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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频道 发表于  2019-10-09 15:24:29 17534字 ( 0/47)

朱华伟:办一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学

前言

一所优秀的学校背后必有一个优秀的校长!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国教育在线有幸邀请到一批优秀的中学校长对话,于宏观处感受中国基础教育70年来的伟大成就,于微观处体味他们对教育的理解,对学校的治理经验,以及他们的情怀。而这一切,对于我们所有关心教育的人都有莫大的启发与借鉴!

本期嘉宾:深圳中学校长 朱华伟

朱华伟,教育学博士,二级教授,特级教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深圳教育改革先锋人物。现任深圳中学校长、党委书记。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数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曾任国际数学奥林匹克中国国家队领队、主教练,率中国队获团体冠军,指导多名选手获国际金牌。

从汝南走向世界,从世界奔赴南粤,在南粤归附深中,朱华伟始终以“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己任,执着地追寻着自己的教育梦,坚定地向世界展示中国人的信心和实力,不遗余力地为中国教育贡献智慧和力量。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深圳评选出两位教育改革先锋人物,一个是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十一,另外一个就是深圳中学校长朱华伟。

缘起数学:从爱上数学到爱上教育

陈志文:您高中毕业后入读师范,后来一直学数学、研究数学教育,您为什么如此喜欢学数学、教数学?

朱华伟:我1979年高中毕业,受“文革”的影响,中学期间基本没读过什么书。但当我读完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后,文中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让我彻夜难眠,对我影响极深。在高考报志愿时,我的四个专业填的全是数学。后来,我如愿入读了汝南师范学校数学专业。

进入汝南师范后,因为对数学特别感兴趣,读一年级时我就获得了全校数学竞赛第一名。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县里的农村中学——红光高中(现汝南一中),教高中毕业班数学,这段经历让我对教书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

可以说,我是先喜欢数学、喜欢孩子,后来喜欢数学课堂、数学教育,随着经历的变化和人的成长,最后就变成了喜欢教育。

陈志文:您19岁就当教师,刚毕业直接教高中毕业班,非常优秀。

朱华伟:十年“文革”,青黄不接,那时有能力做高中老师的人很少。1978年春天,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入学,1982年才有了第一批本科毕业生。

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整个国家充满正能量。对有知识、有文凭的人,也是前所未有的重视。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高中教书时,复读的学生还比较多,很多学生与我年龄相当,甚至有些人比我还大。很快,我当了班主任,第二年就承担学校团委书记工作,边干边学。

陈志文:当时已经很受重视,但还是选择继续深造?

朱华伟:是的,因为还想有更大的发展空间。1985年,我通过专升本考上了河南教育学院读本科,毕业后回到县城的汝南二高,教高中毕业班数学,之后边教书边准备考研究生。

1986年,中国第一次正式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湖北省队成绩优异,在著名数学家齐民友教授的建议下,湖北大学开始招收数学竞赛研究生。1989年1月,我参加研究生考试,考入了湖北大学数学系的数学教育(数学竞赛)专业,也成为湖北省招的第一个数学竞赛专业的研究生。

在武汉读研的三年里,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收获非常大。读研期间,著名数学家张景中院士推荐我先后担任北京集训队、国家集训队教练。对于我们这些跨过十年“文革”的人来说,这样的学习机会十分难得。1992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到武汉市教研室工作。1993年评为特级教师,当年31岁。

陈志文:这么年轻就被评为特级教师非常罕见。

朱华伟:属于“破格”,因为我在教研室工作比较勤奋,成绩也突出,又赶上湖北省有好的政策。

那时高考资料比较稀缺,我在高考资料、竞赛资料的编写构思上做出了一些创新;在指导数学竞赛过程中我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当时是湖北奥校的副校长,带领武汉队参加1993年在成都举办的“华杯赛”并取得了全国个人冠军;此外,我当时已经发表了20多篇论文,出版了书籍。

我在武汉市教研室工作了三年,1995年调任江岸区教委副主任。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筹办理科实验班,立足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突出个性特长,及时发现和培养理科尖子,探索资优生培养方法和成才规律。

记得当时办理科实验班,我还顶着不小的压力,坚持每周一下午去武汉六中上课,每周六上午去武汉二中上课,骑着自行车,风雨无阻,不取报酬。现在想来,90年代初我已经在开始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了。

陈志文:您2000年被派往美国做访问学者,这期间对您影响或者改变最大的是什么?

朱华伟:我在美国六个月,除了正常的学习外,还收集了大量的图书资料。这段经历也让我更加确定,我的性格不适合做教育行政官员,更想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办好一所中学,做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

陈志文:这段经历让您重新找到了学术上的兴趣和成就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朱华伟:对,我觉得自己更适合做数学教育研究,或者更适合做教育。所以2000年9月,从美国做访问学者回国后,我毅然决然辞去了江岸区教育党委书记职务,2001年7月5日离开了武汉。当时我39岁,一次机缘巧合,我获任人大附中珠海校区校长。办学三年,当地政府部门以及人大附中刘彭芝校长都很支持。学校办得有声有色。

2004年,应张景中院士之邀,我到了广州大学软件所,同年被评为研究员,接替张景中院士,担任软件所所长。张景中院士在做人上、在数学上都对我有很大影响。

在广州大学的十年,是我学术生涯中最好的十年。这十年里,我致力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研究,探索数学创新人才的早期发现和培养规律,兼任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在国内外发表相关论文20余篇, 2009年担任第50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中国国家队领队、主教练,率中国队获团体冠军,指导多名选手获国际金牌。

我运用教育数学思想,指导初中数学教材改革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在《课程教材教法》等刊物发表相关论文10余篇,主要成果后来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18年)。

2014年2月我负责筹办广州市教育研究院,并任院长、党委书记。2017年1月,我来到深圳,成为深圳中学第十八任校长。

虽然这些年换了很多岗位,但我感到自豪的,是一直没有脱离课堂。因为我喜欢数学,喜欢学生,热爱数学教育,热爱教育事业。

2009年中国数学奥林匹克代表队载誉归来

从左到右依次为:

第1排:郑志伟 黄骄阳 林博 赵彦霖 韦东奕 郑凡

第2排:冷岗松 朱华伟 王杰 熊斌 付云皓

毕生理想:培养具有中华底蕴和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

陈志文:为什么会来深圳中学当校长?

朱华伟:之所以来深中就是为了追寻单纯的教育梦想。我毕生的理想,就是办一所培养具有中华底蕴和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的学校。

经过70年的发展,新中国的基础教育在世界上已有一定地位,但真正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高中还比较少,整体水平呈现“均值”高、“方差”低的特征,也就是说,虽然平均水平较高,但是出众的人少,拔尖人才少。

中国有两所大家公认的国内最好的中学,北有人大附中,东有上海中学,在南中国还没有可以跟这两所学校比肩的中学。而身处深圳的深中,有与他们形成“三足鼎立”格局的潜质。

我有近40年对教育的热爱和丰富的教育经历,希望把自己的教育智慧和经验奉献给学校,给更多老师提供发展平台,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拔尖创新人才,这不仅仅是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也是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希望通过努力,带领深中再上一个新台阶,达到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水平。

陈志文:深中建校至今已经72年了,您刚到深中任校长时,提出新的办学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高中”。您觉得,何为“世界一流”?又该如何理解“中国特色”?

朱华伟:深中地处改革创新之城——深圳,伴随着深圳的发展而成长,拥有着与深圳气质相符的文化和精神。建校70周年时,学校发起了关于“深中精神”的大讨论,得到了校友的热烈回应。

经过充分讨论和反复斟酌,我们在所有答案中取了“最大公约数”,确定了认可程度最高的八个字作为深中精神的总结:“追求卓越,敢为人先”。这是深中校园文化的核心所在。

七十余年来,学校开展了诸多教育教学改革,培养了一批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人才,这就是对“敢为人先”的最佳注脚。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国家加快建设“双一流”的背景下,我们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高中”的办学定位,也体现了深中人“追求卓越”的精神内核。

深圳中学立人楼

“中国特色”的教育必然是传承中华文化血脉、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国育才、服务国家发展的教育,这是新时代的要求。

我们提出建设“世界一流高中”的目标,是响应国家建设“双一流”大学的号召,因为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定要有世界一流的高中毕业生,也就需要有相应的世界一流高中。

深中通过什么抓手去建成世界一流高中,世界一流高中又有哪些指标?我认为首先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要有优美的、有文化底蕴的校园环境,还要有一流的教师和学生。我们的校园环境、教育理念、师资队伍、教学设施、科研成果等都要向世界一流看齐。

我们也提出了新的培养目标,即培养具有中华底蕴和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中华底蕴、国际视野、拔尖创新这三个关键词,是深中能否成为世界一流高中的重要指标。

培养目标最终的落脚点在“拔尖创新人才”上,创新型人才的核心是创造力,包括创造性精神、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能力等,这也是学校培养人才的主要着力点。

另外一个重要指标是,我们培养的毕业生要大部分能升入世界一流大学。实际上,目前我们现在每年有超过60%的学生进入世界一流大学或在建世界一流大学。将来,我们希望这个比例能够达到80%以上。

陈志文:您此前曾致力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研究,如今在深中进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为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如此重要?

朱华伟: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其中拔尖创新人才又起着重要的作用。上世纪末,就有教育家提出,50年间我们培养了不少合格人才,但也压制了一些拔尖人才,不少有才华的学生被扼杀在摇篮里,特别是那些奇才、偏才。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把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对立了起来。

近十几年来,我国各大高校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持续发力,诸多高等教育领域的“拔尖计划”应运而生,如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清华大学的“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学院”等等。那么,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应该是从大学才开始的吗?答案是否定的。

从教育科学的角度看,拔尖创新人才所必备的许多重要素质是在基础教育时期培养和发展出来的,但这一点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在初、高中阶段,我们就应该积极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机制和模式,发现、孕育并系统培养人才苗子,建构一个符合人才成长规律并与高等教育接轨的完整教育链。

陈志文:深中提出以培养具有中华底蕴和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为己任,这也体现了学校的责任与担当。那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学校具体有哪些探索?

朱华伟:我们的确做了很多探索,在资优生培养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比如,启动个别化教育计划(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lan),在落实国家基础课程标准的前提下,根据学生的身心特征和实际需求,针对每个有特殊需要及才能的学生,拟定个性化的教育方案;

邀请海内外知名学者讲学,开拓师生的学术视野,至今已邀请了多位诺奖得主、两院院士以及北大、清华、深大、港中大(深圳)、南科大的杰出学者为学生开设“深中大讲堂”,付云皓博士、韩嘉睿博士等国际奥赛金牌得主在内的青年学者,也常态化到深中为学生上选修课;

搭建高端学术活动平台,让学生在国际比较中迎接挑战;拓展创新教育平台,持续丰富优质学习资源,等等。

2017年,深中与华为联合设立了“深中—华为特殊人才奖学金”,资助在科学技术等方面具有特殊专长的天才、偏才、怪才,助力他们成长为国家栋梁之才。

这两年我们招了几个孩子,都比较典型。有个孩子叫周楷文,对数理特别感兴趣,他2017年9月入校读高一,2018年7月就拿到了全国信息学竞赛金牌,今年8月,以全国前10名的成绩进入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中国国家集训队。

还有个孩子叫彭也博, 2018年春节过后来到深圳中学读初一下学期,今年14岁,是2019年全国高中数学联赛广东省赛区第一名。

多元智能理论告诉我们,社会上有全才,但不是所有人都是全才,每个人擅长的领域不一样。拿一把尺子衡量所有人,势必会让那些在某一方面有特长的人被埋没。但反而是这些人,很有可能成为某个领域的卓越人才。

陈志文:在您看来,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关键是什么?

朱华伟:根据我个人的认识和经验,中学阶段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打好基础。俗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

其次,学校要为学生搭建多元发展平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求知欲和好奇心,培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

第三,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主动探索精神、大胆质疑、批判性思维能力、合作能力等,引导学生树立献身科学的志向,养成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在树立科学精神的同时,也要拓宽学生的人文视野,培养人文情怀。

深圳中学校门

奥赛争论之思:让学生在擅长的领域脱颖而出

陈志文:近些年来,教育部门针对奥赛出台了一些政策,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作为曾经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中国国家队领队、主教练,您对此怎么看?

朱华伟:很多人在谈论这件事情时,其实并不知道数学竞赛是做什么的。我从读师范期间就参加数学竞赛,研究生是数学竞赛专业,之后又担任多年国家队教练,这些经历让我对数学竞赛有更深刻的认识。

信息技术时代,国家急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而奥数是拔尖创新人才早期识别与培养的重要途径之一。

从高校招生来看,虽然奥赛获奖者参加高考不再加分了,但教育部给予进入国家集训队的学生保送北大、清华的政策,奥赛获奖者仍是名校争抢的对象,不少名校给出“降至一本线录取”的优惠。

正因这样,有不少家长挤着给孩子报奥数班,以此作为升名校的敲门砖,很少考虑孩子是否真的喜欢数学,所以社会上才会出现针对奥数的争论。

我认为,一窝蜂搞奥数实在没必要,也不可行!奥数是一项高水平的开发智力的活动,学习奥数也要有一定的数学天赋,和弹钢琴要有音乐天赋是一样的道理。

中国乒乓球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全民都会打乒乓球,但不一定都要去当世界冠军,可以作为爱好、锻炼身体、开发思维。

数学也一样,只要孩子有兴趣,就可以让他多学,不一定非要将来当数学家,而是通过数学学习,培养逻辑推理、几何直观、数学抽象、数学建模能力,培养他对数据的分析判断、对图形的认知,这种智力的开发对孩子的一生都有好处。

那究竟什么样的学生适合学奥数?我认为有两类:一是对各门学科学习学有余力者,二是对数学有兴趣者。

陈志文:那您如何评价这些针对奥数的争议和非议?

朱华伟:社会上针对奥数所产生的争论,主要是在小升初阶段,小升初是“奥数热”的根源,大家诟病的是奥数会给孩子增加学习负担。对此,我有三点想法:

首先,在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升初中,教育行政部门不允许有选拔性的考试,但各个学校的办学水平、办学资源不同,这是客观现实,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解决。有些学校的师资力量确实很强,适合培养拔尖人才,家长们也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升初中、高中时能进入更好的学校。

其次,每个孩子擅长的领域不同,有的擅长舞蹈,有的擅长体育,有的擅长文学,有的擅长数理。真正好的教育,应该是根据孩子擅长的领域为他们提供适合的发展土壤和平台。

第三,国家和人类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我们没有必要逼着孩子成为十项全能运动员。大家都在讲,我们缺少创新的东西,归根结底是我们缺少创新人才。而创新人才的培养,不可能从大学才开始,要从小学、初中开始,不然就把孩子们的天分埋没了。

目前来看,即便没有奥数,没有数学竞赛,孩子也会有其他负担。

我认为,对于青少年的课外兴趣活动,积极的对策不应当是限制堵塞,而是开源分流。发展多种课外活动,让更多的青少年各得其所,把各种活动都办得像数学竞赛这样成功并且被认可,数学竞赛培训活动过热的问题自然就得到缓解或化解了。

陈志文:我们现在的教育治理,很大程度上是在追求所谓的均衡。

朱华伟: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实现绝对的教育均衡。我们还是应该尊重教育规律,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相信生物基因科学。有些孩子就是擅长数理,我们就得为他们提供平台。

对人才不能求全,把“木桶理论”简单地类比到教育上是错误的。这样的类比只是一个猜想,而不是科学的命题。我们生活中很多“短板”并不是一个人生存所必需,因此没必要花费本来就有限的时间通通补起来。现代社会非常需要我们在兼顾学生综合素养的前提下,争取把“长板”做长,这样他们自然而然会在擅长的领域脱颖而出,从而最终有所成就。

一个人真正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并非取决于短板,而是取决于长板。

陈志文:我们必须给特殊人才的培养搭建平台,不能一刀切。

朱华伟:按照心理学的统计规律,资优儿童的占比大约为3%-5%,对于中国这么大的人口基数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最能发现孩子数理、语言、绘画等天资的阶段就在小学初中,到高中以后再筛选就来不及了。

教育的使命是设法满足所有学生的教育需要,提供适切的教育环境,尽可能使学生发挥潜能。

目前的九年义务教育政策,已经基本为所有的儿童奠定了良好的教育基础。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这40年发展的这么好?其中一点就是得益于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好,使我们的民族文化素养得到了极大地提高,特别是全民的数学教育水平高。

但资优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存在,有其特殊的教育需要。他们的学习需要与一般学生不同,课程应能适应或容纳这些特殊需要;他们既需要加速加深教育,也需要充实、延伸教育;为了实现最优的教育效果,他们的课程更应该被更好的设计和实施。只有针对这个群体的特点而提供适切性的教育环境,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他们的资优潜能,促进自我认同,将潜质转化为现实的能力。

创新发展之源:重视数理等基础学科

陈志文: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对我们的人才培养是至关重要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培养了大量的理工科人才。从总体的数量上来说,中国这些年培养的STEAM人才是美国的很多倍。您对此怎么看?

朱华伟:是的。数学、物理是自然科学的基础,是重大技术创新发展的基础,数理实力影响着国家实力。李克强总理在今年9月2日召开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基础研究决定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深度和广度,‘卡脖子’问题根子在基础研究薄弱”,而“数学则是基础研究的基础,是其他科学研究的主要工具”。

今年5月21日,面对美国制裁,华为总裁任正非先生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专访时颇有感触的说到:“发展电子工业,过去的方针是砸钱;芯片光砸钱不行,要砸数学家、物理学家等。”任总以华为公司的实际经验深刻地洞见到,想要发展创新产业和尖端科技,光有资金投入是远远不够的,没有基础学科的支持、没有尖端人才的推动,前沿产业的发展也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重视并加强基础教育阶段的数学、物理等自然学科教育迫在眉睫,尤其是对于数学、物理拔尖人才的早期识别和培养,给予这些好苗子一个适合的特殊的成长机会至关重要。

早在1963年,前苏联就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新西伯利亚四个城市设立寄宿数学物理学校,覆盖5年级到11年级,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

目前仅华为聘请的俄罗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就有几百位。

2002年,我曾有幸与中国首批博士、著名数学家、国际数学奥林匹克中国国家队领队苏淳教授合作翻译了《俄罗斯青少年数学俱乐部》(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一书,从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经验。苏淳教授曾是李克强总理在合肥八中读书时的数学老师。

数理教育方面,在北京,人大附中设有早培班、实验班;在广州,华南师大附中开设奥班、创新班;在深圳,深中也有竞赛班、实验班等。这些办学经验都为我们进一步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陈志文:数、理等学科是创新教育的基础,目前深中在创新教育其他方面还有哪些具体的探索?

朱华伟:深中坚持开门办学,融合社会优质教育资源,打造“创新生态”,延伸课堂。目前已与腾讯、华为、大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著名企业和高校共建18个创新体验中心与创新实验室。

以深中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共建的“智能机器人创新实验室”为例,大学提供专业人员支持,组织安排讲座、竞赛活动,介绍前沿科技资讯,提供校外研习活动及社会综合实践基地等。

深中安排专人负责项目统筹协调、提供实验室场地和基础设备、安排相关学科教师参与课程研发及活动设计、实施等。

陈志文:创新体验中心和创新实验室是重要平台,具体落实创新教育应该还需要相应的课程支撑。

朱华伟:是的,我把它总结为“一体两翼,共促发展。”

“一体”的主体为课程,除了国家规定的必修和选修课程,深中还开设了丰富的校本课程,夯实基础。我们这学期就有近150门选修课,其中与科技教育相关的有十多门。

此外,我们还开发了以“项目式学习PBL(Project-Based Learning)”为主要模式,以工程和技术为核心,结合信息、技术、数学、物理、生物、化学、政治等学科的校本系列STEAM课程。

“两翼”指社团活动和学术竞赛,学校会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上述活动,以此帮助他们拓展视野、锻炼、培养各项能力。

深中有一百多个社团,与科技活动相关的社团有近20个,比如星火创客空间就很有代表性。截至目前,学校连续举办了四届创客节和一届创客展。创客文化渐渐深入人心,也逐渐形成了人人有创新、个个出创意、动手与动脑紧密融合的学习氛围。

学术竞赛方面,深中参加了包括USIYPT美国青年物理学家锦标赛、iGEM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FIRST机器人大赛、丘成桐中学科学奖、CTB中国大智汇创新研究挑战赛等三十余项国内外著名的学术活动。

陈志文:深中的课程确实非常丰富,在您看来,创新教育的核心是什么?

朱华伟:创新教育走的是一条前人未走过的道路,因此本身就需要做到创新。对其来说,课程是根本,文化是灵魂。

创新文化的孕育与生成不仅需要宏观层面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还需要中观维度学校的制度保障和文化熏陶,以及微观视角下教师的理念认同和践行。

在深中,创新教育不是仅局限于信息技术课堂或者一些特定的选修课和社团,我们鼓励教师根据不同学科特点和学生差异,采取适当方法将创新思维整合入现有课程体系,融入日常学科教学,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

所以说,创新是一颗种子,它可以在校园的各个角落生根发芽、开枝散叶;创新是一个理念,它可以体现在各个学科的课堂教学中;创新是一种文化,它可以融入于学校活动的方方面面。

我认为,办学特别需要好的文化氛围,拿“泡菜”来打个比方,“泡菜的味道决定于泡汤,泡菜水好,无论是白菜、萝卜、黄瓜,泡出的味道都好;否则,结果相反。”

打造一流师资:基础教育一定要引进最优秀的人

陈志文:一流的高中、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都需要有一流的师资队伍,您担任深中校长后,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朱华伟:谈及基础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我喜欢引用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先生的一段话:“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深中近年来一直在努力引进和培育高学历、高专业水平的优秀师资,为学生的卓越发展领航,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目前,深中共有教师400余人,其中硕士200多人、博士31人,教授、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竞赛金牌教练、名教师等40余人。

2017年1月刚到深中时,我是学校第4个博士,而2019年深中新引进的35名教师中,有博士9人,博士后3人;23人毕业于北大、清华,5人毕业于哈佛大学等世界顶尖名校。

近三年,我们从哈佛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海内外名校引进了百余位优秀毕业生。

随着学校吸引力越来越大,我的目标是在任期内深中有100个北大、清华及世界顶尖大学的毕业生。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深中的数理化奥赛教练队伍是国内顶尖的,足以完成中学阶段最高水平的竞赛任务,足以支撑学校更高水平的发展。

陈志文:您是怎么招聘到这些优秀人才的呢?

朱华伟:深中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教师的培养和引进,之所以能吸引一大批名校毕业生来校任教,主要是因为以下三点:

一是靠情怀。他们喜欢教育事业,喜欢来深圳、深中当老师。

二是靠平台。深中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有积极向上、敢为人先的校园文化,有卓越的办学成就,我们要创造世界一流的平台,干出世界一流的业绩,办成世界一流的高中,很多优秀人才愿与我们同行,在这里充分施展才华、实现自身价值。

三是靠关怀。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尊敬老师、善待老师、关爱老师。我认为有两个着力点:一是提高教师物质待遇,二是保障教师价值实现。

一方面,用高薪和其他福利待遇吸引高水平人才投身基础教育事业,让最优秀的人教育下一代,培养出更优秀的人。

目前中小学教师待遇偏低依然是不争的现实,我们应该鼓励博士等高学历人才投身基础教育事业,争取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福利待遇,让每位教师都能不为物价和房价所困,让每位教师都能更加体面地教书,让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在事业上有成就感,在社会上有荣誉感”。

深圳中学全心为老师们打造温馨和谐的工作、生活环境。我们为年轻教师提供宿舍,位于泥岗校区的广知楼,从改建、装修到入住,我去了不下10次。

凡是来深中工作的老师,单身的都有一间30平米左右的房间,已婚的我们会跟深圳市住建局申请人才房,让老师们一来了就有地方住。老师们时刻感觉被关怀、受尊重,工作起来心情也会不一样。

另一方面,在高端学术和一线教学之间搭建桥梁。只有一流的师资是不够的,还需要有适合一流师资发挥作用的软环境、软机制,因此要打通高学历高水平教师的发展通道,才会吸引和留住更多的优秀人才。

学校的任务是真正挖掘和释放每位教师的专业学术能量,让他们在三尺讲台一展所长,有所建树,成就感自然而来。

深圳中学校长 朱华伟

陈志文:您引进这么多名校博士、硕士当高中老师,是否“大材小用”?为何要招收这么多高层次人才?

朱华伟:学校之大,不在大楼之大,而在大师之大。我一直认为,要办好一所学校,首先要有一个好校长,然后要有一批好老师,教师对学生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越早遇到一位好老师,就越是人生的幸运。

一方面,世界一流大学的毕业生,往往拥有更广阔的格局和视野,以及更加丰富的学术资源,因此更容易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学生。

例如,我们2018年引进的清华大学博士刘莹,是刚刚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颜宁教授的学生。

除此之外,深中与18个世界著名企业、大学合作成立了创新体验中心和创新实验室,因此需要引进一批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高层次人才,充分利用这些优质的平台和资源,指导学生进行科技活动,参加国际高端赛事,进而发展其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精神。

另一方面,越优秀的学生,越需要优秀的老师引领。深中拥有全国最优秀的学生。面对这样优秀的学生群体,我们有责任引进更多高层次人才来引领他们向更高的平台发展。

所谓“名师出高徒”,如果老师自己不优秀,面对高徒,只能是束手无策、捉襟见肘。另外,“名师”和“高徒”很多时候也是相互成就的,深中优秀的老师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学生,同时也正是这些优秀的学生让优秀的老师们获得了职业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陈志文:我相信,如果深中有100位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做老师,有100位博士做老师,这是基础教育之福。未来,我们希望能让最优秀的人到中小学去当老师,这非常重要。

朱华伟:是的,我在很多场合都呼吁,基础教育领域一定要引进最优秀的人,这样国家才有希望。有人曾质疑说,难道博士生教的就一定比本科生教的好吗?我说,这个事情要看怎么说,如果只单纯比较一节课教的好不好,那很难讲。

但如果从学生的整体成长上来讲,博士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有较强的学术研究能力和扎实的学科背景,会给予学生更多高端的学术引领以及思想熏陶。他们的视野和格局会引领学生,让学生早立大志,存大格局。深中的办学不只是纯粹为了高考,我们还要指导学生做科研,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动手能力。

深圳中学校长 朱华伟

坚持学生为本:于细微之处为师生做好服务

陈志文:在深中担任校长的近三年里,您还为深中带来了哪些变化?

朱华伟:19岁从教至今38载,河南到湖北、广东,中学到大学、教研院,如今再回到中学,一路伴随我“漂泊”的是一箱箱沉甸甸的书籍,两万多册藏书(八千余册原版英文书)是我珍贵的财富。

任职深中后,深感深中图书馆优化的紧迫性——读书是学生一生的精神陪伴,图书馆是学生的知识宝库和精神殿堂;建设书香校园,就要建设一流的图书馆,让阅读成为习惯,让书香溢满校园。

经过近三年大家齐心协力的奋斗,深中确实有很大的变化。从宏观上看,校园的整体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可谓“旧貌换新颜”。现在虽然还不能算是一流校园,但至少像一所比较好的校园。

从微观上看,先是解决了学生宿舍老旧、冬天没热水的问题,现在新建的图书馆、学生宿舍、食堂、实验室、羽毛球馆等相继投入使用,这是较大的飞跃。

我想说一下学校新建的数字媒体中心,这应该是国内中学里条件最好的,学生们起的名字叫“ACES电台”,是深中多年传承下来的。

之前,负责电台的学生们每一次来找我,我都会跟他们聊一聊。我发现他们做的东西既有批判性思维又充满了正能量,所以就非常支持,后来学校投资400多万为学生们新建了数字媒体中心。

陈志文:我发现您很在意一些关乎学生、教师切身感受的细节小事。

朱华伟:我觉得作为一所学校,首先得有一个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因为学生和教师每天的学习、工作都很辛苦。

比如,我们的食堂现在办得就很好,在大众点评上的评价是四星,老师们从早到晚都在学校忙工作,学生们也是长身体的时候,必须得把食堂办好。

陈志文:实际上,通过这些细节,以小见大反映出了学校的态度、风格以及作风。很多学校都提出说要 “以学生为本”,但做到的不多。您虽然没提这个口号,但一直在这样做。

朱华伟:我常说,我在深中就是要为大家做好服务,和干部一起为教师做好服务,和教师一起为学生做好服务,我认为这是校长的基本职责。我们做的所有教育工作最终都是为了孩子能够更好地成长。

除了硬件改造,深中也非常注重校园文化建设,开展了许多校园文化活动。

比如游园会、校园十大歌手比赛、校长杯足球赛、体育嘉年华等等。“追求卓越,敢为人先”的深中精神已深深根植在师生心中。学校整体氛围积极向上、朝气蓬勃,师生都以学校为荣。

陈志文:校长就是为学生、为教师做好服务的。从这个角度讲,您认为一名中学校长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朱华伟:作为一名中学校长,我认为第一是热爱。要热爱学生、热爱学校、热爱教育事业。在处理事情时,如果涉及家庭和学校,我肯定是把学校放在第一位;如果涉及个人和学校,肯定是把学校放在第一位。如果校长能长期这么做,可以引领一所学校的风气。

第二是包容,包容不同性格、不同教学风格的教师,包容不同个性、特长的学生,为不同喜好、不同潜质、不同兴趣的学生提供发展平台。

第三是协调能力。作为校长,对内要协调好学校方方面面的事务,同时还要处理好学校对外的关系,为学校创造一个良好的办学环境。

第四要先是个好老师。当好老师是做好校长的前提。不是好老师,就不可能做个好校长。校长的业务水平得到认可了,才能够引领其他教师成长和发展。

第五是做一个喜欢阅读的人,让阅读伴随一生,才能不断进步。

陈志文:如果让您给自己做一个阶段性总结,您觉得自己成功的地方是什么?您的优势什么?

朱华伟:成功不敢说。这些年来,虽然我的工作岗位在不停变化,但我一直在做教育,从微观的数学教学,到宏观的教育管理。对教育的无限热忱,可以算是我的一个优势。

我第二个优势就是勤奋。在42岁以前,我很少在凌晨两点前睡觉,我把时间看得非常宝贵。家人对我也很支持,让我一心一意读书、学习、教书、写作。

第三个优势是我做事认真、用心,对什么事情都一丝不苟,全身心投入、心无旁骛。

最后还是要说到阅读。坚持阅读,而且是读各种各样的书,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认为,作为校长一定要广泛阅读,要阅读大量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等各个领域的书籍。

国内著名大学校长、中学校长关于办学的书我都读过,比如刘彭芝校长的《人生为一大事来》,唐盛昌校长的《终生的准备与超越》,对我的影响很大。读书的过程就是向别人学习的过程。

另外,这些年来,在每个关键节点我都会遇到好人,都会有人帮助我,包括朋友、长辈、老师、领导。

陈志文:究其原因,还是您的为人处事,让他们非常欣赏和信任。首先是您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第二是您的人品可以信赖,这是根本原因。

您刚提到了刘彭芝校长,你觉得她在哪些方面影响了您?

朱华伟:刘校长是我十分尊敬的前辈,她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学校工作的全心投入非常值得钦佩。她把整合的资源全部用在了办学上,为学校、为教师、为学生服务。

如何把学校经营好?在这方面我也受到刘校长的影响,充分利用各方资源提升学校的硬件、软件环境,一切从小事做起。

比如,深中泥岗校区的建设,改变了原来的设计方案,建筑面积从12万平方米增加到了17万平方米,建筑预算从6.8亿元增加到了13.7亿元,这是非常难的。

正在建设中的深圳中学泥岗校区规划图

高考改革政策:广东新高考方案相对温和

陈志文:人才培养的成功与否,与考试选拔制度息息相关。广东省新高考改革政策落地,实行“3+1+2”模式。您怎么评价这种模式?您又怎么看待新高考改革?这对于深中的教学实践是否会带来挑战?

朱华伟:广东新高考方案总体来说属于温和型高考改革,一方面,与旧方案相比,无论是考试时间、考试要求还是考试模式有很多相似性,没有给普通高中增加太多负担;另一方面新高考给考生的课程学习增加了一定的选择性,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有利于学校特色发展。

新高考对于学生的综合素养要求较高,考试内容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要转变观念,调整学法和教法。所以,新高考对于引导中学尤其是普通高中人才培养,重构课堂教学生态都有积极意义。

对于新高考带来的挑战,我们也做了一些应对。自2003年以来,深中分别探索了全选课、对开排课、长短课、大小课、小班化教学、专业教室教学模式、分层教学、体系制、导师制、学分积点制、学业采用综合性评价等。

这些改革丰富了学校教师对人才培养模式的认知,现在看,其中的走班分层教学、导师制探索、学分积点制评价对于现在的新高考依然有很好的实践意义。

陈志文:在新高考下,深中的实践对于其他即将实行选课走班的中学,有何借鉴?

朱华伟:我认为可以借鉴的有四点:

第一,学校应开设生涯规划课,对学生选课加强指导,选课走班对学校的学生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否则教学效果不能凸显,选课分层教学不一定非要走班,相同情况下,行政班教学质量要高于走班教学质量;

第二,学分制是新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来的学业评价方式,学分制、积点制也是国际通用的课程学习评价方法,建议所有学校实施,学分反映课程学习能否达标,积点能够反映达标学生学习好坏;

第三,学业采用综合性评价非常有价值,综合性评价兼顾了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最后的学习结果,让成长看得见一直是深中课程评价的指导思想;

第四,按需施教、按需选学是学校课程实施的理念,全面满足学生选科学习需求,不断改善学生学习环境,建议不要因为学校资源有限或排课有困难采用菜单式选科,这与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根本目标背道而驰。

陈志文:对于新高考背景下的生涯规划教育,您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朱华伟:近年来,在新高考指挥棒效应下,学生发展指导与职业生涯教育成为高中教育新热点。多数高中学校对于如何开展生涯教育感到迷茫。当前,不少学校的生涯教育主要由心理教师来推动,采用开设一门课程的单一模式,着力点局限于学生兴趣爱好探索、如何选课选科、如何选择大学专业等方面,过于依赖测评工具,将生涯规划窄化为职业生涯规划。对此,依据深中的实践经验,我有以下建议:

第一,做好顶层设计,动员多元教育角色。高中阶段生涯规划教育的重点,在于引导学生探索一个能提升自我肯定水平和达成自我实现的生涯目标,引领其生涯发展方向,促使其学会规划具体的行动方案,以帮助其逐步达成理想生涯目标。

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学校对生涯教育进行顶层设计,让身处这个教育系统中的每一个教育者基于自身的岗位职责,从生涯规划的角度为学生的发展提供支持。

第二,做好家校合力,重视家庭教育影响。父母角色榜样,是年轻一代职业选择的重要途径。在幼年时,父母给孩子提供玩具、培养孩子兴趣爱好、鼓励孩子参与活动以及家庭生活经历等,都是父母影响孩子将来兴趣与职业活动的方式。

因此,在开展生涯教育时,学校可以成为协调者,让父母以职场专业人士的角色,通过一起合作的方式,面向学生群体进行分享,更容易做到客观、专业及全面,青少年也容易放下对父母的防御心态,更能接受分享者的信息及经验。

第三,做好深度合作,整合校内外优质资源。在高中阶段生涯教育中,职业生涯规划是一大重点。学校应积极整合各方资源,通过大学游学、企业参访等活动的开展,提升学生对大学、专业和职业的认识,并把自己的兴趣爱好转化为内在学习动力。

深中生涯规划主题活动之百名家长职业故事进校园

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加上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世界格局深刻演变,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应该怎么办?如何立足中国大地,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拔尖创新人才?这些都是当下中国教育者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

我很幸运,个人伴随着新中国发展而成长,虽然岗位几经变化,但始终没有离开教书育人这个主阵地。

近三年来,得以在深圳、在深中这样的平台上,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出一份力、发一点光,并取得一些成绩,这是我个人的荣耀所在,也是使命与担当所在。

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在深圳建市40年之际,吹响了这座先锋城市新一轮改革创新发展的号角。

作为以这座城市命名的著名中学,深中责无旁贷,必须为深圳基础教育构筑更高的标高,为中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闯出一条先行示范的新路!我本人愿意为此竭尽全力,发光发热,不负国家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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