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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央企新闻网 发表于  2018-12-06 08:43:54 4989字 ( 0/101)

“高铁内需”效应显现 提速面临三重掣肘

随着我国高铁运营里程规模不断扩大、高铁网络不断完善,区域之间的时空距离快速缩短,高铁出行近年来持续“爆发式”增长。借助畅捷的高铁,民众高频次在城市之间往返穿梭:走亲访友、度假旅游、商贸往来等,形成了人流、物流、信息流大量聚集且高速移动的生产要素流通大通道,催生出巨大的内需市场,由此产生的新概念“高铁内需”也成了热词。
扩大内需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措施之一,《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在京沪粤皖等地调研了解到,当前“高铁内需”动力仍面临盈利、软件和配套三重掣肘,影响了“高铁内需”的效益最大化。部分基层干部和业内人士建议,“高铁内需”这一新兴消费市场增长潜力巨大,如能去除束缚,让高铁“经济引擎”提速,这一潜在市场将进一步拉动内需、促进消费,推动国民经济更快更好发展。
旅客4年增加15倍高铁“火车头”效应显现
高铁被称为“新四大发明”之一,已然成为中国大国形象的新名片。2004年国家批复《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国高铁建设全面展开,短短十余年,“四纵四横”的骨架基本形成,技术发展位于世界前列。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赵红卫说,我国已构建起完备的高速铁路技术体系,覆盖勘察设计、施工建设、装备制造、运营管理等各个方面,总体技术水平步入世界先进行列,部分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复兴号”高速列车迈出从“追赶”到“领跑”的关键一步。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近年来,高铁出行出现了爆发式增长。部分专家认为未来将继续高速增长,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高铁服务的提升以及配套措施的完善,高铁出行对国民经济的“火车头”效应将发挥的更加充分,带动国内民众更加频繁流动,触发更多内需消费。
位于广州的华南高铁第一枢纽大站广州南站,在2010年开通初期,站内每天进出的客流量不到3万人,如今平常日均客流量就有44万人左右,春运高峰期甚至超过50万人。
地处中部地区的安徽合肥南站,是一座同时运行高铁和动车的车站。2014年底,合肥南站通车运营。当时该站每日运行列车14列,发送旅客0.5万人。4年后,每日发车320列,发送旅客7.5万人,分别增加了23倍和15倍。
大小车站均可以窥见我国高铁客流大增的一个侧影。在长三角,2017年,上海局动车组发送旅客达到4.67亿人次。在北京,京沪高铁旅客量不到4年就翻了一番,去年全年运送旅客突破1.8亿人次。在珠三角,仅仅是今年国庆假期,广铁集团发送旅客就达到1860万人次,再创历史新高,7成以上的旅客是由高铁运送。
部分专家认为,从当前的一些信号和情况看,因高铁引发的国民“位移”,未来一段时间将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
一方面,高铁网络在扩大。对于高铁而言,网络越完善,其发挥出的能量和效益就越高。十八大以来,我国高铁新增营业里程1.57万公里,到2017年底已达2.5万公里,占世界高铁里程总量的三分之二。按照规划,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布局合理、覆盖广泛、高效便捷、功能完善的现代化铁路网和高铁网,其中高铁3万公里左右,覆盖80%以上的大城市。
今年国庆期间,江湛铁路、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首次投入运营,假日旅客的出行需求进一步得到释放。备受关注的广深港高铁表现抢眼,10天假期运输发送旅客260万人次,同比增长43%,其中过港旅客65.7万人次。广铁集团客运处副处长欧阳欣说,从中国第一条大长干线武广高铁开始,广铁集团公司总运营里程已达9374公里,其中时速200公里及以上铁路达到3886公里,辖下有京广高铁、广深港高铁、沪昆高铁等13条高铁城际线。开行的动车组通达全国20省、4个直辖市、1个自治区。
另一方面,百姓需求也在增长。高铁不仅满足社会存量需求,还刺激出行增量需求。北京铁路局有关负责人认为,高铁的价格优势和准确性,不但在中短途旅行中具有绝对优势,在长途旅行中也将成为乘客的重要选项。这位负责人说,京沪高铁、京津城际等线路的全线提速,也进一步刺激了客流量的增长。京沪高铁在2017年日均开行列车453列,已经是非常大的行车密度,即使如此也会时常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况。
贵广高铁开通后,车票经常处于紧张状态,老家在贵州都匀、在广州做了多年生意的张贵说,以前回去一趟,要么花差不多20个小时坐火车,要么坐飞机到贵阳再转车,很多时候能不回家就不回家,现在广州高铁直达都匀,方便了很多,回家次数也多了。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研究员张春晓说,高铁一票难求现象侧面反映出社会对提高自身运行效率的期待,无论是商业发展还是个人发展,都希望能降低社会运行的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和效能。
合肥南站的客流调查显示,高铁出行已经成为中国老百姓出行的首选,主要原因一是安全,二是舒适,三是快速便捷。全国铁路数据显示,2007年至2017年,动车组列车累计发送旅客75.4亿人次,占铁路旅客发送量的比重由4.5%增长到56.8%,是10年前的10多倍。
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就是位移,越快速的有效位移越能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合肥客运段列车长杨丹说,高铁目前为止是服务于位移的工具中速度、安全、便捷和价格等综合“性价比”最高的工具,人的位移越频繁,消费也就越频繁。一张基于我国高铁网络上的新内需消费网正在悄然铺开。
催生新生活方式形成“高铁经济带”
在《国务院关于开展2018年国务院大督查的通知》中,持续扩大内需是六大督查重点之一。由此可见,扩大内需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关键措施之一。京沪粤皖基层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高铁推动的快速位移,除了直接刺激基础设施、城市短途交通、餐饮住宿、通讯娱乐等产业外,其对内需的拉动作用还出现了向纵深发展的态势,归纳起来主要有3个方面。这些新消费苗头值得关注,耐心培育有望形成内需大市场。
一是高铁催生“双城通勤”新生活方式,拉动大城市周边中小城市发展。随着高铁提速,不少小城市到周边大城市的高铁时间缩短至1小时内。居住在小城市,工作在大城市,每天往返,在高铁业内被称为“通勤”。高铁列车长杨丹说,比如在昆山住、上海工作,在廊坊住、北京工作的人们,上下班都选择高铁,票价也就几十块钱。“有旅客没有取票,会在进站前出示他的购票信息,我一看,未来一个星期的票提前都买好了。近年来,每年上海高校毕业生人数高达17万人以上,就业率保持在90%以上,非上海生源毕业生留沪比例在80%以上,上海高房价并没有让这些年轻人退缩,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依托高铁一小时交通圈内购房,实现‘双城通勤’”。
二是高铁连通青山绿水和金山银山间,形成快速发展的“高铁经济带”。采访中,京沪粤皖高铁业内人士一致反映,近年来高铁旅游客流呈几何式增长,越来越多的青山绿水,正成为经济发达省份游客的目的地和消费地,青山绿水正因高铁通道而日益成为金山银山。
欧阳欣告诉记者,近几年来,广铁集团加快铁路建设尤其是高铁建设,贵广高铁和南广铁路开通后,三地共建粤桂黔高铁经济带,使珠三角地区和大西南地区连接。2017年贵州地区生产总值、农业增加值、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居全国前列。在长三角地区,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上海局区域内80个旅游城市铁路客流增长迅猛,其中仅大别山区的金寨站共到发旅客6万余人,客流同比增长24.5%。金寨县的一位农家乐餐馆老板对记者说,高铁通车后,餐馆里红烧肉从30多元一碗涨到了50多元。
三是高铁通道“总部经济”趋势出现。上海虹桥站投入使用后,上海市政府随即开发建设了虹桥商务区。8年来,很多企业采用“将中国区或长三角区域总部设于虹桥商务区、将制造工厂挪至长三角城市”的发展模式,借助高铁搭建总部与工厂通道,帮助企业降成本增效率。目前,虹桥商务区已入驻企业超过700家,其中包括30余家开发商总部和上市公司区域总部,累计注册资本近40亿美元。
一流站场三流服务管理“软件”亟待匹配
部分受访专家认为,高铁飞速发展带来的内需潜力巨大。但当前却面临一些掣肘因素,若能进一步化解高铁“经济引擎”上的一些束缚,刺激高铁对内需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国民位移的快捷度和舒适度,“高铁内需”的潜在红利将进一步得到释放。
首先是盈利压力束缚。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胡迟认为,近年来,我国多个城市间开发了高铁项目。但从盈利来看,多数项目恐怕短期内很难实现盈利,资金压力会对企业造成压力。一些数据显示,仅是中国铁路总公司负债就达数万亿,对企业对行业都形成了巨大压力。一位高铁站负责人对记者说,现在很多高铁车次完全可以提速到350公里时速甚至更高,但是更高时速意味着更高运营成本。高铁提速,社会呼声很高,而企业积极性不高。
其次是高铁“软件”束缚。高铁硬件快速发展,但一些地方的“软件”匹配不上,出现“一流的站场三流的管理服务”,比如被曝光的北京南站打车难、黑车多等。而号称“西南在建最大客运枢纽系统”的重庆西站自开通后就备受诟病,因“迷宫”式设计,导致旅客“出站就迷路”,排队等车要一两个小时,引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10块钱带路”现象。
还有产业配套束缚。中铁隧道局工程部部长陈文义说,我国高铁工程建设能力已处于世界一流位置,高铁建成后,对交通、旅游有直接而明显的提升,但与当地更多的产业联接仍需要加强,高铁城镇综合体等提法已经提出几年,但目前仍未有突出的范例。
中国高铁在全球范围内已经进入“部分领跑、整体并跑”的阶段,其他国家很难有特别好的经验和实践案例可以借鉴。针对当前中国高铁发展和内需市场的实际,有关人士建议:
第一是科学化高铁建设的布局,强化与当地经济、产业的协同发展。张春晓说,应当通过高铁建设,与地方产业布局密切结合,全面推动制造业快速发展。通过高铁的配套建设以及相关配套政策,提升整个装备制造业迅速发展,打出一套实体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政策的组合拳。
高铁是带有社会公共产品性质的服务,但也需要采取合理的市场化措施提高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国家相关政策文件多次提出,要鼓励民间投资、放宽市场准入、破除各种隐性壁垒等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尤其是在铁路等领域推出对民间资本有吸引力的项目。《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更进一步提出取消铁路干线路网的建设、经营须由中方控股的限制,取消铁路旅客运输公司须由中方控股的限制。这些都释放出明确的政策信号。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应切实贯彻落实中央政策,为民间资本进入铁路领域创造良好的渠道和环境。
第二是提高高铁运营管理的市场化水平,进一步灵活车票等价格反应机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顾海兵说,比如高铁车票价格可以更加细化,从北京到杭州有15趟高铁,最快的高铁在4个半小时内能够抵达,最慢的要超过6个小时,但是这些高铁的价格一致,这并不符合市场规律。应当对这些快慢速度不同的车次车票价格进行相应调整,追求效率的人愿意多花钱,时间不着急的人也可以少花钱。早上5点的高铁和12点的高铁价格也要有所区分,高峰和低谷价格不能相同。
第三是提高高铁服务的“软件实力”。硬建设和“软服务”是我国高铁发展的两条腿,“软服务”是民众出行最直观的切身感受所在,铁路部门一是应当提升车站管理的专业化能力,避免“高大上”的车站,服务水平却是“脏乱差”。二是车厢服务和管理能力也应当提升,应当有更大的力度更大的投入,对车厢文明进行整治,对备受关注的“霸座”行为要严格处理,对车上大吵大闹,制造过大声音影响其他乘客乘车体验的,也要敢于担当敢于管理,一个安静、有序和文明的车厢,才能匹配我国处在世界前列的高铁发展水平。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由记者代群、吴涛、熊林、汪奥娜、吉宁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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