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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频道 发表于  2019-03-18 17:00:06 8733字 ( 0/104)

人民广播事业孕育期的红色中华新闻台考索


作者:陈芝

来源:《新闻爱好者》2019年2月
【摘要】界定中央苏区红色中华新闻台在人民广播事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探究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色中华新闻台的定位、工作内容以及是否开展口语广播业务,对于研究中国新闻史、中国广播史、中国播音史、无线电史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实地考察,寻找当年亲历红色中华新闻台的见证人;查阅档案,阅读文史资料;专题采访,访谈专家学者,对红色中华新闻台的相关问题进行考证。
【关键词】江西苏区;红色中华新闻台;口语广播
长期以来,延安是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发源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的说法一直流行。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以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诞生日)为中国人民广播创建纪念日。此后,每逢五或十的重要周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现改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改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各地广播电台都会组织各种纪念活动。但是,江西瑞金红色收藏家、研究者严帆同志在2009年出版的《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史》一书中延续了他2002年率先发表的观点:“苏区时期创办的红色中华新闻台,是我国最早的红色广播电台机构,也是新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2003年版的江西广播电视年鉴收录江西广播电视局的《调研报告》,其中称“江西瑞金是人民广播事业的发源地,在瑞金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色中华新闻台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前身”。2006年10月,红色中华新闻台旧址及陈列馆(简称“陈列馆”)揭幕开展。
2008年,庞亮在其《关于人民广播事业发源于江西苏区说之商榷》文章中提出与严帆不同的观点:“作为红中社一部分的红色中华新闻台,其传播工具是发报机,传播内容是文字广播,传播符号是需要根据电码本译出的电码。如果拍发的信息电码是密码,也只限于党的秘密机关和少数单位可以抄收。”他说,说红色中华新闻台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过于勉强。他认为只有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延安是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起源地。
针对双方的不同说法,笔者认为,以严帆为代表的“红色中华新闻台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江西瑞金是人民广播事业的发源地”的说法有失严谨;以庞亮为代表的反对观点也缺乏考证。争论的关键点在于红色中华新闻台是否开展口语广播业务(包括有线广播和无线广播)。如果明晰当时红色中华新闻台广播业务的情况,就可以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传播范围和传播效果几个方面判断红色中华新闻台是否是媒介意义上的广播电台,从而界定红色中华新闻台在人民广播事业中的历史地位。面对争论,带着疑问,笔者调查研究,考察旧址、查阅档案、对相关文史资料进行分析、寻找当年亲历新闻台的见证人、访问相关研究者,对目前掌握的证据进行考证,得出结论:“人民广播事业在江西苏区孕育、萌芽,红色中华新闻台(简称‘红中台’)存在的这段历史,是人民广播事业的孕育期。”
一、红色中华新闻台的由来、定位和工作内容
(一)红色中华新闻台的由来和定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色中华新闻台,是在工农红军无线电通讯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当时中央苏区的主要任务是对国民党作战,红军部队对于电台十分渴望,如能获得电台,在军事上将大有帮助。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于1930年12月30日在龙岗战役中大获全胜,缴获敌人一部半电台(两部收报机,两个充电机和一部发报机)。接下来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围剿”战斗的胜利,让红军先后又缴获了功率一百瓦的电台(当时最大的电台,其他电台一般都是十五瓦)和许多新的无线电装备。从此,红军总部与各军之间,中央苏区与其他苏区之间,上海党中央(白区)和中央苏区都先后建立了无线电联络。“红色无线电通讯网的形成,为红色中华新闻社的新闻广播,提供了物质基础。”[1]
对于红色中华新闻台的定位可以从以下两则消息中得到答案。《红色中华》报第177期刊登了一则消息《后方无线电技术人员对前方各电队挑战》,其中有这样的内容:“军委、中央局、中央政府、红中新闻台,四电台工作人员决定自四月至七月每人节省津贴费三分之一,充作革命战争经费,预计四个月可达一千元。”[2]此消息说明,红色中华新闻台存在,并且它和军委、中央局、中央政府的电台一样,是独立的机构。《红色中华》报第213期第3版刊发了一组红色中华新闻社的消息:“本社工作人员对于收集被单供给红军的号召,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自从国民经济部的通知发到本社后,本社的列宁室马上就动员起来了,经过宣传鼓动后,立即集中了六条(本社工作人员连新闻台在内才十二人),另外还有棉衣三件,单衣一件。现在仍在动员中,不久还会有些成绩。”[3]在此消息中,也提到红色中华新闻台,它的人员是属于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之内,但是口头和书面总是有所区分,这显然是对新闻台另眼相看的。
所以,红色中华新闻台作为一个机构,具有相对独立性。新闻台的工作内容,可以看成是通讯社工作的一部分,业务上相互交织。新闻台的人员被区别对待。与此同时,新闻台在技术与业务上与军委三局有密切的联系。
(二)红色中华新闻台的工作内容
红色中华新闻台成立于1933年5月,创办人岳夏(原名罗若遐),因为新闻台只有收报机没有发报机,所以,只能收,不能发。根据岳夏的回忆文章《我党我军的第一部“新闻电台”——长征回忆片断》,他在新闻台工作了半年,此后就被调回军事通报台,新闻台的工作由黄乐天负责。红军长征途中,新闻台停办,后又恢复。工作内容仍然是抄收新闻,但除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外,增加了莫斯科塔斯社的英语新闻、日本东京的用英文字母拼写的日语新闻、西贡的法语新闻和德语新闻等。根据岳夏的意见,新闻台的具体任务是抄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每天播发的电讯。当时收的是明码,新闻台工作人员抄录下来后送红色中华通讯社,译成文字,然后选编成《每日电讯》并油印出来,送给党中央、中央军委负责同志参阅。
如何解释程沄在《江西苏区新闻史》中提到的,苏区每天用无线电明码对外广播,报道苏区建设消息、红军捷报或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声明、宣言等,并且还被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等其他苏区和白区地下电台抄收呢?
根据岳夏同志的回忆:“间或也由无线电第六分队对外发些苏区情况的报道,呼号是CSR。”[4](岳夏负责新闻台的工作之前,曾在军委无线电第六分队做报务员。)又据当时同在红色中华通讯社工作的任质斌同志回忆,除了抄收新闻以外,新闻台每天还播发几条新闻出去,用红中社的名义,向全国用无线电明码广播,有条件的革命根据地就进行抄收编译。他还说:“我们的广播,究竟有多少地方抄收,不清楚。但是,我知道上海中央局在的时候,是抄收的……还有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等苏区,也是抄收的。红中社每天发四五条新闻不等,有时发政府的声明、通告、宣言,不是新闻台发,因为新闻台没有发报机,而是送到军委三局发。”①(注:另据岳夏后来回忆当时叫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总队)任质斌1933年夏天进入红中社工作,岳夏1933年5月创办新闻台,也就是说,二人是在差不多的时间进入红中社的。任质斌在文章中谈到新闻台的主要任务与岳夏的叙述相符。根据所征引的材料,不难知道答案。这些对外新闻由红中社直接送往军委三局用军用电台对外播发。
二、红色中华新闻台开展口语广播业务考据
我国人民新闻事业从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播以后,“广播”就开始成为主要的传播形式,在此专指无线电口语广播。苏区时期红色中华新闻台是否开展了口语广播业务(包括有线广播和无线广播),是判断它是不是媒介意义上的广播电台,是不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的关键问题。
(一)三类证据考据
对于红色中华新闻台是否开展口语广播业务,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证,即重要人证(含当事人的回忆)、有形的物证以及历史留存下来的史实资料。根据这三条标准具体考证,发现在红色中华新闻台口语广播的有限研究成果中出现了三类证据:第一类为口述记录;第二类为文物及公章;第三类为相关书报记载。
第一类证据是两份口述记录:第一份是2002年,严帆在文章中最早披露的1984年6月12日访问杨九庆老人的记录,100多字,未注明何人访问。内容为红色中华新闻台在叶坪村的情况。这份口述记录同样出现在严帆2009年出版的书中,不同的是注明了杨九庆老人已故。第二份是2002年,严帆在文章中披露的访问81岁的李永福老人的回忆,约300字,未注明何人在何时访问的。内容为红色中华新闻台在沙洲坝的情况。笔者2017年10月22日采访严帆,谈到杨九庆老人的口述记录,严帆表示是他当年访问的杨九庆老人,可是几十年前的笔录早已经失散,非常遗憾。严帆书中后又引用了访问李永福老人的回忆,称老人当时81岁。笔者采访严帆,询问李永福老人的情况,严帆表示李永福老人的回忆文字是在2002年8月22日国家广电总局考察组访问老人时,老人的回答。当时考察组拍摄了访问视频,并录有光盘,是由严帆将音频转化为文字的。笔者没有看见光盘,也未发现有国家广电总局向外公布出版的调研报告。
瑞金沙洲坝红色中华新闻台历史陈列馆里挂着当时李永福老人带着国家广电总局考察组一行到红色中华新闻台旧址福主庙参观的图片。笔者于2017年10月在瑞金市沙洲坝镇大布村实地寻找老人的下落,村民反映老人已故,后经瑞金市公安局户籍部门证实,李永福老人几年前已过世。
第二类证据是三件文物和三枚公章。三件文物,第一件是红色中华新闻台在1933年没有标注日期的用稿通知单;第二件是1933年中央苏区邮政总局发出的第36号通知,时间是10月7日;第三件是1933年中央苏区“二苏大”会议期间,组织广播宣传活动的报告,时间是12月20日。陈列馆展出了三件文物的照片仿制品。最早发现上述三件文物的是严帆,笔者采访严帆,他回答三件文物当时在收藏家手中要2万元一份,他无力购买,现已下落不明。严帆在2009年出版的书中说:“正是因原件未得,故本书不将其作为佐证,此几件文物亦是间接证据。”严帆称2002年8月,国家广电总局考察组一行目睹了这件珍贵的文物(指第一件文物),当场鉴定并录像拍照,存有光盘,笔者未见光盘。现陈列馆说明中也称“此文物下落不明”。三枚印章的图片,即是根据上述三件文物照片上的印章图案复制,在陈列馆中展出。
第三类证据为与红色中华新闻台有关的书报上的记载。严帆在《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史》一书中引用两份相关书报记载。一是1934年4月毛泽东“关于日本声明书的谈话”,署名“红中社”,1935年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苏维埃中国》第二集将此文收录其中。严帆在其书中称“此谈话由红色中华新闻台对外播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抄收了这份电稿。由于地处瑞金的红色中华新闻台的‘无线电播音听不清’,致使文稿缺记两句,因而当时在记录稿上加注”。二是中央档案馆藏(馆藏类号为二甲23号)1936年1月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第9期、第10期刊登的《毛主席在中央苏区广播电台上与法国记者的谈话》。严帆书中称:“此文应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瑞金利用广播电台,就中国红军抗日问题向法国记者发表的谈话,后在《救国时报》上发表。”严帆书中说:“这两份珍贵的历史文献,说明瑞金当时已经有了无线电播音”。
第一类证据中当事人杨九庆和李永福已身故,两位老人口述记录的共同之处是,由于听到了喇叭播报,疑似有线广播,所以当时苏区有口语广播。当时访问杨九庆老人的笔录已失散。访问李永福老人录像的光盘,笔者正在搜索中。第二类证据的三件关键文物,第一件是2001年6月由严帆在瑞金发现,关于第一件文物2002年经国家广电总局专家组鉴定的光盘,笔者正在搜索中。第二件文物和第三件文物的发现时间并未提及,并且流落民间。陈列馆中对这三件文物的说明仅限于“系民间流散文物,现分别由福建长汀县、龙岩市、(江西)瑞金市某收藏家收藏”。笔者对上述文物现在何处、被何人收藏在多方打听线索。如果能找到三份文物原件,图章也就一目了然了。第三类证据中前述证据之一毛泽东1934年4月“关于日本声明书”的谈话的报道,在瑞金市叶坪的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展览馆中可见报道图片,收入此文的《苏维埃中国》这本书笔者也在搜寻中。前述证据之二毛泽东与法国记者的谈话的报道,笔者在中央档案馆馆藏革命历史资料作者篇名索引中可以搜索到,已复印。但文中表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瑞金利用广播电台,就中国红军抗日问题向法国记者发表的谈话”,文中并未提及主席是利用广播电台无线电播音的话筒进行谈话。当时谈话究竟是通过文字广播还是口语广播(有线广播播音或者无线电播音)传送,在文章中比较模糊。
根据这三个标准,目前看来,无线电播音证据不足,苏区时期红色中华新闻台开展口语广播业务的部分证据有待进一步考证。
(二)播音员和器材考据
江西苏区如果有口语广播,必须有口语广播播音员和器材。涉及播音员和器材比较详细的文字记载出现在严帆2009年出版的《中央苏区印刷出版发行史》一书所引用的李永福老人的回忆文字中,以及刘卫国、刘照龙文章中的相似表述。老人回忆:“电台的侧边有一张办公桌子,桌子上有话筒,话筒一讲,它那个喇叭就响。”“喇叭里有时候呼叫‘飞机来了’‘飞机来了,快躲飞机’的话我们是听得懂(的),当地老表就会赶快躲飞机。敌人的飞机来轰炸,电台的喇叭就会大声讲,说哪个地方或哪个方向飞机来了,有时我们吃着饭也会把饭碗一丢,赶紧躲飞机。”“当时新闻电台(新闻台)的喇叭就悬挂在福祖庙边的那棵大树上,在那个大树杈上。这里电台话筒一讲话,树上的喇叭就很响,同时下赣州的马路那边一直到红军大学的喇叭一起都有响。除了庙里的喇叭之外,红军大学有喇叭,不远处的一个哨棚上也有喇叭,一样响。平时,我们还听过喇叭里放音乐,讲话播音时女人的声音更多,男人的声音更少,我见过电台里有红军女战士。”“当时电台周围有很多人,来来去去的,恐怕有百把人。在电台里播音的有两三人。红军走的时候,我们都很害怕。里面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我们也不知道。只记得红军走时在收线,有一个圈子,线绕在圈子里,拼命地在绕线。这个线,不是像现在的红红绿绿的,一律是黑线……”[5]李永福老人的回忆提到当时新闻台有男播音员和女播音员两三人,播出的内容是应对国民党袭击的防空警报,也有时播放音乐。回忆中提到的器材是福祖庙(实地考察是“福主庙”非“福祖庙”)边挂在大树上的喇叭、“下赣州的马路边一直到红军大学”的喇叭、庙附近哨棚的喇叭以及庙里桌上的话筒及黑色电线。上述描述接近有线广播的播音,播报的是应急信息和防空警报。
无线电广播的器材包括广播发射机(1940年建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发射机由周恩来同志从莫斯科带回)、发射天线、发电设备和话筒等播出设备,缺一不可。根据当时亲历者的回忆和展出图片可知,新闻台利用话筒、喇叭进行播音,手摇发电机和蓄电池、干电池提供电力,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喇叭扩音,这是有线广播的雏形,并非无线电播音的设备。由于亲历者李永福老人已故,其他证据有待进一步搜寻和考证。关于播音员和器材的相关证据说明,江西苏区开展无线电口语广播业务的证据不足。
三、红色中华新闻台在人民广播事业中的历史地位
笔者考证红色中华新闻台的定位、工作内容以及开展口语广播业务的状况,得出的结论是:红色中华新闻台进行文字广播毋庸置疑、有线广播已见雏形、无线电播音证据不足。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传播范围和传播效果几个方面看,苏区时期已有人民广播的萌芽,红色中华新闻台存在的历史是人民广播事业的孕育期。红色中华新闻台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有割舍不断的关联,红色中华新闻台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预演,为人民广播事业积累了经验、人员和物资等重要元素。社会历史的发展必然遵循其规律,任何事物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既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又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必然结果。红色中华新闻台的建立有其客观存在的要素,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与中国革命的发展分不开的,它是人民广播事业的孕育和萌芽,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艰难的发展过程。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并首次用军用渠道无线电明码进行文字广播,向国内外播发大会的新闻。1933年5月,红色中华新闻台建立,由岳夏负责,是利用国民党手中缴获的广播器材改装后白手起家创建的。红色中华新闻台于1934年10月16日因中央红军长征中止了在瑞金的新闻广播,但抄收新闻在继续。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很快恢复了新闻台的工作。江西苏区时期,新闻台对内每天源源不断地抄收中外通讯社的新闻并提供给中央苏区的党政军领导同志参考,发挥了“耳目”的作用。对外则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做外交发言。向上海中央局和鄂豫皖、湘鄂赣、闽浙赣、川陕边等几个主要苏区以及国民党统治区广泛传播苏区各级政府的指示、决议、法律、法规等,起到了“喉舌”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的“耳目喉舌”,它有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增进了全国人民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认识。为苏区扩红参战,揭露敌人的政治谣言和军事围剿立下了功勋,彪炳史册。红色中华新闻台利用喇叭为扩音器,直接提供一定范围内苏区军民收听的由工作人员播送的“有飞机来了”“快躲飞机”“国民党有行动了”等有线广播应急信息和防空警报,有力地协助了通信兵战士的工作。在中央苏区,毛主席曾经对电台人员说:“做任何工作都应该知道它的重要性。你们是革命的千里眼、顺风耳嘛,红军缺少了电台,就好比缺了块‘鲁班石’一样。”所以,电台的工作人员常用毛主席的话鞭策自己,发扬着一丝不苟、脚踏实地、不务虚名的忘我工作精神,这种精神传承下来,指引着现在的广播事业新闻工作者走好今天的长征路。
四、考证结果
(一)红色中华新闻台的定位和工作内容
红色中华新闻台在技术与业务上与军委三局有密切联系,行政上属于中央军委领导,业务上属于红色中华通讯社。但红色中华新闻台作为一个机构,具有相对独立性。
红色中华新闻台的工作内容是:第一,对内抄收白区以及海外广播电台播发的新闻,具体任务是抄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每天播发的电讯,将明码电报抄录下来,送往红色中华通讯社译成文字并选编油印成内部参考资料,送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负责同志参阅;第二,使用喇叭播音,直接供一定范围内的苏区军民收听的有线广播应急信息和防空警报;第三,对外将苏区建设消息、红军捷报或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声明、宣言直接送往军委三局,用军用电台以呼号CSR明码对外广播。
(二)红色中华新闻台开展口语广播业务状况
红色中华新闻台进行文字广播毋庸置疑,目前关于红色中华新闻台是进行无线电播音的口语广播电台的证据不足(关键证据一部分流落民间,一部分有待进一步搜集和考证)。
(三)红色中华新闻台的历史地位
红色中华新闻台存在的这段历史,是人民广播事业的孕育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人民广播事业在江西苏区孕育、萌芽,在陕北延安诞生并发展壮大。红色中华新闻台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有着一脉相承的割舍不断的联系。红色中华新闻台是人民广播事业的预演,谱写了一曲不畏艰险、服务工农的伟大颂歌,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人民广播事业在江西苏区孕育、萌芽,为通信保障、发布信息、培训新闻工作者、筹措广播器材、明确组织纪律、建立制度规定积累了经验。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追根溯源,了解这段历史、认识并学习这段历史,继承和发扬红色中华新闻台的精神传统,对当今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
[本文为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播音史研究”(17BXW039)的阶段性成果]
注 释:
①任质斌的《红中社的三大任务》,参见新华新闻研究所、社史编写组的《土地革命时期的新华社》,2004年5月出版,第16页。
参考文献:
[1]蒋齐生,于继华.新华社的由来及诞生年月[J].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80(2).
[2]后方无线电技术人员对前方各电队挑战[N].红色中华,1934-04-19.
[3]中央一级机关收集被毯的热烈动员[N].红色中华,1934-07-20.
[4]岳夏.我党我军的第一部“新闻电台”:长征回忆片断[J].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79(1).
[5]严帆.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77.
(作者为赣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2016级播音主持艺术学专业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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