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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频道 发表于  2018-07-11 09:12:52 10151字 ( 0/89)

我为孩子们支教,孩子们为我疗愈

小林在村里的街道上

小林的课堂

小林的卧室
这里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偏远山村,风景绮丽。站在村里任何一个位置,四面望去,满眼都是连绵的群山,平地拔起,危峰兀立。
可是,风景虽美,交通非常不便。2018年6月5日,我从南宁到县里,到乡里,再到村里,耗了一个下午,夕阳西下时,才抵达这个群山环抱中闭塞的小山村。也许正因如此,本文的主角林文萍,才会在大学毕业后,千里迢迢从四川来这里支教。
我是专门来采访小林姑娘的。两个星期前,我收到她的来稿,洋洋洒洒五千多字,尽述其抗抑郁经历。老实说,她的经历并不复杂,无非是大学期间抑郁症急性发作、住院,然后出院、痊愈,有一些感受,等等。类似文章“渡过”公号上有很多。
不过,我还是发表了她的文章,主要原因在于她提到:病情缓解后,她到广西支教,在支教中完全康复。
这个情节吸引了我,我又好奇又担心。担心的是,从她的叙述中,我判断她的病不只是简单的抑郁,而是“双相情感障碍”,而双相是有隐蔽性的。她重度抑郁住院,仅仅一个多月就出院,服药3个月后就停药,会不会有复发风险?
好奇的是,如果她如今好了,那么,支教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我知道有“公益疗法”之说,想通过小林考证一下,是不是确实有效,以及限定条件是什么?
带着好奇和担心,我联系上小林,来到了她支教的小学。小学坐落在村中心,白天是村庄最热闹的所在。傍晚,放学之后,喧嚣散去,偌大的校园只剩下几位外地支教老师和校长夫妇。这个群山环抱中的中国最基层的村小,显出了空旷寥落的模样。
我们在小学的操场上漫步。在四周黑黢黢山影的映衬下,小林对我讲述了她患病之初的往事。
抑郁难捱折临床治愈
2015年9月底,刚参加完司法考试的我,放弃本校研究生保送资格,准备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考试。
时间只剩3个月,压力巨大,但当时的我并没有把这当成什么大事。差不多坚持了两月,考研还剩30天,坏消息接踵而至——司考成绩不如人意;曾以为的灵魂伴侣因异地支教劈腿;家中出现重大变故,爷爷的病一天天变得更重……
我开始不受控制地整夜整夜哭泣,然后失眠。天气越来越冷,起床和吃饭成了每天最难的事。我谁也不想见,又忍不住地害怕,渴望被关心。
争强好胜的我不想被任何人看出端倪,尽量躲着熟人,每天也还去图书馆看书。我躲在最角落的位置,一坐下来,所有不愉快的经历就像放电影一般循环播放。每晚也一定要快熄灯我才能回寝室;下雨天会一个人站在操场中心冲着自己怒吼,甚至自扇耳光埋怨自己无用;坐车不敢靠近门,总觉得自己下一秒会跳车被乱车撞死;一上厕所就把自己关在里面两三个小时;以泪洗面差不多是常态。
室友有所察觉,但临近毕业忙着各寻出路,估计当时想离我这个“瘟神”能有多远就多远吧……这样的状态一直挨到了考研结束。
心中总有挥之不散的阴云,不论别人如何和自己讲道理、聊天、安慰、鼓励,我再也变不回去原来的样子——那个热情大方、整天乐呵、能言善辩、热爱生活的自己。
我想自救。那时我对抑郁症一无所知,也认为患病是自己“意志不够坚定”所致。于是我找能量场很高的超哥聊天,好了一两天又不行了;易琴带我回宜宾散心几天,二嬢一生坎坷励志的经历也激励不了我。
后来,我还一个人坐上硬座绿皮火车,去贵州桐梓找在我看来阳光积极的祥美姐,想从她身上获得生命的能量。没想到见到她,她和男朋友一帆风顺的事业和逍遥自在的生活,更让我坐立难安。
我想我可能是病了,终于去学校心理咨询中心治疗。那老师贴着慈悲的微笑一口一个“我理解你”,我恨不得痛骂她一顿:“你这个虚伪的骗子!你根本理解不了我的痛苦!”可是,我连和她争吵的力气都没有。
没有地方可以收容,我不得不回家。那晚妈妈问了一句:“女儿,你到底怎么了?”我抱着妈妈,好像不知道受了多大委屈,哭得声嘶力竭,直到手脚发麻瘫在客厅里。
回家我想找份兼职换个心情,可是我起不来床,一到早晨我就觉得浑身被针扎似的疼痛,心底会冒出声音说:“何必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意义呢?他们日复一日地重复劳作着,一眼望到头全是痛苦,还不如死了算了。”
我木讷、冷漠、狠心、自私、无情。趁他们不注意坐上窗台,大晚上偷偷跑出家惹得全家出动来找我。我在网上看世界上的死法,写了遗书。我不吃饭,我不起床,无论谁叫我,谁求我,谁给我讲道理,谁在我边上哭。
我糟糕透顶了,挨着日子过了我一生中最悲惨的“新年”,那时母亲没日没夜地哭是支撑我活下去唯一的动力。
我给妹妹说,我可能抑郁了。家里并没有人懂,也没有人相信我,他们以为我在装疯卖傻。
转机发生在某一天,我中学时代最好的朋友老祝,从县城来到我家。他不和我讲道理,只是告诉妈妈:“她就是病了,带去医院有病治病,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听医生的。”
我落下感激的泪,但什么话也没讲。这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被理解,被包容,终于有人相信我不是在装疯卖傻以逃避世俗。我终于可以把身上重重的壳卸下来。
我开始了治疗。先是去一家在某搜索引擎上位居榜首的私人医院,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立即办理了住院手续。一晚上做了整套的检测,火急火燎花掉了五千多元。治疗了两周,吃了药就睡,毫无起色。第二次去的是公立医院,诊断结果依旧为“重度抑郁症”,立即入院治疗。
前十来天没一点好转,加大安眠药剂量才能入睡。直到我在走廊外听到主治医生告诉妈妈:“你女儿是双相情感障碍,需要终生服药。”
妈妈那晚抱着我,不停地抚摸我,什么也不说。我暗自想:我不能接受终生服药,一定要绝地反击了。
我开始从心底里接纳医院的治疗办法: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物理治疗。
在医院一天的安排大概是:一睁眼就给自己加油打气,起床吃饭,早间冥想、瑜伽操、输液、服药、颅磁共振治疗、个人心理治疗、团队治疗(音乐、图画、戏剧等形式)和家庭治疗、病友集体活动等。
那个时候药物治疗用量很大,体重飙到了150斤,整天昏昏欲睡。老记不住事情,目光无神、恶心犯吐。
我从书里学到“恐惧盒子”和“成功日记”的方法。每做一件事之前会把我的恐惧写下来,一遍一遍告诉自己不需要害怕;我咬牙每天写“成功日记”,告诉自己不是废物,哪怕只是吃饭、接电话、散步两圈、和人微笑、看一集综艺节目,那都是值得称耀和庆祝的事。
睡不着觉的时候,就看电影,《被人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和《我的丈夫得了抑郁症》《百元之恋》等等,像是在这些losers(失败者)身上看到自己——人生哪有那么多的胜利,挺住就是万幸了。
毕业的日子指日可待,妈妈陪着我去网吧修改毕业论文;我哭的时候她就守在一边,难受也包住眼泪什么都不说;担心我半夜再跑,每晚把腿搭在我的身上;医院里的科普课,她一页又一页的笔记记得详尽从不有任何遗漏;还要忍受我阴晴不定的坏脾气……我时常想,如果不是妈妈,我或许真的迈不过那个坎,糟糕地不见了。她的爱实在太厚重,我此生也无以回报。
像我这样只在医院里住了三十来天就出院的重度抑郁症患者,实在少见,我也实在幸运。用药三个月后再去复查,那句“终生服药”变成了“你康复了,可以停药了”。
自此,我的生理表层创伤算是基本治愈了。
一个人与一群山的孤独
小林讲完她的抑郁和治疗经历,已是深夜。她的讲述让我唏嘘不已,其中最让我震撼的是她的“成功日记”。我完全可以想象,当她把常人看来极其简单的事情,作为“成功”一笔一画地记载在本子上时,承受着怎样的苦痛和折磨,而表现出的求生意志又是多么强大。我看着眼前的她:如此健康阳光、活力四射,当年承受的痛苦已经烟消云散。这验证了我的一个判断:抑郁症患者康复后,完全有可能比原来的状态更好。
时间不早,我们决定休息。这里是小山村,没有旅店,只能住在学校。好在有几间教师宿舍空着,推开门,潮气和蚊虫扑面而来。小林替我收拾好床铺,找来蚊香。我多年不用蚊香了,一点上,那强烈的硫磺气味,立刻把我带回小时候的岁月……
宿舍门外,便是小学的操场。 万籁俱寂,一切都已睡着,只有四周的山影伫立。
我想象着小林,她来这里已经两年了。两年前,她大病初愈,一个人独自来到这个艰苦、封闭而孤单的环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是爱心,还是逃避,或是冒险?当然,从身体状况看,现在她已康复,这是运气,还是必然?我决定明天要打开这个疑问。
第二天一早,窗外的鸟鸣和人声把我吵醒。这里不似大城市,很早孩子们就到学校里玩耍。我站在宿舍门口,看着他们嬉闹。
小林也过来了,领我去吃饭。我们的话题随即开始:她为什么要来这里支教?两年的支教对于她的康复,是好还是不好?
“这对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小林说。
出院的第二天,我偷偷去医院旁边的网吧,填写了一个支教项目的网上报名表。经过三轮面试,顺利拿到录取通知书,来村里支教两年。
这两年常常被问及:为什么要去支教?这个问题,其实对我来说根本不是问题。
我在读大学期间,一直从事和农村留守儿童有关的公益活动。相比格子间里中规中矩的工作,我更喜欢做农村的发动机,而非城市的螺丝钉。罗素说过一句话:“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但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这句话多年来一直吸引着我。
可是,要把这个愿望付诸现实,需要勇气,需要克服阻碍,放弃很多世俗的追求。一场突如其来的抑郁症,让我放下了很多东西。我想到,幸福本源乃参差多态,我不要等,我要尽我所能去经历各样的人生风景。这也是我力所能及的回归社会的方式。
对我的想法,家人起初不理解,担心刚从黑暗中走到阳光下的我,不适合去偏远农村受苦受累。他们甚至怀疑我是不是还没有好完全,又选择一种方式来逃避,或者继续伤害自己。
我给父母写了一封长信,把对项目地的了解和我所做的准备,毫无保留地冷静地告诉他们:“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也是我能够做到的事情。”
父母怀着忧虑妥协了。出发前,我创办了自己的公众号“林姑娘的木时光”,打算把未来两年里的一点一滴都记录下来,给自己留个念想。
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这次抑郁发作太刻骨铭心了,我希望我所经历的一切,可以成为日后创作的灵感——如果有可能,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后我想拍一个关于自己的纪录片,去影响更多处于“黑暗”中的人。
正式入职前,支教单位为我们安排了近40天紧张而又充实、高强度的暑期培训。那些天,我异常地兴奋和高亢。课堂上回答问题最积极的是我,参加活动最激动的也是我。每天睡眠4个小时,一大早我就要把同寝室的姑娘叫醒,因此被她们送了一个外号,“理想的闹钟”。培训结束,确定派遣名单的时候,竟没有一个人愿意和我搭班。他们说:“文萍太上进了,会给别人带来压力。”
现在回顾,那时的我可能还是有些轻躁狂吧。
2016年8月26日,我来到项目学校。这里距离县城50公里路程,六个年级六个班,总共200左右学生。我即将接手的是三年级的一个班。
到了学校,我和另一位女同事同住在一间30年前修建的平房里。最不方便的是洗澡和上厕所,是在距离房间200米外的学校角落里。
刚到学校的晚上,天降大雨,屋内小雨。床上放着一个塑料盆,在“滴答、滴答”的背景音乐中,我度过了第一晚。
开学第一天,我在我的班级做了一次摸底检测。全班语文平均分21.56分,最高分仅51分。我蒙了,孩子们吵闹混乱的课堂也让我无从下手。
一上课,就是痛苦的开始。第一个周末,无力的我写下这样一首小诗,《初见》
初见你的孩子
各个身材小小
眉清目秀
走近你的孩子
平均分不及33分
遭受着责骂和嘲笑
他们任性肆意
脱鞋、抠脚、讲话、走动、打闹
不知什么是PPT
不知如何标注自然段
不知如何做笔记
他们习惯着否定
除去微笑
就是摇头
我走进教室里
每一分钟都觉得很难
三尺讲台
两轮春秋
静待花开
最初的挑战,除了来自沉重的教学压力,还有面对学生原生家庭问题的无力,更有节假日冷清的学校,要应对一个人与一群山的孤独。
关爱学生自我疗愈
如果不是身处当下,小林的讲述我未必能完全理解。但住了一晚,我已经能感同身受。不过,我又想,支教生活固然是艰苦而寂寞的,可是对于抑郁症初愈者来说,说不定相对比较简单的环境,正适合疗愈呢!
当然问题不会这么简单。抑郁症患者在康复中,既不能承受太大的压力以至于病情复发,又不能脱离集体,离群索居,毕竟彻底康复的标志是全面回归社会。小林大学毕业后,避开喧嚣的都市和复杂的职场关系,独自一人来到这里,可以说获得了一个难得的休养生息之机,但个人价值和自我肯定又如何实现?
这个疑问,在小林的课堂上我得出了答案。
上午,我听了小林一节课,看她和孩子们互动。孩子们对她是欢迎、认可的,也许是知道再过一个月她就要离开,好些孩子表现出对她深深的依恋。小林知道,在这最后的时日,她要做的是如何恰当地和孩子们告别。她和孩子们都需要克服这种情感上的依赖,需要珍惜当下的每一个时刻。
处理好别离,就是找到彼此内心的安全感,这对小林同样如此。课堂上,小林和孩子们共同做了一个游戏:将未来的时间换算成秒,算出来是一个巨大的数字。然后,小林拿出时钟,问孩子们:“有什么事物或者人会永远存在吗?”
小林告诉孩子们:“无论现在黑板上的数字有多大,它都会滴滴答答地溜走。我们除了珍惜,将它过得更精彩,别无办法。”
在一篇给孩子们的文章里,小林写道:“不论未来在哪里,我的心里都会挂念着你们。希望有一天,你们出现困难不知所措需要求助的时候,林老师出现在你们的脑海里。我离开,并非因为我不爱你们了,是因为林老师需要去做更重要的自己,培育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老师,来日才可以真正成为你们心目中的超级英雄……”
孩子们也用文字表达了他们眷恋。在一个周记本上,我看到一个孩子写着:“老师,你来了,我考了55分,你没来,我考了3分。老师,你不要走,你在这,我一定一定会考得88分。”
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听小林上课。我注意到旁边有一个孩子,孤零零坐在一张课桌前,没有书包,没有课本,但听得很专注。
下课后,我问小林这个孩子是怎么回事。话题由此开始。
这个孩子叫小淇。在他3岁时,因为贫困,他的妈妈逃离了家庭,从此杳无音信。有一次上课,他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不是因为勤奋好学,而是因为淘气——他在课堂上竟然翻起了跟头!
还有一次,课间,他被马蜂蜇了,脸肿得老高。我对他说:“让你妈妈帮你热敷一下。”他回答:“我没有妈妈!”我这才知道他家里的情况。
他家几乎就是家徒四壁,爸爸常年在外打零工,勉强维持他和姐姐的生活。一次家访,聊起他的妈妈,他爸爸在我面前忍不住哭了:“谁有钱就跟谁跑,家里一分钱存款没有,讨不了媳妇的。”对三十来岁的农村男人来说,媳妇跑了就是一场天大的灾难。
尽管淘气,但小淇本性善良,家里再穷也不偷不抢。他从来没有好好学习过,上课凭心情来决定是否捣乱,一有空就去山上抓蜈蚣卖,挣几个零花钱。我发现这个孩子已经无法从学习上获得成就感,意识到他所需要的养分不是分数。我能做的只是教会他如何做一个自食其力、堂堂正正的人。
像小淇这样让我头疼的孩子不只一个。有的因为营养不良,有的因为家庭支离破碎,有的因为有不被理解的疾病……
小龙是我在周记里写过的孩子。他个子很高,眼睛亮亮的,看上去很精神。但到学校的第一周,搭班老师就善意地提醒我:“这个孩子智力有些问题,学不会的,离他远一些就好。”
我偶尔会找不同程度的问题提问小龙,想测试他的智力程度。他的字写得方方正正,作业都能按时完成,每次作文也都写得认认真真,可一到单元检测,他从没超过20分。
最开始,小龙会趁同学们不注意,把他们的书包、衣服画得乱七八糟,有时还会攻击其他同学。我悄悄代替小龙向同学们道歉,希望懂事乖巧的孩子们照顾他、帮助他。
一天,小龙突然想起很久前同学间一个小纠纷,就在班上大闹起来。他挥舞着笔,就像挥舞利器,不分青红皂白乱扎一气。小淇的肩头上就被笔扎出几个红色的小圆点,来找我告状。那天,我说了小龙几句,他偷偷藏在保安室背后的墙角处,我和班里同学把整个学校翻遍了都没有找到他。又一天,我听说他中午跑到公路上,躺着想要自杀。他说他要逃离这里。
第一次家访,我告诉家长,孩子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建议他们有空带孩子到南宁专科医院做一下检查。小龙爸爸因为这个事情和妈妈吵得不可开交,他一直在外地打工,不相信他的宝贝儿子会有任何问题。
寒假期间,我得知小龙妈妈还是带孩子做了检查。医生说,孩子得了注意力缺陷障碍和多动症,开始做药物治疗,每个月费用要一千多块。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妈妈去村里的幼儿园上班,听说最近在准备保育员资格考试。
新学期,小龙服了精神类的药,总是没精打采。每天晚上我都会收到他妈妈的信息:孩子在学校乖吗?孩子进教室了吗?……他妈妈希望孩子有任何异常,我都能第一时间和她联系。
后来,小龙的病情一直不稳定,我得知因为家里经济困难,他停药了。我意识到,在农村,像抑郁症、注意力缺陷障碍这类疾病,会被当成鬼附身一样不被理解,小龙的妈妈为此承受了巨大的精神负担,也难以找人求助。我便和另一位支教老师通过社会途径帮小龙找到资助人,使他能够恢复治疗。现在小龙的病情基本得到控制,情绪也稍微稳定一些,即便再复发,也可以很快自我调节和恢复。
这样的家访我进行过多次,在和村民的接触中,我感受到被接纳,逐渐摆脱了孤独。为了让自己不至于在闭塞的环境里落伍,每天晚上我购买网课充电学习,也以此打发寂寞和漫漫长夜。
渐渐地,我的学生语文成绩平均分,从最开始的21.56分、0人优秀,提高到目前的61.98分,10余人优秀。有孩子在班级树洞里写纸条告诉我:“林老师,我过去是一个只能考16分,连‘笨蛋’都不会写的笨蛋,现在我考86分,上台领奖状了,再也没有人可以笑话我是笨蛋了,谢谢你。”
融入环境和生活中,我不断发现学校和社区的缺失,便把我认为最美好的三个事物——阅读、诗歌、电影带给孩子们。在爱心人士的捐赠下,我们建起了班级图书角,做了阅读联赛。我们参与诗歌课程设计,一年四季给孩子们上诗歌课。孩子们的作品在网上获得了700多元的打赏,诗歌课程还被搬到了网络平台,全国有超过100所学校的孩子正在上我们的诗歌课。
我喜欢看电影,便发起了“乡村影院”项目。我希望村里人也能和城市人一样,有一个叫做“电影院”的去处。我的想法是:通过放电影的方式主动和社区居民接触,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潜移默化影响家长的教育观念,为孩子们打开通往世界大门的一扇窗,期待成为乡村社区文化的引领者。我还借助其他公益机构力量,为孩子们上“性健康教育课程”“一扇窗计划iPad进课堂”“日慈心灵魔法学院课程”……
阳光照进万物缝隙
听到这里,我打断了小林的叙述,她提到的“乡村影院”项目引起我很大兴趣。以小林一己之力,如何操作这样的电影项目?怎么引进电影?在哪里放映?
小林告诉我,通过机构项目基金申请和社会爱心人士的捐赠,她购买了音响、幕布、投影仪、板凳,又精心挑选了适合亲子共看的电影,围绕社会、励志、历史、教育、亲情等题材,从正规渠道下载电影,一到周末,便去村里的空地上放映。
我让小林带我去放映点看看。上午放学后,她带我来到村里。
中午时分,是山区一天中最热的时段。烈日当头,晒得人裸露在外的皮肤火辣辣的。小村不大,只有一横一竖呈丁字形的两条街道,交叉处,就是小林说的那块空地,算是小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和现在中国许许多多凋敝的村庄一样,年轻人大多出外打工,街道上空荡荡,偶有老人拄杖踽踽独行。更多的是一只只狗,横卧在路中间吐着舌头,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我想,小林和其他支教老师来到这里,至少会给这个封闭的小山村带来活力和欢笑。
站在这块空地上,小林跟我比划着,放映机安在哪里,幕布立在哪里,“人多的时候,幕布正反面都坐满了人。”
“乡村影院”项目最开始只从一所项目学校做,后来慢慢推广到其他31所项目学校,这让小林很欣慰。
“我没有想到,自己一个小小的念头落地,会让32个村落单调乏味的周末夜晚有了些许不同。不知不觉,在小小的范围内,我成了乡村社区文化的引领者。”小林说。
支教生活即将结束,我常常被问,也常自问:两年里,你有什么收获?
我现在可以回答:我最大的收获是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从最开始的寂寞、孤独、惶惑,到逐渐适应环境,充实而又丰富,支教给我带来久违的快乐。孩子们具有强大的治愈力,从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眼睛里,从他们单纯可爱的笑脸里,我一点点找回自信。
我意识到:比起孩子们对我的需要,我更需要孩子们。与他们朝夕共处七百多天,我感受到被需要的价值感。这种价值感驱使我自发地探索生命,认识自我并充满自信。
两年里,我比过往生命中任何时刻都无所畏惧。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审视自己过去20年的生命。我慢下来,让我的身体机能跟上我的雄心。我找到生命的意义在于“经历”而非“被期许”。我明白我生来就是“为自己”而非“责任”,我可以抛掉成见去看到生命的更多种可能,一丁点一丁点地找回自信,也一点点变得更有力量、更懂珍惜。
在病中,我抄录过我很喜欢的美国诗人玛丽安娜·威廉森的一首诗:“当我们从自己的恐惧中解放,我们就自然而然地解放他人。”这首诗,现在我还经常在回味。
和小林在一起待了两天,我对她的过去和现在有了全面的了解,原先的担心烟消云散。我确认她已经痊愈,而且还比较彻底。尽管她很早就停药,但不知不觉中,她走出了一条正确的康复道路,这可以理解为命运的馈赠吧。
临别之前,我对小林说:“我来给你这两年的病情和治疗,做一个全面的概括和梳理吧。”
我说,你的疾病,主要不是心理问题所致。你的原生家庭尽管不完美,但总体是健康的,你的性格也没有什么扭曲。你的病,可能更多是出于内源性。多年来你对自己要求过高,负荷过重,启动了你的内源易感性。人的生命能量是守恒的。当你过度使用自己,透支了生命,时间久了,就会积劳成疾,体力、精力流失,最终不能承受。
好在你没有耽误太长时间,积极采用药物治疗,又幸而你对药物敏感,于是短短一个月内,用药奏效,三个月后,临床症状缓解。
这时,你停药了。按说这是很冒险的,幸而你选择了来这里支教。尽管条件艰苦,但人际环境相对友好单纯,你得以休养生息,尽管中间也有过几次小的波动,但总体上你的身心逐渐平稳,平安度过了最初的恢复阶段。而后,你逐渐适应了环境,在和孩子们的相处中,你感受到被信任和被需要。印度有一句古话,“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有能力帮到别人,是一种更高程度的价值实现。这其实是一种深层次的心理治疗。
更重要的,两年的支教对你还是一次精神世界的整理和重构,好比人生第二次成长。你的生命在一点点重建,你对外部环境更有把握,你发现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并且能够赋予它们更多意义。你对未知、不确定的未来有了更多的把控力和勇气。任何精神障碍都是内心冲突的结果,你解决了冲突,虽然停了药,至今也安然无恙。
对我这个解释,小林表示认可。
“对的,”小林说,“我的感觉也是如此。我不能肯定在未来某个时刻,我是否会被再次击倒,可这两年的支教经历,教会我更科学地对待疾病,我也因此学会善待自己和周遭。”
“那些痛苦不堪的经历腐烂在我的内心里,成为独特的养分,滋养我向着阳光和不再畏惧。”
看着小林,我想起了一句话——
“万物皆有缝隙,光由是照进。”
(张进,《渡过——抑郁症治愈笔记》作者,公众号“渡过”创始人。本文来自腾讯公益旗下“益视频工作室”。)
张进 来源:中国青年报

阅读全文:http://gongyi.people.com.cn/GB/n1/2018/0711/c151132-301400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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