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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频道 发表于  2019-01-07 08:48:50 3660字 ( 0/119)

蔡元培先生的北大往事


作者:宋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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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
那年冬天,他与北大的不解深情
1917年1月4日。时为国立北京大学的校门口,所有校工毕恭毕敬,迎接新校长的到来。
一位风度翩翩的学者从车上下来,竟然先脱帽鞠躬,向校工致意。
这一举动引起不小的轰动,要知道,彼时国立北京大学官僚气息浓厚,校长是大总统直接任命的要员,进门时校役需行礼,校长大人自是不必侧目。
这位儒雅的学者正是蔡元培,后来被北大学子们尊称为“永远的校长”。他的雕像至今伫立在燕园,与北大共沐春夏秋冬。
蔡元培的到来,书写了北京大学乃至中国文化思想界的崭新篇章。
彼时北大非此时北大也。
2018年5月4日,北京大学庆祝建校120周年。长期以来,北大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在各个领域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时光倒流回民国初年,当时的北大却是一个“很多大学问家听到都头疼”的地方。
彼时的国立北京大学本质上是一所培养官员的学堂,官僚气息浓厚,学风不端,教风散漫。
大部分学生“学而优则仕”,念书是为了混个文凭,然后当官;
许多老师“走后门”进来,为的是拿一份公家的薪水。老师上课,发给学生一些印好的材料,然后照本宣科一读就下课;
官僚习气,腐败积弊,但因背景特殊,没人敢管,前后5任校长都是满腔热血而来,遗憾而去。
彼时的蔡元培,也正为教育奔忙。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蔡元培应邀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他主持制定了《大学令》、《中学令》等,奠定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乃至研究院的中国现代教育体系。在这段时间里,蔡元培已经勾画出了中国未来教育的蓝图。
历经乱世,屡经失败,却不曾丧失教育救国的信念。
1916年,教育总长范源濂请他就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朋友大都劝他不必就职,“学校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
也有人说:“既然知道腐败,更应该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
从1916年秋接到范源濂的电报,到12月26日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蔡元培踌躇了三个月。最终让他下定决心的,是自青年时代就有的“教育救国”之梦:
“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1916年12月的北京,天寒地冻。
在北京前门附近的旅馆走廊,有一位身穿长袍,戴着眼镜的文化人不停徘徊。
旅馆伙计一打听,原来是这位先生要拜访一位客人,可是这个人正在客房里睡觉。这位先生招呼伙计不要叫醒他,而是拿一个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
这位先生,就是蔡元培。而他想见的人,是陈独秀。
蔡元培为什么急着要见陈独秀?他想请陈独秀做北大的文科学长。
陈独秀与蔡元培早已认识。陈独秀以及《新青年》在青年中的号召力,也是即将上任的蔡元培所需要的。
讲明来意,陈独秀却嫌自己学历有些低,难以担起文科学长的重任,便向蔡元培推荐说:“我有一位朋友留学美国,叫胡适,是哲学博土,年龄比我小,学识不薄,诗书文论俱佳,能有他任文科学长最好。”
于是,获得校长授职、尚未正式就任的蔡元培,一出马就将陈独秀、胡适两位知名人物招致麾下。

胡适
要想让北大变成真正治学的场所,需要“不拘一格降人才”
新旧政体交替之际,许多学人未能获得正式学位文凭,如何衡量其学术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蔡元培的眼光与判断。
“北大落榜生”梁漱溟年纪轻轻著有论文《究元决疑论》,被蔡元培看到了,认为水平很高,邀请他来学校讲哲学;
在新闻界崭露头角的徐宝璜任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新闻学导师;
任命国内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做理科学长;
当时因参与支持袁世凯“筹安会”而在天津潦倒的国学大师刘师培,同样接到蔡元培的邀请,被聘为文科教授,主讲中国文学史;

1920年,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由左至右)在小院门口合影
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政治保守、国学功底深厚的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留学归来的李四光、丁燮林等,以及法科领域马寅初、陈启修……一时间,北大名师荟萃,百家争鸣,出现中国群星闪耀的盛景。
于是校园里可见拖着长辫的辜鸿铭不买胡适的账;坚持旧文学的黄侃在课堂上大骂倡导新文学的师弟钱玄同有辱师门;辜鸿铭、刘师培与黄侃、陈汉章、梁漱溟等人,构成的 “旧派”与新派对垒,一时争论不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这是蔡元培先生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与坚持。面对新派学生一味攻击旧派的辜鸿铭、刘师培等现象,蔡元培出面劝导,“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
这一系列人事任免,为北大注入活水,构成蔡元培办学所倚重的基本力量。
对于北京大学和蔡元培来说,1917年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以蔡元培入主北大为标志,新文化运动有了阵地,新旧两个阵营最活跃的思想者们由他而汇集在了同一场域。

沙滩红楼为北大旧址
“北大在维新变法中成立,却在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时才真正诞生”
1月9日,国立北京大学开学仪式上,蔡元培以校长身份进行了就职演说: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生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砥砺德行,肩负力矫社会颓俗的重任;敬爱师友,师生应以诚相待,敬爱有加。”
蔡元培告诉学生们,读书要抱着求学的宗旨,不要那么功利。
“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
“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蔡元培又对老师们说: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
诤语良言,至今仍余音回响,掷地有声。
无数名家在此以辛勤汗水与毕生所学,耕耘北大的学术沃土。
渐渐教风端正,学风清明。
在这片土地上,蔡元培尽量培养学生的兴趣,鼓励社团活动。新闻研究会、学术讲演会、音乐研究会、画法研究会、体育会等,注重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
蔡元培常利用自己的人脉为学生请来业界名人指导。比如音乐研究会请来萧友梅、画法研究会请来陈师曾、徐悲鸿等。

徐悲鸿作《鲁迅与瞿秋白》画稿
教育以德育为先。主政北大后,蔡元培将老友李石曾早年在上海发起的“进德会”移植到北大,要求入会者戒除嫖赌等恶习,修身养性。
彼时北大,再不是腐朽的官僚养成所,而是真正实现了教育民主和教育平等。
启迪民智,开拓新风
不仅如此,蔡元培还设立了一系列有利于“启迪民智”的举措——
北大允许校外生旁听课程,正式生、旁听生和偷听生共处一堂。
1918年4月,北大开办校役夜班。提倡平民教育的蔡元培认为,但凡有求学之心者,便应当获得同等的机会。
1920年北大招收女生,首开大学教育男女同校的先河。

北大首开大学教育男女同校的先河
短短几年里,北大不但成为北方第一学府,也成了全国第一学府。
经营北大之难,难在树立其“学府”的本质,摒除其“官府”的实质。而蔡元培先生以其兼容并包的学术胸怀,与坚定决绝的改革信念,为北大去封建沉疴,树发展方向。
“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这段歌词,曾记录下北大师生对蔡校长执掌北大的感激之情。一百多年过去了,北大学子仍然忍不住时时回望蔡先生的背影,从他那里汲取思想、学术与人格的力量,自省、自励,不断前行。
历史上的今天,他曾以一人之力,拨开学府的迷雾,点燃思想的火种。正如美国学者杜威所评价:“以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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