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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大麻子 发表于  2017-11-26 22:16:34 27892字 ( 0/1104)

张云东:构建新型社会主义金融文化——谁给微信文本做了手脚?

张云东:构建新型社会主义金融文化

应该在金融领域里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构建新时代新型社会主义金融文化,用社会主义的金融文化引领社会主义的金融市场建设。

无论从资本市场设立的宗旨目标,还是实现途径来看,一级市场都是资本市场的主战场。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资本市场的工作重点就找到了,资本市场就会导入顺利发展的轨道。

以平常心看待股市潮起潮落,改变观念和价值判断标准,不以股指高低作为衡量股市优劣的标准。除非股票异动,股市剧烈波动,我建议监管部门同事不要每天关注行情,当然市场监察岗另当别论。

不要指望与我们志不同、道不合的金融衍生品可以拿来避险,还是不相为谋为上。

今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以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得到更高重视,金融自我服务的乱象开始得到了更有效的遏制。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近十年来发生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诸多问题,既有外部样板文化的影响,也有经济体系里大众利益和金融服务提供者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而且,多年来我们的金融从业者和金融服务使用者等对金融现状、现象已习以为常,形成思维定势,缺乏对金融本原的文化自觉。在当前中央明确要求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大气候下,也还有打着服务实体经济的旗号顶风夹带私货的现象。因此,为了更有效地落实中央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定位,我们应该认真分析当今中国复杂金融现象背后的金融文化影响,思考构建新型社会主义金融文化。唯此,金融方可重归本原,金融市场才可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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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文化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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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现状

金融是为实体经济中的借贷双方、买卖双方和投融资双方提供信用交易代理中介服务的。简而言之,就是把资金持有者手里的闲置资金转移到资金需要者手里。这种转移配置就是资金融通,即金融。这种资金融通中介的专业性和存在的合理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避免资金持有者的风险喜好和资金需求者的风险状况出现错配,即风险错配;避免资金持有者与资金需求者对资金供求时间预期的错配,即流动性错配。金融中介的职责就是根据资金供求双方的风险喜好与状况,以及对流动性的不同预期合理匹配资金,满足双方需求。

二是金融中介代理服务应该能够为资金供求双方提供便捷、高效、成本更低的代理服务,能够为资金持有者带来较高回报,降低融资者的资金成本。这正是金融中介在经济体系中担当的角色和存在的价值,也是金融的本原。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业逐步异化,由产业服务的代理人摇身变为金融交易的参与者、自我服务的委托人,本末倒置,仆人变成主人。金融似乎有了独立生命,实体经济不再是金融的基础,让人误以为现代经济都是围绕金融运作的。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之后,以美国金融业为样板的中国金融业非但没有汲取美国金融危机教训,还不可理喻地沿着华尔街的足迹亦步亦趋地大搞“创新”。金融衍生品不断推出;杠杆交易以融资融券之名登场;高频交易等自由生长;银行、证券、保险等跨行混业,种类繁杂、层级复杂的理财产品空前繁荣。金融“大鳄”绑架小投资者的杠杆猎购四处出击,整个金融市场成了一场金融业自我服务的饕餮盛宴,参与者个个都赚得盆盈钵满。金融暴利也让一些上市公司、实体企业和其他行业巨头眼热,纷纷投资金融或借助金融杠杆参加金融交易,加入了脱实向虚跨业发展的队伍之中。

与此同时,金融业的繁荣与“创新”却无端增加了许多金融产品运作环节,拉长了金融服务的链条,提高了实体企业等金融服务使用者的资金成本,使实业发展困难重重,有的难以为继,并因此劣化了中国经济结构。近年来,金融业利润和实体企业利润此长彼消,金融业缴纳的所得税总规模跟整个工业部门所得税贡献相当,2016年则更上一层楼,金融业所得税8802亿元,工业企业所得税7329亿元,金融业比工业企业高出20%,“脱实向虚”症状明显。金融业的过度膨胀,资金体内空转,不仅给实体企业造成融资困难,增加了资金成本,其赚大钱、赚快钱的示范效应,也加重了中国经济的脱实向虚趋向。

不仅如此,通过存款—贷款—存款循环衍生创造出来的资金,在多重金融产品的作用下也不断地创造出了更为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加大了中国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杠杆化,造成了更大的市场泡沫,给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对于金融业自我服务、经济脱实向虚和国家金融安全等问题,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各方的认识开始有了转变,一行三会等金融监管部门相继推出了不少有针对性的措施,一些专业人士也对金融市场发展和防控金融风险提出了一些具有较高价值的建设性意见。但这还不够,仍未杜绝打着服务实体经济旗帜夹带私货的现象,也未解决在适合的气候下金融业自我服务回潮的问题。对于这些基于外部样板观念影响、内部利益冲突的问题,我们必须深刻反省其文化根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里,拨乱反正,构建新型社会主义金融文化。唯此,金融才可能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上走得更坚定,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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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金融文化特征

当今金融文化的主要特征:一是各个市场主体即金融从业者、金融服务使用者,包括少数监管者,对金融现状不假思考,一切感觉理所当然,一切照搬美国样板。很少有人考虑金融的本原,考虑金融应该为谁服务的问题。

二是有些人崇尚自由放任的市场,信马由缰,认为技术创新天经地义,金融复杂化是市场进步的需要,是市场发达程度的表现,而很少考虑资源配置的方向,配置给谁。

三是金融领域中大众利益往往没有得到金融体系参与者的重视,普通投资者在利益驱动下也很少去质疑现行规则、潜规则和自身利益的关系,自身权益受“中介溢价”侵蚀也浑然不知。

四是在“零和游戏”的金融交易中,一些金融机构凭借业务特权、专业、信息、资金等优势,恃强凌弱,丧失职业道德底线,自我服务,陶醉于利润和高薪奖金之中。

五是在炒作交易致富发财的氛围之中,一切向钱看,漠视和过度容忍金融市场的操控行为,放任被巧妙包装的研究报告和股评“黑嘴”误导,市场各方对此似乎熟视无睹。

六是金融市场专业机构和市场炒家青睐“市场波动”。专业人士创新衍生工具多方套利,加剧了市场波动。而市场各方无视风险隐患,形成了金融衍生品是对冲风险、平抑市场波幅的“共识”。

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一下当今流行金融文化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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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金融文化根源

(1)新自由主义误导。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市场推崇“万能”的市场机制,放任市场自由发展,放任金融机构追逐利润最大化,鼓励个人利益至上,金融价值观扭曲,很少有人考虑公众利益、经济全局问题。

(2)大众利益与金融中介利益冲突。大众利益本应是金融市场的价值目标,唯有大众利益得到保障,金融市场才可能持续健康发展,才可能长治久安。遗憾的是,大众即金融服务使用者在金融市场中是弱势群体,而处于强势地位的金融中介的利益则凌驾一切,凌驾于客户利益之上,凌驾于为宏观层面经济体的资源配置服务之上。当出现利益冲突时,投资者被迫接受较低回报,融资者不得不付出较高成本已成为市场常态。不同的利益动机和不同的交易行为,就构成了金融文化的价值取向,遗憾的是,当今全球的金融文化已沦为金融中介利益动机主导的文化。

(3)西方金融利益集团强大的政治影响力。金融中介的私利与大众利益在冲突中往往占尽上风,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在市场中的影响力、专业地位、广泛的人脉、游说能力和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因此,无论是他们推行的金融产品对客户的影响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出现争议时,还是他们投机套利的交易行为或自营业务可能受限时,他们总能过关斩将。

(4)金融服务受众对金融市场现状习以为常,见惯不怪,缺乏对金融现象和市场潜规则的辨识能力,缺乏对自身合法权益的保护意识。一盘散沙,无法形成一种抗衡甚至是平衡市场不良文化的力量。

(5)中国金融市场有些人士对美国金融市场盲目笃信,把美国市场视作天经地义的样板,不明就里,不辨菽麦,甚至对造成美国金融危机的金融工具也照搬照抄,拿来中国“创新”。缺乏金融本原价值判断,鲜有质疑,自觉不自觉地欢迎甚至政策鼓励以利润为导向的金融“创新”,不断引入不知服务何人、宏观风险极大的金融衍生品和杠杆交易。

总之,要使中国金融业正本清源,重回服务实体经济轨道,防范金融风险,不仅需要加强监管,更为重要的是应坚决摈除西方新自由主义金融文化,构建中国新型社会主义金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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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金融文化构建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金融文化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中国的金融文化毫无疑义应属于社会主义文化范畴。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在中国金融文化建设上,在中国金融制度建设上,我们必须高瞻远瞩,保持高度清醒。必须要有高度的制度自觉,不能忘记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应该不忘初心,坚持“四个自信”,在学习借鉴西方的同时,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线。应该在金融领域里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构建新时代新型社会主义金融文化,用社会主义的金融文化引领社会主义的金融市场建设。

制度自觉、文化自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前提,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根本保障。

我有幸参与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早期创建,经历过早期的对西方特别是美国资本市场的学习和模仿。应该说早期的这种学习和模仿是必要的,有益的,这是一个必要的学习和发展阶段。但是,在中国资本市场建立27年后的今天,在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爆发近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好像还无法摆脱简单模仿的思维定势。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相当多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技术层面的样板模仿学习上了。而对于基于金融本原的金融战略方向,对于根据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价值观,中国的国情、面临的任务和经济社会的需求,构建社会主义金融文化这个大课题,都重视不够。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大众的价值观表现、精神追求、生产生活状态和行为方式。文化有着鲜明的民族区域特性和制度特点,继承于历史传统,又具有时代特征。

金融文化是金融制度提供者(决策者和监管者)、金融从业者和金融服务使用者的价值观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由此导致的资源配置方式与状态。说到底,金融文化是对金融与经济本原依存关系的认识与实践。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本,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即社会利益最大化为至上目标;资本主义制度以资本为本,以少数人的资本私利最大化为“神圣”目标。

社会制度不同,价值观不同,对金融属性的理解就不同。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之下,在笃信市场为本的原教旨市场哲学之下,放任私欲,变“产业服务模式”为“金融交易模式”,以金融交易为其安身立命之本。在“零和游戏”的金融交易中大搞投机套利,贪得无厌地掠食中小投资者,损害实体经济,不断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社会主义金融显然不应以本原异化的美国资本主义金融为样板,充其量它只能是我们借鉴其正反经验、批判学习的对象之一。社会主义金融应该坚持社会主义的制度原则,坚持服务大众利益,坚持产业服务模式,坚守金融中介代理人角色,为借贷双方、买卖双方和投融资双方提供信用中介服务。优化融资结构,适度保持银行信贷主体地位,着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限制非信贷股票债券融资,缩短资金链条,降低融资成本。与此同时,特别重要的是要正确处理一、二级市场关系,在为一级市场融资提供流动性服务的前提下,限制不合理的金融交易,反对金融交易复杂化和杠杆化。

金融业要完成好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的资源配置任务,就必须正本清源,构建社会主义金融文化。西方金融界一些有识之士也认识到,金融乱象的病根是金融文化异化了。他们也呼吁要重建健康的金融文化。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在自由主义哲学之下,再加上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力,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

唯有在社会主义中国,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们应该有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底气。只要我们从社会主义制度出发,从社会主义价值观出发,深刻反省当今金融文化问题,就不难做出正确判断,就不难构建好新型社会主义金融文化。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允许利益集团凌驾于社会利益即人民大众利益之上,我们也有能力抑制金融利益冲突,把金融导入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这就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也唯有中国才能构建出社会主义的,也是符合人类社会经济生态规律的健康金融文化。

新型社会主义金融文化要理直气壮地以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社会主义文化观念为前提,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导向。要以国家利益、全体人民利益、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为最高目标。不允许私人利益、金融中介利益和其他利益集团利益凌驾于前者之上。要旗帜鲜明地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配置资源,为实体经济融资服务,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并着重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社会主义金融文化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金融交易模式,抑制金融过度交易,限制过度投机套利。对待各类金融交易产品“创新”,都要问一问:服务谁?谁参与?谁获利?金融机构要建立不欺骗客户,不向客户推销自己不愿沾手的风险资产的道德底线,等等。

新型社会主义金融文化要教育、引导、弘扬,要培养从业者的文化自觉,但最重要的还是要用制度落实文化,要用可为、不可为的清晰界线引导规范文化。说到底,金融文化还是要落实到指导金融制度建设上,唯此,才能对优化资源配置发挥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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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社会主义金融文化重塑市场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要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要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就必须坚持“四个自信”,理直气壮地摈弃资本主义金融文化,按照社会主义价值观构建金融文化,用新时代社会主义金融文化引导、指导、建设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特点的金融制度、融资制度、交易制度。用制度匡正金融发展方向,金融服务对象、服务方式、服务产品、服务规范,防止金融中介夹带私货自我服务。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也已是既定政策。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一方面会对提升中国金融机构的业务能力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也会对中国金融服务业、金融服务对象、金融秩序和金融监管形成很大的挑战。在此情况下,如何使外来金融服务中介纳入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抑弊兴利,为我所用,特别是与此同时有效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就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构建新时代新型社会主义金融文化,掌握话语权,用社会主义金融文化理念引导金融制度建设,用制度引导规范金融服务业务方向,是保证中国金融改革开放成功最重要的基础。

1、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原则,界定金融服务业务范围。

要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就不能漠视、默认金融市场现状,放任金融“创新”。要破除金融市场复杂化是市场发达程度的标志,是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市场愈益复杂的结构化、杠杆化是有效资源配置、对冲风险的必需等金融迷信。更要警惕的是,在贯彻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大气候下,打着服务实体经济的旗帜,行自我服务之实的现象。

在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问题上,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进行实证分析。不管谁举的是什么旗帜,我们都要理性分析其产品属性、业务方式、参与主体;都要问一问,谁人得利?真和实体经济有关吗?对实体经济的助益传导机制、传导方法、传导路径如何?由此便不难区分什么是服务实体经济,什么是金融机构自我服务和为市场投机套利炒家服务。对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业务,要积极鼓励,坚决支持。对实体经济无关甚至有害的金融活动,应坚决限制乃至禁止。

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问题上,一定要有“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制度红线,不能保留灰色地带。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总书记的这一论断把金融宗旨和金融风险防范的辩证关系讲透了。因此,我们在金融风险防范问题上应该彻底转变观念,就是防范金融风险不能依赖被动监管,关键在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主业。放弃产业融资服务宗旨,误入金融交易歧途,大搞衍生品“创新”,必定会产生金融风险。不要指望监管来防范风险,监管是必须的,但也是有限的。金融一旦误入交易模式歧途,在利益驱动之下,无论监管大坝筑得多高多大,最终也会被贪婪的洪流冲垮。

2、坚持产业服务模式,反对金融交易模式。

美国前联储主席、“沃尔克规则”制定者保罗•沃尔克曾经痛心地指出,美国金融业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最大的、也是最不幸的变化,就是传统金融的“产业服务模式”异化为“金融交易模式”。对中国金融业而言最不幸的是,美国金融业的“最不幸”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仍然被一部分中国金融界人士奉为圭臬。中国的金融业务模式迅速地由“产业服务模式”蜕变为“金融交易模式”。毫不夸张地说,中国金融业近几年杠杆化、泡沫化、自娱化,混业流行,结构复杂,秩序混乱,透明度混沌等金融乱象的病根,正是“金融交易模式”。金融中介不再视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服务为主业和主要收入来源,而是醉心于金融交易投机套利,或诱导客户参与各种名目繁多的金融交易,使社会金融资源配置扭曲、恶化。

因此,要使中国金融业拨乱反正,重回产业服务正道,就必须对症下药,拿“金融交易模式”开刀!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虽然金融交易是金融市场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承担了为融资活动提供流动性支持和价格发现的功能。但是,这种功能在金融活动中处于从属地位,是对金融产业服务的间接支持。当金融交易本末倒置,成为金融的主要业务模式时,整个金融业就异化了,它就不再以服务实体产业为“天职”了。严格地讲,金融交易是“零和游戏”,虽然金融交易创造收入,但它不创造价值。金融交易成了金融机构自我服务、投机套利的滚滚财源。金融交易市场已经变成一块自成体系、自我循环的 “飞地”,不仅未能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有些时候还对整个经济、社会乃至国家金融安全形成了极大的威胁。

总之,要彻底解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问题,并有效防控金融风险,唯一的战略选择就是:

大力发展直接融资

严格限制金融交易

严格限制金融交易,重点是要限制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在中介代理业务之外进行交易谋利。金融中介机构应该恪守客户代理人天职,尽其所能为客户服务,并收取与服务相匹配的报酬。金融中介机构由于享有优于客户的资源、时机、通道等业务特权,对同一交易标的容易发生偷步抢跑,与代理客户业务产生利益冲突,容易滋生不公平交易、内幕交易等问题,所以应该参考“沃尔克规则”,严格限制或禁止金融中介机构从事自营交易。

3、转变观念,把握重点,重视一级市场建设。

资本市场是通过直接融资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重要场所。如何加强资本市场建设?资本市场建设的重点在哪里?这个看似常识的问题,实践中却长期陷入误区。毛泽东同志说:“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确定资本市场工作重点时,我们首先应该找到资本市场的主要矛盾。虽然一、二级市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长期以来,大众自觉不自觉地都把对资本市场的注意力集中在二级市场上,给予了二级市场太多的关注与关爱。因为二级市场实在是关系到太多人的眼前的、现实的利益。但是我却不得不说,这实在是一个误区,资本市场的主要矛盾、主要问题不在二级市场。

业内人士应该清楚,资本市场的主要任务就是发行股票债券等筹集资金,而这项任务是通过发行市场即一级市场实现的。因此,无论从资本市场设立的宗旨目标,还是实现途径来看,一级市场都是资本市场的主战场。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资本市场的工作重点就找到了,资本市场就会导入顺利发展的轨道。

中国资本市场自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在1990年相继开始交易以来,已经经历了27年的发展,但直至今日仍无法满足各方期望。这其中固然有各种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却是对二级市场的过多关注与关爱,没有抓住主要矛盾,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在对一级市场融资能力的培育上。没有把一级市场作为工作轴心,反倒是一切工作都围绕二级市场,一级市场服从二级市场。这些年来,中国的股市没有成为经济的晴雨表,倒是二级市场的行情成了关心市场的各方人士心情的晴雨表。各个方面天天关注股指,关心股票行情。关心的结果是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关系本末倒置,一级市场的发行规模、发行节奏要看二级市场脸色。一级市场的发行计划要根据二级市场的交投是否活跃、股指是高还是低来制定。让人遗憾的是,中国证券市场建立以来,曾九次因为二级市场持续低迷而长时间停止新股发行。空窗期短的数月半年,最长的达一年零三个月。这种不惜以牺牲资本市场融资功能维护二级市场的做法,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二级市场过于低迷,是会严重影响一级市场融资能力的,市场会自动做出调节的。发行与否是一个融资者和投资者博弈权衡的商业行为,市场接受不了,融资者自然会知难而退,无需监管者操心。须知,一个正常持续和可靠的一级市场,对资本市场融资能力和投资者的信心十分重要,对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的贡献能力更自不待言。

让人欣慰的是,中国证监会一年多来已经加大了对一级市场的倾斜和融资能力培养,新股发行保持常态化,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贡献逐渐加大。

对二级市场的不当关注、关爱误区还反映在为所谓的流动性提供杠杆交易工具,为对冲风险创设各种金融衍生品。结果适得其反,加大了市场波动,增大了市场系统性风险,伤害了投资者,反过来又损害了一级市场的融资功能。2015年的股市异常波动,不能不说就是一个深刻教训。

因此,我们应该摆脱认识误区,坚决把一级市场融资功能培育作为资本市场的重中之重,一切工作都要围绕一级市场,服务一级市场,服从一级市场。

4、为二级市场正确定位,规范二级市场建设。

构建新型社会主义金融文化的重点是二级市场。因为金融二级市场是市场各方利益聚焦、参与者人数最多的地方,也是参与者被利益驱使,价值观容易迷失,很难清醒、自觉、自拔的地方。因此,在二级市场,尤其需要社会主义金融文化指点迷津,为二级市场正确定位,规范二级市场建设。

(1)二级市场定位

要为二级市场定位,首先应该明确二级市场的服务对象。二级市场的服务对象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二级市场是为一级市场的投资者提供配置资源、转移风险的流动性支持和融资价格发现的。没有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就没有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二级市场也是为二级市场的投资者提供透明、便捷、安全和低成本交易支持的。

我们必须明确新型社会主义金融文化之下的二级市场价值观:二级市场是从属于一级市场,为其提供配套支持的;二级市场保护正当交易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交易原则,为投资者提供交易便利。但二级市场不应鼓励维持正常流动性、正常配置资源交易之外的过度杠杆交易,应限制过度投机套利交易。

(2)二级市场规范

规范二级市场建设,必须紧紧围绕社会主义金融价值观下的市场定位来进行,有所为,有所不为。

有所为,就是要加强市场透明度建设,注重资源配置优化和效率,维护市场秩序,坚决打击虚假信息、非公平交易、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等违法犯罪行为。

有所不为,一是要正确看待股指。以平常心看待股市潮起潮落,改变观念和价值判断标准,不以股指高低作为衡量股市优劣的标准。除非股票异动,股市剧烈波动,我建议监管部门同事不要每天关注行情,当然市场监察岗另当别论。还是把注意力放在市场融资能力培育、市场规律规则研究、市场秩序维护、投资者保护和金融风险防控上为要。

二是正确认识流动性。流动性是市场融资能力的保障,适当的流动性是一个健康有效市场的基本条件。市场正常的原生态的流动性来自于市场交易标的物的整体价值水准,交易标的的盈利增长前景,不同投资者的风险喜好差别,不同投资者资源配置的时空差别。正是这种价值和差别,以及投机者的参与润滑,在正常的宏观周期经济环境下构成了一个良性的流动性环境。但是,真理和谬误仅一步之遥。以流动性目的介入资本市场的融资融券,打破了原有的流动性均衡。在熊市环境下,因投资者的集体悲观预期趋同,少有人使用融资杠杆,于流动性无补;在一般市道环境下,市场流动性并无问题,融资杠杆的使用者往往都是投机者,投机加大了股市波动,加大了个股的非理性分化和市场投机氛围;当市场预期趋于集体乐观的时候,融资杠杆就成了火上浇油。它会造成流动性泛滥,迅速加大市场泡沫,快速冲顶透支牛市。而当市场预期逆转之时,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的一幕就可能重演,使用融资杠杆的投资者可能被平仓而血本无归,融出资金的证券商可能因集体平仓出逃而出现踩踏灾难。这时候,平日无人问津的融券可能就被派上用处,与股指期货跨市做空一道加速股市下跌。

总之,第一,融资融券是一个投机加杠杆工具,不符合社会主义金融文化,是一个价值观误会。第二,融资融券于正常的流动性无补,其双刃剑助涨助跌,对普通投资者没好处,对国家金融安全没帮助。即使加强节制监管,尽可能防控其风险,也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第三,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减杠杆,可担负直接融资重任、以为宏观经济减杠杆为己任的资本市场的交易活动却在加杠杆。这样一来,不仅挤占了支持实体经济的数以万亿的宝贵资金,也与国家金融战略逻辑、资本市场自身使命逻辑不符。建议重新考虑融资融券发展问题。

三是清醒认识高频交易等技术工具。高频交易风靡美国等西方国家,近年在中国资本市场也开始潜滋暗长,2015年中国股市异常波动中就有机构利用高频交易赚得盆盈钵满。

对于高频交易之类程序化交易现象,我们应该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想当然被所谓的技术进步迷惑。在判断其是否适合引入之前,首先应该了解,高频交易为什么人拥有?为什么人利益服务?

高频交易的使用者一般都是财力雄厚、技术实力强的专业公司,为了提高交易速度,他们往往把服务器安装在交易所主机附近,或者铺设光缆专线、租用通信卫星。由此不难了解:一是这种纯逐利交易和支持一级市场融资毫无关系,获利者是市场专业炒家;二是普通中小投资者无力和他们竞争,不符合资本市场的公平交易原则,这种交易方式不符合新型社会主义金融文化的价值取向。

其次,高频交易具有很大的技术风险隐患。2010年5月6日,美国标普500指数闪电崩盘,20分钟下跌了6.2%,账面损失8620亿美元。事发当天,所有的人都深感震惊,却不知祸起何处,直到很久才发现,原来是高频交易惹的祸。

因此,应该考虑在中国金融市场禁止高频交易。

5、警惕金融衍生品的巨大破坏力

2008年由金融衍生品引爆的危及全球经济的美国金融海啸以来,中国金融界对金融衍生品交易潜在的巨大风险似乎仍未予以高度重视,还陆续推出一系列股指期货、国债期货、期权甚至场外期权交易。在大众的认知中,这些东西似乎是金融创新以及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完善市场结构,管理风险的最好方式。很少有人对此提出质疑。

香港前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先生,曾经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与金融大鳄索罗斯实战搏杀,经历过2001年互联网泡沫,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并多次帮助香港渡过大风大浪、化险为夷。他对金融衍生品一直持否定意见。最近他还撰文指出:过度聚焦于利润和花红的金融文化,催生了金融机构赢得零和博弈的欲望,“投入大量精力去建立被格林斯潘美名为尖端金融的运作手段。创造复杂的财务安排和商业模式,迟早会令金融机构面临前所未见,无从量化并因此无法管理的风险,在不知不觉间甚至会酿成系统性危机。”他还说:“监管机构似乎有一种集体倾向,会向以利润为主导的创新意念伸出欢迎之手。例如,监管机构接纳创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及产品,却没有质疑这些金融衍生产品对实体经济的功用。”久经沙场,在国际金融界广受尊重的任志刚先生的真知灼见应该引起我们深思。

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金融衍生工具既不符合社会主义金融文化内在逻辑,与服务实体经济毫无关系,还挤占实体经济资源,有些时候甚至成为洗劫中小投资者的工具,又非对冲风险、平抑市场波幅的有效风险管理工具。倒是不断地制造和利用市场波动投机套利,并不断地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市场动荡乃至危机。不仅给经济体系乃至全球经济造成极大危害,而且这些以衍生品工具投机套利为生的金融机构,往往把自己也搭了进去。除人人皆知的雷曼兄弟的惨痛教训需要牢记之外,拥有两位因金融衍生品定价模型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华尔街套利之父”、前美联储副主席、美国前副财长等一大批金融天才的美国长期资本公司,及其“梦幻团队”连续两次覆灭的故事,值得我们认真了解和研究。这些惨痛的市场实践告诉我们,金融衍生工具对冲不了风险,只会制造风险。

可能还有人会有幻想,虽然衍生品有风险,但只要加强监管,层层设限,利用技术手段抑弊扬利,就可安全无虞。

我认为,金融衍生品在中国资本市场出现是一个战略方向的误会,它不符合社会主义金融文化,是与服务实体经济冲突的,不存在尺度把控的问题,不必浪费监管资源。

金融衍生品就像毒品,你不能指望瘾君子克制。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之后,国内在引进金融衍生品时就有人给自己寻找理由,说美国衍生品交易爆发危机的原因是场外交易,我们要搞的衍生品是场内(交易所)交易。姑且不论衍生品的场内交易有无风险,曾几何时,国内的场外期权交易已经在“创新”的旗帜下做得风生水起。让人无语的是,场外商品期货期权等竟也打着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旗帜大行其道。目前开展场外期权交易的机构众多,期权标的广泛,交易对手复杂,但尚无规则,仅靠自律。近期场外期权市场规模陡增,市场透明度更成问题,高杠杆风险、跨市场影响风险、借道隐蔽违规风险、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等风险都在积累。由此不难看出,如果方向错了,不要指望监管全知全能,优秀尽责的监管者也防不胜防。

金融衍生品就像一个魔咒,只要打开盒子,它就会不断衍生裂变,愈益复杂,直至无以量化无从管理,爆发系统性风险。例如,近年来中国因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发展,市场复杂性、风险性增加,就有国内金融界颇具影响力的人士提出要推出信用违约互换(CDS)管理风险的动议。正如任志刚所言,“只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或借口,他们便会冒险。最常见的便是以恶名昭彰的CDS去管理信贷风险及市场风险的改变”。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用一种风险工具去对冲另外一种风险,只会把这个市场搞得更加复杂,引发更大的风险。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过程中最让人担心的就是62万亿美元的CDS风险总爆发。不要指望与我们志不同、道不合的金融衍生品可以拿来避险,还是不相为谋为上。

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目标,明确了资本市场在新时代的历史重任,也为我们构建新型社会主义金融文化提供了历史机遇。让我们不忘初心,坚持“四个自信”,用社会主义价值观重塑社会主义金融,让金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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