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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煸肉丝 发表于  2019-06-24 09:17:45 15179字 ( 34/5041)

中国进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 “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咋突破?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小小周伟德 发表于  2019-06-25 16:45:45 67字 ( 0/0)

看到这我猜想起来,虽然街上的垃圾桶都是分类的,但是家里往垃圾桶丢垃圾的时候都是随便丢的。这么说还得在家里加几个垃圾桶?那确实需要强制力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8龙居士8 发表于  2019-06-25 09:06:55 0字 ( 0/3)

强制两字是不同意的,自然形成才是正能量的。

强制两字是不同意的,自然形成才是正能量的。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人轻.vip 发表于  2019-06-25 00:56:02 160字 ( 0/0)

湿垃圾本来用袋来装是防臭,解袋直接倒,臭味全都出来了。垃圾分类的想法是好,但分类越细,使用的塑料袋就越多。群众把垃圾分类好了,装运设备、后期处理及焚化的设施是否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岳阳鱼贩 发表于  2019-06-25 00:05:14 29字 ( 0/0)

应当考虑在垃圾场集中分类,国情不同,不能盲目学日本的搞法。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8龙居士8 发表于  2019-06-25 00:05:03 0字 ( 0/11)

以后机器分拣垃圾了,现在这种落后的分类就局部淘汰了。也没什么好探讨的。

以后机器分拣垃圾了,现在这种落后的分类就局部淘汰了。也没什么好探讨的。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上官虎头纹 发表于  2019-06-24 23:27:29 48字 ( 0/1)

习惯成自然,人人从我做起,慢慢形成习惯,功到自然成,垃圾分类“强制时代”,就会渐成自觉时代---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每天看看 发表于  2019-06-24 22:52:16 9字 ( 0/3)

是件百年大计。哈哈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雨星流 发表于  2019-06-24 19:45:03 340字 ( 0/4)

目前,并不是居民不愿配合政府开展垃圾分类。从国内试点城市多年试点的经验来看,垃圾分类之所以推行多年而缺乏效果,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便在于“分类、转运、处理”三个环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民主了才能富强 发表于  2019-06-24 19:35:45 25字 ( 0/8)

居民分类后,收集时又混在一起拉到填埋场掩埋了,哈哈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jimmye01 发表于  2019-06-24 20:53:27 18字 ( 0/6)

应该到垃圾场让机器人和专业人员来分类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laopao7748 发表于  2019-06-24 18:18:59 22字 ( 0/6)

真抓实干,没有共产党干不成的事,包括反腐。/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任瑞存本人 发表于  2019-06-24 17:20:56 59字 ( 0/14)

亟须踏实治国理政职能反腐法治规范作用,以达推进整个社会同步走进法治秩序。[地图][党徽][国旗][V5][心][微笑]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我的中国梦激扬文字 发表于  2019-06-24 16:23:29 173字 ( 0/2)

做好垃圾分类,利国利民。垃圾分类我们的国家还比较落后,需要不断地加强学习,向一些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分类经验,并且结合实际制定否合我们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建立试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杰尼龟x 发表于  2019-06-24 16:06:22 96字 ( 0/23)

垃圾分类利国利民,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各地要根据自身实际,因地制宜出台相关政策,积极引导居民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前期可在社区进行宣传工作,教一下社区居民哪些垃圾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依法治国好ABC 发表于  2019-06-24 16:03:50 30字 ( 0/2)

突破怪圈靠坚持依法治汚、依法治滞…不能使法律变成“稻草人”。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中国梦;泖桥梦 发表于  2019-06-24 15:56:23 67字 ( 0/3)

为了我们未来的环境,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势在必行。实行垃圾分类,我们要多学习分类知识,践行垃圾分类的知识技能,让周围时刻干净美丽。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发表于  2019-06-24 15:31:06 74字 ( 0/8)

垃圾分类利国利民,从20年前的提倡到现在上海立法推进,使人们感觉到这件废物利用,减少人工、能源、土地消耗,减少污染排放的大好事推行就要到我们身边了。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伟我独尊789 发表于  2019-06-24 15:06:52 54字 ( 0/4)

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首先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作为突破口,让大多数人开始接受这样的理念认同,逐步推进此项工作。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小村夕阳沐轻烟 发表于  2019-06-24 14:18:45 126字 ( 0/4)

1.标准化。最好设立一个统一的垃圾处理标准,让垃圾处理企业的处理技术统一起来。这样垃圾归类也就有了统一的标准,减少人们怕换了个地方就要变更归类习惯的顾虑。2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土地开发公司 发表于  2019-06-24 14:12:32 26字 ( 0/1)

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对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有很大的帮助。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嘉亿日用品 发表于  2019-06-24 13:24:03 46字 ( 0/58)

在提倡垃圾分类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不要铺张浪费,不要过度包装,这个才是从源头减少垃圾的产生。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jimmye01 发表于  2019-06-24 13:03:18 34字 ( 0/3)

垃圾最好由专业人员来分类,这样分得更细,可以使垃圾都到有用的地方去。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panzs 发表于  2019-06-24 11:30:30 80字 ( 0/4)

对各种物资的浪费多了垃圾就多,在提倡垃圾分类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不要铺张浪费,不要过度包装,这个才是从源头减少垃圾的产生。是同垃圾分类相辅相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柠檬77 发表于  2019-06-24 11:17:04 0字 ( 0/19)

地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而这个家园正在被垃圾所包围,垃圾分类应该提高全民意识,政府要大力宣传,只有有了危机意识,才能重视起来,我们要做到垃圾分类,全民动起来。

地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而这个家园正在被垃圾所包围,垃圾分类应该提高全民意识,政府要大力宣传,只有有了危机意识,才能重视起来,我们要做到垃圾分类,全民动起来。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darklighttt 发表于  2019-06-24 11:09:35 40字 ( 0/1)

垃圾问题还是那句话 是放错地方的~~~.就是要当作一个产业来做 商业化为主加管制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公几 发表于  2019-06-24 10:59:13 9字 ( 0/2)

全民环保意识培养。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撒拉黑呦 发表于  2019-06-24 10:51:00 81字 ( 0/6)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柠檬77 发表于  2019-06-24 10:49:23 0字 ( 0/5)

地球是我

地球是我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河泮1717 发表于  2019-06-24 10:29:47 19字 ( 0/2)

先学习垃圾分类知识,再每天分类装袋.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小弓弓 发表于  2019-06-24 10:07:39 41字 ( 0/12)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xinggod 发表于  2019-06-24 09:57:15 28字 ( 0/7)

先学习垃圾分类知识,再每天分类装袋,有闲也许容易些~~~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清风禹王 发表于  2019-06-24 09:41:17 149字 ( 0/11)

垃圾分类是对垃圾收集处置传统方式的改革,是对垃圾进行有效处置的一种科学管理方法。人们面对日益增长的垃圾产量和环境状况恶化的局面,通过垃圾分类管理,最大限度地减少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林铃铃 发表于  2019-06-24 09:24:12 248字 ( 0/33)

除了罚款之外,还有很多其它的工作要做!比如瑞士、日本都有政府定制的各种分类垃圾袋,耐穿刺,能承重,不漏水。饮食类似于中国含水量多的日本还有垃圾滤水袋、滤水网。大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何彩虹 发表于  2019-06-24 09:23:20 26字 ( 0/6)

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对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有很大的帮助。

五月十二日,游客在上海市豫园商城中心广场垃圾分类箱前投放垃圾。  杨建正摄(人民图片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内擦洗厨余垃圾收纳箱。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6月11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园北社区拍摄的厨余垃圾投放管理站。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如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每天早上出门遛弯,她都会提着一个绿桶,桶里装着前一天家里产生的厨余垃圾。到小区门口,她把桶放在一个浅绿色架子上,上面已经整齐摆放着十几个邻居带下楼的绿桶。

不一会儿,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开着三轮车来了,通过机器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实时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厨余垃圾则被送到处理站,由专门环卫车辆运走。负责该项目的某环保公司项目经理邢智磊说:“现在雅宝公寓近一半居民会将厨余垃圾放到绿桶里,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准备积极推广。”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只有积累更多好模式、好试点,才能引领更多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形成新时尚。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

那么,从本世纪初劝导分类到如今强制分类,超大城市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将迎来什么变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该如何破解?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上广等地的环境专家。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再过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正式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标志性意义:在进行20多年倡导工作后,上海率先将垃圾分类纳入法治框架。

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比如,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款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

“此次立法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早在2012年3月就开始施行。不过根据相关调查,对条例具体内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两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对记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着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将出现重大变化。他认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传倡导,缺乏强制力。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

根据报道,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吴向阳看来,“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在广州,《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

“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对记者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过去,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更多的厨余垃圾被分出来了。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6月24日   第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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