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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频道 发表于  2018-06-04 16:10:39 6281字 ( 0/97)

作为真人秀的电视问政:价值引领与实践反思

摘要:电视问政作为一种特殊的真人秀节目,既能通过人物、环节和时空环境的戏剧情景设置来展现愉悦或冲突,又能通过问政理政来推动政府“善治”和市民公权力的实现,以平衡过度政治化或商业化的电视发展趋势。与此同时,电视问政的价值引领作用容易被大众消费主义消解,需要从深入挖掘选题、避免过分狂欢、常态化运行等方面进行反思,警惕沦为单纯的官员“秀”场。
关键词:电视问政;真人秀;传播价值;实践反思
电视问政是执政者借助电视媒体就涉及民生的公共事务接受公民监督、质询及评议性质的政治传播活动。从2005 年兰州市的《“一把手”上电视》到今天武汉的《电视问政》、杭州的《我们圆桌会》,电视问政已走过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作为一种特殊的电视文化现象,电视问政借助当下流行的真人秀节目形态,以“剧场”环境下政府的即时回应形式,实现作为“演员”的政府代表与作为“观众”的公众之间的对话与互动,推进公民政治文化的发展,重构当前泛娱乐化的电视文化生态。然而,围绕电视问政究竟是问政平台还是真人秀节目的争议持续不断。本文将从电视问政的真人秀节目形态切入,探讨电视问政按照电视传播规律来协调收视率导向和政治导向,发掘电视问政价值引领作用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一、真人秀定位:电视问政的情境设置
电视问政虽然是一场严肃的由“政府主导、媒体搭台、多方参与的公共新闻运动”①,但是从节目模式和呈现形式上来看,它又完全符合真人秀节目的要素安排。真人秀节目是指普通人在假定情境与虚构规则中真实生活的录制与播出,游戏规则、参与者之间建立的人物关系和参与者活动的环境构成真人秀节目的三个情境设置单元。电视问政的参与者由官员、媒体人、民众、学者嘉宾组成;在一个临时的空间中,他们围绕各种社会热点问题展开讨论与协商,目的在于推动政府的“善治”与公共利益的更好实现。因此,电视问政被称为是一种严肃的娱乐。基于电视问政的真人秀定位,其情境设置主要表现为:权力转换的人物关系设置、问政环节的戏剧元素设置和时空环境的延展性设置。
(一)权力转换的人物关系设置
参与者之间建立的人物关系是真人秀节目的核心。电视问政设定了被问者(地方官员)、问政者(民意代表)、代问者(主持人)、助问者(学者嘉宾)等几种特定的人物关系。作为一个由话题、不同角色的发言者、发言权的分配、会话的边界构成的结构性场域,电视问政的可看性取决于这些要素在场域中的优化设置与否。
在场域中考察人的行动的首要维度和最终目的都是资本,每类人物在进出场域时拥有的资本各不相同。在电视问政节目现场,赢得话语权的强弱意味着拥有资本的多寡。围绕“问政”,地方官员、民意代表、主持人和学者嘉宾等几类人物通过“发问”“被问”“代问”“助问”等争取各自的话语权。
被问者(地方官员)、问政者(民意代表)、代问者(主持人)、助问者(学者嘉宾)进入电视问政的场域之后,权力关系发生转换。地方官员从权力决策者转为被“问政”的对象,他们开始重视与公众的沟通和媒介素养的提升,只有在镜头前塑造良好的公众形象,才能取得公众的信任,他们本身所拥有的强政治权力在公众和镜头前被弱化。民意代表在节目中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则被尊重与放大,他们获得了参政议政的有效渠道,公共决策的实施主体逐渐转移到公众身上。主持人在节目中除了恪守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也可以适当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可以代民众向官员“问政”,带动现场节奏。点评嘉宾也不再是纯粹的专家学者,他们参与公共事物的讨论,并提出自己的见解,推动公共问题的解决。
(二)问政环节的戏剧元素设置
“真人秀”作为一场真实人物的生动表演,游戏规则是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电视问政真人秀节目中,游戏规则往往会带来戏剧性效果。就电视问政而言,通过问政暗访短片、对峙性追问等戏剧元素设置,使问政环节充满戏剧张力。
问政暗访短片是问政话题核心事实的集中展现,引领整场节目的话题走向。民意代表据此质问在场官员,主持人据此层层追问,在场官员据此做出应答,点评嘉宾据此精当分析。问政短片通常高度凝练、采访问题犀利,具有精、准、狠特点。若短片中曝光的情况与官员的回应大相径庭,就会产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戏剧性效果。
主持人的对峙性追问是强化问政效果的利器。主持人一句一问,节奏紧凑,从“是否承认问题存在”到“问题如何解决”,再到“问题何时解决”,最后到“能否保证根治问题”,步步为营、层层深入,主持人的追问与现场官员面红耳赤、冷汗直流的尴尬对比,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问政环节戏剧元素的设置,打破了节目规则的固有平衡,通过制造冲突与激变,迫使官员摘下“面具”接受问责与批评,促成曝光问题的有效解决,进而使问政者和被问者回归新的平衡。
(三)时空环境的延展性设置
环境是真人秀节目中人物关系和情节发生的特定时间和空间。电视问政真人秀节目打破了传统真人秀节目的时空限制,利用新媒体等技术让时间和空间得到延展,既为节目提供了更大的信息容量,也使电视问政从表层的“官员秀场”转变为治庸问责的有效平台。
以2016年武汉电视问政“期中考”为例,节目增设“我要上问政”环节。节目播出前向市民广泛征集问政问题,节目直播中在主会场外设立来自基层的“第二直播现场”,与主会场互动。直播现场也会4G连线前方记者,通过实地采访反馈曝光问题的处置进展。电视问政空间环境的延展,打破了市民问政问责的场地局限,提高了市民的参与度。除空间外,电视问政不再局限于每场一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作为节目重要组成部分的问政短片,早在节目播出前几个月就已经开始搜集、拍摄,而每场节目曝光的问题也会在下一场节目播出之前展示治庸问责进展。这样既可以在每场节目中留下“草蛇灰线”,吸引受众持续关注,又可以督促政府相关部门高效处理问题。

二、价值引领:民意表达、强化认同和舆论监督的媒介责任
作为真人秀的电视问政节目,通过戏剧性情境设置成为受众的“减压阀”和社会的“调和剂”,但电视问政的政治传播属性使其更多地担负着民意表达、强化认同和舆论监督的媒介责任,发挥政治价值、社会文化价值和传播价值的引领作用。
(一)政治价值:民意表达、民主监督的现实需要
“电视问政围绕具体的民生问题展开,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为政府科学决策、科学施政和自我调适、自我纠偏提供丰富的民意资源和民间智慧资源。”②电视问政节目通过播放暗访短片、拨打热线电话、微信微博互动等多媒体方式,在节目前汇集民意,节目中表达民意。为了使公民参政和民意表达更加理性化,节目中还会选取具有“意见领袖”特质的观众和学者嘉宾参与节目讨论,力图将各个利益群体的分散问题聚合在一起,发挥理性民意表达的“民间智库”作用。
随着节目实践的深入,电视问政在民意表达之余,还发挥着民主监督的职能。“真人秀”只是节目的“外壳”,节目的实质是促使曝光问题的切实解决。电视问政为官民搭建了有效的沟通平台,形成“问政——倒逼——反馈”的治庸问责机制。自2011年武汉《电视问政》节目播出至2016年《电视问政•期中考》,共问责982人,仅2016年“期中考”就有249人被问责。正是通过电视问政节目,使得权力真正能在阳光下运行,节目播出之后,政府治庸问责的力度和效率大大提高。
(二)社会文化价值:以人为本、强化认同感的有效载体
以人为本、人文关怀是电视问政真人秀节目的社会文化价值。电视问政节目每期话题都是与城市公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在帮助公众解决身边难题的同时,也给公众搭建了广泛参政的平台,引导其理性思考。同时,问政的民意代表来自各行业阶层,电视问政节目为他们提供了展示思考立场和价值观念的机会。电视问政关注人的遭遇、重视人的价值、尊重人的言论,具有丰富的社会人文内涵,能够促进整个城市和谐社会的建设。
文化认同是受众对电视问政节目所传递的价值观念的认同和守望,从而形成一种共识和凝聚力。一方面,电视问政以人为核心,展现贴近公众的真实社会生活,解决被曝光的民生问题,易引起公众的共鸣,加深其对政府理政、官民互动的理解。另一方面,电视问政作为时政类真人秀,给我国的舆论监督节目注入新的活力,打造出全新的治庸问责平台。目前,电视问政的节目形态在湖北、河南、浙江、江苏等多地相继出现,电视问政以理性的话语突破传统的阶层壁垒,完成对政治权力精英的祛魅,保障受众的主体地位,构建真正民主的公共空间。
(三)传播价值:议程互动、舆论监督的实现途径
电视问政的传播价值在于通过政策议程、媒介议程和公共议程的叠加互动,在媒体监督、行政督办和公民参与中影响政治活动。每期电视问政的曝光问题看起来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实际上却是关乎当下社会民生的热点、难点问题,这是政策议程。
电视问政通过暗访短片以及“发问”“被问”“代问”“助问”等问政环节,利用微信、微博、客户端、4G连线等新媒体技术加强场内外互动讨论,问政过程成为媒介议程的集中体现。武汉《电视问政》在2016年的“期中考”中设置了全媒体互动区,每场节目邀请6名中央、省、市媒体(含新媒体)记者进入全媒体互动区提供爆料,反馈信息,参与问政,增强节目的透明度、参与度和传播力度。新华网、凤凰网、中央电视台、新浪、搜狐等国内30多家媒体相继转载和点评,发挥了电视问政平台舆论监督的职能。
此外,作为问政主体的民意代表是从城市各个阶层和团体中挑选出来的具有“意见领袖”特质的个体,代表各阶层利益反映问题,参与地方治理,这是公众议程。政府在审慎选择、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适时向媒介公布政策议程,媒介在问政过程中为公众设置一定时期内集中讨论的议题。公众就媒介议程进行讨论,发表意见,其观点和看法又会通过媒介平台反馈给政府决策部门,从而影响政策制定和问题解决。在电视问政过程中,政策议程、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等三种议程联动,确保曝光问题能够得到监督和反馈,件件有回应,桩桩有落实。
三、实践反思:警惕沦为政治消费主义文化的载体
电视问政构建了一个理性对话、协商的公共平台,发挥着价值引领的积极效应。与此同时,作为一类真人秀节目,电视问政又要警惕沦为政治消费主义文化的载体。政治消费主义文化是指,“在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媒介的规训下,政治的严肃、理性让位于琐碎和感性,政治活动演变为一种视觉性的表演活动,以充分迎合大众视觉化、感性化的欲望。”③因此,要通过深挖问政的公共性、强调适度娱乐、建立常态化问政机制等方式,防范政治消费主义文化对电视问政价值的消解。
(一)不局限于批评曝光,深挖问政的公共性
批评曝光、治庸问责是电视问政保持政治严肃性和发挥价值引领作用的前提。然而,现场的批评曝光虽有视觉冲击力和快感,却不能止步于此。电视问政要“直指问题核心,并把公共问题置于社会转型进程,使背景历史化,追踪公共问题产生的根源与治本之道”④。因此,电视问政不仅要“问”、要“改”,更要“立”。电视问政不能只局限于一个问题的曝光,应由点及面,深挖问政的公共性。电视问政的最终目的是增强本地区政府的治理能力,促进公众问题的解决,推动地区的良性发展。电视问政,不仅要问民所需,更要问症之本。
(二)拒绝过度狂欢,强调适度娱乐
在政治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下,电视真人秀节目为了追求收视率,出现了低俗、媚俗的泛娱乐化倾向。而电视问政作为时政类真人秀节目,应按照电视节目的传播规律协调市场导向和政治导向之间的关系,警惕出现迎合受众反智主义的狂欢行为。
电视问政中,主持人巧妙运用语言艺术,通过反问、借喻、用典等修辞手法,如“大家今天不会都是挖坑合作者吧?”“这临时政策可真够‘临时’的”“您不会让我们千年等一回吧”等,达到既娱乐大众又向官员问责的效果。此外,节目中每一环节结束后都有民意代表对政府的工作满意度和官员的现场表现举牌表态,伴随着或欢乐、或怪诞的音乐声,举起“笑脸牌”或“哭脸牌”引来观众的掌声或嘘声。节目用看似“游戏化”的方式展现官员工作满意度这一严肃话题,既表达了民意,又舒缓了官员的紧张情绪。
纯粹的问政是严肃的行政过程,但作为真人秀的电视问政需要用戏剧性的问政环节来展现治庸问责这类政治话题,在愉悦观众的同时又能实现引导官民对话、促成问题解决的核心价值。适度的娱乐有利于降低公众参与政治的门槛,发挥电视问政的价值引领作用。
(三)避免“表演型政治”,建立常态化问政机制
电视问政在政治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下,往往会将严肃的政治话题变为放纵的情感宣泄,进而沦为“表演型政治”的载体。“表演型政治”包庇官员的不作为,剥夺公众的知情权,“是对公众理性的一种严重腐蚀,它使公众忽略了于己相关的具体问题和基本的政治诉求,而沦为围观的看客,理性、批判的公民被置换成消费的市民。”⑤
“表演型政治”在电视问政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问政官员在节目现场面对所曝光的问题时都会承诺“马上就办”,但这大多是一种应激性反应,而政策的落实和问题的有效解决通常需要一个过程,被曝光问题到底处理得如何,若没有持续追踪和常态化的运行机制很难得知。常态化的问政机制不仅仅指播出频率的提高,更是对政府工作的一种长效监督。它不仅能够避免官员进行政治“表演”,还能够引发公民理性思考、广泛参与和民主监督,更重要的是能够兑现官员“马上就办”的承诺,从根本上促成曝光问题的快速有效解决,取得治庸理政的效果。
目前,武汉、丽水等地进行了电视问政常态化、栏目化的尝试。武汉电视问政设立了“电视问政回头看”环节,通过短片或场外连线反馈以往节目中曝光问题的整治情况。但从播出效果看,虽然问政的频率上升,却仍有不少旧问题未彻底解决,治理工作不及时、不到位,离真正的常态化仍有差距。因此,建立电视问政的常态化机制,变被动监督为主动“打捞”民意,这是深化电视问政的重要方向。电视问政需要在挖掘公共性问题和强化公众认同感的过程中,搭建民意搜集渠道和官民对话平台,避免“官员秀”,真正发挥治庸问责的作用。
注释:
①顾亚奇.电视问政:中国式公共新闻的新探索——基于杭州台《我们圆桌会》的思考[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4(01):94-99+126.
②王宁.五个方面推动电视问政的价值实现[DB/OL].和讯,2013-05.27,http://opinion.hexun.com/2013-05-27/154525999.html.
③⑤葛明驷,何志武.电视问政十年:文化效应与反思[J].中州学刊,2015(03):168-171.
④张萍.比较视角下我国电视问政的发展[J].现代视听,2013(08):66-69.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阅读全文:http://media.people.com.cn/GB/n1/2018/0604/c419957-300348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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