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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频道 发表于  2018-06-29 08:34:43 2891字 ( 0/104)

台湾难解“医荒”困局

台湾年轻医师少,医师人力不足的问题,日益引发关注。
(图片来自台媒)

工时长、手术风险高、医患纠纷多、收入低、年轻医师少,台湾医师人力不足,医师人力荒问题日渐显现。随着近些年台湾人口老龄化加速,“医荒”问题愈发引起社会担忧。
“医荒”问题 日益突出
台湾卫生研究院在其最新的一份评估报告中指出,预计到2022年,内科医师不足人数将达到3527人,外科和妇产科分别缺1519人和216人,儿科最多缺额361人,急诊人力短缺将达到604人。
台湾卫生研究院群体健康科学研究所所长熊昭认为,作出这样判断的重要依据是台湾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台湾有关部门今年4月份发布统计数字,截至今年3月底,台湾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14.05%,宣告正式进入“高龄社会”,并且预计8年后突破20%,进入“超高龄社会”。“台湾每年培养的医学系毕业生大约有1300名,而老年人口却是以几乎每月1万人的速度增加,对医师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大,尤其是内科。”熊昭说。
老年人最常出现的慢性疾病如心脏病、糖尿病、癌症等,都需要到内科就诊。据测算,65岁以上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到内科门诊的就医次数合计为37.93次,是30至50岁人口的5倍。老年人口持续增加,内科的看诊压力最大,也是医师人力荒的重灾区。熊昭透露,台湾内科医师招收率2012和2013年只有六成。自2013年起每年补助五大科年轻医师12万元(新台币,下同)后,内科仍然只有八成招收率,新增医师数量难以满足现实医疗需求。
相比于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台湾山地离岛地区的“医荒”现象更为严重。花莲县玉里镇慈济医院医师李晋三每周需要搭车下乡出诊一到两次。“山地偏乡医疗资源有限,有的居民要看个门诊至少得坐2小时的车,他们来不了的话就只能我过去了。”李晋三说,台湾山地离岛地区,每万人拥有医师数是全台平均水平的1/3,部分地区的医民比甚至能达到1∶4300。“其实整个台湾东部地区医师招聘都很困难,年轻医师不愿来,我们只好继续做下去。”让年届七十的李晋三最感担忧的是偏乡医疗事业后继无人。
的确,就诊患者的年龄在增加,医师队伍也在老化。有业内人士分析目前全台执业医师年龄,其中60至69岁数量从2015年的5765人攀升到2017年的6180人;全台60岁以上医师占医师总量的比重从2013年不足15%增加达到如今的17%。在医学生招生总量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医师老龄化必然持续加深。
“高危”过劳 冷热翻转
比起医师总量的不足,年轻医师队伍的结构失衡更令人担忧。
在台湾,医学系毕业生进入医院一至两年就要开始选科,向专科医师深造。选择哪个专科,是年轻医师们在求学时期就极为关注的话题,网络上甚至总结出了所谓的选科“口诀”:“一皮二眼三耳鼻,四射五精六病理,七复八尿九家医,还有放肿和核医。”
看到这份选科“口诀”,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外科部部长郭耀仁摇头苦笑。在他当年选科的时候,皮肤科是绝对的冷门,许多医学生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外科医师。“现在年轻人一开始好像也有满腔的热血想要来外科,但是目前许多医师对此很犹豫。”53岁的郭耀仁如今依然是医院口腔癌的主刀医师,这种手术耗时耗力、技术难度极高,却只有少数年轻医师愿意跟他学习。“内外妇儿四大科承担了超过八成的诊疗任务,如今却沦为年轻医师选科的冷门。”郭耀仁谈起现状颇为唏嘘。
作为重症医疗的主要科室,小到感冒大到肺癌,与“呼吸”有关的疾病几乎都属胸腔内科的范畴。然而,据台湾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的统计,参加胸腔暨重症专科医师考试的人数,从平均每年近80人,锐减到2016年的38人、2017年的19人。
“胸腔内科的诊所开业医师非常少,选择这个专业,等于要一辈子待在医院加护病房,而加护病房往往是医院最赔钱的部门。”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高雄长庚医院副院长林孟志直言,由于现行健保给付制度的缺陷,胸腔内科医师的收入在内科中都垫底。
台北长庚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李智晃担任急诊医师15年,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是家常便饭:“午餐一直到下午3点才吃,晚餐常常根本来不及吃,这就是急诊的不确定性,只要病人来我们就必须处理。”李智晃坦言,对急诊的辛苦,同事们都有心理准备,但频繁出现的医疗纠纷和医疗暴力给大家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根据官方统计,全台医疗暴力从2014年起持续向上攀升,由207件上升到2017年的353件。
台大医学院麻醉科教授王明钜处理过很多医疗纠纷案,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最后诉诸法院判决。在台湾不到5万的执业医师中,每年有约500名奔波于法院和检察署之间的涉讼医师,大部分出自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急诊科五大科。“当被告最大的困扰不是入狱或被判赔偿,而是漫长的诉讼程序对医师精力和热情的损耗。”
对策虽多 落实尤难
为了解决五大科医师荒问题,提升医疗品质,台卫生部门研拟了大大小小多项对策,其中尤以“医师全面纳入‘劳动基准法’”和“医疗事故及争议处理法”最为引人关注。
按照台湾卫生部门的规划,所有医院受雇医师将于2019年9月全面纳入“劳动基准法”。如此,医师每周工时将降至80小时,且排班间隔至少有11小时。以法律的方式解决医师过劳问题是否可行?嘉义基督教医院工会理事长赵麟宇医师直言:“条文隐忧很多,在现有条件下很难达到理想效果”。
按照台湾卫生研究院的测算,如果医生每周工时降至80小时,在医疗品质不变的情况下,光是教学医院就需要增加900名主治医师,计算全台湾的缺额只会更多。卫生部门负责人虽说要建立严格的评鉴制度督促医院落实“劳基法”,但基于现有人力,赵麟宇并不相信评鉴制度能让医院遵守“劳基法”。“符合规定的排班表医院肯定能做出来,但医生该加的班还得加。”
同样让人失望的还有协助解决医疗纠纷的“医疗纠纷关怀小组”。台湾医疗改革基金会董事长刘淑琼在调查中发现,2015年“生产救急条例”明文规定医院应成立的关怀小组基本“有名无实”,“医疗纠纷中的病患和亲属接受此项服务的比率从2015到2017年,由17%仅增至18%。”
最让刘淑琼感到不满的是,医疗纠纷中,医院往往把责任推给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而正在审议中的“医疗事故及争议处理法”,居然继续让医护人员作为纠纷调解的主体。“和病人签署合约的是医疗院所,拿钱的也是医疗院所,为何责任却都归给医师个人?”她主张应要求医院给涉及医疗纠纷的医护提供关怀与员工协助方案,保障检讨错误及通报医疗事故的基层医护可免于究责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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