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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青年 发表于  2017-04-21 11:12:41 5730字 ( 0/699)

陈中华:国企改革不是改掉国企,更不是改掉共产党领导

陈中华:国企改革不是改掉国企,更不是改掉共产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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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农民和中国工人,是完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劳动生产的,中国共产党根椐国民需要,让农民工人干啥,农民工人就干啥,使党国政权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后,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的农民和工人推向市场,失去领导的农民工人只好给资本家打工,拿资本家的工钱听资本家的话被资本家的剥削受资本家的领导,使中国共产党失去领导工农的权力,人民怨声载道。现在人民看病都想去公立医院,找工作都去国企,这些现象足以证明人民对国企的企盼。也足以证明计划经济不但是好的,还对党国政权起到了稳定的作用。

一、凭啥为国企辩护?

之所以要为国企辩护,大致说来有两个理由:一个是从纯经济功能出发为国企辩护,其逻辑在于强调国企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性作用,比如提供公共产品、有助于宏观调控云云;另一个是从政治功能出发为国企辩护,其逻辑在于强调国企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比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云云。

前一个辩护的理论依据,主要来自于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后一个辩护的理论依据,则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

改革开放前,国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执政基础,乃是学界的常识。改革开放后,这个常识逐渐被淡化,以至于为国企辩护的人,只能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为依据才能发声,这使得为国企辩护的理由越来越远离马克思主义。遗憾的是,正是这种远离,使得为国企辩护的底气越来越弱,辩护的力度越来越软,辩护的说服力越来越遭到人们的质疑。

直到最近,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在目前的学界,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为国企辩护的理由,正由经济功能转向政治功能。我注意到,虽然这种辩护理由的转变,并没有在实践上有效地阻止国企进一步私有化的趋势,但在理论上,这种辩护理由的转变还是相当成功的,以至于自由主义公知也慌慌张张地用“国企不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社会主义与有没有国企无关”之类的说辞,来被动回应“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逻辑。

这或许表明,政治功能的辩护可能引起了高层的某种担忧。而自由主义公知的紧张也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力量连它的敌人也不得不认真对待。

二、国企咋成了人们的心痛?

为国企辩护,原本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天然使命。然而,随着私有化的拓展深化,国企性质的异化越来越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很多学生这样问我:“今天的国企,到底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企,还是官僚资本主义性质的国企?”我最近看见一篇文章:《黎亚彬:以国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何错误?》作者愤怒地写道:

 ——改革开放前后60多年的国有经济实践,早已证明国有经济的问题与弊端所在。把这种国有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经济混合起来,搞成一种混合市场经济的做法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既不能解决国有经济的问题,也不能解决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更无法解决让共产党可以继续执政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问题。

 ——这种以“国有”和“私有”相混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错误、行不通、不符合逻辑的,是当今中国一系列社会问题和弊端的产生根源。它既不能实现民众期望的共同富裕目标,也无法解决目前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可以说,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经济危机、经济增长、贫穷与失业、阶级分化与斗争、官僚腐败、官民对立等等都根源于这种国有与私有混合的基本经济基础。

作者的上述看法我并不完全赞成。但俗话说:“在一池污水中,怎样打出一桶清水?”所以,有一种担忧是心痛,有一种指认是痛心。遗憾的是,这种担心和指认可能已经或正在成为事实:今天的国企越来越成为某些权贵的钱袋子,离社会主义性质越来越远。这样的国企,你让人们情何以堪?你让马克思主义者怎不心痛?

三、国企为啥是普世价值的眼中钉?

不论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纠结,普世价值对国企的看法却始终是一以贯之、从不动摇的,那就是:毫不动摇地做大做强私有经济,坚定不移地消灭国有经济。这个“不动摇”,不是100年不动摇就可以OK了,而是千秋万代不动摇。

把今天的国企定义为“官僚资本主义”,亟欲除之而后快,一直是普世价值贯彻“民主、自由”的重大任务之一。有意思的是,官僚资本主义是谁下的蛋?是资本与权力结合下的蛋。不论这个蛋如何具有“国有”的外壳,资本的DNA也已经深深地植入了它的体内。这是不是有些搞笑:既然资本是它的爹,为啥资本还那么不待见自己弄出来的这个“杂种”呢?我以为,问题可能就在这里:

其一,官僚资本与民间资本的利益冲突。从某种意义讲,今天的国企是资本强暴传统国有企业的产物。正因为它是资本的“杂种”,毕竟不是资本的“正宗嫡传”,所以,在资本的世界里,它的出身是可疑的,它的地位是低下的,它的存在也是备受歧视的。

其二,有人说,官僚资本虽然也是资本,国企老总虽然也是老总,但在名分上,国企老总毕竟还只是“国家的打工仔”,是保姆,不是主人。在资本的诱惑下,保姆颠覆主人位置的冲动是非常旺盛的。所以我们看到,体制内的很多达官贵人对维护公有制为啥那么冷漠,对“改制”和“私有化”为啥那么上心?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三,今天的国有企业,其社会主义血统虽然已经不再纯正,但它身上毕竟还有计划经济时期传统国企遗留下来的一些血缘和传统,比如职工待遇、薪酬收入、工作保障、社会福利等等,这与“N多跳”的富士康有很大不同。难怪吴市场愤愤不平地怒斥:国企职工待遇为啥比私企员工待遇高,这是两级分化的根源!——很雷人是不是?

其四、今天的国企究竟还是不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这个问题有很大的争议。虽然吴敬琏、高尚全最近跳出来坚决否认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常识,但从某些人如此激烈的反对态度来看,我觉得,至少从理论上言,国企的存在对普世价值始终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不论今天的国企究竟还残存有多少社会主义成分,在理论上都有“死灰复燃”社会主义的可能。按右派已故的黑老大——蒋委员长的逻辑:“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走一个”。那么,不把国企赶尽杀绝,他们能睡着觉吗?所以,只要国企这个外壳存在一天,普世价值就绝不会善罢甘休。

四、国企的出路何在?

国企应当而且必须改革,这已经基本上成了人们的共识——只是改革的方向和内容,不同的立场,其诉求截然不同:马克思主义者要的是做大做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企改革,普世价值要的是消灭国企的改革。

官方的改革路径基本上沿着“市场化”、“私有化”的逻辑在走:最初是引入奖金和利润的竞争因素,接着是学农村改革搞承包制;然后是改制“砸三铁”,几千万工人下岗分流;再后来是“抓大放小”、“战略性结构调整”、“民进国退”、“放开竞争性领域”,等等。整个过程被归结为“明晰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云云。可悲的是,虽然改革的路径很明确,但改革的理论却漏洞百出,前后矛盾。比如:

 ——为啥要对国企进行改革?开始的理由是:“国企没效率,不赚钱”,所以必须下岗分流;后来看见国企成了“几百强”,赚了大钱,于是又说:“国企把钱都赚了,太霸道、太垄断、太有效率了”,所以必须改革。

 ——为啥国企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甚大?之前说国企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不可或缺;后来翻脸就断言国企的福利比私企高是两极分化的根源,必须壮士断腕。

 可见国企改革的理论之混乱,逻辑之可笑。以这样的理论来指导改革,国企的未来不是很清楚了嘛:死路一条也!迄今为止,关于国企改革的主流理论,说客气一点是胡说,说不客气一点,就是在为共产党制造掘墓人。以此制定的改革路径正在把国企引向死亡之谷,结果必然颠覆共产党的执政根基。窃以为,共产党若要继续执政下去,必须明确以下原则:

(1)国有企业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这一点切勿有糊涂认识,千万不能上普世价值的当。共产党绝不能自掘坟墓,自我戕害。一旦铸成颠覆性的错误,不可挽回。

(2)对国有企业的去留必须有“整体主义”观念(龙斧教授和王今朝教授最近做的实证分析,值得重视)。对执政的共产党而言,国企存在的理由决不仅仅是纯经济的,更是政治上的。

(3)尽管当下的国企越来越具有“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但这并不能成为将国企彻底私有化的借口。改革30多年的历史证明,盲目照搬私有企业的制度模式和管理逻辑,恰恰是导致国有企业异化的重要原因。因此,主流认为国企改革已经达成共识的看法纯属扯淡,而且正在把国企改革导向邪路。其实,国企改革不仅没有破题,而且尚有很大的探索空间。

(4)在当下的市场经济关系下,国企改革若以单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为目标,显然不现实。从原则上讲,国企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守住公有制基本盘的底线,中期目标是完善民主管理和监督机制,远期目标是践行“鞍钢宪法”。必须强调,要保证改革既不走邪路也不走老路,不论是近期目标、中期目标,还是远期目标,贯穿国企改革的逻辑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而不能是别的神马主义。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导性地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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