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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愚 发表于  2018-09-30 10:20:43 94字 ( 0/96)

文中补充:党领导民,民监督党,才会形成源源不绝的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党领导民,民监督党,让基层党组织的民主生活会,成为执政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根本纽带,才会形成源

跳出历史周期律,还差几步?


昨天网友中道逸民689转载的《重温毛主席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很简洁,在此全文共享一下:

背景:1945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语: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主席语: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语:事后他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对此,个人再贴下有留言:毛主席说的“民主”是一方面。还有一条,无论个人、家庭、社团、国家,周期律之所有存在,是因为利益固化机制始终存在,犹如固定在碾子中央的栓——私有继承制度,它影响着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最终影响着每一个国家。黄老说的艰难困苦时,大家可以共克时艰,因为此时采用的几乎是“捐赠制”(补充:即战时共有制)。故而,除了民主监督外,跳出历史周期律,还要看什么时候可以拔掉“碾子中央的栓”——废除私有财产继承制,推出个体身后剩余财产全额捐赠制(裸捐),但继续保护公民生前的私有财产权,以保证“人人有权劳动、人人应当劳动、人人自愿劳动、人人合理劳动、人人享受劳动成果、人人乐于奉献身后剩余劳动成果”。

那么,当前,我国离跳出历史周期律差几步?

  按照毛主席说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当前绝大多数方面是做到了的。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各层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形式,体现的是国家民主,是人民监督政府。

但是,也有没做到的地方——毛主席紧接着说的“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当前,人民除了被“代表”,更应该享有“直接的民主”(基层的民主),这不是对政府的监督,而是“人民对身边事务的监督”。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少了这一步——基层党组织面向人民群众,召开一年一次的民主生活会。

打开大门的民主生活会,对党的干部来说,会遇到的批评和质疑,如同出门会遇石头一样平常,但最终却能有助于完成各项目标;关门的民主生活会,就如同“闭门不出”,“安享太平”,一旦出现不测,难以脱险。

如果可以把各基层单位的民主生活会,按照全国人大会议的模式,由领导班子报告(德、能、勤、绩、过),上级党组监督,群众讨论、问询、质疑、建议、表决,估计立马可以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且逐步“强筋健骨”。这样的会,一年一次也够了。如此,那些面对上级阿谀奉承极尽攀附之能事者,面对下属颐指气使的官僚习气,都将遁形。这是把“民主”真正落实到基层。

当前,可以正确引导青年、乃至扭转社会风气、保护干部及各类人才的有效方式,是充分发挥好党的民主生活会的作用。革命时期民主生活会的优良品质没有传承下来,把民主生活会搞成形式主义,就是基层的“民主”被束之高阁,事实上会害了党的干部,有损于党的事业,会危及整个国家的安全。

那些由组织部考评一个基层单位领导班子的形式,就是在给基层领导班子文过饰非的机会,最终害了基层干部,也可能害了组织部的干部。官官相护=官官相残。党领导民,民监督党,才会形成源源不绝的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

社会运转靠双轮驱动——权力接替和财富承继两个方面。当采用“世袭+继承”的模式,就是封建专制;当采用“民主+继承”,就会有权钱媾和,导致虚伪的民主;只有“民主+(身后剩余财富全额)捐赠”模式,才会有真正的民主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保证“人民民主专政”良好运行,不能少了这第二步——废除私有财产继承权。个人认为: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理界对马克思关于所有制划分社会形态的认识并没有完全认识清楚,故而只能不断通过实践来摸索。基于此,宪法恢复了对公民私有财产继承权的保护,导致了人们(而不仅仅是党员干部)头脑中“非分的私”和欲望无底线。

权力的民主选举制度,一旦被财富的私有继承制度绑架了,“民主”就会失色——从基层(如村民委员会的贿选,之后有了“村霸”)直到最高层(如正国级的周永康)。基层民主生活会的形式主义,民众被排挤在这种会议之外,或民众根本不愿意参与这种会议,都会使得“民主”的根基不牢靠。

是否舍得真正放权,是对党员这个队伍在利益面前的最大考验。“民主+继承”模式,既有了“民主”的外衣,又可以得到“继承”的实惠。“民主”没有扎根到基层,对“继承”死抱不放,社会只有相互倾轧。真正要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就要接受全面的群众监督,让群众敢于说话,让“民主”深深扎根在基层;要让社会不唯利是图,没有趋炎附势,就需要彻底拆掉利益固化的藩篱——废除私有财产继承权。党的干部,不是经过千挑万选后,一个个拿来接受制度考验的,而应该是要有一套更加完善合理且人性化的制度,去培养、保护且激励他们,如此才能让优秀人才为社会、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2018925日人民网-人民日报刊登的《邓颖超的两份遗嘱》,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们的高尚品质;而近来主流媒体对高校一些著名老一辈学者在晚年或临终前的优秀事迹所作的介绍,也逐渐展示了他们在引领人类彻底挣脱传统观念束缚的可贵的人格魅力。人类最可贵的奉献精神,不仅仅需要舆论的颂扬,更需要用制度去固化,需要成为引领社会的价值导向,而不是像当今的继承制社会,普罗大众都忙于激烈追逐财富,仅看到几个逆潮流的“弄潮儿”,成了点缀社会的零星浪花。

《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我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基层处于领导地位的经营班子、领导班子,权力大了,拿的报酬高了,民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就低了,领导的责任于是更大了,犯错的机会也更多了,最后,一个集体的利益反而无法保障了。如果“基层民主生活会面向民众召开”,可以包括在宪法第二条第三款的“各种途径和形式”之中,也就是让“民主生活会”实至名归,让民众有机会主动参与到自己所处环境的社会事务中去,而且利益固化机制也被拆除了,那么,老子在第五十七章中所期待的“我无为而民自化”,就一定能够实现了,人类跳出四千余年继承制社会的历史周期律,也就成为必然了。

 

                          20180930-09:44

真理论者 发表于  2018-09-30 10:30:34 164字 ( 0/104)

人类社会发展的“周期律”并不是“四千余年继承制社会的历史周期律”,而是从原始公有制出发,最终又回归到新的公有制的周期律,你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周期律”理...

跳出历史周期律,还差几步?


昨天网友中道逸民689转载的《重温毛主席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很简洁,在此全文共享一下:

背景:1945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语: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主席语: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语:事后他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对此,个人再贴下有留言:毛主席说的“民主”是一方面。还有一条,无论个人、家庭、社团、国家,周期律之所有存在,是因为利益固化机制始终存在,犹如固定在碾子中央的栓——私有继承制度,它影响着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最终影响着每一个国家。黄老说的艰难困苦时,大家可以共克时艰,因为此时采用的几乎是“捐赠制”(补充:即战时共有制)。故而,除了民主监督外,跳出历史周期律,还要看什么时候可以拔掉“碾子中央的栓”——废除私有财产继承制,推出个体身后剩余财产全额捐赠制(裸捐),但继续保护公民生前的私有财产权,以保证“人人有权劳动、人人应当劳动、人人自愿劳动、人人合理劳动、人人享受劳动成果、人人乐于奉献身后剩余劳动成果”。

那么,当前,我国离跳出历史周期律差几步?

  按照毛主席说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当前绝大多数方面是做到了的。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各层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形式,体现的是国家民主,是人民监督政府。

但是,也有没做到的地方——毛主席紧接着说的“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当前,人民除了被“代表”,更应该享有“直接的民主”(基层的民主),这不是对政府的监督,而是“人民对身边事务的监督”。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少了这一步——基层党组织面向人民群众,召开一年一次的民主生活会。

打开大门的民主生活会,对党的干部来说,会遇到的批评和质疑,如同出门会遇石头一样平常,但最终却能有助于完成各项目标;关门的民主生活会,就如同“闭门不出”,“安享太平”,一旦出现不测,难以脱险。

如果可以把各基层单位的民主生活会,按照全国人大会议的模式,由领导班子报告(德、能、勤、绩、过),上级党组监督,群众讨论、问询、质疑、建议、表决,估计立马可以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且逐步“强筋健骨”。这样的会,一年一次也够了。如此,那些面对上级阿谀奉承极尽攀附之能事者,面对下属颐指气使的官僚习气,都将遁形。这是把“民主”真正落实到基层。

当前,可以正确引导青年、乃至扭转社会风气、保护干部及各类人才的有效方式,是充分发挥好党的民主生活会的作用。革命时期民主生活会的优良品质没有传承下来,把民主生活会搞成形式主义,就是基层的“民主”被束之高阁,事实上会害了党的干部,有损于党的事业,会危及整个国家的安全。

那些由组织部考评一个基层单位领导班子的形式,就是在给基层领导班子文过饰非的机会,最终害了基层干部,也可能害了组织部的干部。官官相护=官官相残。党领导民,民监督党,才会形成源源不绝的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

社会运转靠双轮驱动——权力接替和财富承继两个方面。当采用“世袭+继承”的模式,就是封建专制;当采用“民主+继承”,就会有权钱媾和,导致虚伪的民主;只有“民主+(身后剩余财富全额)捐赠”模式,才会有真正的民主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保证“人民民主专政”良好运行,不能少了这第二步——废除私有财产继承权。个人认为: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理界对马克思关于所有制划分社会形态的认识并没有完全认识清楚,故而只能不断通过实践来摸索。基于此,宪法恢复了对公民私有财产继承权的保护,导致了人们(而不仅仅是党员干部)头脑中“非分的私”和欲望无底线。

权力的民主选举制度,一旦被财富的私有继承制度绑架了,“民主”就会失色——从基层(如村民委员会的贿选,之后有了“村霸”)直到最高层(如正国级的周永康)。基层民主生活会的形式主义,民众被排挤在这种会议之外,或民众根本不愿意参与这种会议,都会使得“民主”的根基不牢靠。

是否舍得真正放权,是对党员这个队伍在利益面前的最大考验。“民主+继承”模式,既有了“民主”的外衣,又可以得到“继承”的实惠。“民主”没有扎根到基层,对“继承”死抱不放,社会只有相互倾轧。真正要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就要接受全面的群众监督,让群众敢于说话,让“民主”深深扎根在基层;要让社会不唯利是图,没有趋炎附势,就需要彻底拆掉利益固化的藩篱——废除私有财产继承权。党的干部,不是经过千挑万选后,一个个拿来接受制度考验的,而应该是要有一套更加完善合理且人性化的制度,去培养、保护且激励他们,如此才能让优秀人才为社会、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2018925日人民网-人民日报刊登的《邓颖超的两份遗嘱》,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们的高尚品质;而近来主流媒体对高校一些著名老一辈学者在晚年或临终前的优秀事迹所作的介绍,也逐渐展示了他们在引领人类彻底挣脱传统观念束缚的可贵的人格魅力。人类最可贵的奉献精神,不仅仅需要舆论的颂扬,更需要用制度去固化,需要成为引领社会的价值导向,而不是像当今的继承制社会,普罗大众都忙于激烈追逐财富,仅看到几个逆潮流的“弄潮儿”,成了点缀社会的零星浪花。

《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我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基层处于领导地位的经营班子、领导班子,权力大了,拿的报酬高了,民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就低了,领导的责任于是更大了,犯错的机会也更多了,最后,一个集体的利益反而无法保障了。如果“基层民主生活会面向民众召开”,可以包括在宪法第二条第三款的“各种途径和形式”之中,也就是让“民主生活会”实至名归,让民众有机会主动参与到自己所处环境的社会事务中去,而且利益固化机制也被拆除了,那么,老子在第五十七章中所期待的“我无为而民自化”,就一定能够实现了,人类跳出四千余年继承制社会的历史周期律,也就成为必然了。

 

                          20180930-09:44

真理论者 发表于  2018-09-30 10:39:46 142字 ( 0/107)

人类社会发展的“周期律”并不是“四千余年继承制社会的历史周期律”,而是从原始公有制出发,最终又回归到新的公有制的周期律,你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周期律”理...

跳出历史周期律,还差几步?


昨天网友中道逸民689转载的《重温毛主席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很简洁,在此全文共享一下:

背景:1945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语: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主席语: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语:事后他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对此,个人再贴下有留言:毛主席说的“民主”是一方面。还有一条,无论个人、家庭、社团、国家,周期律之所有存在,是因为利益固化机制始终存在,犹如固定在碾子中央的栓——私有继承制度,它影响着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最终影响着每一个国家。黄老说的艰难困苦时,大家可以共克时艰,因为此时采用的几乎是“捐赠制”(补充:即战时共有制)。故而,除了民主监督外,跳出历史周期律,还要看什么时候可以拔掉“碾子中央的栓”——废除私有财产继承制,推出个体身后剩余财产全额捐赠制(裸捐),但继续保护公民生前的私有财产权,以保证“人人有权劳动、人人应当劳动、人人自愿劳动、人人合理劳动、人人享受劳动成果、人人乐于奉献身后剩余劳动成果”。

那么,当前,我国离跳出历史周期律差几步?

  按照毛主席说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当前绝大多数方面是做到了的。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各层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形式,体现的是国家民主,是人民监督政府。

但是,也有没做到的地方——毛主席紧接着说的“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当前,人民除了被“代表”,更应该享有“直接的民主”(基层的民主),这不是对政府的监督,而是“人民对身边事务的监督”。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少了这一步——基层党组织面向人民群众,召开一年一次的民主生活会。

打开大门的民主生活会,对党的干部来说,会遇到的批评和质疑,如同出门会遇石头一样平常,但最终却能有助于完成各项目标;关门的民主生活会,就如同“闭门不出”,“安享太平”,一旦出现不测,难以脱险。

如果可以把各基层单位的民主生活会,按照全国人大会议的模式,由领导班子报告(德、能、勤、绩、过),上级党组监督,群众讨论、问询、质疑、建议、表决,估计立马可以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且逐步“强筋健骨”。这样的会,一年一次也够了。如此,那些面对上级阿谀奉承极尽攀附之能事者,面对下属颐指气使的官僚习气,都将遁形。这是把“民主”真正落实到基层。

当前,可以正确引导青年、乃至扭转社会风气、保护干部及各类人才的有效方式,是充分发挥好党的民主生活会的作用。革命时期民主生活会的优良品质没有传承下来,把民主生活会搞成形式主义,就是基层的“民主”被束之高阁,事实上会害了党的干部,有损于党的事业,会危及整个国家的安全。

那些由组织部考评一个基层单位领导班子的形式,就是在给基层领导班子文过饰非的机会,最终害了基层干部,也可能害了组织部的干部。官官相护=官官相残。党领导民,民监督党,才会形成源源不绝的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

社会运转靠双轮驱动——权力接替和财富承继两个方面。当采用“世袭+继承”的模式,就是封建专制;当采用“民主+继承”,就会有权钱媾和,导致虚伪的民主;只有“民主+(身后剩余财富全额)捐赠”模式,才会有真正的民主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保证“人民民主专政”良好运行,不能少了这第二步——废除私有财产继承权。个人认为: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理界对马克思关于所有制划分社会形态的认识并没有完全认识清楚,故而只能不断通过实践来摸索。基于此,宪法恢复了对公民私有财产继承权的保护,导致了人们(而不仅仅是党员干部)头脑中“非分的私”和欲望无底线。

权力的民主选举制度,一旦被财富的私有继承制度绑架了,“民主”就会失色——从基层(如村民委员会的贿选,之后有了“村霸”)直到最高层(如正国级的周永康)。基层民主生活会的形式主义,民众被排挤在这种会议之外,或民众根本不愿意参与这种会议,都会使得“民主”的根基不牢靠。

是否舍得真正放权,是对党员这个队伍在利益面前的最大考验。“民主+继承”模式,既有了“民主”的外衣,又可以得到“继承”的实惠。“民主”没有扎根到基层,对“继承”死抱不放,社会只有相互倾轧。真正要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就要接受全面的群众监督,让群众敢于说话,让“民主”深深扎根在基层;要让社会不唯利是图,没有趋炎附势,就需要彻底拆掉利益固化的藩篱——废除私有财产继承权。党的干部,不是经过千挑万选后,一个个拿来接受制度考验的,而应该是要有一套更加完善合理且人性化的制度,去培养、保护且激励他们,如此才能让优秀人才为社会、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2018925日人民网-人民日报刊登的《邓颖超的两份遗嘱》,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们的高尚品质;而近来主流媒体对高校一些著名老一辈学者在晚年或临终前的优秀事迹所作的介绍,也逐渐展示了他们在引领人类彻底挣脱传统观念束缚的可贵的人格魅力。人类最可贵的奉献精神,不仅仅需要舆论的颂扬,更需要用制度去固化,需要成为引领社会的价值导向,而不是像当今的继承制社会,普罗大众都忙于激烈追逐财富,仅看到几个逆潮流的“弄潮儿”,成了点缀社会的零星浪花。

《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我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基层处于领导地位的经营班子、领导班子,权力大了,拿的报酬高了,民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就低了,领导的责任于是更大了,犯错的机会也更多了,最后,一个集体的利益反而无法保障了。如果“基层民主生活会面向民众召开”,可以包括在宪法第二条第三款的“各种途径和形式”之中,也就是让“民主生活会”实至名归,让民众有机会主动参与到自己所处环境的社会事务中去,而且利益固化机制也被拆除了,那么,老子在第五十七章中所期待的“我无为而民自化”,就一定能够实现了,人类跳出四千余年继承制社会的历史周期律,也就成为必然了。

 

                          20180930-09:44

中道逸民689 发表于  2018-09-30 10:56:54 123字 ( 0/112)

处理不好官与民的问题,周期律就必然存在。其实,这就是人类最古老的问题,但永远是现实的新问题。处理这个问题,也不需要高深理论和大道理,就是处理好,管控好党员以及党

跳出历史周期律,还差几步?


昨天网友中道逸民689转载的《重温毛主席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很简洁,在此全文共享一下:

背景:1945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语: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主席语: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语:事后他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对此,个人再贴下有留言:毛主席说的“民主”是一方面。还有一条,无论个人、家庭、社团、国家,周期律之所有存在,是因为利益固化机制始终存在,犹如固定在碾子中央的栓——私有继承制度,它影响着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最终影响着每一个国家。黄老说的艰难困苦时,大家可以共克时艰,因为此时采用的几乎是“捐赠制”(补充:即战时共有制)。故而,除了民主监督外,跳出历史周期律,还要看什么时候可以拔掉“碾子中央的栓”——废除私有财产继承制,推出个体身后剩余财产全额捐赠制(裸捐),但继续保护公民生前的私有财产权,以保证“人人有权劳动、人人应当劳动、人人自愿劳动、人人合理劳动、人人享受劳动成果、人人乐于奉献身后剩余劳动成果”。

那么,当前,我国离跳出历史周期律差几步?

  按照毛主席说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当前绝大多数方面是做到了的。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各层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形式,体现的是国家民主,是人民监督政府。

但是,也有没做到的地方——毛主席紧接着说的“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当前,人民除了被“代表”,更应该享有“直接的民主”(基层的民主),这不是对政府的监督,而是“人民对身边事务的监督”。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少了这一步——基层党组织面向人民群众,召开一年一次的民主生活会。

打开大门的民主生活会,对党的干部来说,会遇到的批评和质疑,如同出门会遇石头一样平常,但最终却能有助于完成各项目标;关门的民主生活会,就如同“闭门不出”,“安享太平”,一旦出现不测,难以脱险。

如果可以把各基层单位的民主生活会,按照全国人大会议的模式,由领导班子报告(德、能、勤、绩、过),上级党组监督,群众讨论、问询、质疑、建议、表决,估计立马可以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且逐步“强筋健骨”。这样的会,一年一次也够了。如此,那些面对上级阿谀奉承极尽攀附之能事者,面对下属颐指气使的官僚习气,都将遁形。这是把“民主”真正落实到基层。

当前,可以正确引导青年、乃至扭转社会风气、保护干部及各类人才的有效方式,是充分发挥好党的民主生活会的作用。革命时期民主生活会的优良品质没有传承下来,把民主生活会搞成形式主义,就是基层的“民主”被束之高阁,事实上会害了党的干部,有损于党的事业,会危及整个国家的安全。

那些由组织部考评一个基层单位领导班子的形式,就是在给基层领导班子文过饰非的机会,最终害了基层干部,也可能害了组织部的干部。官官相护=官官相残。党领导民,民监督党,才会形成源源不绝的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

社会运转靠双轮驱动——权力接替和财富承继两个方面。当采用“世袭+继承”的模式,就是封建专制;当采用“民主+继承”,就会有权钱媾和,导致虚伪的民主;只有“民主+(身后剩余财富全额)捐赠”模式,才会有真正的民主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保证“人民民主专政”良好运行,不能少了这第二步——废除私有财产继承权。个人认为: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理界对马克思关于所有制划分社会形态的认识并没有完全认识清楚,故而只能不断通过实践来摸索。基于此,宪法恢复了对公民私有财产继承权的保护,导致了人们(而不仅仅是党员干部)头脑中“非分的私”和欲望无底线。

权力的民主选举制度,一旦被财富的私有继承制度绑架了,“民主”就会失色——从基层(如村民委员会的贿选,之后有了“村霸”)直到最高层(如正国级的周永康)。基层民主生活会的形式主义,民众被排挤在这种会议之外,或民众根本不愿意参与这种会议,都会使得“民主”的根基不牢靠。

是否舍得真正放权,是对党员这个队伍在利益面前的最大考验。“民主+继承”模式,既有了“民主”的外衣,又可以得到“继承”的实惠。“民主”没有扎根到基层,对“继承”死抱不放,社会只有相互倾轧。真正要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就要接受全面的群众监督,让群众敢于说话,让“民主”深深扎根在基层;要让社会不唯利是图,没有趋炎附势,就需要彻底拆掉利益固化的藩篱——废除私有财产继承权。党的干部,不是经过千挑万选后,一个个拿来接受制度考验的,而应该是要有一套更加完善合理且人性化的制度,去培养、保护且激励他们,如此才能让优秀人才为社会、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2018925日人民网-人民日报刊登的《邓颖超的两份遗嘱》,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们的高尚品质;而近来主流媒体对高校一些著名老一辈学者在晚年或临终前的优秀事迹所作的介绍,也逐渐展示了他们在引领人类彻底挣脱传统观念束缚的可贵的人格魅力。人类最可贵的奉献精神,不仅仅需要舆论的颂扬,更需要用制度去固化,需要成为引领社会的价值导向,而不是像当今的继承制社会,普罗大众都忙于激烈追逐财富,仅看到几个逆潮流的“弄潮儿”,成了点缀社会的零星浪花。

《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我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基层处于领导地位的经营班子、领导班子,权力大了,拿的报酬高了,民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就低了,领导的责任于是更大了,犯错的机会也更多了,最后,一个集体的利益反而无法保障了。如果“基层民主生活会面向民众召开”,可以包括在宪法第二条第三款的“各种途径和形式”之中,也就是让“民主生活会”实至名归,让民众有机会主动参与到自己所处环境的社会事务中去,而且利益固化机制也被拆除了,那么,老子在第五十七章中所期待的“我无为而民自化”,就一定能够实现了,人类跳出四千余年继承制社会的历史周期律,也就成为必然了。

 

                          20180930-09:44

唐山居士 发表于  2018-09-30 11:03:14 31字 ( 0/125)

搞民主就可以跳出周期律。一点也不差呀。意思是不搞民主就要灭亡。

跳出历史周期律,还差几步?


昨天网友中道逸民689转载的《重温毛主席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很简洁,在此全文共享一下:

背景:1945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语: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主席语: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语:事后他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对此,个人再贴下有留言:毛主席说的“民主”是一方面。还有一条,无论个人、家庭、社团、国家,周期律之所有存在,是因为利益固化机制始终存在,犹如固定在碾子中央的栓——私有继承制度,它影响着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最终影响着每一个国家。黄老说的艰难困苦时,大家可以共克时艰,因为此时采用的几乎是“捐赠制”(补充:即战时共有制)。故而,除了民主监督外,跳出历史周期律,还要看什么时候可以拔掉“碾子中央的栓”——废除私有财产继承制,推出个体身后剩余财产全额捐赠制(裸捐),但继续保护公民生前的私有财产权,以保证“人人有权劳动、人人应当劳动、人人自愿劳动、人人合理劳动、人人享受劳动成果、人人乐于奉献身后剩余劳动成果”。

那么,当前,我国离跳出历史周期律差几步?

  按照毛主席说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当前绝大多数方面是做到了的。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各层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形式,体现的是国家民主,是人民监督政府。

但是,也有没做到的地方——毛主席紧接着说的“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当前,人民除了被“代表”,更应该享有“直接的民主”(基层的民主),这不是对政府的监督,而是“人民对身边事务的监督”。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少了这一步——基层党组织面向人民群众,召开一年一次的民主生活会。

打开大门的民主生活会,对党的干部来说,会遇到的批评和质疑,如同出门会遇石头一样平常,但最终却能有助于完成各项目标;关门的民主生活会,就如同“闭门不出”,“安享太平”,一旦出现不测,难以脱险。

如果可以把各基层单位的民主生活会,按照全国人大会议的模式,由领导班子报告(德、能、勤、绩、过),上级党组监督,群众讨论、问询、质疑、建议、表决,估计立马可以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且逐步“强筋健骨”。这样的会,一年一次也够了。如此,那些面对上级阿谀奉承极尽攀附之能事者,面对下属颐指气使的官僚习气,都将遁形。这是把“民主”真正落实到基层。

当前,可以正确引导青年、乃至扭转社会风气、保护干部及各类人才的有效方式,是充分发挥好党的民主生活会的作用。革命时期民主生活会的优良品质没有传承下来,把民主生活会搞成形式主义,就是基层的“民主”被束之高阁,事实上会害了党的干部,有损于党的事业,会危及整个国家的安全。

那些由组织部考评一个基层单位领导班子的形式,就是在给基层领导班子文过饰非的机会,最终害了基层干部,也可能害了组织部的干部。官官相护=官官相残。党领导民,民监督党,才会形成源源不绝的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

社会运转靠双轮驱动——权力接替和财富承继两个方面。当采用“世袭+继承”的模式,就是封建专制;当采用“民主+继承”,就会有权钱媾和,导致虚伪的民主;只有“民主+(身后剩余财富全额)捐赠”模式,才会有真正的民主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保证“人民民主专政”良好运行,不能少了这第二步——废除私有财产继承权。个人认为: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理界对马克思关于所有制划分社会形态的认识并没有完全认识清楚,故而只能不断通过实践来摸索。基于此,宪法恢复了对公民私有财产继承权的保护,导致了人们(而不仅仅是党员干部)头脑中“非分的私”和欲望无底线。

权力的民主选举制度,一旦被财富的私有继承制度绑架了,“民主”就会失色——从基层(如村民委员会的贿选,之后有了“村霸”)直到最高层(如正国级的周永康)。基层民主生活会的形式主义,民众被排挤在这种会议之外,或民众根本不愿意参与这种会议,都会使得“民主”的根基不牢靠。

是否舍得真正放权,是对党员这个队伍在利益面前的最大考验。“民主+继承”模式,既有了“民主”的外衣,又可以得到“继承”的实惠。“民主”没有扎根到基层,对“继承”死抱不放,社会只有相互倾轧。真正要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就要接受全面的群众监督,让群众敢于说话,让“民主”深深扎根在基层;要让社会不唯利是图,没有趋炎附势,就需要彻底拆掉利益固化的藩篱——废除私有财产继承权。党的干部,不是经过千挑万选后,一个个拿来接受制度考验的,而应该是要有一套更加完善合理且人性化的制度,去培养、保护且激励他们,如此才能让优秀人才为社会、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2018925日人民网-人民日报刊登的《邓颖超的两份遗嘱》,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们的高尚品质;而近来主流媒体对高校一些著名老一辈学者在晚年或临终前的优秀事迹所作的介绍,也逐渐展示了他们在引领人类彻底挣脱传统观念束缚的可贵的人格魅力。人类最可贵的奉献精神,不仅仅需要舆论的颂扬,更需要用制度去固化,需要成为引领社会的价值导向,而不是像当今的继承制社会,普罗大众都忙于激烈追逐财富,仅看到几个逆潮流的“弄潮儿”,成了点缀社会的零星浪花。

《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我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基层处于领导地位的经营班子、领导班子,权力大了,拿的报酬高了,民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就低了,领导的责任于是更大了,犯错的机会也更多了,最后,一个集体的利益反而无法保障了。如果“基层民主生活会面向民众召开”,可以包括在宪法第二条第三款的“各种途径和形式”之中,也就是让“民主生活会”实至名归,让民众有机会主动参与到自己所处环境的社会事务中去,而且利益固化机制也被拆除了,那么,老子在第五十七章中所期待的“我无为而民自化”,就一定能够实现了,人类跳出四千余年继承制社会的历史周期律,也就成为必然了。

 

                          20180930-09:44

当代人 发表于  2018-09-30 11:19:31 0字 ( 0/109)

只要足够了解历史,就会对现在的社会状态找到似曾相识熟悉,感觉莫名的悲凉,努力。

只要足够了解历史,就会对现在的社会状态找到似曾相识熟悉,感觉莫名的悲凉,努力。

跳出历史周期律,还差几步?


昨天网友中道逸民689转载的《重温毛主席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很简洁,在此全文共享一下:

背景:1945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语: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主席语: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语:事后他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对此,个人再贴下有留言:毛主席说的“民主”是一方面。还有一条,无论个人、家庭、社团、国家,周期律之所有存在,是因为利益固化机制始终存在,犹如固定在碾子中央的栓——私有继承制度,它影响着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最终影响着每一个国家。黄老说的艰难困苦时,大家可以共克时艰,因为此时采用的几乎是“捐赠制”(补充:即战时共有制)。故而,除了民主监督外,跳出历史周期律,还要看什么时候可以拔掉“碾子中央的栓”——废除私有财产继承制,推出个体身后剩余财产全额捐赠制(裸捐),但继续保护公民生前的私有财产权,以保证“人人有权劳动、人人应当劳动、人人自愿劳动、人人合理劳动、人人享受劳动成果、人人乐于奉献身后剩余劳动成果”。

那么,当前,我国离跳出历史周期律差几步?

  按照毛主席说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当前绝大多数方面是做到了的。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各层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形式,体现的是国家民主,是人民监督政府。

但是,也有没做到的地方——毛主席紧接着说的“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当前,人民除了被“代表”,更应该享有“直接的民主”(基层的民主),这不是对政府的监督,而是“人民对身边事务的监督”。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少了这一步——基层党组织面向人民群众,召开一年一次的民主生活会。

打开大门的民主生活会,对党的干部来说,会遇到的批评和质疑,如同出门会遇石头一样平常,但最终却能有助于完成各项目标;关门的民主生活会,就如同“闭门不出”,“安享太平”,一旦出现不测,难以脱险。

如果可以把各基层单位的民主生活会,按照全国人大会议的模式,由领导班子报告(德、能、勤、绩、过),上级党组监督,群众讨论、问询、质疑、建议、表决,估计立马可以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且逐步“强筋健骨”。这样的会,一年一次也够了。如此,那些面对上级阿谀奉承极尽攀附之能事者,面对下属颐指气使的官僚习气,都将遁形。这是把“民主”真正落实到基层。

当前,可以正确引导青年、乃至扭转社会风气、保护干部及各类人才的有效方式,是充分发挥好党的民主生活会的作用。革命时期民主生活会的优良品质没有传承下来,把民主生活会搞成形式主义,就是基层的“民主”被束之高阁,事实上会害了党的干部,有损于党的事业,会危及整个国家的安全。

那些由组织部考评一个基层单位领导班子的形式,就是在给基层领导班子文过饰非的机会,最终害了基层干部,也可能害了组织部的干部。官官相护=官官相残。党领导民,民监督党,才会形成源源不绝的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

社会运转靠双轮驱动——权力接替和财富承继两个方面。当采用“世袭+继承”的模式,就是封建专制;当采用“民主+继承”,就会有权钱媾和,导致虚伪的民主;只有“民主+(身后剩余财富全额)捐赠”模式,才会有真正的民主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保证“人民民主专政”良好运行,不能少了这第二步——废除私有财产继承权。个人认为: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理界对马克思关于所有制划分社会形态的认识并没有完全认识清楚,故而只能不断通过实践来摸索。基于此,宪法恢复了对公民私有财产继承权的保护,导致了人们(而不仅仅是党员干部)头脑中“非分的私”和欲望无底线。

权力的民主选举制度,一旦被财富的私有继承制度绑架了,“民主”就会失色——从基层(如村民委员会的贿选,之后有了“村霸”)直到最高层(如正国级的周永康)。基层民主生活会的形式主义,民众被排挤在这种会议之外,或民众根本不愿意参与这种会议,都会使得“民主”的根基不牢靠。

是否舍得真正放权,是对党员这个队伍在利益面前的最大考验。“民主+继承”模式,既有了“民主”的外衣,又可以得到“继承”的实惠。“民主”没有扎根到基层,对“继承”死抱不放,社会只有相互倾轧。真正要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就要接受全面的群众监督,让群众敢于说话,让“民主”深深扎根在基层;要让社会不唯利是图,没有趋炎附势,就需要彻底拆掉利益固化的藩篱——废除私有财产继承权。党的干部,不是经过千挑万选后,一个个拿来接受制度考验的,而应该是要有一套更加完善合理且人性化的制度,去培养、保护且激励他们,如此才能让优秀人才为社会、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2018925日人民网-人民日报刊登的《邓颖超的两份遗嘱》,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们的高尚品质;而近来主流媒体对高校一些著名老一辈学者在晚年或临终前的优秀事迹所作的介绍,也逐渐展示了他们在引领人类彻底挣脱传统观念束缚的可贵的人格魅力。人类最可贵的奉献精神,不仅仅需要舆论的颂扬,更需要用制度去固化,需要成为引领社会的价值导向,而不是像当今的继承制社会,普罗大众都忙于激烈追逐财富,仅看到几个逆潮流的“弄潮儿”,成了点缀社会的零星浪花。

《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我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基层处于领导地位的经营班子、领导班子,权力大了,拿的报酬高了,民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就低了,领导的责任于是更大了,犯错的机会也更多了,最后,一个集体的利益反而无法保障了。如果“基层民主生活会面向民众召开”,可以包括在宪法第二条第三款的“各种途径和形式”之中,也就是让“民主生活会”实至名归,让民众有机会主动参与到自己所处环境的社会事务中去,而且利益固化机制也被拆除了,那么,老子在第五十七章中所期待的“我无为而民自化”,就一定能够实现了,人类跳出四千余年继承制社会的历史周期律,也就成为必然了。

 

                          20180930-09:44

当代人 发表于  2018-09-30 11:20:45 0字 ( 0/107)

信仰。理想,幻想。精神追求,精神疾病。学习了解历史惯例和先进经验。

信仰。理想,幻想。精神追求,精神疾病。学习了解历史惯例和先进经验。

跳出历史周期律,还差几步?


昨天网友中道逸民689转载的《重温毛主席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很简洁,在此全文共享一下:

背景:1945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语: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主席语: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语:事后他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对此,个人再贴下有留言:毛主席说的“民主”是一方面。还有一条,无论个人、家庭、社团、国家,周期律之所有存在,是因为利益固化机制始终存在,犹如固定在碾子中央的栓——私有继承制度,它影响着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最终影响着每一个国家。黄老说的艰难困苦时,大家可以共克时艰,因为此时采用的几乎是“捐赠制”(补充:即战时共有制)。故而,除了民主监督外,跳出历史周期律,还要看什么时候可以拔掉“碾子中央的栓”——废除私有财产继承制,推出个体身后剩余财产全额捐赠制(裸捐),但继续保护公民生前的私有财产权,以保证“人人有权劳动、人人应当劳动、人人自愿劳动、人人合理劳动、人人享受劳动成果、人人乐于奉献身后剩余劳动成果”。

那么,当前,我国离跳出历史周期律差几步?

  按照毛主席说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当前绝大多数方面是做到了的。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各层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形式,体现的是国家民主,是人民监督政府。

但是,也有没做到的地方——毛主席紧接着说的“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当前,人民除了被“代表”,更应该享有“直接的民主”(基层的民主),这不是对政府的监督,而是“人民对身边事务的监督”。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少了这一步——基层党组织面向人民群众,召开一年一次的民主生活会。

打开大门的民主生活会,对党的干部来说,会遇到的批评和质疑,如同出门会遇石头一样平常,但最终却能有助于完成各项目标;关门的民主生活会,就如同“闭门不出”,“安享太平”,一旦出现不测,难以脱险。

如果可以把各基层单位的民主生活会,按照全国人大会议的模式,由领导班子报告(德、能、勤、绩、过),上级党组监督,群众讨论、问询、质疑、建议、表决,估计立马可以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且逐步“强筋健骨”。这样的会,一年一次也够了。如此,那些面对上级阿谀奉承极尽攀附之能事者,面对下属颐指气使的官僚习气,都将遁形。这是把“民主”真正落实到基层。

当前,可以正确引导青年、乃至扭转社会风气、保护干部及各类人才的有效方式,是充分发挥好党的民主生活会的作用。革命时期民主生活会的优良品质没有传承下来,把民主生活会搞成形式主义,就是基层的“民主”被束之高阁,事实上会害了党的干部,有损于党的事业,会危及整个国家的安全。

那些由组织部考评一个基层单位领导班子的形式,就是在给基层领导班子文过饰非的机会,最终害了基层干部,也可能害了组织部的干部。官官相护=官官相残。党领导民,民监督党,才会形成源源不绝的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

社会运转靠双轮驱动——权力接替和财富承继两个方面。当采用“世袭+继承”的模式,就是封建专制;当采用“民主+继承”,就会有权钱媾和,导致虚伪的民主;只有“民主+(身后剩余财富全额)捐赠”模式,才会有真正的民主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保证“人民民主专政”良好运行,不能少了这第二步——废除私有财产继承权。个人认为: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理界对马克思关于所有制划分社会形态的认识并没有完全认识清楚,故而只能不断通过实践来摸索。基于此,宪法恢复了对公民私有财产继承权的保护,导致了人们(而不仅仅是党员干部)头脑中“非分的私”和欲望无底线。

权力的民主选举制度,一旦被财富的私有继承制度绑架了,“民主”就会失色——从基层(如村民委员会的贿选,之后有了“村霸”)直到最高层(如正国级的周永康)。基层民主生活会的形式主义,民众被排挤在这种会议之外,或民众根本不愿意参与这种会议,都会使得“民主”的根基不牢靠。

是否舍得真正放权,是对党员这个队伍在利益面前的最大考验。“民主+继承”模式,既有了“民主”的外衣,又可以得到“继承”的实惠。“民主”没有扎根到基层,对“继承”死抱不放,社会只有相互倾轧。真正要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就要接受全面的群众监督,让群众敢于说话,让“民主”深深扎根在基层;要让社会不唯利是图,没有趋炎附势,就需要彻底拆掉利益固化的藩篱——废除私有财产继承权。党的干部,不是经过千挑万选后,一个个拿来接受制度考验的,而应该是要有一套更加完善合理且人性化的制度,去培养、保护且激励他们,如此才能让优秀人才为社会、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2018925日人民网-人民日报刊登的《邓颖超的两份遗嘱》,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们的高尚品质;而近来主流媒体对高校一些著名老一辈学者在晚年或临终前的优秀事迹所作的介绍,也逐渐展示了他们在引领人类彻底挣脱传统观念束缚的可贵的人格魅力。人类最可贵的奉献精神,不仅仅需要舆论的颂扬,更需要用制度去固化,需要成为引领社会的价值导向,而不是像当今的继承制社会,普罗大众都忙于激烈追逐财富,仅看到几个逆潮流的“弄潮儿”,成了点缀社会的零星浪花。

《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我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基层处于领导地位的经营班子、领导班子,权力大了,拿的报酬高了,民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就低了,领导的责任于是更大了,犯错的机会也更多了,最后,一个集体的利益反而无法保障了。如果“基层民主生活会面向民众召开”,可以包括在宪法第二条第三款的“各种途径和形式”之中,也就是让“民主生活会”实至名归,让民众有机会主动参与到自己所处环境的社会事务中去,而且利益固化机制也被拆除了,那么,老子在第五十七章中所期待的“我无为而民自化”,就一定能够实现了,人类跳出四千余年继承制社会的历史周期律,也就成为必然了。

 

                          20180930-09:44

真理论者 发表于  2018-09-30 11:50:26 268字 ( 0/84)

人类社会发展的“周期律”并不是“四千余年继承制社会的历史周期律”,而是从原始公有制出发,最终又回归到新的公有制的周期律,你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周期律”理...

跳出历史周期律,还差几步?


昨天网友中道逸民689转载的《重温毛主席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很简洁,在此全文共享一下:

背景:1945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语: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主席语: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语:事后他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对此,个人再贴下有留言:毛主席说的“民主”是一方面。还有一条,无论个人、家庭、社团、国家,周期律之所有存在,是因为利益固化机制始终存在,犹如固定在碾子中央的栓——私有继承制度,它影响着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最终影响着每一个国家。黄老说的艰难困苦时,大家可以共克时艰,因为此时采用的几乎是“捐赠制”(补充:即战时共有制)。故而,除了民主监督外,跳出历史周期律,还要看什么时候可以拔掉“碾子中央的栓”——废除私有财产继承制,推出个体身后剩余财产全额捐赠制(裸捐),但继续保护公民生前的私有财产权,以保证“人人有权劳动、人人应当劳动、人人自愿劳动、人人合理劳动、人人享受劳动成果、人人乐于奉献身后剩余劳动成果”。

那么,当前,我国离跳出历史周期律差几步?

  按照毛主席说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当前绝大多数方面是做到了的。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各层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形式,体现的是国家民主,是人民监督政府。

但是,也有没做到的地方——毛主席紧接着说的“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当前,人民除了被“代表”,更应该享有“直接的民主”(基层的民主),这不是对政府的监督,而是“人民对身边事务的监督”。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少了这一步——基层党组织面向人民群众,召开一年一次的民主生活会。

打开大门的民主生活会,对党的干部来说,会遇到的批评和质疑,如同出门会遇石头一样平常,但最终却能有助于完成各项目标;关门的民主生活会,就如同“闭门不出”,“安享太平”,一旦出现不测,难以脱险。

如果可以把各基层单位的民主生活会,按照全国人大会议的模式,由领导班子报告(德、能、勤、绩、过),上级党组监督,群众讨论、问询、质疑、建议、表决,估计立马可以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且逐步“强筋健骨”。这样的会,一年一次也够了。如此,那些面对上级阿谀奉承极尽攀附之能事者,面对下属颐指气使的官僚习气,都将遁形。这是把“民主”真正落实到基层。

当前,可以正确引导青年、乃至扭转社会风气、保护干部及各类人才的有效方式,是充分发挥好党的民主生活会的作用。革命时期民主生活会的优良品质没有传承下来,把民主生活会搞成形式主义,就是基层的“民主”被束之高阁,事实上会害了党的干部,有损于党的事业,会危及整个国家的安全。

那些由组织部考评一个基层单位领导班子的形式,就是在给基层领导班子文过饰非的机会,最终害了基层干部,也可能害了组织部的干部。官官相护=官官相残。党领导民,民监督党,才会形成源源不绝的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

社会运转靠双轮驱动——权力接替和财富承继两个方面。当采用“世袭+继承”的模式,就是封建专制;当采用“民主+继承”,就会有权钱媾和,导致虚伪的民主;只有“民主+(身后剩余财富全额)捐赠”模式,才会有真正的民主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保证“人民民主专政”良好运行,不能少了这第二步——废除私有财产继承权。个人认为: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理界对马克思关于所有制划分社会形态的认识并没有完全认识清楚,故而只能不断通过实践来摸索。基于此,宪法恢复了对公民私有财产继承权的保护,导致了人们(而不仅仅是党员干部)头脑中“非分的私”和欲望无底线。

权力的民主选举制度,一旦被财富的私有继承制度绑架了,“民主”就会失色——从基层(如村民委员会的贿选,之后有了“村霸”)直到最高层(如正国级的周永康)。基层民主生活会的形式主义,民众被排挤在这种会议之外,或民众根本不愿意参与这种会议,都会使得“民主”的根基不牢靠。

是否舍得真正放权,是对党员这个队伍在利益面前的最大考验。“民主+继承”模式,既有了“民主”的外衣,又可以得到“继承”的实惠。“民主”没有扎根到基层,对“继承”死抱不放,社会只有相互倾轧。真正要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就要接受全面的群众监督,让群众敢于说话,让“民主”深深扎根在基层;要让社会不唯利是图,没有趋炎附势,就需要彻底拆掉利益固化的藩篱——废除私有财产继承权。党的干部,不是经过千挑万选后,一个个拿来接受制度考验的,而应该是要有一套更加完善合理且人性化的制度,去培养、保护且激励他们,如此才能让优秀人才为社会、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2018925日人民网-人民日报刊登的《邓颖超的两份遗嘱》,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们的高尚品质;而近来主流媒体对高校一些著名老一辈学者在晚年或临终前的优秀事迹所作的介绍,也逐渐展示了他们在引领人类彻底挣脱传统观念束缚的可贵的人格魅力。人类最可贵的奉献精神,不仅仅需要舆论的颂扬,更需要用制度去固化,需要成为引领社会的价值导向,而不是像当今的继承制社会,普罗大众都忙于激烈追逐财富,仅看到几个逆潮流的“弄潮儿”,成了点缀社会的零星浪花。

《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我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基层处于领导地位的经营班子、领导班子,权力大了,拿的报酬高了,民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就低了,领导的责任于是更大了,犯错的机会也更多了,最后,一个集体的利益反而无法保障了。如果“基层民主生活会面向民众召开”,可以包括在宪法第二条第三款的“各种途径和形式”之中,也就是让“民主生活会”实至名归,让民众有机会主动参与到自己所处环境的社会事务中去,而且利益固化机制也被拆除了,那么,老子在第五十七章中所期待的“我无为而民自化”,就一定能够实现了,人类跳出四千余年继承制社会的历史周期律,也就成为必然了。

 

                          20180930-09:44

sasayi 发表于  2018-09-30 12:16:54 39字 ( 0/102)

不对立与社会以权谋私的危害社会,就不会有社会的反抗,也就没了这个周期律的轮替。

跳出历史周期律,还差几步?


昨天网友中道逸民689转载的《重温毛主席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很简洁,在此全文共享一下:

背景:1945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语: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主席语: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语:事后他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对此,个人再贴下有留言:毛主席说的“民主”是一方面。还有一条,无论个人、家庭、社团、国家,周期律之所有存在,是因为利益固化机制始终存在,犹如固定在碾子中央的栓——私有继承制度,它影响着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最终影响着每一个国家。黄老说的艰难困苦时,大家可以共克时艰,因为此时采用的几乎是“捐赠制”(补充:即战时共有制)。故而,除了民主监督外,跳出历史周期律,还要看什么时候可以拔掉“碾子中央的栓”——废除私有财产继承制,推出个体身后剩余财产全额捐赠制(裸捐),但继续保护公民生前的私有财产权,以保证“人人有权劳动、人人应当劳动、人人自愿劳动、人人合理劳动、人人享受劳动成果、人人乐于奉献身后剩余劳动成果”。

那么,当前,我国离跳出历史周期律差几步?

  按照毛主席说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当前绝大多数方面是做到了的。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各层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形式,体现的是国家民主,是人民监督政府。

但是,也有没做到的地方——毛主席紧接着说的“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当前,人民除了被“代表”,更应该享有“直接的民主”(基层的民主),这不是对政府的监督,而是“人民对身边事务的监督”。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少了这一步——基层党组织面向人民群众,召开一年一次的民主生活会。

打开大门的民主生活会,对党的干部来说,会遇到的批评和质疑,如同出门会遇石头一样平常,但最终却能有助于完成各项目标;关门的民主生活会,就如同“闭门不出”,“安享太平”,一旦出现不测,难以脱险。

如果可以把各基层单位的民主生活会,按照全国人大会议的模式,由领导班子报告(德、能、勤、绩、过),上级党组监督,群众讨论、问询、质疑、建议、表决,估计立马可以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且逐步“强筋健骨”。这样的会,一年一次也够了。如此,那些面对上级阿谀奉承极尽攀附之能事者,面对下属颐指气使的官僚习气,都将遁形。这是把“民主”真正落实到基层。

当前,可以正确引导青年、乃至扭转社会风气、保护干部及各类人才的有效方式,是充分发挥好党的民主生活会的作用。革命时期民主生活会的优良品质没有传承下来,把民主生活会搞成形式主义,就是基层的“民主”被束之高阁,事实上会害了党的干部,有损于党的事业,会危及整个国家的安全。

那些由组织部考评一个基层单位领导班子的形式,就是在给基层领导班子文过饰非的机会,最终害了基层干部,也可能害了组织部的干部。官官相护=官官相残。党领导民,民监督党,才会形成源源不绝的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

社会运转靠双轮驱动——权力接替和财富承继两个方面。当采用“世袭+继承”的模式,就是封建专制;当采用“民主+继承”,就会有权钱媾和,导致虚伪的民主;只有“民主+(身后剩余财富全额)捐赠”模式,才会有真正的民主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保证“人民民主专政”良好运行,不能少了这第二步——废除私有财产继承权。个人认为: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理界对马克思关于所有制划分社会形态的认识并没有完全认识清楚,故而只能不断通过实践来摸索。基于此,宪法恢复了对公民私有财产继承权的保护,导致了人们(而不仅仅是党员干部)头脑中“非分的私”和欲望无底线。

权力的民主选举制度,一旦被财富的私有继承制度绑架了,“民主”就会失色——从基层(如村民委员会的贿选,之后有了“村霸”)直到最高层(如正国级的周永康)。基层民主生活会的形式主义,民众被排挤在这种会议之外,或民众根本不愿意参与这种会议,都会使得“民主”的根基不牢靠。

是否舍得真正放权,是对党员这个队伍在利益面前的最大考验。“民主+继承”模式,既有了“民主”的外衣,又可以得到“继承”的实惠。“民主”没有扎根到基层,对“继承”死抱不放,社会只有相互倾轧。真正要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就要接受全面的群众监督,让群众敢于说话,让“民主”深深扎根在基层;要让社会不唯利是图,没有趋炎附势,就需要彻底拆掉利益固化的藩篱——废除私有财产继承权。党的干部,不是经过千挑万选后,一个个拿来接受制度考验的,而应该是要有一套更加完善合理且人性化的制度,去培养、保护且激励他们,如此才能让优秀人才为社会、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2018925日人民网-人民日报刊登的《邓颖超的两份遗嘱》,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们的高尚品质;而近来主流媒体对高校一些著名老一辈学者在晚年或临终前的优秀事迹所作的介绍,也逐渐展示了他们在引领人类彻底挣脱传统观念束缚的可贵的人格魅力。人类最可贵的奉献精神,不仅仅需要舆论的颂扬,更需要用制度去固化,需要成为引领社会的价值导向,而不是像当今的继承制社会,普罗大众都忙于激烈追逐财富,仅看到几个逆潮流的“弄潮儿”,成了点缀社会的零星浪花。

《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我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基层处于领导地位的经营班子、领导班子,权力大了,拿的报酬高了,民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就低了,领导的责任于是更大了,犯错的机会也更多了,最后,一个集体的利益反而无法保障了。如果“基层民主生活会面向民众召开”,可以包括在宪法第二条第三款的“各种途径和形式”之中,也就是让“民主生活会”实至名归,让民众有机会主动参与到自己所处环境的社会事务中去,而且利益固化机制也被拆除了,那么,老子在第五十七章中所期待的“我无为而民自化”,就一定能够实现了,人类跳出四千余年继承制社会的历史周期律,也就成为必然了。

 

                          20180930-09:44

laserbomb 发表于  2018-09-30 12:51:30 43字 ( 0/122)

差真正的人民民主。人民有不经政府指任候人的选举权,有不经政府,罢免国家公职人员的权力。

跳出历史周期律,还差几步?


昨天网友中道逸民689转载的《重温毛主席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很简洁,在此全文共享一下:

背景:1945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语: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主席语: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语:事后他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对此,个人再贴下有留言:毛主席说的“民主”是一方面。还有一条,无论个人、家庭、社团、国家,周期律之所有存在,是因为利益固化机制始终存在,犹如固定在碾子中央的栓——私有继承制度,它影响着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最终影响着每一个国家。黄老说的艰难困苦时,大家可以共克时艰,因为此时采用的几乎是“捐赠制”(补充:即战时共有制)。故而,除了民主监督外,跳出历史周期律,还要看什么时候可以拔掉“碾子中央的栓”——废除私有财产继承制,推出个体身后剩余财产全额捐赠制(裸捐),但继续保护公民生前的私有财产权,以保证“人人有权劳动、人人应当劳动、人人自愿劳动、人人合理劳动、人人享受劳动成果、人人乐于奉献身后剩余劳动成果”。

那么,当前,我国离跳出历史周期律差几步?

  按照毛主席说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当前绝大多数方面是做到了的。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各层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形式,体现的是国家民主,是人民监督政府。

但是,也有没做到的地方——毛主席紧接着说的“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当前,人民除了被“代表”,更应该享有“直接的民主”(基层的民主),这不是对政府的监督,而是“人民对身边事务的监督”。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少了这一步——基层党组织面向人民群众,召开一年一次的民主生活会。

打开大门的民主生活会,对党的干部来说,会遇到的批评和质疑,如同出门会遇石头一样平常,但最终却能有助于完成各项目标;关门的民主生活会,就如同“闭门不出”,“安享太平”,一旦出现不测,难以脱险。

如果可以把各基层单位的民主生活会,按照全国人大会议的模式,由领导班子报告(德、能、勤、绩、过),上级党组监督,群众讨论、问询、质疑、建议、表决,估计立马可以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且逐步“强筋健骨”。这样的会,一年一次也够了。如此,那些面对上级阿谀奉承极尽攀附之能事者,面对下属颐指气使的官僚习气,都将遁形。这是把“民主”真正落实到基层。

当前,可以正确引导青年、乃至扭转社会风气、保护干部及各类人才的有效方式,是充分发挥好党的民主生活会的作用。革命时期民主生活会的优良品质没有传承下来,把民主生活会搞成形式主义,就是基层的“民主”被束之高阁,事实上会害了党的干部,有损于党的事业,会危及整个国家的安全。

那些由组织部考评一个基层单位领导班子的形式,就是在给基层领导班子文过饰非的机会,最终害了基层干部,也可能害了组织部的干部。官官相护=官官相残。党领导民,民监督党,才会形成源源不绝的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

社会运转靠双轮驱动——权力接替和财富承继两个方面。当采用“世袭+继承”的模式,就是封建专制;当采用“民主+继承”,就会有权钱媾和,导致虚伪的民主;只有“民主+(身后剩余财富全额)捐赠”模式,才会有真正的民主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保证“人民民主专政”良好运行,不能少了这第二步——废除私有财产继承权。个人认为: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理界对马克思关于所有制划分社会形态的认识并没有完全认识清楚,故而只能不断通过实践来摸索。基于此,宪法恢复了对公民私有财产继承权的保护,导致了人们(而不仅仅是党员干部)头脑中“非分的私”和欲望无底线。

权力的民主选举制度,一旦被财富的私有继承制度绑架了,“民主”就会失色——从基层(如村民委员会的贿选,之后有了“村霸”)直到最高层(如正国级的周永康)。基层民主生活会的形式主义,民众被排挤在这种会议之外,或民众根本不愿意参与这种会议,都会使得“民主”的根基不牢靠。

是否舍得真正放权,是对党员这个队伍在利益面前的最大考验。“民主+继承”模式,既有了“民主”的外衣,又可以得到“继承”的实惠。“民主”没有扎根到基层,对“继承”死抱不放,社会只有相互倾轧。真正要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就要接受全面的群众监督,让群众敢于说话,让“民主”深深扎根在基层;要让社会不唯利是图,没有趋炎附势,就需要彻底拆掉利益固化的藩篱——废除私有财产继承权。党的干部,不是经过千挑万选后,一个个拿来接受制度考验的,而应该是要有一套更加完善合理且人性化的制度,去培养、保护且激励他们,如此才能让优秀人才为社会、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2018925日人民网-人民日报刊登的《邓颖超的两份遗嘱》,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们的高尚品质;而近来主流媒体对高校一些著名老一辈学者在晚年或临终前的优秀事迹所作的介绍,也逐渐展示了他们在引领人类彻底挣脱传统观念束缚的可贵的人格魅力。人类最可贵的奉献精神,不仅仅需要舆论的颂扬,更需要用制度去固化,需要成为引领社会的价值导向,而不是像当今的继承制社会,普罗大众都忙于激烈追逐财富,仅看到几个逆潮流的“弄潮儿”,成了点缀社会的零星浪花。

《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我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基层处于领导地位的经营班子、领导班子,权力大了,拿的报酬高了,民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就低了,领导的责任于是更大了,犯错的机会也更多了,最后,一个集体的利益反而无法保障了。如果“基层民主生活会面向民众召开”,可以包括在宪法第二条第三款的“各种途径和形式”之中,也就是让“民主生活会”实至名归,让民众有机会主动参与到自己所处环境的社会事务中去,而且利益固化机制也被拆除了,那么,老子在第五十七章中所期待的“我无为而民自化”,就一定能够实现了,人类跳出四千余年继承制社会的历史周期律,也就成为必然了。

 

                          20180930-09:44

黄莲心语 发表于  2018-09-30 13:06:14 0字 ( 0/87)

总共几步?

总共几步?

跳出历史周期律,还差几步?


昨天网友中道逸民689转载的《重温毛主席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很简洁,在此全文共享一下:

背景:1945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语: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主席语: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语:事后他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对此,个人再贴下有留言:毛主席说的“民主”是一方面。还有一条,无论个人、家庭、社团、国家,周期律之所有存在,是因为利益固化机制始终存在,犹如固定在碾子中央的栓——私有继承制度,它影响着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最终影响着每一个国家。黄老说的艰难困苦时,大家可以共克时艰,因为此时采用的几乎是“捐赠制”(补充:即战时共有制)。故而,除了民主监督外,跳出历史周期律,还要看什么时候可以拔掉“碾子中央的栓”——废除私有财产继承制,推出个体身后剩余财产全额捐赠制(裸捐),但继续保护公民生前的私有财产权,以保证“人人有权劳动、人人应当劳动、人人自愿劳动、人人合理劳动、人人享受劳动成果、人人乐于奉献身后剩余劳动成果”。

那么,当前,我国离跳出历史周期律差几步?

  按照毛主席说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当前绝大多数方面是做到了的。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各层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形式,体现的是国家民主,是人民监督政府。

但是,也有没做到的地方——毛主席紧接着说的“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当前,人民除了被“代表”,更应该享有“直接的民主”(基层的民主),这不是对政府的监督,而是“人民对身边事务的监督”。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少了这一步——基层党组织面向人民群众,召开一年一次的民主生活会。

打开大门的民主生活会,对党的干部来说,会遇到的批评和质疑,如同出门会遇石头一样平常,但最终却能有助于完成各项目标;关门的民主生活会,就如同“闭门不出”,“安享太平”,一旦出现不测,难以脱险。

如果可以把各基层单位的民主生活会,按照全国人大会议的模式,由领导班子报告(德、能、勤、绩、过),上级党组监督,群众讨论、问询、质疑、建议、表决,估计立马可以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且逐步“强筋健骨”。这样的会,一年一次也够了。如此,那些面对上级阿谀奉承极尽攀附之能事者,面对下属颐指气使的官僚习气,都将遁形。这是把“民主”真正落实到基层。

当前,可以正确引导青年、乃至扭转社会风气、保护干部及各类人才的有效方式,是充分发挥好党的民主生活会的作用。革命时期民主生活会的优良品质没有传承下来,把民主生活会搞成形式主义,就是基层的“民主”被束之高阁,事实上会害了党的干部,有损于党的事业,会危及整个国家的安全。

那些由组织部考评一个基层单位领导班子的形式,就是在给基层领导班子文过饰非的机会,最终害了基层干部,也可能害了组织部的干部。官官相护=官官相残。党领导民,民监督党,才会形成源源不绝的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

社会运转靠双轮驱动——权力接替和财富承继两个方面。当采用“世袭+继承”的模式,就是封建专制;当采用“民主+继承”,就会有权钱媾和,导致虚伪的民主;只有“民主+(身后剩余财富全额)捐赠”模式,才会有真正的民主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保证“人民民主专政”良好运行,不能少了这第二步——废除私有财产继承权。个人认为: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理界对马克思关于所有制划分社会形态的认识并没有完全认识清楚,故而只能不断通过实践来摸索。基于此,宪法恢复了对公民私有财产继承权的保护,导致了人们(而不仅仅是党员干部)头脑中“非分的私”和欲望无底线。

权力的民主选举制度,一旦被财富的私有继承制度绑架了,“民主”就会失色——从基层(如村民委员会的贿选,之后有了“村霸”)直到最高层(如正国级的周永康)。基层民主生活会的形式主义,民众被排挤在这种会议之外,或民众根本不愿意参与这种会议,都会使得“民主”的根基不牢靠。

是否舍得真正放权,是对党员这个队伍在利益面前的最大考验。“民主+继承”模式,既有了“民主”的外衣,又可以得到“继承”的实惠。“民主”没有扎根到基层,对“继承”死抱不放,社会只有相互倾轧。真正要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就要接受全面的群众监督,让群众敢于说话,让“民主”深深扎根在基层;要让社会不唯利是图,没有趋炎附势,就需要彻底拆掉利益固化的藩篱——废除私有财产继承权。党的干部,不是经过千挑万选后,一个个拿来接受制度考验的,而应该是要有一套更加完善合理且人性化的制度,去培养、保护且激励他们,如此才能让优秀人才为社会、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2018925日人民网-人民日报刊登的《邓颖超的两份遗嘱》,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们的高尚品质;而近来主流媒体对高校一些著名老一辈学者在晚年或临终前的优秀事迹所作的介绍,也逐渐展示了他们在引领人类彻底挣脱传统观念束缚的可贵的人格魅力。人类最可贵的奉献精神,不仅仅需要舆论的颂扬,更需要用制度去固化,需要成为引领社会的价值导向,而不是像当今的继承制社会,普罗大众都忙于激烈追逐财富,仅看到几个逆潮流的“弄潮儿”,成了点缀社会的零星浪花。

《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我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基层处于领导地位的经营班子、领导班子,权力大了,拿的报酬高了,民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就低了,领导的责任于是更大了,犯错的机会也更多了,最后,一个集体的利益反而无法保障了。如果“基层民主生活会面向民众召开”,可以包括在宪法第二条第三款的“各种途径和形式”之中,也就是让“民主生活会”实至名归,让民众有机会主动参与到自己所处环境的社会事务中去,而且利益固化机制也被拆除了,那么,老子在第五十七章中所期待的“我无为而民自化”,就一定能够实现了,人类跳出四千余年继承制社会的历史周期律,也就成为必然了。

 

                          20180930-09:44

上城客 发表于  2018-09-30 14:03:28 0字 ( 0/87)

请参考台湾。

请参考台湾。

跳出历史周期律,还差几步?


昨天网友中道逸民689转载的《重温毛主席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很简洁,在此全文共享一下:

背景:1945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语: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主席语: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语:事后他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对此,个人再贴下有留言:毛主席说的“民主”是一方面。还有一条,无论个人、家庭、社团、国家,周期律之所有存在,是因为利益固化机制始终存在,犹如固定在碾子中央的栓——私有继承制度,它影响着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最终影响着每一个国家。黄老说的艰难困苦时,大家可以共克时艰,因为此时采用的几乎是“捐赠制”(补充:即战时共有制)。故而,除了民主监督外,跳出历史周期律,还要看什么时候可以拔掉“碾子中央的栓”——废除私有财产继承制,推出个体身后剩余财产全额捐赠制(裸捐),但继续保护公民生前的私有财产权,以保证“人人有权劳动、人人应当劳动、人人自愿劳动、人人合理劳动、人人享受劳动成果、人人乐于奉献身后剩余劳动成果”。

那么,当前,我国离跳出历史周期律差几步?

  按照毛主席说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当前绝大多数方面是做到了的。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各层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形式,体现的是国家民主,是人民监督政府。

但是,也有没做到的地方——毛主席紧接着说的“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当前,人民除了被“代表”,更应该享有“直接的民主”(基层的民主),这不是对政府的监督,而是“人民对身边事务的监督”。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少了这一步——基层党组织面向人民群众,召开一年一次的民主生活会。

打开大门的民主生活会,对党的干部来说,会遇到的批评和质疑,如同出门会遇石头一样平常,但最终却能有助于完成各项目标;关门的民主生活会,就如同“闭门不出”,“安享太平”,一旦出现不测,难以脱险。

如果可以把各基层单位的民主生活会,按照全国人大会议的模式,由领导班子报告(德、能、勤、绩、过),上级党组监督,群众讨论、问询、质疑、建议、表决,估计立马可以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且逐步“强筋健骨”。这样的会,一年一次也够了。如此,那些面对上级阿谀奉承极尽攀附之能事者,面对下属颐指气使的官僚习气,都将遁形。这是把“民主”真正落实到基层。

当前,可以正确引导青年、乃至扭转社会风气、保护干部及各类人才的有效方式,是充分发挥好党的民主生活会的作用。革命时期民主生活会的优良品质没有传承下来,把民主生活会搞成形式主义,就是基层的“民主”被束之高阁,事实上会害了党的干部,有损于党的事业,会危及整个国家的安全。

那些由组织部考评一个基层单位领导班子的形式,就是在给基层领导班子文过饰非的机会,最终害了基层干部,也可能害了组织部的干部。官官相护=官官相残。党领导民,民监督党,才会形成源源不绝的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

社会运转靠双轮驱动——权力接替和财富承继两个方面。当采用“世袭+继承”的模式,就是封建专制;当采用“民主+继承”,就会有权钱媾和,导致虚伪的民主;只有“民主+(身后剩余财富全额)捐赠”模式,才会有真正的民主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保证“人民民主专政”良好运行,不能少了这第二步——废除私有财产继承权。个人认为: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理界对马克思关于所有制划分社会形态的认识并没有完全认识清楚,故而只能不断通过实践来摸索。基于此,宪法恢复了对公民私有财产继承权的保护,导致了人们(而不仅仅是党员干部)头脑中“非分的私”和欲望无底线。

权力的民主选举制度,一旦被财富的私有继承制度绑架了,“民主”就会失色——从基层(如村民委员会的贿选,之后有了“村霸”)直到最高层(如正国级的周永康)。基层民主生活会的形式主义,民众被排挤在这种会议之外,或民众根本不愿意参与这种会议,都会使得“民主”的根基不牢靠。

是否舍得真正放权,是对党员这个队伍在利益面前的最大考验。“民主+继承”模式,既有了“民主”的外衣,又可以得到“继承”的实惠。“民主”没有扎根到基层,对“继承”死抱不放,社会只有相互倾轧。真正要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就要接受全面的群众监督,让群众敢于说话,让“民主”深深扎根在基层;要让社会不唯利是图,没有趋炎附势,就需要彻底拆掉利益固化的藩篱——废除私有财产继承权。党的干部,不是经过千挑万选后,一个个拿来接受制度考验的,而应该是要有一套更加完善合理且人性化的制度,去培养、保护且激励他们,如此才能让优秀人才为社会、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2018925日人民网-人民日报刊登的《邓颖超的两份遗嘱》,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们的高尚品质;而近来主流媒体对高校一些著名老一辈学者在晚年或临终前的优秀事迹所作的介绍,也逐渐展示了他们在引领人类彻底挣脱传统观念束缚的可贵的人格魅力。人类最可贵的奉献精神,不仅仅需要舆论的颂扬,更需要用制度去固化,需要成为引领社会的价值导向,而不是像当今的继承制社会,普罗大众都忙于激烈追逐财富,仅看到几个逆潮流的“弄潮儿”,成了点缀社会的零星浪花。

《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我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基层处于领导地位的经营班子、领导班子,权力大了,拿的报酬高了,民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就低了,领导的责任于是更大了,犯错的机会也更多了,最后,一个集体的利益反而无法保障了。如果“基层民主生活会面向民众召开”,可以包括在宪法第二条第三款的“各种途径和形式”之中,也就是让“民主生活会”实至名归,让民众有机会主动参与到自己所处环境的社会事务中去,而且利益固化机制也被拆除了,那么,老子在第五十七章中所期待的“我无为而民自化”,就一定能够实现了,人类跳出四千余年继承制社会的历史周期律,也就成为必然了。

 

                          20180930-09:44

吴愚 发表于  2018-09-30 14:16:26 38字 ( 0/93)

文中调整:社会运转靠双轮驱动——社会运转不能靠“民主”独轮驱动,要靠双轮驱动

跳出历史周期律,还差几步?


昨天网友中道逸民689转载的《重温毛主席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很简洁,在此全文共享一下:

背景:1945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语: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主席语: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语:事后他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对此,个人再贴下有留言:毛主席说的“民主”是一方面。还有一条,无论个人、家庭、社团、国家,周期律之所有存在,是因为利益固化机制始终存在,犹如固定在碾子中央的栓——私有继承制度,它影响着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最终影响着每一个国家。黄老说的艰难困苦时,大家可以共克时艰,因为此时采用的几乎是“捐赠制”(补充:即战时共有制)。故而,除了民主监督外,跳出历史周期律,还要看什么时候可以拔掉“碾子中央的栓”——废除私有财产继承制,推出个体身后剩余财产全额捐赠制(裸捐),但继续保护公民生前的私有财产权,以保证“人人有权劳动、人人应当劳动、人人自愿劳动、人人合理劳动、人人享受劳动成果、人人乐于奉献身后剩余劳动成果”。

那么,当前,我国离跳出历史周期律差几步?

  按照毛主席说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当前绝大多数方面是做到了的。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各层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形式,体现的是国家民主,是人民监督政府。

但是,也有没做到的地方——毛主席紧接着说的“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当前,人民除了被“代表”,更应该享有“直接的民主”(基层的民主),这不是对政府的监督,而是“人民对身边事务的监督”。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少了这一步——基层党组织面向人民群众,召开一年一次的民主生活会。

打开大门的民主生活会,对党的干部来说,会遇到的批评和质疑,如同出门会遇石头一样平常,但最终却能有助于完成各项目标;关门的民主生活会,就如同“闭门不出”,“安享太平”,一旦出现不测,难以脱险。

如果可以把各基层单位的民主生活会,按照全国人大会议的模式,由领导班子报告(德、能、勤、绩、过),上级党组监督,群众讨论、问询、质疑、建议、表决,估计立马可以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且逐步“强筋健骨”。这样的会,一年一次也够了。如此,那些面对上级阿谀奉承极尽攀附之能事者,面对下属颐指气使的官僚习气,都将遁形。这是把“民主”真正落实到基层。

当前,可以正确引导青年、乃至扭转社会风气、保护干部及各类人才的有效方式,是充分发挥好党的民主生活会的作用。革命时期民主生活会的优良品质没有传承下来,把民主生活会搞成形式主义,就是基层的“民主”被束之高阁,事实上会害了党的干部,有损于党的事业,会危及整个国家的安全。

那些由组织部考评一个基层单位领导班子的形式,就是在给基层领导班子文过饰非的机会,最终害了基层干部,也可能害了组织部的干部。官官相护=官官相残。党领导民,民监督党,才会形成源源不绝的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

社会运转靠双轮驱动——权力接替和财富承继两个方面。当采用“世袭+继承”的模式,就是封建专制;当采用“民主+继承”,就会有权钱媾和,导致虚伪的民主;只有“民主+(身后剩余财富全额)捐赠”模式,才会有真正的民主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保证“人民民主专政”良好运行,不能少了这第二步——废除私有财产继承权。个人认为: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理界对马克思关于所有制划分社会形态的认识并没有完全认识清楚,故而只能不断通过实践来摸索。基于此,宪法恢复了对公民私有财产继承权的保护,导致了人们(而不仅仅是党员干部)头脑中“非分的私”和欲望无底线。

权力的民主选举制度,一旦被财富的私有继承制度绑架了,“民主”就会失色——从基层(如村民委员会的贿选,之后有了“村霸”)直到最高层(如正国级的周永康)。基层民主生活会的形式主义,民众被排挤在这种会议之外,或民众根本不愿意参与这种会议,都会使得“民主”的根基不牢靠。

是否舍得真正放权,是对党员这个队伍在利益面前的最大考验。“民主+继承”模式,既有了“民主”的外衣,又可以得到“继承”的实惠。“民主”没有扎根到基层,对“继承”死抱不放,社会只有相互倾轧。真正要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就要接受全面的群众监督,让群众敢于说话,让“民主”深深扎根在基层;要让社会不唯利是图,没有趋炎附势,就需要彻底拆掉利益固化的藩篱——废除私有财产继承权。党的干部,不是经过千挑万选后,一个个拿来接受制度考验的,而应该是要有一套更加完善合理且人性化的制度,去培养、保护且激励他们,如此才能让优秀人才为社会、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2018925日人民网-人民日报刊登的《邓颖超的两份遗嘱》,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们的高尚品质;而近来主流媒体对高校一些著名老一辈学者在晚年或临终前的优秀事迹所作的介绍,也逐渐展示了他们在引领人类彻底挣脱传统观念束缚的可贵的人格魅力。人类最可贵的奉献精神,不仅仅需要舆论的颂扬,更需要用制度去固化,需要成为引领社会的价值导向,而不是像当今的继承制社会,普罗大众都忙于激烈追逐财富,仅看到几个逆潮流的“弄潮儿”,成了点缀社会的零星浪花。

《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我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基层处于领导地位的经营班子、领导班子,权力大了,拿的报酬高了,民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就低了,领导的责任于是更大了,犯错的机会也更多了,最后,一个集体的利益反而无法保障了。如果“基层民主生活会面向民众召开”,可以包括在宪法第二条第三款的“各种途径和形式”之中,也就是让“民主生活会”实至名归,让民众有机会主动参与到自己所处环境的社会事务中去,而且利益固化机制也被拆除了,那么,老子在第五十七章中所期待的“我无为而民自化”,就一定能够实现了,人类跳出四千余年继承制社会的历史周期律,也就成为必然了。

 

                          20180930-09:44

乡间绿洲 发表于  2018-09-30 14:18:13 16字 ( 0/92)

周期律的结点就是腐败,任重道远。

跳出历史周期律,还差几步?


昨天网友中道逸民689转载的《重温毛主席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很简洁,在此全文共享一下:

背景:1945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语: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主席语: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语:事后他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对此,个人再贴下有留言:毛主席说的“民主”是一方面。还有一条,无论个人、家庭、社团、国家,周期律之所有存在,是因为利益固化机制始终存在,犹如固定在碾子中央的栓——私有继承制度,它影响着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最终影响着每一个国家。黄老说的艰难困苦时,大家可以共克时艰,因为此时采用的几乎是“捐赠制”(补充:即战时共有制)。故而,除了民主监督外,跳出历史周期律,还要看什么时候可以拔掉“碾子中央的栓”——废除私有财产继承制,推出个体身后剩余财产全额捐赠制(裸捐),但继续保护公民生前的私有财产权,以保证“人人有权劳动、人人应当劳动、人人自愿劳动、人人合理劳动、人人享受劳动成果、人人乐于奉献身后剩余劳动成果”。

那么,当前,我国离跳出历史周期律差几步?

  按照毛主席说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当前绝大多数方面是做到了的。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各层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形式,体现的是国家民主,是人民监督政府。

但是,也有没做到的地方——毛主席紧接着说的“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当前,人民除了被“代表”,更应该享有“直接的民主”(基层的民主),这不是对政府的监督,而是“人民对身边事务的监督”。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少了这一步——基层党组织面向人民群众,召开一年一次的民主生活会。

打开大门的民主生活会,对党的干部来说,会遇到的批评和质疑,如同出门会遇石头一样平常,但最终却能有助于完成各项目标;关门的民主生活会,就如同“闭门不出”,“安享太平”,一旦出现不测,难以脱险。

如果可以把各基层单位的民主生活会,按照全国人大会议的模式,由领导班子报告(德、能、勤、绩、过),上级党组监督,群众讨论、问询、质疑、建议、表决,估计立马可以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且逐步“强筋健骨”。这样的会,一年一次也够了。如此,那些面对上级阿谀奉承极尽攀附之能事者,面对下属颐指气使的官僚习气,都将遁形。这是把“民主”真正落实到基层。

当前,可以正确引导青年、乃至扭转社会风气、保护干部及各类人才的有效方式,是充分发挥好党的民主生活会的作用。革命时期民主生活会的优良品质没有传承下来,把民主生活会搞成形式主义,就是基层的“民主”被束之高阁,事实上会害了党的干部,有损于党的事业,会危及整个国家的安全。

那些由组织部考评一个基层单位领导班子的形式,就是在给基层领导班子文过饰非的机会,最终害了基层干部,也可能害了组织部的干部。官官相护=官官相残。党领导民,民监督党,才会形成源源不绝的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

社会运转靠双轮驱动——权力接替和财富承继两个方面。当采用“世袭+继承”的模式,就是封建专制;当采用“民主+继承”,就会有权钱媾和,导致虚伪的民主;只有“民主+(身后剩余财富全额)捐赠”模式,才会有真正的民主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保证“人民民主专政”良好运行,不能少了这第二步——废除私有财产继承权。个人认为: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理界对马克思关于所有制划分社会形态的认识并没有完全认识清楚,故而只能不断通过实践来摸索。基于此,宪法恢复了对公民私有财产继承权的保护,导致了人们(而不仅仅是党员干部)头脑中“非分的私”和欲望无底线。

权力的民主选举制度,一旦被财富的私有继承制度绑架了,“民主”就会失色——从基层(如村民委员会的贿选,之后有了“村霸”)直到最高层(如正国级的周永康)。基层民主生活会的形式主义,民众被排挤在这种会议之外,或民众根本不愿意参与这种会议,都会使得“民主”的根基不牢靠。

是否舍得真正放权,是对党员这个队伍在利益面前的最大考验。“民主+继承”模式,既有了“民主”的外衣,又可以得到“继承”的实惠。“民主”没有扎根到基层,对“继承”死抱不放,社会只有相互倾轧。真正要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就要接受全面的群众监督,让群众敢于说话,让“民主”深深扎根在基层;要让社会不唯利是图,没有趋炎附势,就需要彻底拆掉利益固化的藩篱——废除私有财产继承权。党的干部,不是经过千挑万选后,一个个拿来接受制度考验的,而应该是要有一套更加完善合理且人性化的制度,去培养、保护且激励他们,如此才能让优秀人才为社会、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2018925日人民网-人民日报刊登的《邓颖超的两份遗嘱》,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们的高尚品质;而近来主流媒体对高校一些著名老一辈学者在晚年或临终前的优秀事迹所作的介绍,也逐渐展示了他们在引领人类彻底挣脱传统观念束缚的可贵的人格魅力。人类最可贵的奉献精神,不仅仅需要舆论的颂扬,更需要用制度去固化,需要成为引领社会的价值导向,而不是像当今的继承制社会,普罗大众都忙于激烈追逐财富,仅看到几个逆潮流的“弄潮儿”,成了点缀社会的零星浪花。

《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我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基层处于领导地位的经营班子、领导班子,权力大了,拿的报酬高了,民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就低了,领导的责任于是更大了,犯错的机会也更多了,最后,一个集体的利益反而无法保障了。如果“基层民主生活会面向民众召开”,可以包括在宪法第二条第三款的“各种途径和形式”之中,也就是让“民主生活会”实至名归,让民众有机会主动参与到自己所处环境的社会事务中去,而且利益固化机制也被拆除了,那么,老子在第五十七章中所期待的“我无为而民自化”,就一定能够实现了,人类跳出四千余年继承制社会的历史周期律,也就成为必然了。

 

                          20180930-09:44

吴愚 发表于  2018-10-01 22:34:01 0字 ( 0/7)

回复@不:75-82年这个阶段,宪法废除了继承权,至于你说的实际生活中没有中断过,那是“法治”落实不到位的问题,而不是我用错了“恢复”这个词,甚至故意误导80后

回复@不:75-82年这个阶段,宪法废除了继承权,至于你说的实际生活中没有中断过,那是“法治”落实不到位的问题,而不是我用错了“恢复”这个词,甚至故意误导80后

跳出历史周期律,还差几步?


昨天网友中道逸民689转载的《重温毛主席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很简洁,在此全文共享一下:

背景:1945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语: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主席语: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语:事后他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对此,个人再贴下有留言:毛主席说的“民主”是一方面。还有一条,无论个人、家庭、社团、国家,周期律之所有存在,是因为利益固化机制始终存在,犹如固定在碾子中央的栓——私有继承制度,它影响着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最终影响着每一个国家。黄老说的艰难困苦时,大家可以共克时艰,因为此时采用的几乎是“捐赠制”(补充:即战时共有制)。故而,除了民主监督外,跳出历史周期律,还要看什么时候可以拔掉“碾子中央的栓”——废除私有财产继承制,推出个体身后剩余财产全额捐赠制(裸捐),但继续保护公民生前的私有财产权,以保证“人人有权劳动、人人应当劳动、人人自愿劳动、人人合理劳动、人人享受劳动成果、人人乐于奉献身后剩余劳动成果”。

那么,当前,我国离跳出历史周期律差几步?

  按照毛主席说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当前绝大多数方面是做到了的。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各层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形式,体现的是国家民主,是人民监督政府。

但是,也有没做到的地方——毛主席紧接着说的“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当前,人民除了被“代表”,更应该享有“直接的民主”(基层的民主),这不是对政府的监督,而是“人民对身边事务的监督”。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少了这一步——基层党组织面向人民群众,召开一年一次的民主生活会。

打开大门的民主生活会,对党的干部来说,会遇到的批评和质疑,如同出门会遇石头一样平常,但最终却能有助于完成各项目标;关门的民主生活会,就如同“闭门不出”,“安享太平”,一旦出现不测,难以脱险。

如果可以把各基层单位的民主生活会,按照全国人大会议的模式,由领导班子报告(德、能、勤、绩、过),上级党组监督,群众讨论、问询、质疑、建议、表决,估计立马可以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且逐步“强筋健骨”。这样的会,一年一次也够了。如此,那些面对上级阿谀奉承极尽攀附之能事者,面对下属颐指气使的官僚习气,都将遁形。这是把“民主”真正落实到基层。

当前,可以正确引导青年、乃至扭转社会风气、保护干部及各类人才的有效方式,是充分发挥好党的民主生活会的作用。革命时期民主生活会的优良品质没有传承下来,把民主生活会搞成形式主义,就是基层的“民主”被束之高阁,事实上会害了党的干部,有损于党的事业,会危及整个国家的安全。

那些由组织部考评一个基层单位领导班子的形式,就是在给基层领导班子文过饰非的机会,最终害了基层干部,也可能害了组织部的干部。官官相护=官官相残。党领导民,民监督党,才会形成源源不绝的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

社会运转靠双轮驱动——权力接替和财富承继两个方面。当采用“世袭+继承”的模式,就是封建专制;当采用“民主+继承”,就会有权钱媾和,导致虚伪的民主;只有“民主+(身后剩余财富全额)捐赠”模式,才会有真正的民主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保证“人民民主专政”良好运行,不能少了这第二步——废除私有财产继承权。个人认为: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理界对马克思关于所有制划分社会形态的认识并没有完全认识清楚,故而只能不断通过实践来摸索。基于此,宪法恢复了对公民私有财产继承权的保护,导致了人们(而不仅仅是党员干部)头脑中“非分的私”和欲望无底线。

权力的民主选举制度,一旦被财富的私有继承制度绑架了,“民主”就会失色——从基层(如村民委员会的贿选,之后有了“村霸”)直到最高层(如正国级的周永康)。基层民主生活会的形式主义,民众被排挤在这种会议之外,或民众根本不愿意参与这种会议,都会使得“民主”的根基不牢靠。

是否舍得真正放权,是对党员这个队伍在利益面前的最大考验。“民主+继承”模式,既有了“民主”的外衣,又可以得到“继承”的实惠。“民主”没有扎根到基层,对“继承”死抱不放,社会只有相互倾轧。真正要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就要接受全面的群众监督,让群众敢于说话,让“民主”深深扎根在基层;要让社会不唯利是图,没有趋炎附势,就需要彻底拆掉利益固化的藩篱——废除私有财产继承权。党的干部,不是经过千挑万选后,一个个拿来接受制度考验的,而应该是要有一套更加完善合理且人性化的制度,去培养、保护且激励他们,如此才能让优秀人才为社会、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2018925日人民网-人民日报刊登的《邓颖超的两份遗嘱》,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们的高尚品质;而近来主流媒体对高校一些著名老一辈学者在晚年或临终前的优秀事迹所作的介绍,也逐渐展示了他们在引领人类彻底挣脱传统观念束缚的可贵的人格魅力。人类最可贵的奉献精神,不仅仅需要舆论的颂扬,更需要用制度去固化,需要成为引领社会的价值导向,而不是像当今的继承制社会,普罗大众都忙于激烈追逐财富,仅看到几个逆潮流的“弄潮儿”,成了点缀社会的零星浪花。

《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我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基层处于领导地位的经营班子、领导班子,权力大了,拿的报酬高了,民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就低了,领导的责任于是更大了,犯错的机会也更多了,最后,一个集体的利益反而无法保障了。如果“基层民主生活会面向民众召开”,可以包括在宪法第二条第三款的“各种途径和形式”之中,也就是让“民主生活会”实至名归,让民众有机会主动参与到自己所处环境的社会事务中去,而且利益固化机制也被拆除了,那么,老子在第五十七章中所期待的“我无为而民自化”,就一定能够实现了,人类跳出四千余年继承制社会的历史周期律,也就成为必然了。

 

                          20180930-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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