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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频道 发表于  2018-05-09 08:57:39 4884字 ( 0/97)

地震孤儿:别再关注我了

2009年焦波和6个徒弟在北川的合影。

廖岑在汉旺镇地震废墟
无论怎么突破,生活总是会在固定的时间回到同一个原点。那是每年的5月,廖岑习惯的节奏一到这时就会被打乱。微信每天冒出几条好友申请,手机里躺着十几条未读的短信。某个突然而至的外地电话,会把正在上课的他吓一跳。
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廖岑爱打游戏,喜欢看搞笑视频,最怕考试。更多时候,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担心毕业,担心没有着落的工作。只有5月是一个例外,手机里频繁响起的声音提醒,他还是一名汶川地震的孤儿。
根据四川省民政厅2012年的数据,那次地震共造成630名孤儿。这些孤儿有的被收养,有的和亲属生活在一起,也有的进入福利院。
廖岑是其中一员,他震后和姑父姑母生活在一起。不同的是,他和其他5名孤儿一起,被摄影师焦波收为徒弟。
这位以拍中国农村纪录片出名的摄影师,指导这些孤儿,把镜头对准灾区,记录下灾区的震后生活,也把这6个人的震后成长拍成了一部纪录片。纪录片的名字,最后被定为《川流不息》。
焦波一直相信艺术熏陶比讲道理更容易帮他们完成心理建设。震区的很多孩子没见过单反相机,都喜欢跟着焦波跑,蹲在他身后模仿他拍照的姿势。他把相机挂到孩子们的脖子上,那一瞬间,他发现孩子们放下了戒备。
他给几个徒弟每人一台数码相机,希望通过摄影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但是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虽然如今他们已经能笑呵呵地谈论往事,但“熟悉后会发现,他们心里还是有疙瘩,可能会一直隐隐作痛,一辈子都无法放下。”
老三廖岑有一阵不敢一个人上厕所,大师兄刘明富到人多的场合会腿软。因为思念父母,老四何文东一度没有食欲,瘦到皮包骨。
他们不愿谈论“梦想”。在他们眼里,这个词意味着接踵而至的有关地震的问题。廖岑不喜欢说这些,别人问什么,他都下意识地点头,被追问,就说“忘记了”。
老大刘明富总说自己没有梦想。问急了,他会发脾气,“没愿望还不行吗?必须有愿望吗?”他讨厌被人关注。一旦发现自己出现在镜头里,就会躲开,或是用手遮住镜头。刘明富的微信昵称是“可有可无已是习惯”,“无所谓”是口头禅。
地震发生那天,刘明富在操场上,地面像起了大浪一样把他掀倒。他一直没有找到父母和姐姐的尸体,根据时间,他推测家人是在赶集的路上遇难。地震后,他所在小学的学生被集中到体育馆,3天后,大伯找到他,说“以后你就跟着我们过了”。那时他就清楚自己成了孤儿。
何文东的学校不在震中,但父母常年在汶川县打工,每年相处的时间不过10天,他对父母几乎没有印象。何文东知道见不到父母了,仍然坚持去看看父亲开过的挖掘机。
那天下午,廖岑的教室从4楼垮到3楼,从天花板往下落的灰让他看不清路。他几乎靠本能爬出废墟,全班40人有超过一半长眠于地下。
廖岑说,自己当时太小了,对死亡没有概念,只从电视里看到过。但是越长大,越知道失去亲人的感受。
老师总是单独告诉他“你和别人不一样”,每到寒暑假,尤其过年的时候,这种“不一样”的感觉会放大好几倍,同学聚会时,他总是留到最晚回家的那一个。
“有人说,人走了就会变成一颗星星。我宁愿天上永远没有星星。”在一篇给母亲的日记里,廖岑写道。
焦波收的第一个徒弟是刘明富。他记得,离开汶川的时候,刘明富还留在村口,家里人让他问焦波喊一声“干爸”,他犹豫了半天,说不喜欢“干”字,最终叫了声“爸爸”。
但是日常的生活,并不总是充满这样的温情时刻。何文东爱和同学出去玩,彻夜不归,外婆只能报警找孩子。刘明富喜欢上网,还常和家人产生矛盾。往后几年过年时,他宁可在宾馆里看电影,也不愿意和家人、和焦波过。很多心理咨询师都在孩子们身上看到这种变化:年龄好像突然变小了,专业术语叫做“退行”,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心理重建,远比生活重建困难得多。震后有很多批心理咨询师去过廖岑所在的绵竹县汉旺镇安置点,但是这些人里,只有一位广州来的大学生一直和他保持联络。
地震后最初的几年里,焦波曾对外界的关注感到担忧。“灾难一下子降临到他们身上,一股巨大的暖流又在猛然之间倾注过来,像冰冷的雪山上头又浇上一盆热水,很担心他们能否承受。”
那时,关心他们的人很多,社会人士送的都是高级品牌,孩子们参加活动都是住的五星级酒店。志愿者对他们有求必应,不想走路了就有人背,对吃的不满意,吵着要吃麦当劳,就有人跑老远买来。焦波发现这个情况后,狠狠批评了孩子,也让志愿者们不要这样做。
这些孩子第一次离开自己生活的县城,看到了只在课本里读过的天安门、东方明珠塔,也第一次看到大海。但每当活动结束,等待他们的是板房里逼仄的生活。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员张侃曾在媒体上呼吁,对灾区的心理援助应持续20年,反复却不持续的心理援助可能给一些灾民带来二次伤害。但这不能阻止廖岑一次又一次被拽回5月的那个时间节点。
地震过去5年后,廖岑明显感觉前来做心理援助的人“直接”了很多,学校把他们召集起来去听讲座,有时还要填一些问卷。他觉得自己并不需要这些心理疏导,他也没能感受到地震后自己所经历过的温柔和真诚——地震后的几个月,来震区的人多是带着孩子们玩沙盘游戏、搭积木。他们几乎都不提自己的身份,也不会提心理建设、心理咨询的字眼,就说自己是志愿者。
更难以相处的,是加在伤口上的压力。焦波发现,孩子们被关注得少了,身上却被寄予了更多考上好大学、回报社会的期望。“这些好心人和我一样爱得太深了,以至于希望孩子们都成龙成凤。”焦波说。
那几年,焦波几十次回到灾区,和徒弟生活在一起,他很想拉着他们往前走。他想方设法找话题和他们聊,了解他们的爱好,但只要一说起学习,他们就往外跑,甚至发脾气。
2011年,刘明富不肯上学了,没日没夜地看电视、上网。因为在家里待不下去,他找到焦波,想学习拍纪录片。焦波给他取艺名“北川”,希望他不忘家乡、不忘本。
在拍摄现场,刘明富学会了生火做饭,开始愿意和别人交流。熟悉以后,他第一次讲起了地震前后的经历。他最遗憾的是和父母、姐姐没有过合影,他们留下的仅有的相片,是身份证上的大头照。
之后,他回了一趟老家,从北川县擂鼓镇驱车半小时后就没路了,还要再步行两个小时才到。木屋被地震震歪了,门板上布满了青苔,屋内草木丛生。他摸了摸锈迹斑斑的锅、碗和杯子,走到屋外抽了根烟就离开了,一句话都没有说。从那以后,焦波才感觉到刘明富的心结慢慢打开了。
廖岑小时候是6个人中最活泼的,见谁都笑。几乎所有的活动中,这个白白胖胖的小孩都作为代表上台发言。主持人把他背到肩上和姚明对话,问他上面感觉怎么样,“空气好清新呀!”他答道,逗得全场大笑,活动结束前,他还用上海话说“谢谢侬”。他主持过地震孤儿的活动,还拍摄了一部记录震后板房生活的纪录片。
但是后来,陪着廖岑长大的爷爷去世了,焦波也因为工作忙,很长时间没能去四川。
廖岑一度觉得,焦波和那些志愿者没什么两样,地震后来得勤,过了几年就不再关心自己了。再次见面时,焦波觉得廖岑的性格突然变得敏感、内向。
直到现在,焦波都常感到惋惜,他觉得廖岑是最有摄影天赋的,但却荒废了。“最捉摸不透的就是他,每天都笑嘻嘻的,但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到底在乎什么。”
“我觉得越长大越不开心。小时候什么都没有去想,结果长大了问题越堆越多,想不通了,手忙脚乱了。以前遇到问题都是逃避它,不去想,到现在什么都没有做成。”只有一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焦波觉得终于听到了廖岑的心里话。
说完后,廖岑一偏脑袋,“是不是太负能量了?”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说,“那我说点正能量的吧,大学生活挺充实的,天天都有事情做。”
应对媒体采访时,廖岑用一套“标准答案”把那段记忆小心地封存,“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这样大家都能开心。”他尽可能不去回想,但外界总是迫使他回忆,他家的板房常常被摄像机闯入。有关地震的阅读和作文题贯穿了读书期间的多数考试。但他从不拒绝采访,“总不能让他们大老远过来,空着手回去吧?”
但他有时很抗拒在镜头里出现,因为觉得被拍的都是自己打游戏、成绩不好的状况。“那不是我的全部,但却是别人眼里的全部。”
为了能让廖岑考上大学,焦波和他的家人商量,让他学习播音主持,走艺考的路,焦波还推荐廖岑参加一档演讲节目。预演结束后,编导对演讲的效果和他的态度不满意,没让他上舞台,“你这样的故事没有让我们现场的人泪流满面,某种程度上不算成功。”
“他们可能觉得我吊儿郎当的。其实是我不想在别人面前说地震,说和爷爷的故事。”直到最近,焦波才得知,廖岑不喜欢播音主持。
廖岑告诉记者,从来没有人问过自己是不是喜欢播音主持,但想到大家也是出于好心,所以从来没有表达过不满。虽然拍过纪录片,拍过很多被焦波称赞、上了影展和画册的照片,但他说自己不爱摄影,“只是觉得做这些能让焦老师开心。”
过去的10年,焦波和6个徒弟的相处时间远多过自己的孩子。他觉得自己“早把他们都当作自己的子女”,孩子们也把他当成父亲了。即使是不给好脸色的刘明富,外出拍片时也会扶着焦波走,在车上不自觉地靠着焦波睡觉,吃饭前提醒高血糖的师父吃药。
但是焦波后来是从别人口中知道,刘明富找了女朋友,这让他一度感到很挫败。这个朝夕相处的徒弟和别人都好好的,唯独爱对他这个师父发脾气。有时为他好让他做什么事,他一定要反着来。后来焦波想通了,其实小北川在对自己撒娇,“人只有对自己最亲的人才会撒娇。除了我,他还能对谁撒娇呢?”
最初几年,焦波对徒弟们很严厉,谁照片拍得少了,学习成绩退步了,都会批评。“很多时候甚至是逼着他们学,觉得不能对不起社会的关心。回头来看,好像有点过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路上走着,或快或慢。能健康成人,不走入歧途,其实就够了。”
老二王晰选择用忙碌冲淡伤痛,他告诉记者,难过的时候,他就拼命学习,不知不觉也就忘掉了不开心的事。被焦波收为徒弟后不久,王晰找到焦波,说想把时间都放在学习上,不打算学摄影了,焦波尊重他的决定。
与他们不同,老四何文东热爱摄影。他一有空就出门拍照,交给焦波的作品最多,也最愿意琢磨构图。看着镜头里灾区生活的变化,他觉得“被点醒了,自己也要大步向前走”。
只是,后来妹妹身体不好,还被下过病危通知书,外婆也需要照顾,何文东只能辞掉广州的工作,回到四川照顾家庭。
他一直很羡慕刘明富能够拍纪录片。现在,他连拍照的时间都没有,只能偶尔用外婆和妹妹买药剩下的钱买摄影书看。他有时会被生活不受掌控的感觉弄得心烦意乱,但他很快就想开了,“生活不会等我,只会继续。”
如今,何文东还在为工作奔波,他的妹妹何美君因为体弱多病,跟着外婆一起照看麻将馆。
大师兄刘明富已经站上过国际纪录片节的领奖台,6个人中学习最好的老二王晰,坐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教室里,没有人知道他曾经历地震。王晰的妹妹王海奕立志像哥哥一样考上好大学。跟家人和焦波商量后,廖岑决定开一个媒体工作室。
尽管境遇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6个人的生活看起来都在向正常的轨道靠拢。廖岑已经很少回老家汉旺镇了。他家附近有一座高高的钟楼,那场地震后,指针永远停在了下午2时28分。以前他很喜欢去钟楼边玩,县城重建后,那是他唯一熟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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