1978年的安徽大旱,没有饿死一个人。

  在省委农村新政的鼓舞下,全省各地农村落实“借地度荒”政策迈出了更大的步伐。肥西县山南公社小井村黄花大队党支部在区委书记汤茂林主持下,连夜召开了党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21名党员共同约定,实行“四定一奖一罚”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四定”是定任务、定产量、定工本费、定上交数;“一奖”是超产的奖励60%;“一罚”是完不成任务的责罚100%。1978年9月15、16日,小井村连续两天召开干部大会,1697亩耕地,一夜之间,分给了村民。

  对这样的大胆探索,万里给予积极支持。1979年2月6日,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了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万里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另一个村——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悄悄开始了一场新的试验。他们的办法是“大包干”,即把生产队的土地分到户,包干经营。这天晚上,全队18户人家的主事人集中在生产队社员严立华家,举行秘密会议,商量如何分田、分析可能产生的后果,会不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的“帽子”?生产队队长严俊昌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为了共担风险,社员严学立受众人委托,提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份“生死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孩子抚养到18岁。”18户农民都在这份合同书上按了手指印。于是,全队人连夜抓阄分牲畜、家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全部分好了。

  这一年,小岗生产队取得了大丰收,收粮13.2万多斤,相当于1966-1970年产量的总和;生猪饲养量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卖油料2.4万斤,超过任务的80倍;向国家交售公粮2.99万斤,完成任务的10倍;人均收入由22元上升到400元。看到小岗村的可喜变化,万里由衷的高兴。他对小岗村的干部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邓小平对小岗村的大包干也给予肯定,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4月,万里离开安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对于万里在新时期农村改革中的贡献,党中央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胡耀邦曾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人民群众则给予这样的褒奖:“要吃米,找万里。”



“要吃米找万里”是某些文人的凭空捏造

来源:合肥论坛 作者:边缘战士

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中华儿女》杂志2004年第12期刊登了王立新《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一文,堪称是近年来中国文史界歪曲历史事实文章的典范。

首先,该文标题是“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但是文中并没有去追索“要吃米,找万里”的出处,也没有找到谁先提出这个口号,因此,内容与标题是完全脱节的。

其次,文章花几乎所有篇幅介绍万里在任安徽省委书记期间的政绩,可是却不敢披露最关键的统计数据——1980年安徽省粮食产量比1976年增长多少,1980年安徽农业比1976年增加多少。

本人曾经在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上看到统计数据:



1980年比1976年增长 12 -13.7

1976年安徽人口4559万,人均产量370公斤,超过全国平均305公斤20%以上,而1980年全国平均325公斤,安徽当时人口4893万,人均297公斤。

另外,同书显示,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

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可见,所谓“要吃米,找万里”纯粹是一些文人附和权贵凭空捏造的。

第三,文章中说万里想到当年曾希圣的教训,并称当年曾的包产怎样救助饥荒中的安徽人民,事实上这又是文人捏造的一个弥天大谎。同是《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 汇编》一书的数据显示,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60年增产2.8%,而曾希圣推行包产的安徽下降7%,跌破了1949年的水平,并且成为建国后安徽 粮食最低产量年份,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第四,文中称小岗村1979年粮食大增产是缘于包产到户,也是不谈历史背景的,事实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粮食征购部分提价20%,对超购部分在此基 础上再提价50%,减少征购数量,降低支农工业品价格,在各种措施作用下,1979年全国各地都增产丰收,小岗村并没有什么突出,那一年全国增收、第一次 吃饱的地方不计其数。

第五,文中对公社时期的安徽农业大加诋毁,事实如何呢?《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显示,1961年安徽粮食产量629万吨,1976年1684万 吨,15年间增产1.7倍,年均增产6%,人均粮食产量从1961年的低于全国水平变成超过全国20%以上。这就是文中叙述的公社制度给安徽制造的灾难真 相。

由此想到,本来万里在安徽时期的统计数据都是明摆着的,可是最近20多年以来,中国文人根本不去引用最原始数据,而是鼓足腮帮把一个让安徽粮食大幅减产、农业大幅倒退的人吹捧为“要吃米,找XX”,并且吹嘘了几十年,中国文人的品质想让我不鄙视都难。




xfmingzi 发表于  2019-01-03 13:07:26 37字 ( 0/138)

谁是“谎言”?是小岗村“包产到户”要增产应该是算到1979年11月24日?


“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1977年6月,万里由铁道部部长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次年1月兼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到任之后,他开始了“微服私访”之旅,跑遍了当时安徽的74个县市。他发现农村很穷,一些农民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地瓜面。万里感叹道:过去只是听说这里穷,但是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

  11月,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六条规定》。《六条规定》的出台,立即轰动全省,震撼全国,预示着一场深刻的农村革命的前奏奏响。《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看到后,当即给予热情肯定。

  1978年,安徽省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全省约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水。万里急从北京调来打井队,支援安徽灾区抗旱救灾。但是,在有些地方井打了100多米深,也打不出水来。关键时刻,在万里主持下,省委作了两项决策:一是“破产抗旱”。即从财政上拨款,有多少钱拿多少钱,用于抗旱保收。二是“借地度荒”。即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收获时不计征购,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分统购任务。由于政策得力,安徽当年获得农业丰收,粮食产量达290亿斤。1978年的安徽大旱,没有饿死一个人。

  在省委农村新政的鼓舞下,全省各地农村落实“借地度荒”政策迈出了更大的步伐。肥西县山南公社小井村黄花大队党支部在区委书记汤茂林主持下,连夜召开了党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21名党员共同约定,实行“四定一奖一罚”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四定”是定任务、定产量、定工本费、定上交数;“一奖”是超产的奖励60%;“一罚”是完不成任务的责罚100%。1978年9月15、16日,小井村连续两天召开干部大会,1697亩耕地,一夜之间,分给了村民。

  对这样的大胆探索,万里给予积极支持。1979年2月6日,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了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万里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另一个村——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悄悄开始了一场新的试验。他们的办法是“大包干”,即把生产队的土地分到户,包干经营。这天晚上,全队18户人家的主事人集中在生产队社员严立华家,举行秘密会议,商量如何分田、分析可能产生的后果,会不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的“帽子”?生产队队长严俊昌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为了共担风险,社员严学立受众人委托,提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份“生死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孩子抚养到18岁。”18户农民都在这份合同书上按了手指印。于是,全队人连夜抓阄分牲畜、家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全部分好了。

  这一年,小岗生产队取得了大丰收,收粮13.2万多斤,相当于1966-1970年产量的总和;生猪饲养量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卖油料2.4万斤,超过任务的80倍;向国家交售公粮2.99万斤,完成任务的10倍;人均收入由22元上升到400元。看到小岗村的可喜变化,万里由衷的高兴。他对小岗村的干部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邓小平对小岗村的大包干也给予肯定,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4月,万里离开安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对于万里在新时期农村改革中的贡献,党中央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胡耀邦曾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人民群众则给予这样的褒奖:“要吃米,找万里。”



“要吃米找万里”是某些文人的凭空捏造

来源:合肥论坛 作者:边缘战士

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中华儿女》杂志2004年第12期刊登了王立新《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一文,堪称是近年来中国文史界歪曲历史事实文章的典范。

首先,该文标题是“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但是文中并没有去追索“要吃米,找万里”的出处,也没有找到谁先提出这个口号,因此,内容与标题是完全脱节的。

其次,文章花几乎所有篇幅介绍万里在任安徽省委书记期间的政绩,可是却不敢披露最关键的统计数据——1980年安徽省粮食产量比1976年增长多少,1980年安徽农业比1976年增加多少。

本人曾经在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上看到统计数据:



1980年比1976年增长 12 -13.7

1976年安徽人口4559万,人均产量370公斤,超过全国平均305公斤20%以上,而1980年全国平均325公斤,安徽当时人口4893万,人均297公斤。

另外,同书显示,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

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可见,所谓“要吃米,找万里”纯粹是一些文人附和权贵凭空捏造的。

第三,文章中说万里想到当年曾希圣的教训,并称当年曾的包产怎样救助饥荒中的安徽人民,事实上这又是文人捏造的一个弥天大谎。同是《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 汇编》一书的数据显示,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60年增产2.8%,而曾希圣推行包产的安徽下降7%,跌破了1949年的水平,并且成为建国后安徽 粮食最低产量年份,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第四,文中称小岗村1979年粮食大增产是缘于包产到户,也是不谈历史背景的,事实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粮食征购部分提价20%,对超购部分在此基 础上再提价50%,减少征购数量,降低支农工业品价格,在各种措施作用下,1979年全国各地都增产丰收,小岗村并没有什么突出,那一年全国增收、第一次 吃饱的地方不计其数。

第五,文中对公社时期的安徽农业大加诋毁,事实如何呢?《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显示,1961年安徽粮食产量629万吨,1976年1684万 吨,15年间增产1.7倍,年均增产6%,人均粮食产量从1961年的低于全国水平变成超过全国20%以上。这就是文中叙述的公社制度给安徽制造的灾难真 相。

由此想到,本来万里在安徽时期的统计数据都是明摆着的,可是最近20多年以来,中国文人根本不去引用最原始数据,而是鼓足腮帮把一个让安徽粮食大幅减产、农业大幅倒退的人吹捧为“要吃米,找XX”,并且吹嘘了几十年,中国文人的品质想让我不鄙视都难。




621119 发表于  2019-01-03 13:10:30 22字 ( 0/152)

"虚无主义”者从来是不尊重事实的,转搞虚无。


“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1977年6月,万里由铁道部部长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次年1月兼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到任之后,他开始了“微服私访”之旅,跑遍了当时安徽的74个县市。他发现农村很穷,一些农民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地瓜面。万里感叹道:过去只是听说这里穷,但是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

  11月,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六条规定》。《六条规定》的出台,立即轰动全省,震撼全国,预示着一场深刻的农村革命的前奏奏响。《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看到后,当即给予热情肯定。

  1978年,安徽省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全省约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水。万里急从北京调来打井队,支援安徽灾区抗旱救灾。但是,在有些地方井打了100多米深,也打不出水来。关键时刻,在万里主持下,省委作了两项决策:一是“破产抗旱”。即从财政上拨款,有多少钱拿多少钱,用于抗旱保收。二是“借地度荒”。即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收获时不计征购,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分统购任务。由于政策得力,安徽当年获得农业丰收,粮食产量达290亿斤。1978年的安徽大旱,没有饿死一个人。

  在省委农村新政的鼓舞下,全省各地农村落实“借地度荒”政策迈出了更大的步伐。肥西县山南公社小井村黄花大队党支部在区委书记汤茂林主持下,连夜召开了党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21名党员共同约定,实行“四定一奖一罚”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四定”是定任务、定产量、定工本费、定上交数;“一奖”是超产的奖励60%;“一罚”是完不成任务的责罚100%。1978年9月15、16日,小井村连续两天召开干部大会,1697亩耕地,一夜之间,分给了村民。

  对这样的大胆探索,万里给予积极支持。1979年2月6日,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了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万里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另一个村——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悄悄开始了一场新的试验。他们的办法是“大包干”,即把生产队的土地分到户,包干经营。这天晚上,全队18户人家的主事人集中在生产队社员严立华家,举行秘密会议,商量如何分田、分析可能产生的后果,会不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的“帽子”?生产队队长严俊昌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为了共担风险,社员严学立受众人委托,提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份“生死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孩子抚养到18岁。”18户农民都在这份合同书上按了手指印。于是,全队人连夜抓阄分牲畜、家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全部分好了。

  这一年,小岗生产队取得了大丰收,收粮13.2万多斤,相当于1966-1970年产量的总和;生猪饲养量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卖油料2.4万斤,超过任务的80倍;向国家交售公粮2.99万斤,完成任务的10倍;人均收入由22元上升到400元。看到小岗村的可喜变化,万里由衷的高兴。他对小岗村的干部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邓小平对小岗村的大包干也给予肯定,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4月,万里离开安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对于万里在新时期农村改革中的贡献,党中央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胡耀邦曾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人民群众则给予这样的褒奖:“要吃米,找万里。”



“要吃米找万里”是某些文人的凭空捏造

来源:合肥论坛 作者:边缘战士

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中华儿女》杂志2004年第12期刊登了王立新《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一文,堪称是近年来中国文史界歪曲历史事实文章的典范。

首先,该文标题是“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但是文中并没有去追索“要吃米,找万里”的出处,也没有找到谁先提出这个口号,因此,内容与标题是完全脱节的。

其次,文章花几乎所有篇幅介绍万里在任安徽省委书记期间的政绩,可是却不敢披露最关键的统计数据——1980年安徽省粮食产量比1976年增长多少,1980年安徽农业比1976年增加多少。

本人曾经在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上看到统计数据:



1980年比1976年增长 12 -13.7

1976年安徽人口4559万,人均产量370公斤,超过全国平均305公斤20%以上,而1980年全国平均325公斤,安徽当时人口4893万,人均297公斤。

另外,同书显示,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

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可见,所谓“要吃米,找万里”纯粹是一些文人附和权贵凭空捏造的。

第三,文章中说万里想到当年曾希圣的教训,并称当年曾的包产怎样救助饥荒中的安徽人民,事实上这又是文人捏造的一个弥天大谎。同是《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 汇编》一书的数据显示,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60年增产2.8%,而曾希圣推行包产的安徽下降7%,跌破了1949年的水平,并且成为建国后安徽 粮食最低产量年份,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第四,文中称小岗村1979年粮食大增产是缘于包产到户,也是不谈历史背景的,事实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粮食征购部分提价20%,对超购部分在此基 础上再提价50%,减少征购数量,降低支农工业品价格,在各种措施作用下,1979年全国各地都增产丰收,小岗村并没有什么突出,那一年全国增收、第一次 吃饱的地方不计其数。

第五,文中对公社时期的安徽农业大加诋毁,事实如何呢?《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显示,1961年安徽粮食产量629万吨,1976年1684万 吨,15年间增产1.7倍,年均增产6%,人均粮食产量从1961年的低于全国水平变成超过全国20%以上。这就是文中叙述的公社制度给安徽制造的灾难真 相。

由此想到,本来万里在安徽时期的统计数据都是明摆着的,可是最近20多年以来,中国文人根本不去引用最原始数据,而是鼓足腮帮把一个让安徽粮食大幅减产、农业大幅倒退的人吹捧为“要吃米,找XX”,并且吹嘘了几十年,中国文人的品质想让我不鄙视都难。




laserbomb 发表于  2019-01-03 13:22:00 23字 ( 0/129)

要吃米,找袁隆平,才是真话,其它的都是扯淡!!


“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1977年6月,万里由铁道部部长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次年1月兼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到任之后,他开始了“微服私访”之旅,跑遍了当时安徽的74个县市。他发现农村很穷,一些农民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地瓜面。万里感叹道:过去只是听说这里穷,但是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

  11月,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六条规定》。《六条规定》的出台,立即轰动全省,震撼全国,预示着一场深刻的农村革命的前奏奏响。《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看到后,当即给予热情肯定。

  1978年,安徽省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全省约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水。万里急从北京调来打井队,支援安徽灾区抗旱救灾。但是,在有些地方井打了100多米深,也打不出水来。关键时刻,在万里主持下,省委作了两项决策:一是“破产抗旱”。即从财政上拨款,有多少钱拿多少钱,用于抗旱保收。二是“借地度荒”。即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收获时不计征购,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分统购任务。由于政策得力,安徽当年获得农业丰收,粮食产量达290亿斤。1978年的安徽大旱,没有饿死一个人。

  在省委农村新政的鼓舞下,全省各地农村落实“借地度荒”政策迈出了更大的步伐。肥西县山南公社小井村黄花大队党支部在区委书记汤茂林主持下,连夜召开了党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21名党员共同约定,实行“四定一奖一罚”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四定”是定任务、定产量、定工本费、定上交数;“一奖”是超产的奖励60%;“一罚”是完不成任务的责罚100%。1978年9月15、16日,小井村连续两天召开干部大会,1697亩耕地,一夜之间,分给了村民。

  对这样的大胆探索,万里给予积极支持。1979年2月6日,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了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万里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另一个村——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悄悄开始了一场新的试验。他们的办法是“大包干”,即把生产队的土地分到户,包干经营。这天晚上,全队18户人家的主事人集中在生产队社员严立华家,举行秘密会议,商量如何分田、分析可能产生的后果,会不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的“帽子”?生产队队长严俊昌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为了共担风险,社员严学立受众人委托,提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份“生死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孩子抚养到18岁。”18户农民都在这份合同书上按了手指印。于是,全队人连夜抓阄分牲畜、家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全部分好了。

  这一年,小岗生产队取得了大丰收,收粮13.2万多斤,相当于1966-1970年产量的总和;生猪饲养量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卖油料2.4万斤,超过任务的80倍;向国家交售公粮2.99万斤,完成任务的10倍;人均收入由22元上升到400元。看到小岗村的可喜变化,万里由衷的高兴。他对小岗村的干部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邓小平对小岗村的大包干也给予肯定,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4月,万里离开安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对于万里在新时期农村改革中的贡献,党中央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胡耀邦曾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人民群众则给予这样的褒奖:“要吃米,找万里。”



“要吃米找万里”是某些文人的凭空捏造

来源:合肥论坛 作者:边缘战士

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中华儿女》杂志2004年第12期刊登了王立新《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一文,堪称是近年来中国文史界歪曲历史事实文章的典范。

首先,该文标题是“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但是文中并没有去追索“要吃米,找万里”的出处,也没有找到谁先提出这个口号,因此,内容与标题是完全脱节的。

其次,文章花几乎所有篇幅介绍万里在任安徽省委书记期间的政绩,可是却不敢披露最关键的统计数据——1980年安徽省粮食产量比1976年增长多少,1980年安徽农业比1976年增加多少。

本人曾经在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上看到统计数据:



1980年比1976年增长 12 -13.7

1976年安徽人口4559万,人均产量370公斤,超过全国平均305公斤20%以上,而1980年全国平均325公斤,安徽当时人口4893万,人均297公斤。

另外,同书显示,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

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可见,所谓“要吃米,找万里”纯粹是一些文人附和权贵凭空捏造的。

第三,文章中说万里想到当年曾希圣的教训,并称当年曾的包产怎样救助饥荒中的安徽人民,事实上这又是文人捏造的一个弥天大谎。同是《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 汇编》一书的数据显示,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60年增产2.8%,而曾希圣推行包产的安徽下降7%,跌破了1949年的水平,并且成为建国后安徽 粮食最低产量年份,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第四,文中称小岗村1979年粮食大增产是缘于包产到户,也是不谈历史背景的,事实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粮食征购部分提价20%,对超购部分在此基 础上再提价50%,减少征购数量,降低支农工业品价格,在各种措施作用下,1979年全国各地都增产丰收,小岗村并没有什么突出,那一年全国增收、第一次 吃饱的地方不计其数。

第五,文中对公社时期的安徽农业大加诋毁,事实如何呢?《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显示,1961年安徽粮食产量629万吨,1976年1684万 吨,15年间增产1.7倍,年均增产6%,人均粮食产量从1961年的低于全国水平变成超过全国20%以上。这就是文中叙述的公社制度给安徽制造的灾难真 相。

由此想到,本来万里在安徽时期的统计数据都是明摆着的,可是最近20多年以来,中国文人根本不去引用最原始数据,而是鼓足腮帮把一个让安徽粮食大幅减产、农业大幅倒退的人吹捧为“要吃米,找XX”,并且吹嘘了几十年,中国文人的品质想让我不鄙视都难。




xfmingzi 发表于  2019-01-03 13:31:01 31字 ( 0/140)

其实,诸君大抵还是晓得是在生产队好或是“包产到户”好,是不是?


“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1977年6月,万里由铁道部部长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次年1月兼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到任之后,他开始了“微服私访”之旅,跑遍了当时安徽的74个县市。他发现农村很穷,一些农民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地瓜面。万里感叹道:过去只是听说这里穷,但是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

  11月,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六条规定》。《六条规定》的出台,立即轰动全省,震撼全国,预示着一场深刻的农村革命的前奏奏响。《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看到后,当即给予热情肯定。

  1978年,安徽省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全省约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水。万里急从北京调来打井队,支援安徽灾区抗旱救灾。但是,在有些地方井打了100多米深,也打不出水来。关键时刻,在万里主持下,省委作了两项决策:一是“破产抗旱”。即从财政上拨款,有多少钱拿多少钱,用于抗旱保收。二是“借地度荒”。即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收获时不计征购,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分统购任务。由于政策得力,安徽当年获得农业丰收,粮食产量达290亿斤。1978年的安徽大旱,没有饿死一个人。

  在省委农村新政的鼓舞下,全省各地农村落实“借地度荒”政策迈出了更大的步伐。肥西县山南公社小井村黄花大队党支部在区委书记汤茂林主持下,连夜召开了党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21名党员共同约定,实行“四定一奖一罚”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四定”是定任务、定产量、定工本费、定上交数;“一奖”是超产的奖励60%;“一罚”是完不成任务的责罚100%。1978年9月15、16日,小井村连续两天召开干部大会,1697亩耕地,一夜之间,分给了村民。

  对这样的大胆探索,万里给予积极支持。1979年2月6日,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了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万里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另一个村——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悄悄开始了一场新的试验。他们的办法是“大包干”,即把生产队的土地分到户,包干经营。这天晚上,全队18户人家的主事人集中在生产队社员严立华家,举行秘密会议,商量如何分田、分析可能产生的后果,会不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的“帽子”?生产队队长严俊昌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为了共担风险,社员严学立受众人委托,提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份“生死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孩子抚养到18岁。”18户农民都在这份合同书上按了手指印。于是,全队人连夜抓阄分牲畜、家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全部分好了。

  这一年,小岗生产队取得了大丰收,收粮13.2万多斤,相当于1966-1970年产量的总和;生猪饲养量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卖油料2.4万斤,超过任务的80倍;向国家交售公粮2.99万斤,完成任务的10倍;人均收入由22元上升到400元。看到小岗村的可喜变化,万里由衷的高兴。他对小岗村的干部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邓小平对小岗村的大包干也给予肯定,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4月,万里离开安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对于万里在新时期农村改革中的贡献,党中央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胡耀邦曾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人民群众则给予这样的褒奖:“要吃米,找万里。”



“要吃米找万里”是某些文人的凭空捏造

来源:合肥论坛 作者:边缘战士

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中华儿女》杂志2004年第12期刊登了王立新《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一文,堪称是近年来中国文史界歪曲历史事实文章的典范。

首先,该文标题是“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但是文中并没有去追索“要吃米,找万里”的出处,也没有找到谁先提出这个口号,因此,内容与标题是完全脱节的。

其次,文章花几乎所有篇幅介绍万里在任安徽省委书记期间的政绩,可是却不敢披露最关键的统计数据——1980年安徽省粮食产量比1976年增长多少,1980年安徽农业比1976年增加多少。

本人曾经在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上看到统计数据:



1980年比1976年增长 12 -13.7

1976年安徽人口4559万,人均产量370公斤,超过全国平均305公斤20%以上,而1980年全国平均325公斤,安徽当时人口4893万,人均297公斤。

另外,同书显示,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

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可见,所谓“要吃米,找万里”纯粹是一些文人附和权贵凭空捏造的。

第三,文章中说万里想到当年曾希圣的教训,并称当年曾的包产怎样救助饥荒中的安徽人民,事实上这又是文人捏造的一个弥天大谎。同是《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 汇编》一书的数据显示,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60年增产2.8%,而曾希圣推行包产的安徽下降7%,跌破了1949年的水平,并且成为建国后安徽 粮食最低产量年份,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第四,文中称小岗村1979年粮食大增产是缘于包产到户,也是不谈历史背景的,事实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粮食征购部分提价20%,对超购部分在此基 础上再提价50%,减少征购数量,降低支农工业品价格,在各种措施作用下,1979年全国各地都增产丰收,小岗村并没有什么突出,那一年全国增收、第一次 吃饱的地方不计其数。

第五,文中对公社时期的安徽农业大加诋毁,事实如何呢?《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显示,1961年安徽粮食产量629万吨,1976年1684万 吨,15年间增产1.7倍,年均增产6%,人均粮食产量从1961年的低于全国水平变成超过全国20%以上。这就是文中叙述的公社制度给安徽制造的灾难真 相。

由此想到,本来万里在安徽时期的统计数据都是明摆着的,可是最近20多年以来,中国文人根本不去引用最原始数据,而是鼓足腮帮把一个让安徽粮食大幅减产、农业大幅倒退的人吹捧为“要吃米,找XX”,并且吹嘘了几十年,中国文人的品质想让我不鄙视都难。




y4949 发表于  2019-01-03 14:02:58 37字 ( 0/163)

现在小麦单产还不如四十年前,为什么?过去小麦能浇三遍水,现在浇一遍很费劲。


“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1977年6月,万里由铁道部部长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次年1月兼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到任之后,他开始了“微服私访”之旅,跑遍了当时安徽的74个县市。他发现农村很穷,一些农民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地瓜面。万里感叹道:过去只是听说这里穷,但是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

  11月,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六条规定》。《六条规定》的出台,立即轰动全省,震撼全国,预示着一场深刻的农村革命的前奏奏响。《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看到后,当即给予热情肯定。

  1978年,安徽省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全省约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水。万里急从北京调来打井队,支援安徽灾区抗旱救灾。但是,在有些地方井打了100多米深,也打不出水来。关键时刻,在万里主持下,省委作了两项决策:一是“破产抗旱”。即从财政上拨款,有多少钱拿多少钱,用于抗旱保收。二是“借地度荒”。即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收获时不计征购,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分统购任务。由于政策得力,安徽当年获得农业丰收,粮食产量达290亿斤。1978年的安徽大旱,没有饿死一个人。

  在省委农村新政的鼓舞下,全省各地农村落实“借地度荒”政策迈出了更大的步伐。肥西县山南公社小井村黄花大队党支部在区委书记汤茂林主持下,连夜召开了党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21名党员共同约定,实行“四定一奖一罚”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四定”是定任务、定产量、定工本费、定上交数;“一奖”是超产的奖励60%;“一罚”是完不成任务的责罚100%。1978年9月15、16日,小井村连续两天召开干部大会,1697亩耕地,一夜之间,分给了村民。

  对这样的大胆探索,万里给予积极支持。1979年2月6日,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了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万里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另一个村——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悄悄开始了一场新的试验。他们的办法是“大包干”,即把生产队的土地分到户,包干经营。这天晚上,全队18户人家的主事人集中在生产队社员严立华家,举行秘密会议,商量如何分田、分析可能产生的后果,会不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的“帽子”?生产队队长严俊昌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为了共担风险,社员严学立受众人委托,提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份“生死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孩子抚养到18岁。”18户农民都在这份合同书上按了手指印。于是,全队人连夜抓阄分牲畜、家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全部分好了。

  这一年,小岗生产队取得了大丰收,收粮13.2万多斤,相当于1966-1970年产量的总和;生猪饲养量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卖油料2.4万斤,超过任务的80倍;向国家交售公粮2.99万斤,完成任务的10倍;人均收入由22元上升到400元。看到小岗村的可喜变化,万里由衷的高兴。他对小岗村的干部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邓小平对小岗村的大包干也给予肯定,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4月,万里离开安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对于万里在新时期农村改革中的贡献,党中央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胡耀邦曾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人民群众则给予这样的褒奖:“要吃米,找万里。”



“要吃米找万里”是某些文人的凭空捏造

来源:合肥论坛 作者:边缘战士

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中华儿女》杂志2004年第12期刊登了王立新《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一文,堪称是近年来中国文史界歪曲历史事实文章的典范。

首先,该文标题是“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但是文中并没有去追索“要吃米,找万里”的出处,也没有找到谁先提出这个口号,因此,内容与标题是完全脱节的。

其次,文章花几乎所有篇幅介绍万里在任安徽省委书记期间的政绩,可是却不敢披露最关键的统计数据——1980年安徽省粮食产量比1976年增长多少,1980年安徽农业比1976年增加多少。

本人曾经在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上看到统计数据:



1980年比1976年增长 12 -13.7

1976年安徽人口4559万,人均产量370公斤,超过全国平均305公斤20%以上,而1980年全国平均325公斤,安徽当时人口4893万,人均297公斤。

另外,同书显示,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

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可见,所谓“要吃米,找万里”纯粹是一些文人附和权贵凭空捏造的。

第三,文章中说万里想到当年曾希圣的教训,并称当年曾的包产怎样救助饥荒中的安徽人民,事实上这又是文人捏造的一个弥天大谎。同是《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 汇编》一书的数据显示,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60年增产2.8%,而曾希圣推行包产的安徽下降7%,跌破了1949年的水平,并且成为建国后安徽 粮食最低产量年份,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第四,文中称小岗村1979年粮食大增产是缘于包产到户,也是不谈历史背景的,事实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粮食征购部分提价20%,对超购部分在此基 础上再提价50%,减少征购数量,降低支农工业品价格,在各种措施作用下,1979年全国各地都增产丰收,小岗村并没有什么突出,那一年全国增收、第一次 吃饱的地方不计其数。

第五,文中对公社时期的安徽农业大加诋毁,事实如何呢?《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显示,1961年安徽粮食产量629万吨,1976年1684万 吨,15年间增产1.7倍,年均增产6%,人均粮食产量从1961年的低于全国水平变成超过全国20%以上。这就是文中叙述的公社制度给安徽制造的灾难真 相。

由此想到,本来万里在安徽时期的统计数据都是明摆着的,可是最近20多年以来,中国文人根本不去引用最原始数据,而是鼓足腮帮把一个让安徽粮食大幅减产、农业大幅倒退的人吹捧为“要吃米,找XX”,并且吹嘘了几十年,中国文人的品质想让我不鄙视都难。




xueyunluyifu 发表于  2019-01-03 14:05:32 83字 ( 0/161)

想让分田散伙的经验能够使人信服那很简单:按着当年小岗人的耕种条(不用化肥农药和良种)搞快试验田(投入多少人力不限)然后把单产数据公之于众。最好由小岗人来完成这个


“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1977年6月,万里由铁道部部长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次年1月兼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到任之后,他开始了“微服私访”之旅,跑遍了当时安徽的74个县市。他发现农村很穷,一些农民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地瓜面。万里感叹道:过去只是听说这里穷,但是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

  11月,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六条规定》。《六条规定》的出台,立即轰动全省,震撼全国,预示着一场深刻的农村革命的前奏奏响。《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看到后,当即给予热情肯定。

  1978年,安徽省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全省约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水。万里急从北京调来打井队,支援安徽灾区抗旱救灾。但是,在有些地方井打了100多米深,也打不出水来。关键时刻,在万里主持下,省委作了两项决策:一是“破产抗旱”。即从财政上拨款,有多少钱拿多少钱,用于抗旱保收。二是“借地度荒”。即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收获时不计征购,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分统购任务。由于政策得力,安徽当年获得农业丰收,粮食产量达290亿斤。1978年的安徽大旱,没有饿死一个人。

  在省委农村新政的鼓舞下,全省各地农村落实“借地度荒”政策迈出了更大的步伐。肥西县山南公社小井村黄花大队党支部在区委书记汤茂林主持下,连夜召开了党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21名党员共同约定,实行“四定一奖一罚”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四定”是定任务、定产量、定工本费、定上交数;“一奖”是超产的奖励60%;“一罚”是完不成任务的责罚100%。1978年9月15、16日,小井村连续两天召开干部大会,1697亩耕地,一夜之间,分给了村民。

  对这样的大胆探索,万里给予积极支持。1979年2月6日,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了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万里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另一个村——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悄悄开始了一场新的试验。他们的办法是“大包干”,即把生产队的土地分到户,包干经营。这天晚上,全队18户人家的主事人集中在生产队社员严立华家,举行秘密会议,商量如何分田、分析可能产生的后果,会不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的“帽子”?生产队队长严俊昌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为了共担风险,社员严学立受众人委托,提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份“生死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孩子抚养到18岁。”18户农民都在这份合同书上按了手指印。于是,全队人连夜抓阄分牲畜、家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全部分好了。

  这一年,小岗生产队取得了大丰收,收粮13.2万多斤,相当于1966-1970年产量的总和;生猪饲养量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卖油料2.4万斤,超过任务的80倍;向国家交售公粮2.99万斤,完成任务的10倍;人均收入由22元上升到400元。看到小岗村的可喜变化,万里由衷的高兴。他对小岗村的干部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邓小平对小岗村的大包干也给予肯定,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4月,万里离开安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对于万里在新时期农村改革中的贡献,党中央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胡耀邦曾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人民群众则给予这样的褒奖:“要吃米,找万里。”



“要吃米找万里”是某些文人的凭空捏造

来源:合肥论坛 作者:边缘战士

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中华儿女》杂志2004年第12期刊登了王立新《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一文,堪称是近年来中国文史界歪曲历史事实文章的典范。

首先,该文标题是“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但是文中并没有去追索“要吃米,找万里”的出处,也没有找到谁先提出这个口号,因此,内容与标题是完全脱节的。

其次,文章花几乎所有篇幅介绍万里在任安徽省委书记期间的政绩,可是却不敢披露最关键的统计数据——1980年安徽省粮食产量比1976年增长多少,1980年安徽农业比1976年增加多少。

本人曾经在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上看到统计数据:



1980年比1976年增长 12 -13.7

1976年安徽人口4559万,人均产量370公斤,超过全国平均305公斤20%以上,而1980年全国平均325公斤,安徽当时人口4893万,人均297公斤。

另外,同书显示,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

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可见,所谓“要吃米,找万里”纯粹是一些文人附和权贵凭空捏造的。

第三,文章中说万里想到当年曾希圣的教训,并称当年曾的包产怎样救助饥荒中的安徽人民,事实上这又是文人捏造的一个弥天大谎。同是《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 汇编》一书的数据显示,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60年增产2.8%,而曾希圣推行包产的安徽下降7%,跌破了1949年的水平,并且成为建国后安徽 粮食最低产量年份,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第四,文中称小岗村1979年粮食大增产是缘于包产到户,也是不谈历史背景的,事实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粮食征购部分提价20%,对超购部分在此基 础上再提价50%,减少征购数量,降低支农工业品价格,在各种措施作用下,1979年全国各地都增产丰收,小岗村并没有什么突出,那一年全国增收、第一次 吃饱的地方不计其数。

第五,文中对公社时期的安徽农业大加诋毁,事实如何呢?《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显示,1961年安徽粮食产量629万吨,1976年1684万 吨,15年间增产1.7倍,年均增产6%,人均粮食产量从1961年的低于全国水平变成超过全国20%以上。这就是文中叙述的公社制度给安徽制造的灾难真 相。

由此想到,本来万里在安徽时期的统计数据都是明摆着的,可是最近20多年以来,中国文人根本不去引用最原始数据,而是鼓足腮帮把一个让安徽粮食大幅减产、农业大幅倒退的人吹捧为“要吃米,找XX”,并且吹嘘了几十年,中国文人的品质想让我不鄙视都难。




xfmingzi 发表于  2019-01-03 14:12:06 27字 ( 0/169)

其实,美国农业就是“土地到户”才鸟枪换炮、突飞猛进呢!


“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1977年6月,万里由铁道部部长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次年1月兼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到任之后,他开始了“微服私访”之旅,跑遍了当时安徽的74个县市。他发现农村很穷,一些农民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地瓜面。万里感叹道:过去只是听说这里穷,但是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

  11月,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六条规定》。《六条规定》的出台,立即轰动全省,震撼全国,预示着一场深刻的农村革命的前奏奏响。《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看到后,当即给予热情肯定。

  1978年,安徽省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全省约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水。万里急从北京调来打井队,支援安徽灾区抗旱救灾。但是,在有些地方井打了100多米深,也打不出水来。关键时刻,在万里主持下,省委作了两项决策:一是“破产抗旱”。即从财政上拨款,有多少钱拿多少钱,用于抗旱保收。二是“借地度荒”。即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收获时不计征购,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分统购任务。由于政策得力,安徽当年获得农业丰收,粮食产量达290亿斤。1978年的安徽大旱,没有饿死一个人。

  在省委农村新政的鼓舞下,全省各地农村落实“借地度荒”政策迈出了更大的步伐。肥西县山南公社小井村黄花大队党支部在区委书记汤茂林主持下,连夜召开了党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21名党员共同约定,实行“四定一奖一罚”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四定”是定任务、定产量、定工本费、定上交数;“一奖”是超产的奖励60%;“一罚”是完不成任务的责罚100%。1978年9月15、16日,小井村连续两天召开干部大会,1697亩耕地,一夜之间,分给了村民。

  对这样的大胆探索,万里给予积极支持。1979年2月6日,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了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万里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另一个村——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悄悄开始了一场新的试验。他们的办法是“大包干”,即把生产队的土地分到户,包干经营。这天晚上,全队18户人家的主事人集中在生产队社员严立华家,举行秘密会议,商量如何分田、分析可能产生的后果,会不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的“帽子”?生产队队长严俊昌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为了共担风险,社员严学立受众人委托,提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份“生死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孩子抚养到18岁。”18户农民都在这份合同书上按了手指印。于是,全队人连夜抓阄分牲畜、家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全部分好了。

  这一年,小岗生产队取得了大丰收,收粮13.2万多斤,相当于1966-1970年产量的总和;生猪饲养量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卖油料2.4万斤,超过任务的80倍;向国家交售公粮2.99万斤,完成任务的10倍;人均收入由22元上升到400元。看到小岗村的可喜变化,万里由衷的高兴。他对小岗村的干部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邓小平对小岗村的大包干也给予肯定,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4月,万里离开安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对于万里在新时期农村改革中的贡献,党中央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胡耀邦曾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人民群众则给予这样的褒奖:“要吃米,找万里。”



“要吃米找万里”是某些文人的凭空捏造

来源:合肥论坛 作者:边缘战士

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中华儿女》杂志2004年第12期刊登了王立新《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一文,堪称是近年来中国文史界歪曲历史事实文章的典范。

首先,该文标题是“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但是文中并没有去追索“要吃米,找万里”的出处,也没有找到谁先提出这个口号,因此,内容与标题是完全脱节的。

其次,文章花几乎所有篇幅介绍万里在任安徽省委书记期间的政绩,可是却不敢披露最关键的统计数据——1980年安徽省粮食产量比1976年增长多少,1980年安徽农业比1976年增加多少。

本人曾经在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上看到统计数据:



1980年比1976年增长 12 -13.7

1976年安徽人口4559万,人均产量370公斤,超过全国平均305公斤20%以上,而1980年全国平均325公斤,安徽当时人口4893万,人均297公斤。

另外,同书显示,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

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可见,所谓“要吃米,找万里”纯粹是一些文人附和权贵凭空捏造的。

第三,文章中说万里想到当年曾希圣的教训,并称当年曾的包产怎样救助饥荒中的安徽人民,事实上这又是文人捏造的一个弥天大谎。同是《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 汇编》一书的数据显示,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60年增产2.8%,而曾希圣推行包产的安徽下降7%,跌破了1949年的水平,并且成为建国后安徽 粮食最低产量年份,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第四,文中称小岗村1979年粮食大增产是缘于包产到户,也是不谈历史背景的,事实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粮食征购部分提价20%,对超购部分在此基 础上再提价50%,减少征购数量,降低支农工业品价格,在各种措施作用下,1979年全国各地都增产丰收,小岗村并没有什么突出,那一年全国增收、第一次 吃饱的地方不计其数。

第五,文中对公社时期的安徽农业大加诋毁,事实如何呢?《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显示,1961年安徽粮食产量629万吨,1976年1684万 吨,15年间增产1.7倍,年均增产6%,人均粮食产量从1961年的低于全国水平变成超过全国20%以上。这就是文中叙述的公社制度给安徽制造的灾难真 相。

由此想到,本来万里在安徽时期的统计数据都是明摆着的,可是最近20多年以来,中国文人根本不去引用最原始数据,而是鼓足腮帮把一个让安徽粮食大幅减产、农业大幅倒退的人吹捧为“要吃米,找XX”,并且吹嘘了几十年,中国文人的品质想让我不鄙视都难。




道不平有人铲 发表于  2019-01-03 14:14:16 119字 ( 0/168)

1978年安徽到底是个什么情况?百年不遇的大旱,异乎寻常的大丰收(相当于66-70五年产量),大丰收是大包干当年还是第二年。。。一本烂账相信谁?肯定有人在说谎。


“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1977年6月,万里由铁道部部长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次年1月兼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到任之后,他开始了“微服私访”之旅,跑遍了当时安徽的74个县市。他发现农村很穷,一些农民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地瓜面。万里感叹道:过去只是听说这里穷,但是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

  11月,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六条规定》。《六条规定》的出台,立即轰动全省,震撼全国,预示着一场深刻的农村革命的前奏奏响。《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看到后,当即给予热情肯定。

  1978年,安徽省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全省约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水。万里急从北京调来打井队,支援安徽灾区抗旱救灾。但是,在有些地方井打了100多米深,也打不出水来。关键时刻,在万里主持下,省委作了两项决策:一是“破产抗旱”。即从财政上拨款,有多少钱拿多少钱,用于抗旱保收。二是“借地度荒”。即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收获时不计征购,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分统购任务。由于政策得力,安徽当年获得农业丰收,粮食产量达290亿斤。1978年的安徽大旱,没有饿死一个人。

  在省委农村新政的鼓舞下,全省各地农村落实“借地度荒”政策迈出了更大的步伐。肥西县山南公社小井村黄花大队党支部在区委书记汤茂林主持下,连夜召开了党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21名党员共同约定,实行“四定一奖一罚”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四定”是定任务、定产量、定工本费、定上交数;“一奖”是超产的奖励60%;“一罚”是完不成任务的责罚100%。1978年9月15、16日,小井村连续两天召开干部大会,1697亩耕地,一夜之间,分给了村民。

  对这样的大胆探索,万里给予积极支持。1979年2月6日,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了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万里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另一个村——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悄悄开始了一场新的试验。他们的办法是“大包干”,即把生产队的土地分到户,包干经营。这天晚上,全队18户人家的主事人集中在生产队社员严立华家,举行秘密会议,商量如何分田、分析可能产生的后果,会不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的“帽子”?生产队队长严俊昌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为了共担风险,社员严学立受众人委托,提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份“生死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孩子抚养到18岁。”18户农民都在这份合同书上按了手指印。于是,全队人连夜抓阄分牲畜、家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全部分好了。

  这一年,小岗生产队取得了大丰收,收粮13.2万多斤,相当于1966-1970年产量的总和;生猪饲养量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卖油料2.4万斤,超过任务的80倍;向国家交售公粮2.99万斤,完成任务的10倍;人均收入由22元上升到400元。看到小岗村的可喜变化,万里由衷的高兴。他对小岗村的干部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邓小平对小岗村的大包干也给予肯定,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4月,万里离开安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对于万里在新时期农村改革中的贡献,党中央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胡耀邦曾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人民群众则给予这样的褒奖:“要吃米,找万里。”



“要吃米找万里”是某些文人的凭空捏造

来源:合肥论坛 作者:边缘战士

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中华儿女》杂志2004年第12期刊登了王立新《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一文,堪称是近年来中国文史界歪曲历史事实文章的典范。

首先,该文标题是“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但是文中并没有去追索“要吃米,找万里”的出处,也没有找到谁先提出这个口号,因此,内容与标题是完全脱节的。

其次,文章花几乎所有篇幅介绍万里在任安徽省委书记期间的政绩,可是却不敢披露最关键的统计数据——1980年安徽省粮食产量比1976年增长多少,1980年安徽农业比1976年增加多少。

本人曾经在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上看到统计数据:



1980年比1976年增长 12 -13.7

1976年安徽人口4559万,人均产量370公斤,超过全国平均305公斤20%以上,而1980年全国平均325公斤,安徽当时人口4893万,人均297公斤。

另外,同书显示,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

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可见,所谓“要吃米,找万里”纯粹是一些文人附和权贵凭空捏造的。

第三,文章中说万里想到当年曾希圣的教训,并称当年曾的包产怎样救助饥荒中的安徽人民,事实上这又是文人捏造的一个弥天大谎。同是《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 汇编》一书的数据显示,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60年增产2.8%,而曾希圣推行包产的安徽下降7%,跌破了1949年的水平,并且成为建国后安徽 粮食最低产量年份,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第四,文中称小岗村1979年粮食大增产是缘于包产到户,也是不谈历史背景的,事实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粮食征购部分提价20%,对超购部分在此基 础上再提价50%,减少征购数量,降低支农工业品价格,在各种措施作用下,1979年全国各地都增产丰收,小岗村并没有什么突出,那一年全国增收、第一次 吃饱的地方不计其数。

第五,文中对公社时期的安徽农业大加诋毁,事实如何呢?《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显示,1961年安徽粮食产量629万吨,1976年1684万 吨,15年间增产1.7倍,年均增产6%,人均粮食产量从1961年的低于全国水平变成超过全国20%以上。这就是文中叙述的公社制度给安徽制造的灾难真 相。

由此想到,本来万里在安徽时期的统计数据都是明摆着的,可是最近20多年以来,中国文人根本不去引用最原始数据,而是鼓足腮帮把一个让安徽粮食大幅减产、农业大幅倒退的人吹捧为“要吃米,找XX”,并且吹嘘了几十年,中国文人的品质想让我不鄙视都难。




一天两包烟 发表于  2019-01-03 14:16:16 389字 ( 0/244)

中国农业基本还是靠天吃饭的。华国锋主政的这几年,中国风调雨顺,粮食基本是增产的;这是其一。当时的华国锋已经开始了农业改革,各地推行“分组包干”也是有效的;这是其


“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1977年6月,万里由铁道部部长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次年1月兼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到任之后,他开始了“微服私访”之旅,跑遍了当时安徽的74个县市。他发现农村很穷,一些农民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地瓜面。万里感叹道:过去只是听说这里穷,但是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

  11月,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六条规定》。《六条规定》的出台,立即轰动全省,震撼全国,预示着一场深刻的农村革命的前奏奏响。《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看到后,当即给予热情肯定。

  1978年,安徽省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全省约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水。万里急从北京调来打井队,支援安徽灾区抗旱救灾。但是,在有些地方井打了100多米深,也打不出水来。关键时刻,在万里主持下,省委作了两项决策:一是“破产抗旱”。即从财政上拨款,有多少钱拿多少钱,用于抗旱保收。二是“借地度荒”。即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收获时不计征购,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分统购任务。由于政策得力,安徽当年获得农业丰收,粮食产量达290亿斤。1978年的安徽大旱,没有饿死一个人。

  在省委农村新政的鼓舞下,全省各地农村落实“借地度荒”政策迈出了更大的步伐。肥西县山南公社小井村黄花大队党支部在区委书记汤茂林主持下,连夜召开了党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21名党员共同约定,实行“四定一奖一罚”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四定”是定任务、定产量、定工本费、定上交数;“一奖”是超产的奖励60%;“一罚”是完不成任务的责罚100%。1978年9月15、16日,小井村连续两天召开干部大会,1697亩耕地,一夜之间,分给了村民。

  对这样的大胆探索,万里给予积极支持。1979年2月6日,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了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万里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另一个村——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悄悄开始了一场新的试验。他们的办法是“大包干”,即把生产队的土地分到户,包干经营。这天晚上,全队18户人家的主事人集中在生产队社员严立华家,举行秘密会议,商量如何分田、分析可能产生的后果,会不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的“帽子”?生产队队长严俊昌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为了共担风险,社员严学立受众人委托,提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份“生死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孩子抚养到18岁。”18户农民都在这份合同书上按了手指印。于是,全队人连夜抓阄分牲畜、家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全部分好了。

  这一年,小岗生产队取得了大丰收,收粮13.2万多斤,相当于1966-1970年产量的总和;生猪饲养量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卖油料2.4万斤,超过任务的80倍;向国家交售公粮2.99万斤,完成任务的10倍;人均收入由22元上升到400元。看到小岗村的可喜变化,万里由衷的高兴。他对小岗村的干部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邓小平对小岗村的大包干也给予肯定,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4月,万里离开安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对于万里在新时期农村改革中的贡献,党中央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胡耀邦曾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人民群众则给予这样的褒奖:“要吃米,找万里。”



“要吃米找万里”是某些文人的凭空捏造

来源:合肥论坛 作者:边缘战士

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中华儿女》杂志2004年第12期刊登了王立新《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一文,堪称是近年来中国文史界歪曲历史事实文章的典范。

首先,该文标题是“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但是文中并没有去追索“要吃米,找万里”的出处,也没有找到谁先提出这个口号,因此,内容与标题是完全脱节的。

其次,文章花几乎所有篇幅介绍万里在任安徽省委书记期间的政绩,可是却不敢披露最关键的统计数据——1980年安徽省粮食产量比1976年增长多少,1980年安徽农业比1976年增加多少。

本人曾经在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上看到统计数据:



1980年比1976年增长 12 -13.7

1976年安徽人口4559万,人均产量370公斤,超过全国平均305公斤20%以上,而1980年全国平均325公斤,安徽当时人口4893万,人均297公斤。

另外,同书显示,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

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可见,所谓“要吃米,找万里”纯粹是一些文人附和权贵凭空捏造的。

第三,文章中说万里想到当年曾希圣的教训,并称当年曾的包产怎样救助饥荒中的安徽人民,事实上这又是文人捏造的一个弥天大谎。同是《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 汇编》一书的数据显示,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60年增产2.8%,而曾希圣推行包产的安徽下降7%,跌破了1949年的水平,并且成为建国后安徽 粮食最低产量年份,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第四,文中称小岗村1979年粮食大增产是缘于包产到户,也是不谈历史背景的,事实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粮食征购部分提价20%,对超购部分在此基 础上再提价50%,减少征购数量,降低支农工业品价格,在各种措施作用下,1979年全国各地都增产丰收,小岗村并没有什么突出,那一年全国增收、第一次 吃饱的地方不计其数。

第五,文中对公社时期的安徽农业大加诋毁,事实如何呢?《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显示,1961年安徽粮食产量629万吨,1976年1684万 吨,15年间增产1.7倍,年均增产6%,人均粮食产量从1961年的低于全国水平变成超过全国20%以上。这就是文中叙述的公社制度给安徽制造的灾难真 相。

由此想到,本来万里在安徽时期的统计数据都是明摆着的,可是最近20多年以来,中国文人根本不去引用最原始数据,而是鼓足腮帮把一个让安徽粮食大幅减产、农业大幅倒退的人吹捧为“要吃米,找XX”,并且吹嘘了几十年,中国文人的品质想让我不鄙视都难。




xfmingzi 发表于  2019-01-03 14:41:39 19字 ( 0/187)

将三大平原的农业开放,让美国人来种吧?


“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1977年6月,万里由铁道部部长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次年1月兼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到任之后,他开始了“微服私访”之旅,跑遍了当时安徽的74个县市。他发现农村很穷,一些农民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地瓜面。万里感叹道:过去只是听说这里穷,但是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

  11月,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六条规定》。《六条规定》的出台,立即轰动全省,震撼全国,预示着一场深刻的农村革命的前奏奏响。《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看到后,当即给予热情肯定。

  1978年,安徽省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全省约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水。万里急从北京调来打井队,支援安徽灾区抗旱救灾。但是,在有些地方井打了100多米深,也打不出水来。关键时刻,在万里主持下,省委作了两项决策:一是“破产抗旱”。即从财政上拨款,有多少钱拿多少钱,用于抗旱保收。二是“借地度荒”。即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收获时不计征购,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分统购任务。由于政策得力,安徽当年获得农业丰收,粮食产量达290亿斤。1978年的安徽大旱,没有饿死一个人。

  在省委农村新政的鼓舞下,全省各地农村落实“借地度荒”政策迈出了更大的步伐。肥西县山南公社小井村黄花大队党支部在区委书记汤茂林主持下,连夜召开了党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21名党员共同约定,实行“四定一奖一罚”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四定”是定任务、定产量、定工本费、定上交数;“一奖”是超产的奖励60%;“一罚”是完不成任务的责罚100%。1978年9月15、16日,小井村连续两天召开干部大会,1697亩耕地,一夜之间,分给了村民。

  对这样的大胆探索,万里给予积极支持。1979年2月6日,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了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万里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另一个村——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悄悄开始了一场新的试验。他们的办法是“大包干”,即把生产队的土地分到户,包干经营。这天晚上,全队18户人家的主事人集中在生产队社员严立华家,举行秘密会议,商量如何分田、分析可能产生的后果,会不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的“帽子”?生产队队长严俊昌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为了共担风险,社员严学立受众人委托,提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份“生死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孩子抚养到18岁。”18户农民都在这份合同书上按了手指印。于是,全队人连夜抓阄分牲畜、家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全部分好了。

  这一年,小岗生产队取得了大丰收,收粮13.2万多斤,相当于1966-1970年产量的总和;生猪饲养量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卖油料2.4万斤,超过任务的80倍;向国家交售公粮2.99万斤,完成任务的10倍;人均收入由22元上升到400元。看到小岗村的可喜变化,万里由衷的高兴。他对小岗村的干部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邓小平对小岗村的大包干也给予肯定,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4月,万里离开安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对于万里在新时期农村改革中的贡献,党中央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胡耀邦曾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人民群众则给予这样的褒奖:“要吃米,找万里。”



“要吃米找万里”是某些文人的凭空捏造

来源:合肥论坛 作者:边缘战士

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中华儿女》杂志2004年第12期刊登了王立新《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一文,堪称是近年来中国文史界歪曲历史事实文章的典范。

首先,该文标题是“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但是文中并没有去追索“要吃米,找万里”的出处,也没有找到谁先提出这个口号,因此,内容与标题是完全脱节的。

其次,文章花几乎所有篇幅介绍万里在任安徽省委书记期间的政绩,可是却不敢披露最关键的统计数据——1980年安徽省粮食产量比1976年增长多少,1980年安徽农业比1976年增加多少。

本人曾经在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上看到统计数据:



1980年比1976年增长 12 -13.7

1976年安徽人口4559万,人均产量370公斤,超过全国平均305公斤20%以上,而1980年全国平均325公斤,安徽当时人口4893万,人均297公斤。

另外,同书显示,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

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可见,所谓“要吃米,找万里”纯粹是一些文人附和权贵凭空捏造的。

第三,文章中说万里想到当年曾希圣的教训,并称当年曾的包产怎样救助饥荒中的安徽人民,事实上这又是文人捏造的一个弥天大谎。同是《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 汇编》一书的数据显示,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60年增产2.8%,而曾希圣推行包产的安徽下降7%,跌破了1949年的水平,并且成为建国后安徽 粮食最低产量年份,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第四,文中称小岗村1979年粮食大增产是缘于包产到户,也是不谈历史背景的,事实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粮食征购部分提价20%,对超购部分在此基 础上再提价50%,减少征购数量,降低支农工业品价格,在各种措施作用下,1979年全国各地都增产丰收,小岗村并没有什么突出,那一年全国增收、第一次 吃饱的地方不计其数。

第五,文中对公社时期的安徽农业大加诋毁,事实如何呢?《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显示,1961年安徽粮食产量629万吨,1976年1684万 吨,15年间增产1.7倍,年均增产6%,人均粮食产量从1961年的低于全国水平变成超过全国20%以上。这就是文中叙述的公社制度给安徽制造的灾难真 相。

由此想到,本来万里在安徽时期的统计数据都是明摆着的,可是最近20多年以来,中国文人根本不去引用最原始数据,而是鼓足腮帮把一个让安徽粮食大幅减产、农业大幅倒退的人吹捧为“要吃米,找XX”,并且吹嘘了几十年,中国文人的品质想让我不鄙视都难。




史呈祥 发表于  2019-01-03 16:13:28 1字 ( 0/121)


“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1977年6月,万里由铁道部部长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次年1月兼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到任之后,他开始了“微服私访”之旅,跑遍了当时安徽的74个县市。他发现农村很穷,一些农民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地瓜面。万里感叹道:过去只是听说这里穷,但是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

  11月,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六条规定》。《六条规定》的出台,立即轰动全省,震撼全国,预示着一场深刻的农村革命的前奏奏响。《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看到后,当即给予热情肯定。

  1978年,安徽省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全省约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水。万里急从北京调来打井队,支援安徽灾区抗旱救灾。但是,在有些地方井打了100多米深,也打不出水来。关键时刻,在万里主持下,省委作了两项决策:一是“破产抗旱”。即从财政上拨款,有多少钱拿多少钱,用于抗旱保收。二是“借地度荒”。即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收获时不计征购,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分统购任务。由于政策得力,安徽当年获得农业丰收,粮食产量达290亿斤。1978年的安徽大旱,没有饿死一个人。

  在省委农村新政的鼓舞下,全省各地农村落实“借地度荒”政策迈出了更大的步伐。肥西县山南公社小井村黄花大队党支部在区委书记汤茂林主持下,连夜召开了党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21名党员共同约定,实行“四定一奖一罚”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四定”是定任务、定产量、定工本费、定上交数;“一奖”是超产的奖励60%;“一罚”是完不成任务的责罚100%。1978年9月15、16日,小井村连续两天召开干部大会,1697亩耕地,一夜之间,分给了村民。

  对这样的大胆探索,万里给予积极支持。1979年2月6日,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了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万里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另一个村——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悄悄开始了一场新的试验。他们的办法是“大包干”,即把生产队的土地分到户,包干经营。这天晚上,全队18户人家的主事人集中在生产队社员严立华家,举行秘密会议,商量如何分田、分析可能产生的后果,会不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的“帽子”?生产队队长严俊昌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为了共担风险,社员严学立受众人委托,提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份“生死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孩子抚养到18岁。”18户农民都在这份合同书上按了手指印。于是,全队人连夜抓阄分牲畜、家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全部分好了。

  这一年,小岗生产队取得了大丰收,收粮13.2万多斤,相当于1966-1970年产量的总和;生猪饲养量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卖油料2.4万斤,超过任务的80倍;向国家交售公粮2.99万斤,完成任务的10倍;人均收入由22元上升到400元。看到小岗村的可喜变化,万里由衷的高兴。他对小岗村的干部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邓小平对小岗村的大包干也给予肯定,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4月,万里离开安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对于万里在新时期农村改革中的贡献,党中央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胡耀邦曾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人民群众则给予这样的褒奖:“要吃米,找万里。”



“要吃米找万里”是某些文人的凭空捏造

来源:合肥论坛 作者:边缘战士

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中华儿女》杂志2004年第12期刊登了王立新《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一文,堪称是近年来中国文史界歪曲历史事实文章的典范。

首先,该文标题是“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但是文中并没有去追索“要吃米,找万里”的出处,也没有找到谁先提出这个口号,因此,内容与标题是完全脱节的。

其次,文章花几乎所有篇幅介绍万里在任安徽省委书记期间的政绩,可是却不敢披露最关键的统计数据——1980年安徽省粮食产量比1976年增长多少,1980年安徽农业比1976年增加多少。

本人曾经在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上看到统计数据:



1980年比1976年增长 12 -13.7

1976年安徽人口4559万,人均产量370公斤,超过全国平均305公斤20%以上,而1980年全国平均325公斤,安徽当时人口4893万,人均297公斤。

另外,同书显示,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

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可见,所谓“要吃米,找万里”纯粹是一些文人附和权贵凭空捏造的。

第三,文章中说万里想到当年曾希圣的教训,并称当年曾的包产怎样救助饥荒中的安徽人民,事实上这又是文人捏造的一个弥天大谎。同是《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 汇编》一书的数据显示,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60年增产2.8%,而曾希圣推行包产的安徽下降7%,跌破了1949年的水平,并且成为建国后安徽 粮食最低产量年份,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第四,文中称小岗村1979年粮食大增产是缘于包产到户,也是不谈历史背景的,事实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粮食征购部分提价20%,对超购部分在此基 础上再提价50%,减少征购数量,降低支农工业品价格,在各种措施作用下,1979年全国各地都增产丰收,小岗村并没有什么突出,那一年全国增收、第一次 吃饱的地方不计其数。

第五,文中对公社时期的安徽农业大加诋毁,事实如何呢?《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显示,1961年安徽粮食产量629万吨,1976年1684万 吨,15年间增产1.7倍,年均增产6%,人均粮食产量从1961年的低于全国水平变成超过全国20%以上。这就是文中叙述的公社制度给安徽制造的灾难真 相。

由此想到,本来万里在安徽时期的统计数据都是明摆着的,可是最近20多年以来,中国文人根本不去引用最原始数据,而是鼓足腮帮把一个让安徽粮食大幅减产、农业大幅倒退的人吹捧为“要吃米,找XX”,并且吹嘘了几十年,中国文人的品质想让我不鄙视都难。




当代人 发表于  2019-01-03 16:15:45 0字 ( 0/160)

新中国,劳动人民,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劳苦功高。

新中国,劳动人民,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劳苦功高。

“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1977年6月,万里由铁道部部长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次年1月兼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到任之后,他开始了“微服私访”之旅,跑遍了当时安徽的74个县市。他发现农村很穷,一些农民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地瓜面。万里感叹道:过去只是听说这里穷,但是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

  11月,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六条规定》。《六条规定》的出台,立即轰动全省,震撼全国,预示着一场深刻的农村革命的前奏奏响。《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看到后,当即给予热情肯定。

  1978年,安徽省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全省约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水。万里急从北京调来打井队,支援安徽灾区抗旱救灾。但是,在有些地方井打了100多米深,也打不出水来。关键时刻,在万里主持下,省委作了两项决策:一是“破产抗旱”。即从财政上拨款,有多少钱拿多少钱,用于抗旱保收。二是“借地度荒”。即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收获时不计征购,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分统购任务。由于政策得力,安徽当年获得农业丰收,粮食产量达290亿斤。1978年的安徽大旱,没有饿死一个人。

  在省委农村新政的鼓舞下,全省各地农村落实“借地度荒”政策迈出了更大的步伐。肥西县山南公社小井村黄花大队党支部在区委书记汤茂林主持下,连夜召开了党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21名党员共同约定,实行“四定一奖一罚”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四定”是定任务、定产量、定工本费、定上交数;“一奖”是超产的奖励60%;“一罚”是完不成任务的责罚100%。1978年9月15、16日,小井村连续两天召开干部大会,1697亩耕地,一夜之间,分给了村民。

  对这样的大胆探索,万里给予积极支持。1979年2月6日,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了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万里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另一个村——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悄悄开始了一场新的试验。他们的办法是“大包干”,即把生产队的土地分到户,包干经营。这天晚上,全队18户人家的主事人集中在生产队社员严立华家,举行秘密会议,商量如何分田、分析可能产生的后果,会不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的“帽子”?生产队队长严俊昌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为了共担风险,社员严学立受众人委托,提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份“生死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孩子抚养到18岁。”18户农民都在这份合同书上按了手指印。于是,全队人连夜抓阄分牲畜、家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全部分好了。

  这一年,小岗生产队取得了大丰收,收粮13.2万多斤,相当于1966-1970年产量的总和;生猪饲养量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卖油料2.4万斤,超过任务的80倍;向国家交售公粮2.99万斤,完成任务的10倍;人均收入由22元上升到400元。看到小岗村的可喜变化,万里由衷的高兴。他对小岗村的干部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邓小平对小岗村的大包干也给予肯定,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4月,万里离开安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对于万里在新时期农村改革中的贡献,党中央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胡耀邦曾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人民群众则给予这样的褒奖:“要吃米,找万里。”



“要吃米找万里”是某些文人的凭空捏造

来源:合肥论坛 作者:边缘战士

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中华儿女》杂志2004年第12期刊登了王立新《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一文,堪称是近年来中国文史界歪曲历史事实文章的典范。

首先,该文标题是“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但是文中并没有去追索“要吃米,找万里”的出处,也没有找到谁先提出这个口号,因此,内容与标题是完全脱节的。

其次,文章花几乎所有篇幅介绍万里在任安徽省委书记期间的政绩,可是却不敢披露最关键的统计数据——1980年安徽省粮食产量比1976年增长多少,1980年安徽农业比1976年增加多少。

本人曾经在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上看到统计数据:



1980年比1976年增长 12 -13.7

1976年安徽人口4559万,人均产量370公斤,超过全国平均305公斤20%以上,而1980年全国平均325公斤,安徽当时人口4893万,人均297公斤。

另外,同书显示,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

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可见,所谓“要吃米,找万里”纯粹是一些文人附和权贵凭空捏造的。

第三,文章中说万里想到当年曾希圣的教训,并称当年曾的包产怎样救助饥荒中的安徽人民,事实上这又是文人捏造的一个弥天大谎。同是《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 汇编》一书的数据显示,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60年增产2.8%,而曾希圣推行包产的安徽下降7%,跌破了1949年的水平,并且成为建国后安徽 粮食最低产量年份,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第四,文中称小岗村1979年粮食大增产是缘于包产到户,也是不谈历史背景的,事实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粮食征购部分提价20%,对超购部分在此基 础上再提价50%,减少征购数量,降低支农工业品价格,在各种措施作用下,1979年全国各地都增产丰收,小岗村并没有什么突出,那一年全国增收、第一次 吃饱的地方不计其数。

第五,文中对公社时期的安徽农业大加诋毁,事实如何呢?《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显示,1961年安徽粮食产量629万吨,1976年1684万 吨,15年间增产1.7倍,年均增产6%,人均粮食产量从1961年的低于全国水平变成超过全国20%以上。这就是文中叙述的公社制度给安徽制造的灾难真 相。

由此想到,本来万里在安徽时期的统计数据都是明摆着的,可是最近20多年以来,中国文人根本不去引用最原始数据,而是鼓足腮帮把一个让安徽粮食大幅减产、农业大幅倒退的人吹捧为“要吃米,找XX”,并且吹嘘了几十年,中国文人的品质想让我不鄙视都难。




密码强度太高 发表于  2019-01-03 16:27:37 78字 ( 0/171)

个人能干赢集体,那是几乎不可能的。但,文字上就没有不可能的。后来农业能发展,是源于水利,种子,化肥,农药,电力,农业机械等已得到足够的发展,而不可能是单干。


“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1977年6月,万里由铁道部部长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次年1月兼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到任之后,他开始了“微服私访”之旅,跑遍了当时安徽的74个县市。他发现农村很穷,一些农民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地瓜面。万里感叹道:过去只是听说这里穷,但是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

  11月,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六条规定》。《六条规定》的出台,立即轰动全省,震撼全国,预示着一场深刻的农村革命的前奏奏响。《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看到后,当即给予热情肯定。

  1978年,安徽省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全省约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水。万里急从北京调来打井队,支援安徽灾区抗旱救灾。但是,在有些地方井打了100多米深,也打不出水来。关键时刻,在万里主持下,省委作了两项决策:一是“破产抗旱”。即从财政上拨款,有多少钱拿多少钱,用于抗旱保收。二是“借地度荒”。即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收获时不计征购,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分统购任务。由于政策得力,安徽当年获得农业丰收,粮食产量达290亿斤。1978年的安徽大旱,没有饿死一个人。

  在省委农村新政的鼓舞下,全省各地农村落实“借地度荒”政策迈出了更大的步伐。肥西县山南公社小井村黄花大队党支部在区委书记汤茂林主持下,连夜召开了党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21名党员共同约定,实行“四定一奖一罚”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四定”是定任务、定产量、定工本费、定上交数;“一奖”是超产的奖励60%;“一罚”是完不成任务的责罚100%。1978年9月15、16日,小井村连续两天召开干部大会,1697亩耕地,一夜之间,分给了村民。

  对这样的大胆探索,万里给予积极支持。1979年2月6日,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了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万里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另一个村——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悄悄开始了一场新的试验。他们的办法是“大包干”,即把生产队的土地分到户,包干经营。这天晚上,全队18户人家的主事人集中在生产队社员严立华家,举行秘密会议,商量如何分田、分析可能产生的后果,会不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的“帽子”?生产队队长严俊昌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为了共担风险,社员严学立受众人委托,提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份“生死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孩子抚养到18岁。”18户农民都在这份合同书上按了手指印。于是,全队人连夜抓阄分牲畜、家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全部分好了。

  这一年,小岗生产队取得了大丰收,收粮13.2万多斤,相当于1966-1970年产量的总和;生猪饲养量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卖油料2.4万斤,超过任务的80倍;向国家交售公粮2.99万斤,完成任务的10倍;人均收入由22元上升到400元。看到小岗村的可喜变化,万里由衷的高兴。他对小岗村的干部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邓小平对小岗村的大包干也给予肯定,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4月,万里离开安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对于万里在新时期农村改革中的贡献,党中央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胡耀邦曾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人民群众则给予这样的褒奖:“要吃米,找万里。”



“要吃米找万里”是某些文人的凭空捏造

来源:合肥论坛 作者:边缘战士

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中华儿女》杂志2004年第12期刊登了王立新《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一文,堪称是近年来中国文史界歪曲历史事实文章的典范。

首先,该文标题是“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但是文中并没有去追索“要吃米,找万里”的出处,也没有找到谁先提出这个口号,因此,内容与标题是完全脱节的。

其次,文章花几乎所有篇幅介绍万里在任安徽省委书记期间的政绩,可是却不敢披露最关键的统计数据——1980年安徽省粮食产量比1976年增长多少,1980年安徽农业比1976年增加多少。

本人曾经在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上看到统计数据:



1980年比1976年增长 12 -13.7

1976年安徽人口4559万,人均产量370公斤,超过全国平均305公斤20%以上,而1980年全国平均325公斤,安徽当时人口4893万,人均297公斤。

另外,同书显示,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

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可见,所谓“要吃米,找万里”纯粹是一些文人附和权贵凭空捏造的。

第三,文章中说万里想到当年曾希圣的教训,并称当年曾的包产怎样救助饥荒中的安徽人民,事实上这又是文人捏造的一个弥天大谎。同是《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 汇编》一书的数据显示,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60年增产2.8%,而曾希圣推行包产的安徽下降7%,跌破了1949年的水平,并且成为建国后安徽 粮食最低产量年份,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第四,文中称小岗村1979年粮食大增产是缘于包产到户,也是不谈历史背景的,事实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粮食征购部分提价20%,对超购部分在此基 础上再提价50%,减少征购数量,降低支农工业品价格,在各种措施作用下,1979年全国各地都增产丰收,小岗村并没有什么突出,那一年全国增收、第一次 吃饱的地方不计其数。

第五,文中对公社时期的安徽农业大加诋毁,事实如何呢?《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显示,1961年安徽粮食产量629万吨,1976年1684万 吨,15年间增产1.7倍,年均增产6%,人均粮食产量从1961年的低于全国水平变成超过全国20%以上。这就是文中叙述的公社制度给安徽制造的灾难真 相。

由此想到,本来万里在安徽时期的统计数据都是明摆着的,可是最近20多年以来,中国文人根本不去引用最原始数据,而是鼓足腮帮把一个让安徽粮食大幅减产、农业大幅倒退的人吹捧为“要吃米,找XX”,并且吹嘘了几十年,中国文人的品质想让我不鄙视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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