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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8.145 发表于  2018-06-25 09:10:53 1733字 ( 0/82)

米芾《伯修帖》

徐邦达:“上款伯修,是陈师锡之字,师锡福建建阳人,历官吏部考功员外郎、知宣州、苏州。见《宋史本传》卷三四六。吏郎员外郎属文选司,所以称他为‘司长’。上一帖(面谕帖)可能也是给师锡的,其时师锡应在苏州任,元章则在涟水军使任上,此帖是元符初年所书,因帖中有‘十月丁君过泗’之语,托办《来戏帖》,则事在苏州。考均见前帖。帖中所称赵伯充,名叔盎,考见前《伯充台坐帖》按语。元符初年,米芾四十八、九岁。”笔者曾在考证《面谕帖》书写时间中有说明此《伯修帖》书于元符二年(1099年)十月之后,未至元符三年。
帖中云:“十月丁君过泗,语与赵伯充,云要与人,即是此物。”泗,应为泗州,今江苏省盱眙县境内。此丁君为《面谕帖》中所提及的丁承务,丁谓之孙丁景,《宝章待访录》记:“王右军《来戏帖》右麻纸,六朝人所临写,旁注小真字数枚,复以雌黄覆之。在苏州故相丁谓孙景处,后以一万质于郓州梁子志处,故相梁适孙也。”丁谓(966年—1037年),字谓之,北宋初年宰相,前后共在相位七年。丁氏先祖是河北人,五代时迁居苏州。米芾与丁家往来较多,且多是关于古书画的买卖之事,米芾所想要的《来戏帖》也是丁家的。赵叔盎,为宋朝宗室,善画马。“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三日,赐右千牛卫将军叔盎进士出身。”(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九)绍圣四年(1097年),赵叔盎撰并书《重修广州净慧寺塔碑记》,是时任康州刺史(王士祯《广州游览小志》),米芾与赵叔盎有所往来,《书史》中有关于赵叔盎所藏书画的记载。“丁君过泗,语与赵伯充,”可见元符二年赵叔盎正在泗州,在此期间米芾必然是和赵叔盎有通信或者走动。赵叔盎、丁景、米芾他们三人之间是有一定的书画交往的,《书史》:“余昔购丁氏蜀人李升山水一帧,细秀而润,上危峰下桥,涉中瀑泉,松有三十余株,小字题松身曰:蜀人李升。以易刘泾古帖。刘刮去字。题曰李思训,易与赵叔盎。”刘泾(约1043年—1100年)字巨济,号前溪,简州阳安(今四川简阳)人。熙宁六年(1073年)进士,太学博士,官至职方郎中。看来当时不少人喜欢作伪,米芾说刘泾改款,米芾自己也做过多少这样的事呢?所以米芾清楚《来戏帖》的情况,故意且反复注明,他也是害怕不能到手,同时也是谨防他人从中动手脚,信札中还注明钱都准备好了,吴舍人有人考证为吴栻,米芾的亲家,我未曾找到较为确信的材料,故不论。不过米芾着急交易是说明米芾对于《来戏帖》的重视程度,至于最终有没有得到《来戏帖》也没有材料说明此事。
《伯修帖》字多倚侧,多沉厚之笔,写得较为随意,但无错乱与漂浮之感。也许视觉审美是一种习惯,书写更是一种习惯,米芾对于书法的认识并不是想在某种形式上怎么样的去探寻什么,而应该是想追求他心目中的“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海岳名言》)心中所贮就是“集古字”之说,“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这应该是米芾所说的自然与古雅吧!但这并非是故作什么样的姿态,或者说死守某古法,终究是在米芾自己的审美意识下进行变化,因为“心既贮之”还是在于“随意落笔”,其“意”便也是这自然与古雅的关键。我们今天大谈形式设计,其实还不如学学米芾这般“集古字”,扩展眼见,多点见识,思想层次更高点,审美建立在一定思维高度,而不是局限于某种外在的视觉之上。其实我们纵观古往出色的书家,鲜有将书法理论简单的放在形式上的。当然我并不是想排斥书法对形式的追求,而是要说形式不是追求的主要目的。米芾《伯修帖》的形式感也非常好,但他的书论中有几处谈形式呢?我们说自然是一种形式,但是米芾的自然是建立在对古人探寻以及他自己的涵养之上的,是有种种条件以后随“意”而现的,这种意味的显现不是设计,更不是反复苦思冥想去调整这封信!所以书学不能本末倒置。
(作者为《中国书法》杂志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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