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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频道 发表于  2016-07-09 00:36:06 4920字 ( 0/38)

电影《百团大战》奇观化效果的叙事建构与话语诉求探究

后现代社会,随着消费文化语境由语言主因型转向图像主因型,电影艺术也正在经历从叙事电影向奇观电影的深刻转变,传统蒙太奇组接的理性原则逐渐被视觉快感奇观性的享受原则所取代。在视觉文化时代,电影塑造愈加重视和追求视觉冲击的“奇观化”呈现。但作为电影不可或缺的内在特质,叙事性在文本建构中依然占据着基础性地位,图像只有“联姻”叙事才能产生非凡效果。战争题材巨制《百团大战》,以清晰的故事脉络、鲜明的人物形象、精良的制作水准及其弘扬的民族精神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盛情称赞。影片通过营造气势恢宏且不失细节的战争场景与人物特写,既使受众身临其境般地“体验”战争之残酷,又艺术地传播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时代心声,融宣传教育于潜移默化,实现了电影叙事与视觉奇观的统一。本文的主要内容就是对《百团大战》奇观影像背后的叙事逻辑及话语表达进行解读和探究。
一、叙事手法:文本由支离破碎走向连续统一的“骨骼”
电影叙事手法以文学叙事学和符号学原理为基础,重在研究影片表述元素和内在结构,它是影片节奏把握和剧情推进的重要依托,也是实现电影文本制作由支离破碎走向连续统一的“骨骼”。电影叙述学认为,一部电影所采取的叙事手法不仅影响着对故事内容及其角度的选择性建构,而且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影片所能达到的高度。史诗片《百团大战》的成功与其独特精炼的叙事表达密切相关。
(一)多线性叙事,统筹兼顾
电影构造叙述往往以故事为载体,通过故事推进剧情向前发展。而故事视角与维度的多元化特征以及电影时间和篇幅的先天受限性从根本上消解了电影“完整”映射物质世界的可能,但过于“蜻蜓点水”的方式又难以体现作品的深度和价值,于是运用多线性叙事手法维持影片深度与广度的均衡就构成了导演塑造宏大故事镜像的关键载体。《百团大战》选取了三段故事——“娘子关战役”“西营坞战役”“关家垴战役”,以撑起全片的“筋骨”,完成对整部电影的叙述。这三场战役都是百团大战相应阶段中最典型的战役,既能够从不同维度全景式展现整场战役的主要过程,又有力地诠释了八路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同仇敌忾、不畏强敌、奋勇抗战的英雄事迹和不朽功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选择性截取在场景设置与分配方面统筹兼顾了八路军三大主力部队,体现了编剧和导演价值理念的高瞻远瞩。“娘子关战役”发生在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由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军区发起,主要任务是破坏敌军公路、铁路线;“西营坞战役”由贺龙率领的一二〇师发起,主要任务是拔掉日军据点、解救受难百姓,透射出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战略方针;“关家垴战役”是第三阶段的战斗,以反日军的大扫荡为特征,这次战役由刘伯承率领的一二九师发起。统观全片,电影选取和架构的“这三场战役”以及为带出国共抗战整体气氛而在片头增加的枣宜会战,过渡自然,张弛适宜,兼顾各方,既是对百团大战语词称谓与主题内容的彰显,又因叙述与角度的多样性呈现避免了故事和画面单调引发的观众审美疲劳问题。
(二)二元对立式逻辑结构
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和文化的显著特征,它旨在帮助人们对纷繁无序的事物进行差异化识别研究。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主张使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解读人类语言传播实践中充满的冲突现象,即通过分析文本内在结构,找出作品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以更好地抓住作品的本质规律及深层意义。现在,这种价值体系已广泛运用于文学作品和电影剧本的制作与解析,成为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指导。在电影《百团大战》中,编剧有意识地使用了鲜明的二元对立手法谋篇布局,在特定的对比叙事结构中演绎剧情变化轨迹。中国军人的善良正义与日本军人的凶狠残暴之间的对立无疑是这种叙事手法的集中表征。首先,日本军人,作为侵略个体,他们已被道德抛弃,生命之活力多彩被国家暴力机器所取代和遮蔽,退化为一种物化的工具,他们或“将产妇及刚出生的婴儿活活烧死在封闭的屋中”,或“实行种族灭绝,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或“在炮楼中大肆酗酒并集体轮奸中国良家妇女”等。侵略战争的本质是违背和践踏人性的,导演通过系列画面渲染和镜头特写,突出了日本军人傲慢、狂妄、残暴、杀人成性的特质。与日本军人相对,中国军人在面临国家生死存亡紧要关头表现出了殊死抵抗、决不投降、大义凛然、普渡苍生的民族精神与博大胸怀,无论是“自毁生之希望、血洒疆场的爱国将领张自忠”,还是“拼死抢到扳道岔用火车撞击日军装甲列车的黄之政团”“激战时为救受伤民女挺出战壕、中弹牺牲的刘柱子”以及“黄崖洞保卫战中拼尽最后力气坚决助炮弹轰炸汉奸的冯骥松”等等,影片都极大地彰显、讴歌了中国军人不畏生死、抗击强暴的英雄情愫与热情服务百姓、与民众融为一体的高贵品质。
《百团大战》的对比叙事除见于对两国军人价值与行为的强烈反差,还体现于编剧在设置其他场景时或隐或明的流露,如毛泽东对继续扩大战果的果断命令与蒋介石闻讯华北战情后的惊恐表情等。从美学角度而言,电影叙事手法的这种“对称性凸出”更有助于观众深入领会作品的风格特色与主题思想。

(三)虚实相间,扬抑有致
实践是艺术创作的源泉和动力,一切脱离实践基础的文学或电影作品都无法实现传播效果的规模效应,因此对历史尤其是重大革命题材的改编重组,必须尊重史实,严格遵守“大事不虚”的创作原则。为了还原真实而客观的历史空间环境,史诗般地再现那段波澜壮阔的战争,《百团大战》的导演和编剧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该片的服装、道具、场景都是基于真实资料精心选择和制作的,银幕登场的所有重大人物与事件都是有史可查的。从三八大盖到装甲列车,从军服装备到战火硝烟,从人物塑造到语言动作,特效团队都力求在细节上复原真实的百团大战,日式掷弹筒、国军PAK37战防炮、八路军的辣椒弹以及被破坏的枕木铁路等反映当时敌我双方军备实力差异的特殊道具皆经过专业设计和考究;同时为确保取得恢宏逼真的爆炸效果,剧组还对故事实际发生地的环境和土质进行了考察和采样,因此“黄崖洞保卫战”中呈现了当地一线天和白石灰土壤的奇特景观,而“关家垴战役”则突显了当地空灵的山脉和沙黄的地貌。这些高低错落、动静相宜、疏中有密的美术置景与叙事表达既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也增强了观众的视觉冲击力与临场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整部影片尽量减少了口号式言论,且实事求是地还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强大凶残以及给我方带来的惨重伤亡,没有出现雷剧、神剧的荒诞情节与无底线迎合市场的娱乐化、媚俗化走向,体现了对历史和观众负责的严谨态度。
艺术源自生活,但又绝不是生活的翻版。艺术的内在特质与观众的审美诉求决定了抗战题材影视剧必须经过高效的加工改造,才能走出纪录片的传播被动性局面,焕发无穷魅力。这就要求编剧在尊重历史背景与重大史实的基础上进行“不拘小节”的二度创作。为使影片具有更多的可能性与看点,《百团大战》虚构了“姚尚武”这一角色,他的出现既成了贯穿剧情终始的一条主线,又见证了那个年代个体投身抗战的思想感悟历程。类似虚设还有枣宜会战中张自忠殉难前用手扶正身边战死士兵的军帽以及西营坞战役中伪装“汉奸”去侦查敌情的老班长角色等,这些二度创作将人物形象塑造得更加丰满、动人。此外,影片还与世界接轨,借鉴了好莱坞的表现手法,如剧中出现的大全景式航拍,镜头的极速推进,快节奏的剪辑,弹道的声效创作,这些场景与技术的虚构使影片整体上气势恢宏,细节处丰富多彩,极大地增强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和震撼力,保证了大片的高品质特征,深度吻合了年轻族群的观影情趣。
真实与虚构的结合,构成了这部电影在叙事手法上的重要特点。真与假是艺术本质的两个方面,两者相互矛盾、相互支撑,共同推动着艺术创新和发展。《百团大战》是源于“真”成于“假”的范例,为艺术创作、艺术出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四)制造悬念,激发观众心理共振
电影悬念特指观众在观影时受故事情景中不确定因素影响而产生的情感反应。这种反应“或与期望等待等正向度情感相关,或与危险恐惧等负向度情感相联”,是创作者通过某种叙事技巧在虚构叙事性文本中预先隐藏或强调某些特定信息所引起的。作为一种独特的叙事手法,悬念承担着调动受众观影心理、兴趣以及推动剧情发展的功能。与其他文学作品一样,“阻挠因素”成为电影悬念最为重要的表现手段。一般地,编剧和导演都会根据现实或潜在的可能性,适度增设阻挠人物角色实现目的的情节尤其是危险信息,以形成跌宕起伏的故事序列。《百团大战》的“奇观化”观影效果与设置的诸多悬念紧密关联,如“娘子关战役”中,敌我双方在扳道岔上反复抢夺和拉锯血拼瞬间出现的险象环生,“西营坞战役”中,老班长等人顺利通过第一道关卡后遭遇的突然拦截与偷袭炮楼时全盘计划的险些泄露,以及“关家垴战役”中,彭总赶赴前线途中遭遇日军黑森骑兵团尾随与最后炸药包起爆时导火索的断裂等。这些融合着对比反差或时空处理的悬念叙事通过电影镜头独特的视觉聚焦,与幽昏微暗的画面色调交织在一起,扣人心弦,为观众孕育出“非凡”的观影体验。

二、话语诉求:电影塑造奇观影像的“灵魂”依托
作为大众文化的特殊载体,电影本质上并不是对物质现实的复原,而是按照主体的思想“构造”和传播客体的对象化活动,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观念世界的印痕。当代电影往往通过塑造丰富、震撼的影像奇观以完成叙事,在观众的视觉享受和同声呼应中实现文化政治话语的输送与渗透。在电影《百团大战》中,导演充分运用影像叙事策略,有效地实现了其“灵魂”隐喻的完美表达。
(一)致敬英雄,缅怀先烈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一个漠视英雄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百团大战中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在国家危难的严峻关头,他们用鲜血和胜利唤起了民族的觉醒,用牺牲向侵略者宣示了不惧淫威、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念。在影片中,导演以艺术手法成功塑造和再现了那些在战争中舍小我、为大我的英雄形象,尤其是通过放大小人物的特写方式,集中诠释了先烈们前仆后继、永不屈服的伟大精神,如“娘子关战斗”中舍命夺取扳道岔的无名战士、“关家垴战斗”中为使彭总摆脱凶险单骑冲撞日本骑兵的“哑巴”等,这些充满真实感的英雄群像让电影实现了“走心”的沟通功能,深深感染了观众。70年后的今天,我们不乏时尚偶像,但也必须不忘致敬和缅怀那些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献出生命的英烈们。
(二)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百团大战》导演和编剧在建构影像叙事时格外注重突显画面影调与色调反差,如剧中战斗场景多用暗调而百姓活动画面则以明调为主,通过视觉效果的强烈“对抗”烘托出战争的血腥残酷,尤其是“姚尚武”与“梁山”之间圣洁含蓄的战地情及太行山军民互助静美场景的特写,更深度刻画出战争对人类感情和温馨生活带来的巨大创伤。影片通过这些精心设置,向世人隐喻地表达了“昭昭前事,惕惕后人”“永矢弗谖,祈愿和平”的时代心声。
结语
作为一部战争片,《百团大战》实现了抗战电影与市场机制的成功接轨,获取了票房和口碑的双线飙升。它的成功充分表明,在视觉文化时代,面对国外大品牌电影压境的紧张情势以及国内影院放映环境与设备日臻完善的现实,墨守成规、小成本投入的制作理念与行为必须抛弃。一部优秀电影,必须坚持“导向为魂,内容为王,创意制胜,科技支撑”的新型创作原则,追求叙事性与视觉性的协调统一。主旋律只有插上美旋律的翅膀,才能在受众市场落地生根,实现规模化传播效果。
(作者系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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