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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丰战友 发表于  2017-03-19 14:25:39 4539字 ( 0/774)

日本其实是个农村社会。

日本其实是个农村社会
2014-04-21 10:10 来源: 环球财经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解读日本农村
  《环球财经》记者 刘洋
  1979年,当气势恢宏的改革开放开始改变中国,日本大分县知事平松守彦开始在辖区内倡导“一村一品”运动,这场运动要求各地根据自身条件发展特色产品,这场运动使大分县农民人均收入在2002年达到2.7万美元,这一数字已经超过当年美国农民的人均收入。
  35年后,当中国将城镇化视为新的发展契机时才发现,如何保护农村土地、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如何增强农业竞争力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问题,而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将直接关系到城镇化进程的成败。我们希望能从日本的历史中寻找到某种借鉴,但事实真能如我们所愿吗?带着这样的疑问,《环球财经》专访了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
  日本农协的神圣信仰
  《环球财经》:城镇化被视为未来若干年中国经济的动力。但在城镇化过程中,人们也在担心农业用地会不会被大幅占用。我们注意到日本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比较好,其工业化进程中并没有出现农村用地的大幅减少。那么,日本的历史经验可以为我们所用吗?
  刘军红:日本跟中国的情况不好直接比较,因为两国的历史背景、现实情况都极为不同。日本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其战后的土地改革实际上是战时改革的延续。1942年,日本通过了《借屋借地法》规定佃农或者其他无房无地的人在跟地主和房东签订合同后,只要这些人不终止合约,地主和房东就不能解约。日本希望通过这种制度稳定后方,从而保证前方战争。战后农地改革也继承了这一思路,农地的不可侵犯是日本社会的共识。
  政府主导,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对金融的控制和土地制度都是在战争期间形成的。战后,美国曾试图按照自己的想法对这些体制进行修改。但最后,美国也只是改变了政治制度,宪政制度因此在日本得以建立起来。但对经济和社会的改变,美国所做的可以说是远远不够。早在1947年,对财阀的解散就已经停止了。因为当时,冷战铁幕已经落下,美国放松了对日本的管制,日本在战时形成的经济体制因此得以在战后相对完整地保留下来。
  日本也逐渐认识到需要因时制宜地改变法律。1993年修正的《借屋借地法》就赋予了租赁双方以相对更平等的权力,但对于土地流转,新的法律仍然只是做出了程度非常有限的调整。例如,新法律开始允许农民合作成立农业公司,但对于城市工商资本进入农村仍要求了两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必须经营农业且必须经过当地农协、而不能与农民直接进行联系。
  《环球财经》:农协是一种什么样的组织?为什么这个组织会在日本社会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刘军红:农协名义上是农民自发形成的互助组织,但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全面负责农民生产生活的组织。农民和农协之间的关系就是社会主义,后者代表农民组织农产品(000061,股吧)流通、与金融体系沟通,还负责向农民提供市场信息,也负责帮助农民完成农具、农药等农业物资的采购,甚至还负责向农民发放政府的补贴。他们绝对不会欺压农民,这简直就是一种神圣的信仰。
  正是因为农协的存在,农民才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从而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每到农忙时候,如果没有农协,日本的农业生产很难持续,农民权益也很难得到保障。甚至那些符合农业发展趋势的改革——比如现代生产要素进入农村,也必须征得农协同意。
  更重要的是,农协强大的能量不是政府借助行政手段赋予的,而是农协依靠自身的服务逐渐争取到的。这些权力与农业金融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日本的农村社会,这个农村社会是日本政治力量最看重的票源。因为日本城市选民的投票率并不高,农民才是最积极的政治力量。
  脱离农民就意味着结束政治生命
  《环球财经》:可是我们知道,日本经济并没有二元结构,它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体。作为一个工业国,农业在日本经济中所占比重应该不大,为何农民会成为日本社会最重要的政治力量?
  刘军红:是的,农业总产值在日本GDP中所占比重不过1%。所以,在日本也有很多年轻议员曾提出,为了这么一点产值而占据那么多土地,并因此牺牲了经济发展空间还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包袱,这是得不偿失,应该废掉现行土地制度。但一旦改革起步,大家就会发现改革很难推进下去,因为这些GDP后面是农民,再后面是农村,而农村是日本社会的基础,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在日本,农业产值很小,农民力量很大,农村社会影响非常深远。
  《环球财经》:所以,农村在中日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实有很大不同?
  刘军红:是的。人们经常低估农村,尤其是工业国中农村的价值。但上世纪80年代,日本伴随信息革命浪潮进行产业调整时,很多人因为产业结构的迅速升级和大幅转型而失业,正是农村接纳了这些被淘汰的劳动力,从而令日本经受住了产业结构剧烈调整带来的冲击。
  2013年10月29日,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宣布与日本农业协同工会(农协)合作成立工作小组以加强两大组织间的合作。农协的万岁章会长和经团联的米仓弘昌会长将出席会议,这也是两大机构第一次共同召开会议,也是自2011年11月以来两大机构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面。在2011年的那次会议中,双方就日本加入TPP协议所需条件达成了共识。
  《环球财经》:农村怎样影响日本?
  刘军红: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研究日本社会、政治和经济比较成功的学者,都是从日本农村而非城市开始自己的研究,他们通常也会把最多的时间用于研究日本的农村、农业和农民。
  长期以来,日本内阁大臣家里都有地,每个国会议员都是由地方选举出来的,他们都不可能离开农村的支持,因为脱离农民就意味着结束政治生命。在日本访问时,我们经常在国会大厅看到农民。只要对政策不满意,这些人就会来国会找他们议员。他们的抗议活动简单平静但力量巨大,他们只要组织几十人绕着国会大厦来次游行就好了。议员一定老实接待并认真帮助这些农民解决问题,因为如果这些农民因为不满意再来次游行,议员就地位不保了。
  此外,日本实行长子继承制,父母在就是父母说了算,父母不在就是长兄说了算。由于长子在农村,家就一定在农村,一个家庭只在城市而在农村没有根的非常少。除长子外的所有孩子,逢年过节都必须回乡。日本的高铁和高速公路网都非常发达,但新干线和高速公路每到新年时仍然堵得一塌糊涂,因为所有人都必须回到农村,这就跟我们的春运是一个道理。
  我有一个朋友是朝日新闻的事务局长。因为母亲在农村,他就准备辞职回到农村。我建议他把农村产业卖掉然后把母亲接到城市,但他说不能。因为祖祖辈辈的家业都在农村,这些家业没卖前是财产,一旦卖了就会因为高税率让你破产,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回乡务农。
  《环球财经》:但我们知道,日本正在经历人口的老龄化,那么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如何保障?
  刘军红:在日本,一个在城市年轻人的年薪不过300万日元左右,但一户农家的年收入可以轻松超过2000万日元。获得这么高的收入也不需要种很多地,日本很多农民已经几十岁了。所以在日本,只要家庭还有没卖掉的土地和一定劳动力,他们就不会卖掉土地退出农业生产。
  除农协外,日本还有一个跟农业有关的社会力量——国产主义者。这些人知识背景各异,年龄各不相同,甚至宗教信仰也千差万别,他们惟一的共同点就是对本国农产品推崇至极。日本国产农产品不管品相和价格一定都可以卖得出去,就是因为这些国产主义者的存在。更重要的是,这些国产主义者会因为推崇本国农产品而义务投身农业生产。每到节假日,他们就会主动到农村并尽心竭力地帮助农民,只要农民愿意管饭并让他们在仓库里居住就可以。
  正是在这些社会力量的帮助下,日本才能够依靠老年人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还有,日本很多农民虽已是耄耋之年,但你千万不要低估他,因为他们很可能是名校毕业而且很有社会地位。我认识的一个老人是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学生,他毕业后不久就做了农协主席。
  《环球财经》:但如果是经济利益的话,我想总是存在帕累托改进(指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的空间。农协和农村金融系统的力量虽大,难道就不可能在城市与农村、工业和农业、市民与农民之间寻找到新的均衡吗?
  刘军红:举个例子,日本各地邮政局长是公务员,但局长这个职位却是世袭的,这些人平时也都真心为人服务。日本人不论身份,都会在新年前给亲朋好友寄送明信片,邮局要保证在新年第一天将这些明信片送到目的地,绝不提前也绝不滞后。自民党看上邮政局长这个职位,就是因为各地选票都是由邮局系统派发并回收,这也是日本社会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很多封建传统都在日本社会被完整保存了下来,在农业领域更是如此。现在,日本很多组织的生存发展都与农村、农业和农民息息相关,这些组织极具社会影响力但又很难具体化为某个人,它们更多时候都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农民的心态。比如,各种神社覆盖全部农村社会,很多改革因此就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因为一旦农民都走了,他们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价值;负责保护文物古迹等资产的文化财同样是控制日本社会的重要力量,因为它们既控制着大量土地,又控制着那些可以影响精神活动的重要建筑物,它们同样不愿现有的社会秩序和环境受到破坏。这些机构都是阻碍日本变革农村的重要力量。
  集体主义经济模式利弊
  《环球财经》:所以,日本目前正在实行的市场经济其实与我们理解中的市场经济有很大不同?
  刘军红:是的,我们在日本可以看到很多与我们印象中的市场经济完全不同的现象。例如,员工的职业升迁都在企业内部完成的,日本没有像广泛而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日本也没有大股东,他们的企业都通过交叉持股等方式形成了一种集体主义的经济模式;大藏省和日本银行则是日本经济的最后堡垒,也是日本所有经济实体的共同后盾;重视出口的日本企业在海外市场追求的也不是利润而是份额,因为市场份额越大越有助于日本国内就业的解决。
  这种体制非常有助于帮助实现经济赶超,因为它让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服务于国家的长期战略。但同时,这种经济体制也会让企业面临灵活性不足的弊端。因此,日本近年来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其核心思想就是放松管制。但遗憾的是,类似改革并没有进行到底,劳动市场的改革甚至没有真正开始,世界级的治理型人才几乎从未进入日本企业的核心层。
  泡沫经济破灭后的20多年中,日本历届政府均曾试图对这种独特的经济体制进行调整以刺激本国经济重新走上发展的轨道。但事实上,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动摇这些社会力量。
(责任编辑: 王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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